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再见童年——消逝的人文世界的最后回眸

功名兑换表(3)

    我卒业于第二高等小学,是民国九年。母亲与两位舅父商量了一下,认为我的中文程度太低,把我送进全节堂,再作一年私塾学生。……我所读的,也是《诗经》、《左传》,外加《古文观止》。顾先生不肯讲给我们听,只教我们发音。他每隔几天,令我们作文一次,略改几个字,不讲。他对我颇有成见。……我是念过洋学堂的,有习气。有一次,他叫我写一篇《辟平等自由说》。我问他怎样写。他说:“平等便是无父,自由便是无君,无父无君,便是禽兽。”于是我遵办不误,照他所说的写了,写了七八十个字便交卷,也实在想不到更多的理由。他读了,勃然大怒,拖了我的手,重* 重打了十几下手心,打得我的手肿得又肥又红。又一次,为了我在文章里面用了进口货三个字,他也打了我一顿,原来他认为这三个字不雅(真正的原因,是他不懂得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

    ……

    顾先生深信“科举必复”。二舅父颇以他的说法为然。然而二舅父言行一致,至死不肯把儿子与女儿送入洋学堂读书,顾先生却早已把儿子送到上海,念了中学又念震旦大学。黎东方《平凡的我》页67—68。

    对新路向的陌生也令父母彷徨,1921年左右,钱歌川要选出路,按他的描写,当时做父母的,真有点摸着石头过河的味道:

    清末民初,科举制取消,从那以后,读书人的前程,就有了多方面的发展,要自己去选择一条出路。……这就难为做父母的了,在这新时代中,学徒制已为洋学堂所取代,无论士农工商各种行业,都要进洋学堂去学习……一般做父母的,对于洋学堂的知识有限,送子女去进洋学堂,是一件大伤脑筋的事,常要向这人请教,向那人商量……儿女多的人家,每每要看头一个打先锋的结果。钱歌川《苦瓜散人自传》页40。

    学堂已经不止是读书人的选择,连以前由学徒出身的工作,也要先在学堂学过,但是新旧之交,由一纸公文来推动改革,订定制度细则和推行上却配合不上,令这种无所不包的新式进身之阶,不免为家长和学生都带来了一些前途的烦恼。

    在混乱的前进之中,中国社会本身却表现了自我调节的动力,而且借用了不少传统力量。下面分别以《旧学塾 新课程》和《旧传统 新努力》两文,分别介绍在传统中的蜕变以及在新制度之下,旧力量所作的尝试。</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