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都能适应，包括适应贫困；贫困的直接后果不是反抗，而是尊严的失落，而失落尊严的群体，更能接受极权统治。 有人也知道惩罚的最终承受者是人民，却以为人民的痛苦对统治者是一种心理惩罚，这也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推理。鞭打儿子可以使父亲难过，但这里的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并不是父亲和儿子，甚至也不是你们心目中的总统和选民。 当然，也想对另外一个方面说点话。你们号称当代雄狮，敢于抗争几十个国家的围攻，此间是非天下自有公论，暂不评说；只不过你们既然是堂堂男子汉，为什么总是把最可怜的儿童妇女推在前面作宣传，引起别人的怜悯？男子汉即便自己受苦也要掩护好儿童妇女，你们怎么正好相反？ 我想我有权发表这些感慨，以巴比伦文明朝拜者的身份。巴比伦与全世界有关，而眼前的一切，又都与巴比伦有关。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巴格达，夜宿rasheed旅馆  
河畔烤鱼
底格里斯河，从第一天凌晨抵达时见到它，心里一直没有放下。已经来了那么多天，到了非去认真拜访一下不可的时候了。 夜幕已降，两岸灯光不多，大河平静在黑暗中。没有汹涌，也看不到涟漪，只有轻轻闪动的波光。杂乱的岸草卫护着它，使它有可能不理会历史，不理会身边的喧嚣。 也没有看到船。今夜人们对大河的唯一索取，是鱼。我们走进一家几乎没有任何装饰的鱼餐馆，其实是河滩上的一个棚屋，简单得没有年代。 鱼是刚刚捕捉的，很大，近似中国的鲤鱼，当地人说，叫底格里斯鱼。有一个水槽，两个工人在熟练地剖洗。他们没有系围单，时不时把水淋淋的手在衣服上擦一下，搓一搓，再干。 棚屋中间是一个巨大的石火塘，圆形，高出地面两尺。火塘一半的边沿上，有一根根手指般粗的黑木棍，半圆形地撑着很多剖成半片的鱼，鱼皮朝外，横向，远远一看仿佛还在朝一个方向游着。 石火塘中间是几根粗壮的杏树木，已经燃起，火势很大，稍稍走近已觉得手脸炙热。杏树木没什么烟，只有热流晃动。那些横插着的鱼经热流笼罩，看上去更像在水波中舞动。 烤了一会儿，鱼的朝火面由白变黄，由黄转褐。工人们就把它们取下来，把刚才没有朝火的一面平放在火塘余烬中。不一会儿，有烟冒出，鱼的边角还燃起火苗，工人快速用铁叉平伸进去，把鱼取出，搁在一个方盘上，立即向顾客的餐桌走去。 有几条鱼的边角还在燃烧，工人便用黑黑的手把那些火捏灭，或把燃烧的边角摘下，两三个动作做完，正好走到餐桌边。 餐桌边坐着的全是黑森森的大胡子，少数还戴着黑圈压住的白头巾或花格头巾，就像阿拉法特。他们伸出粗粗的手指，直接去撕火烫的鱼，往嘴里送。 工人又送上一碟切开的柠檬和一碟生洋葱，食客用右手挤捏一块柠檬往鱼上滴汁，左手捞起几片洋葱在嘴里嚼。然后，几只手又同时伸向烤鱼，很快就把烤得焦黄的外层消灭了，只剩下中层白花花的肉。这使食客们有点扫兴，便稍稍休息一会儿，桌边有水烟架，燃着刺鼻的烟块，大胡子们拿过长长的烟管吸上几口，扑哧扑哧地。 烤鱼两边焦黄的部位又香又脆，很多食客积蓄多时来吃一顿，为的就是这一口。因此，吃烤鱼总是高嘲在前，余下来的事情就是以鱼肉果腹了，动作节奏开始变得缓慢。中间的鱼肉是优是劣，主要是看脂肪含量，脂肪高的，显得滑嫩，脂肪少的，容易木钝，近似北京人说的”柴”。但是，”柴”的鱼肉容易成块，滑嫩一点的就很难用手指捞取，何况大胡子们的手指又是那样粗。 这就需要用面饼来裹了，伊拉克的面饼做得不错，但在这种鱼棚里是不会现摊面饼的，工人们便从一个像行李袋一般大的破塑料包里取出一大叠早就摊好的薄面饼，一失手全都洒落在油腻的泥地上，没有人在意，一张张捡起来，直接送上餐桌。 食客一笑，左手托薄饼，右手捞鱼肉，碎糊糊的捞不起，皱皱眉再慢慢捞，捞满一兜，夹几片洋葱，一裹，就进了嘴。