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陌生的异国荒原上找到了返现中华文明的方位，时时校正着国内考察时的各种感悟。我把《山居笔记》的续篇，写到了开罗的死城边、耶路撒冷的小巷口、海湾和南亚沙尘覆盖的大炮下。在那里才明白，即便走遍中国也很难真正了解中国，因此经常与同行的伙伴们感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除台湾尔雅版的繁体字版外，这本文汇版的简体字版已印了三十五万册，我亲自从读者手里买得的盗版本有十二种。经常看到有人在报刊上否认目前盗版的严重事实，批判反盗版是“炒作”，我便特地编撰了《盗版二十六例》置之《霜冷长河》精装本卷首，其中选印了《山居笔记》的不同盗版本封面八种，使文化盗贼们无可抵赖。谁知这些年趁我远行历险，他们在国内闹成一团，无非是想用诽谤遮盖盗窃，连当年翻云覆雨的黑影也拉出来了。对他们当然不能再用规劝的办法，因此把本书初版的代序撤去，其他地方也有一些相应的改动。正该取笑他们没有把手中的偷盗物细看一番：文明和邪恶不可混淆，历史和法律不容侮弄，恰恰是本书的内容。（二○○一年十一月三日）  
自序五（《霜冷长河》序）
几年前，有一次我到北京一位朋友那里去玩，见到一位异人。他见到我，双目炯炯地逼视良久，便说：“这位先生，你从小是不是产生过一种遥远的记忆，在一条长长的大河边，坐了很多年，在你边上，还坐着一个人，相差大概只有十步之遥？那人就是我。” 我笑着摇了摇头，心想，前一辈子，我身边居然坐着你？我们坐在河边干啥？你会不会见到别人也这么说？ 看得出，他对我的反应非常失望，立即满脸冷漠。我想，刚才还说前一辈子在河边一起坐了那么多年，今天突然相逢，怎么转眼就冷漠了？ 但是，应该说，他的话中有一点倒是碰巧逮着了，那就是我与河流的关系。 而且，这种关系确实也不像是童年时期形成的，似乎要远得多。我出生的村庄有河，但那河太小，我心中翻滚的一直是从未见过的大河。银亮亮，白茫茫，并不汹涌，也并不热闹，而且不止一条。这些河在哪里？为什么会如此神秘又如此长久地笼罩着我？ 长大以后，我见到了许许多多的大河，每次都会产生异样的激动。有时，请旅伴们在路边坐一坐，我要停下来看河。哪怕在再穷困的地方，一有大河，便有了大块面的波光霞影，芦荻水鸟，也就有了富足和美丽，而且接通了没有终点的远方。后来我着迷游泳，一见大一点的河流就想脱衣挥臂，直到有一年在钱塘江被一个水底旋涡所裹卷，差点上不了岸，才稍稍有所收敛。 终于获得与大河长时间亲近的机会，是近十年。 一次是长江。 长江我已航行过很多次，每次都是好几天，但都不如这一次刻骨铭心。是日本nhk电视台引起的事情，他们想做在流动体中向全球直播的试验，已经在撒哈拉大沙漠和其他地方做过，这次选中了长江。电视直播的内容是谈话，随着几天的航行一直谈下去，谈话的一方是我，另一方是几位日本汉学家，谈什么呢？谈长江。 日本没有真正的大河，但日本汉学家们却早就从中国古代诗文中熟悉长江。他们心中的长江，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缥缈存在，他们兴奋，他们背诵，他们提出无数个问题，我坐在他们对面，先是乐滋滋地看着、听着、回答着，后来突然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有关自己与这条江的关系的体验。这种体验使得船过三峡时不再惊叹，只觉得像儿时在自家高墙的通道间抬头慢步走过，高墙下，今天有外客留夜，我要陪他们说话。 关于长江之长，日本客人们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在历经几天几夜的航行后看到长江还在越来越浩荡地延伸，仍然被镇住了。我告诉他们，我家乡的小河，是长江的支脉，离这里还非常遥远。说得有点自豪，又有点忧伤。为何忧伤，却说不清楚。好像面对一种伟大时既不敢贸然相认，又不愿断然割舍。生命的那么渺小又一水相通，实在让人不知如何搁置自己的感受。