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红旗谱

红旗谱第20部分阅读

    窗子看河边上两排柳树遮荫了河岸。河水在柳枝下缓缓流动,月亮透过繁密的枝叶,在水面上闪出耀眼的银光,夜色多么幽静呀!心里又想起严萍:一个美丽的脸庞,两只静穆的眼神……

    他为了爱严萍,思想上产生一个愿望:尽一切能力帮助她进步,引她走向革命,锻炼成一个好的革命者。于是把革命的体验传授给她,把革命的心情倾吐给她,把新的心得描述给她。有那一个礼拜不告诉她一点得意的事情,就象是日记上多了一页空白。自从和严萍建立了这种友情,身边有了这样一个人儿伴随,他就战斗得更加坚强。成天价精力充沛地去做好各种工作,使革命生活更加充实。他也想过:一旦失去她,他会……他不敢这样设想,自信不会失败。失败了的话,他也想过,那就只有斗争!斗争!斗争!斗争的对手,就是冯登龙,一个没落地主的儿子,一个国家主义分子。到了这步田地,就等于说,在政治上遭到了失败——那就是他没有能力,没有本事,把她争取到进步的阵线上,却被冯登龙拉她倒退了。

    他想着,歪在床上睡着了。不一会工夫,又猛醒过来,伸头一看,东方发亮了。明天是礼拜日,他和严萍约定,今天早晨去共同完成一件宣传任务。他穿好衣服走出来,向南一拐,走过操场的花砖墙。趁着夜影,跳过围墙去。走着河岸上的小路向北去,到了城门口,城门还紧紧闭着。他又沿着河岸走回来,向南去,走过水磨旁边的小桥,到南关公园。公园老早没人管理了,是荒凉的。他想在八角楼的后面,很少被人看见的地方,爬过城去。爬城是一件苦事,他用脚尖抵住狭窄的城墙砖的楞缘,一步一步往上爬,一滑脚就会跌下来。翻登城头的时候,要通过一丛枣棘。城头陡峭,不攀住枣棘更难登上城墙。他咬住嘴唇,把眼一合,伸手攀住枣树的枝条,硬着头皮钻过去。棘针扯破他的衣裳,刺着他的手,流出血来。

    他好不容易爬过城去,走过清静的街道,到了严萍家门口。街上没有行人,他在门前走来走去,门还是闭得紧紧。他走上石阶,隔着门缝看了看,严萍的小屋里还是静静的,他只好坐在阶石上,看着西方最后一颗星星落下。他正楞楞怔怔地对着两扇关着的大门呆着,听得小东屋门一响,一阵皮鞋声,门吱地开了,严萍出现在他的眼前,怔了一下,笑着说:“同志!你来得好早!”说着,伸出手来。

    江涛站起身握住她的手说:“天黑着我就来等你了!”他也笑了。

    街上还冷冷清清的,猛然刮过一阵风,有两只早起的云燕,高高地在天空上飞旋。街口有个卖菜的小贩,拔起脖子吆喝。两个人顺着胡同向北去,把传单塞到沉睡的大门里。走到北城根,向东一拐,江涛站在拐角的地方了望着,严萍把传单贴在墙上。看见小胡同里有写下的标语,是严萍的笔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江涛问:“为什么在近边处写这么多的标语?”

    严萍说:“别的地方还不是一样。”

    在关东大部地区沦亡以后,保定学联为了支持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反对不抵抗政策,发动了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活动。抗日力量在这个市区,完全有这种魄力:一道命令下去,能动员千百人在大街上开宣传大会,把标语写满了保定市的墙壁。

    江涛沉默了一刻,说:“咳!为什么都写在这儿?写到乡村里去吧!我们应当动员广大农民起来抗日。”

    走到一个红油大门,门前有两棵树,象是阔人的公馆。严萍在一边看着,江涛把亲手画的一张讽刺画贴在门上。两个人并肩步走着,江涛说:“我们宣传工作者,他要钻着心地研究工作方法:大清早,人们是不起床的,把抗日的礼物送到他们的门上,等他们睡足了觉,一开门就收到了。”他把两张传单,塞进一个黑油小门里。又说:“晚上,你到书店里去,翻翻这本书,夹上两页传单。翻翻那本书,夹上两页传单……

    这样,我们抗日的主张就和青年学生们见面了。”

