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地阻止邪恶？实在不能乐观。” 我说：”请允许我继续以小见大，借这些小事来看看世纪难题。我们以往的乐观，是因为相信法律和舆论能维持社会公理，但是就以你遇到的这件小事为例，如打官司，证据何在？至于舆论，你已看到，除了那两个帮凶，别人根本不可能来关心。如果别人来关心就更麻烦，还会把各自的观念全带进来，例如在印度教徒看来，那头拉粪的牛很可能是神牛，你还福分不浅呢。这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法律、舆论和宗教等等都不解决问题。那么引申到世纪难题，同样遇到由谁来控制，由谁来裁判，控制和裁判是否公正，不公正该怎么办等等比难题本身更难的课题。我的惆怅，即来自于此。” 但是我也有企盼。企盼二十一世纪有更多的国家把国民经济和精神道德同时提高，成为对全世界进行理性制衡的中坚力量。我相信我的祖国，极有可能成为其中一员。 至于个人，在人类面对如此密集的难题时，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担起真正的文化责任，不管有多少掷石唾骂，仍能保持一个坚贞不渝的群体。暴徒可以刺杀甘地和拉宾，但天地间毕竟留下了他们的声音。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新德里，夜宿surya旅馆  
甘地遗言
离开新德里前，我想了却一桩多年的心愿，去拜谒圣雄甘地的墓。 顺道经过庄严的印度门，停下，抬头仰望。因为我知道，这个建筑与甘地墓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历史逻辑。 印度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英国参战而牺牲的九万印度士兵。仅仅这个说法，还不足以引起我对印度门的长时间仰望，因为在世界各地，这样的战死纪念碑太多了。牵动我感情的是这样一个历史记载：这九万士兵牺牲前都以为，这样死命地为英国打仗，战争结束后英国一定会让我们印度独立，而战场上的英国军官也信誓旦旦，但等到战争结束，根本没那回事，全都白死了。 这不能不深深地刺痛印度人民的心。 我细看了，印度门上刻着一个个战死者的名字，刻不下九万个，只刻了一万多，作为代表。整个门很像巴黎的凯旋门，中间都点着长年不熄的圣火。但凯旋门可以随意进入，任何人都可以献点花，印度门却不可以，有围栏和卫兵。印度门前是一条”国家大道”，直通远处的总统府。 甘地就是在英国不讲信义之后，领导民族独立运动的。他把以前英国政府授予他的勋章交还给殖民政府，发起了一场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不合作运动”来对抗英国。 但是，人民喜欢暴力。尤其是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更是暴力不断。甘地便以长时间的绝食来呼吁停止暴力、争取和平。他的这种态度，势必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有些极端分子几次要杀害他，而政府也要判他的刑，他则绝不抵抗和报复。 他说：”如果我们用残暴来对付邪恶，那么残暴所带来的也只能是邪恶。如果印度想通过残暴取得自由，那么我对印度的自由将不感兴趣。” 终于，人民渐渐懂得了他，殖民者也被他这种柔弱中的不屈所震惊，他成功了，印度也取得了独立。没想到，不久之后他还是被宗教极端分子所杀害。 甘地墓在德里东北部的朱木拿河畔，占地开阔，但真正的墓园并不大。门口有一位老妪在卖花，在一张树叶上平放着五六种不同的小花，算做一份，很好看。我买了四份，分给几位同来的朋友，然后把鞋袜寄存在一个门卫那里，按照印度人的习惯，赤脚进入，手上捧着花。 墓体为黑色大理石，约十六平方米。四周有几堵白色矮墙，空出了人们进出的口道。