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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半山坡上，老槐树下，一排土窑洞，窗棂上挂着一串红辣椒，几串黄玉米。一盘石碾，一头小毛驴遮着眼罩，在碾道上无休止地走着圈子。
人们喜欢将附着了人性的石头叫石文化。这种文化之石又可分两类：一类是人们在自然界搜集到的原始石块，不需任何加工。因其形、其色、其纹酷像某物、某景、某意，暗合了人的情趣，所谓奇石是也。这叫玩石、赏石，是天工为主。还有一类是人们取石为料，于其上或凿、或刻、或雕、或画，只将石作为一种记录文明、传承文化、寄托思想情感的载体。这叫用石，是人工为主。这也是一种石文化，石头与人合作的文化。我们这里所说的是后一种。
生命之初
石头与人的合作，首先是帮助人生存。当你随便走到哪一个小山村，都会有一块石头向你讲述生产力发展的故事。去年夏天我到晋冀之交的娘子关去，想不到在这太行之巅有一股水量极大的山泉，而山泉之上是一盘盘正在工作着的石碾。尽管历史已进入21世纪，头上飞过高压线，路边疾驰着大型载重车，这石碾还是不紧不慢地转着。碾盘上正将当地的一种野生灌木磨碎，准备出口海外，据说是化工原料。我看着这古老的石碾和它缓缓的姿态，深感历史的沧桑。毋须讳言，人类就是从山林水边，从石头洞丨穴里走出来的。人之初，除了两只刚刚进化的手，一无所有。低头饮一口山泉，伸手拾一块石头，掷出去击打猎物，就这样生存。石器是人类的第一个生产力平台。
随着人类的进步，石头也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生活中的角角落落。可以说衣食住行，没有一样能离开它。在儿时的记忆里就有河边的石窑洞、石板路，还有河边的洗衣石，院里的捶布石。大到石柱石础，小到石钵石碗，甚至还有可以装在口袋里的石火镰，但印象最深的还是那村里的石碾石磨。石碾子是用来加工米的，一般在院外露天处。你看半山坡上，老槐树下，一排土窑洞，窗棂上挂着一串红辣椒，几串黄玉米。一盘石碾，一头小毛驴遮着眼罩，在碾道上无休止地走着圈子。石磨一般专有磨房，大概因为是加工面粉，怕风和土，卫生条件就要尽量讲究些。民以食为天，这第一需要的米面就这样在两块石头的摩擦挤压中生产出来，支撑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其实，在这之前还有几道工序，春天未播种前，要用石滚子将地里的土坷垃压碎，叫磨地。庄稼从地里收到场上后，要用石碌碡进行脱粒，叫碾场。小时最开心的游戏就是在柔软的麦草上，跟在碌碡后面翻跟斗。前几天到京郊的一个村里去，意外地碰到一个久违了的碌碡，它被弃在路旁，半个身子陷在淤泥里，我不禁驻足良久，黯然神伤。我又想起一次在山区的朋友家吃年夜饭，那菜、那粥、那馍，都分外的香。老农解释说：“因为是石头地里长出来的粮食，又是石磨磨出来的面，就比土地里长的、电磨加工的要香。”我确信这一点，大部分城里人是没有享过这个口福的。当人们将石器送到历史博物馆时，我们也就失去了最初从它那里获得的那一份纯情和那一种享受。
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在石头上所体现的最好标志就是一块石头由加工其他产品的工具变成被其他工具加工的产品。
切石如泥
20年前，我第一次到福建出差，很惊异路两边的电线杆竟是一根根的石条，面对这些从地层里切挖出来的“产品”，真是不可思议。又十年后我到绍兴，当地人说有个东湖你一定要看。我去后大吃一惊，这确实是个湖，碧波荡漾，游船如梭，湖岸上数峰耸立，直逼云天。但是待我扶着危栏，蜿蜒而上到达山顶时，才知道这里原来并不是湖，而是一处石山。当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全国遍修驿道，需要大量石条，这里就成了一个采石场。现在的山峰正是采石工地上留下的“界桩”。看来当时是包工到户，一家人采一段。那“界桩”立如剑，薄如纸，是两家采石时留下的分界线，有的地方已经洞穿成一个大窗户。刚才看到的湖面，是采过石后的大坑。一根一根石条就这样从石山的肚子里、脚跟下抽出来。“沧海变桑田”是指大自然的伟力，这时我更感悟到人的伟力，是人硬将这一座座石山切掉，将石窝掏尽，泉涌雨注，就成湖成海了。
