龄儿童、少年到非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的，须经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否则，一律不予承认其学籍。但金龙中学认为，按照国家教委1997年有关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不得招收‘择校生’和变相‘择校生’，社会上有择校需求的，各地应向民办学校引导。”因而认为区政府规定的“分区划片，就近入学”的招生原则，针对民办学校一刀切是不合理的。 对金龙中学来说，一旦学生如数遣返，则意味着学校会出现3个教室、14间宿舍以及200多套桌椅床架的空置局面，其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资源的浪费和债务的加重。 政策越来越成为制约民办学校发展的突出障碍。“不以营利为目的”已然成为政府“规范”民办学校最有力的撒手锏。金龙则据理力争：“一个自筹经费的民办学校有可能做到一面连续几年蓬勃发展，一面同时赚取利润吗？！” 拉锯战在持续。县教育官员终于来到另一所民办中学，这所在宾阳县深孚众望的老牌民办学校犯了和金龙一样的“错误”：超额招生。教育局将学生集合起来“耐心”地做说服工作。现场问及学生：“有想离开xx中学的同学，请举手。”竟无一人响应。待到第二次发问：“有愿意回原中学念书的，请举手。”依然无人作答。尴尬中煞费苦心的教育官员悻悻而去。 但时过不久，《宾阳报》上刊出了县教育局的公告，以相当含蓄却又相当明朗的方式宣告了该县经过5年办学积累已颇具规模的民办学校——金龙中学为“非法学校”。 “多年来，我们不要国家一分钱，挥洒血汗办教育，好话得不到政府的半句却屡遭制裁，我们受够了！……20多年前，在农村土地承包的改革进程中，有的人为此罢了官、坐了牢、丢了命。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我们仍为开创民办教育而落得类似下场的话，相信我们将彪炳在民办教育的史册上！”就在这封金龙中学致家长慰问信中，字里行间弥漫着强烈的悲壮气息。 但最终又以学校的“妥协”了却风波。金龙关于近两年来不规范办学行为的公开检讨在当地媒体刊出。但金龙人心中的不平并未因此抹去。 近年来，地方财政困难造成教育行政经费的削减甚至缺乏保障，使得教育管理部门把“创收”当作不可忽视的任务来抓。在此情形下，教育管理部门向所属学校明里暗里推销试卷、练习册，成为“创收”的主渠道之一。此类现象在许多地方早已见怪不怪。问题是，这些试卷命题有的严重脱离教材现实，但大多数民办学校为了搞好和主管部门的关系，也只能“心领神会”地接受了。 宾阳蓬勃发展的社会力量办学已汇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弹丸小县城里就聚集了4所民办初中，在校生总数近3000人，每年招收新生总数已接近县城公立学校招生总数的半壁江山！其中一些民办学校以其优质的教育质量，已逐渐摆脱了昔日只能招收“双差生”的局面，形成了生源的良性循环，在招生和考评中开始和当地公立学校叫起板来了！ 但在县教育局，两位局长再三表达了对宾阳民办教育的忧虑和头疼：“民办教育只能是公办教育的补充，但不能以此为主，一定要把握好发展的‘度’。否则，只会添乱！”尽管他们也不情愿地坦承民办学校的发展对整个教育改革有促进作用，但特别强调千万得好好“把关”，不能任其畸形发展。 也许他们没有想到，就在其所属的教育领地上，民办教育的力量已经像野草一样，突破僵硬的土质和石头，不可抗拒地成长壮大。并且，这种鲜活而顽强的生命力注定了它将会像野火一样蔓延、生长…… “如果政府少些干预，我们肯定比那些公立学校要办得好，要强！”在县城的另一所民办中学，年轻的校长望着操场上充满生机的身影自信地说。今年中考，这个办学不到两年的初中就已凌厉的态势压倒了不少公立学校。他的“狂”是有底气的。 “办学过程中就没有得到过政府的扶持吗？”我问。 “政府不干预就是扶持！”他脱口而出，目光笃定。 见2001年12月(上)《南风窗》
