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盖普眼中的世界

盖普眼中的世界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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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分之三还不够。

    他扔掉了。

    然后他又写了一张,这张真的拿给她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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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怪你。

    后来,他又写了一张:

    我也不怪我自己。

    他还写给母亲: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恢复完整。

    白衣珍妮穿梭在弥漫潮湿盐味的房子里,逐个房间做她的看护,传递盖普的纸条。他就只能写这么多。

    当然,狗头港的房子充当疗养站已行之有年。珍妮的受伤妇女都在那儿重新站起来;这些洋溢大海的气息的房间里,曾经容纳无数悲伤的故事。罗贝塔·穆尔东的伤心往事也在其中,她变性后最难挨的阶段,就在这儿跟珍妮一起度过。事实上,罗贝塔独居——以及跟一连串男人同居——宣告失败,盖普一家搬进来时,她已回到狗头港,跟珍妮一块儿住。

    春天气候渐暖,丹肯的右眼洞逐渐痊愈,比较不容易沾黏沙粒后,罗贝塔会带他到海滩去。就是在这片海滩上,丹肯发觉自己接球时,对距离判断会有误差,罗贝塔试着陪丹肯玩球,足球却老是打中他的脸。他们放弃踢球,罗贝塔在沙上画出自己在费城鹰队打边锋时,每一场比赛的攻防阵式,逗丹肯开心;她津津乐道当年由他,九十号罗勃·穆尔东主导的鹰队攻势,她为丹肯重演底线得分传球、射门、越线罚球等既狠且准的绝招。她告诉丹肯:“跟牛仔队对抗那回,我们在达拉斯出赛,那条阴险的毒蛇——八号,人人都这么叫他——从我的盲点冲过来……”她看看这安静的孩子,他的盲点会一辈子跟着他,于是巧妙地转换了话题。

    在盖普面前,罗贝塔的话题则是变性后种种搞不定的棘手细节,因为盖普似乎有兴趣,罗贝塔也知道,盖普可能会喜欢听人家谈一个跟他自身困境全然沾不上边的难题。

    “我一直都知道我应该是女的,”她告诉盖普说,“我梦见人家跟我zuo爱,对方是男人,在梦里我一直是个女的;从来没有说我是男的,再跟别的男人zuo爱。”罗贝塔提到同性恋的口吻,透露强烈的轻蔑,盖普觉得很奇怪,一个人一方面勇往直前,使自己万劫不复地成为社会上的少数族群,一方面却又对其他少数族群极度不包容,敌视的程度远超过外人所能想象。罗贝塔还有股骄气,对其他到狗头港来求助珍妮疗伤的不幸妇女啧有烦言。“那群该死的女同性恋,”她对盖普说,“想把你母亲变成她根本不是的那种人。”

    “有时候我觉得我妈就是这样,”盖普逗罗贝塔,“她让人家以为她是她根本不是的那种人,使他们快乐。”

    “哼,他们想把我搞糊涂,”罗贝塔道,“我准备动手术时,他们一直游说我放弃。‘试试同性恋,’他们说,‘如果你想要男人,以现在的状态去上他们就可以了。变成女人以后,人家只会占你便宜。’这是他们说的。他们都是胆小鬼。”罗贝塔做了结论,但盖普哀矜地知道,罗贝塔确实被人占便宜,而且三番两次,无一例外。

    罗贝塔的反应激烈,但并非只有她这样;盖普母亲收容、照拂的其他妇女,也都是褊狭心态的受害者——但她遇见的案例,几乎都心眼更小,更不能包容那些应该同病相怜的人。盖普觉得这样子内斗毫无道理,他对母亲有能耐收服这些人,让她们都心满意足,和平共存,着实佩服得五体投地。盖普知道罗贝塔在实际动变性手术前,曾经有好几个月时间男扮女装。他早晨以罗勃的男装打扮出门;他采购女性服饰,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变性的费用都来自出席男童与男性俱乐部的餐会,发表演讲的收入。晚间,在狗头港,罗勃会充当模特儿,把新装一件件秀给珍妮和住在那儿、吹毛求疵的女人看。雌性荷尔蒙开始使他胸部丰满,改变了这位前边锋的身材之后,罗勃推掉了所有的餐会活动,穿上男人味的女性套装,戴上保守的假发,大踏步走出狗头港的房子;从动手术前很久,他就试着扮演罗贝塔。目前,就临床上而言,罗贝塔的性器官与泌尿器官,与其他妇女无异。