矮墙外面是草地，草地延伸到二十米远的地方，有一圈黄石高台，把整个墓园围住。 我们把花轻轻地放在墓体大理石上，然后绕墓一周。墓尾有一具玻璃罩的长明灯，墓首有几个不锈钢雕刻的字，是印地文，我不认识，但我已猜出来，那不是甘地的名字，而是甘地遇刺后的最后遗言：”嗨，罗摩！” 一问，果然是。 记得前些天我在介绍印度的宗教恩怨时曾经写过，罗摩是印度教的大神，喊一声”嗨，罗摩”，相当于我们叫一声：”哦，天哪！” 那么，这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墓碑了。生命最后发出的声音最响亮又最含糊，可以无数遍地读解又无数遍地否定，镌刻在墓碑上让后人再一遍遍地去重复，真是巧思。 甘地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他思考过”不杀生、不报复”的宗教观念与民族独立斗争之间的关系，精彩的思考变成了胜利的行动；他也思考过现代工业文明与土俗古老文明之间的关系，忧郁的思考变成了倒逆的行动。胜负成败综合在一起，胜利占了上风，但又立即为胜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面对自己深深关爱过的暴徒向自己举起了凶器，只能喊一声：”哦，天哪！”除此之外，他还能说什么呢？ 这样一个墓碑在今天更加意味深长。 如果今天墓园里人头济济、拥挤热闹，在无数双赤脚的下方，甘地幽默地哼一声：”哦，天哪！” 如果明天墓园里人迹全无、叶落花谢，甘地又会寂寞地叹一声：”哦，天哪！” 如果印度发达了，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喇叭如潮，一向警惕现代文明的甘地一定会喊：”哦，天哪！” 如果印度邪门了，穷兵黩武、民不聊生、神人共愤，一向爱好和平、反对暴力的甘地更会绝望地呼叫：”哦，天哪！” 甘地一直认为人口问题是印度的第一灾难，说过”我们只是在生育奴隶和病夫”的至理名言，现在，他从墓园向外张望，只需看到一小角，就足以让他惊叫一声：”哦，天哪！” 离开甘地墓后，我心中一直回荡着甘地的声音。那么，还是让它用印地语来发音吧--嗨，罗摩！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新德里，夜宿surya旅馆  
洁净的
终于置身于瓦拉纳西（varanasi）了。 这个城市现在又称贝拿勒斯（benares），无论在印度教徒还是在佛教徒心中，都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伟大的恒河就在近旁，印度人民不仅把它看成母亲河，而且看成是一条通向天国的神圣水道。一生能来一次瓦拉纳西，喝一口恒河水，在恒河里洗个澡，是一件幸事，很多老人感到身体不好就慢慢向瓦拉纳西走来，睡在恒河边，只愿在它的身躯边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把自己的骨灰撒入恒河。 正由于这条河、这座城的神圣性，历史上有不少学者和作家纷纷移居这里，结果这里也就变得更加神圣。我们越过恒河时已是深夜，它的夺人心魄的气势，它的浩浩荡荡的幽光，把这些天在现实世界感受的烦躁全洗涤了。 贴着恒河一夜酣睡，今早起来神清气爽。去哪里？这要听我的了，向北驱驰十公里，去鹿野苑（sarnath），佛祖释迦牟尼初次讲法的圣地。 很快就到，只见一片林木葱茏，这使我想起鹿野苑这个雅致地名的来历。 这里原是森林。一位国王喜欢到这里猎鹿，鹿群死伤无数。鹿有鹿王，为保护自己的部属，每天安排一头鹿牺牲，其他鹿则躲藏起来。国王对每天只能猎到一头鹿好生奇怪，但既然能猎到也就算了。 有一天，他见到一头气度不凡的鹿满眼哀怨地朝自己走来，大吃一惊，多亏手下有位一直窥探着鹿群的猎人报告了真相。这才知，每天一头的猎杀，已使鹿群锐减，今天轮到一头怀孕的母鹿牺牲，鹿王不忍，自己亲身替代。 国王听了如五雷轰顶，觉得自己身为国王还不及鹿王。立即下令不再猎鹿，不再杀生，还辟出一个鹿野苑，让鹿王带着鹿群自由生息。 