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后来，听说他到了河南，&039;文革&039;期间还吃了不少苦头。这没什么，甘蔗没有两头甜嘛。当初，我们在前线打仗，你却在重庆享福。享够了福，现在受点苦，也算是扯平了。我还听说他有绪。怎么，还想跟人民讲价钱不成？听说他最后跳了井，死就死了，还要弄脏一口井，真不像话。&ot;
当我问到葛任是否知道阿庆的投降是有预谋的时候，田大人手一挥说你应该去问他本人，我又不是他肚里的蛔虫。&ot;他说得轻巧。我去哪里问呢？众所周知，葛任早在几十年前，就战死在二里岗了。
留在大埔的冰莹，还在苦苦等待着范继槐和阿庆。她后来对安东尼·斯威特说，大埔外面有架山，名叫敬贤山。有人告诉她，从敬贤山的山谷，可以走到凤風谷。她常常站在山谷之中，望眼欲穿，等待着女儿的出现。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她的绝望也就一点点加深。她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女儿了。事实上，不光蚕豆见不到了，肚子里的孩子她也见不到了。安东尼斯威特在《绝色》中，引用冰莹自己的话写道：
转眼间，父亲巳死去三个礼拜了。中国人称之为&ot;三七&ot;，是祭奠亲人亡灵的一个日子，我便在敬贤山下焚香祭父。那时候，烟雾缭绕之中，我好像听到了女儿的啼哭，看到了葛任面对女儿手足无措的样子。那时，我就担心再也见不到葛任了。我哭了。这时，我突然看到那个老乡站在我身后。他说，有人找我。我以为是范继槐和阿庆，就问是否还有一个孩子。他说没有。来人是我们剧团的一名成员，他也曾在《无论如何要胜利》中演过白匪。他告诉我，范继槐和阿庆巳经被政府招安了。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范继槐和阿庆已经带人进苏区搜山，骑着高头大马，手上戴着白手套，腰间别着短枪。我问到蚕豆，他却一点也不知。我往最美好的地方想像，想像葛任巳经带着蚕豆安全转移了。但从那一天起，悲伤和恐惧就攫住了我的心。大约两三天之后，我流产了。既然葛任喜欢女孩子，我想，那一定是个女婴。从此，我对葛任一直怀着无法偿清的歉疚。但世界对我的折磨到此还没有结束。一年以后，我从一个从陕北过来的朋友那里得知，他见到了葛任，却并没有见到蚕豆。我的眼前顿呈黑色……
19花腔（3）
狗的哲学
我估算葛任他们已经转移了，才带着小分队到后沟去。印钞机完好无损，我连忙带人将它们全都拉走了，然后交给了驻扎在附近的一支保安团。大概是为了让我死心塌地为党国效劳，上峰得到这个消息以后，立即派人送来了嘉奖令，并且把阿庆划归我领导。遂后，上峰又安排我做了几次讲座，重点讲述安定团结对抗日的必要性。忙完这个，我才抽出身来，带着人马重返苏区。
衣锦还乡？拉倒吧。我还担心遇见熟人呢，那样面子上多不好看。为了不让人认出来，我戴了一副眼镜。起先戴的是金边眼镜，可部下说我像上海滩的小流氓，我就又换了一副。这一下他们不说我像流氓了，说我像个账房先生。在那个年代，做有钱人是要提心吊胆的。我就一狠心，把一只镜片敲碎了。这样一来，我就像个蒙面人了。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一直到瑞金，我都没有遇见熟人。红军与经过了几次激战，这里的人都已经走光了，剩下的都是死人。看到那些（死）人一个个都没脸没皮的，我感到很奇怪，后来才知道那都是狗给啃的。不，小姐，我不是存心要吓你。别害怕，这世上没有鬼。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我从不信鬼。不过，你要真是害怕，可以躺到我身边嘛，那样鬼就不敢把你怎么样了。挤不下？挤不下可以想想办法嘛。我们既要善于现问题，还要善于解决问题。你看你，你这样一打岔，我就想不起来说到哪儿了。
