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身体的媚术中国历史上的身体政治学

身体的媚术中国历史上的身体政治学第5部分阅读

    儿子如意为太子。戚夫人也对着刘邦“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戚夫人长袖善舞,就以为可以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发言了,于是开始越界,向宫廷政治的前沿发起了最后的冲锋。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僭越—身体美学悄悄地置换成了身体政治学。

    这场身体的语义僭越引发了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女身,当她蜷伏于美学的传统范畴之内时,人见人爱,我见犹怜,溢美之词惟恐不能表述于万一;即使如此,那些惕厉自警,火眼金睛的卫道士们也会恐惧地发现这具身体里潜藏的能量,因而提前预警,斥其为“未来的妖孽”。最好的例子就是春秋时期,晋人叔向欲娶申公巫臣和夏姬所生的女儿为妻,叔向的母亲规劝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甚美必有甚恶”(《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甚恶”隐藏于“甚美”之中,这就是他们的身体哲学,恰如同恐惧隐藏于他们的道貌岸然之中一样。

    刘邦的大臣们开始迎头狙击。在留侯张良的策划下,太子孝惠“卑词安车”,亲自去迎接名满天下的隐士—“商山四皓”。这四个80多岁满头白发的老头儿被太子的甜言蜜语和礼贤下士所打动,遂跟随太子左右,像四个白色恐怖的门神,吓阻了刘邦的易储之念。

    《西京杂记》关于易储失败之后的想像很有意思:

    戚夫人侍高帝常以赵王如意为言。而高祖思之,几半日不言,叹息凄怆而未知其术。辄使夫人击筑,高祖歌大风诗以和之。

    唐朝诗人李昂《赋戚夫人楚舞歌》也写到这一情节:

    不奈君王容鬓衰,

    相存相顾能几时。

    黄泉白骨不可报,

    雀钗翠羽从此辞。

    君楚歌兮妾楚舞,

    脉脉相看两心苦。

    曲未终兮袂更扬,

    君流涕兮妾断肠。

    刘邦老矣!在满朝的反对声浪中,“叹息凄怆”,无所措手足,只好让戚夫人击筑,自己流着一把老泪唱起了盛年时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唉,俱往矣,那威加海内的好时光;俱往矣,那当年跟随我的猛士一个个都被我亲手翦除;眼前的美人,心爱的儿子,我都帮不上你们了,好自为之吧。

    戚夫人向宫廷政治前沿的冲锋以失败告终。女人,终究要回归到她的本色。于是,身体政治学的幻影破灭之后,身体美学的法则再次启动,戚夫人又捡起自己最擅长的本领,楚舞击筑,慰藉最心爱男人的老迈之叹,也慰藉自己不知今夕何夕的茫然。筑,这种已经失传的奇特乐器,在高渐离手中,是刺向秦王的利器;到了戚夫人手中,却变成了身体美学即将谢幕的最后回眸。

    【后宫】身体美学的第一次沦亡(3)

    未几,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崩于长乐宫,享年61岁。太子孝惠继位,是为汉惠帝。

    紧接着,嫉恨已久如今大权独揽的太后吕雉(雉:野鸡),以国家恐怖主义的名义行心理变态之实,对身体美学展开了骇人听闻的疯狂报复。

    《史记·吕太后本纪》载:

    吕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

    《汉书·外戚传》载:

    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钳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幕,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

    永巷,“别宫名,有长巷,故名之也。后改为掖庭。”(《史记》索隐)这里是专门关押犯罪宫人的地方,戚夫人乃堂堂汉高祖的妃子,居然也被关押于此,可见吕后怨毒之深。《汉书》的细节更丰富:剃光长发,穿上粗布衣服,舂米劳作。戚夫人不堪劳作之苦,吟出了这首中国史上早期的五言诗名作。

    事情还没有完,迫害还在继续。吕后设计毒死了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后:

    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惠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饮为滛乐,不听政,故有病也。(《史记·吕太后本纪》)