    “但当然,我不能怀孕,”她告诉盖普,“我不会排卵,也没有月经。”珍妮安慰她说,同样情况的妇女多达数百万。“我从医院回家,”罗贝塔对盖普说,“你知道你母亲还告诉我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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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普摇摇头,但他知道,罗贝塔所谓的“家”,就是狗头港。

    “她告诉我,我的性别比她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更清楚。”罗贝塔道,“我真的需要这句话,因为我一直得用那台可怕的扩张器,防范我的荫道收口合拢;我觉得像一台机器。”

    好老妈。

    盖普写道。

    罗贝塔忽然说:“你写的东西里有那么多对人的同情,但我从你身上,你的现实生活里,看不到什么同情。”珍妮也一直指控他这一点。

    但现在,他自觉有更多同情心。下巴被铁丝锁紧,妻子手臂吊着绷带——丹肯的漂亮脸蛋只剩半张完好——盖普觉得对其他流浪到狗头港的不幸者,更能慷慨相待。

    这城镇只有夏天是旺季。到了淡季,海洋路尽头,灰绿色的沙丘和白色沙滩之间,就只剩这栋屋瓦泛白、有门廊和角楼的豪宅还有人住了。偶尔跑来一只狗,在骨骸色的漂木间东嗅西嗅,还有住在内陆好几里外的退休人员,住在过去消夏的别墅里,不时来海边散个步,捡几粒贝壳。夏季的海滩上满是狗、小孩和帮忙看小孩的人,港湾里总有几艘色彩鲜艳的船。但盖普一家搬过来时,整个海岸都像被遗弃了。沙滩上到处散落冬季涨潮带进来的垃圾,荒无人迹。整个四月和五月,大西洋都呈瘀伤的铅灰色——跟海伦鼻梁一个颜色。

    淡季到镇上来的人,一眼就会被认出,都是来找那个著名护士的迷失妇女。夏季,这些妇女往往得在狗头港徘徊一整天,才找得到知道珍妮住处的人。但狗头港的永久居民都知道“海洋路底那栋房子”,他们会指点问路的沧桑妇女:“那房子大得像旅馆,亲爱的,你一定不会错过的。”

    有时慕名来访者会先走到沙滩上,对着房子张望良久,然后才鼓起勇气,上前探问珍妮是否在家;有时盖普会看见她们,一个两个三个,蹲在海风吹袭的沙丘上,瞪着房子看,好像这样就可以读出里头的同情心有几度。如果不只一人,她们会在沙滩上商议;其中一个会被公推出来敲门,其他人则瑟缩在沙丘上,像被勒令不得乱跑的狗!等候召唤。

    海伦替丹肯买了一个望远镜,丹肯可以从他那个有海景的房间,窥伺胆怯的访客,在传来敲门声之前好几个小时,就宣告她们的存在。他说:“有人找奶奶。”调焦距,不断调焦距。“这个大概二十四岁,也可能十四岁。背一个蓝色的背包。她拿了个橘子,可是我想她不会吃。有人跟她一起,可是我看不见她的脸。她躺下来了;不对,她生病了。不对,她好像戴着面具。可能是另外那个的母亲——不对,是她姐姐。或只是个朋友。”

    “她开始吃橘子了。好像不怎么好吃。”丹肯报道。罗贝塔也跑来看;有时海伦也看。但多半时候是盖普去开门。

    “是,她是我母亲。”他会说,“她出去买东西了。请进,如果你愿意等。”他会微笑,但他也会用跟那些在沙滩上捡贝壳的退休人员挑选贝壳一样的眼光,仔细端详访客。在他下巴痊愈、撕裂的舌头长好之前,盖普会准备好一把纸条再去应门。很多访客对于接到纸条,毫不感到意外,因为那也是她们仅有的沟通方式。

    哈啰,我名叫贝丝。我是爱伦·詹姆丝协会的一员。

    盖普也给她纸条:

    哈啰,我叫盖普。我下颚受伤了。

    他会对她们微笑,视情况递上第二张纸条。有时是:

    厨房生了一炉好火;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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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时是:

    别担心,我母亲很快就会回来。这儿有其他妇女。想见她们吗?