对，说到死人了。他们都没脸没皮的，只剩下了骨头、骷髅。骷髅们的嘴巴咧得很大，看上去像是在大笑；眼窝里黑洞洞的，乍一看好像戴着墨镜似的。好好好，不吓你了，说点别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几个牧师，他们默不作声地在田间地头掩埋尸体。我上去和他们说话，他们也不理我，一个个面无表，有如孤魂野鬼。因为他们当中有几个是外国人，不能随便惹的，我就放过了他们，继续向白陂镇开进。到了那里，我看见白云河的桥洞里也是死人。有一具尸体，头长长的，上面也有一只银质夹。上帝呀，我的心立即提到了嗓子眼儿。对，我想她可能就是我的那个相好，赶紧命令随从下水打捞。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了一群狗。它们瞪着一双双狗眼，一步步向我走过来。真的，当时我并不知道它们有何贵干。我的一个部下捡了一块石块，想轰它们走，可它们根本不吃这一套。它们绕过我，通过白云桥，向阿庆走了过去。当时阿庆正背着手，在河的那一边散步。后来我现了，每当阿庆的手背起来，狗就会朝他走上去，每当阿庆的手放下来，狗就会立定站住。
就跟动画片里的场面似的。
后来我明白了，它们正等着吃掉阿庆呢。狗通人性啊，狗的哲学也就是人的哲学。经过了多次战争的洗礼，狗已经学会了一分为二看世界。在它们眼里，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人被缴了枪，手背在身后，他们通常都是人犯或俘虏，马上就要毙掉了，这类人可以吃；另一类人手中有枪，枪平端在胸前，他们是要枪毙前一类人的，这类人不可以吃。还是那句话，狗通人性啊。人喜欢吃狗肉，狗也喜欢吃人肉啊。，彼此彼此。我这才想起来，为什么我很少看到女尸，因为她们都已经被啃去了脸和，成了无性别的人。多年之后，我在劝降葛任的时候，还向他提起过那些狗。听了我的话，葛任的泪就流了下来。我曾想，泪都流了，事肯定好办了，可事实却并非如此。
那个女人（被）捞了上来。夹倒是同样的夹，但人却不是同一个人。唉，我看走眼了。那人的颧骨上有一个洞。那还用问，当然是枪眼。水一泡，枪眼就变大了，像是用铁棍捣出来的。突然，从那个洞里爬出一只螃蟹。什么？你说什么？超现实主义绘画？我不懂什么超现实主义，没有权，但我知道这就是现实。我记得我也跟葛任提到过那只螃蟹。葛任当时就呕吐了，吐了一阵，就像杜鹃啼血似的，一摊血突然咯了出来。
20花腔（4）
我还给葛任说，我曾在白陂镇搜寻他的遗体。我说的是实话。当时，我以为他也被肃反掉了，见到尸体就下马察看。葛任开玩笑说，我那样做是为了邀功请赏。我不否认这一点。不过，当时我确实担心他的下落。说来也巧，在离白陂镇不远的西官庄村，我竟然见到了蚕豆。她正在门前烧火，脏得像个泥猴，手里玩着一根骨头。一个老人坐在她身边，眯缝着眼看着她。看见我们过来，那个老人连忙把蚕豆领到了一堵墙后边。我当时犹豫了一下，想，要不要把她带走呢？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最终说服自己，还是不要轻举妄动。我是这样想的，如果葛任还活着，等他回来领女儿的时候，现女儿不见了，他还不给活活急死？
当天晚上，我就住在白陂小学。那时候，我可没想到，多年之后葛任还会再次来到这里，我和他还会再次在这里狭路相逢。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我就到凤凰谷散步。四周都是黑的，只有马灯照到的地方是亮的。我突然听见有人在长满枸杞和荆棘的草丛中呻吟。战士们也听到了，如临大敌，全都趴了下来。一群怕死鬼。我命令他们去搜。他们猫着腰，循声而去，渐渐缩小了包围圈，然后将那人扒了出来。那人已经身负重伤，无法站立了。我看不见他的脸，因为他的脑袋勾在胳肢窝里，就像鸡头藏在翅膀下面一样。我让卫兵把他的脑袋拽出来，那人哇哇乱叫，鬼哭狼嚎。看他那么难受，我就想，要不要扬一下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补上一枪，把他送上天堂呢？我正犹豫呢，看见黑暗中有很多小亮点，像鬼火一样闪着光。哈哈，看你吓的。我不是说过了吗，我是个唯物主义者，历来不信鬼。那不是鬼，而是狗。那些野狗都围了上来，等着吃他呢。