就在这样一个地方，大概是在公元前五三一年的某一天，来了一位清瘦的中年男子，来找寻他的五位伙伴。 这位中年男子就是佛祖释迦牟尼。前些年他曾用苦行的方法在尼连禅河畔修炼，五位伙伴跟随着他。但后来他觉得苦行无助于精神解脱，决定重新思考，五位伙伴以为他想后退，便与他分手到鹿野苑继续苦修。释迦牟尼后来在菩提迦耶的菩提树下真正悟道，便西行二百公里找伙伴们来了。 他在这里与伙伴们讲自己的参悟之道，五位伙伴听了也立即开悟，成了第一批弟子。不久，鹿野苑附近的弟子扩大到五十多名，都聚集在这里听讲，然后以出家人的身份四出布道。因此这个地方非常关键。初次开讲，使一人之悟成了佛法，并形成第一批僧侣。至此佛、法、僧三者齐全，佛教也就正式形成。 佛祖释迦牟尼初次开讲的地方，有一个直径约二十五米的圆形讲坛，高约一米，以古老的红砂石砖砌成。讲坛边沿，是四道长长的坐墩，应该是五个首批僧侣听讲的地方。讲坛中心现在没有设置坐位，却有一个小小的石栓，可作固定坐位之用，现在不知被何方信徒盖上了金箔，周围还洒了一些花瓣。 讲坛下面是草地，草地上错落有致地建造着一个个石砖坐墩，显然是僧侣队伍扩大后听讲或静修的地方。 讲坛北边有一组建筑遗迹，为阿育王时代所建，还有一枚断残的阿育王柱，那是真正阿育王立的了，立的时间应在公元前三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这里已成为圣地。 这份荣誉带来了热闹，差不多热闹了一千年，直到公元七世纪玄奘来的时候还”层轩重阁，丽穷规矩”，《大唐西域记》中的描写令人难忘。 佛教在印度早已衰落，这里已显得过于冷寂。对于这种冷寂，我在感叹之余也有点高兴，因为这倒真实地传达了佛教创建之初的素朴状态。 没有香烟缭绕，没有钟磬交鸣，没有佛像佛殿，没有信众如云，只有最智慧的理性语言，在这里淙淙流泻。这里应该安静一点，简陋一点，借以表明，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在本质上是一种智者文明。 先有几个小孩在讲坛、石墩间爬攀，后来又来了几位翻越喜马拉雅山过来的西藏佛教信徒，除此之外只有我们。树丛远远地包围着我们，树丛后面已没有鹿群。听讲石墩铺得很远，远处已不可能听见讲坛上的声音，坐在石墩上只为修炼。 我在讲坛边走了一圈又一圈，主持人李辉和编导张力、樊庆元过来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我见过很多辉煌壮丽的佛教寺院，更见过祖母一代裹着小脚跋涉百十里前去参拜。中国历史不管是兴是衰，民间社会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靠佛教在调节着精神，普及着善良。这里便是一切的。想到这么一个讲坛与辽阔的中华大地的关系，与我们祖祖辈辈精神寄托的关系，甚至与我这么一个从小听佛经诵念声长大的人的关系，心里有点激动。” 作为一个影响广远的世界性宗教，此时此刻，佛教的信徒们不知在多少国家的寺庙里隆重礼拜，而作为创始地，这里却没有一尊佛像、一座香炉、一个蒲团。这种洁净使我感动，我便在草地上，向着这些古老的讲坛和石座深深作揖。 鹿野苑东侧有一座圆锥形的古朴高塔，叫达麦克塔（dhakhstupa）。奇怪的是塔的上半部呈黑褐色，下半部呈灰白色。一问，原来在佛教衰微之后，鹿野苑与这座塔的下半部都湮灭了，只留下塔的上半截在地面上，年代一久蒙上了尘污。 十八世纪有一位英国的佛教考古学家带着猜测开挖，结果不仅挖出了塔，也挖出了鹿野苑。这个佛教圣地的重新面世还是在本世纪，为时不久。 沉寂千年的讲坛又开始领受日光雨露，佛主在冥冥之中可能又有话说？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印度瓦拉纳西，夜宿tajgans旅馆  
我拒绝说它美丽
