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年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在给华盛顿的电报中说：“斯诺也许是美国记者中最倾向的，并为他们的主张和目的作了不少有力的宣传工作。”
1942年
2月24日受到罗斯福总统接见，和罗斯福谈远东和中国抗战问题，希望罗斯福支持中国的解放战争，对也提供军火和钱的援助。
3月任《星期六晚邮报》战地记者，到世界各地采访。
春自印度到中国重庆作短暂访问，在《星期六晚邮报》上表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文章。
8月在美国演讲春天访问中国的观感，说由于国民党严密的新闻检查及其他原因，要了解中国很困难。
1943年
年中从苏联返回美国途中在重庆作短暂停留，现国民党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抗战上。
1944年
5月26日罗斯福第二次接见斯诺，表示倾向于同意斯诺对于国共两党的看法。
是年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新版后记中说：“那些第一次举起红星照耀中国大地的知识分子”“在物质上、精神上所取得的胜利”是“俯拾即是的”。
是年林语堂在《一个民族的守夜》一文中说斯诺是中国的主要宣传员。
是年斯诺在巴黎对一位中国朋友说“中国真正是我第二故乡”。
1945年
3月3日罗斯福第三次接见斯诺，询问中国的政策、与共产国际关系及八路军抗战能力等问题，并决定把一批战略物资直接援助军队。
88附录一（5）
10月受《星期六晚邮报》之命，打算访问即将重开内战的中国，遭国民党拒绝。斯诺抗议说：“这严重地侵犯了新闻报道的基本自由。”
1949年
4月在《星期六晚邮报》撰文认为中国革命胜利后，不会受苏联支配。这和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看法相反。
8月《堪萨斯城明星报》采访斯诺对胜利的看法。斯诺预：“自由市场和制度正在双方的集团中以最有效的原则进行综合展。”
1951年
是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斯诺到中国调查、访问、写作，但斯诺由于经济拮据，叉不愿意被帮助，未成行。
是年在《堪萨斯城明星报》表一篇短篇小说。作品以30年代作者在北平的经历为背景，节是试图将一个女孩子救出苦海。
1957年
是年由费正清教授推荐，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斯诺的《红色中国杂记》。本书是作者1936年和1939年两次访问苏区时的部分笔记。
1958年
是年美国出版公司出版斯诺记者生涯的记述《复始之旅》。此书大部分记述作者在中国的经历。
1959年
是年受到麦卡锡主义的长期迫害，在美国无法生活，举家迁居瑞士。
1960年
6月28日——11月15日作为美国《展望》杂志记者，以“作家”身份第一次访问新中国。
6月28日到达北京，老朋友黄华、马海德、路易艾黎等到机场迎接。
7月参加廖承志举办的招待会，会上认识末代皇帝溥仪并会谈。
7月重访西北，参观包头、白云铁矿、黄冈公社等地，称包头是中国的“匹兹堡”。
8月到东北旅行，访问23天。
8月30日周恩来邀斯诺到密云水库参观，和周恩来谈中美关系等问题。
9月到郑州、洛阳等地访问。
10月1日参加国庆11周年庆典，和重逢。
10月18日再次和周恩来晤谈，听周恩来讲中国工农业生产和中外关系。
10月22日和主席会谈。
11月在上海参观访问5天，由于宋庆龄病重，访问未成。
是年在北京次见到，得知1936年赴西北的那封写给的介绍信是委托柯庆施写的。
11月在中国参观访问5个月后，自昆明离开中国。
1961年
1月中旬美国《展望》杂志表了斯诺1960年和周恩来的谈话。
1962年
是年斯诺在美国作了15周的旅行演讲，演说在新中国的见闻。
是年王炳南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去斯诺家中看望。
12月美国兰顿出版社出版《大河彼岸》，斯诺在书中以极大的热把新中国介绍给美国人民，主张撤掉中美之间的人为障碍。
1963年
12月斯诺由巴黎《新时代》周刊资助访问非洲，在圭亚那见到周恩来，谈了5个小时。
1964年
10月18日——1965年1月19日作为法国《新直》周刊记者，第二次访问新中国。
10月22日、12月16日周恩来两次会见斯诺，谈了中国国内问题和对外关系。
1965后
1月9日和斯诺进行了一次“天南海北”式的谈话。谈到“西藏和神”、“美国是怎样给革命补充装备的”、“关于第三世界”、“赫鲁晓夫与个人崇拜”、“原子弹”、“裁军”、“关于联合国”、“美国在越南”、“中国与美国”、“上帝”等问题。
1966年
是年利用30年代、1960年和1965年在中国拍摄的影片，自费摄制纪录影片《四分之一的人类》。
夏中国“文革”开始后，写信给龚澎，询问访华可能性，没有得到答复。
1967年
是年写信给艾黎，要求安排访华，未成。
是年旅行演讲到达香港，向中国政府提出途经莫斯科在北京短暂停留，未被允许。
89附录一（6）
1968年
是年在堪萨斯大学演讲中国问题，听众达700多人。
是年费正清教授为《西行漫记》新版作序，认为该书第一次报道及其同事的生平，是成功之因，也是一大特色。
1969年
7月写信给，要求来中国亲眼看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果。
1970年
6月中国政府答应斯诺携妻子访华。
8月得到意大利《时代》周刊的资助，第三次访问新中国。
8月14日——1971年2月斯诺夫妇在中国进行一系列访问。
8月18日周恩来在工人体育馆利用看中朝乒乓球比赛的时间会见斯诺，问了许多关于美国的问题。
8月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访问，做报告两周。
10月1日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登上城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和斯诺握手的照片。
11月5日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4个小时的会谈。周恩来说中美关系的大门是敞开着的。
12月18日在中南海会见斯诺，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
1971年
2月斯诺完成对新中国第三次访问，回到瑞士。
4月31日美国《生活》杂志表和斯诺的谈话，引起了巨大反响。
12月被现患有不治之症——胰腺癌。
1月26日和周恩来派马海德为的医疗小组到达瑞士斯诺家中，打算将斯诺接到中国治疗，但由于斯诺病严重，无法飞行，医疗小组就地治疗。
2月8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专程到日内瓦探望斯诺。
2月15日在瑞士日内瓦郊区埃辛村逝世，终年67岁。