    太史公啊太史公,是否因为你被宫刑,一生深怀奇耻大辱,才锻造出一颗如此坚强而又绝望的心,才能如此冷静地如实照录下这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戚夫人被断手足,挖去双眼,熏聋耳朵,饮哑药致哑,扔到茅坑里,取名叫“人彘”(人猪)。这还没有完,过了几天,居然派人召来儿子“观人彘”。一个“观”字,把吕后那种幸灾乐祸的心情表露得淋漓尽致。即使是吕后的儿子,得知此“人彘”竟然是戚夫人后,也不禁放声大哭,因此成病,派人对吕后—自己这个野鸡似的亲娘—决绝地说:这不是人干的。我是太后您的亲生儿子,所以我也连带着不是人了,无法治理天下。自此之后,汉惠帝自暴自弃,不听政,天天滛乐无度,以至于24岁就病死了。据《史记·吕太后本纪》载,为亲生儿子发丧的时候,“太后哭,泣不下”,假哭而不流泪。这个心理变态导致残忍无度的女人,这个用“禽兽”一词来形容反而损害了“禽兽”声誉的女人,就这样取得了全面胜利。

    不知戚夫人受此酷刑,忍受了多长时间才死。这个仅仅因为身体美学而致罪的女人,最后被剥夺了表达身体行为的一切条件。

    戚夫人以其惨绝人寰的遭际,振聋发聩地揭破了专制国家意识形态的秘密:它将永远与身体美学为敌,它将把身体美学的一切表达扼杀于襁褓之中;如果无法完全遂愿,它将祭出最恶毒的杀手锏—用身体丑学替代身体美学,戚夫人因此变成了丑陋的“人彘”。

    这是身体美学的第一次沦亡。自此之后,在后宫的范畴之内,为了锻造对天下一人的媚术,对身体美学的戕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甚至直到两千年后,一个以“革命”的名义大行其道的左派政党,用秧歌和样板戏编织起来的肢体语言,用雌雄同体的“毛式”男女怪胎,彻底盘踞了身体美学的传统范畴。这时的后宫,“舞回金莲步,歌啭玉堂春”,两性间的公开调情在宏大的革命叙事的面罩下悄悄上演。后宫,彻底完成了它的语义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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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刑】蚕室里的花朵(1)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时任中书令的司马迁,接到了老朋友任安的一封信。此时的任安,因为牵连戾太子巫蛊案,正等待下狱。

    巫蛊案是汉武帝晚年的重大事变,深刻地影响了当时政治格局的演变。《汉书·武五子传》评价晚年的汉武帝说:“上春秋高,意多所恶,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穷治其事。”汉武帝年事已高,以为左右都用巫蛊诅咒,遂派江充彻底查清这些其实莫须有的事。江充一查查到了戾太芓宫中,在戾太芓宫中掘出了用于诅咒的桐木人。太子少傅石德害怕事情闹大,建议戾太子矫诏抓捕江充。戾太子遂以汉武帝的名义发兵,诏告百官说江充谋反,斩江充,并在上林苑中焚了协助江充的胡巫。汉武帝震怒,命丞相刘屈氂与戾太子作战,整个长安城中人心惶惶。戾太子战败之后,逃亡途中被人发现,上吊而死。

    戾太子发兵时,任安时任北军使者护军,即掌管禁卫军北军,“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召任安,与节令发兵。安拜受节,入,闭门不出。武帝闻之,以为任安为佯邪,不傅事,何也?”(《史记·田叔列传》)戾太子在北军南门外召任安,给他皇帝的符节命他发兵。任安接了符节,却闭门不出。汉武帝认为任安不附和戾太子是在佯装。紧接着发生了一件小事,最终决定了任安的命运:

    任安笞辱北军钱官小吏,小吏上书言之,以为受太子节,言“幸与我其鲜好者”。书上闻,武帝曰:“是老吏也,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欲合从之,有两心。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今怀诈,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诛死。(《史记·田叔列传》)

    被任安笞辱的北军钱官小吏,向汉武帝上书说,任安接受了戾太子的符节,戾太子要求任安拨派兵甲鲜明的精锐部队。汉武帝看到上书,评价说:“任安实在是个老吏啊!见兵事起,就想坐观成败,戾太子胜,就以接受了戾太子符节的名义附和戾太子;戾太子败,又以没有发兵的名义附和我。这证明任安怀有二心。任安以前有好几起死罪,我都没有处死他,没想到此人‘怀诈,有不忠之心’。”于是下狱诛死。

    任安等待下狱的时候,给老友司马迁写了一封信,明里说要司马迁“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其实是求司马迁向汉武帝进言,搭救自己。司马迁考虑良久,给已经下狱的任安回了一封信,这就是被誉为古代书信体压卷之作的《报任安书》。