    严萍不注意地笑了一下,说:“看你,倒挺熟练。”江涛说:“这些工作技术,时间长了,也会被反动派发觉。不要妄想,有哪个统治者是傻子……”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着,好象老师给小孩子们讲课一样。“我们想到的,反动派也会想到。我们的斗争艺术提高了,统治者的本领也会提高。抗日的活动就是在不断创造,不断斗争里前进。一刻的停止创造,一刻的停止斗争,就等于向卖国贼们缴械……”严萍听江涛讲完一段,就表示由衷地接受。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严萍象跟师傅学艺,仔细听着,一个字一个字地印在心上。暗里留心江涛的谈话,听他什么话怎样说法,什么口吻,什么态度。她问江涛:“为什么老是‘斗争’、‘斗争’的,说一连串的‘斗争’哩?”江涛说:“在做小学生的时候,学习贾老师说话,学会的。”可是贾老师是因为坐狱、受了电刑,神经受了过重的刺激,说起话来口吃,嘴唇打着哆嗦,一说到紧关节要的地方,越是着急越是说不出话来。江涛跟他学了,是为加强语气。讲到紧要地方,就学着贾老师举起右手,说:“……斗争!斗争!斗争!”表示他的坚决,他的勇敢,他的抗日决心,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决不罢休。严萍看了,一股劲儿想笑,斜起眼睛说:“干吗老是斗争斗争的?”严萍一说,江涛脸上就红了。

    散着传单,严萍有个急躁的想法:“盼早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吧!”她想象一杆抗日的旗帜插在高空,迎风飘动,想到抗日斗争的远景,想到向日寇进军的威势。这种想法,有时会使她兴奋得浑身发热,甚至心悸肉跳。

    今天为了完成这个宣传任务,严萍心上老是跳动不安。前天才有两个学生在墙上写抗日标语被捕了。还有几个人,是在东郊鼓动士兵抗日,被十四旅逮捕的。被捕的人都押进公安局里,经过几天的请愿示威,经过严重的交涉,才放出来。一想到被捕,心上就又不住地跳动,觉得恍惚不安。走到东南城角,传单散完了,她的心才放下来。

    两个人拍拍手,又说又笑,走到大街上。太阳出来了,阳光晒在街巷里和屋顶上。铺门都打开了,顾客还是稀少。两个人走进天华市场,到白云章包子铺去吃早点。

    一进铺子门口,就闻到逗人食欲的香味,跑堂的伙计,撒开尖嗓子高声叫着。江涛拉着严萍,走上楼梯,坐在一间小房里。严萍看见伙计一条胳膊上摞着十几碟包子,通、通、通地跑上楼来。又把十几个碟子摞在胳膊上,通、通、通地跑下楼梯,她抿起嘴儿笑着说:“看起来,天地间什么事情也不是容易的!”

    吃着早点,江涛悄悄地问:“怎么样?不害怕了吧?”

    严萍说:“只要有个人儿在我身边,就什么也不怕。”

    江涛说:“锻炼锻炼就好了……这算是个假设吧,假如有这么一天,你被捕了,又该怎么办?”严萍听了这句话,把两颗黑眼珠倾在鼻梁上,仄起脸儿想了半天,才说:“被捕了?

    听说那是很可怕的!”

    江涛说:“没有什么可怕,对一个坚决抗日的革命者来说,这是家常便饭。比如我吧,比如你吧,就时常有被捕的可能。

    只要思想上有准备,并不可怕。”

    严萍两只眼睛望着窗外,摇摇头说:“不可怕?”

    江涛说:“比方说,你一旦被捕了,人家要问你,江涛是主张抗日的吗?”

    严萍眼睛瞟着江涛,笑着说:“不是。”

    “张嘉庆是吗?”

    “不是。”

    “人家要打你,要轧杠子灌凉水!”

    “我豁出去了,我宁自死了,什么也不说。他们果真这样,他们就决心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

    江涛说:“象蒋介石和汪精卫之类,投降日寇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准备在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面前经受考验!”

    第四十三节

    江涛和严萍约定,下午去参加宣传大会,就回去了。

    礼拜日,大街上人来来往往,大部分是男女学生,和乡下来的农民。严萍沿着马路走回来,躺在小床上睡了一觉。正在睡着,有脚步声走进小院。仔细一听,是冯登龙走到北屋去了,和妈妈蘑蘑菇菇说了半天话。妈妈很喜欢他,常给他洗衣服,炒好菜吃。登龙转着脖子看不见严萍,睁开大眼睛问:“萍妹子呢?”