在现今的伊拉克，这是一餐顶级的美食了。 我在石火塘前出了一会儿神，便坐在餐桌前吃了一点。旁边有位老人见我吃得太少，以为我怕烫，下不了手，便热情地走过来用手指捞了一团一团的鱼肉往我盘子里送，我一一应命吃下，但觉得再坐下去，不知要吃多少了，便站起身来向外溜达。棚外就是底格里斯河，我想，今天晚上的一切，几千年来不会有太大变化吧？ 底格里斯河千载如一，无声流淌，而人类生态的最根本部位其实也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狄德罗说，现代的精致是没有诗意的，真正的诗意在历久不变的原始生态中，就像这河滩烤鱼。 又想起以前在哪本书里读到，好像是在阿拉伯历史学家写的书里吧，早在公元六世纪，中国商船就曾从波斯湾进入两河，停泊在巴比伦城附近。 那么，中国商人也应该在河滩的石火塘前吃过烤鱼。吃了几口就举头凝思，悠悠地对比着故国江南蟹肥虾蹦时节的切脍功夫。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巴格达，夜宿rasheed旅馆  
忽闪的眼睛
突然接到当地新闻官通知，今天是巴格达建城纪念日，有大型庆祝活动，如果我们想拍摄报道，可获批准。 我们问：”萨达姆总统参加吗？”回答是：”这个谁也不可能知道。如果来，你们真是太幸运了。” 那就去一下吧。 由新闻官带领，我们到了离市区很远的一个体育场。看台上已坐满观众，高官们也正逐一来到，主要是穿军装的军官。 沿途士兵一见军官不断地做着用力顿脚状的行礼动作，而军官们一下车则一一互相拥抱，用胡子嘴在对方的胡子脸上亲来亲去。他们的高级军官都太胖，但军装设计得很帅气，尤其是帽子，无论是大盖帽还是贝雷帽都引人注目。在花白头发上扣上一顶贝雷帽真是威武极了，连身体的肥胖都可原谅。 经过层层岗哨，我们这批人全被当做了拍摄记者，直接被放到了体育场中心表演场地上。同伴们觉得我什么摄影机也没带，又西装笔挺，在人家的表演场地上晃悠三四个小时不是事儿，我觉得这样自由的方位才有意思。 忽然看见主席台的贵宾席上有一位先生一边向我招手一边在一级级地往下挤，定睛一看，是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张维秋先生。张大使执意要我坐到贵宾席去，我则告诉他，在戒备森严的中心我居然能在这么大的草地上自由自在地窜来窜去，求之不得。大使立即明白，笑了笑也就由我去了。 今天这么大的活动，外国媒体只有我们一家，再加上韦大军、谢迎、桂平几位都穿着印有”凤凰卫视”字样的鲜红工作服，长长的摄像机往肩上一扛，成了庆祝活动开始前全场最主要的景观。 忽听得山呼海啸般一阵欢呼，我以为萨达姆到了，转身一看，哪里啊，原来只是我们的韦大军把摄像机转向了这个方向，这个方向的观众兴奋了。那边又响起了铺天盖地的喧嚣，也没有别的事，只是觉得韦大军在这边停留时间太长，嫉妒了。 有一大方阵的荷枪士兵席地而坐，我试探着走进他们的方阵，想拍张照，没想到从军官到士兵都高兴得涨红了脸，当然不是为我，为摄影。 有几个等待参加表演的漂亮姑娘你推我搡地来到我们跟前，支支吾吾提了个要求，能不能拍张照，我们一点头，她们就表情丰富地摆好了姿势，快门一按，她们欢叫一声像一群小鸟一样飞走了。她们压根儿没想过要照片，只想拍照。一位坐在看台前排的老太太不断向我示意，让镜头对准她一下，我好半天才弄明白她的意思，这对韦大军来说是举手之劳。事后，她一直激动地向我们跷着大拇指。 这种渴望着被拍摄而不想要照片的情景，我们都是初次遇到，甚觉不解。但我又突然明白了，告诉同伴们：这就像在山间行路，太封闭、太寂寞，只想唱几声，却谁也不想把歌声捡回。渴望被拍摄，就是渴望用自己的形象哼两声。 萨达姆终于没有来，新闻官解释说他太忙了。庆祝活动其实就是一次广场表演，内容是纵述巴格达的历史。这种广场表演中国早已做得炉火纯青，从场地设计到服饰道具看，这里只够得上中国县级运动会的水平。