我现在理解了，由山峦阻隔的遥远是一种绝望，而有河流相通的遥远则是一种忧伤。那么，长江是否因自己的漫长，为中国文化增添了很多忧伤？正是这种忧伤，使晚风凄凄、烟水迷蒙、白露横江。这样的意象，这样的因果，就不容易与外国汉学家们沟通了。 另一次是黑龙江。 这是一条离我更为遥远的河流，遥远得无法忧伤，也没有必要绝望。它几乎就是另一个天域的存在，抽象地横卧在中国地图的上方。但是，这条河流边上有一大群作家要陪着我去漂流，他们选了段，从黑河出发，先向东，到著名的瑗珲，再向西，到呼玛，最后回黑河，也是好些个日日夜夜。 惊人的安静，但这种安静使它成了一条最纯粹的河。清亮、冷漠、坦荡，岸边没有热闹，没有观望，甚至几乎没有房舍和码头，因此它也没有降格为一脉水源、一条通道。它保持了大河自身的品性，让一件件岸边的事情全都过去，不管这些事情一时多么重要、多么残酷、多么振奋，都比不上大河本身的存在状态。它有点荒凉，却拒绝驱使；它万分寂寞，却安然自得。很快它会结冰，这是它自己的作息时间表，休息时也休息得像模像样。据作家刘邦厚先生说，他少年上学时，很多同学寒假回家、开学返校，都要坐着狗拉雪橇在冰封的黑龙江上驶行十几天。半路上因严寒而丧命的事，经常发生。这种景象，实在悲壮得令人神往。 如此抽象的黑龙江，反倒特别接近我心中的河。难道，上一辈子，我曾坐着狗拉雪橇驶行在冰封的黑龙江上？也许我在半道上冻僵了？刘邦厚先生说，冻僵的人脸上的表情是欢笑的，这又有点像了，要不然怎么总有不少人奇怪我，永远欢乐得不合时宜，连企图前来抢救我的人都吓了一跳？ 那么，我上一辈子为什么会来到黑龙江？父辈们是戍边还是流放？江边是否还有家族遗留？ 我一个人坐在船舱顶篷上这么想着，又一个夜晚来到了。诗人李琦从甲板上伸头看了我一眼，以为我在构思什么，走开了。不久，见驾驶舱里有人在招呼，走近前去，一个中年男子笑着说：“我是船长，你这么坐着有危险，进这儿来吧。” 在驾驶舱互通姓名，船长居然与我同姓！他眼中立即燃起异样的光彩，双手搭在我肩上，说：“本家，我们这姓在这里很少。” 从此他就不肯让我离开驾驶舱了，要我在沙发上休息。半夜，他见我睡着了，怕把我吵醒，故意让船搁浅，直到天亮。李琦口吟两句：“船搁浅了，船长没有睡着。” 几天后返回黑河，航程结束，我们匆匆告别后上岸，船长突然显得不知所措，发傻一样站在船头。事隔半天，我们在旅馆突然被一群神色慌忙的船员拦截，原来船长舍不得我这个远方来的“本家”，命令全体船员分头在黑河市的一家家旅馆寻找，终于找到，便把我和同船的全体作家一起请到一家豪华饭店，把几天的租船费全部请客了。宴席间，他“本家”长、“本家”短地说了成百上千个“本家”，连作家们都觉得这种亲近劲儿有点不可思议。 一条梦中的长河，一个同姓的船长，一番奇异的亲热，加上那次幽默的搁浅后的酣畅沉睡，沉睡在中华大地北端界河的中心，沉睡在天苍苍、水泱泱的彻底寂静中，这一切，我都归因于自己与河流的神秘缘分，尤其是与黑龙江。 在这深冬季节，黑龙江应该是坚冰如砥了吧？现在还有一批批的狗拉雪橇吗？但到了这个地步，河已冬眠，因此也已经不成其为河。我所期待的，是春潮初动、冰河解冻的时分；而更倾心的，则是秋风初起、霜天水影的景象。为什么更倾心？因为只有那个时候，春天的激|情早已减退，夏天实用也已终结，大地霜降，河水骤冷，冷走了喧闹的附加，冷回了安详的本体。凉凉的河水延绵千里，给收获的泥土一番长长的宁静，给燥热的人间一个久久的寒噤。 这是我心中的至高美景。我之所以无法在热带定居，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是看不到霜冷长河的雄伟长卷。看不到这个，我的生命就被抽走了一份本源性的气质，即便走向了精致，也会琐碎和疲塌。 正由于此，当我读到罗素把人生比作长河的文章时，贴心之感可想而知。在这个天才比喻的鼓励下，我愿意以霜冷长河的图景为背景，来谈谈人生，特别是谈谈因经霜而冷峻了的中年人生。 到今天早已明白，自己一生是来寻找河流的，一旦找到，就等候那个季节。这种寻找和等候，将会一直延续下去，但我已不再心焦，因为我已经一次次地找到、等到，并把找到、等到的图景，描绘给别人，赠送给读者。 说到这里我后悔了，不该那么轻慢地对待北京的那位异人。他说我上辈子在河边坐了很多年，这是多好的机语，我怎能摇头？十步之外还有人坐着，陪伴着我，是不是他，不要紧，重要的是长河在流，我坐着。我既然坐了很多年，也就没有错过霜冷季节。我的上辈子竟然如此有幸？怪不得这辈子从小就在追忆。应该向异人说声谢谢才是。（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夜）  