后来我又参观了绍兴的柯岩风景区，那也是一个古采石场。不过这里不是湖，而是一片稻田，如今已成了公园。园中也有当年采石留下的“界桩”，是一柱傲立独秀的巨石，高近百米，石顶还傲立着一株苍劲的古松。可知当年的石工就从那个最高点，一刀一刀像切年糕一样将石条切剁下来，这些石料都去做了铺路的石板或宫殿的石柱。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以血肉之手，以最原始的工具在石缝里拼生活啊。前不久我看过一个现代化的石料厂，是从意大利进口的设备，将一块块如写字台大小的石头固定在机座上，上面有七把锯片同时拉下，那比铁还硬的花岗岩就像木头一样被锯成薄如书本、大如桌面的石片。石末飞溅，一如木屑落地。流水线尽头磨洗出来的成品花色各样，光可照人，将送到豪华宾馆去派用场。远看料场上摆放着的石头，茫茫一片，像一群正在等待屠宰加工的牛羊，我一时倒心软起来。这就是数千年前用来修金字塔、修长城、建城堡的坚不可摧的石头吗？
经济学上说，生产力是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它包括人、工具和劳动对象。这石头居然三居其二，你能小看它对人类发展的贡献吗？
石留忠奸
石头给人情感上的印象是冰冷生硬，有谁会无端去抚摸或拥抱一块冰冷的石头呢？但这冰冷的石头里却蕴藏着激荡的风云和热烈的思想。
我第一次从石头上读到政治，是1994年1月初到桂林时。谁都知道，桂林是个山水绝佳之地，我也是本着这份心情去寄情自然,赏心娱性的。当游至龙隐崖时,主人向我介绍一块摩崖石刻,因文字仰刻在洞顶,虽近900年，却得以逃脱人祸、水患。细读才知是有名的《元党籍碑》。说是碑，实际上就是一个黑名单。在这明媚的湖光山色中猛见这段历史公案，不由心头一紧，身子一下落入历史的枯井。这碑的书写者是在中国历史上可入选奸臣之最的蔡京。宋朝自赵匡胤夺权得位之后，跌跌撞撞共320年，好像就没有干出过什么光荣的大业，倒是演绎了一幅忠奸交织图，并且大都是奸胜于忠。宋神宗年间国力贫弱，日子实在混不下去了，朝廷便起用新党王安石来变法。神宗死后，哲宗继位，改年号为元，反对变法的旧党得势；等到宋徽宗即位，新党势力又抬头。蔡京正在这时得宠，他便借机将自己的政敌统统打入旧党名单，名为元奸党。并且于崇宁四年（1105年）讨得皇帝旨意，亲自书写成碑，遍立全国各地，要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把黑名单刻在石头上，这是蔡京的发明。
在这块黑硬阴冷的石刻前，我不禁毛骨悚然。细读碑文，黑名单上共309人，其中有许多名人大家，如司马光、文彦博、苏东坡、秦观、黄庭坚等。这些人不说政见政绩，就说他们的诗书文章，也都是一代巨匠。蔡本人也算是个大文人，书与画亦很出色，更难得他在政治斗争中又很会使用石头这个工具。当初中国猿人刚学会以石击兽猎食求生时，万万不会想到几十万年后的政坛官僚会以石来上悦君王，下制政敌。当他要取悦君王，以求进身时，用的是天然无字之石。蔡京经仔细观察，发现宋徽宗极好玩石，他就让心腹在南方不惜代价，广搜奇石。为求一石跋山涉水，挖坟掘墓，拆人庭院。有大石运京不便，沿途就征用民船，拆桥毁路，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花石纲”之祸。这事连徽宗也觉得有点心虚，蔡京就说：“陛下要的都是山野之物，是没有人要的东西，有何不可？”当他要对付政敌时，用的是有字的石头。他看中了石头的经久耐磨，便刻书其上，让政敌万世不得翻身。不想后人又将此碑重刻，以作为历史的反面教材。
因为有了这次由石悟史的经历，以后我就经意石头上的野史。
