他就拿过处方签开药方，将大医院的病历、x光照片等揎了一下，说：“拿过去！碍我事。”
这中医专家开了七八味药，有鬼脸、狼眼，红娘、朱神沙等，奇奇怪怪的药名。
李独生吃了一年，果真慢慢地好了，脸上的毛退了，脸也不继续往狼型发展了，保住了一部分人的特征。但他仍然要写《东方苍狼》，仍然整天浸淫在苍狼的遐想里，谁劝也不中。他爹李三馍说，你还想变成狼啊？李独生说，变成狼我也要写。
附记
人变兽，史书上屡有记载，真假不可考。笔者一位戴姓近邻，生前曾给笔者讲，解放前，宛北皇路店附近有一男，人身牛腿，经常担柴到南阳卖，村边路过时，孩子们都撵着看。他也不避讳，站下捋着腿让孩子们看，并常常拿出核桃给孩子们吃。其脚与牛蹄一样，不穿鞋，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去北关削一削，钉上一副新牛掌。抗日战争时，此人被日军杀害（笔者在拙著《老南阳·旧事苍茫》中记述过）。
笔者好友余泽沛讲，其邓州老家有水塘。20世纪60年代时，塘边住一人家，绿竹数杆，花树几丛，人们都羡慕其住在仙境里。其妻常于夏日夜间，到塘里沐浴，水漾漾，人亦漾漾，像是织女下凡。第二年，“织女”珠胎临盆，吓杀了牛郎：妻子生下的竟是一条大鱼，在地上噼啵乱跳。人们说，其妻是被水塘中鱼精“扑”了。后来，这家人就搬走了。一处蓬莱阁，就成了叫人恐怖的狐宅。
看来，人真会变兽的。但只要别把人性变没了，也不可怕的。比如皇路店的牛腿，比如怪屯的狼脸，他们仍然都是很优秀的人啊。
第五章 疯美人儿
娄庆是个乞丐落户到怪屯的，所以解放后曾当过怪屯的农会主席。他有两个儿子。那时开会经常宣传共产主义，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洋犁子、洋耙，洗脸盆会说话。娄庆就分别给两个儿子起名叫娄上、娄下。这名字虽从俗中取，却挺别致、挺大气的。
娄庆除了有两个儿子娄上和娄下外，还有一个女儿叫娄灯（电灯），1958年3月生。到1959年秋天的时候，妻子又怀了孕，娄庆把他（她）的名字都已经起好了，叫娄话（电话），并打算起码再生两个儿子，一个叫娄洋犁，一个叫娄洋耙。可是，到1960年过罢春节的时候，眼看着老婆肚子已经撅起来了，公社食堂却做不出饭了，妻子的肚子就一天一天又瘪了下去，最后那五六个月的胎儿不知跑哪里去了。又没流产，肚里的婴儿自己却消失了，这事也挺怪的。有人说是因为大人肚子太饿，胎儿就被母体慢慢吸收了，不知这是否有科学道理。反正娄话至今也没生出来；不仅娄话没生出来，从此娄庆的婆娘闭了经（那时她才32岁），连娄洋犁、娄洋耙也孕育不出来了。
娄灯27岁了还没结婚。家里不让她结，预备下给她二哥换亲的。
那时乡下穷，风行换亲：你的姐姐或妹妹给我，我的姐姐或妹妹给你，都不用给对方彩礼。一切按对等原则，你给我做两件衣裳，我也给你做两件衣裳；你给我买一只箱子，我也给你买一只箱子；你家闺女若净人一个来，我家闺女就也净人一个去。生下的孩子有姑没姑父，有舅无舅母。所以，换亲，是无奈的婚姻，结成的亲戚是尴尬的亲戚，没有几家是和谐幸福的。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心理和伦理上的。为了防备对方失诺毁约，在成亲那天，双方都在媒人或其他证人的严格监督下，交换人质似的，同时放人，我的姐姐或妹妹去，你的姐姐或妹妹来。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新郎总觉得自己身子底下压着的，是自己的姐姐或妹妹。因此，不少新郎就房事不举，或举而不坚了，有些十天半月后才能恢复，也有些就阳痿终生。为解决这个问题，人们想出一个办法，把成亲的时间错开：你的闺女先来我家，等十天半月我的闺女再去你家。但往往你的闺女一来，我的闺女就不去了，结果大打出手，亲戚也就变成仇人。这方法不行，后来就又发明了“转亲”。
两家直接换亲，叫“两头挂橛”。“转亲”是3家以上转圈换，甲给乙，乙给丙，丙再给甲，所以俗称“驴曳磨”。“驴曳磨”转的圈越大越好，也就是参与的家数越多越好。最少是3家，多的达五六家。圈越大，半径越长，父母的愧疚感，儿子的负罪感，女儿的委屈感，婚姻的难堪和尴尬，等等，就越小。驴拽磨避免了两头挂橛的诸多弊病，但操作起来极其不易，需要媒人的高超智慧与呕心沥血，有转而不成媒人气死者。
但直到娄下31岁，“两头挂橛”也没挂住，“驴曳磨”也没曳成。原因都是在最后关口，女方一见娄下的样子，都吓得尖叫一声，捂住脸跑了。后来媒人就把给娄家说媒视为畏途，不再登门。
这时，娄灯也27岁了。
娄灯的脸粉嘟嘟，胖乎乎，大眼圆溜溜，小嘴儿红丢丢；梳一根李铁梅长头发辫子，辫子又粗又黑，耷拉到屁股蛋上。她从小腼腆，不爱说话，不管见谁，都是低头一笑。偶尔跟人说话，未张口，脸先红。15岁那年，李长有的老婆跟她开玩笑说：“娄灯啊，瞅你那害羞劲儿，跟露水珠似的，吹股风儿颤几颤，长大咋给你说婆家呀？”娄灯就羞哭了，哭得哽儿哽儿的。上学时，课本上有3个字她不念，也不写。一个是“蛋”字，比如说坏蛋呀，王八蛋呀，捣蛋呀；一个是“球”字，比如说球形呀，篮球呀，地球呀，球蛋白呀；第三个是囚徒的“囚”字。课本上选的有叶挺的《囚徒歌》，老师让她站起来念，她把“囚”字隔了，念成“徒歌”。老师以为她不认识那个“囚”字，就提示了一句：“囚，囚徒。”可是她仍念“徒歌”。提示了几次她也不改。老师就恼了，民办老师，说话也粗，摔了教科书说：“囚、囚、囚徒的囚，又不是球毛的球，你害羞个啥嘛！”全班同学“哗——”大笑起来。娄灯“哇”一声大哭，捂着脸就跑了。从此就不再上学。那是1972年，娄灯14岁。