听到狗叫，他的脑袋从翅膀（胳肢窝）下面伸了出来。马灯照着他的脸，脸上都是血。他说范老范老（注：应是老范？）救救我。听他叫我范老，我才听出他是谁。他娘的，原来是杨凤良。他后来对我说，他把他的鲜花调送到外地的一个镇子上，等回来的时候，才现这里到处都是死人，还说葛任可能也死了。听他这么一说，我赶紧去西官庄寻找蚕豆，但没能找到。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偷偷地打听葛任的下落，并留意报纸上的报道，但我一直没有他的任何消息。我以为他真的死了。我又想起了那个孩子。在离开大荒山的前夜，我又梦见了她：瘦瘦的瓜子脸，眼很大，睫毛很长，眼白青，就像夜的晴天。在梦里，孩子瞪眼看着我。我又想起了葛任和我的友谊，觉得对不住他。于是有一天，我就带着几个亲信，去了一次西官庄。费了很大劲，我终于找到了那个领养蚕豆的老人。他告诉我，有人把蚕豆领走了。我问那人是谁，他说是个女的。他比比划划地给我讲那个女人长什么样。怪了，因为我听出他说的好像是冰莹。这不是胡扯吗？据我所知，冰莹走后再没有回来过。我给他上了一堂政治课，告诉他这件事很重要，一定要实事求是，如果我知道你骗了我，我是会秋后算账的。可他翻来覆去还是那句话，把我气得半死。我正要给他点厉害瞧瞧，我的手下突然给了他一枪。请记住，不是我开的枪，开枪的是国民党反动派。我向你誓，这辈子我从未开枪打死过一个人。我的手是干净的。老人临死时，手指苍天，似乎在说，蚕豆在哪里，只有天知道。考虑到他曾照顾过葛任的女儿，我就替他收了尸。不，我没有把他丢到河里喂鱼，而是挖个坑把他埋了。够意思吧？不管怎么说，狗是啃不着他了。
巴士底病毒
那个保护过我的母亲蚕豆的老人，其姓名已经无可稽考。如前所述，蚕豆确实是被我的姑祖母接走的。那个老人手指苍天，大概是要告诉范继槐，他并没有说谎，老天爷可以为他作证。
姑祖母是在1934年10月启程前往大荒山的。因为&ot;伪币犯胡某&ot;已被枪毙，所以她一路上都在担心葛任和冰莹也遇到了不测，使蚕豆成为孤儿。她是坐船去的，在福建泉州上了岸，然后再赴白陂。正如我前面提到过的，与她同去的是埃利斯牧师。到了白陕镇以后，她看到的景象与范继槐看到的相同：荒无人烟，只有野狗在四处游荡。当然，和范继槐一样，她也看到了那些默不作声的神职人员。据埃利斯牧师在《东方的盛典》一书中所记，那些神职人员是奉国际红十字会之命，从江西九江赶来收尸的。正是从他们那里，姑祖母和埃利斯打听到有一个操外地口音的女孩，和一个老人呆在西官庄村。那些神职人员曾要求老人带着孩子离开，但那个老人却执意要留下。他们还告诉她，有一只小狗一直跟着那老人和小女孩。姑祖母想，那只小狗，很可能就是胡安从法国带回来的那只名叫巴士底的狗的后代。正是凭借这一线索，她和埃利斯在西官庄村找到了老人和蚕豆。
21花腔（5）
那只从巴士底狱门口捡回来的狗，其后代也叫巴士底。姑祖母并没有见到它。就在她和埃利斯牧师到达大荒山的前几天，巴士底被别的狗咬死了。当时老人饥俄难耐，舍不得把它扔掉，就把它煮着吃了。而蚕豆手中的玩具，就是巴士底的腿骨，细小、光溜，就像一杆烟枪。姑祖母第二天就带着蚕豆启程回天津了，而埃利斯牧师却留了下来。他先是收尸，遂后又在此防治瘟疫，并在多年之后再次见到了葛任。
我的姑祖母说，从大荒山回到天津以后，蚕豆就病倒了，&ot;持续低烧&ot;，&ot;夜夜惊叫&ot;，还&ot;不许吹灯&ot;。她的病越来越重，最后竞展到卧床不起。姑祖母想，她定是活不久了。经天津教会医院的一位名叫戈登·湯普森的医生诊断，奋豆感染的是一种奇怪的新型病毒。他的目光后来落到了她手中的那个像烟枪一样的玩具上面。得知那是狗的腿骨，他大吃一惊。而当他知道这个小姑娘曾经吃过狗肉的时候姑祖母说，当时他差点呕吐他便断定她身上的病毒与那只名叫巴士底的狗有关。遂后，他便把这种奇怪的病毒命名为巴士底病毒，戈登医生一定没有料到，他的这一说法后来不胫而走，并最终走进了《大英百科全书医学分册》，成为他对现代医学的一大贡献。