2月16日、周恩来、宋庆龄分别致电斯诺夫人表示哀悼，对斯诺作了高度评价。
2月19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斯诺追悼会，这是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为外国人开追悼会。
是年经洛伊斯·惠勒·斯诺整理，斯诺的最后一部著作《漫长的革命》出版。这是斯诺记述最后一次中国之行的书。
5月16日斯诺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他曾遗：“我热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有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生前一贯的那样。”
90附录二（1）
抗战时期外交活动研究
在抗战时期的外交活动是他这个时期政治、军事活动的一个重要侧面，深入研究他在这个阶段的外交实践和思想，对于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展过程，对于搞清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对于了解中国人的外交思想及其一些基本方针的历史渊源，是大有益处的。
（一）
能够作为外交家出现于国际的政治舞台，缘于三个条件。一是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后，他在实际上逐步成为中国的领袖；二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使中国成为合法的政党，具有了公开活动的可能性；三是因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后来陆续爆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产生了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基于上述条件，在促进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中，正式登上了世界外交舞台。学术界的一些同志，对在抗战时期外交活动的作用，估计不足，认为这一时期的外交活动，严格地讲只能算是一种民间外交。因为中国还不是执政党，的外事活动还被界定在政府行为之外；而且这个时期直接交往的对象，大多不具备官方身份。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够恰当的。这个时期外交活动的意义和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
这先是由于是中国的领袖，而中国是中国的两大政党之一，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况下，作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起和重要参与者（实际是政治灵魂），其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不仅如此，和一般的在野党不同，中国拥有一支按照无产阶级建军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这支军队抗击着60以上的侵华日军，并在战斗中不断地展壮大，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已达到120万人，有若干块按照新民主主义建国原则建立起来的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除陕甘宁边区以外，都是人在日本占领区重新开辟的，到1945年大大小小已经有19块，人口达一亿。作为这样一个大党的代表，他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活动和谈，关系到中日战争的前途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还影响到战后的世界格局，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其次，这一时期同有过当面会晤者的国籍的分布，十分广泛，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印度、瑞士、苏联、新西兰、加拿大、瑞典、越南等十几个国家；虽然他们大多不具有官方的身份（1944年以后，比较多的是与官方的外交人士打交道，如美军观察组成员和他在重庆会见的美、英、苏等国的大使，以及美国政府的特使赫尔利、马歇尔等），但他们的活动能量大，社会影响面广，代表性强。他们有的是作家和著名的新闻记者，有些是国际问题专家，有宗教界人士，有世界青联的代表，有志愿来华帮助中国抗战的国际主义战士，也有日本、朝鲜的反战人员，还有一些党派的领袖，如日本主席野坂参三和越南的胡志明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美国主席福斯特、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等世界政要，虽然没有直接见过面，但却有书信和电报来往。特别是他同斯大林有非常密切的电文来往，经常就一些重要的国际国内问题交换意见。至于间接受到影响的国际人士就更多了。
第三，虽然居住在偏僻的西北山沟，又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党内、国内的棘手问题，但仍然非常关心外部世界的况，他总是把国际局势和中国国内的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观察。为了及时了解和正确地分析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除了挤出时间向每一个从外国来的朋友（包括从苏联回来的党内同志）直接询问世界上的事以外，他天天阅读报部门搜集整理的专门刊登外国电讯的“参考消息”。据《的读书生活》-书介绍，现在还保存有1942年11月至1943年1月，他为研究国际问题按16个国家分类，专门摘录的外国电讯稿。为了及时了解敌人最机密的报，早在1937年4月就指示军委二局设法破译日军密码，到1939年我们已经能够破译日军密码了。1941年6月17日，军委二局破译日本驻德国大使回日本外务省的密电，侦知德国将进攻苏联。立刻让通知了苏联。果然，6月22日，德军大举向苏联进攻。而当时苏联还正在痛斥这是英、美企图挑拨苏、德关系。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重视国际问题的程度。
91附录二（2）