封建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石头当然首先要为皇家服务。中国历史上文治武功较突出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明太祖、清康熙乾隆七位名君，除汉武、宋祖外，我见过他们其余五人留下的石头。今泰山脚下的岱庙里有秦始皇二十八年东巡时的刻石，到北宋时还有136字,现只剩下九个字了。现太原晋祠存有唐太宗李世民亲笔书写的一块《记功铭》,四面为文。我得一拓片，展开有一面墙之大，甚是壮观。那个乞丐出身的朱元璋很有意思，他与陈友谅大战于鄱阳湖，正不分上下时得一疯人周癫指点而胜，朱得江山后亲自撰文，在鄱阳湖边的庐山最高处为之立碑。现在御碑亭成了庐山的一个重要景点。康熙、乾隆的御制诗文极多，这是世人皆知的。中国几乎任何一处著名的风景点或庙宇里都能看到他们的碑刻。
石现尴尬
石头记事，确实可以千古不朽。于是就生出了另一面的故事，有钱有势的就想尽量刻大石、多刻石。但是如果你的名和事不配这个“不朽”，不配流芳百世呢？那就适得其反，留下了一分尴尬，又为历史平添了一点笑话。这石愈大，就尴尬愈大，笑话愈大。
河北正定去年才出土的一块残碑，就是对立碑人的最大讽刺。这碑我们现在已不能称之为碑了，因为它已断为三截。但是大得出奇，仅驮碑的就比一辆小汽车还大。这是目前国内多处碑林中未曾见过的巨制。奇怪的是，如此辉煌的记功碑既不是出自大汉盛唐，也不是出于宋元明清，据查它出自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纷乱的小王朝——五代时的后晋。从碑身可以看出字迹清晰，石色未经风雨洗磨，碑立好不久便入土为安了，而且碑文中所有涉及到碑主人的名字多处都被剔毁。经考证，碑主是一个小军阀，是此地的节度使，乱世之际他手里有几个兵也就做起了开国称帝的梦，并且预先刻好了记功传颂之碑，不想梦未成就大祸临头了。他被杀身，碑也被埋掉。这段公案直到一千多年后，正定县修路时，才在现代挖掘机的咔嚓一声中重见天日。于是我想到，这厚厚的土地下不知埋藏着多少不朽的石头和石头上早已朽掉了的人物。
上面说的是流传至今的成碑，还有一种是未及成形的夭折之碑。我见到最大的夭折碑是南京阳山的特大“碑材”。现在较多的说法是朱棣篡位称帝后准备为他的父亲朱元璋修孝陵时所采的石材。它实在太大了，从初步形成的情况看，碑座长米，宽12米,高17米，重约16250吨。碑首长22米，高10米，宽米，重6118吨，碑身长51米，宽米，厚米，重约8800吨。总计三万多吨。据传，当时为开采此石，用工匠数千，每人每天限出碎石三斗三升，不完即死。山下新坟遍野，至今仍有村名“坟头”。当时用的是笨办法，先将石料与山体凿缝剥离，然后架火猛烧，再以冷水泼在石面，热胀冷缩，一层层地激起碎石。至今石上还有火烤烟熏的痕迹。千万人,千万时的劳动还是敌不过自然的伟力,人们虽可勉强将这个庞然大物从山体上剥离，但如何运进城去却是个难题，于是它就这样永远地躺在了山脚下。如今现代化的高速公路从碑石下穿过，这巨石就如一头远古时的恐龙或者猛犸象，终日瞪着好奇的眼睛看着来往的车流。
如果说，正定大残碑是一个未登皇位的人梦中的龙座，阳山大碑材就是一个已登皇位者，为自己想立又没有立起来的贞节牌坊。而许许多多有诗有文的御碑，则是胜者之皇们摇头晃脑、假模假样的道德文章。武则天倒是聪明，在她的陵前只有一块无字碑，她让后人去评、去想。但这也有点作秀，是另一种立传碑。“菩提本无树”，要是真洒脱又何必要一块加工过的石头呢？唐太宗说以史为镜，史镜的一种形式就是石头，后人从石镜里照出了所有弄石人的心肝嘴脸，就是那些偷偷的小动作和内心深处的小把戏也纤毫毕现。
青石为镜