经过戈登医生的悉心医治，我的母亲蚕豆最终幸免一死。但是，在以后的岁月里，由于巴士底病毒的作用，她渐渐变得性急躁，喜怒无常，使我的姑祖母备受折磨。多年以后，我的父亲，一个没有给我留下任何记忆的人，就是因为无法忍受她的折磨而离家出走的。母亲蚕豆死于1965年春天，那一年，我才两岁。我是被姑祖母养大的。她说，我们就像隔代的母牛和幼犊。据姑祖母说，母亲是全身麻痹而死的。死前的几天，她目光斜视，喉咙痉挛，口水流个不停从枕巾上拧出来的水，每天足有半个疚盂。
在前面提到的粪便学专家于成泽先生的寓所，我曾遇到过一位传染病医生，并向他打听有关巴士底病毒的知识。我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因为担心自己受母亲的遗传。在整理这部书的过程中，我也时常急躁不安，有时竞会出现短暂的意识丧失。我很担心自己还没有整理完书稿，就告别了人世。那位传染病医生告诉我，感染上巴士底病毒的人，最快的会在两周内死去，但很多时候，这种病毒会在身体内隐藏下来，将你的整个身体都当成它的病灶，在很多年之后，再慢慢地置你于死地。我问这种病会不会遗传，他答非所问，说他几乎每天都能遇到巴士底病毒携带者。我记得，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于成泽先生的一名博士生走了进来。他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他告诉我们，上星期五，有一种新的电脑病毒出现了，这种病毒就叫巴士底病毒。它具有和医学上的巴士底病毒相近的特征：无法根除，不定期作。据他说，对这种电脑病毒，连最新的杀毒软件都奈何它不得，并且杀毒软件本身还会感染上它的病毒，从而成为新的传染源。
他的这种说法使我不由得想起了戈登医生本人的命运：1954年，戈登本人也死于巴士底病毒的作。他是因为我的母亲还是因为别的患者而受到的传染，我不得而知。戈登先生的死曾使他的学生，后来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弗纳多·伽尔贝塔唏嘘不已。在一本名叫《被击碎的浪潮》的书中，弗纳多先生提到了戈登为蚕豆治病一事：
我的老师戈登先生的命运因为一名华裔女孩而得到改变。她是一位名叫葛任的抗日英雄的后裔。戈登先生就是在她身上现巴士底病毒）的。巴士底是一条狗的名字，它是葛任（注：原文如此）从著名的巴士底狱的门口捡回来的宠物。但奇怪的是，此种病毒迟至70年代末期才在巴黎出现。据《世界卫生年度报告》显示，近年在非洲、俄罗斯、中国中西部地区以及海湾的阿拉伯国家存在着蔓延的趋势。每念及此，我的忧虑就和对戈登医生的怀念一样深切……
扁桃体炎
两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葛任并没有死。我在报纸上看到葛任给鲁迅的唁电。当时，我也了一份唁电。那几天，我特别留意我的唁电是否登了出来。我的没有看到，葛任的倒看到了。前面说了，葛任与鲁迅有交往。都是文人，臭味相投，惺惺相惜，所以他尽量往大处说：人生知己，汤汤泪水；斯世同悲，浩浩怀山。
22花腔（6）
看了这唁电，我这才知道葛任没死，不但参加了长征，而且还顺利到了陕北。但随后好几年时间，我并不知道他确切的消息。那时候，我已在军统任职。派到陕北的密探告诉我，葛任在延安搞翻译，翻译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你知道吗？不，他不是服装设计师，而是一个作家。列宁说过，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以后，不时有人到延安去。有一次，一批美国记者从上海来到重庆，要到延安采访。其中有个人名叫y，古德曼广以前来过重庆，和我比较熟。我请他吃了顿饭，让他帮我打听一下葛任。他错误地认为我是要他收集报，就说他只是个记者，不介人政治。我连忙向他表示，我和葛任是同窗好友，听说葛任在翻译托尔斯泰，想把他的书拿到重庆出版，没别的意思。y说，他从上海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名叫冰莹的话剧演员也委托他打听葛任，想知道葛任的肺病怎么样了。我这才想起来，可不是嘛，葛任还是个肺病患者呢。