    妈妈说:“在东屋里,去吧,去看看她。”

    严萍听登龙走过来,翻了个身,脸朝着墙,把手搭在眼上,装打起鼾睡。冯登龙不管不顾,夸地坐在床沿上,伸手去扳严萍的手。严萍机灵地躲开,说:“年岁大了,还这么着,谁习惯?”她伸起胳膊打了个哈欠,翻身坐起来,说:“坐到椅子上去。”

    冯登龙说:“我表叔说,目前是个时机,他们正在扩大队伍。我觉得上中学总是个远道,不如干军队。象冯阅轩吧,他上了军官学校,到日本留了几年洋,回来就当了团长。上学呢,上来上去,顶多不过是个‘教育界’。”

    严萍说:“我早就同意你去哩。”

    冯登龙说:“我决定要去了。”他又吸起烟来:“……当当排连长什么的,说不定不到一年就当上营长。我要是当了旅长啊,立刻把冯阅轩他爹押到监狱里去……”

    严萍插了一句,问:“干吗?你要铲除土豪劣绅?”

    冯登龙摇摇头说:“哎!咱不象江涛他们那样。”

    严萍坐在小床上,瞪了他一眼,冷笑说:“你是为自格儿的事情,既想做官,又想发财。”

    冯登龙把手掌一拍,说:“嗨!对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且,而且,想读书,我父亲也供给不起我,他和冯阅轩他爹打官司把地输了。当然啊,我们还雇着两个长工,养着两个大牲口,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乡村里还是个财主。”

    严萍撇起嘴,笑着说:“嘿嘿!你真会说。”

    在严萍的思想深处,有个不可告人的秘密:登龙在小孩子的时候,人儿长得还漂亮,性格也爽直。自从一二年来,年岁越大越蠢,一点聪明劲也没有了,一看见江涛就立眉竖眼的。相反,江涛人儿朴实,也极热情。她又想起那一年,江涛在反割头税大会上讲演的姿态,有时两手叉腰,有时挥动一只手。两只大眼睛黑黝黝的。她想:那时他背后就是缺少一面大旗。心里说:“那面大旗要是叫我打着啊,说不出来那情景儿有多么壮丽!”

    她又想到:要摆脱和登龙的感情,确实是个问题。她怕他,那家伙楞手楞脚,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于是她一股劲地鼓励他:“快去吧!”“去学军事吧,将来的职业问题也甭作难了!”她想,只要他离开保定,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冯登龙又和严萍谈了一会子家庭琐事,他痛恨冯阅轩侵害他的家庭,他咒骂,他怨恨。一说到冯阅轩的名字,把牙齿咬得咯嘣咯嘣地响。为了这件事情,严萍也为他不平过,甚至是气愤。可是后来才觉得这场官司,打来打去,不过是两家地主为个女人争风吃醋,不由得暗笑,心想:“狗咬狗两嘴毛罢了!”

    冯登龙对严萍的小屋子很是留恋,走到北屋里倒了几次茶,拿了几次烟,可是他不忍就走。他要求严萍:“秋高气爽,咱们到公园里去看红叶吧!”

    严萍说:“困,我没有那个兴趣。”

    他看严萍这样冷淡,不耐烦的态度,还是故作镇静,把右腿架在左腿上,打着哆嗦。眼睛眯缝得紧紧的,不让泪水流出来。严萍很讨厌那种姿势,她觉得那是十足的市侩气。冯登龙到这刻上,也不得不离开了。他还是眯缝着眼睛,把烟卷叼在嘴角上,右手插进大褂襟下,立起身来要走,可是他又站住。瞟了一下墙上挂着严萍的相片,说了一声:“愿你们永久幸福吧!”就走出去了。

    严萍一听,脸上腾地红起来,瞟着他的背影,心里说:

    “何必呢!”