    这期间,盖普又开始穿西装式外套,倒不是因为怀念史迪林(或维也纳)的生活——当然也不是因为住在狗头港有必要穿正式一点,这儿的女人当中,似乎只有罗贝塔在意自己的穿着——而是因为他需要那些口袋;他随身携带一大堆纸条。

    他试图到沙滩上跑步,但不久就放弃了;跑步会使下巴喀喀震动,舌头撞到牙齿。但他还是在沙上步行几英里路。警车把那个年轻人带到珍妮的房子来那天,他刚散完步回来;警察扣着那人的手臂,扶他走上宽敞的前门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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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马可·奥勒留眼中的世界(5)

    “盖普先生吗?”有个警察问。

    盖普散步时穿的是运动服;他没有带纸条,但他点点头,是的,他是盖普先生。

    “你认识这个人吗?”警察问。

    “他当然认识,”年轻人道,“你们警察就是谁也不相信。你们不懂得如何放松。”

    就是那个穿紫色长袍的小子,盖普从劳夫太太的闺房里请走的那个——盖普觉得像好多年前的事了。盖普考虑装作不认识他,但他点点头。

    “这小鬼头没有钱,”警察解释道,“他不住这附近,也没有工作。他没上学,我们打电话到他家,他们说不知道他在哪儿——好像也没兴趣知道。可是他说他跟你住——你会替他说话。”

    盖普当然不能说话。他指指自己的铁丝衬架,做出写字的手势。

    “你什么时候装上支架的?”那小子问,“一般人整容不都挑年轻的时候吗?这真是我所见过最疯狂的支架。”

    盖普在警察给他的交通违规罚单背面写了几句话:

    是的,我可以负责照顾他。但我不能替他说话,因为我下颚受伤了。

    小子在警察背后窥看这张纸条。

    “哇,”他咧嘴笑道,“你的对手落得什么下场?”

    他的老二少了四分之三,盖普想道,但他没有把这句话写在交通违规罚单或任何地方。从来没写过。

    结果发现这小子坐牢时把盖普的小说给读了。

    “如果我知道你是那几本书的作者,”那小子道,“就不会对你那么失敬啦!”他名叫蓝迪,自此就成为盖普的热心拥戴者。盖普相信他书迷的主流包括流浪儿、寂寞的儿童、智障的成|人、怪胎,以及极少数没有古怪倾向的寻常人。但蓝迪来找盖普,却好像盖普是他唯一信从的导师。本着母亲经营狗头港的精神,盖普实在不好拒绝他。

    罗贝塔负责给蓝迪简报盖普一家发生意外的经过。

    “这个大块头的漂亮妞儿是何方神圣?”蓝迪敬畏地悄声问盖普。

    盖普写道:

    没认出她吗?她是费城鹰队的边锋。

    即使盖普的别扭也无法减损蓝迪讨喜的热忱;至少不能马上办到。蓝迪逗丹肯开心了好几个小时。

    盖普试着给海伦解释:

    天晓得,他说不定给丹肯讲他嗑药的经验。

    “他没嗑药,”海伦向盖普保证,“你母亲问过他。”

    盖普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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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准是给丹肯讲他精彩的犯罪纪录。

    “蓝迪想当作家。”海伦道。

    人人都想当作家。

    盖普写是这么写,但这并非事实。他自己就不想当作家——再也不想了。他试着写作,却只想得出最阴森可怖的题材。他知道自己得忘记——不能再玩味不幸的回忆,用文字技巧夸张其中最可怕的部分。明知那么做是发疯,但每次想写作,迎面而来的就是灾难的冷眼睥睨、肚破肠流的鲜活景象、死亡的熏人恶臭,这成了唯一的题材。所以他不写了;连试都不试。