y从延安回来的时候，我刚好去了外地，不在重庆。所以，葛任（的况）我还是不清楚。没过多久，我就得知他在和日本人的交战中死去了，死得很惨，全军覆没。这么大的事，派去延安的那个草包竟然一点也不知道。小姐，知道我为什么叫他草包吗？先，他确实是个草包，其次他姓萧，草字头的&ot;萧&ot;。你信不信，当面我也敢叫他草包！当然，他已经死了，叫草包他也听不见了。草包没有把报告诉我，我就只好等着看报纸了，可报纸上也没有报道。我急得上火，牙床都肿了，扁桃体也了炎、化了脓。小姐，你过来看一下。看见了吧，我没有扁桃体，就是那时候割的。不割不行啊，因为它老是要化脓。总而之一句话，当时我是干着急没办法，只好拿扁桃体开刀。我记得当时的《新华日报》就在重庆的虎口岩，是办的报纸。我曾派人深入虎||岤打探消息，可他们竟然也不知道。
啊？流泪？不，我没有流泪。小姐，你年龄还小，或许还难以理解其中的奥妙。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可以说是悲喜交加。！《诗经》上说得好，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能死于抗战，成为一个民族英雄，那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啊。我很想搞清楚葛任是怎么死的，替他宣传一下，这样我面子上也有光啊。为此，我还特意调阅了一份日本报纸《报知新闻》。里面果然有关于葛任死去的报道，大吹大擂，称二里岗战斗是他们诘玫挠忠淮沃卮笳揭邸?br/>
大约过了一个礼拜，姓萧的草包把密电过来了，也说葛任是在二里岗殉国的，还说追悼会已经开过了。我想以老朋友的身份往延安一封唁电。统一战线嘛。可事已经过去了，再唁电，那不是马后炮嘛！搞不好人家还会认为你是故意往伤口上撒盐。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免了。
万物为刍狗
范老所说的&ot;草包&ot;名叫萧邦齐。其实，萧邦齐先生并非草包。据《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美国白鸦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介绍，萧邦齐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医学院，是个内科医生，曾与本书第一部分提到的张占坤同窗共读。1948年去香港，后到了美国旧金山的一所大学任教。萧邦齐先生晚年所著的《重现个人身份》一书，曾写到过自己当年在延安与葛任的接触。其中，他还提到了张占坤的被杀。下面的一节文字，原題为《万物为刍狗》，最初曾单独表于香港《东方海》杂志，后被收入《葛任研究会刊》第三辑。
庄子之语实乃至理名：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我便是因懂得医术，被派到陕北去，当了表演。经过长征，红军将士患肺病者多如牛毛。周恩来夫妇便有肺病（注：原文如此葛任亦患肺病，下层士兵患肺病者更多。因缺衣少药，将士怨恨猬集。就我所知，有两种病习为常见：一曰便秘，二曰肺结核。军统或以为，我可以此探得赤匪内幕。古语云：宁愿向南走一千，不愿向北走一天。实不相瞒，当时我不愿应承此事。范继槐找我谈话，云他曾听胡适之先生云，管理江宁织造的曹寅（曹雪芹祖父）当年名为内务府的采购官，实为康熙爷的特务，在江南打统战的，可他照样受后人爱戴……我最初去的是保安，那是长征的终点。我曾听昔日同窗张占坤云，1869年5月28日（清历四月十七日，天历己巳十九年四月十一日〕，太平军残佘部队捻军抵达保安伊始，即被清军攻破。那是历史上距今最近的一次长征的结局。以史为鉴，我思量红军不日亦当为政府军击败，届时我便可逃离这不毛之地，归隐田园。老聃云：&ot;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ot;兵燹四起，我辈自然只是一束刍（注：禾草），一只狗而巳。天下太平与否，岂我辈所虑之事欤？