当然，石头既是山野之物，又可随时洗磨为镜，便就谁也可以用来照人照世，表达思想，褒贬人物了。上面说的是宫廷之碑，民间也有许多著名的碑刻成了我们历史文化的里程碑。如我们在中学课本里学过的《五人墓碑记》等，其激越的思想、感人的故事与坚强的石头一起经过历史的风雨，仍然闪烁着理性的光芒。成都武侯祠有岳飞所书《出师表》石刻，一笔一划如横出剑戟，一点一捺又如血泪落地。石头客观公平，忠也记，奸也记，全留忠奸在青石，就更是常书写在石头上。胡适说“中国文学史何尝没有代表时代的文学，但是我们不应该向那古文史里去找。应该向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找寻。”了解中国的政治史也应该除二十四史外，到路边或旧宅的古石块上去找寻。在我看过蔡京《元 党籍碑》之后8年再到桂林，却意外地见到一块惩贪官碑。碑文为：“浮加赋税，冒功累民。兴安知事，吕德慎之纪念碑。民国五年冬月闰日公立”。指名道姓，为贪官立碑，彰显其恶，以戒后人，全国大概仅此一例，其作用正如朱元璋将贪官剥皮填草立于衙堂之侧。我当记者时,在家乡山西还碰到一起为清官立碑的事。从前山西晋城产一种稀有兰草，岁岁进贡。然此地丛山峻岭，崖高林密，年年因采贡品死人。就是那年我们上山时也还无路可通，要手足并用，攀岩附藤而上。有一任县令实在不忍百姓受苦,便冒欺君之罪，谎报因连年天旱此草已绝迹，请免岁贡。从此当地人逃此苦役，百姓为其立碑。封建时代人们盼清官，所以就留下不少这类的刻石。现在武夷山的文庙里还保存有一块宋太宗赐立各郡县的《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脂民膏，小民易虐,上天难欺”。还有那块被朱基推崇引用的《官箴碑》:“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此石原为明代一州官的自警碑，到清代被一后继者从墙里发现，又立于署衙之侧以自警，再到朱基之口，是一根廉政接力棒，现存西安碑林。
大约人一从有了思想，就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利用石头来表达它。权贵们总是想把石头雕成一根永恒的权杖；洁身自好者就用它来磨一面正形的镜子；而老百姓则将它用作代言的嘴巴。无论岁月怎样热闹地更替，人类演化出多少缤纷的思想政治，上帝只用一块石头就将这一切静静地收去。
石传文明
前面说过，没有哪一个人愿意怀抱一块冰冷的石头。但是，这石头确确实实每时每刻都在人类的怀抱里温暖着，一代代传递着。于是“入石三分”，那石面石纹里就都浸透着人文的痕迹。人们在不知不觉中,除了将石头用作生产生活的工具外，还将它用作记录文明、传承文化的载体。就文化的本意来说，它是社会历史活动的积累。为了使辛苦积累的东西不致失去，石头是最好的载体。一来因其坚硬，耐磨损，不像纸书本那样怕水怕火；二来因其经石峪和庐山我都去过，身临文化的山谷之中，俯读经文，佛心澄静；仰观圣言，壮心不已，你会感到一股这石头文化特有的磅礴之力。
本就处在露天，体势宏大，有较好的宣示功能，所以以石记史、以石为文就代代不绝。
人以文化心理刻石大概有这样几种类型。
一是为了表达崇拜、宣扬精神。最典型的是佛教的石窟、石刻和摩崖造像。
敦煌、麦积山、云岗、龙门、大足，佛教一路西来，站站都留下巨型石窟。这都要积数代人的力量才能成。像乐山大佛那样，将一座山刻成一个大佛，用了90年的时间，这需要何等惊人的毅力，而且必须有社会的氛围，这只有宗教的信仰力才能办到。泰山后面有一道沟，竟将一部《金刚经》全部刻在流水的石面上，每个字有桌面大，这沟就因此名为“经石峪”。但也有的是为了宣扬其他。冯玉祥好读书，他住庐山时心有所悟，就将《孟子》的一整段话叫人刻在对面的石壁上。经石峪和庐山我都去过，身临文化的山谷之中，俯读经文，佛心澄静；仰观圣言，壮心不已，你会感到一股这石头文化特有的磅礴之力。古人凿山为佛的场景我无法亲历，但现代人一件借石表忠的事我倒是亲自体味过。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山西当记者，一天沁水县（作家赵树理的家乡）的书记来找我，说他那里出了一件奇事，也不知该不该宣扬。我到现场一看，原来是一位老村干部为毛主席修了一座纪念堂。堂不足奇，奇的是他硬在一块巨石上用手“抠”出了这座“堂”。当时，毛主席去世不久，这位深感其恩的老村干部，决心以个人之力为伟人建一座堂，而且暗发宏愿，必须整石为屋。他遍寻附近的山头，终于在村对面山上找见一块巨石，就一卷行李，一口小锅住到山上。他一锤一錾，每天打石不止，积年余之力，居然挖出一座有4米直径之大的圆房子。老人将毛主席的像端挂正中。他又觉得山太秃，想引来奇花异草，依稀知道有一本记载植物的书叫《本草纲目》，就向卫生部写信，卫生部居然还寄来了许多种子，我去时山上已一片青翠。当时正好农村推行改革政策，村里就将这山承包给了老人。当初，人们都说这老人是疯子，现在羡慕不已。这种借坚石而表诚心的方式中外同一。上个月我从泰国归来，那里有一座佛城，巨大的佛殿里，800多块花岗石碑全部刻满经文。这则全靠国家的力量。