    终于蓝迪走了。虽然丹肯很难过他离开,但盖普却松了一口气;他没有把蓝迪留给他的纸条拿给任何人看。

    我永远不会像你一样好——在任何方面。但即使这是事实,你提起的时候也应该可以仁慈一点。

    原来我不够仁慈,盖普想道。还有什么新鲜事?他把蓝迪的纸条扔了。

    拆除支架,舌头也不痛了以后,盖普又开始跑步。天气渐暖,海伦也去游泳。她听说这么做有改善肌肉、强化锁骨的功效,但她游泳时还会疼痛——尤其俯泳的时候。盖普觉得她每次都游非常多英里:先一直往外海游去,然后沿着海岸线游。她说,之所以要游到那么远的外海,是因为那一带的洋流比较平静;近海波浪大,会干扰她。但盖普很担心。他和丹肯有时用望远镜监看她。万一出事我该怎么办?盖普狐疑。他泳技不高明。

    “妈是游泳健将。”丹肯安慰他。丹肯也会成为游泳健将。

    14马可·奥勒留眼中的世界(6)

    “她出海太远了。”盖普说。

    避暑人潮涌进时,盖普一家人采取稍微不瞩目的运动方式;他们在沙滩上玩耍,或只在清晨下水。夏日人群最拥挤的时刻以及黄昏,他们只在阴凉的前廊观察这世界;或撤退到凉爽的大屋里。

    盖普进步了一点,他开始写作——起头时他非常小心从事;写很长的情节大纲,对角色多方揣摩。他暂不考虑主角;起码他认为他们是主角——丈夫、妻子,一个小孩——转而把精神集中在一名警探,这一家的局外人身上。盖普知道这本书的核心潜伏着多么大的恐怖,也许为这个缘故,他透过一个跟他个人焦虑的距离、就像书中警探跟犯罪的距离般遥远的角色,来处理这题材。我有什么资格写警探?他想道。于是他把警探改成一个他自己能理解的人物。然后他就变得非常接近那臭秽的核心。丹肯眼睛上的绷带拆除了,他戴一个黑色眼罩,搭配夏天晒出的棕褐肤色,颇为帅气。盖普深吸一口长气,着手写他的长篇小说。

    夏季将近尾声,《班森哈维眼中的世界》开始动笔。这时迈可·米尔顿也出院了,他走路时因手术而躬着腰,哭丧着脸。因导尿不当遭受感染——加以一般性泌尿问题恶化——他不得不切除剩余四分之一的。盖普始终不知道这件事;但这种时刻,连这种消息也未必能让他振作。

    海伦知道盖普又开始写作了。

    “我不要读,”她告诉他,“一个字也不要看。我知道你一定得写,但我无论如何都不要看。我不是要伤你心,但请你体谅。我必须忘记这件事;如果你非写不可,上帝帮助你。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埋葬这种事。”

    “我写的不尽然是‘那件事’,”盖普说,“我写的又不是自传式小说。”

    “我知道,”她道,“但我还是不要读。”

    “当然,我了解。”他说。

    他一直都知道,写作是份寂寞的工作。既已寂寞,要觉得更寂寞也难。他知道珍妮会读,她跟钉子一样硬朗。珍妮看着他们一个个痊愈;她看着新病人来来去去。

    其中有个非常令人讨厌的女孩,名叫萝瑞,她犯了个错误,有天用早餐时她打丹肯的小报告。她问珍妮说:“我能不能睡这栋房子的另一边去。你知道有个鬼鬼祟祟的男孩子,拿着望远镜、照相机,还戴眼罩的?他就像他妈的海盗,老在侦探我。连小男孩都会用眼睛猥亵人——即使只有一个眼睛。”

    盖普在黎明前的微光中到沙滩上跑步,摔了一跤;下颚又摔伤了,再度装上支架。他手头没有现成的纸条表达他对这女孩的意见,只好匆匆在餐巾上写了几个字:

    cao你妈的!

    他把餐巾扔给那诧异的女孩。

    “听着,”女孩对珍妮说,“我就是为了要摆脱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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