    在这封回信中,司马迁表明了自己不能“推贤进士”的苦衷:“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祸患没有比贪利更悲惨的了,悲哀没有比伤心痛苦的了,行为没有比辱及先人更丑陋的了,而耻辱没有比宫刑更大的了。因此,“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昂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今天我已经身体残疾,沦为扫除之隶,厕身于庸碌低劣者之中,却还要昂首扬眉,评是论非,不是轻视朝廷,羞辱当世之士吗!唉!唉!像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接着,司马迁用一大段篇幅说明了自己遭受宫刑的悲惨遭遇,并解释了自己被判死刑,何以自求宫刑以免一死的原因:

    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我之所以隐忍苟活,甘愿入于粪土之中而在所不辞的原因,是以私心还有未了之事为恨,怕死后文章不能流传于后世为耻啊。我不自量力,近年来自托于无能的文辞之中,网罗天下散佚的旧闻,考订前人的行事,考察他们成败兴衰之理,写成了一百三十篇,也想借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刚刚草创,还未完成,恰逢这场灾祸,我痛惜这本书还没有完成,因此即使受极刑也没有流露出怨恨之色。我确实想完成这本书,藏之名山,传给能承继它的人,在通邑大都之间流传,那么我就偿还了以前受到的屈辱,即使被戮一万次,哪里还会后悔呢!

    【宫刑】蚕室里的花朵(2)

    《报任安书》就结束于这种志存高远,委婉曲折又壮怀激烈的自辩之中。司马迁的身世,由他自己娓娓道来,真是具备一种惊心动魄的力量。

    按汉律,判处死刑的人可以自求宫刑以自赎,司马迁正是为了写作《史记》而选择宫刑的。在中国古代的“五刑”中,宫刑是仅次于死刑的惩罚。“五刑”即墨(刺刻面额,染以黑色),劓(割鼻),剕(断足),宫(阉割和幽闭),大辟(斩首)。宫刑又称蚕室、腐刑。颜师古释义为:“凡养蚕者欲其温早成,故为蚕室,畜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须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受宫刑之后容易中风而死,需要在像蚕室一样温暖的密室里养伤,待创口愈合后方能出来。蚕室,这个优雅浪漫的名字,却被用来安置刚刚被阉割的犯人。宫刑最初是用来惩罚滛乱的男女的,“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尚书大传》),后来宫刑的惩罚对象被任意扩大,直至成为针对任何人任何事的刑罚。秦朝人口不过两千至三千万人,仅仅修建阿房宫和骊山的受过宫刑的罪人就多达70余万之众!

    当司马迁在蚕室里休养刚遭重创的身体的时候,他心灵所遭受的创伤一定百倍于身体的创伤。那么,在遭受了“五刑”之中最为耻辱的宫刑之后,司马迁后悔了吗?

    司马迁是因为著名的李陵事件遭受宫刑的。

    李陵,汉名将李广长孙。李广(公元前184?—公元前119年),“陇西成纪人也”。汉武帝说李广“数奇”,命数不好。与匈奴战,刚愎自用的大将军、外戚卫青指挥不当,“惑失道”,迷了路,李广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遂引刀自刭”。李广有三子,李当户,李椒,李敢;前二子“皆先广死”,三子李敢战功赫赫,但怨恨卫青迫死其父,击伤卫青。随汉武帝在甘泉宫打猎时,卫青的外甥、骠骑将军霍去病射杀了李敢,汉武帝隐瞒说“鹿触杀之”,被鹿撞死了。李广及其三子果然俱无善终。

    长子李当户死时,留下一个遗腹子,即为李陵。李陵幼时,李广尚健在。同为遗腹子,李陵和岳飞所受的教育截然不同。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是典型的“寡母抚孤”现象。“国家”只是一个阔大的远景,而在岳飞心目中,他对寡母的承诺才重于一切—“精忠报国”,哪里是对“国家”的承诺,在寡母的强加之下,他仅仅视之为对寡母的承诺。而李陵,寡母未有记载,耳濡目染的是祖父李广的遭遇。李广“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的赫赫战功,李广不能封侯的不平之气,一定使他印象深刻。而祖父替人担过,蒙冤自刭,叔父李敢被霍去病和汉武帝合力谋杀的凄惨结局,对李陵的刺激可以想见。