第二种是为了给后人积累知识、传递信息。那一年我到镇江，在焦山寺碑林里见到一方石头，上面刻有一幅地图，名《禹迹图》，是大禹治水，天下初定后的版图。这幅石地图用横竖线组成5831个方格，每格合百里，比例为1:4200万，上面有山川河流及551个地理名称。这是我见到的最久远的地图，它刻于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英国人李约瑟说这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古地图。现在河北保定原清直隶总督的大院内保存着16幅《御题棉花图》刻石。乾隆三十年（1765年），时任总督的方观承考察北方的棉花种植生产流程后，亲手绘制了16幅工笔绢画，图后配有说明文字，呈送乾隆皇帝御览。乾隆仔细研究过后，于每幅图上题诗一首。皇帝亲自题诗勒石承认农民的辛苦，恐怕在中国历史上也仅此一例。这图文并茂的16幅石刻永远留在了直隶总督衙门，为我们保存了中国农业科技史的重要资料。人们考证，最早的木版连环画大约可以追溯到明万历年间，而这《棉花图》很可能就是第一部刻在石头上的连环画。现在长江大坝已经蓄水，又有谁能想到百米水下将要永远淹没一段石上的文化。原来在涪陵城的江面上有一道石梁，水枯时现，水丰时没，古人就用它刻记水文的变化。石长1600米，1100年来竟刻存了163段，三万余字的记录，还有飞鱼图案。考古学家习惯将地表数米厚的土壤称为文化层。人们一代一代，耕作于斯，歇息于斯，自然就于这土层中沉淀了许多文化。那么，突出于地表的石头呢，自然就更要首当其冲地记录文化，它不仅是文化层，而是文化之碑，历史之柱。
石寄情思
第三种是人们无意中在石上留下的关于艺术、思想和情感的痕迹。
人对石的崇拜，是因为那石上所浸透着的文化汁液。石虽无言，文化有声。记得徐州汉墓刚出土，最让我感动的是每个墓主人身边都有一块十分精美的碑刻，今天都可用作学书法的范本。但这在当时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丧葬配件，平常得如同墓中的一把土。许多现在已被公认的名帖，其实当年就是这样一块墓中普通的只是用来干别的事情的石头，本与书法无关。如有名的《张黑女碑》，人们临习多年，赞颂有加，至今却不知道何人所写。就像飞鸟或奔跑的动物会无意中带着植物的种子传向远方，人们在将石头充作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时，无意中也将艺术传给了后人。
那一年我到青海塔尔寺去，被一块普通的石头深深感动。说它普通，是因为它不同于前面谈到的有字之石。它就是一块路边的野石，其身也不高，约半米；其形也不奇，略瘦长，但真正是一块文化石。当年宗喀巴就是从这块石头旁出发去进藏学佛，他的老母每天到山下背水时就在这块石头旁休息，西望拉萨，盼儿想儿。泪水滴于石，汗水抹于石，背靠小憩时，体温亦传于石。后来，宗喀巴创立新教派成功，塔尔寺成了佛教圣地，这块望儿石就被请到庙门口。现在当地虔诚的信徒们来朝拜时，都要以他们特有的生活习惯来表达对这块石头的崇拜。有的在其上抹一层酥油，有的撒一把糌粑，有的放几丝红线，有的放一枚银针，时间一长，这石的原形早已难认，完全被人重新塑出了一个新貌，真正成了一块母亲石。就是毕加索、米开朗琪罗再世，也创作不出这样的杰作。那天我在石旁驻足良久，细读着那在一层层半透明的酥油间游走着的红线和闪亮的银针。红线蜿蜒曲折如山间细流，飘忽来去又如晚照中的彩云。而错落的银针，发出淡淡的轻光，刺得游子们的心微微发痛。这是一块伟大的圣母石，它也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所有母亲的慈爱，也照出了所有儿女们的惭愧。这时不分信仰，不分语言，所有的中外游人都在这块普通的石头前心灵震颤，高山仰止。