附录二：民办教育:痛并成长着
张立勤 疾风劲草，让人不由想起茫茫原野间那一丛柔弱的绿，然而于风雨飘摇中坚韧地挺立。 它是一份民办中学的校报。现在就摆放在我的案头，很朴素的新闻纸，印刷略略粗糙。当我再一次打量它的时候，依稀能看到纸页间闪动的许多张稚气笑脸。 “我们学校好哩，阿姨，您是来投资的吗？”一个天真的声音在问。 很惭愧，我没有带去资金，只带去了关注的眼睛。 那是一次平常然而不太轻松的采访。一种陈旧的习惯势力还在这个西部小城散发着威压，然而一种更为顽强的力量正悄悄于石缝间探出绿意。对于春天的渴望真是太久了。 《疾风草》上有一些文字表达了这种渴望和无奈：“……到那时，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在整个国家的教育体系里才真正形成两条腿走路的模式。不至于像现在，一条钢腿，一条泥腿；一条大的，一条小的；一条长的，一条短的；走起路来一付瘸子的样子。”这是一位民办中学校长发自内心的喟叹。 而有些更为强烈的呐喊正从夹缝中传来。 透出亮光的“十字路口” 盘点民办教育的发展，会有种让人欲说还休的惊喜。 无资金、无校舍、无师资，甚至生源也是拾的公立学校掉下的麦穗。谁也没想到，正是这些不起眼的麦穗成就了一片秋色。 1989年，信力建租下了广州海珠区一间50平米课室，办了只有8个学员的英语培训班。这个具有胚胎意义的一小步，孕育了今天具有26个教育实体、集教育投资、教育科研、教育管理于一体的民办教育集团。 1993年，徐亚芬在掷地有声的承诺中接管了濒临倒闭的中专学校，从荒地上起步办火了驾校，成就了今天万里优质的系列教育品牌。当初办学没花国家一分钱，如今数亿元资产尽归国家，造福于教育大业。 有一组数字很能说明民办教育的壮大规模：民办学校于1978年前后出现，经历了1984—1988年、1992—1994年两次发展高峰期。到2000年，我国各类民办学校达万多所，在校生700万人。其中，民办幼儿园万所，占全国幼儿园总数的25；民办中小学7600多所；各类民办高校已有1274所，相当于全国高校总数的1/3，在校学生已超过200万人，其中规模最大的民办大学在校学生已超过万人。 在这种惊喜的背后人们逐渐看到了民办教育生存、壮大的坚实基础。 细心的人作了盘算，让人咋舌：以占世界％的教育经费支撑占世界20％的教育人口，可谓穷国办大教育。有资料显示，全国平均只有74％的小学生能够升入初中，只有48％的初中生能够升入高中，只有47％的高中生能够升入高校，大学生占同龄青年的比例为6％。国民教育素质的高低关乎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而教育欠账的恶果开始向我们频频敲响警钟。教育需求的高速增长与现有国家财力限制之间形成的强烈反差，使得民办教育找到了自己生存的空间。 垄断和官僚因其成为公立教育之痼疾越来越受到猛烈抨击。王先庆在《中国教育业：垄断的最大牺牲品》一文中指出，正是这种垄断，不仅导致教育资源的浪费和效率的低下，而且还造成社会各阶层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以及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尤其是它加剧了人才的流失和中国财富的净流出。因此，打破垄断，引入社会各种力量办学同时给各种社会办学机构以公正的待遇，已经成为推进中国教育业成长发展的重要途径。 采访中我看到，民办学校从最初的“拾遗补缺”发展到现在在教学质量、办学理念上已经开始走到教育改革的前台，和公办学校“分庭抗礼”了！在一些地方，由于民办学校咄咄逼人的招生优势，已经引起了长期陷入低效运转怪圈中的公立学校的恐慌。当一些地方政府为这种恐慌而更加恐慌时，其实，现行教育体制的铁幕已经被挑开了一角，教育的酵母开始被激活了！ 面向市场是民办学校的座右铭。在一项对湖南省民办学校现状的调查中发现，在2984名被调查者中，有的人所学的专业是社会急需而公办学校又不能满足的专业。除此之外，民办学校还可以提供不同的教育条件、就读形式和特色课程等。