    汉武帝封李陵为骑都尉,一直在李广利麾下,不得重用。李广利是协律都尉李延年的兄弟,二人又同是汉武帝宠幸的李夫人的哥哥,世代相传的乐人之家。汉武帝以这样的人为征伐匈奴的大将军,李陵必感屈辱。公元前105年,司马迁开始写作《史记》,已经称宠臣李延年“故倡也”,后来因李陵事受宫刑,下蚕室时,非常鄙恶自己“独与坐法者为伍”,深以为耻。而此时恰恰李延年也下蚕室,司马迁深以为耻的,即与李延年为伍。其实在那个时代,史家并无我们今天所以为的崇高地位,文史家、星历家被当作倡优一类人,为流俗所轻。即使在这样的人如司马迁者心目中,李延年、李广利之流也是被看不起的,更别说一般士人了。那么,李陵屈居倡优李广利手下,仅仅负责辎重,耻辱感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就可想而知了。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秋,汉武帝派乐人出身的外戚、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李陵主动向汉武帝请命,率领步兵五千人,出居延海以北,迎战匈奴三万骑兵。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简直就是自求一死。李陵的内心,不仅有在李广利手下的耻辱感,隐隐地,也许同时还有以此举作为指祖父“数奇”的无声抗议。而汉武帝亦儿戏般地答应了李陵的请求,还不时催促出战。结果,李陵的五千兵被匈奴单于以八万兵包围,而李广利不派援兵,李陵血战后“遂降匈奴”,汉廷震动。

    【宫刑】蚕室里的花朵(3)

    班固《汉书》记此事,有一处很有趣的细节:“昏后,陵便衣独步出营,止左右:‘毋随我,丈夫一取单于耳!’良久,陵还,太息曰:‘兵败,死矣!’”李陵独自一人去往匈奴营中,所为何事?真是找单于单挑独斗吗?我想,李陵大概早就想好了后路,与单于一席谈,敲定了事情的结局。伪作《答苏武书》中的名句,传神地表达出了这种心情:“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

    汉武帝询问大臣对此事的看法,满朝大臣都指斥李陵,惟独司马迁为李陵辩解说:“陵提步卒不满五千……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上以迁为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资治通鉴》),汉武帝认为司马迁为李陵游说,是为了诋毁李广利,遂“下迁腐刑”。

    在主流意识形态“华夷之辨”论者看来,李陵是汉j无疑,为李陵辩护的司马迁,历史上也饱受非议。事实上这种论调延续了两千年,司马迁之后,鲜有人再为李陵辩护。直到作家张承志,在其名篇《杭盖怀李陵》中如此辩说:“静若处子,动如脱兔,人在不测中遭逢这种前途并不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当他无家可归,朝廷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

    李陵行为中所隐含的况味复杂。国家和个人的矛盾冲突,一己的艰难抉择,不是永远都是一个重大的命题吗?

    讽刺的是,公元前90年,李广利率七万人又出击匈奴。在长安,李广利的儿女亲家、丞相刘屈氂夫妇以巫蛊诅咒皇上,腰斩枭首,李广利的妻子亦遭收捕。这是戾太子巫蛊案的余响。李广利闻讯,在塞外范夫人城,也像李陵一样投降了匈奴。

    40多年后,公元前51年,汉朝和亲匈奴,单于入朝。李陵事件,司马迁所受的宫刑,在汉匈和好的历史循环中,都化作了一缕灰烬。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在遭受宫刑之后,在七年前汉武帝“族陵家”,李陵案已成铁案的情势下,司马迁明知给狱中的任安写的这封回信,必会上达天听,但他虽然委婉、然而坚决地再次实现了替李陵的辩护:“身虽陷败彼,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而且,顺便讽刺了大臣们和汉武帝的丑态:“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

    由此可见,司马迁并没有后悔,他只是感受到了耻辱。这个耻辱是汉武帝强加给他的。司马迁完成《史记》后,“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圣君子”(《汉书·司马迁传》),只留一个副本在京城,藏之名山的正本要等待后世的圣人明君来传承,这是对汉武帝的最大轻蔑。至少从传说中的夏朝就已经出现的宫刑,在司马迁的一册《史记》面前,失去了专制皇帝所要求的身体媚术的功能,转化为巨大的心灵耻辱,以至于司马迁“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可是司马迁并没有对自己的选择后悔,对他身体的戕害,甚至催生了司马迁从“以求亲媚于主上”到“发愤著书”的决心,催生了“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著名论断。宫刑的耻辱,死亡的残酷,身体政治学的媚术铁律,在“千古书信第一”的《报任安书》面前,统统被粉碎了。