女人的羞涩是一种美，是一种品质，是一种高贵和典雅，是一种清纯和娇柔。失去了羞涩的泼妇和娼妓，是没有阳具的妖精。
就在娄下31岁、娄灯27岁那年，娄灯出事了。
那时，每年三夏过后，都要进行民兵秋训。公社叫民兵营，武装部长是民兵营长；生产大队叫民兵连，专设民兵连长；生产小队叫民兵排，专设民兵排长。怪屯北边的升龙崖是天然的靶场，靶子往崖根一靠，再瞎的打家，也不怕脱靶伤人。因此，怪屯就成了公社民兵营的训练基地，每年都要把全营民兵集合起来，到怪屯的打麦场里练操，练格斗，练一二一，然后到升龙崖那里练瞄准，最后是实弹射击。
这天正在打麦场里练跑步，营长的口令喊得极其雄壮威严：“一、一、一二一！一二三__四！”跑着跑着，步伐就乱了。营长叫着：“注意步伐！注意步伐！一、二、一！”可是步伐越来越乱，竟有几个人干脆站住了。这一站，阻断了革命征途，整个队伍都不得不停下。营长大怒：“谁让你们停下的？我喊立正了吗？”但没人听他的，都把脸扭向营长的右后方。营长回身一瞅，就也呆住了：一个女人，一丝不挂，白亮亮地站在场边麦秸垛根前，两只手抓在屁股蛋上，身体向前挺着，眼里火光四射，一脸的欲望之色。
这显然是个女疯子。
“这哪儿的疯子？这哪儿的疯子？快撵走！”营长从贪婪中醒过来，大声叫道。
李三馍这时是怪屯的民兵连长，说：“营长，她好像是俺们怪屯的娄灯。”
营长说，到底是不是？
三馍说：“样子是。可是娄灯是个好妮儿，不是个疯子啊？”
营长说：“疯子不都是好人变的吗？快去喊她家里人去，把她弄走！”
李三馍说：“今儿全村人都到狼洞沟上游修大寨田去了，离这儿三四里哩。”
营长具有很高的军人素质，当机立断，大声命令道：“全体注意！立正！向左转！目标——升龙崖，跑步——走！”
这叫转移阵地，或叫战略撤退。
升龙崖那里没有平坦之地，无法进行队形操练，只好让大家趴到地上练瞄准。练了一阵儿，偶然抬头，看见那个白亮亮的女人又撵来了，站在一棵小树下，仍然挑逗地挺着身子。于是，民兵们手中的钢枪就软了，而裤裆里那杆枪就偷偷地硬了，许多人的裤子都给趴湿了。
结果，那年的民兵训练搞得稀里哗啦，实弹射击也取消了，提前3天结束。一个女人，只用把衣服一脱，就把一个英雄民兵营打垮了。
这个疯子正是娄灯。真不敢相信，平时那么温柔羞怯的女子，竟会是这种疯法！
事后人们回忆，其实娄灯的疯提前是有预兆的。近一段时间她很抑郁，终日蹙眉沉思，心事极重的样子。之后不抑郁了，却总是笑眯眯地盯住村上的年轻人看，而平时她是从不这样看人的。只是人们不在意这些。谁知她就突然疯得不知羞耻了。
那时的山里人，其他病还知道找医生看一看，唯独这疯病，是不找医生看的。他们也不知道世上还有精神病院，也不知道大医院里设有精神病专科。他们一般都是自己治。第一个办法是把病人捆到树上，往嘴里灌大粪。病人拼命地挣扎，翻江倒海地呕吐，折腾个半死以后，也有极个别痊愈的。第二个办法是请神汉仗剑作法，捉妖镇邪，装神弄鬼地忽悠一阵后，也有个别病情见轻的，也有病情不好反而加重的。第三个是恐吓法，拿杆老土装，乘其不备，在他身后“嗵”地放一枪，病人吓得一蹦老高，也有被枪声震醒的，也有被枪声吓死的。
这三种办法娄家都试过了，但均无效果。
正是秋老虎天气。那时山里人无电扇，更无空调，好多家连蒲扇都用不起（现在怪屯空调、冰箱、34英寸大彩电都有），晚上男女老少都睡在外面。女人小孩睡在自家院里，男人们都拉领破席，到打麦场上去睡。那里凉快，又能大半夜地叨闲杂，把一天的劳累和一生的无聊都消乏了。
后半夜，场里一片鼾声。突然就有人惊叫起来。原来他的身边又躺了一个人，浑身摸他，把他摸醒了。
全场的人便都惊醒了，围拢看时，叫喊的人是李喜娃，在他席上躺着的，是四脚拉叉的娄灯。
第二天夜里是李三馍叫了起来。
一个村的人，平日都很爱见娄灯。所以不管老少男人，对娄灯都无甚邪念。全村的男人，都感到了难堪。所以，第三天夜里起，场里便没人了，都忍着沤热，睡到自己家里去了，并且都拴上了大门。只有李长有除外。
李长有不能回家睡，他得看牛。怪屯所在的谷屯大队，是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干部群众对毛主席的大集体感情深，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抵触情绪大，所以到了1983年了，土地牲畜还没分（直到今天，中国不是还有几个地方仍在搞“三忠于”不是？）。所以，李长有仍睡到牛屋院里。牛屋院没大门，夜里，娄灯就摸到了李长有的破席上。把个李长有给臊的，深更半夜的，跑到娄庆家去骂：“娄庆！我日你八辈！你把妮儿锁住行不行？！”
娄庆不是没锁，而是锁不住。娄灯住那间房是个单扇门，门脚磨平了，手一掂就摘开了。
第二天，李长有把自家厨房的门摘了，跟娄庆家的的破门换了换。娄灯就被锁住了，成了住单号的重囚犯。
人们都说娄灯患的是老淫疯，是想男人想的了。村里到处都在窃窃私语，指责娄庆把女儿害了。换不来媳妇就算了嘛！为啥非要霸着女儿不放呢？多好个妮儿啊，可惜死了！