当石头作为生产工具时，是我们生存的起码保证；当石头作为书写工具时，是我们传承文明的载体；而当石头作为人类代代相依忠贞不二的伴侣时，它就是我们心灵深处的一面镜子。无论社会如何进步，天不变，石亦不烂，石头将与人厮守到永远。
第二辑 大渡河上三首歌
泸定县，因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而名扬天下，在县城边为纪念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建一纪念公园，园内有一“四歌亭”。亭内立一四面体石碑，碑的三面各刻有一首歌，连词带谱。这三首歌说出来都是赫赫有名。第一首是《歌唱二郎山》，第二首是《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第三首是《康定情歌》。三首歌都发祥在大渡河两边，大渡河不但因红军夺桥而有威武之名，亦因这三首歌而大有文名。四歌亭名“四歌”，实际只有“三歌”，还空一面碑虚席以待。当地负责人说，如果有谁还能写出可与这三首比肩的作品，我们就把它刻在那面空碑上。这三首歌中，《康定情歌》是民歌，其余两首都是音乐老前辈时乐濛作曲，回京后我即托人找到时乐濛老先生并登门拜访，受了一次音乐启蒙教育。
音乐不说具体事，只表现一种情绪———
《歌唱二郎山》原本唱的是大别山
当我在北三环外的一处部队干休所见到时乐濛时，老先生偶感小疾，坐着轮椅，还是坚持接待我这个奇怪的不速之客。外面的音乐世界好热闹，流行歌、摇滚乐，歌手前面唱，美女后面跳，歌星台上站，台下的观众就举手来回摇。而曾为一个时代写下许多名曲，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的老人，却静静地坐在这个光线略显不足的旧房里，坐在这把轮椅上，有几分孤独，几分落寞。我们一起开始了对湮没往事的钩沉。
“二呀么二郎山，高呀高万丈……羊肠小道那难行走，康藏交通被它挡。”这是一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非常流行的歌。但是我万没想到，一坐下来老人就说，其实这首歌原本是写大别山的，是从歌唱大别山移植过来的。原来的歌词是：“大呀大别山，红军到了家。大别山，从此就是人民的家。”1952年7月要搞第一届全军文艺会演。5月西南军区为筹备会演节目，将时乐濛从川东军区调到贺龙、邓小平领导的西南军区，任战斗文工团团长，抓创作。他发现独唱歌曲《千里跃进大别山》很受战士欢迎。二野是从大别山过来的，山东河南子弟多，由时乐濛作曲的这首歌本就用了河南梆子风格，每次到筑路工地演出都要连连谢幕。当时筑路部队正大战二郎山，歌手孙蘸白建议重新填词，就拿它进京参赛。于是由洛水填了现在的这个词。先是在筑路工地上演唱，进京调演又一炮打响，连谢幕四次下不了台，第二天就在北京传唱起来。贺龙高兴得不得了。很快又流行全国，家喻户晓。再后又带到朝鲜慰问志愿军，传遍朝鲜战场。朝鲜来华演出的文工团都唱这首歌。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一个文化代表团到英国演出，一位观众提出要听《歌唱二郎山》，演员大奇，一问才知道，这位英国老兵曾是朝鲜战场的战俘。他在俘虏营里学会了这首歌，而且终生难忘。
谈到这首歌由唱大别山改编为唱二郎山，时乐濛先生说，音乐不表现具体事物，只表现情绪，当工人在扛麻袋或拉纤时，就只“嘿呦，嘿呦”比有具体的词还丰富，还鼓劲。
现在二郎山隧道已经通车。过去遇有雪雨，七八天翻不过去的山，那天我们十几分钟就通过了。隧道口前立有一块红色岩石，石面上刻着这首《歌唱二郎山》。这是筑路大军的纪念碑，也是新中国音乐史上的一块丰碑。时乐濛先生还不知道这件事，我将此事告诉他时，他坐在轮椅里，脸上漾出幸福的笑容。
艺术创作主要靠多方面长时间的生活积累