    【残身】四刺客:身体媚术的逻辑退却(1)

    刺客,以身事人,讲究的是“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为报知己,甘心自残身体,以求一逞。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的结尾对刺客群体评价道:“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不管事情最后成功没有,然而他们立意昭彰,志向不堕,因而名垂后世。这种名誉并非虚妄,它贯穿在一个个刺客惊心动魄的故事之中。

    残身的身体政治学,在先秦精神尚未消亡的时代,发散出夺目的光芒。先秦那种悍不畏死,视死如归的精神核心,也许并不追究事情的是非,知己者也许并非总是代表正义,但是那种行为中的耀眼美感,千载以下,在人性逐渐糜烂,血性近乎失传的中国史上,犹令人凛凛窒息。

    要离的故事记载在后汉赵晔所著的《吴越春秋》里。

    要离是一个“细人”,即身材矮小,体质羸弱的人。但是伍子胥却称许他“其细人之谋事,而有万人之力也”。齐国壮士椒丘欣在淮津饮马,马被水神取走了,椒丘欣大怒,袒裸持剑入水,大战水神。连续几天才出来,盲了一只眼睛。虽然没有战胜水神,取回马,但是椒丘欣仍然非常骄傲,因为毕竟敢和水神作战的人很少。到了吴国,在友人的丧席上旁若无人,要离讽刺他说:

    吾闻勇士之斗也,与日战不移表,与神鬼战者不旋踵,与人战者不达声。生往死还,不受其辱。今子与神斗于水,亡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残名勇,勇士所耻。不即丧命于敌而恋其生,犹傲色于我哉!

    —我听说勇士作战,和太阳战,表针都没有移动就胜了,和神鬼战,脚跟没有旋转一步就胜了,和人战,还没有说一句话就胜了。即使活着去死了回也不能受辱。现在您和水神作战,马和驭夫都丢了,又少了一只眼睛,身残却还炫耀自己的勇敢,这是勇士所引以为耻的。不敢和敌人拼命,却贪生怕死,居然还有脸来骄傲!

    要离的讽刺可谓刻毒,噎得椒丘欣无话可辩,决意晚上去报复要离。要离回家嘱咐妻子夜里不要关门。夜里,椒丘欣果然去杀要离,顺利地登堂入室,发现要离居然门不关,不守御,大胆躺着睡觉。椒丘欣一手持剑,一手揪着要离的头发说:“你有三死之过。第一,你在大庭广众之下辱骂我,当死;第二,门不关,当死;第三,睡觉不守御,当死。”要离回答:“我没有三死之过,你却有三不肖之愧。第一,我在大庭广众之下辱骂你,你却不敢当场报复,不肖;第二,入门不咳,登堂无声,不敢光明正大,不肖;第三,你一手持剑,一手揪着我的头发,不敢和我公平决斗,竟然还敢大言不惭地数落我的罪过,不肖。你有此三不肖,不觉得自己卑鄙吗?”

    于是椒丘欣投剑而叹曰:“吾之勇也,人莫敢眦占者,离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壮士也。”

    —椒丘欣扔下剑,叹息道:“我这个勇士,人们都不敢小看我,要离之勇还在我之上,这才是真正的壮士啊!

    吴王阖闾二年(公元前513年),吴王僚被专诸刺杀后,他的儿子庆忌逃亡到相邻的卫国,吴王阖闾担心庆忌联合诸侯来自己,伍子胥就把要离推荐给了吴王阖闾。吴王阖闾看着眼前这个“迎风则僵,负风则伏”的“细人”,顿时毫无信心,这样的一个要离,怎能杀掉万人莫当的庆忌呢?要离看出了吴王阖闾的心思,于是献计道:

    臣闻安其妻子之乐,不尽事君之义,非忠也;怀家室之爱,而不除君之患者,非义也。臣诈以负罪出奔,愿王戮臣妻子,断臣右手,庆忌必信臣矣。

    要离说:“安于享受妻子和孩子的天伦之乐,不尽侍奉国君之义,是不忠;怀着家室之爱,却不替国君除去他的心腹之患,是不义。臣诈称犯罪出逃,请王杀了我的妻子,砍断我的右手,庆忌肯定会信任我。”

