涛城分场因其南面的小镇涛城铺而得名，往西约十五里即为郎溪县城，此分场以水稻田为主。我于1959年4月来此，这里虽不是开荒，但劳动的消耗却是极大的。有人以为农民不也种田吗，其实不然，农民是自己掌握劳动的，而我们是被劳改的。以插秧为例，一天的定额总在一亩以上，有时甚至二亩三亩。劳动时间就特别长。农民还有三余读书之时，我们则不然。农闲是不存在的，晚上要端坐“学习”，冬天则为比种田更苦的修塘筑坝，即使雨天或实在没正经农事可干时，也想方设法不让你闲着，哪怕是将泥挑来搬去，也要折磨你，做这种无效的劳动却美其名曰积肥。80年代看了揭露劳改生活的电影如《天云山传奇》等，直觉得可笑。电影作者或者是缺乏体验，或者也是苦于没法表现，因为劳动消耗是等于劳动强度乘以劳动时间的。看似辛苦的拉大车，其实出大力气的时间是不多的，更不要说是有牲畜拉的车了，即使是用人挡车头代牲畜，我们也称之为“洋行生意”，只有深得队长信任的“积极分子”或说是专打小报告的马屁精才轮得到。更不要说那些罗曼缔克的故事了，我们过的是完全看不见异性的生活，不然，岂不要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
此后不久，就经历了“大跃进”的荒谬时期，劳动时间拖得极长，当然人的体力有限，这对生产并无好处。最妙的是有一阵子竟然分批出工，挑担积肥，维持工地上号子整天整夜喊个不停，造成个热火朝天的声势。安徽省的土壤向来插秧的行、株距为六、六寸，为了妄图增产，1960年夏竟提出了改为三、二寸。幸而还有几个干部是会种田的，这种种植法并未全面推开，才不至于颗粒无收。虽然我所见之处都是风调雨顺的好天气，但在1960年初，全国的粮食形势就已很严峻了。对当地来说，收成并不坏，但由于虚报的产量太高，谷子交公粮还不够，农民那能不挨饿呢。
那年初夏的一天，我收到了家里的一封信，信中有我父亲的一张像片，两年不见，老人家花白的头发竟然全白了。这对我真是晴天霹雳，使我几晚都难以入睡。那时候管我们的队长是几个安徽人，这是因为白茅岭农场划给安徽省管了，才调来的一批安徽干部，他们原是民政局的人员，所以素质要比上海公安局的警察好得多。在大礼拜时，也允许少量的人领取几块钱请假去涛城铺玩一玩。我利用这一机会，在插秧将告一段落的一天中午，对队长说：“大家卖力气，这些田下午就插完了，能不能明天上午让我去一次郎溪，因为我想去书店看看。”他就点头同意了。
那晚，我整夜兴奋得不能入睡，好不容易盼到凌晨四点许，便轻手轻脚地起床，叠好被子不留任何异样痕迹地出走了。在穿过晒谷物将要进入通往郎溪的路时，忽然听见一个女人大声地尖叫“抓逃跑唷！抓逃跑……”这时月亮刚从云端露出，照得晒场一片光亮。幸而我知道这女人是个精神病的女场员，住在晒谷场边的一所茅屋里，经常夜游。这次，虽然叫喊的是真话，却也无人理睬。我于是快步走上了逃跑之路。
这条小路原来铺设有两道相距约一公尺的木轨，不知何时曾作运输之用的，那时却早已废弃，留下了比田间小路好走得多的一条通道。我走了没几步，月亮就隐没了，周围十分幽暗，我沿着隐隐约约的木轨路正走着时，忽听得一声断喝“什么人！”同时就有弄枪栓的声响。我马上将手电筒向上一扬，毫不客气地直照对方的脸面，并说道“农场的。”那巡夜的民兵一面用手往脸上挡手电光，一面讪笑着说“是出差吗？那么大早。”我嗯了一声就过了这一关。
天朦朦地又露出了月光，我走到了刚被大雨冲断的一座桥前，只好将裤腿卷起，涉水而过，幸而虽水深过膝却未将卷到齐大腿根的裤子弄湿。这样我在东方露白的时候赶到了郎溪县县城边上的车站。
车站的购票窗口还未打开，但已排起了长队，我站了一会儿，在我身后隔两三个人处来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年龄与我相仿。我便对他点点头，问：
“是出差吗？”
“是啊，这鬼地方！”
“昨晚住哪儿？”
“郎川饭店。”
“我怎么没看见你？”
“我就住进门旁那间。”
“哦，我住楼上，怪不得没看见你。”我这样随口说着就显得比他住得高了一档。说话时，卖票窗口开了，不一会儿，我已排到了窗前。就拿出了一张三元的钞票往窗里塞，叫道“两张！”谁知里面的人回道“卖完了”随即关上了窗口。我无可奈何地转身向着那人苦笑了一下。当我们先后走出候车室时，我说“那我们一起步行吧，反正就17公里路。”