    冯登龙走下高台大门,又站了一下,背过脸把手伸出去。严萍象是没有看见,扭身走进大门,把门一关,踏着响脆的皮鞋声走进去了。

    她走回来,依然躺在床上。心上又在突突地跳起来,象是怕丢失什么东西,又怕不能得到什么。盯着自己的相片,又想起照这张相片的情景:在一个夏天的傍晚,她和江涛、和爸爸到公园里去散步。刚刚转过“别有洞天”,江涛指着天边上的月亮说:“多明快的月亮啊!”严萍冷不丁转过头来,伸起两只手,仄起头悄悄地说:“多么幽静啊!”爸爸也走上来说:“新月呀,象金钩呀!”

    过了几天,江涛谈到在那一刹间,她看月的那种姿势挺好看。她按江涛的意思,照了这张照片。照相的时候,江涛还要站在她身子后头衬个背景,严萍说什么也不干,把他推开了好几次。这张相片,一直挂在墙上,什么时候看见,都觉得清新。可是她现在一看到那种姿态,就觉得幼稚、娇气,一点不带革命劲儿,没有英雄气概,摘下它来!

    她对于过去的生活,再也不感到满足,倔强地说:“让旧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流水逝去吧!”

    她看了看手表,到了指定的时间。就整理了一下衣服,匆匆走出西城,到第二师范去。一进传达室,老传达韩福正低头做他自己的事情。那是一个白面庞、黄胡子、镶着红眼边的老头。她立在门口,连叫了好几声,韩福还是不理不睬。她着急说:“俺找一个人嘛,你没听见吗?”

    韩福老头说:“是,姑娘!我这就弄完了。”他抬起头来,看了看,又低下头说:“你找江涛,上养病室,去吧!”

    严萍喷地笑了说:“俺还没说嘛!”

    韩福老头说:“用不着,我记性强着呢,早记熟了。去吧,上养病室。一个礼拜不知道来多少趟!”说完了,又去做他自己的事情。

    第二师范有个高大的门楼,进了门是一条砖砌甬道,甬道两旁有两行小柏树。迎着门有两棵大杨树,树下是一圈花墙,风一吹,大杨树的叶子豁啷豁啷地响着。横廊下放着一面大穿衣镜,她对镜端相了一下自己的身影,才走过斋舍,到养病室去。站在江涛的门口,轻轻敲了两下门,才走进去。小房里坐着一堆人,有江涛、老夏、老曹、老刘,还有青年团员小邵,一个活泼有风趣的小家伙。她一见人多,觉得怪不好意思的,又想退出来。老夏看见她犹豫的神情,说:“请坐吧!我们的会开完了。”

    严萍看见老夏,弯腰向他点了点头。她知道老夏是中共二师支部的负责人。他比江涛个子高一点,脸上黄瘦,有一双黑而安谧的眼睛。严萍在那里站着,两只黑眼睛骨碌骨碌地转着,看着江涛。他们见严萍进来,站起身来要走。江涛说:“坐坐呀!为什么就走?”

    可是他们谁也不说什么,笑眯眯地走出门来。小邵走出门去,又回转头来,推开门呲出白牙笑了笑,说:“难道我们还不应该走吗?”

    江涛说:“少说废话。”说着,抬起脚咚地一声把门踢上。

    严萍轻轻笑着说:“这号人儿!”她立在窗前出神,清清河水从窗前流过,对岸河边满是油绿新鲜的菜畦。

    江涛从抽屉里拿出两卷宣传品,说:“请你带上好吗?”又扳过严萍手上的表,看了看说:“五点十分到公园,五点半到南大桥,这是一路。不能错时间,不能乱走。请你在‘别有洞天’等我吧!”又弯下腰,集中精神拾掇抽屉里的书籍和文件。他在做着准备工作。

    严萍把宣传品掖在腰袋里,又放下黑裙看了看。问:“可以吗?”江涛瞅了她一眼,说:“走吧!”才说走出来,钟楼上响了几下钟。她又停了一刻,看太阳西斜了,才沿着东墙根走到大图书馆,再越过横廊走出来。老传达韩福在门口破藤椅上坐着,看见严萍走过来,问道:“走吗?”严萍说:“走啦!”