哥哥娄下也抬不起头。他知道是自己把妹妹耽误了，耽误成个疯子了。他明白村里人都在议论自己。他吃了饭就下地。不是去干活，是为躲开人群。他躲到狼洞沟上游的一块大寨田里，他的鼻子就是在这块大寨田里被野猪啃掉的，同时被啃掉的，还有他充满希望的人生。现在，妹妹的人生，也等于是被野猪啃掉了——不，是被他当哥哥的啃掉了！他使劲打自己的脑袋。
娄灯被锁在小屋里，仍然一丝不挂。但她不吵不闹。不吵不闹的是文疯子，又吵又闹的是武疯子。娄灯坐屋里整天唱歌。没人知道她会唱歌。整天连话都不说的人，怎么会唱歌呢？起初人们以为是收音机在响呢，原来不是，是娄灯在唱。想不到娄灯的嗓子那么好，撵上邓丽君了。娄灯唱的就是邓丽君的歌：“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除了《月亮代表我的心》，她还唱另一首歌，是电影《叶赫那》的插曲。《叶赫那》很少有人看过，只在水北演了两场。可是不知怎么娄灯竟把它的插曲学会了。她唱道：
阿哥呀，阿哥呀！
阿妹的心在歌唱。
阿妹的歌儿呀，热得像野火，
阿妹的歌甜的像蜜糖！
无心的人啊听不见，
有心的人啊记心上。
啊！
你可曾听见，阿妹的歌在心里唱，
哎——
阿妹的歌在心里唱……
娄灯疯了一个月后，学校放暑假，李四馍从浙江回来了。他浙江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村上人都说他当教授了，他们认为教大学的都是教授。李四馍进屋后，大嫂刘秀延跟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咱村娄灯疯了。”
李四馍就愣怔了，瞪着眼睛，许久才蹦出一句：“娄灯疯了？”
大嫂说：“老淫疯，想男人想的，夜里光往男人被窝里钻。”就把娄灯的疯状跟四馍说了。
李四馍丢下皮箱就往外走，说：“我去看看。”
刘秀延说：“看啥看？赤身裸体的，见男人就往身上……”
可是李四馍已经出门了，脚步飞的一样。
李四馍与娄灯同年生。两个孩子赤条条在一起玩时，娄灯的妈就和四馍的妈说，他俩长大，咱们结亲家吧。当然是说着玩的，说后坐在一起的几个女人都哈哈大笑。长大后两人一起上学。偶尔听到大人们提起当年的儿戏话，两个年轻人都脸红。特别是娄灯，从此就不跟四馍说话，见了总躲着。
娄灯的妈是糖尿病，娄灯的爹是肺气肿，娄灯的大哥是稀屎痨，现在娄灯又疯了，只剩二哥娄下是个健康的人。所以娄家日子很艰难。
四馍说，娄婶儿，我想看看娄灯。
娄灯妈就作难了，娄灯一丝不挂的。
四馍说：“娄婶儿，你就说是我回来了，叫她把衣服穿上。”
娄灯妈就开了门。娄灯望着妈妈，眯眯地笑。嘴里仍然唱着，阿哥呀，阿哥呀！你可曾听见，阿妹的歌在心里唱，哎——阿妹的歌在心里唱……
娄灯妈说，灯，四馍回来了。
娄灯就不唱了，两眼望着妈妈。
“四馍来看你来了，你把衣服穿上吧。”娄灯妈很无把握地望着女儿，因为他们曾不止一次地把衣服给女儿强行穿上，但女儿都把衣服扯下，扯得稀烂，以后就不敢逼她穿了，有多少衣裳够她扯啊。
可是这一次，娄灯妈意外了，女儿在她目光的注视下，缓缓地打开一只桐木箱子，挑了一件葱绿布衫，一条白棉布裤子。穿上后又到处找她的鞋，但鞋没找到，她扔到窗户外面去了。
四馍进屋后，问：“娄灯，认识我不认识？”
娄灯望着四馍，流下两长串眼泪。
四馍说：“我带你去城里看病，好不好？”
娄灯点了点头。
四馍当即就让娄灯妈去找娄下，说一个人不方便，让娄下跟他一起带娄灯去地区精神病院。娄庆一家都不同意，说家里没钱，几个月都没吃盐了。四馍说，不让你们掏钱，我给她看我出钱，以后也不让你们还。娄庆一家这才很过意不去地答应了。
李四馍带着娄灯在地区精神病院过了一星期。回家后，娄灯不脱衣服了，也不唱歌了。但两颊潮红，整天昏睡；偶尔醒来，也是抑郁怔忡，喝三碗凉水，重新睡去。
李四馍不知道她的病是轻了，还是重了，第二天就坐飞机回了浙江。
李四馍回浙江是请医生的。浙江富阳有一个老中医，专治精神分裂症。去年浙大一个女学生因谈恋爱神经了，也是赤身裸体地在外面跑，结果，那老先生开了两剂中药就治好了。坐飞机很贵，但四馍为了尽快把娄灯的病治好，他顾不得钱了。
5天以后，李四馍带着老中医回到了怪屯。
老中医扶了半天脉，脉弦数；又观舌，舌红苔黄；又审瞳，瞳郁怒气。老头就捻着胡须，微闭了眼长叹了一口气道：“唉——！相思不遂，情欲压抑；忧郁害怒，肝气沉滞；久而化火，灼津生痰；痰迷心窍，窍不通则神乱；神乱则行为失常，真性率达，莫顾世范……”
娄灯的妈战战兢兢地问道：“她爷，孩子有治吗？”
老头睁开眼凌厉地望着她，说：“治倒有治，只怕治好之，又害之。”
娄灯妈连忙说：“不会了她爷，我跟她爹商量了，妮儿病好后，就叫她婚姻自由了，老娄家断子绝孙就算了！”
老头说：“你这才是一副良药！我再给她开两副‘瓜蒌泻心汤’辅之，日一剂，水煎，分两次温服。7日后当可痊愈。”
老头开了15味药，是：瓜蒌，天南星，黄连，栀子，姜半夏，枳实，橘红，竹沥，柴胡，大黄，菖蒲，郁金，白芍，甘草，知母。
李四馍送老头上飞机的时候，问道：“先生，你看，娄灯病好后，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老头说，需要保养。
李四馍叹了口气，说：“保养，拿啥保养啊，她家连盐都吃不起。”