我们的目的地是往南的十字铺，在那里可转乘由芜湖开往杭州的汽车。然而当我们穿过马路刚踏上向南的公路时，我的同伴回头望着车站广场上还未开动的汽车，说
“不忙走，我们回去想想办法。”
我就跟着他回到了车站，直奔办公室。他进门便问
“你们站长呢？”于是便到了李站长的桌前。我原以为他要客气地提出困难，请求帮助的，谁知他眼睛一瞪开口便说：
“我早知道你们郎溪站有问题！这当天卖的票怎么就会没了呢？”
这站长倒也不发火，慢悠悠地回答道：
“我们都是在窗口卖票的。你们来晚了。”
我的同伴并不示弱，反倒发起脾气来囔道：
“这些乡巴老就不能走走吗，还要你开后门把票预先给他们！我早就听说过你们郎溪站问题不少……”
我几年官司吃下来，这次又是逃跑，未免心虚，被他的无理取闹吓了一跳。不料这位站长先是一愣，接着却问“你是那里的？”于是他打开手里的公文包，取出了一个牛皮纸大信封扬了一扬，原来此人是公安便衣人员，此行是执行抓逃犯的任务。站长一看满脸堆笑说：
“既是这样，那就上车补票吧，”
又回过头来朝我一望问“这位同志？”
这便衣说“当然是一起的。”
我们便在站长的陪同下，喊停了刚要起动的车，上车了。在车上他问我是那里的，我说是复旦大学的，他便很感兴趣地问我：
“你们大学里出差津贴是多少呢？”
我根据1956年去北京实习时听说的教师出差情形答道：
“在路程上是每8小时一块钱，就是说一天三块。”
他听了，羡慕不已，说还是你们大学好。后来又问：
“那你脱下来的功课怎么办？”
我这才意识到他是错把我当成职业学生了，便也只好含含糊糊地说：
“这总不成问题的。”
不一会儿，十字铺就到了，我们直奔车站卖票处。他在窗口出示证件买了一张去广德的票，我一看买票需要证件，便装作忙于和他说话的样子，将钱递进窗口，说了声
“一张杭州！”
里面问“是一起的吗？证件？”
我便将手往上装口袋上去解钮扣，露出很不耐烦的样子，并继续和那便衣警察说着笑话。他要紧听我说话，就头一扬说了声
“当然是一起的。”
这时窗口里已递出了车票，我也将解了一半的钮扣再钮好。过了这一关。当然事先我是不知道这里买车票要证件的。
他的车还要等一个小时，而我更要到中午才有车来。他便要在马路上闲逛，我想这可不妙，万一碰上农场干部岂不糟糕！便邀他进路边的饭店，他先是不肯，我看出他是因为粮票问题，便说我请客。其实那时并无饭卖，只喝到两碗粥，他已是感况了，他们哪里吃得饱呢……”
我又再次邀请他们吃面包，说“到涛城还有一段路呢，这面包路上已两天了，再不吃也不新鲜了，你们就不要客气了。”
“唉，你真糊涂！说什么新鲜不新鲜，即使是霉的、坏的，对他们也是好东西啊。”
我看到了平时在被改造人员面前凶神恶煞般的队长，在背后，不影响他们安全时原来还是有人性的。当然这两位也不是当权的干部司机而已。
离开了招待所，他们又邀我搭上便车，送我回到了涛城分场。
因为正当农忙，头几天并未对我处罚。过了几天，插秧又告一段落，一天晚上，忽然开大会，宣布对我捆绑禁闭。我于是被五花大绑，送往禁闭室关了一晚。因为我是自动回来的，更因是为农忙，对我还是客气的，绑我的人平时和我关系还可以，虽然如此，还是被绑得两手肿胀发麻。安徽干部也还好一些，不象有些队长将烤烟房当作禁闭室，那里四周无通风窗户，闷热无比，捆绑起来关在里面喂蚊子，可不是好受的。
在差不多的时间内，前文提到过的尚思顺也逃跑了，他比我聪明、有胆量，并没有往上海的家里跑，而是到了南京。他既是位画家，当然很容易就用肥皂刻图章做了个假证明，以天津某美术学校或美术馆的人员身份住了旅店。然后，就在街头以为人画象，剪影谋生。居然这样混了好几个月。有一次警察来旅店查问，他以美术工作者来此体验生活为由混了过去。然而，警察见他久留不去，仍然动了疑心，去天津一查，露了馅，他就被抓了起来。
尚思顺当然不会一被抓就供出自己的来历，公安人员见他气度不凡，是位知识分子，不象个江湖画家，便怀疑他是特务，而且是个高级特务。他被关到拘留所的一间单独牢房里，在生活上相当优待，这时已是60年的冬季，普遍食品匮乏，但他却每餐有荤！