23花腔（7）
我次见到葛任，是在那年的初雪之日。当时，我与白圣韬、张占坤在河边散步。河水尚未结冰，有一小船于飘雪的河面上行驶，别具风味。船上所坐之人，即为田汗与葛任。因范继槐曾托我探听葛任病，故我向白圣韬道，风闻葛任巳病入膏肓，药石罔效，今见此人，方知谣传也。白圣韬云，葛任确有肺病，并业巳加重，得便请我前去一诊，以寻疗治之策。盖一周之后，白圣韬引我去见葛任，云葛任咳嗽结胸，病势甚危，问我可有良策？我于一间窑洞之内见到了葛任。洞中阴沉黑暗，点燃蜡烛方能看清洞中景象：倚墙有一木桌，上置一铜制笔筒，内插两支毛笔，一支红蓝铅笔，一支水（钢）笔。还有一本托尔斯泰小说选，商务版的，译者为瞿秋白。我曾翻了那本小说，上用红蓝铅笔画了诸多杠杠，眉批与校正亦繁如辐辏。他道，欲重译托氏此著，并写一弁。又云，他于白圣韬处闻知，我是到过俄乡的。他嗓音低沉，似弹琴之时踩着踏板。我好劝他细心养生。他道自感时间紧迫，总完不成分内之事，且又是愈聚愈多。譬如，他欲筹资在延安出版鲁迅文集，然至今仍不得其果。他似乎并非要我诊病的，而是要与我闲谈。他曾问及俄语地名&ot;阿斯塔波瓦&ot;，原意为何。我坦不知其详。他说他到过&ot;都腊&ot;，晓得&ot;都腊&ot;之意为&ot;堵截&ot;，却不知&ot;阿斯塔波瓦&ot;的俄语原意，只知它是一个小火车站的名字。后，经张占坤提醒，我方知&ot;阿斯塔波瓦&ot;乃托尔斯泰死亡之所一于葛任而，他的&ot;阿斯塔波瓦&ot;当为二里岗。
二里岗之事，闻自葛任好友黄炎。当是时也，黄炎曾来医院就诊。云自闻葛任战死以来，他常常竟夕难眠，以致头晕目眩，呼吸不畅。并云，他欲撰写葛任英雄事迹，欲提升其精神，以励后人。不知何故，其后我并未看到黄氏之鸿篇……不久，拾粪运动开始。同窗张占坤被收审。有人前来调查我与张占坤之往来，暗示我可揭张占坤，以求自保。我思谋良久，设若我闭口不，便是死路一条，与内人团聚无望矣。思前想后，我道出他曾说起捻军长征，意指红军长征并非史无前例。调查者忿然道，仅此一条，便可令他去见阎王。因毛曾训示，长征是宣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从未有过此等长征。运动尚未终结，张占坤就给砍了头。传闻他屈打成招，承认自己为政府派至延安的特务。占坤先生是被我这个真特务送上断头台的。自此以后，我时时自责，愧疚不巳，难以自拔。1947年3月12日，政府军空袭延安。我被弹片击中，隐身于一窑洞之中，如一只狗舔着自己的伤口。是时虽为春天，却是大雪纷飞。3月18日黄昏，政府军进入延安，我被当做红军俘获。幸亏我伤的是腿。设若我的口腔被击穿，不能语，我便会被政府军击毙，他们获悉我之真实身份，反而兴致大减。他们巴不得我是红军，好报功请赏……
到了西安，范继槐曾来电催我返渝。我告之，腿伤未愈，不能如电遄赴，希谅……此后多年，我是既不，亦不阿蒋，躲进小楼成一统，苟全性命于乱世，若桃花源中人……
读者可能还记得，在本书的第一部分，白圣韬曾提到，张占坤之死是因为他的揭。现在看来，张占坤的被政头，功劳还应该有萧邦齐先生一份。我把这事告诉了白凌，说她的祖父白圣韬对张占坤的死并不能负全部责任。我的本意是要替她的祖父开脱些责任，可她却一点也不领，还说，那反正都是&ot;狗咬狗&ot;。
谈诗论道我们还接着说。大概过了个把月，有一天，戴笠将我叫到了重庆中山路，军统总部漱庐就在那里。什么，不知道漱庐？这样吧，哪天我带你去住两天，保管比住五星级宾馆还舒服。瞎！只要想想戴笠曾在那里办公，你就知道那里该有多舒坦了。当然，历史在进步，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有很大展，所以比以前还要舒坦。