这个时期外交活动的作用，究其要者有四：其一，向世界宣传了中国及其领导的军队，宣传了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关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诸多方面的政策，加强了世界各国和各界人士对中国的了解，彻底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国和中国领导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其二，通过同外国友人的交往，阐述和宣传中国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揭露日本、德国对蒋介石集团的诱降，扼制英、美等国的远东慕尼黑阴谋，从而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展与巩固，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三，准确地把握国际形势和有效地利用国际声援，还是能够有理、有利、有节并且适时地打退蒋介石集团动的三次，正确地指挥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条件。其四，在战前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分析，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定后的独到见解和欧战、太平洋战争爆后他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前途的准确预见，以及他对战后世界格局与和平事业的重要主张，通过新闻记者的报道和官方文电迅速传播开来，从而对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与展、对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与展，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外，这个时期的外交活动，在争取外国政府和国际友好人士对中国抗战的声援与支持、在确定中国关于外交工作的一些基本原则和积累外交工作经验，以及培养中国的外事工作人才等方面都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
在抗战时期的外交活动，是围绕着争取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这个中心目的展开的。具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936年7月至10月，同斯诺的会晤，是他抗战时期外交活动的开始，也是他整个外交生涯的开端。需要指出的是，斯诺的陕北之行，所以能够成行，不是偶然的冒打冒撞，而是经过双方的精心组织和准备。斯诺去苏区的想法，先是通过他所执教的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和地下党员的介绍，得到北方局的支持；而后他又到上海得到宋庆龄、董健吾等的帮助。1936年3月，斯诺和马海德曾经赶到西安，想通过在张学良处做地下工作的代表刘鼎的关系去陕北，但未果。7月，他们第二次又去，终于成行。在中央方面，对接待第一个来自西方国家的记者，也十分重视，事先做了认真的准备。1936年4、5月间，中央曾收到过斯诺提出的一份问题单子，上面所列的11个问题，就是7月15日，第一次同斯诺谈话时所回答的主要内容。5月1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讨论了“对外邦如何态度——外国新闻记者之答复”。中央常委张闻天、和博古，以及王稼祥等参加了会议，并了。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记录了这次会议对斯诺所提问题的答复，其主要精神也可在7月15日与斯诺的谈话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见，双方事先都对这次后来显现出历史性意义的会见，做了充分的准备。正像斯诺后来所写的：“毕竟我是一种媒介，他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表谈话，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国表谈话的机会。他被剥夺了合法地向中国报界表意见的可能，但是，他知道他的看法一旦用英语表出去，尽管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也会传回到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耳朵里。”
从1936年7月接待斯诺到1938年10月，为抗战时期外交活动的第一阶段。这个时期，他广泛地同美、英等国的国际问题专家和新闻记者接触，一方面争取打破国民党对及领导的根据地的，传播的政治主张，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同时，借他们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外交政策。深刻地分析了国际形势，一开始就提出一条不同于国民党的外交路线，即先是对日绝交、宣战。他主张一方面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另一方面，争取英美法等民主国家同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前提下争取他们的援助。说：“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集团。”
92附录二（3）
1938年10月～1943年为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比较多地对英、美企图牺牲中国与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阴谋进行了及时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1939年6月30日，在“有田～莱克琪协定”尚在酝酿之际，他就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指出：国际投降主义者“纵容日本侵略中国，自己‘坐山观虎斗’，以待时机一到就策动所谓太平洋调停会议，藉收渔人之利”。“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这时，一度认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也是帝国主义之间的非正义战争和对弱小民族的侵略战争。