有专家指出，教育的终极关怀永远是教育本身。民办教育的真正功能将突出地体现在“增加教育供给方式的多样化和选择性”上。如果说公立学校是国家发展义务教育的标志，那么民办学校则是国家实行教育民主化和多样化的另一标志。 有人曾把应试教育下的学生比作一群被赶进了夹道的野马。夹道黑暗拥挤，只有一个出口，惟有快马加鞭，咬牙狂奔。“其实，这夹道的两面高墙，一面是教育资源需求与供给的巨大缺口，其背后是就业竞争；另一面是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教育管理体制，其背后是城乡二元结构、社会资源不开放等根深蒂固的矛盾。这夹道的两面高墙在短期内不可能有根本性变化，但在思想上多开出些路口是有益的，也是可能的。” 我想，民办教育的出现，正是在这黑暗的甬道里透出亮光的“十字路口”。它的生存和壮大本身，就是对业已僵化的中国教育体制的最大质疑，以及审视。 踉踉跄跄地行走 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很能说明当下民办教育的处境：沙丁鱼在运输过程中易死亡，放入一条鲶鱼，沙丁鱼马上被激活。民办学校创办之初如鲶鱼激活了众多公办学校，如今被激活的“沙丁鱼”反过来围攻“鲶鱼”。如招生，历来划学区为牢的名牌公办学校，现在开始以赞助费为“诱饵”向学区外学生频频招手；或者干脆联手成壁垒，搞公对公的对口升学，限制学生升入民办学校。 2000年暑期，许多民办学校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招生危机。由于普通高校连续扩招，使得本来在资金、师资等方面处于弱势的民办高校遭遇招生寒流。抢生源、打虚假广告，这种无序激战更被视为有“杂牌军”、“游民部落”的嫌疑。在京城火车站，许多民办学校的招生队伍之间差点上演了抢人大战的闹剧。 一些民办学校办成了应试教育的翻版，成了公办学校的“预备队”。在我采访的一所民办初中墙报上，赫然张贴着全校学生考试成绩的“排行榜”。“民办学校如果在各种会考中比拼不过公办学校，还怎么生存？！说到底，考还是法宝。”这所学校校长无奈地叹息。其背后的现实是，在忍受政策歧视、社会歧视的同时，民办教育还得在应试教育的评估体系中生存下来。一句话，先争取生存的权利，然后才能谈得上突破。 这是一种扭曲。这种扭曲注定了民办教育踉踉跄跄，一路艰辛。 “广州有44家贵族学校，80倒闭，成活下来的不到10；60家专修学院，只剩下6家在苦撑苦熬。民办学校成活率之低，令人深思。”采访信力建时，想不到他的开场白竟是些沉重的数字。去年以来，凡是和民办教育沾点边儿的人多多少少表现出几分心绪不宁。 这场蔓延至今的倒闭潮，开始让人们重新审视起民办学校的面目。大多数民办学校还延续着草创期离退休老教师的师资结构，因而背影总给人老气横秋的感觉；在经营管理上，有人把办学作为营利手段，收取过高的学杂费，实行“家族式”封闭管理，忽视了办学公益性、社会性、开放性的一面；而融资渠道的不畅更是令许多学校的发展遭遇瓶颈，为数不少的学校发展至今还过着“人在屋檐下”的生活。凡此种种，总给人“草台班子”的组装痕迹。 “这是民办教育在市场环境下优胜劣汰的结果，真正生存下来的将是颇具实力、健康的民校。”一位民校校长评价说。 惟其新生，才觉脆弱；惟其脆弱，更须呵护。 平等的权利？ 前一阵子，关于民办大学生能买半价火车票的问题，让热心的媒体碰了个不大不小的软钉子。其实，这还仅是民办学校受到的众多歧视性待遇之一例。比如，最近国家出台的助学贷款政策又一次让民办大学生们望之兴叹。横亘在民办学校及其学生面前的，除了教育垄断的堡垒外，还有种种有形无形的“网”让人挣脱不得。 在采访的民办学校董事长、校长中，我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在谈到创业的艰难和地方行政干扰带来的种种困境时，他们大都进入了“悲壮的殉道者”角色。一位年轻的校长甚至愤激地发问：“假如总以规范为由打压民办学校的话，干脆全部封杀民办教育好了，又何必挂出这样的幌子！”但事后，他们总是再三叮嘱我，千万不要太尖锐。