戴笠啊，这个人长得有点像猫科动物，笑面虎一个。这个人还是很有学问的，这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他的名字来自《诗经》：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当然，他的名字本身就提醒了你，见了他一定要作揖。所以每次见他，我除了敬礼，还要拱手作揖。我这辈子可没少作揖。不过，真要说起来，作揖可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啊。在全球化的今天，由于艾滋病的流行，我曾在大会和小会上反复讲过，要用作揖代替握手、接吻，因为可以减少传染嘛。
24花腔（8）
还说我们的。戴笠当时笑了，说免了免了。小姐，我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妨给你说说。那就是，只要你有学识，是个人才，那你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尊重和爱戴。戴笠就对我很尊重，他主动给我让了座，沏了茶，递了烟。然后，他说要向我请教一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说说看。为了逗他高兴，我还给他戴了高帽，说他这是密切联系群众。他说他看到一诗，喜欢是喜欢，可就是看不懂。我心里窃喜，！这正好是我的强项啊，正好可以给他露一手。他递给我一份报纸，是香港一个叫徐玉升的人编的《逸经》。我一看，这诗叫《蚕豆花》。我当时并没有反应过来，只是觉得它有点熟悉，好像在什么地方看过。我对他说，不就是蚕豆花吗？风花雪月，无聊文人的游戏罢了。戴笠说，听说陈独秀喜欢蚕豆花，这是不是陈独秀写的。我说肯定不是，陈独秀的诗我都看过，他写的是古体诗。他就又问，那么是献给陈独秀的？当时我想，这个笑面虎，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陈仲甫。我就对他说，陈独秀不是已经死了吗？管他娘的。姥姥！就在我这么说的时候，我已经想起来了，这好像是葛任写的，在日本时写的。前面，我好像给你讲过，&ot;五四&ot;以后，它又登在叫什么《新世纪》的杂志上，还曾喧闹一时。眼下，这诗的作者，署的名字是一串拉丁字母，我拼了一会儿，终于将它拼出来了，犹豫，忧郁。没错，一定是葛任写的，因为葛任的俄文名字就叫忧郁斯基。
我就想，这个笑面虎，让我看这个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怀疑我与共军有染不成？不过，我并不十分担心，因为葛任已经死到了二里岗，戴笠总不至于怀疑我有通灵术，能跟死人打交道吧？我就对他说，有什么指示，你就明说吧。戴笠说，他浮生偷得半日闲，想找个朋友谈诗论道，调剂一下生活，就想到了我。接着他就问我平时还读不读诗歌。我说，读啊，诗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嘛，不读不行啊。他又问当今的诗人当中，我比较看中谁的诗歌。我想，他问这个什么意思？千万不能因为我的一句话，给诗人们带来麻烦。于是，我就说，徐志摩写得不错，可他已经死了。泰戈尔写得也不错，不过远在印度。虽说诗人又叫马蚤人，可这两个人都不牢马蚤，写的都是云彩啊，飞鸟啊，只管抒，应该是诗人们学习的好榜样。我话一出口，他就说听君一席，胜读十年书。我的真本事还没有露出来呢，他就开始给我戴高帽了，并且还要给我敬酒。小姐，你大概还不知道，在喝酒问题上，我向来奉行九盘全会精神，只喝三盘，多一盅也不行。可那天是个例外，因为是领导敬酒，我只好多喝了几盅。