但是，当他们追溯巴格达的悠久历史，一大群演员赤着脚、穿着旧衣服走过宽阔的表演场地时，你会感到一种从外貌到神情都无可替代的古今一致，两河文明和巴格达的历史，就是这样的脚踩踏出来的。 接下来表演远近各国对巴格达的臣服和朝觐，载歌载舞，颇为夸张，估计坐在贵宾席里的各国大使看了会发笑。我怕看到有中国人前来朝觐的表演，结果倒是没有，松了一口气。 这时满场早已战鼓隆隆，战争开始了。敌人很多，一拨一拨来，一仗一仗打，我看得清的，是打犹太人、波斯人和鞑靼人。有些仗，不知是和谁在打，赶紧去找新闻官，他很有把握地回答：”eney！eney！”反正是和”敌人”在打。 突然场上好看起来了。一边是一大群剽悍的马队，一边是一大群赤膊的士兵，狭路相逢。马队中先蹿出一骑，围着赤膊士兵奔驰一圈，然后整个马队就与赤膊士兵穿插在一起了。反复穿插的结果是，全体赤膊士兵都伤卧疆场，辽阔的体育场上，只见满地都是他们在挣扎，这个景象很有气魄。 胜利者的马队又一次上场，踱着骄傲的慢步，完全不顾满地挣扎的敌兵，突然，两匹胜利者的马因劳累而倒地，骑士卧倒在它们跟前悲哀地抚摸着。马队回去了，倒下的马和骑士还在。没有想到，两匹马慢慢地挣扎起来，在全场的掌声中去追赶自己的队伍。 --看到这里，我心头一热，古代战争并不重要，只是在这些部位，我看到我的艺术家同行在工作了。我的同行，你们在哪里？你们只要稍稍动作，我都能发现和捕捉，不管你们是否动作在整体不喜欢的作品里。你们的日子，过得还好吗？ 很快艺术家又休息了，或者说被自以为是的官员们赶走了，场上出现两个小丑，一个美国，一个以色列，边讲些愚蠢的话，边跳迪斯科。由于这两个小丑，新的战争爆发，下面的表演都是现代军事动作的模拟，没法当艺术看了。 表演结束散场时，我们随便与观众闲聊。见到一位很像教授的儒雅老人，我们问：”为什么你们国家与很多国家关系紧张？”老人回答：”因为巴格达太美丽了，他们嫉妒。” 抓住一位要我们拍照的十四岁女孩，问她：”你是不是像大人们一样，觉得美国讨厌？”没想到她用流利的英语回答：”你是指它的人民还是它的政治？人民不讨厌，政治讨厌。它没有理由强加给别人。” ”你讨厌美国政治，为什么还学英语？” 回答竟然是：”语言是文化，不一定属于政治。”天哪，她才十四岁。 她的年龄和视野，使我们还不能对她的讨厌不讨厌过于认真，但她的回答使我高兴，因为其间表现了一种基本的逻辑规范和理性能力。这片土地，现在正因为缺少这种雨露而燥热，而干旱。 不必向别处祈求这种雨露，它正蕴藏在孩子们忽闪的眼睛里。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巴格达，夜宿rasheed旅馆  
且听下回分解
在巴格达不应该忘记一件事：寻访《一千零一夜》。 理由很简单，全世界的儿童，包括我们小时候，都是从那本故事集第一次知道巴格达的。知道以后，不管在新闻媒体上听到巴格达的什么消息，都小心地为它祝祷，因为这是属于我们童年的城市，不忍心让它有伤害。 这些天来，看到和听到的巴格达，无论是它的历史还是它的今天，都很沉重。不必说它的屈辱了，即使是它的光荣，也总是杀气冲天。我一直想寻找一点那个属于我们童年的城市的恍惚迷离，似乎有点关系，但再次寻找时却被另一种千篇一律的领袖雕塑所淹没。直到今天即将离别，才支支吾吾地动问。 新闻官听了一笑，挥了挥手，让我们跟他走。 先来到一条大街的路口，抬头一看，正是我在车窗里见到的那座雕塑。一个姑娘，在向一大堆坛子浇水，很多坛子还喷出水来，可见已经浇满。 从雕塑艺术来看，这是上品。令人称道的是那几十个坛子的处理，层层累累地似乎没有雕塑感，但有姑娘在上方一点化，又全部成了最具世俗质感的实物雕塑，真可谓点石成金，举重若轻。其次是喷泉的运用，源源不绝地使整座雕塑充满了活气和灵气。 其实，这里是以水代油，正经应该浇滚烫的油，取材于《一千零一夜》，叫”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太有名的故事。