    仅仅为了吴王对自己的轻视,仅仅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要离就摆出这一篇大道理,不惜断手戮妻子,以博取忠义的美名。这是典型的媚术,残身是为了取媚于君王。

    【残身】四刺客:身体媚术的逻辑退却(2)

    果然,要离逃亡到卫国,如其所愿,得到了庆忌的信任。紧接着,故事进入了高嘲:

    后三月,拣练士卒,遂之吴。将渡江于中流,要离力微,坐与上风,因风势以矛钩其冠,顺风而刺庆忌,庆忌顾而挥之,三捽其头于水中,乃加于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于我。”左右欲杀之,庆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岂可一日而杀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诫左右曰:“可令还吴,以旌其忠。”于是庆忌死。

    —要离跟随庆忌伐吴,渡江至中流,因为力微坐在上风处的要离,顺着风势用单臂刺庆忌。庆忌中创,霎时间万念俱灰,揪着要离的头三次埋进水中,可见心中的愤懑。然后把要离放在膝盖上,说:“哈哈哈!要离真乃天下的勇士,如此细小之人,竟然敢行刺于我!”随即嘱咐左右:“要离是勇士,我也是勇士,不能一日而杀掉两个勇士。让他回吴国吧,成全他对吴王的忠诚。”庆忌遂死。

    那是一个今天已经不可想像,已经不可思议的时代,连被暗杀者都表现出了如此之高的水平。庆忌因为欣赏要离的胆识和忠诚,居然致自己之死于不顾,令人不可伤害要离。

    在这样高水平的对手面前,要离取媚于吴王阖闾的初衷崩溃了,巨大的羞耻之心,逼迫他做出了非凡的选择:

    要离曰:“杀吾妻子,以事吾君,非仁也;为新君而杀故君之子,非义也。重其死,不贵无义。今吾贪生弃行,非义也。夫人有三恶以立于世,吾何面目以视天下之士?”言讫遂投身于江,未绝,从者出之。要离曰:“吾宁能不死乎?”从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禄。”要离乃自断手足,伏剑而死。

    要离痛心地说:“我杀了妻子和孩子,以侍奉国君,是不仁;为新国君杀了过去国君的儿子,是不义。人应该重死轻生,而不应该以不义为贵。我如果贪生怕死,就是不义。有此三大恶行却还活在世上,我还有何面目见天下之士!”说罢要离投江,被庆忌的随从救了上来,劝他别自杀,回到吴国等待吴王阖闾赏赐的爵禄。要离遂自断手足,伏剑自刎。

    要离肯定抱着和庆忌同归于尽的决心,庆忌临死前洋溢着宽恕和绝望的行为,深深地刺激了要离,唤起了要离的羞耻之心。要离以必逞的一死,荡涤了他残身取媚的浮薄行径。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载:“其后七十余年而晋有豫让之事。”

    豫让是晋国人,先追随范氏和中行氏,不被看重,郁郁不得志,于是转而投奔智伯,得到智伯的重用。后来赵襄子灭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用智伯的头作饮酒的器皿,以示对智伯的仇恨之深。豫让逃到山里,立下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著名誓言,决心为智伯报仇。

    第一次报仇,是更换姓名,冒充清理厕所的犯人。赵襄子如厕,心中有所感应,抓住了身怀匕首的豫让。

    襄子曰:“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

    —赵襄子说:“豫让是义人,我应该避开他。智伯没有后代替他报仇,而豫让挺身而出替他报仇,是贤人。”于是释放了豫让。

    第一次报仇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面对赵襄子的宽大,豫让并没有退缩。紧接着,“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第二次报仇,已经见过赵襄子的豫让,开始自残身体:用漆涂身,装作患有恶疮;吞炭装作哑巴。然后在街上行乞。变换后的模样连豫让的妻子都认不出来了。

    豫让伏在赵襄子必经的桥下,赵襄子的马受惊,又一次抓住了豫让。赵襄子斥责豫让说:“以前你追随范氏和中行氏,智伯灭了他们,你却不替他们报仇,反而追随了智伯。现在智伯死了,你为什么独独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为智伯报仇呢?”豫让回答说:“我追随范氏和中行氏,范氏和中行氏像对待众人一样待我,我也就像众人那样报答他们;而智伯却像对待国士一样待我,因此我就像国士那样报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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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身】四刺客:身体媚术的逻辑退却(3)