他们还要在人家的眼皮底下谋生。其态度之低调让人唏嘘不已。 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隐痛。 在这些民办学校校长中，有不少曾担任过公立学校校长。其中有一位感慨地说，同样是校长，角色没转换，但遭遇不一样，以前处处受尊重，现在处处求人，看人脸色。 关于乱收费、纳税等问题，不断能听到民办学校的呼救之声。校长们纷纷搬出了《教育法》、《社会力量办学条例》有关规定，说明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诸如管理费、发展督导费等属违规收费，说明税务机关有责任为实施义务教育而征收教育费附加，却不应向民办学校强制征收营业税。这些较真的秀才不明白，在市场的力量开始左右中国社会的经济活动时，权力的手依然无处不在地投下“人治”的阴影。 “我们像黄鳝一样躲来躲去。”一位教育集团董事长直言不讳，“教育行政干扰对民办教育的发展已构成实实在在的阻力！” 《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以法律形式明确要保障民办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其教育机构及其师生依法享有与国家举办的教育机构及其师生平等的法律地位；学校在引进资金、教学设备和举办校内经济实体及纳税等方面，享受国家同类学校的同等待遇等。但在落实方面，很多学校认为政策不到位。目前体现在教育行政部门职能范围内的同等待遇多一些，而其他方面如土地使用优惠、免征配套费、用水、用电、税收、民办教学人员户口入市等仍未体现政策上的扶持。 就在前不久的政协浙江省八届四次会议上，浙江大学教授袁加勇指称，浙江的民办学校遭受不公待遇严重，有的人、有的政府部门“甚至抱有歧视的态度”，民办学校在教师聘用、教学用地、资金筹集、学生招收等等方面，都没有享受到与公办学校同等待遇。民办学校在申办及以后的办学过程中要接受各种各样的检查、验收，不达标不行。但这些检查、达标的标准都是按公办学校标准来制定的，并不符合民办教育的实际。 看到这则消息时，我在想，浙江民办教育在全国走在前列，不论是办学模式的探索，还是政府给予的积极推动，都体现出观念的突破。但其政策环境尚且如此，那么其他一些地方呢？ 还是有些事能让人沉痛之余稍觉欣慰。一所民办中学由于与主管部门长期实行“车轮战”，他们的武器是《教育法》、《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等法规文件。内中条文已经烂熟于心。在唇枪舌剑中，教育行政部门屡屡败北。时间一长，教育官员们也开始仔细研读法规。我去采访时，发现双方拿出的《条例》已经磨出了毛边。 或许，依法行政的意识就此萌芽。但愿能深入人心。 产权之争：能否迈过这道坎儿？ 产权问题一直是民办学校发展的一个病灶。 在这方面最容易拿来说事的是北京新东方语言学校的例子。这个据说“一个暑期能赚上1个亿的学校”到现在还在租用别人的校舍。这也是京城大多数民办高校的现状。是他们甘于“流民”身份，四处游击吗？ 当然不是。1997年3月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规定：“社会力量举办教育机构，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教育机构的积累只能用于增加教育投入和改善办学条件，不得用于分配，不得用于校外投资”；第43条规定：“教育机构清算后的剩余财产，返还或者折价返还举办者的投入后，其余部分由审批机关统筹安排，用于发展社会力量办学事业。”也就是说，教育属于公益性事业，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民办教育的投资者只允许在学校停办时还本付息。这些规定不仅阻碍了社会资金向民办学校的流入，而且使得学校积累资金由于高风险性不敢进行再投入尤其是硬件投入，只能安于租房办学的现状。 隐藏在制度障碍后的是观念禁锢。