    她又偷偷看了看,见韩福在对着她笑,脸上又红起来。

    她出了门,沿着灰碴马路向南去,走过小桥。河水跳过闸板,淙淙地流着。四点半钟,走到“别有洞天”。她爬上土山,在树丛里坐下。天气很闷,心上跳得厉害,看河岸上有人三三两两地走过去,有工人也有学生。隔着叶隙,看见张嘉庆走过去,老夏、老曹都走过去了,不用说她就会明白。时间迫近了,江涛还不来,她心里更加跳得厉害。拿出宣传品看了看,一种是《为日寇侵占东北告民众书》,一种是《为发起抗日运动告各界父老书》。她看着,一时受了激烈词句的感动,觉得心上热烘烘的。

    她看了看表,时间就要到了,江涛还不来,心上焦急起来:“怎么他还不来……能不来吗?……他不会不来的。”又踮起脚尖,向四处张望。她想:“不能……他一定要来的!”想着,想着,江涛来了。他一个人顺着河岸的小路悠闲地走着,手里拿着一根细柳枝,边走边抽得嗤嗤地响。走到土山前头,立在大树下,睁起眼睛向土山上望,用两个指头捏着嘴唇,打了个尖锐的口哨。严萍欣然走出去,笑着说:“你可来了!”

    江涛说:“等急了吗?又在害怕吧?”看她脸上,显然又在担心,他说:“我等在水闸那里,把人们指引过来,怕人们找不对路呢!”

    严萍说:“心里可是急呢!”她踮了两步跟上去,紧贴江涛走着。两人放快了脚步,五点十五分走到大南门。看走向南大桥的路上,已经有不少人。江涛又走进一家小铺,要买烟卷。掌柜的找给他钞票他不要,一定要铜元。可是在那个年月里,通货膨胀,掌柜的不愿再把铜元花出去,咧起嘴角说:“重呀,先生!”江涛说:“别人怕重,我不怕。”他把铜元包了沉甸甸的一手巾。严萍心里直发急:“怎么这人平时好好儿的,今天这么罗嗦起来?”一直蘑菇到五点二十八分,才从小铺里走出来。大桥南头已经集了好多人,等着开会。江涛抓了一把铜元,递给严萍。严萍拿眼睛盯着他说:“不怕重嘛,可叫别人给你拿着。”

    说着走过南大桥,夏应图站在土坡上,背后站着张嘉庆,手里抖开一面大旗,旗上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几个大字,非常显赫。人们从四面八方走过来,集在一块,开起会来。大个子老曹,拿着一条扁担,乍蓬头发老刘,提着一根棍子,保护着老夏。

    老夏举起右手,开始讲话,宣布了不抵抗政策的罪状,号召人们起来抗日。讲着,讲着,张嘉庆伸开长胳膊大喊: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反对不抵抗政策!”

    “组织抗日武装,开赴前线!”

    严萍张开嘴喊着,看见眼前举起无数的胳膊,无数小旗在人头上摇晃。她见有那么多的人,就停止了心跳,壮起胆来。老夏讲完了话,人们散开了,召集过往的群众,宣传起来。江涛也召集了一群乡下来的农民,向他们宣传抗日的道理。不一会工夫,过路的人们都停下来,大车小车拥挤到一块。严萍爬上大车,站在车厢上,学着江涛的口吻和姿态,说:

    “亲爱的同胞们,老乡亲们!”

    “日本兵占领了我们的东四省,还要进攻华北,侵略全中国!可是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国军节节撤退,放弃了东北四省,把东北同胞们抛弃在日寇铁蹄之下……”一个爱国主义者,讲到这里,会受到很深的感动。她一面讲着,觉得眼圈发酸,流出泪来。又举起拳头大喊:“我们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一致反对不抵抗主义!我们要组织抗日游击队,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

    进城的农民,看见她激动的样子,感动得把袖子捂上脸,抽抽搭搭地哭个不停。大家睁起泪眼,摇晃着脑袋说:“咳!

    想不到,国家眼看不保了!”

    严萍讲着话,江涛在周围睃巡,看有没有坏人来破坏会场。猛地看到南方有一队警察,骑着马跑过来。江涛大喊:

    “同学们,宪兵马队过来了!”