昨天的日记还兴高采烈地写到越过恒河时的壮美夜色，但现在提笔时眼前的图像完全变了。昨天因参拜了鹿野苑满心喜悦，现在却怎么也喜悦不起来。原因是，我们终于去了恒河岸边，看到了举世闻名的”恒河晨浴”。 早晨五时发车，到靠近河边的路口停下，步行过去。河边已经非常拥挤，一半是乞丐，而且大量是麻风病乞丐，不知怎么任其流浪在外。 赶快雇过一条船，一一跳上，立即撑开，算是浮在恒河之上了，但心绪还未舒展。好几条小船已围了上来，全是小贩，赶也赶不开，那就只能让它们寄生在我们船边，不去理会。 从船上看河岸实在吃惊。一路是肮脏破旧的各式房屋，没有一所老房子，也没有一所新房子。全是那些潦潦草草建了四五十年的劣质水泥房，各有大大小小的台阶通向水面。 房子多数是廉价小客店，房客中有的是为来洗澡住一二天，也有为来等死住得较长久的。等死的也要天天洗澡，因此房子和台阶上挤满了各种人。 更多的人连小客店也住不起，特别是来等死的老人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哪有这么多钱住店？那就只能横七竖八栖宿在河岸上，身边放着一堆堆破烂的行李。 他们不会离开，因为照这里的习惯，死在恒河岸边就能免费火化，把骨灰倾入恒河。如果离开了死在半道上，就会与恒河无缘。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么多蚂蚁一般等死的人露宿河边，每天有多少排泄物？因此整个河岸臭气冲天。 此刻，天未亮透，气温尚低，无数黑乎乎的人全都泡在河水里了，看得出有的人因寒冷而在颤抖。男人赤膊，只穿一条短裤，什么年龄都有，以老年为主，极胖或极瘦，很少中间状态。女人披纱，只有中老年，一头钻到水里，花白的头发与纱衣纱巾纠缠在一起，喝下两口水又钻出来。没有一个人有笑容，也没见到有人在交谈，大家全都一声不吭地浸水、喝水。 有少数中年男女蹲在台阶上刷牙，没有人用牙刷，一半用手指，一半用树枝，刷完后把水咽下，再捧上几捧喝下，与其他国家的人刷牙时吐水的方向正好相反。 来了一个警察，拨弄了一下河岸上躺着的一个老人，他显然已经死了，昨夜或今晨死于恒河岸边。没有任何人注意这个场面，大家早已司空见惯。 死者将拖到不远处，由政府的火葬场焚化。但一般人绝不进那个火葬场，只要有点钱，一定去河边的烧尸坑。这个烧尸坑紧贴着河面，已成为河床的一部分，一船船木柴停泊在水边，船侧已排着一具具用彩色花布包裹的尸体。 焚烧一直没停，恶臭扑鼻，工人们浇上一勺勺加了香料的油脂，气味更加让人窒息。这一切不仅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到，而且居然成了恒河岸边最重要的景观。几个烧尸坑周围很大一片陋房，全被长年不断的烟火熏得油黑。 火光烟雾约十米处，浮着半头死牛，腔体在外，野狗正在啃噬。再过去几步，一排男人正刷牙咽水，一口又一口。 我们太脆弱了，看到这里，全都趴在船沿上站不住，要把胃里的一切全都翻腾出来。 我请读者原谅，不得不动用一些让人很不舒服的描写，这与我过去唯美主义的习惯完全不同。我不想借此表现对另一个民族的鄙视，却也不想掩饰我对眼前景观的态度，因为这里的悲哀关及全人类。 人之为人，应该知道一些最基本的该做和不该做。世间很难找到一头死象，因为连象群也知道掩盖。 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先秦诸子，早早地教会中国人懂得那么多”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己之不欲，勿施于人……有时好像管得严了一点，但没有禁止，何以有文明？没有围栏，何以成社会？没有遮盖，何以有羞耻？没有规矩，何以成方圆？ 在恒河边，我看到的是，人的肮脏、人的丑陋、人的死亡，都可以夸张地裸露，都可以毫无节制地释放给他人、释放给自然。 由于人口爆炸，这种行为正在变成一个前所未有的聚集，庞大的人群正日以继夜向河边赶来。 说什么要把自己的生命自始至终依傍着恒河，实际上是毕其一生不留任何余地地糟践恒河。我愤恨地想，早年恒河还清，尚能照见人脸的时候，人们至少还会懂得一点羞耻吧，现在在恒河眼中，这群每天早晨破衣烂衫地一个劲儿排污、长时间拥塞在河边等死，死后还要把生命的残渣丢在河水中飘荡、炫耀的人，到底算是什么？ 