虽然，他享受着高级犯人的生活待遇，却当然也尝到了莫名其妙的轮番审讯的味道。这样过了约两个月，他终于说出了是从白茅岭跑出去的。审讯员一听才知上了自己异想天开的当。他却不怪自己“阶级觉悟”太高，反而迁怒于尚思顺，两下耳光打过后吼道：
“你小子倒快活，顿顿吃肉，我们还吃不到呢！”
这样他就被关到普通的牢房里去。那里的犯人取笑说
“你吃吃肉不很好吗，何必又到我们这里来呢？”
后来我在上海思南路的拘留所里时，正值台湾声称反攻大陆，有小股人员窜犯沿海地区。有一批被俘的就关在我所关牢房的楼下。只听见他们大声的嘻嘻哈哈，也是吃得远较一般犯人优待得多。近来我读到某高级记者右派的回忆录，他在北大荒监督劳动，后来又升级为劳动教养。他回忆说当特赦战犯时，有过幻想，认为连沾满人鲜血的人都赦免了，那么自己人犯了错误总可有希望了吧。当然，他是失望了。其实，所谓优待战俘，乃是因为还有大批敌人在抵抗。这是分化瓦解敌人的计策而已。对自己人狠于对敌人还不是司空见惯的事！
秋天以后，粮食就更紧张了。这时候报纸上也大讲其“小秋收”，这是挖野菜的一个好听的名称。报上居然说得振振有辞，说是欧美国家也有小秋收，其营养如何如何优于田里的农作物。小秋收并不是自然灾害的临时措施，而将作为一项长期的生产方法来实施云云。那时候，上海人也苦得很，吃花椰菜及卷心菜的外叶，称为光荣菜。报上却说由于这些叶子能晒到更多的日光，故营养比菜心要好得多云云。
队长们带领着我们满山跑，寻找可吃的东西。当地有一种尺许高，成单支带刺的，圆叶的植物，它的根象压扁的冰糖葫芦，但长着根须，看上去象条蜈蚣，因而被叫作百脚根。他们吹嘘说这根里含有营养如何如何好的淀粉。于是我们受命大量地挖掘，运回来堆得比房子还高。
当时的主粮降到每月只有17斤。于是将浮萍草煮在粥里，以山芋藤做菜，这虽都滑腻腻地难吃，后者还是苦的，然而将百脚根磨成粉和在面里做的馍就更难下咽了，这简直就是木屑，而且吃后大便极为困难。至于茅草根则要算是美味的了。象这样满山遍野地觅食的生活时，当然纪律也紧不起来。溜到附近城镇去是很容易的，但是去干什么呢？无非是搞点吃的，但又能有什么吃的呢？郎溪县城里有家高级饭馆，卖“高级”点心，一元钱一份，是一杯茶和一个饼。这饼看来还不错，有烧饼般大还稍厚些；但它不得不厚，因为它只是一团稀饭，在锅里将两面烤焦，形成硬皮包着这团浆糊！
实惠些是到老百姓家去，老百姓这时比我们还惨，因为连17斤粮食也无供应。有一个场员偷了农场的一付新水桶，连扁担拿到老百姓家去想换点吃的，说定了换七斤青菜，那老乡躺在床上起不来，说
“你自己去田里砍吧。”
有一次我看到两个老百姓在田边相遇，一个问：
“你儿子的事怎么了？”
“还关着呢。”另一个回答。
“不要紧，”第一个老乡安慰对方说：“扛劳改快活，肚子管饱。”
可怜！中国的老百姓是把肚子看得比自由还重要的！但在当时他们又能怎样？又有什么地方可去逃荒呢？
劳改就能肚子饱吗？我亲眼目睹了大量慢性饿死的现象，先是消瘦，然后浮肿，然后又消瘦，这就完了。那时经常重新编组，理由是很明显的，不是死了好几个，就是调往另一处的病号队去了。和我同过小组直接去医务室后死去的，算来就有27人之多。而调往病号队的就无法统计了。有一位睡在我旁边的老者，平时很能克制。被送往医务室的当天下午就去世了。医务室的人说“他被发现死去时，已将枕心咬破吃了一嘴的糠”。我还听到病号队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小组里有一老一少两个人，他俩合盖一条被子过冬，老的有好几天起不了床，便由年轻的端水送饭。不知哪一天老的死了，为了多得到一份饭，青年人居然隐匿不报，仍然和尸体同睡了好几天，直到被人检举！
抬尸体出去毕竟影响不好，队的北面有一间单独的小房子，白天总关着门，旁边的一间里有辆车，再旁边养着头小黄牛。每天东方刚露白时，有两个老场员就来工作了，他们用牛车把成车的尸体运到另一座山上去，抛在一个大坑里。这就是传说的白茅岭万人坑。后来，连那头牛也累死了(29)——
29这件事记不清是发生在涛城还是在白云山的了。我并未亲眼看到那牛。
大家都说牛累死了，是因为人死得太多，感到恐怖；我想牛是又饿又累才会死的。那时的家畜也得不到饲料，饲养队的猪是用大粪喂的，将粪放在饲料锅里煮，老远都闻到臭气熏天。这真是当时的一大发明！