说的是，阿里巴巴发现了强盗们的一个藏宝库，搬了几袋金币回家，他哥哥知道后也去取，被强盗杀死。强盗又来追杀阿里巴巴全家，一再失败，便生一计，由一个强盗化装成卖油商人驮着几十个油坛到阿里巴巴家借宿，其实只有一坛是油，其他每一坛都藏着一个强盗。这事被一个聪明的婢女看破，她煮沸了那坛油，一勺勺浇在其他坛子里，几十个强盗全被烫死。 这个故事初听痛快，细想又未免有点过于残忍。那我们就取其痛快的一面吧，也算是正义战胜邪恶。 第二座有关的雕塑在底格里斯河边，刻画了《一千零一夜》全书的性故事：国王因妻子不忠，要向女人报复，每晚娶一个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死。有一位叫山鲁佐德的姑娘为了阻止这种暴行，自愿嫁给国王，每天给国王讲一个故事，讲到最精彩的地方戛然而止，留待明天再讲。国王的胃口就被这样一直吊着，无法杀她，吊了整整一千零一夜。 其实这一千零一个故事已经潜移默化地完成了一次对国王的启蒙教育，他不仅不再动杀心，而且还真的爱上了她。于是接下来的事情也就变得十分通俗：两人白头偕老。 《一千零一夜》的这个开头真正称得上美丽，我想这也是它流传百世的重要原因。但是，恕我直言，这个雕塑却不美丽，两个人一坐一站，木木的，笨笨的，没有任何形体魅力和表情语言。联想到刚才看到的那座雕塑，也是坛子胜于人体。这是可以理解的，在阿拉伯美学中，历来拙于人体刻画，细于图案描绘。这大概与伊斯兰文明反对偶像崇拜和人像展示有关。宗教理念左右了审美重心，属于正常现象。你看现今街头大量的宣传雕塑，连人体比例也不大对头，更有趣的是我们旅馆大门口的一座巨型雕塑，大概是在控诉联合国的禁运吧，一个女人的右眼射出喷泉，算是泪雨滂沱，悲情霎时变成了滑稽和儿戏。这一切姑且由它去，只是在如此密集的劣质雕塑丛中仅有的两座《一千零一夜》雕塑也没有把人体做好，有点可惜。 《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开始流传于八世纪至九世纪，历数百年而定型，横穿阿拉伯世界大半个中世纪。中世纪未必像以前人们描述的那样黑暗，但愚昧和野蛮长时间地掩盖了理智的光辉，却是事实。在这样的年代，传说故事就像巨岩下顽强滋生的野花，最能表现一个民族的群体心理结构，并且获得世界意义，因此它们的地位应该远远高于一般的文人创作。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阿拉伯世界走出中世纪的整体状态不如欧洲，结果《一千零一夜》也就没有被很多后起之秀所荫掩。意大利卜迦丘的《十日谈》受过《一千零一夜》的很大影响，但《十日谈》之后巨匠如林，而《一千零一夜》一直形影孤单。 我在沧桑千年、至今还在苦渡危难的巴格达街头看到唯一与文化有关的形象仍然是它，既为它高兴，又为它难过。 既然如此，我们还是在它的雕塑前多站一会儿，体味一下那些故事的含义吧。 这么多故事，只有两座，确实是太少了，但光这两座也已触及了人间的一些基本哲理。你看，对于世间邪恶，不管是强盗还是国王，有两种方法对付，一是消灭，二是化解。化解当然是上策，却不等于规劝。规劝的用处不大，而《一千零一夜》是主张把世界上最美好的声音梳理成细细的长流，与一颗残暴的心灵慢慢厮磨。这条长流从少女口中吐出，时时可断却居然没断，一夜极限却扩大千倍。最后是柔弱战胜强权，美丽制伏邪恶。那个国王其实是投降了，俘虏了，爱不爱倒在其次。 一切善良都好像是传说，一切美丽都面临着杀戮，间离了看，它们毫无力量，但在白天和黑夜的交接处它们却能造成期待。正是期待，成了善良和美丽的生命线。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只要愿意听，一切都能延续，只要能够延续，一切都能改观。文明的历史，就是这样书写。民间传说的深义，真让人惊叹。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巴格达，夜宿rasheed旅馆  