    马队象一阵风,咵咵咵地跑过来,在会场上横冲直撞。举起马鞭子,照准人们头上乱抽。嘴里骂着:“你们扰乱后方!你们扰乱后方!”又猛地跳下马来,捆绑集会的人们。人们不服绑,在马路上扭打起来,你搂着他的腰,我抱着他的胳膊。稠密的人群立时疏散开来,向四面八方跑去。江涛看情况紧急,拽起严萍,按照规定的路线向北跑。严萍一时心急,跑在头里。刚跑到南门底下,江涛赶上去,一手把她抓回来。才说扭转弯向西跑,门洞里跑出两个人,吹起警笛,要逮捕他们。江涛掏出一把铜元,对准那个人的脸,唰地一家伙打过去。那人迎头开了满面花,流出血来。严萍看见又有人赶上来,学着江涛,照样打过一把铜元,江涛紧接着把第二把铜元也打过去。好象是打酸了那个人的眼眶,再也没有人赶上来了。两个人撒开腿,一股劲地往西跑。严萍心情特别紧张,不知怎么,两腿发软,实在拖不动。心里着急,两脚却落在江涛后头,累得喘不上气来。

    江涛跑到树丛里,回头一看,不见了严萍。没有停住脚,又跑回去接她,攥住她的胳膊,拉起来向前跑。这时,马队在河岸上,在田野上追逐着散会的人们,人们为了避开马队,到处乱跑。严萍喘着气,脸上象纸一样白,嘴唇发紫,索索抖颤,说什么也爬不上这座土山。正在焦急,不知那儿响了两声枪,有人从土山下边咕咚咚地跑过去了。她的两条腿再也支持不住,哆嗦起来。江涛一时心急,两手一抄,把她挟上山顶,坐在树丛里喘着气,向周围张望,怕有警察赶上来。严萍闭着眼睛喘息着,鼻孔里只有一丝丝气息,脸色苍白得吓人。江涛害起怕来,轻声叫着:“严萍!严萍!”叫了好久,她还是不答应。

    太阳快要落山了,天空里映出霞光。一会工夫,情况缓和下来,周围静寂,没有一点声音。小河里的水,还在安谧地流着。凉风吹来,树枝摇动,秋黄的叶子唰唰地落下来。严萍睡在地上,呼吸慢慢的均匀起来,脸庞恢复了红润。

    又停了一刻,江涛紧张的心情才过去。他们沿着河边慢慢走回来,天已向晚,圆大的夕阳落在西山上,满天的云霞在浮动,他们经过油绿的菜畦回到城里。严萍说:“抗日的行动犯什么法呢?”江涛说:“抗日是不犯法的。”严萍说:“哪!他们为什么扰乱会场?”江涛生气地说:“对卖国贼们来说,是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

    第四十四节

    江涛和严萍的爱情,比如一年的春天,一天的早晨,刚刚摸到幸福的边沿上,反动派就把一场灾难降在他们头上。

    在大街上开的宣传大会,引起很大的纠纷;第二师范两人被捕,学生们要求释放抗日青年,在公安局门口游行请愿。校长在纪念周上说,抗日是国家的事,读书才是学生的事,读书就是救国。要把被捕的学生开除学籍。江涛和老夏领导了第三次学潮,驱逐了没有民族意识的校长。

    二师学潮影响了保属学生界,保定市十三所学校同时罢课,要求当局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当局见到各地学潮风起云涌,摁倒葫芦瓢起来,很伤脑筋,第二年春天,省政府下令:第二师范提前放假,把学生和教职员驱逐出校。不出一个月,宣布解散了学校。空气异常紧张,保定市沉入白色恐怖里。护校委员会开会讨论;老夏说:要召回在乡同学开展护校运动。江涛要把人们分散到乡村去,号召广大农民起来抗日。议论纷纷,得不到一致。老夏最后发言,为了保卫“抗日的堡垒”,决定召回在乡同学,开展护校运动。

    护校代表团从保定日报社搬回学校去,江涛背起铺盖,一行走着,心上急遽地跳动,象是觉察到有什么不祥的征兆。一进门,韩福老头扇着蒲扇赶上来,沙着嗓子问:“严先生,怎么又回来了?”

    江涛把铺盖卷扔在地上,掏出手巾擦着脸上的汗,说:

    “又回来了。”

    韩福老头歪起头来说:“真是莫名其妙,没看见人家登报吗?人家先‘剿共’后抗日,又回来干吗?赶快回去吧!”

    江涛说:“你说不应该回来,我也说不应该回来,群众要回来,老夏坚持要回来!”

    韩福扇着蒲扇说:“年轻的先生!人家可不管你那个,大街上嚷动了,说咱这是抗日的学校。这话又说回来,我虽不是……可是我是同情这个的,你们赶快回乡吧!”