关于教育是否应该走产业化之路的争议，一直没有停过喧哗的声浪。但当许多人为教育产业化是否会损害教育公益性等问题所困扰时，就在一些地方，具有企业精神的教育家和具有教育情结的企业家，这两种力量在政府的推动下结合到一起，进行了股份制、集团化等大胆的尝试。这些初现成果的试验有力地证明了，民办教育从一问世时就存在着极大市场，以后也必将继续接受市场的检验。 市场化是击碎教育垄断的利器吗？国人开始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历来在公立大学经费上大包大揽的美国正在悄然出现“营利教育”。即是由营利性的私营公司管理公立学校及其教育，就读的学生应该享受其他公立学校一样的待遇。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还出现了不少专门从事“赢利教育产业”的投资公司。当然，促使美国进行这项教育改革的推动力是垄断带来的公立教育体系的低效运作，以及政府教育拨款的连年下降。 那么对于正在迈向制度化、规范化的中国民办教育来说，如何突破观念和制度束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蜕变，这是一个艰难的命题。 相信了解中国民办教育成长历程的人都会产生这样的感叹：今天民办教育的命运和20世纪80年代初的民办企业似乎有着颇可类比的命运。20年前，中国的民营企业不过是夹缝中的野草，在种种陌生、疑惑甚至责难的目光中艰难地伸出绿色，但20年后的今天，这片绿已经繁茂成春天，占据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20年后的中国民办学校，将会滋生出另一片绿荫，成为中国教育舞台上的角和支柱。 今天，对于这种鲜活的“草根”力量的成长，也许我们更该多些珍视和小心翼翼的呵护。那么，从观念开始，从制度开始。 见2001年12月(上)《南风窗》
后记
不是一切大树 都被暴风折断； 不是一切种子 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 不是一切梦想 都甘愿被折断翅膀。 不是一切呼吁都没有回响； 不是一切损失都无法补偿； 不是一切灭亡都覆盖在弱者头上； …… 希望，而且为它斗争， 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 ——舒婷《这也是一切》 这首诗的产生距离新世纪已经有些遥远了，但再次诵读依然抑制不住内心涌动的潮水。由此，我不能不想到我正在记录的中国民办学校曾经和正在发生的故事，种种沉重甚至惨烈的结局中依稀尚透出雄劲的风骨；同时，我不能不想到的是，作为记录者的我在近一年来的采访写作中所感受的种种复杂心绪。 2003年对于中国的民办教育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对于我本人亦有着特别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仅在于两年来一直想付之实践的事终于得以完成，也不仅仅在于在长达一年多的采访中，作为中国民办学校的忠实观察者时时涤荡于胸的悲壮、宏阔的情怀，更重要的是，本书的采访写作可以说是内外交困下执著进行的结果，其间所感受的种种压力和困惑不足为外人道也。 本书是我从事记者生涯的chu女作，它的写作第一次如此深切地触发了我对于中国记者生存状态和角色命运的思考。我期待着能有机会对这一特别群落做一次深度的考察，并凝成富有启示性的文字。则我心安矣。 还好，希望尚在肩上，光明尚在路上。 引发我写作本书的是自一篇报道始。2001年12月，一个偶然的机缘使我接触到民办学校的选题，通过深入采访形成了《南风窗》当月的独家策划《野草的力量——透视中国民办教育》。就是这组我自认不很成功的报道却激发了极大的反响，短短时间内我就收到不少电话、来信。其中《一所民办学校的生死沉浮录》被《作家文摘》、《中国教师报》等媒体相继转载，那所由于资金短缺且深受行政干扰的广西民校，由于报道的广泛影响后来融资几百万，一举扭转了濒临倒闭的命运。