再闯险境
今天，我们终于要进入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区域了。 危险到什么程度？近两个月内，在这条路上，已有三批外国人被绑架，最近一批是在五天前。刚刚又接到消息，就在昨天，札黑丹地区三十二名警察被阿富汗的贩毒集团杀害，作为对该集团一个首领被捕的报复。 上午五时起床，六时发车。克尔曼是个小城，刚离开几步就是沙漠了。 这里的沙漠从地形上就会让人提起警觉：路边有很多七八米直径的不规则石墩、石台，活像地堡。又有不少自然的石坑，活像战壕。 更严重的是，在离公路各约三百米的两侧，是两道延绵的低矮山梁，简直是伏击的最佳地形。山梁上多少人都藏得下，一旦冲锋能快速抵达地面，即便公路上有武装部队狙击，也能凭借石台、石坑处于有利地位。 我们一直在这样的一条路上行进，心一直悬着，设想着不久前三批外国人被绑架的各种情景。这些外国人现在都还关着吧，至少五天前绑架的那一批？他们会关在哪里？ 中午时分见到一个很大的古城堡，整个呈泥沙色，没有一丝别的颜色。形态古老，城门狭小，有护城河，可见古代此地也很不安全。 古城堡边有小镇，叫北姆（ba），一问，知道城堡是安息王朝时的遗迹，至今已有两千多年。但这个遗迹一直有人住，到两百年前才废弃，成为盗宝者们挖地三尺的地方。 我们几个进入古城堡后在条条街道间穿行，大体搞清楚了古代官衙、禁卫军、马厩和平民住宅区的划分。全城基本上是以官衙为中心制高点，层层辐射开来。官衙因地处高敞，排水系统完善，建筑材料用了很有韧性的蜜枣木，保存最好。平民住宅区非常拥挤。其实在古代几乎没有城堡外的居民，一个城堡已经囊括了绝大部分邦国人口。 在北姆参观古城堡时我们被告知，从这里到札黑丹必须有警车保护，于是就到当地警察局去申请。 申请倒是没费多少周折就批准了，但由于形势险恶，警力供不应求，警方希望我们或者在北姆等候，或者先往札黑丹开，等警车回来后再来追赶，好在我们的车队比较容易辨认。 我们不知要等多久，眼看太阳偏西，走夜路更危险，因此选择了后一个方案，即让警车来追，便冒险出发了。 离开北姆不到一小时我们就遇到了沙漠风暴。只见一片昏天黑地，车窗车身上沙石的撞击声如急雨骤临。 车只能开得很慢，却又不敢停下，沙流像一条条黄龙一般在沥青路面上横穿。风声如吼，沙石如泻，远处完全看不见，近处，两边的沙地上出现了很多飞动的白气流，不知预示着什么。 处在这种风暴中最大的担忧是不知它会加强到什么程度。车队一下子变得很渺小，任凭天地间那双巨手随意发落。 沙漠风暴终于过去了，刚想松口气，气又提了起来：夜幕已临，而眼前却是一片高山！ 保护我们的警车还没有来，四周的情景越来越凶险，不敢停车拂去车身上的沙土，我们便咬着牙一头向这危险地区的山路撞进去。伙伴互相轻轻嘱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里的每一个转弯都不知会碰到什么，每一次上坡下坡都提心吊胆。 两边的山峦狰狞怪诞，车道边悬崖深深。没有草树，没有夜鸟，没有秋虫，一切都毫无表情地沉默着，而天底下最可怖的就是这种毫无表情的沉默。 突然路势平缓，进入一个高原平地。这时听得后面有喇叭声，一辆架有机枪的车辆追了上来。这种车在中国叫小货车，只见这辆小货车在货舱上方的金属棚下挖一个大洞，伸出一个人头和一枝机枪，其他人则持枪坐在驾驶舱里。 停车后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是警察，前面真正进入了危险地带，特此赶来保护我们。 他们没有穿警服，更没有向我们出示证件。我们无法验证一切，又不敢细问，就让他们跟在车队后面，继续往前走。我们只是心慌：怎么冒了半天险，到现在才进入危险地带？他们究竟是谁？古人所说的”眼观六路”，我们现在的关注重心至少有一半要分到背后去了。 