    江涛看韩福有些急躁,说:“没办法,群众劲头大,我现在是身不由己。”

    江涛把铺盖搬到北楼上,离开这里才一个月,蛛网封住了窗户。他蹬在床板上,开了后窗,让河风吹进来。通过柳树的枝叶,看得见离这里不远的城堡和城头上的天空。往日里,学生们爱在河岸上大柳树底下,钓鱼读书。卖粽子、卖糖葫芦的小贩,在大柳树底下引逗学生们抽签。如今学校面临着灾难,墙里墙外一片寂静,没有一点声音了。

    他又从楼上走下来,北操场上几个篮球架子,陪着日影出神。不幸的时光里,再也听不到欢乐的球声了。几只麻雀,飞在这个球架子上吱吱叫几声,飞到那个球架子上吱吱叫几声,象是受不住闷人的寂寥。走过大礼堂,在图书馆前,看见老夏从南斋走过来,说:“我看快派人下去通知。”

    江涛说:“如果你想那么干,赶早不赶迟,快组织起交通队。”

    说着,相互看了看,各自怀着沉重的心情走过去了。江涛走过斋舍的时候,探头一看,床板上有人放着铺盖。院子里几棵核桃树,长了不少核桃,象未成熟的梨子。厨子头老王见江涛走过来,从饭厅窗子里探出头来,离老远里喊:“哈哈!咱这个学堂,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灶筒上多少日子不冒烟了,今日格又冒起来。”老王四十多岁,是个黑胖子,一副愉快的脸。他不了解江涛的心情,老是在笑,不住的笑。

    一过小门,南操场上长满了星星草。塘里荷花盛开,塘边上几棵白杨树,迎着风哗啦哗啦响着。花畦上草比花高,扫帚棵、臭蒿子,长了满世界。药葫芦苗爬到美人蕉上,开着深蓝色的小花。畦埂上长着乍蓬棵、马齿菜,还有野生的甜瓜。江涛看见深草里长着个柳条青大西瓜,拔起两把草盖上,说:“等长熟了咱来吃。”

    这时,猛地有人在后头说了话:“恐怕长不熟吧!”回过头一看是张嘉庆,两手叉在腰里,呲着牙笑着。他心上不安,不相信能吃到这个西瓜。

    江涛说:“下上地窑!”他在畦上挖了个小窖,把西瓜放进去。张嘉庆盖上草压上土,又呲开牙笑着,说:“江涛!你知道,我知道,吭!”

    两个人一答一理儿说着,其实思想都不在这上头,他们在考虑今后的工作。这次学潮不比以往,形势这样紧张,成功失败是不能预测的。

    第二天,附近同学们陆续赶回学校。

    到了第三天,天刚发亮,月亮还明着,江涛在睡梦里听得楼下嘁嘁喳喳地乱成一片,说有军队包围了学校。有人从楼前楼后咕咚咚地跑过去,不一会工夫,老夏在北操场上放开嗓子大喊:“同学们!敌人来了,赶快起床,上岗哟!”

    江涛一下子从床板上跳起来,连裤子顾不得穿,跑到楼栏边一看,人们乱乱纷纷的从斋舍里跑出来。手里拿着棍子,拿着长枪大刀,跑到大门口。他穿上条裤叉子,把褂子在背上一搭,跑下楼梯,到钟楼上探身一看:墙外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有穿黑衣裳的警察,穿黄衣裳的保安队。肩上扛着枪,枪头上按着刺刀。见有人探出头来,一个个横眉竖眼,问:“喂!看什么?”江涛回过头来怔了一下,心里说:“坏了!敌人真的要下毒手!”

    江涛二话不说,挽紧绳索敲起钟来。钟声一响,老校役从钟楼下的小屋子里走出来,懵懵懂懂地说:“谁?谁?是谁?

    还没有到时间呀,乱敲钟!”

    江涛说:“我敲乱钟!”

    老校役伸开手遮住阳光,眯缝起眼睛,生气说:“敲乱钟干吗……”

    当他看到敲钟的不是别人是江涛,又不是平常打扮,就明白了。走上钟楼看了看,缩紧脖子呆住了,说:“这是怎么回子事?这是!”