我知道一定会有人向我解释一个天天被河水洗涤的民族多么干净，一个在晨雾中男女共浴的图景多么具有诗意，而一种古老的文明习惯又多么需要尊重。这正如一直有人劝我，写得轻松愉快一点吧，别再那么较劲、那么沉重。对这一切解释和劝说我全然拒绝。今后哪怕有千条理由让我来说几句”恒河晨浴”的美丽，我的回答是：眼睛不答应，良知不答应。我在那里看到的不是一个落后的风俗，而是一场人类的悲剧，因此不能不较劲，不能不沉重。 恶浊的烟尘全都融入了晨雾，恒河彼岸上方，隐隐约约的红光托出一轮旭日，没有耀眼的光亮，只是安静上升。我看着旭日暗想，对人类，它还有多少耐心？ 阳光照到岸上，突然发现，河边最靠近水面的水泥高台上，竟然坐着一个用白布紧包全身、只露脸面的女子，她毫无表情，连眼睛也不转一转，像泥塑木雕一般坐在冷峭的晨风中。更让我们吃惊的是：她既不像日本女子，也不像韩国女子，而分明是一个中国女子！估计是一个华侨，不知来自何方。 一定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吧，或作出了决绝的选择？我们找不到任何理由呼喊她或靠近她，而只是齐齐地抬头看着她，希望她能看见我们，让我们帮她一点什么。 我们心里都在呼喊：回去吧，这哪里是你来的地方！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瓦拉纳西，夜宿tajgans旅馆  
菩提树和洞窟
到了瓦拉纳西，朝北拐向尼泊尔已经很方便。但在鹿野苑产生了一个愿望，很想再东行二百多公里，去看看那棵菩提树。菩提树的所在叫菩提迦耶，理所当然也是一座圣城。 我当然知道现在能看到的菩提树已不是二千五百多年前的那一棵，但地点应该不错。 更重要的是，我想走一走释迦牟尼悟道后走向讲坛的这条路。二百多公里，他走了多久？草树田禾早已改样，但山丘巨石不会大变，估计会有一些特殊的感受。 从瓦拉纳西到菩提迦耶，先走一条东南方向的路，临近菩提迦耶时再往东转。出发前问过当地司机，说开车需要十一个小时。二百多公里需要十一小时？这会是一条什么路？ 待到开出去才明白，那实在是一个极端艰难的行程。窄路，全是坑坑洼洼，车子一动就疯狂颠簸，但获得颠簸的机会很少，因为前后左右全被各色严重超载的货车堵住。 好不容易爬到稍稍空疏的地方，立即冒出大批乞丐狠命地敲我们的车窗。荒村萧疏、黄尘满天，转眼一看，几个一丝不挂的男子脸无表情地在路边疾行，这是当地另一种宗教的信徒，几百年来一直如此，并不是时髦的游戏。 幸好，向东一拐快到菩提迦耶的时候，由于脱离了交通干道，一切好了起来。路像路，树像树，田像田，我们一阵轻松，直奔而去。 菩提迦耶很热闹，世界各地的朝圣者摩肩接踵。满街都是销售佛教文物的小摊，其中比较有价值的大多来自西藏。很多欧美人士披着袈裟、光着头、握着佛珠在街上晃悠，看起来非常有趣。 且慢东张西望，先去大菩提寺（ahabodhi）。 脱鞋处离寺门还有一段距离，需要走过一段马路，多数人脱鞋穿袜而行，少数人完全赤脚，我想在这里还是赤脚为好，便把鞋袜一起脱了，向寺门走去。 进寺门有台阶向上，迎面便是气势不凡的大菩提寺主体建筑。这个建筑现在一色净灰，直线斜上，雕饰精雅，如一座稳健挺拔的柱形方台。门户上方，一排古朴的佛像，进得内殿，则是一尊金佛。 我在金佛前叩拜如仪，然后出门绕寺而行，在后面看到了那棵菩提树。 菩提树巨大茂盛，树盖直径近二十米，树干上有金饰，树下有两层围栏，里里外外坐满了虔诚的人。 内层有考究的石围柱，里边只能坐二十来人。佛教本性安静，这里也不存在任何争挤。我与李辉小姐在石围栏门口一看，居然正好有两个空位，便走进去坐了下来。 我闭上眼，回想着佛祖在这里参悟的几项要谛，心头立即变得清净。 现在这棵菩提树虽然只有几百年历史，却与释迦牟尼悟道的那一棵有直接的亲缘关系。当年已有僧侣留下树种，代代移植，也有谱系，这一棵的树种来自斯里兰卡。对此我没有见到可靠资料，无法在笔下肯定。我想，只要是这个地方，这样一棵菩提树，已经足够。 以上所说都是昨天的事。 昨天晚上离开大菩提寺时还到寺院办公室提出了一个申请，希望能拜见住持。