又走了很久，背后那辆架机枪的车蹿了上来，叫我们停车，说是他们值班时间到了，会有另外一辆警车来换班，要我们和他们在这里一起等待。 我们环视四周，这里又是一个山岙，黑黝黝的什么也看不清。队长郭滢一想，在这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半夜里，山岙间，与一些不明来历的武装人员在一起，我们又和他们一起等候着另一批武装人员……没有想完他就大喊：开车，快速离开！ 我们的车队呼隆一下便像脱缰的马队一般飞驰而去，直到深夜抵达札黑丹。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由克尔曼赴札黑丹，夜宿esleghl旅馆  
黑影幢幢
从伊朗出关，刚刚走进巴基斯坦的铁栏门，所有的女士都欢叫一声，把头巾摘下了。 迎面是一间肮脏破旧的小屋，居然是移民局所在。里面坐着一个棕皮肤、白胡子的胖老头，有点像几十年前中国大陆农村的村长，给我们办过关手续。 破旧的桌子上压着一块裂了缝的玻璃，玻璃下很多照片，像是通缉犯，一问，果然是。 在通缉犯照片上面又盖着一张中年妇女的照片，因泛黄而不像通缉犯，一问，是他太太。 两次一问，关系融洽了，而我们的女士们还处于解除束缚的兴奋中，不管老头问什么问题，都满口”、”地答应着。男士们开起了玩笑：”见到白胡子就乱叫爷爷，怎么对得起……” 我知道他们想说怎么对得起家里的祖母，但他们似乎觉得不雅，没说下去。女士们一点不生气，还在享受一个自由妇女的幸福，但我看到她们摆动的肩膀背后，满墙都是通缉犯的照片。 老人在我们的护照上签一个字，写明日期，然后盖一个三角章。其实三角章正在我们手里玩着，他要过去盖完一个，又放回原处让我们继续玩。不到几分钟，一切手续都已结束，这与我们以前在其他国家过关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走出小屋，我们见到了前几天先从德黑兰飞到巴基斯坦去”打前站”的吴建国先生，他到边境接我们来了。 我们正想打招呼，却又愕住了，因为他背后贴身站着两名带枪的士兵。 巴基斯坦士兵的制服是一袭裙袍，颜色比泥土稍黑，又比较破旧，很像刚从战场上爬回来的，没有任何花架子。吴建国一转身他们也转身，吴建国上前一步他们也上前一步，可谓寸步不离。我们没想到吴建国几天不见就成了这个样子，而他老兄则摘下太阳眼镜向我们解释，说路上实在不安全，是巴基斯坦新闻局向部队要求派出的。”连我上厕所也跟着。”他得意地说。 听他这么一说我们都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说：”那你也该挑一挑啊。”原来两名士兵中有一个是严重的”斗鸡眼”，不知他端枪瞄准会不会打到自己想保护的人。 吴建国连忙说：”别光看这一个，人家国家局势紧张，军力不足，总得搭配。你看这另一个，样子虽然也差一点，却消灭过十二个敌人。”旁边那个军人知道他的”首长”在说他，立即挺胸做威武状。 此后我们努力把吴建国支来支去，好看看两名士兵跟着他东奔西跑的有趣情景。相比之下，那位”斗鸡眼”更殷勤，可能是由于他还没有立功。 突然我们害怕了，心想如果谁狠狠地在吴建国肩上擂一拳，”斗鸡眼”多半会开枪。他现在已经很警惕，觉得我们这批可疑人员有什么资格在他的”首长”面前没大没小地瞎起哄。 进入巴基斯坦后我们向一个叫奎达（etta）的小城市赶去。距离为七百多公里，至少也得在凌晨一时左右赶到。 这条路，据曼苏尔医生说，因为紧贴阿富汗，比札黑丹一带还要危险，至少已经险过缅甸的”金三角”，是目前世界上最不能夜间行走的路。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不可能等到明天，只能夜间行走。理由很简单，边境无法停留，而从边境到奎达，根本没有一处可安全歇脚的地方，只能赶路。 危险的感觉确实比前两天夜间赶路更强烈了。 