老头说：“她的保养不需要鸡鸭鱼肉。”
“那需要什么呢？”
老头拿眼定定地望着四馍，说：“只须男根一棵。”
四馍的脸一下子就红了。
两副药后，娄灯的病果然好了。一家人高兴万分，公开表示，不让女儿给哥哥换媳妇了，只要遇着合适的，就让女儿嫁出去。娄灯从来没说过不愿给哥哥换媳妇，所以，对家里的表态，她也并不喜形于色。但显然她的内心是高兴的，不几天，脸上就红润了，到河里洗衣裳，人们破天荒地发现她抹了粉，涂了口红。
李四馍跟刘秀延说，大嫂，我要跟娄灯结婚。
刘秀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望了他半天，才说：“她是个疯子啊？”
四馍说，她已经治好了。
刘秀延说，那要再犯了呢？
四馍说，犯了我再给她治。
毕竟是嫂子，刘秀延不便过多地干预。她叹了一口气，问：“你跟娄灯说了吗？”
四馍说没有。
“那人家愿意不愿意？”
“愿意。”
“你们从前谈过？”
李四馍摇了摇头。不仅没谈过，他们至今连一句话都没说过。
“那你怎么知道人家愿意？”刘秀延嗔小叔子一眼。
“我知道！”李四馍加重了肯定的语气。
刘秀延问道：“你二十七八了不结婚，是不是就是等娄灯的呀？”
李四馍点了点头。
刘秀延就又叹了口气，说：“要说呢，娄灯虽然没有工作，没有学历，但她是水北第一个美人儿，又温柔，又贤惠，娶了她，也不辱没你李四馍。你说吧，叫大嫂帮你干点啥？”
李四馍说：“娄灯脸皮薄，我也张不开口，你去跟娄灯妈说说，让她跟女儿说。过几天返校，我就把娄灯带走。”
刘秀延就跟娄灯的妈说了。这一说，事情就坏了。
娄灯妈一听说李四馍要娶女儿，别提心里多激动了。李四馍这娃多好啊！给娄灯治好了病，现在又要娶娄灯。人家可是大学教授啊，一个月几千块工资啊！这下俺妮儿可是掉福窝里了！而自己呢，自己也要跟着女儿享几天老年福了——也能坐坐汽车，坐坐火车，说不定女婿还让自己坐飞机呢！
娄灯妈当即就去跟女儿说。娄灯当然高兴，她在内心深处，就等着这一天呢，等了十几年了啊。但她害羞，光知道红着脸，低着头。
娄灯妈对李四馍充满感激之情，提起四馍的好处，滔滔不绝，啰啰嗦嗦：“妮儿啊，四馍跟你是同一年生啊，都属狗啊，他只比你大3天啊，你们俩是上天安排的姻缘呐！你们几个月大的时候，四馍妈就跟我说让四馍跟你结娃娃亲哩。你看四馍这娃多仁义！咱跟人家非亲非故，掏钱给你治病，坐飞机请医生，那得花多少钱呐！要不是四馍，你不就毁了？你不知道你疯了后啥样子啊！脱个光肚肚，见男人就撵，夜里往男人被窝里钻，连李长有……”
老太太只顾说，没发现女儿的脸早就白了。
娄灯的脸是先红的，红着红着，眼看满脸就要渗出血来了，却“唰”一下变白了。她把自己在屋里关了3天，就在李四馍第四天要带她返校时，她却在夜里凌晨4点钟，上吊死了。
人们说，娄灯是羞死的。
都埋怨她妈，个贱嘴婆子！疯时候的事，妮儿不知道就算了，你呱啦个啥嘛！你不知道你妮儿从小怕羞？
娄灯在住屋的山墙上，用粉笔写了3行字：四馍，你知道吗，我5岁时就开始爱你了。现在，我好像一只花瓶盛满了脏水，没资格再爱你了，我只求快点托生，好从头再来。
人们于是又纷纷议论：娄灯看着腼腼腆腆的，半天心里这么作精啊！刚出鸡蛋壳就知道恋爱了。
李四馍却哭得悲痛欲绝，跟刘秀延说，大嫂……我……我也是5岁时就开始爱娄灯了……
刘秀延叫道，天爷！都说咱怪屯出怪事，真是啊！
李四馍一直未婚。直到2007年50岁时，才与浙江富阳一个医院的护士结婚。那护士就是那个老中医的孙女，年仅24岁。春节期间携新娘回乡探亲，村上人一见无不惊骇：新人竟与娄灯一模一样！打听其生辰八字，竟是1983年10月14日凌晨4点出生——与娄灯自杀同年、同月、同日、同时！
世界上的事，真不好解释啊！
第六章 花鱼儿
整个怪屯，除了1960年父母饿死不能提以外，数李馍家日子最风光。四馍是大学教授，经常出国讲学；大馍是全县闻名的企业家，不断上报纸电视；二馍是县委招待所的大厨，天天给当官的做饭，有一年还跟国家总理握了手；三馍最不济，也是个村长。
这些，要说也非偶然。在历史上，李馍家族就是全村最不安分的。前面说过，李馍（这里说的李馍，是4个馍的总称，以上同）的爷爷当过白朗军，李馍的父亲当过土匪。这里再说说他们的姑奶，也是个很奇的人。
馍们的姑奶叫李华云。怪屯人爱用儿化音，都喊她“华云儿”；又因为她从小爱穿花衣裳，人们就把“华云儿”也改了，都喊她“花鱼儿”。
花鱼儿嫁在水北县城。丈夫开石印馆，不知印错了什么，被官府捉去杀了头。她带着孩子回了娘家，自盖了3间房住下。她生得瘦小，皮儿白，方下颏，丹凤眼儿，说话声音沙沙的，带点儿男人的腔。待人和蔼亲切，慈祥温柔。丈夫死后，她一心事佛，在阁楼上专设经堂，每天作晚课，从9点念到凌晨1点，雷打不动，清灵灵的木鱼声传得全村都能听见。花鱼儿的另一个特点是脚小。据说她3岁就缠了脚，脚丫子跟调羹一样大。每天睡觉，裹脚布扯一大堆，早上起床得半天缠，把两只脚缠成两个粽子，然后穿鞋。别人穿两只鞋，她穿6只——因为脚小，为了走路稳当，需要加大脚与地的接触面积，所以除了多缠裹脚外，又加了两层套鞋。她走路两只小脚一拧一拧的，身子就摆成了春风里的柳条；走一阵儿，就扶住墙，咻咻地喘，好像春风住了，只留下远去的柳哨。
怪屯东南20里有个村叫王营。王营有两个江洋大盗，一个叫王荣，一个叫谢五来。王荣大个子，镔铁脸，一脸骚疙瘩，却无胡须。谢五来五短身材，一脸络腮胡，胳膊腿儿壮实得能当顶梁柱使，踹一脚，就把人家的院墙踹倒了。