但是在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同盟正式成立之后，特别是在苏德战争爆后，及时地捕捉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并作出新的正确的判断。1941年7月12日，他在一份指示中非常明确地写道：“在目前条件下，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或是否资产阶级，凡属反对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的，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凡属援助德意日反对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坏的，有害的，非正义的。在此标准下，对于英国的对德战争，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行动及可能的美国反日反德战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是正义的，我们均应表示欢迎，均应联合一致，反对共同的敌人”。这段话，既是在新形势下统一全党思想的指示，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在外交政策和方针上的变化。
1944年～1945年8月为第三阶段。在和中国的领导下，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终于熬过了最艰苦的相持阶段。为了彻底打破蒋介石集团和日本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封锁，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开展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他除了继续同苏联沟通况、互相声援外，还加强了同英美等国的合作与交往。他认为：英美及太平洋各国的对日战争是正义的解放战争，他们对日的胜利就是民主与自由的胜利。中国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进了解，加强配合，并改进中国的抗战状况。与此同时，指挥各解放区军民动了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取得重大战果。这与1944年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部分美国在华官员对国民党感到失望，而将目光转向中国的解放区。于是，在1944年6月9日由21位中外记者组成的“西北参观团”抵达延安。接着，7月22日和8月7日，以包瑞德为团长的美军观察组（“迪可西使团”）分两批抵达延安。这是美国向中国解放区派出的第一个正式代表机构。中外记者和观察组成员通过实地考察，将解放区和中国领导的抗日武装的真实况，源源不断地往美国和世界各地，有力地冲击了国民党的。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等向美国政府建议对延安实行援助，以“影响中国的性质、政策和目标”，“这对美国来说是有长期的重大关系的”。他们支持中国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认为“这是可以导致美国政策取得成功的唯一可能的安排”。戴维斯还认定：“内战是不可避免的。的胜利几乎是必然的”，美国“必须放弃它对蒋介石公开承担的义务”，“在即将到来的争取中国的斗争中‘倾向’人”，“支持人是‘使我们自己同中国最团结、最进步、最伟大的势力站在一起’的最好办法”。他们还将同他们多次重要谈话的内容向美国政府报告，给美国的对华政策以一定的影响。
如果说1936年同斯诺的会晤，拉开了他抗战时期外交活动的序幕的话，那么，1945年8月～1946年8月，为争取中国的国内和平，同美国等方面进行的交涉谈判，则是其抗战时期外交活动的尾声。在这一阶段，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世界政治格局生重大变化。美国逐步调整其外交政策，其中一项举措就是派极端的共和党人赫尔利，接替所谓“亲共”的史迪威为其驻华的全权代表，开始全面推行一条亲蒋的政策。预见到抗战胜利后中国所面临的光明和黑暗这两个前途，他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就正告美国政府.“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为了揭露美蒋制造的假和谈阴谋，也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内战，并争取世界舆论的同，先后同美国政府的特使赫尔利、马歇尔等进行了认真的谈判，期间，他还亲赴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但是，蒋介石集团无视和中国的正告，无视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呼声，而是迷信自己的武力，在美国的支持下动了全面内战，叫嚣在三到六个月内全部消灭。和平的大门被关闭了，战争的阴云笼罩在中国人和全中国人民的头上，1946年8月，在同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接着他开始踏上艰苦转战的征途。
93附录二（4）
（三）
1936年～1946年的外交活动，尽管是初涉外交舞台，但仍显露出影响他整个外交生涯的一些特点。
第一、是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双重身份登上世界外交舞台的，尽管各种问题错综复杂，但他不为具体的外交事务所陷，而总是能从宏观上和战略上考察问题，一开始就显露出番茄的战略眼光。如1936年7月15日他同第一位到苏区的外国人斯诺的第一次谈话中就指出：中国人民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日本的侵略不仅威胁了中国的和平，而且威胁了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而且也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特别是美英法苏等与太平洋地区有利害关系的国家的敌人。”根据这样一个基本点，他鲜明地提出，除了日本和帮助日本的国家以外，所有的国家，包括苏联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乃至英美等在太平洋地区有重要利益的国家，可以组成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他没有计较这些国家历史上与中国的恩怨如何，也没有计较这些国家在现实中的矛盾和差别，而是从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扩张这一个共同点上，提出建立世界联盟的战略思想，反映出那战略家的深邃眼光。