自序六（《千年一叹》序）
这是一本日记，记录了我亲身越野数万公里考察人类各大文明遗迹的经历。 目的是去寻找人类古代文明的路基，却发现竟然有那么多路段荒草迷离、战壕密布、盗匪出没。吉普车的车轮紧贴着地面一公里、一公里地碾过去，完全不知道下一公里会遇到什么，所知道的只是一串串真实的恐怖故事：这里，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在几分钟内射杀了数十名外国旅行者；那里，近两个月就有三批外国人质被反政府武装绑架；再往前，三十几名警察刚刚被贩毒集团杀害…… 以前我在实地考察中国现存原始文化、写作《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时候，也曾一次次地投入过肢体历险和精神历险，但与这次相比，那时总还能转弯抹角地找到帮助和保护。而这次，小小的车队就像几只蚂蚁在荒原上蠕动，任何一种不知来由的暴力都能把它们捻得粉碎。 不仅仅是荒原。荒原深处有断壁废堡、幢幢黑影、闪闪目光。硬说自己没有恐惧，是不真实的，但我的恐惧有一大半被震惊所掩盖，震惊人类文明的巨构崩坍得如此凄凉。它们究竟是如何崩坍的？历史书提供过一些猜测性的答案，多数也是大而化之、语焉不详。其实，一切摧残都是具体的，一切委屈都是难以表述的，因此那些答案也是值得怀疑的。不必怀疑的是结果，衰草瓦砾，承载着一个个从古到今的灾难。 我甘愿在毫无保护机制的险境中去面对这一切，就像脱去手套去抚摸老人的伤痕。 这种抚摸经常会引发苦思：作为我们的生命基座，中华文明也伤痕累累，却如何避免了整体性的崩坍？这种避免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哪些代价是正面的，哪些代价是负面的？过去的避免能否担保今后？ 更重要的是，现在世界上生龙活虎的年轻文明，过多少时间，会不会重复多数古代文明的兴亡宿命？ 整部日记，都贯穿着这种疑问。 在这样一个历险过程中每天写一篇日记，不太容易。 我是随香港凤凰卫视的越野车队进行这次历险考察的，起初谁也没有指望我能坚持把这些国家一个个走完。每天行车十几个小时，沿途买不到什么像样的东西下肚，找到旅馆后还是饥饿不敌困倦，倒头便睡，但伙伴们入睡前都会关切地看我一眼，大家知道我还要熬夜写作。我不会抽烟，要提神只能靠喝茶，但沿途十个国家的旅馆客房都没有开水供应，同车的赵维便每天端着自己的保温杯，满面笑容地到餐厅向侍者讨半杯剩余的红茶，讨来后就倒给我。另外一些伙伴知道我喜欢吃萝卜，每到一座城市便满街找，终于在伊朗买到一种黑萝卜送来，可惜这种黑萝卜实在太难吃了。 很多住地无法写作，我只能趴在车上写，蹲在路边写，所以多数字迹都歪歪扭扭。这些字迹当天就要通过卫星传送万里，接收者看不清，便造成海内外各家报刊发表时的很多错讹。我把原稿放在一个塑料洗衣袋里随身带着，直到进入伊拉克前几分钟才想起，那个洗衣袋上印有以色列的希伯来文，赶快停车换下，要不然如果被伊拉克海关查到，不知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我怎么能够说得清，这厚厚一大堆装在敌国口袋里的象形文字，居然是什么“日记”？ 在穿越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这个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段时，我把这包书稿放在离身体最近的背包里，连每天做梦也都是抱着这包书稿奔逃的狼狈情景，而且每次奔逃的结果都一样：雪花般的纸页在荒山间片片飘落，匪徒们纷纷去抢，却不知是什么。 