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根据地。这个计划后来未能如愿，除去国民党强敌的封锁等原因外，得不到苏联的实际援助不能不是原因之一。西安事变前，中国在同东北军、西北军建立统一战线关系的过程中，有可能得到苏联的支持是在谈判中的重要砝码。但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对东北军、张学良的斥责，以及他们要竭力洗清自己与事变干系的态度，与中国的期望是根本相反的。进而，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和中国除了在政策上得到若干指导性意见外，在事实上也很难得到苏联方面实际的甚至是口头的声援或帮助。特别是王明在1937年10月回国后，贯彻共产国际“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指示，所造成的危害，以及的坚决抵制和斗争。这些都反映了双方在政策上的分歧。
在对外政策上，如前所述，是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一基本事实出，把世界各国划分为支持中国反抗侵略者的、中立的或有可能支持中国的和支持日本的德、意法西斯国家这三类，以此来确定中国和中国的战时外交政策，而不是根据苏联的外交政策如何。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在1939年有过变化，主要的是把原来作为争取对象的英法美不加区别地看做是与德意日一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并对苏联与德国签定互不侵犯条约的行为进行了辩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整个的历史展进程看，我们不能说的这个判断是确切的。但如果希特勒当年不是先向西同英法开战，如果日本不是南进同英美作战，而是先分别从两个方向占领苏联，然后再与英美法争夺世界，我们能说的判断不正确吗？历史不能假设，我们还是讨论一下的判断是依据苏联的需要作出的，还是根据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独立制定的。
96附录二（7）
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受到苏联外交政策变化的影响，但从历史展过程看，当共产国际尚在强调必须依赖英美支持的国民党蒋介石，“必须利用那些从经济角度关心维持中国的秩序、安宁和正常经济生活条件的组织和个人”的时候，就不是无条件地执行这些指示，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况来制定中国的政策。对国际形势做出新的判断，是在苏联放弃争取英法而改同德国打交道之前。1938年10月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在外交方针和对外政策上逐渐生变化。他在六届六中全会所做《论新阶段》的报告，和以前的提法相比，就已经有所变化。他强讽“我们第一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第二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的区别，第三，更加不可忘记现时与将来的区别，我们对前者不应寄以过高的希望。应该努力争取前一切可能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事实，但过高希望则不适宜。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外援的配合，主要的是和先进国家与全世界广大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之将来的配合，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应该放在这种基点之上。”（15）1939年2月中旬，在中央书记处会议的中，进一步对国际形势做出新的判断：现在国际上和平阵线尚未形成，民主国家与法西斯谋妥协，这是很大的国际形势变动。他告诫党内同志，要有应付各种形势的思想准备。而苏联是在1939年3月10日以后才逐渐改变政策的。
导致重新判断国际形势的原因，一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政权的政策开始逆转。1939年1月2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阐述外交方针与国策时说，“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是否是日本亡了或者中国亡了才算到底，必须有一界说”。“在卢沟桥事变前现状未恢复，平津未恢复以前不能与日本开外交谈判”。这是出了对日妥协的信号。这次会议还决定强化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加强蒋介石个人的权势，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会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确定了对日实行“有限度”作战的方针。与此相反，为对付，国民党先后制定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等文件，并调动大批军队对中国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制造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摩擦事件。这样，中国领导的各敌后根据地的形势骤然严峻起来。骤然严峻的形势迫使和中国，把国内和国际的局势联系起来，重新审视自己内外政策。二是德国的“调停”和英美主持的远东慕尼黑阴谋。
1939年6月10日和13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做反对投降的报告，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指出：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是从抗战开始就存在的，但成为时局的最大危险，则是目前政局中的现象。其原因有三，一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二是日本的诱降政策。武汉失守后，侵华日军也改变战略，对国民党统治区由过去的军事进攻为主，变成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而把主力逐步地用以对付中国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强调，日本“灭亡中国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基本方针（总路线）是坚定不会自己动摇的，但是他执行此基本方针的方法（或策略）是软硬兼施的，有伸缩性的，并且作出某些暂时的局部的表面的让步，以求达其根本目的”。三是英、美、法的压力。他在一一列举了所谓民主国家英法美等，自中国抗战以来冷眼旁观和乘机大做军火生意等所作所为之后，指出：“一切这些，其中心目的，在于消耗战争双方，等到精疲力竭时，他们就以‘健全的身体’出来喝令双方停战，使双方都听他们的话。”提醒全党，“英美法策动的远东慕尼黑，现在接近了一个紧要时节。他们似正在作这种想法：希望中国再打半年，双方都更疲弊一点，那时就到了远东慕尼黑开幕之时了。”
97附录二（8）
当时，中国和在中国的处境，同苏联和斯大林在国际上所面临的处境非常相近。正因为如此，当斯大林不再把“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加以区分，而把他们都看做是“帝国主义国家”时，很自然就得到了早存此念的的共鸣。也正因为有相同的处境和感受，或者说是有相同的立场，所以，当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定之后，国际上一片谩骂声时，却独持异议，对之表示赞许。我们不能因为有上述背景，就说当时改变对外政策，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确定为帝国主义之间的非正义战争的判断是正确的；同样，我们也不应该抛开历史条件不顾，对支持苏联签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举动横加指责。
对这个时期中国与共产国际、苏联关系的最权威的诠释者，应该是本人。1936年7月23日，在保安的窑洞里，当斯诺问，外界说“中国是莫斯科的工具”您怎样看待时，郑重地说：“中国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对全民族负责。决不是为了俄国人民和第三国际的统治。为的仅仅是中国大众的利益，只有与中国大众的利益完全共同的地方，才可以说是‘服从’莫斯科的‘意志’。当然，一旦中国的大众像他们的俄国兄弟一样，获得了民主权及社会的经济解放以后，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将惊人地扩大了。当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然后苏维埃国际联合的问题才会产生，……但是今天我们不能提供什么方式，这是一个尚未解决，不能提前解决的问题。还有最后一点显然是最重要的，即这个世界联盟要成功的话，必须各国依其民众意志有加入或退出的权利，必须各国主权完整，绝非‘听命’于莫斯科。者从未有别的想头，‘莫斯科统治世界’的神话，只是法西斯和反革命者的明罢了。”
这里我们就把当年的这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98后记（1）
《走近》一书是在参加《年谱》的编写时受到启开始写作的。1989年5月完成初稿，1990年1月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原稿的卷六和卷七，由我的同学和同事曾志为撰写；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由我撰写。这是我们完成的第一本书。当时适逢“热”，书稿虽然字数不算多，但却行了55000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为迎接诞辰110周年，应中央党史出版社之约，我们对此书进行了增订。由我对原稿的各节内容做了修改和补充，并重新调整了书稿的体例。我的另一位好友王本前则根据我们合著的《斯诺与中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补写了其他新增的内容，并独立撰写了“斯诺与中国大事记”，作为附录一放在书末。附录二由蒋建农撰写，非常感谢史义军同志帮助搜集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插入书中，使书稿大为增色。同时还要感谢团结出版社的唐立馨、严雷等同志在此书的出版过程中所付出的劳动。
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书稿中一定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恳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继续批评指正。
作者
2003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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