王荣和谢五来飞檐走壁，来去无踪。新知府上任第一天，他们盗走了知府大印，第二天盗走了惊堂木，第三天盗走了顶戴花翎，第四天就把新任知府吓死了。这只是传说，实际上1910年水北知府周丰年上任第四天是病死的，与王荣和谢五来并无关系。但方圆百里的大户人家都给吓住了，纷纷修寨墙，建炮楼，雇家丁。
怪屯西南15里有一个村子叫夏寨。1917年，已经是民国了。8月15日那天，夏寨的夏廷碧从武汉回来，带了3辆马车。两辆坐的是保镖，中间一辆坐的是家眷，家眷屁股底下坐着两只樟木箱子。人们发现那箱子是4个人抬进屋的，特别沉，不像是衣物首饰。
当天夜里，王荣和谢五来就来了。他们把飞天猫甩上去，猫爪抓住了寨墙头。他们拽住长长的猫尾巴，爬上了寨墙。就在他们趴在墙上往寨里打探，准备往下坠时，看见寨墙外的谷子地里，一个黑影从谷子梢上飞过来，到了墙根儿，不知怎么一跃，就上了墙头，落在与他们不远的地方，也蹲下身往寨里探看。这是一位同行了，肯定也是冲着夏家那两箱银元来的。根据行规，他们用暗语打了声招呼。果然那人一听就凑过来了，是一个瘦瘦小小、穿一身黑色夜行衣的家伙。
3个人都心有灵犀，不用怎么商量，只是互相点一下头，就“嗖嗖”地下了寨墙，又“嗖嗖”地上了房子。夏家三进的大宅院，一色青砖灰瓦。但内线把一切都探听明白了，所以他们就直接奔了钱库。趴房脊上往前看看，见钱库门口有两个家丁抱着枪把守着。他们退到房后坡，揭瓦，揭砖栈子，然后王荣掏出家伙将杉木椽子用尿浇湿，谢五来从背上取下锋利的手锯，“噌——”拉一下，“噌——”拉一下，拉得很有耐性，足有一个时辰，才把一节椽子拉掉。房子上就出现了一个黑咕隆咚的大窟窿，他们叫穴。
两个人就示意小个子往黑窟窿里下。小个子有点迟疑，按规矩，他们两个人是一伙的，由他们其中的一个下才公平。但他看看面前这两个大块头，他哪敢理论？就拉着飞天猫上的绳头，让他们给系下去了。
等了好一阵，绳子才上下耸了3下，是通知穴里面已经将货系好，可以往上起货了。
东西很沉。日他妈银元不沉啥沉？一箱子银元怕有几万块呢。王荣和谢五来忍不住心里高兴，一高兴就不怕沉了。他们把一口樟木箱子拉了上来。他们又把箱子系到地上；系上院墙，系下院墙；系上寨墙，系下寨墙。日他妈做贼可真不容易呀！系到寨墙外面以后，他们就把绳子解了，两个人轮流扛在肩上往前跑。二百多斤重吧，两人累得吐血。可是不敢怠慢，让人发现追上来可不得了！
两个人一直跑了五六里地，才停下来，一屁股坐到箱子上，擦汗，喘气，叫唤。
上气不接下气地呻吟着，还忍不住“吞儿吞儿”笑。王荣说：“那位老兄，恐怕已经被抓住了。”
谢五来说：“说不定正吊在梁上挨打哩！”
“逼他供出同伙哩。”
“他想供也供不出来，他知道咱俩是谁呀？嘿嘿嘿……”
突然，屁股底下的箱子“嗵嗵”响起来。两人吓了一跳，一下子蹦起来。只听箱子里叫道：“哎呀！我睡着了。两位大哥，打开箱子让我伸伸腿。”
两人面面相觑，只好把箱子给打开了。
那小个子黑衣人从箱子里跳出来，埋怨道：“两位大哥太实在了！把我扛两里放下算了，一下扛五六里，不嫌累呀！”
谢五来说：“不累不累！老弟今儿个下穴起货功劳大，扛着你走是应该的。”
两人便不敢再小瞧这厮。本来打算把他那份私吞了的，反而被捉弄个苦。只好把银元倒出来，扒成3堆，一人一堆。可是那厮却掏出尺把长一条口袋，装满一口袋，剩下一大半却不要了。二人执意让他，他说：“不行不行，你看我浑身没四两力，多了拿不动。剩下的您俩分了吧。”
王荣和谢五来更敬重这个小个子黑衣人了。当下就拜了把子，王荣老大，谢五来老二，小个子老三，二人都问他喊小三儿。3人遂成莫逆之交。
第二天早晨怪屯便来了许多警察，挨家询问：家里几口人？昨天夜里都在干啥？出过门没有？花鱼儿的哥哥当过白朗，丈夫又是被杀头的，警察就特别注意她家。可是保长李凹斗却打保票说：“她家没事！孩子才几岁着哩；花鱼儿脚小，二里地都走不动；半夜出恭时我还听见她家木鱼响，呱！呱！像水鸡儿叫。”
这就把花鱼儿作案的可能性彻底排除了。
1927年10月，水北县城发生了一起著名的劫狱事件。白天刚抓到的两个要犯夜里被人救走了。而劫狱者被当场捉获。
作案人是三个：惯盗王荣、谢五来，还有二人的拜把兄弟小三儿。
那天夜里他们采取的仍然是“挖穴”的老办法，在后房坡挖窟窿。小三儿身轻如燕，自然还是他下穴。等把那两个要犯从穴里吊上来后，再把小三儿吊上来。可是穴口的椽子却“咔嚓”断了一根，小三儿没拉上来，王荣和谢五来却一起掉了下去。
谢五来说：“日他奶奶！一辈子都是赚，这次赔了，救俩赔仨。”
花鱼儿说：“不赔。那是两条龙，3条鱼换两条龙，这次赚的比哪次都多。”
在刑讯室里，剥了衣服挨皮鞭时，王荣和谢五来才大吃一惊：原来小三儿是个女人！只是乳房很小，圆鼓鼓的，一握而已；紫黑色的乳头却大，像两颗熟透的桑葚。谢五来被抽得满脸满头的血，望着小三儿“嘿嘿”笑起来，说：“三儿，你咋不早说？早说二哥就把你那俩桑葚儿吃了。你看现在多可惜！”
警察就又抽了他几鞭子，骂道：“吃枪子儿吧你！还想吃桑葚儿！”
王荣和谢五来恶名在外，很容易就弄明了身份。但小三儿却是个谜。问她哪里人，她闭口不答。逼问王荣和谢五来，谢五来问：“三儿，你让说不让？”小三儿瞪他一眼，使劲摇摇头。谢五来就说：“俺弟儿不让说。”
不说就打。打了一阵儿，又问：“你说不说？”