为此，我对这样的写作方式珍惜起来，愿意小心翼翼地保存它的原生状态和粗糙状态，只等春节那天车队进北京后就把这包书稿交给出版社，基本上不作整理修改。这种做法有点像现代的行为艺术，一切只在行为过程中完成，不再在行为之外进行涂饰；也有点像中国书法，大笔一挥总有诸多遗憾，却不宜在收笔之后东修西描。根根攀攀、泥污水渍都留着，图个真切。 这也是一种有关写作态度的边缘试验。没有资料可供查证，没有时间琢磨文句，未及修改便已经传送出去发表，比较彻底地阻断了“做学问”或“做文章”的任何企图。我早期的散文还有一点“做”的痕迹，容易碰擦到我已经离开的某些领域，这次终于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白了。与笔端相比，我更看重脚步；与文章相比，我更关注生命；与精细相比，我更倾情糙粝。荒原上的叹息总是糙粝的，如果要把它们调理成书斋里的柔声细气或沙龙里的尖声尖气，我如何对得起自己多年前就开始的辞职远行？ 时间越长，越庆幸自己的选择。支持我选择的，是广大沉默的读者，因此只管安心走路，神清气爽。 这篇自序，写于二千年一月三十一日深夜，时在黄河壶口，隔窗俯视，见万千激浪全被冻住，无风无雪，无声无息，却严寒彻骨，吐气呵手，方可执笔。离“千禧之旅”结束还有五天。（二千年一月三十一日夜至二月一日晨）  
自序七（《行者无疆》序）
一 北极圈的欧洲一侧，二千年的最后几天，我站在雪地里。 现在人们到北极、南极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难事了，但一般都会选在夏天。听说我们要在冬天最冷的日子里闯北极，一路上不知有多少人来劝阻，可惜已经劝不住了。花那么长时间考察了九十六座城市，还有哪一座城市有资格作终结？没有一条街道能收纳千万条街道，没有一扇大门能关闭千万扇大门。只有冰雪荒原能够阐述欧洲大地的本质，这是东方哲学的玄机。因此，敢于在这样的季节摸到这里来的，会有几个东方人。 紧紧地裹着两套羽绒滑雪服，还是冷得无可言喻。土著人的窝棚既不挡风也不挡雪，好歹生了一堆火。主人见我们冻成这个样子，捧出一碗鹿血酒。接过来抖抖索索端到嘴边，只觉又冷又腥，喝了一口便递给了边上的伙伴。就在此刻，我站起身，走到窝棚外面。这里是冷得站不久的，我赶快抬头看星星，辨别方向。然后，朝南，心里说一句：我走完了。 我说话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十五年前的自己。十五年前那天晚上，也是这个时辰，刚看完一个僻远山区极俗极辣的傩戏，深感自己多年来的书斋著述与实际发生的文化现象严重脱节，决心衔耻出行。是从事社会实务？还是投身考察旅行？当时还不肯定，能肯定的只有一项，这个决定充满危险。你看这么一次实地考察，为了去赶清晨的早班航船，不得不独自在山间赶路，还捡了块石头捏在手上防身。文人离开书斋总是危险的，离开越远危险越大。 后来，倒是英国近代学者科林伍德的一段话帮我进一步作出了决定，因为他指出了隐藏在象牙塔里的更大危险，而这种危险我们平日早已隐隐约约感觉到。他说，象牙塔看似高雅精致，却是一种自我囚禁。他不客气地描述道，囚禁在象牙塔里的文艺精英除了自己之外别无可谈，谈完了自己就互为观众。他认为，全部无聊、麻烦、伤害，就产生于这种小空间里的“互为观众”。由此他得出了一个惊人的论断：真正的文化人、艺术家要做的事，正是文化艺术界竭力要反对的事。这个事，显然就是离开。象牙塔里“互为观众”的囚禁者们只要看到有人离开象牙塔，就会暂时地一致对外，对付叛逃者。但科林伍德认为，正因为这样，证明除了叛逃别无选择。 囚禁是叛逃的理由，但走得远了，这个理由渐渐退去，前一段路成了后一段路的理由。 每一段路都能解答一些问题，却又带出了更多的新问题，因此越走越远，很难停步。远行毕竟孤独，便写下一些文字来与远近读者沟通，沟通的方式当然不会去模仿象牙塔里的“互为观众”，长天大地不需要那些尖声厉气，或唧唧哝哝。 