干部们的生活也够受，除了在宅旁种菜外，每家还养一头猪，用绳捆在门前，活象只狗，但瘦得肚下的皮垂了下来几乎拖到了地。
还有一个残老队，那是一个干不动活的老场员的队，平时不出工，干些轻便活。在这一时期，走过他们队时有一个绝妙的景观：每个门口有人看着一只大木桶在晒太阳。这桶是装饭用的，他们在早饭后要将它尽量晒干，以减轻重量，想去分午饭时上算些。每隔几天，伙房要复验一次空桶的重量，有人估计到了，便在那天拼命将桶浸湿。
还有一个家属队，这是响应“以场为家”的号召，举家来此的场员们。走过该队时，我也亲眼看到一家人虎视眈眈地围着饭桶用秤分饭吃。
老百姓饿死却不是慢性的，他们完全没有口粮。我曾在去水稻田放水时，在田边的山坡上看见一具被狼拖出来，并咬去一条手臂的十三四岁的饿死女孩，
“她的家人没有力气把坟掘得深一些。”
我们的队长是这样说的。大伙就把她又埋了一番。她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也听说过交换了吃尸体的事。
我们队里有几位小青年忍不住饿，从仓库里偷出了一整张干牛皮，用水煮烂成冻状了吃，在此启发下，有几个人将皮鞋底，皮裤带煮来吃，也都是我曾亲眼目睹的。
在这困难的年头，我看到了瘾君子的无可救药。当然，我也在改造中学会了抽烟，这简直是必要的。因为劳动时决不允许你停手休息；但你若说烟瘾来了，就没有人能阻止你停一停。特别是水稻田作业时，手是湿的，无法抽烟，于是，每当劳作到田头，便可坐在田埂上慢悠悠地抽完一支烟。我可从未有过“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的感受，反倒体验到在饿肚子时抽上一口烟，喉咙里甜滋滋的有说不出的舒服。但无论如何，我却没有烟瘾。我不理解那些瘾君子为什么竟在任何情况下都嗜烟如命，完全失去了自制能力，丧失人格地到处拾烟蒂。甚至于将茶叶、山芋叶卷成喇叭烟来过瘾。那时简直到了有“烟”能使鬼推磨的程度！
因此，每个月我家中应我之请将配给的和向亲友要来的香烟寄给我便帮了我大忙。1961年开春以后，粮食略有增加，农民拿了菜瓜等物来卖，本来几分钱一斤的瓜竟卖到一元以上，但靠了香烟都可解决。这种情形维持了许多年，1968年我在分流四队时一包二角钱或更差的烟竟可调换一斤鸡！哈！我这讨厌烟的人却也许是靠烟救了命，免于饿死。70年代时，我成了劳改犯，牢门上锁，为防火而绝对禁止抽烟，但有一批人就是千方百计弄烟抽，这种人将亲人寄来的衣物三钱不值二钱地与老乡换烟（值五元多的一双弹力袜之类换一包二角钱的劣质烟），成了管理上最大的问题。于是我更得益了。原来农场的干部没有几个是尊重知识的，反之却往往仇视读书人。我便总是成了他们的目标，经常无端受欺凌。那时这些干部疲于奔命地管抽烟，倒无暇找我的茬儿了。这是后话。
那年夏季开始，我们便为了看守庄稼而忙开了。原来水稻长穗不久，农民便晚上来偷摘。我们受命晚上支一个八人用的大蚊帐睡在田边地头以看守水稻。队长传达场长的指示说，如果遇到老百姓来偷，只能吓唬吓唬他们，决不能与之发生冲突。场长总算说了一句老实话：“我们毕竟是黑手起家的啊！”那时，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运动已经破产，饥民们大白天成群结队地来农场骂街，到养牛的牲棚里把牛牵走，也有来认出了原属于他的家具而拿走的，干部们都奈何不得。我们看了自然高兴，也明白了这个公安局管的劳动教养农场原来是如何地从农民手中霸占田地而来的。
1962初的一天，我忽然被从工地上叫回去，同时被召到队部去的还有一位天主教的右派梅锡臣老人。管教队长对我们说：
“准备行李，马上调你们到白云山分场去。”
我问他为什么，他笑眯眯地说：“反正不是坏事。”
于是就有一个场员拖来一辆手推车给我们装行李。下午，我们被送到了白云山分场的场部报到。开始了我改造的另一个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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