寺院办公室问清了我们一行的情况，立即答应，并排定了今天早晨，因此今天很早又赶到大菩提寺来了。 住持还年轻，叫帕拉亚先尔（prajnasheel），是个大喇嘛，受过高等教育。问他当初为何皈依佛教，他说一读佛经觉得每一句都能装到心里，不像以前接触过的另一个宗教，文化水平高一点的人怎么也读不进它的经典。 他说这些年佛教在印度的重新兴盛是必然的，因为佛教本身没有犯什么错，它的衰落是别人的原因。 说到他为什么如此快速地接见我们，他说当然是因为法显和玄奘。他们一千多年前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对这里的描述句句如实，也成了我们重温菩提迦耶当年盛况的根据。他说，总之，中国对佛教太重要。 告别住持后，我们继续回溯释迦牟尼的精神历程，去寻找他悟道之前苦修多年的那个地方。据佛教史料记载，那儿似乎有一个树林，又说是一个山坡。幸好有当地人带路，我们的车队歪歪扭扭地驶进了一个由密密层层的苇草和乔木组成的树林。这种苇草很像台湾阳明山公路边的那一种，但这里没有公路，只有人们从苇草中踩出来的一条依稀通道。开了很久，我们都有点害怕了，终于开到了一个开阔地，眼前一堵峭壁，有山道可上。 我领头攀登，却发现山道边黑乎乎地匍匐着一些躯体，仔细一看竟是大量伤残的乞丐，只有骨碌碌的双眼表明他们还保存着生命。 当凄惨组成一条道路，也就变成恐怖，只得闭目塞听，快步向前。 在无路可走处，见到了一个小小的岩洞。弯腰进入，只见四尊佛像，其中一尊在别处见过，是骨瘦如柴的释迦牟尼在这里苦修时的造像。佛像燃灯，由四位喇嘛守护着。 钻出山洞，眼前是茫茫大地。我想，当年释迦牟尼一定是天天逼视着这片大地，然后再扶着这些岩石下山的。山下，菩提树下，一种即将成熟的精神果实正等着他。 我转身招呼李辉一起下山，守护洞窟的一位喇嘛追出来对李辉说：”下山后赶快离开这里，附近有很多持枪的土匪！” 我听了心里一惊，倒也不是害怕，只是想：宗教的起因，可能是对身边苦难的直接反应，但一旦产生便天高地阔，不再受一时一地的限制，因此也无法具体地整治一时一地。你看悠悠两千五百多年，佛祖思虑重重的这条道路，究竟有多少进步？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印度菩提迦耶，夜宿aka（阿育王）旅馆  
没有例外的衰落
开始梳理一路感受。 历史感受和现实感受很难分开，因为文明本身就有上下的粘连性。 有一个事实似乎不必讳避：我们这次见到的人类几大文明发祥地，都已衰落，无一例外。 相比之下，希腊的情况较好。虽然它的国力目前在西方世界处于衰势，也不再是国际文化中心，但希腊文明并没有衰亡，不仅仍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阐扬，而且作为这种文明的直接后代也能理解和继承。它的衰落只表现为没有能够保持当初的繁荣势头，但又有哪种文明能一直保持繁荣几千年呢？ 希腊的悲剧在于，别人可以借着它远年的辉煌而复兴，而它自己却一直没有复兴起来。至于希腊当初衰落的直接原因我看是两个，一是雅典人与斯巴达人旷日持久的政治内耗；二是既要迎战外敌，又要不断远征，造成致命劳损。但这两个原因与希腊文明的内在品性关系不大。 这样的背景使今天的希腊人在冷落中闲散自如、与世无争，要争也只是争一点历史荣誉和遗物归属而已，如奥林匹克和巴特农，却又适可而止，显现出一种年迈的健康。 埃及文明就不一样了。一开始就缺少明澈的理性，沉醉于自负的神秘。当它以庞大的雄姿切断了自己被外部世界充分理解的可能，其实也就切断了自己的延续使命。 底比斯（今卢克索）奇迹的缔造者们只希望自己以木乃伊的方式长存于世或再度复活，没有对后嗣的延续作切实的安排。 这些霸占了文明主宰权的法老又喜欢征战，早在公元前十五世纪就已称霸西亚，这对自己神秘的文明结构有损无益。待到地中海贸易重心由南移北，它就风光不再。然而，不远不近的地理位置又使它成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直至阿拉伯人轮番讨伐的对象。 