《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作者没有去过大渡河
大约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听到过一首雄壮豪迈的歌《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开头的歌词至今还能记起。那天沿着大渡河驱车赶路，我忽然想起这首歌，就问地方上陪同的老郭，他一听就激动，我们就一同哼起了开头一段：“万里风雪盖高原哪，大渡河水浪滔天”。就是有了这个契机，老郭才说，县里有一个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公园，公园里有一个四歌亭。于是才又特意绕路去看了那个四歌亭。
《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刻在亭内四方碑的面东一侧，五线谱并词，魏风词，罗宗贤、时乐濛曲。这是一首气势很大的合唱领唱，近半个世纪在我脑海里一直大浪滔天，乐声如潮。这次读碑才发现歌词很简单，就四段：“万里风雪盖高原，大渡河水浪滔天，进军的道路被它挡；当年红军爬铁索，大渡河上英雄多，坚决战胜大渡河；你看那汽车千百辆，一辆一辆排成行……藏胞支援了牛皮船；同志们，加油干，快把物资往上搬。”这词反映了那个时代简明朴素的文风，也证实了时乐濛先生说的音乐主要是一种情绪，而不在具体内容。
访问中我极想知道这首歌的创作过程，不想时老先生又言出惊人：“我到现在也没有去过大渡河。”时老说，当时接到参加调演的任务后我们考虑到在舞蹈方面还有几个能拿出手的，如《军民打青稞》、《筑路舞》等，音乐方面却没有有分量的节目，当时全国就两件大事，一是抗美援朝，一是解放西藏。大渡河成了进军西藏的大障碍，筑路任务十分突出。当年红军过大渡河是和阶级敌人斗，现在是和恶劣的自然条件斗。于是决定写一个七分钟的合唱，这在当时已是大型节目。再下去体验生活已来不及，只剩一个月了，就从生活积累中汲取。时老说，周总理说过嘛，文艺创作是长期积累偶尔为之。我没有到过大渡河，但我随军征战，到过黄河、长江、湘江等大江河，有生活。当时部队文艺生活很活跃，战士筑路中写了许多墙报、快板、枪杆诗，这是我们创作的又一主要来源。我们很快就写好，排好。这个节目全军会演得了二等奖。
在那次全军会演上，时乐濛一个人有三首曲子得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曲家。后来又创作了大合唱《三套黄牛一套马》，一百二十人的合唱团，一直唱到“文革”开始。
一团凄美的谜———
《康定情歌》的作者是谁？
泸定四歌亭里的三首歌，前两首词曲作者都明明白白刻在碑上，唯《康定情歌》没有作者。现在我们都说它是一首民歌，但记谱、整理者又是谁？应该有一个人，就像王洛宾整理新疆民歌那样。
我提出这个问题，老郭更来了精神。老郭是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曾在报社工作过，遍采当地风土掌故。他说，这首名曲的收集者叫吴文季。
吴文季是福建泉州惠安人。抗战时期在重庆上学，学音乐，当时国民党在甘孜有一支准备出征缅甸的部队，他被调来任文化教员，主要是教歌。康定地处通往西南的咽喉地带，内地物资经此流往西藏、印度，日军侵华期间曾是仅次于上海、天津的第三口岸，藏汉文化交流多，音乐积淀多。吴文季在军旅中事情不多，就常到寨子里，到集市上，到骡马会上收集民歌。《康定情歌》就是这样收集到的。歌中唱的跑马山，我原以为是如兴安岭、祁连山一样连绵的大山，原来就是康定城里的一个小山包，站在街上就能望见山顶，当年藏汉民在山头斜坡上跑马取乐。可以想见那时货物满街，骡马满山，藏汉杂处，山歌互答的情景。吴文季在康定的短暂服役结束后，回重庆，抗战胜利后又回南京继续学音乐。1947年南京音乐学院举办师生联欢会，他将这首歌拿出来，请江定仙老师配器，首次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