    人们听得钟声,都起了床,跑到大门前。江涛走到穿衣镜前面,看见老夏在门楼上站着。他走上门楼一看,门前站的军警更多,有个挎武装带,带盒子枪的小军官,是个小墩实个子,黑脸皮上满下巴青胡髭槎子,戴着黑边眼镜。见门楼上有人,也歪起脑袋望。江涛问他:“你们是干什么的?”

    那个小军官说:“我们是十四旅的,奉上峰命令,把守你们的学校,甭着急一会你们就会知道。”

    江涛不理他。早晨天气还凉,刺激他的心情,他的身上微微颤抖着。刚走下门楼,韩福在楼梯下头站着,楞怔着两只眼睛象猫头鹰一样,伛偻着身子说:“严先生!这可怎么办?你看,大兵包围了,快走吧!你们快走吧!”绰号叫“古文学家”的老王,一把拉住江涛的手说:“怎么办?我看是想法子出去吧!”江涛一时说不出话来,表面上却很镇静,指着墙外说:“走?你看墙外是干什么的?时间已经迟了,再也走不出去了!”

    韩福老头手忙脚乱,压低了嗓子说:“为什么不走?人家说你们是坚决抗日的,报纸上登的明白:‘言抗日者杀勿赦’,为什么不走?不走,为什么不走……”又搂起江涛的脑袋,咬着耳朵,恨恨地说:“扣上抗日的帽子可厉害呀,忙走吧!”他弯着腰,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说:“这‘日’,找咱抗,咱抗。不找咱抗,咱不抗。叫他们自格儿抗去,何必动这么大的交涉?”

    这时,江涛没心跟他谈话,可是看到他的热情,又说:“他们要是不抗呢?我们等着亡了国?”韩福老头拍搭着膝盖说:“他不抗,拉他娘的倒!中国亡了,也不是咱自格儿的!”江涛看他恐怖的神色,拍拍他的肩膀说:“不要紧!怕什么,反动派狗血喷人,怕他那个!”韩福老头又焦躁地跺起脚来,说:“咳!先生!世界上有多少象你这样的好人?要是稀里糊涂的……”

    江涛没心听他说话,想叫老夏,老夏还立在门楼上,人们围随着他,跟他谈话。一个个睁大了眼睛盯着他,象是要从他身上探询出事变的究竟。江涛又跑上门楼,向外看了看,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拽起老夏的手走下来。两个人走到教员休息室——历次学潮,他们都在这里安上指挥部——江涛问:

    “老夏!你看怎么样?”

    老夏把两只手插进裤袋里,眼睛看着窗外,站了老半天,才开口迟迟地说:“是……个问题!”他语迟,是个不爱多说话的人。又说:“我觉得事情有些突然!”

    江涛说:“不算突然,他们对爱国者是有计划的行动。”

    老夏看了他一眼,说:“大家想想看。”说完了,目不转睛的盯着江涛。

    江涛把头低下去,眼睛看着地上老半天,才说:“哼哼!

    看是要动手!”

    老夏说:“问题非常明显,过去几次学潮,都是为了反对黑暗教育,驱逐贪污校长。而这次,是为了要求抗日,要求结束‘剿共’,一致对外,要求抗日的自由。统治者老羞成怒,才解散了学校。我们要坚决护校,统治者又用重兵包围。”他摇摇头说:“包围的目的,我看有三个可能:一,要逮捕报纸上说的坚决抗日者。二,强迫我们离开学校。三,以重兵包围,不了了之。”

    老夏讲到这里,又觉得当局不一定那样残忍,尤其对青年学生,总要好一点。他说:“常言说:‘法不上众’,问题决定于群众情绪。大敌压境,群众一致要求抗日,遭到压制。再说,学校解散,同学们被迫回乡,失学失业,又回来护校。激于义愤,胜利是没有问题!”

    江涛低下头去,皱起眉泉深思苦虑,听到这里,他摇了摇手,说:“你看得太轻渺了!你对敌人估计不足!不能把反动派看得那样善良,我说应该再添上一个可能。他要逮捕我们,我们就要抵抗,双方会形成流血斗争。他要长期包围,断绝粮食柴菜的供给,强迫我们服从统治者的制裁,把我们做为坚决抗日者,进行镇压。他杀鸡给猴看!”

    讲到这里?br/>免费小说下载shuba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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