    至此,赵襄子终于明白了豫让残身苦形,为智伯报仇的决心之盛。于是:

    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使兵围之。

    —赵襄子被深深地感动了,流着泪说:“豫让啊豫让!你为智伯报仇,至此已经成名了,而我曾经饶恕过你,也已经足够了。我不会再一次饶恕你了!”兵士遂包围了豫让。

    豫让自知无幸。这时,豫让提出了他最底线的要求:

    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雠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

    —豫让说:“明主不掩人之美,忠臣有死于名誉的权利。上一次您宽恕了我,天下没有不称赞您的贤明的。今日之事,我愿意伏诛,但是希望让我击刺您的衣服,以成全我的报仇之意,那么我虽死不恨。不敢盼望您能够答应,只是袒露我的心迹而已。”

    像庆忌一样,赵襄子也展示了他惊人的水平,答应了豫让的要求。于是,一幕动人的场景出现了:豫让拔剑三跃,击刺赵襄子的衣服,然后说:“九泉之下,我可以报答智伯了!”遂伏剑自杀。

    豫让的行为,显示出惊心动魄的仪式之美:虽然强弱之势分明,但人的尊严不容抹杀;今天的人会觉得可笑,会觉得简直不可理喻,所幸豫让的敌手是显然认同这一价值观的赵襄子,于是这一仪式得以上演,成全了豫让的同时,也使豫让拔剑三跃的身姿,凝固为中国史上最动人的身姿之一。

    豫让的残身报仇,因为是在智伯死后,所以这种报答已经消退了取媚的因素。

    “其后四十余年而轵有聂政之事。”不知道四十余年的时间周期,对新的刺客的出现是短暂还是漫长。

    聂政,轵县深井里人,因为杀人,和母亲、姐姐躲避到齐国,以杀猪维生。

    濮阳人严仲子在韩国做官,和韩相侠累不和,严仲子逃亡,四处寻找能杀侠累的刺客。到了齐国,听说聂政是勇士,就在聂政母亲生日那一天,“奉黄金百镒,前为聂政母寿”,被聂政以“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的理由拒绝了。过了很久,母亲死了,聂政想起了严仲子的知遇之恩,遂下决心“将为知己者用”。

    聂政西至濮阳,见到了严仲子。

    严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韩相侠累,侠累又韩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处兵卫甚设,臣欲使人刺之,终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弃,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聂政曰:“韩之与卫,相去中间不甚远,今杀人之相,相又国君之亲,此其势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无生得失,生得失则语泄,语泄是韩举国而与仲子为仇,岂不殆哉!”遂谢车骑人徒,聂政乃辞独行。

    —严仲子说:“韩相侠累宗族众多,住处又有很多兵卫,我曾经找人刺杀他,都没有成功。请您率领车骑壮士以为辅翼。”刺客的谋略第一次在聂政身上显现了:聂政没有答应严仲子的建议,理由是人多就有泄露消息的可能,消息一泄露,就等于韩国举国而与严仲子为仇。为了守秘,为了不牵连严仲子,聂政谢绝了车骑壮士,一个人独自前往韩国。这个守秘的约定,埋下了事情发展的伏笔。

    杖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卫。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

    最惊心动魄的瞬间出现了:没有任何铺垫,没有任何侦察、等待时机的准备工作,聂政一人一剑,径直杀入侠累的府上,刺死了侠累,接着割下自己的面皮,剜出自己的眼睛,切腹自杀。

    显然,聂政对事情的结局早有预谋,一切都在他的算计之中,包括自残身体。这一残身有着极为深远的意味。

    【残身】四刺客:身体媚术的逻辑退却(4)

    韩国把聂政暴尸于市,悬赏购问聂政的身份。聂政的姐姐韩荣一听说这件轰传已久的事,就意识到是弟弟所为,马上赶往韩国,果然,这是弟弟的尸体。聂荣伏尸痛哭。面对众人惊诧的询问,聂荣的回答令人震惊:

    政所以蒙污辱自弃于市贩之间者,为老母幸无恙,妾未嫁也。亲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严仲子乃察举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泽厚矣,可奈何!士固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踪,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

    聂荣回答说:“聂政之所以宁愿蒙受污辱,自弃于市贩之间,是因为老母健在,我还没有出嫁。老母以天年去世,我也已经出嫁,严仲子在我弟弟困污的情况下和他结交,恩泽深厚?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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