谢五来仍是那句话：“俺弟儿不让说。”
警察骂道：“你弟儿让你死，你就死吗？”
谢五来说“俺弟儿叫我死，我就死。”
警察说：“放你妈那屁！你弟儿不让你死，你也得死！”掏出枪，“嘣”地一声就把谢五来打死了。
警察局的人问怪屯的保长李凹斗：“你们村有个叫小三儿的女人没有？”
李凹斗说没有。
又问：“那个白朗匪的妹妹叫什么名字？”
答叫花鱼儿。
问，她昨夜在家没有？
李凹斗毋庸置疑地肯定说：“在！后半夜我出恭，还听见木鱼响，呱、呱、呱！像水鸡儿叫。”
两天以后，3个人的头都被割下来，挂在县城的城门楼上示众。李凹斗一看，吓得屙了一裤子稀屎：他认出其中的一个是花鱼儿。
李凹斗失急，慌忙往家跑。怪屯距县城45里，紧赶慢赶，到家也近了黄昏。离村子半里远，他就听到花鱼儿家传来了木鱼声，呱！呱！呱！像水鸡儿——不，像鬼叫！人死了还敲木鱼呀？李凹斗吓得头发都竖了起来。
李凹斗硬着头皮来到了花鱼儿家，看见阁楼上花鱼儿的经堂门关着，屋里有昏黄的灯光透出来。他腿有点儿发软，不敢进，站着问鲁喜：“你妈呢？”鲁喜是花鱼儿的儿子，当时只有5岁。鲁喜回答说：“我妈在念经。”
李凹斗的腿就软得站不住了，想回头往外跑，竟不听使唤。他站着筛了一阵儿糠，心里想，难道真个有鬼？这怎么可能呢？就是真的有鬼，我与花鱼儿也无冤无仇，并几次为她遮掩，她也不会害我。这时，他反而战战兢兢地想看看花鱼儿变成鬼是个什么样子。他竟硬着头皮向阁楼上爬去。
趴在门缝上，李凹斗看见，经堂里垂着黄绫子帐幔，帐幔里坐着塌蒙着眼不忍看世界的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大势至菩萨。一对龙凤烛，3柱迦南香。没有敲木鱼念经的人，只有一只鸡站在莲台上啄食，啄得敲木鱼的警山玉杵翘起，落下，翘起，落下……
李凹斗一屁股墩在地上。
原来花鱼儿家有一个极贵重的古物——明代铜漏。这是古人计时用的装置，驱动计时的不是法条，而是水。让水一滴一滴地落下来，击在一个杠杆上；杠杆的另一头连着一个刻盘，只要控制水滴的匀速滴落，时间就基本准确的给记录下来了。只是花鱼儿家的这只铜漏现在不是用来计时，而是用来敲木鱼。花鱼儿把它改造了，落下来的水滴击动杠杆，杠杆一动，就有一粒高粱米滚出来。高粱米掉在一只小勺里，小勺的另一头就是敲木鱼的锤子。她养了一只鸡，白天饿着，晚上抱出来让它叨铜漏里掉出来的高粱米。它一叨，木锤就翘起来了，落下时，就“呱”地一声敲响了木鱼。
李凹斗看得目瞪口呆。他又问鲁喜，你这娃子，骗舅哇？你妈到底上哪儿去啦？
鲁喜说，我妈说她到普救寺放生去了。
“这香火是你点的吗？”
鲁喜说，我妈走时交待别让菩萨断了香火，别让鸡子晚上饿着。
原来花鱼儿也是个大盗！她藏在木鱼声里，昼伏夜出，神不知鬼不觉，不知偷了多少人家，劫了多少商客！怪道她家仅两亩薄地，日子却滋滋润润，花衣裳一天一套。
更奇的还在后头。1950年剿匪反霸，北山一股顽匪让解放军一个排全军覆没。后来把这帮家伙抓住了，一百多人。其中就有鲁喜。鲁喜被押回怪屯，开会公审，准备枪毙。正要绑缚刑场，农会主席娄庆却像个小脚女人一样，脚后跟一拧一拧的，跑到台上，抱住鲁喜大哭，一面哭一面说：“儿啊！儿啊！我可怜的儿啊！妈就你这一个儿啊！你不能死啊！”
土改工作队的领导大喝道：“娄庆！你成何体统！”
娄庆乜斜了媚眼道：“我不是娄庆！”
“那你是谁？”
“我是花鱼儿！”
村上的人看看娄庆的举手投足，确实是花鱼儿的做派；听听娄庆说话的腔口，也确实是花鱼儿的声音。人们都知道，这是鬼附身了，是花鱼儿的鬼魂附到娄庆身上了，无不浑身起鸡皮疙瘩。
工作队的人拿根绳子要绑娄庆，说：“娄庆！你清醒一下，不要胡闹！”
娄庆的身手竟显出不可思议的敏捷，一蹦一蹦的，躲开几个人的撕扯，把绳子也夺过来，扔到了台下。他哭叫着：“你们不能杀我的孩子！他是烈士后代，我是为救工委赵书记才死的呀！”
人们都莫名其妙，面面相觑。
娄庆又说：“我有证据呀！不信你们到我家里去搜，在经堂的后房沿处，从东往西数，第七根椽子的竹筒里，有我的证件。”
工作队的人就去搜。花鱼儿家的房子是竹竿椽子。他们找到了第七根椽子，用铁丝弯个勾往里投，真个勾出来一张桑皮纸。但房子漏，被雨水浸泡几十年了，桑皮纸上什么也看不清。
娄庆看把证据找出来了，就呼呼地睡去。他睡了两天，睡醒后，对前面的事一无所知。
那张纸并不能证明什么，鲁喜还是被枪毙了。
娄庆也因为那次鬼附身的事被怀疑立场有问题，农会主席也被撤了；他只当了不到4个月主席，所以以后的娄庆身上看不到一点儿村干部的影子。
1987年11月，水北党史研究有了重大发现：党史办在邻省的档案馆里，找到了3份水北县早期党史资料，其中一份竟是一张党员登记表，上面写着：
申请人姓名：李华云。
曾用名：花鱼儿、小三儿。
籍贯：水北县安铺镇第三甲拐屯村。
入党时间：民国十六年（1927年）六月二十一日。
党内职务：中国共产党水北工作整理委员会敌工部长。
……
花鱼儿——李华云，1997年7月1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她是大革命时期，水北县唯一一位革命烈士。
第七章 树怪人妖
