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等地方，学校就较为重视英文，大中小学都如是，中国人办的还好一些，聘请名宿任教，像上文提及的三育小学，
“在一时风尚，上海教育界都偏向于注重西方课程的潮流中，只有三育小学是唯一注重国故学业培养的学校，它所聘的老师都是一时名宿”曾虚白《曾虚白自传》页30。
；上海著名的南洋公学的校长是前清翰林唐文治，他规定中文不合格的，一概留级。
不过为了吸收新学，他又规定，除了中文、兵操两门课程之外，一律用英文课本，用英语讲授。
黎东方《平凡的我》页73。至于上海的教会学校，一般人的印象是轻视国文，设国文课不过是聊备一格而已。
萧公权记1915年左右，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学的情况：“在民国初年上海的教会学堂教国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教会办学的宗旨是传教，自然不看重国文。进教会学堂的学生多半意在学好了英文以后，在十里洋场里面谋*生活。他们对于国文也自然不感兴趣。在这种形势之下，教中学国文本已不易见长。如果教员本身不甚健全，或教授不尽得当，极容易被学生轻视，甚至受他们揶揄。”例如某教师讲书时不甚明晰，批改习作也近乎草草了事，他曾在上海写过鸳鸯蝴蝶派，学生经常出言侮慢，问他怎样学得写等。
有一天该先生说起各地小贩叫卖食品似歌非歌的声调，认为有风趣。于是顽皮学生离开座位，绕着教室，南腔北调地高叫五香豆腐干、抄手面、萝卜赛梨儿。
萧公权又以为国文课程多数排在下午，成为全天课程最后的一堂，是教会学堂轻视国文的一个无意的表示。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页26。上海当时最有名的教会办学校就是圣约翰，毕业于该校的曾虚白、陈鹤琴都说它不重视国文。
外国教员待遇比教英文的中国教员好，教英文的中国教员的待遇又比教中文的好，房子薪金都有这三种等级。
学生又多洋行买办的纨绔子弟，对国文一点不注重，对国文教员没礼貌，上国文课，预备西文功课、。
陈鹤琴《我的半生》页70—71。(紫琅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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