第二、把“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的思想，作为他外交活动的出点和归宿。他说，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虽然当时中国人民正在为从日本殖民地化的黑暗统治中摆脱出来而苦苦挣扎，但他却深信：“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国，是和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离的”
正因为树立了这样一种思想，所以他特别关心国际形势的变换，总是习惯于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观察问题、解决问题。他对国际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影响他对国内形势的判断；反过来，对国内问题的综合归纳，也是他对国际问题作出判断的重要条件。虽然这一时期他对一些国际问题的分析和判断，并不都是十分准确，但已经在外交领域展示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家的高超智慧和博大胸怀。
第三、是为了争取国际社会的同与支援，把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从日寇的铁蹄下解放出来，才开始接触外交问题的。和1840年以来中国历朝历代的反动统治者（包括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相比，在外交问题上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以全中国的人民为后盾，以维护中华民族最大多数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为目的，把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始终作为其外交活动的第一要义。虽然他十分注意策略，非常讲求团结多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但他和过去那些反动统治阶级的所谓“以夷制夷”不同，他运用灵活机动的外交策略的先决条件，是坚持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的原则。他强调“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虽然他一再为争取欧美国家的同和支持而努力，但他始终把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和觉悟视做夺取抗战胜利的最终力量。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明确地告诫全党“我们必须看到国际和平阵线各国有其各不相同的况。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助我，政府则取某种程度的中立态度，其资产阶级则利用战争做生意，还在大量输送军火和军火原料给日本。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在援华问题上已经具体的表现出来；然而国际形势目前还不容许它作超过现时程度的援助。因此，我们对国际援助暂时决不应作过大希望。抛开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主要地寄其希望于外援，无疑是十分错误的。十五个月经验证明：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不放松外援之争取，才是正确的道路。”（6）他在向斯诺表示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投资时，也曾郑重声明：我们欢迎用于建设目的的外债，但是，同“南京的政策相反，对影响中国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一概不予承认”。（7）由于坚持了以我为主的原则，这就和那种“从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倒向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屈辱外交彻底划清了界限。
94附录二（5）
第四、在这个时期的外交活动中还系统阐述了许多宝贵的思想，除了前面讲到的内容外，比较集中的是对外开放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应该对世界有伟大的贡献，可现实的中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但他坚信：我们几万万的人民，一旦获得真正的解放，把他们巨大的潜在的生产力用在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能够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和提高世界文化水准，一个独立自由的中国，对世界将有伟大的贡献。为了这个目的，他提出要全面地向外国学习和对外开放的思想。在政治上，他有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主张；在军事上，他希望能得到外援，更新和补充武器装备，并同反法西斯国家合作对敌；在文化上，他认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尤为难能的是，当时就详细地构想了在经济上对外合作或对外开放的问题。这主要是：（一）开展大规模的对外贸易。他说，中国人民一旦真正获得国家的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因为“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因此，他主张“对外和平通商，订立互利的协定。”（（二）“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深知，中国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为着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个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三）战后中国最适宜与之进行经济合作的国家是美国。虽然一直认定社会主义的苏联是中国最可靠的政治盟国，但在选择经济合作国家这个问题上，他却能不受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束缚，而是依据具体的国际环境、经济展水平和资源互补等因素，认为“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经济展的最合宜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年思想的开放程度。尽管由于受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内国共之间阶级矛盾的制约，的上述思想和主张当时基本上未能实现。但在那样艰苦激烈的战争环境中，他还能想到这些问题，而且勾画得那么具体，这充分体现了的高瞻远瞩，给我们后人许多的启示。