山里老头李来坐在公共汽车上，走一会儿就问，市委到没有？5遍以后，乘务员便不再回答，只是翻翻白眼；又5遍以后，乘务员连白眼也不翻了，只装没听见。一个刚上车的退休干部坐在李来身边，有些过意不去，就搭讪说，老人家，到市委干什么呀？李来说，我去上访。老干部问，这么大岁数了还上访啊？李来说，人家都说年轻人来上访，门卫拉进大门就打，打得什么时候说不再上访了，才把你放出来。所以家里人就商量叫我来了……老干部笑起来，说前几年是这样，现在哪还有这种事啊！现在都讲和谐哩。老先生，可别听有些人瞎说，现在的领导都很亲民的……哦，到了到了，老先生快下车！你看左边那个大门就是市委。
李来赶忙起身，拉着那人的双手，热乎地说，谢谢！谢谢！娃儿，你闲了到家去坐啊，城北怪屯的，离城45里，卧龙山南半坡。路不好走，上级说明年修柏油路哩，修6米宽。乡长说……乘务员啪啪拍了两下引擎盖吼起来，这老头！你下不下车啊？不下走了，开车！汽车就哼了一声，浑身一抖。李来这才慌忙松了手，连说下下下！下到车底下，又一脚踏着车板，扒着车门往里伸长脖子交代说，娃儿！怪屯！好找的很！村头有棵大槐树，10里开外都看得见；树上住的有仙家，夜里会放光；老爷儿一下山，三五十里内的鸟儿都往那树上飞，跟着鸟儿走就……
乘务员又拍打引擎盖，哎呀！你烦人不烦人啊！
闺女，不烦不烦！李来点头哈腰地说，把头缩了出来。可他的手却向车里礼貌周全地摆了摆。只听“哐哧”一声响，车门合上了，一下夹住了他的手脖子，疼得李来尖叫起来。女乘务员这下不厉害了，慌忙跑过来，对不起对不起，老大爷，咋样咋样？伤着没有？
李来向乘务员摆摆手，说，没事儿闺女，没事儿！其实手脖子上已经流血了。
李来向前走了几十米就到了市委门口。大门右边的圆木礅上站着一个戴大檐帽穿红筋制服的保安，手拿红绿小旗，在指挥小轿车进出。李来凑上去问道，同志，人让进不让进？保安聚精会神，不理他。这时从左边跑来另一个保安，拦着他问，干什么的干什么的？李来说我来找高书记。保安再问，啥事儿？李来摸摸索索从怀里掏出一张报纸，说，我想问个事儿。他把报纸抖抖索索地打开，擩到保安面前，用手指着说，你看，这个，这个……
保安在寒酸的老百姓面前很像个领导，老百姓越寒酸，保安就越像个领导。他并不接报纸，反而把胸脯挺了挺，把双手背到后头，歪头向报纸上斜了一眼。只见报纸上的头版上登了一幅大照片，彩色的，高书记正在跟一个白发老人握手。高书记弯着腰，一只手抚在老人肩上，极亲切的样子。老人满脸鸡皮，一头白发，张着大嘴，不知是笑是哭，嘴里不见一颗牙齿；由于太老，也看不出是男是女。旁边的黑体字大标题写着：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敬老爱老动心肠——市委高书记步行20里到深山看望百岁老人。
保安翻翻眼皮，看到照片上的老人并不是眼前这个老头，说，你要问什么事啊？李来又用手向报纸的下端指了指，这儿，这儿。保安的目光又向下斜了斜，看见了另一篇放在二题位置的新闻报道：记者从市政府有关方面获悉，经市委市政府研究，今后我市百岁以上老人，将获得每月300元的寿星赡养费。这是我市创建和谐社会的又一重大举措……
保安又翻翻眼皮，问，你到底要问什么事啊？李来很口吃地说，我想问……我想问……这300元钱在哪儿领，县里和乡里都说不知道……老头难为情死了，平白无故的，为什么问人家要钱呢？岁数大？岁数大是你自己长的，又不是人家政府让你长的，算个屁理由嘛！可是家里老老少少都让他来上访。啧！
保安又看看他，问，你今年多大了？
李来答，81岁啦。
保安说，上边说的是百岁老人啊。
李来说，我是给我爷领的。
“啊？”保安一下子就不像个领导了，政治上很不成熟地瞪大了吃惊的眼睛，“都81岁了，你还有爷爷啊？”
李来说，我爷今年126岁了，高书记看望的那个老太太比我爷小20岁哩！
保安也就二十来岁吧，听到这里赶紧搀着老头的胳膊，说，哎呀！奇迹，奇迹！我爷爷今年才73岁，你都81岁了还有爷爷！快进来喝点茶。渴了吧老爷爷？
李来一下子眼泪汪汪的，说，娃儿，我渴。我在车上站了一晌，到城里才有人给我让个座，城里人文明。你看这天热的……说着腿一软，就晕倒在保安的怀里。保安把他扶到警卫室里，放到椅子上。屋里开着空调，凉飕飕的，李来打了个激灵就醒了过来。
保安在饮水机上接了杯水，一手抚着老头的背，一手喂着老头喝水。人老了也会撒娇的，并不推辞，就让人家喂他。喝完一杯又说，娃儿，再给我来一杯。保安就又喂了他一杯。这次，保安一边喂，一边低声地说，老爷爷，我给你说啊，这事儿啊，你不能到这里问，你要到市政府去问。知道吧？
李来说，市政府不是跟市委一回事儿吗？
保安说，不是一回事儿。市政府是管全市人民吃喝拉撒的，市委不管这些事情。
那市委管啥呀？
市委呀，市委管市政府哇！
那不就结啦！我找到根上啦……
哎呀！保安急得在桌子上拍了一巴掌。老爷爷！我也给你说不清，反正这里不管，你赶紧往市政府去吧，要不一会儿就下班啦。我给你说，出了市委大门往右拐——左右你知道吧？可别往左拐呀，往左拐就跑到汽车站了。记着往右拐，前行100米；左拐，前行150米；再右拐，前行50米，左拐……就到了。很近的，快去吧！
老头的白胡子上挂满了水珠，沥沥拉拉地往下掉，他也不擦，站起来从怀里掏出一卷钱，说，娃儿，我给你留俩钱。保安愣了一下，“什么？”赶紧伸手捂着老头的手。别别别，可别！老爷爷，你这是干啥呀！快装起来，装起来嘛！保安真是急了，脸红脖子粗的。