就这样一圈圈越走越大，每一个新空间都带来新责任，终于从国内走到国外，从中华文明走到了其他文明。既从其他文明来审视中华文明，又从中华文明来审视其他文明，然后横下一条心，只要对人类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哪怕已成瓦砾，已沦匪巢，也一个不能缺漏。 像是在森林里走疯了的人，全然不知道什么是恐惧。也遇到过盗贼拦路、树顶泼污、夜禽环视、枭鸣如歌，但天际还有隐隐月光，远处还有朋友的呼声，我没有在半路失踪。前些天一位芬兰教授对我说：“想不起哪个欧洲旅行家走欧洲走得你们这样长，据说以前你还冒险走完了那条目前世界上最恐怖的路，当然还要加上中国……” 于是今天晚上我要站在北极圈向十五年前刚下决心的自己禀报一声：我走完了。 二 与每次出行一样，这次走欧洲，走完后的想法与出发时有很大不同。例如出发时是不准备写书的，理由众所周知，但此刻我改变了主意。 仍然是空间带来的责任。但这空间不仅仅是欧洲，还包括我以前考察的另外两个空间——败落成恐怖的中东、中亚、南亚，和尚未败落的中华大地。三大空间对比在眼前，涡旋在心中，产生的感受难以言表，包括某种隐忧。感受可以咽下，隐忧应该吐出，吐给谁听呢？那两个空间暂时还不会在意一个中国旅行者的想法，那就只能给我们自己人说说。 我要说，欧洲文明确实优秀而又成熟，但这些年，却因过度的自满、自享而自闭，对世界对自己有不少时空错觉。 欧洲文明值得我们仰望的地方很多，例如，中华文明倡导“中庸之道”几千年，至今还经常为“非此即彼”的极端性思维互损互耗。欧洲文明为什么反倒能把古典传统和现代创新、个人自由和社会公德融会贯通？更羡慕街边咖啡座里微笑的目光，只一闪，便觉得日月悠长、山河无恙。这种文明从早年的扩张和后来的大战中记取了不少东西又洗刷掉不少东西，近年来欧洲各国的联合使它更加悠闲和安详。它甚至觉得自己已进入文明发展的极致境界，没有必要再作艰苦奋斗。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所阐述的法国哲学家柯杰夫?alexandrekojeve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即认为欧洲集中了从基督教文明到法国大革命的多种营养，战胜了诸多对手，在物质的充裕、个体的自由、体制的民主和社会的安定等各个方面都已进入历史的终结状态，今后虽然还会有局部冲突，整体趋向却是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消费和游戏。 对此我深表质疑。因为我无法忘记从中东到南亚的一路景象，而那里离欧洲并不遥远。不讲全球一体化倒也罢了，一讲，又怎能把那满目的危机、积怨、暴力从“全球”的概念里省略掉？然而他们却常常省略掉，躲藏在自己的价值系统里闭目塞听。我们在那条路上穿行几个月，几乎没有遇见过欧洲人，这与他们勇于冒险的前辈相比实在差得太多。其实不必说大危机，即便是成批偷渡来的移民，也已经频频穿插在街边咖啡座之间，把欧洲不想正视的空间塞到了眼前。历来最有逻辑预见性的欧洲文化人理应对世界作一点危机提醒，但已经好久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了。 记得上次刚刚穿过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接壤地区来到印度，便遇上了一位在那里等着采访我的发达国家的记者。他问我穿越这一目前世界上最危险地区时是否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惊慌，我说更惊慌的是人类的自相残杀、宗教冲突、人口爆炸直到世纪之交还没有缓和的迹象。这天晚上我发给香港凤凰卫视的日记中写道： 一切问题都迫在眉睫。文化本来应该是一种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却又常常适得其反，变成了颠倒轻重缓急的迷魂阵。