这种感觉不是来自荒无人烟，恰恰相反，倒是来自人的踪迹。 路边时时有断墙、破屋出现，破屋中偶尔还有火光一闪。 过一阵，这个路口又突然站起来两个背枪的人，他们是谁？是警察吗？但他们故意不看我们，不看这茫茫荒原上唯一的移动物，因此”故意”得让人毛骨悚然。 正这么紧张地东张西望，我们一号车的马大立通过对讲机在呼叫：”右边山谷转弯处有人用手电在照我们，请注意！请注意！”我们朝右一看，果然有手电，但又突然熄灭。 对讲机又传来五号车袁白的呼叫：”有一辆车紧跟着我们的车队，让它走又不走，怎么办？” 前面路边有两个黑色物体，车灯一照，是烧焦的两个车壳。再走一段，一道石坎下蹲着三个人。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们蹲在这里做什么？ 正奇怪，前面出现了一辆崭新的横在路边的小轿车，车上还亮着灯，有几个人影。我们的心一紧，看来必定会遇到麻烦了，只能咬着牙齿冲过去。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还没来得及冲，只听惊天动地一声巨响，五号车的车轮爆了。车轮爆破的声音会响到这种程度，我想是与大家的听觉神经已经过于敏感有关。其他四辆车的伙伴回过神来，当然也就把车停了下来。这架势让那辆横在路上的小轿车紧张了，立即发动离去。我想不管这辆车是善是恶，我们这种一声巨响后突然停住似乎要把它包围的状态，实在太像一队匪徒了。 在我们换轮胎的时候，走来两个背枪的人，伸出手来与我们握。我抬头一看，是两个老人，军装已经很旧，而腰上缠着的子弹带更是破损不堪。 竟然是这样的老人警卫着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段？我默默地看着这两个从脸色到服装都很像沙漠老树根的老人，向沙漠走去。他们没有岗亭，更没有手机，真的出了事管什么用呢？ 我相信今天夜里我们的车队一定遇到了好几批不良之徒，因为我想不出这么多可疑人迹在这千里荒漠间晃动的理由。但我们蹿过去了，唯一的原因是他们无法快速判断这样一个吉普车队的职能、来源和实力，而车身上那个巨大的凤凰旋转标志，又是那么怪异。 半夜一时到达奎达，整个小城满街军岗，找不到一个普通人。 除了早晨在曼苏尔医生手里拿到过一个煮蛋外，中餐和晚餐都没有吃过，可是饿过了劲儿，谁也不想动了。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日，巴基斯坦奎达，夜宿serna旅馆  
忧心忡忡
在巴基斯坦时已经从香港方面传来消息，日本的《朝日新闻》在找我。我想不管什么事等我结束这次旅行后再说吧，没太留心。谁知昨天接到电话，说《朝日新闻》的中国总局局长加藤千洋先生已经与翻译杨晶女士一起赶到了新德里，而且已经找到这家旅馆住下了。这使我颇为吃惊，什么事这么紧急？ 见面才知，《朝日新闻》在世界各国选了十个人，让他们在二○○○年开头十天依次发表对新世纪的看法，不知怎么竟选上了我。这就把身为中国总局局长的加藤先生急坏了，先到上海找我，没找到，后来终于在香港大体摸清了我们的旅行路线，准备到尼泊尔拦截，但算时间，到尼泊尔已经接近年尾，来来去去可能会赶不及发稿时间，就决定提前到印度守候采访。 人家那么诚心，我当然要认真配合。于是闲话少说，立即进入正题。我已走过的路程和今天谈话的地点，使话题没法不大，又难免沉重。 加藤先生准备得很仔细。他采访的问题大致是：二十世纪眼看就要结束，人类有哪些教训要带给新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有没有铭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不久前说，最近十年死于战乱的人数仍高达五十万，可见自相残杀并未停止，新世纪怎么避免？除了战争，还有大量危机，例如地球资源已经非常匮乏，而近几十年发展情况较好的国家却以膨胀的物欲在大量浪费，资源耗尽了该怎么办？