李来拿出一块钱说，娃儿，你喂我两杯茶，我都没谦让，你谦让个啥？给你留俩钱儿，晌里谗了，你买个冰糖葫芦啥的。我有钱，娃儿！我来时带了10块哩，来回车票8块，还剩两块，给你……
小保安推着他说，快走吧老爷爷，马上晌午啦，钱留着你中午吃饭，啊？走吧走吧！
李来说，哎，这娃儿！那，就算了！娃儿，有空你到家去坐啊？城北怪屯的，离城里45里，卧牛山南半坡；路不好走，上级说明年修柏油路哩，修6米宽。乡长说……
小保安叫起来，哎哎，右边走右边走，不是给你说过了吗？李来哎哟了一声，从门左边拐过来，一步一回头地叮嘱道，娃儿！怪屯！好找的很！村头有棵大槐树，10里开外都能看见；树上住的有仙家，夜里会放光；老爷儿一下山，三五十里内的鸟儿都往那树上飞，跟着鸟儿走……
小保安连连摆着手说，记住啦记住啦，你快走吧！
李来走在深秋的大街上。他是第一次进城，街是那么宽，楼是那么高，小轿车那么多，人是那么稠，一街两行到处花花绿绿的，新奇又神秘。他一边走一边看，脖子像安了轴承似的，不停地转。市委到市政府不过四百来米距离，他也拐了几个弯，但弄不清是左是右。直到下午一点多钟，他才转到一个大门前，看样子像个大机关，可看着又有点面熟，似曾来过。正狐疑着，那个小保安推辆山地自行车从院里走出来，刚翩腿上车，又立即跳了下来，喊着他说，老大爷！你怎么又回来了？找到市政府没有？
李来说，没有！我问乡政府在哪，人家都说不知道。
保安愕然了一下，什么？乡政府？你不是去市政府的吗？
李来这才梦醒一般，说，哎呀！我平常说乡政府说顺嘴了，你看……
保安说，走吧，我正好下班，把你送到市政府吧。
市委的保安把个山里老头送给了市政府的保安。市政府的保安拦着李来，和颜悦色地说，老大爷，请问你找谁呀？
老头说，我找市长。
哪个市长？
是是是……
史市长？你跟史市长是亲戚？
不是。
那你找他干似么？
我问他要那300块钱。
他争你的？
不争。
那你……
去去去！你跟他磨蹭个啥？另一个岁数大些的保安走过来，“市长会争他的钱？神经病！快走开老头，汽车过来了，小心轧着你，啊？”说着就过来推李来。李来不走，掏出报纸要让保安看。保安不看。小轿车已经停下来鸣喇叭了。老保安有点急，一用劲，老头趔趄一下，要倒，被小轿车里出来的一个中年人扶住了。
你们这是干啥？这么大岁数了，你们竟这样对待他？咹？中年人怒视着老保安，又转身将李来衣襟上在家沾的几根草拍掉，说，老先生，对不起啊，你不要紧吧？下去我一定狠狠批评他们。
没啥，没啥，娃儿们岁数小，你可别……李来为保安辩护说。
老保安很惶恐，低眉搭眼地说，史市长，他，他说要找你……
原来这就是史市长！李来看他这样亲自己，正要张口问他喊娃儿哩，这时不敢喊了，可是心里却更加地感动，一时间竟有些慌乱。
哦，找我呀？有什么事呀老先生？史市长个子很高，弯着腰趴在李来脸上问，像老师问一个小学生。
他说问你要钱哩！老保安抢着说，想向市长献好，想向市长证明自己刚才的卤莽行为很有必要。史市长哦了一声，看定了李来。
这个……这个……李来有些口吃。他把报纸递给史市长，指着第二篇报道说，就这个！
史市长接过报纸，双手拿着，飞速地看了看，说，哦，这事是民政上管。小吴，你负责3点上班以后，把老大爷领到民政局去。让老大爷先到传达室歇着，弄杯茶喝。哦，老先生，你吃饭了吗？
没有。已经晌午了？李来这时突然感到非常饿。
哦，小吴，你先领老大爷到附近饭店里买点饭吃吃再说。史市长说着从口袋里掏出10块钱递给小吴。李来连忙去拦，说：“不不不，娃儿，”他终于还是向市长喊了声娃儿，“不不不！娃儿！我有钱！我来时带10块钱哩！来回车票是8块，还剩两块，我……”史市长听他这样说，脸上就沉重了一下，没说什么，但却又从口袋里掏出50元塞到李来手里，说，老先生，这点钱你拿着。
李来没有谦让，他把钱接在手里，狐疑着，仰望着市长的脸问道，不是说300元吗？
市长说，哦，这是两码子事儿。300元的事等吃了饭让小吴领你找民政局去问；这50元是我个人的一点儿心意。老先生，别嫌少啊。
李来一听是这么回事儿，说什么也不要。史市长硬塞到他口袋里，用手按着不让他往外掏，并虎着脸说，老先生，我生气了啊！说罢就扬长向院里走去。
李来看市长是真心的，十分感动，用手攥着口袋里的钱，向市长喊道，娃儿！有空到家去坐啊！城北怪屯的，离城45里，村头有棵大槐树，10里开外都能看见，树上住的有仙家……
下午3点钟，山里老头李来已经坐在市民政局局长的办公室里了。局长是个小矮个，白胖，秃顶，双下巴，稍微一笑，活脱脱一个弥勒佛。他亲自给李来倒了一杯茶，说，热呀！来，先吹吹。他把一个落地扇对着老头，然后又去把空调打开。“一会儿温度就降下来了。老先生哪里人呐？”
李来说，城北怪屯的，离城45里，村头有棵大槐树，10里开外都能看见。树上住的有仙家，夜里会放光……
局长笑笑，打断他的话说，哎呀！这么神奇呀？你来就是跟我说这件事的吗？
李来说，不是，我来是要那300块钱的。
什么300块钱？
就是……你看。
局长接过报纸，只瞟了一眼就放在了桌子上，用胖手掌拍了拍，说道，这个事儿啊，听说市长办公会上议过。可是之后民政局并没有接到进一步指令。至于现在具体操作到什么环节，我也不知道。怎么，老先生您贵庚100岁啦？没看出来。
李来说，我今年81岁，我爷爷126岁了，我替我爷爷要的。
什么？！局长十分惊异，126岁了？世界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