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别怵目惊心的废墟我总是想，毁灭之前这里是否出现过思考的面影、呼唤的声音？但是大量的历史资料告诉我，没有，总是没有。在一代雄主、百年霸业的庇荫下，文化常常成了铺张的点缀、无聊的品咂、尖酸的互窥，有时直到兵临城下还在作精心的形象打扮。结果，总是野蛮的力量战胜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着凋零，而跟着文化一起凋零的，总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段光明。因此，文化最容易琐碎又最不应该琐碎，最习惯于讲究又最应该警惕讲究。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永远是文化的灵魂所在，否则，营营嗡嗡的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预兆。 ……在人类面对如此密集的难题时，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担起真正的文化责任，不管有多少掷石唾骂，仍能保持一个坚贞不渝的群体。暴徒可以刺杀甘地和拉宾，但天地间毕竟留下了他们的声音。 《忧心忡忡》，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见《千年一叹》378～381页 这次在欧洲，更觉得他们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颠倒轻重缓急的迷魂阵”之中。自身的优秀使他们对外部空间缺少敏感，于是也就缺少了责任，缺少责任的文化还能继续优秀吗？有时他们也自感到了这一点，试图重新唤起对世界的责任，却又因缺少切身体验而“颠倒了轻重缓急”。 比较清醒的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冷战刚刚结束之时便及时地指出各个文明群落之间的冲突就要开始。他看到了一切政治、军事冲突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文明的对峙，预计到历史即将会冲刷掉表象显露出本质，因此他警告西方文明不要对别种文明不屑一顾。只可惜他过于固守西方本位的立场，把刚刚剥离出来的文明课题又转化成了政治课题。然而纵然如此，多数西方文化人也没有听从亨廷顿的告诫，继续对别的文明不屑一顾又武断揣测。最可笑的例子是，他们总是以幻想的方式来断言中华文明的对外扩张欲望，以及即将对他们造成的威胁，殊不知中华文明虽然弊病多多，却因为本性上不是航海文明和游牧文明，独独没有这种欲望，连远航万里的郑和也压根儿没往那条路上想。对于被亨廷顿列为除西方文明外最重要的文明尚且如此无知，更不待说对于其他文明了。 三 一种文明如果不能正视外部世界，也就一定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尤其是历史上那种与蒙昧、野蛮搏斗时留下的狞厉。一味把自己打扮成纤尘无染的世界判官，反倒是抽去了强健的体质。李泽厚先生说，即便狞厉如饕餮也会积淀深沉的历史力量，保存巨大的美学魅力。一种文明如果失去了这种魅力该是多么可惜。 今天的欧洲几乎还清了一切旧账，随之也就卸除了多种历史负担，其中既有负面的负担，也有正面的负担。如果允许我以小喻大，那么，这情景就像挪威卑尔根市的一位老妇，前些时候这位老妇向一家鱼店送上一百克朗，说五十年前这家鱼店多找了五个克朗她没有退回，现在要连本带息一起归还。她一再向鱼店的年轻主人检讨：“那年月太贫困了……”这件小事让我感动了好半天，一种延绵的诚实使过失上升为高贵。但我又想到，这位还清了债务的老妇人明天会怎么样呢？她会不会因为五十年的目标终于达到而反倒虚脱？