（四）
研究抗战时期的外交活动，有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那就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有的论者认为，和中国在这个时期还谈不上什么独立的外交，他们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苏联外交政策的翻版。持这种观点的人，特别对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定后为斯大林和苏联的辩护，微词颇多。对这些问题，似应该具体地分析。
苏联是从其本身的利益出考虑中日战争问题的。一方面，随着欧洲的局势的日趋紧张，希特勒从其本性出，同时也为了同英、法等国讨价还价，不时表现出或者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要动对苏战争的姿态与行动；英国等西欧国家也希望能祸水东引，试图通过某些让步以换取德国向东动对苏战争，防止其向西行动危害自身利益。而中日战争的展对于苏联的国家安全也有着直接的影响。假如中国被征服，日本拥有中国的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这样，苏联就面临着东西线双向作战的威胁。所以，苏联希望借重中国以牵制日本。因此，援助中国对日抗战便成为苏联远东政策的一个基本出点。另一方面，苏联虽然与中国有相同的意识形态，但它却认为中国的微弱力量对于抗击日本的强大侵略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它把牵制日本的希望主要寄托于南京国民政府。这种认识和要求与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合战线的政策是一致的，与中国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愿望，虽然在出点上不同，但恰好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这是造成这个时期与苏联在外交政策上，既有相同又有分歧的原因之一。
95附录二（6）
就中国和来说，共产国际曾经为中国的创建，推动大革命的蓬勃展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由于它远离中国的盲目指挥，粗暴地干涉中国的领导，也曾给中国的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作为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和正确路线的代表，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几次受到执行“国际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打击和排挤，他对无条件执行共产国际指示而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但是并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他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客观地看待二者的关系。在他实际担任中国的领袖之后，仍然非常尊重共产国际苏联的领导。因为，一个强大的邻国——苏联的存在，特别是这个邻国与中国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由她实际主持的共产国际又和中国有着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再加上苏联在世界人民面前一贯保持有爱好和平和进步的姿态，这对于在艰难困苦中不懈奋斗的和中国来说，那里是希望和重要的精神支柱。因此，在这一时期，始终把争取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看做是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第一位的外部条件。他在1937年7月23日，即中国的全面抗战爆后第一次正式阐述中国的外交方针时，非常鲜明地提出：“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
而共产国际自1935年7月确立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路线以来，政策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工作方法上也较过去更注意尊重和挥各国党的自身作用。因此，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前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这一时期里，中国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一直比较融洽，特别是在全面抗战爆前和抗日战争的前期，共产国际对促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的况。
另一方面，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等一系列事件中的态度和行动，并不是完全符合和中国的意愿。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有些令人失望。在长征后期和中国有“打通国际线”的计划，希望能和苏联连接在一起，依托苏联建立起巩固的?br/>免费小说下载shuba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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