得知情况后，我甚感欣慰。其间，来自湖南、江西的民校校长们多次来信、登门邀请我前去采访当地民办学校的发展现状，其心切切，令我十分感动。 中国民办学校的发展走过了艰难的草创期，已经进入了更为艰难的第二次创业期。其间所遭遇的政策、观念和行业自身的制约因素尚未解冻，尤其是社会上的“妖魔化”眼光更是令其一直难以被真正了解、接受。当此之下，民办学校尤其需要社会客观、全面的关注，而非仅仅只鳞片爪的渲染。如果了解这一点，就不难解释作为一份肩负责任感的严肃媒体，《南风窗》以如此大的篇幅关注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所具有的影响力了。我由此萌发了以书的形式记录中国民办学校的生存报告，而来自业界人士的鼓励、支持更坚定了我的信心和决心。 事实证明，我的切入和关注的确十分及时而必要。 今年恰逢《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由此引发的讨论在业界内外一直十分热烈。“重现江湖”的民办教育走到今天，已有20个年头了，的确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做个认真、完整的梳理和小结。但本书无意成为中国民办教育“史记式”记录，那非本人功力所抵，而是从记者的视角选择了一些颇具代表性的个案，从中透视中国民办学校的生存现状，记录它们原生态的挣扎、收获以及吁求，以期将一个客观、真实的民校面目呈现给公众，从而为它的健康成长争取更良性的改善。需要说明的是，本着原创、不重复原则，在个案的选择上我有意回避了一些早已为人所知的“名校”，或者选择了简略的写法，而把笔墨让给了更多不为人所知但有着广泛代表性的案例上。另外，对于民办教育界近年来一直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本书也作了重点关注，细心的读者从字里行间不难发现作者的思考。 本书的完成得益于家人、朋友的支持，更离不开民办教育界诸多热心人士的帮助。在此谨一一表示谢意。 感谢茅于轼老先生，他从经济学的视角对于中国民办教育的独特见解使我深受启发，百忙中的他对本书写作的支持令我感动良多； 感谢我的先生周庆，他作为本书的第一读者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意见，使之避免了面世后的“贻笑大方”； 感谢我的朋友、同事冷啸，他活跃的头脑和富于创造性的见解给我的写作带来了清新的力量； 感谢远在中原的同行舒华先生，正是他陪同我完成了新蔡民校的采访，让我得以有机会见识了一位年轻记者的职业操守和职业精神； 感谢深圳的曹桂臣老师，他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线索，慷慨地贡献出平日收集的资料供我参考，并陪同我前往宝安采访，辛苦了，曹老师； 感谢农业部吕绍青研究员、《黑龙江晨报》记者董景峰、刘梦新，他们的研究和考察报告给本书的写作提供了珍贵的视角和素材； 《南风窗》总编辑秦朔先生、著名教育品牌策划人欧阳维建先生、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张留芳老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肖星明老师、我的同事何江涛、石破，他们对本书的采访和出版给予的支持、帮助令我时时感念于心；还有我的老同学、老朋友张爱军、蒋再汶、聂丽娟、魏青松、谢亨、林艳兴，正是他们多年来始终如一的关注和勉励给我的写作注入了温暖的力量，在此均表谢意。 同时，感谢民办教育界的诸多开创者、领跑者，他们的热切关注和支持使我得以在不乐观的环境中坚持完成了本书的写作、出版。 张立勤 2003年12月2日于羊城无忧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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