欧洲就是这位老妇人，当历史不再留有伤痛，时间不再负担使命，记忆不再承受责任，它或许会进入一种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 我们没有理由对人家的失落漠不关心。既然在尚未失落之时已经被部分误读，那么一旦真的失落，我们就会产生双重的混乱。因此，寻找它的真实生命也就是寻找我们自己。这在文明的浅层意义上可说是“旁观者清”，在文明的深层意义上，彼此本是无形的联盟。 凭我以前的阅读印象和实地探访，朦胧觉得欧洲文明应该有一具粗犷而强悍的生命原型，有一个贯穿数千年的历险情节，有一些少为人知的秘密角落，有一堆无法追究的羞耻和悔恨，有几句声调低沉的告诫和遗嘱。只有找到了这一些，才能实实在在地安顿我们原先所熟悉的那些学说、大师和规程。 这次从那片遥远的土地深处呼唤出来的，果然是一些早想谛听的本真之音。正是这种声音，构成了这本书的“大情节”。散文本来是不追求大情节的，但这些大情节本身就在欧洲大地深处躲藏着，我和我的文字都避不开—— 开头应该是一次山崩地裂的毁灭吧，却不是一个宗教寓言。毁灭是历史的删节，厚厚的火山灰下还埋藏着重现的可能，不能重现的是智者的灵魂。那位智者曾向中国投来最初的问询，于是毁灭中又多毁掉了一项万里宿命。 毁灭后的复兴除了需要穿越时间外还要穿越大量的人格灾难，因此一声声横贯历史的欢呼中浸泡着太多的叹息和抽泣。那座结束了中世纪的城市把辉煌交付给整个欧洲，自己只卫护住了受屈的儿子们，不再做声。它引诱出了辽阔地面上无数美妙绝伦的音符、诗句和色彩，但这一切同样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蒙昧和野蛮所包围。此时听得最清晰的，倒是南方海岸边流浪者们扬帆远航的起锚声。这声音终于使欧洲明白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使一批批智者在中欧的森林城堡间深思起来，而一次次变革又从西欧的河滨街市间轰传世界。智慧和欲望既带来了市嚣又带来了战尘，最终在一次次毁灭和复兴的轮回中带出的，却是平静。 然而最大的平静还属于北方雪原。那儿曾把海盗们的血腥嘶叫输入欧洲腹地，带回来的却是教堂宽厚的钟声。雪原上的海盗们终于震动，开始年年在火山熔岩间窥探法律和秩序，最后正是他们，以自己的脱胎换骨证明了文明的力量。 …… 这个大情节表明，欧洲文明虽然至今还深沉于中部、灿烂于西部，却以既不深沉也不灿烂的南部和北部为命脉。南部，总是因为一次次伟大的出发而留下灼热的荒凉；而北部，总是因为一次次由人性俘虏兽性、由文明收编野蛮的人格大战，留下了最具象征意义的溯风疆场。 所以，在这本书里，我把欧洲文明重新推到艰难自立的原野上，而把读解它的钥匙孔，放在冰岛辛格韦德利的火山熔岩旁。 任何一种文明都会由于多种原因而自我迷失，只有把它们放回到与蒙昧和野蛮交战的第一线，才会临阵清醒，不断地重新体验自己的文明本性，并与其他文明沟通。这也体现了我们与亨廷顿教授的基本分歧：他只指出了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我们需要呼吁的是，这些文明如果真正称得上文明，一定有共同的语言，一定有共同的敌人。 那么，即便是与欧洲文明有着太多历史恩怨的中华文明，也不会一味执著于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来谋求自我复兴。它正在渐渐明白，自我复兴的主要障碍是近处和远处的蒙昧与野蛮，因此更需要与其他文明互相探究、互相学习、互相提醒，然后并肩来对付散落处处的幢幢黑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对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多方面比较，突破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两极方位，而是一直保留着更庞大的第三方位，即一切文明的对立面。为此，中华文明正开始以更谦和的态度来体察欧洲文明的甘苦冷暖，并虚心求教，不管欧洲文明什么时候也能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中华文明。（二○○一年二月三日，于香港）  