又如人口爆炸还在继续，但是文明程度高、教育状况好的群落却是人口剧减，真正发生人口爆炸的是贫困而又缺少教育的国家和地区，这又如何是好？至于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冲突，虽然改变了方式，却没有大幅度缓和的迹象，如何减少差异、共生共存？什么是理想的国家风范？什么是全人类的文明共享？…… 当然更主要的问题是，作为一个中国文人，你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的位置？中国目前的发展状态和今后的发展前途怎样？有哪一些难以逾越的麻烦问题？这次对世界文明故地作了一次系统考察，对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看法有什么变化？ 这些问题都很大，没有人能简单回答，只能讨论。录音机亮着红灯在桌子上无声地转动，我和加藤先生、杨晶女士三人越谈越忧心忡忡，不时地摇头、叹气，确实很难轻松起来，只是我对中国的情况还比较乐观。感谢《朝日新闻》带来的刺激，使我可以把这些问题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我的这份日记，也应该在结束前稍稍整理一下这方面的思路。 一切问题都迫在眉睫。文化本来应该是一种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却又常常适得其反，变成了颠倒轻重缓急的迷魂阵。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别怵目惊心的废墟我总是想，毁灭之前这里是否出现过思考的面影、呼唤的声音？但是大量的历史资料告诉我，没有，总是没有。 在一代雄主、百年伟业的庇荫下，文化常常成了铺张的点缀、无聊的品咂、尖酸的互窥，有时直到兵临城下还在做精心的形象打扮。结果，总是野蛮的力量战胜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着凋零，而跟着文化一起凋零的，总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段光明。因此，文化最容易琐碎又最不应该琐碎，最习惯于讲究又最应该警惕讲究。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永远是文化的灵魂所在。否则，营营嗡嗡的所谓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预兆。但是，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又谈何容易？ 加藤先生想把谈话的气氛调节得轻松一点，说起昨天刚到印度时的一些趣事。 他回忆了坐出租汽车时与司机讨价还价的过程，为了防止被骗，不说自己是日本人而冒充新加坡人。有一件事让他真的生了气。他在街上走，有一个人追着要为他擦皮鞋，他觉得没必要，拒绝了。谁知刚一拒绝，那人就取出一团牛粪往加藤先生皮鞋上甩，一下沾上了，只得让他擦。擦完，竟然索价三百五十卢比，其实这里擦鞋十个卢比已经足够。旁边突然走出两个”托”，以调解的面孔劝加藤先生出二百卢比…… 没等加藤先生说完我就笑了，觉得人类之恶怎么这样相似。我说我有与你一样的遭遇，有人向我泼污，又问我想不想让他擦去，而擦去也是需要代价的。所不同的是，他们泼污的工具是文章、书籍，而代价是允许他们盗版。 加藤先生说：”你看，我对付不了那个擦鞋者，你对付不了那些盗版者，最简单的是非曲直彻底颠倒，我们竟然毫无办法。就从这样的小事想开去，人类怎么来有效地阻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