后来，他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问到了葛任的诗。他说，崔永元（注：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范老原话如此）不是在搞实话实说吗，这里又没有外人，你也就实话实说吧。我只好说，葛任的诗我看得很少，早年看过一些，后来就再没有看到过。他就说，看来，你真的是没有看过，因为我刚才让你看的，就是葛任的诗。我看逃不过他的法眼了，就一拍脑门，做出茅塞顿开的样子，说，老板一提醒，我就突然想起来了，那应该是葛任写的，是他在日本的时候写的。戴笠说，&ot;五四&ot;的时候，他也是个热血青年，喜欢读新诗，当时他就看到过这诗，当时的题目叫《谁曾经是我》。这狗娘养的，既然什么都知道了，还来问我做什么？我虽然嘴上没说，但肚里已经是气鼓鼓的了。就在这时，他拍了拍手，让女秘书把他珍藏多年的那本《新世纪》拿了出来。那个女秘书长得可真漂亮，香喷喷的，简直是胡蝶第二。女秘书把杂志递给我，一扭一扭走了。戴笠的案头工作做得很细，上面已经画得一道道了，凡是跟现在的这不一样的地方，都用朱笔勾了出来。我正想着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突然问我，范先生，萧邦齐可靠不可靠？我说，他受党教育多年，没听说他有什么思想问题啊。他又问，葛任死去的报是不是他提供的。我说是啊，我不是给您汇报过了吗，怎么啦？笑面虎这才告诉我，葛任应该还活着。他会给我说些什么，各种可能性我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这一点。小姐，不瞒你说，当时我被他搞得一头雾水，还以为他犯病了呢。过了一会儿，我说，老板，你不是开玩笑吧？他说，军中无戏，从这诗中看，葛任不光还活着，而且很可能就在大荒山。
25花腔（9）
我的酒劲一下子过去了。大荒山？他去那里干什么？我问。他说，他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说，从已经破获的报来看，《蚕豆花》就是葛任在大荒山写的。他说，他已经托人打听了一下，现在大荒山白陂镇一带，确实有一个外地人。受托之人虽然不认识葛任，可他描述的相貌特征，与葛任确有几分相似。我再次向他申明，这不可能，因为所有报都已证实，葛任已经死了。戴笠端起酒盅在桌上磕了两下，说，先不要妄下结论，要注意调查研究。还说，他已经向老头子（蒋介石）汇报过了，经老头子同意，他想派我去大荒山摸摸底细。如果葛任确实在大荒山，他希望我能搞清楚葛任在那里有何贵干，然后劝降葛任，让他为党国服务。他把我叫到漱庐，原来是为了这个！
看来，这问题他已考虑成熟了，不然他拿不出那个方案。方案分为好多条，但总的说来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讲原则性，也就是要以党国利益为重；二讲灵活性，也就是要讲究策略；三讲纪律性，也就是要注意保密。他对我说，只要以三项要求为纲，就可以纲举目张。最后，笑面虎还特意要求我，要以动人，以理服人，让葛任先生懂得这样一个基本道理，那就是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蒂，干革命靠的还是三民主义。
小姐，戴笠这个人深谙外松内紧之理，笑里藏刀。在他手下混饭吃，有一点要切记，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要惹恼他，否则绝没有你的好果子吃。交代完了工作，他又惺惺作态，对我说，如果你真的感到为难的话，我可以考虑别的人选。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我如果敢吐个不字，他就敢把我拉出去崩了。我可不想死到他手上。我眼都不眨一下，说，还是我来吧。我把戴笠哄得很高兴。他说，有什么要求尽量提，组织上一定设法满足。
徐玉升与《逸经》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葛存道先生遇剌之后，徐玉升先生曾受胡安之托，远赴青埂，将葛任接到了杭州。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徐玉升与葛任建立?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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