废墟
我诅咒废墟，我又寄情废墟。 废墟吞没了我的企盼，我的记忆。片片瓦砾散落在荒草之间，断残的石柱在夕阳下站立，书中的记载，童年的幻想，全在废墟中殒灭。昔日的光荣成了嘲弄，创业的祖辈在寒风中声声咆哮。夜临了，什么没有见过的明月苦笑一下，躲进云层，投给废墟一片阴影。 但是，代代层累并不是历史。废墟是毁灭，是葬送，是诀别，是选择。时间的力量，理应在大地上留下痕迹；岁月的巨轮，理应在车道间辗碎凹凸。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地理读成历史；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营造之初就想到它今后的凋零，因此废墟是归宿；更新的营造以废墟为基地，因此废墟是。废墟是进化的长链。 一位朋友告诉我，一次，他走进一个著名的废墟，才一抬头，已是满目眼泪。这眼泪的成分非常复杂。是憎恨，是失落，又不完全是。废墟表现出固执，活像一个残疾了的悲剧英雄。废墟昭示着沧桑，让人偷窥到民族步履的蹒跚。废墟是垂死老人发出的指令，使你不能不动容。 废墟有一种形式美，把拨离大地的美转化为皈附大地的美。再过多少年，它还会化为泥土，完全融入大地。将融未融的阶段，便是废墟。母亲微笑着怂恿过儿子们的创造，又微笑着收纳了这种创造。母亲怕儿子们过于劳累，怕世界上过于拥塞。看到过秋天的飘飘黄叶吗？母亲怕它们冷，收入怀抱。没有黄叶就没有秋天，废墟就是建筑的黄叶。 人们说，黄叶的意义在于哺育春天。我说，黄叶本身也是美。 两位朋友在我面前争论。一位说，他最喜欢在疏星残月的夜间，在废墟间独行，或吟诗，或高唱，直到东方泛白；另一位说，有了对晨曦的期待，这种夜游便失之于矫揉。他的习惯，是趁着残月的微光，找一条小路悄然走回。 我呢，我比他们年长，已没有如许豪情和精力。我只怕，人们把所有的废墟都统统刷新、修缮和重建。 不能设想，古罗马的角斗场需要重建，庞贝古城需要重建，柬埔寨的吴哥窟需要重建，玛雅文化遗址需要重建。 这就像不能设想，远年的古铜器需要抛光，出土的断戟需要镀镍，宋版图书需要上塑，马王堆的汉代老太需要植皮丰胸、重施浓妆。 只要历史不阻断，时间不倒退，一切都会衰老。老就老了吧，安详地交给世界一副慈祥美。假饰天真是最残酷的自我糟践。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没有废墟的人生太累了，没有废墟的大地太挤了，掩盖废墟的举动太伪诈了。 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 --这就是人类的大明智。 当然，并非所有的废墟都值得留存。否则地球将会伤痕斑斑。废墟是古代派往现代的使节，经过历史君王的挑剔和筛选。废墟是祖辈曾经发动过的壮举，会聚着当时当地的力量和精粹。碎成粉的遗址也不是废墟，废墟中应有历史最强劲的韧带。废墟能提供破读的可能，废墟散发着让人流连盘桓的磁力。是的，废墟是一个磁场，一极古代，一极现代，心灵的罗盘在这里感应强烈。失去了磁力就失去了废墟的生命，它很快就会被人们淘汰。 并非所有的修缮都属于荒唐。小心翼翼地清理，不露痕迹地加固，再苦心设计，让它既保持原貌又便于观看。这种劳作，是对废墟的恩惠，全部劳作的终点，是使它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废墟，一个人人都愿意凭吊的废墟。修缮，总意味着一定程度的?br/>shuba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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