它昔日的辉煌使每一个占领者都力图割断它的历史，结果经过几度切割，古文字无人能识，古文献无人能懂，本体文明几近湮灭，只剩下卢克索的尼罗河西岸一些据称纯种的”法老人”后代，不断丁丁当当地修复着祖先陵墓，供外人参观。 在四千多年前就已充分成熟的两河文明，已经以商业为主干，并从商业文明伸发出了《汉谟拉比法典》这样高水准的法律文明。但这种文明整体倾向实用，缺少深厚的人文基座，精神单薄、道德失控、享乐至上，文明更多地表现为财产的分配和争夺，因此直接诱发大量的战争。 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对商业文明的毁灭是不留余地的，彼此的报复更是比赛残酷。在很长时间内，巴比伦、亚述等地已无所谓文化良知，触目皆是非人性的行径，这真是对汉谟拉比的莫大嘲讽。 两河文明也把由商业推动的数学、天文学成果曲曲折折地留给了世界。但在本地，正如不少历史学家评价亚述的穷兵黩武时指出的，战争首先摧毁对方的高层文化，然后又剥夺双方最勇敢、最健康的生命，结果总是留下一大堆失去文化的萎弱躯体，去承受种种荒唐。为此，我们站在修复得崭新的巴比伦遗址前，感到一种难言的荒凉。 希伯来文明崇高而充满忧伤、坚韧而缺少空间。它从一开始就处于动荡不安的流浪之中，因此把宗教当做了自己的疆土。 这种长期缺少实际疆土的文明终究难于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大格局，可以渗透广远却又处处受掣，永远处于自卫图存的紧张之中。 然而也正因为长期缺少实际疆土，它也不容易像其他文明一样土崩瓦解，而总是进退盈缩、悠悠不绝、前景难测。这也就是为什么，耶路撒冷总让人一言难尽，简直成了我们这次旅程中一个小小的思维陷阱。 波斯文明是另一种类型，几乎是依靠着两个伟大君主的个人魅力才巍然立世。如果没有居鲁士和大流士，它可能很难跻身几大古文明之中。 我在波塞波里斯的废墟中停留最久，遥想着这两位古代亚洲巨人是如何把他们知道的世界逐一纳入朝贡者名单的，但也不能不在夕阳残柱间感慨：这毕竟只是天才们的私人霸业，很难继承和延续。 他们身后，已是一派充满脂粉气的无能，更不待说今天那里早已是外来文明的天下，很少有人记得古代波斯的赫赫雄风。 至于印度河--恒河文明的衰落，我看至少有一半与宗教迷误有关。轻视生命、厌弃人世、不负责任，最后甚至连腐朽、恶浊和奴役都能容忍，这就大大降低了文明自身的力度，以至良莠不分。 当智慧程度最高的佛教也终于被剥蚀之后，它就自然地沦为被奴役者。外来势力的残暴使底层社会的苟且生态愈加蔓延，即便时时爆发民族自尊，却也已丧失文明的尊严。 两千年前的几大文明，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都衰落得合乎逻辑，却毕竟让人惊心。我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麓梳理这些感受，很想说得婉转一点，却终于未能如愿。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加德满都，夜宿everest旅馆  
远征和失序
从加德满都向西北方向走二百公里山路，便到了美不胜收的博克拉（pokhara）。据说很多西方老者愿意在这个山高路险的小地方了此残生，韩素音女士写过的那座还年轻的山，也在这里。 喜马拉雅山为它挡住了北方的寒流，让天下的花树尽在南坡的阳光下灿烂。但是，依傍着雪山它又不可能炎热，刚刚融化的雪水使这里的水道成为南方一切大河的上游。 我们乘坐一种拉缆浮筏渡过了清澈宽阔的雪水河，住进了山脚下的一家叫做鱼尾山屋（fishtaillod）的旅馆。伙伴们被这儿的美景所吸引，各自走散了，我则在山屋附近漫步，继续梳理我一路的感受。 此处已经有点冷，现在我在火炉边拿起了笔。 昨天勾画了几大文明衰落的各自原因，但是，总应该还有一些共同规律吧？找出了这些共同规律，实际上也就找到了中华文明长期延续的原因，只不过两者正好相反罢了。 我们看到的每一个文明发祥地，在地理位置上几乎都被荒昧之地觊觎和包围。文明的重大发端都是奇迹，而奇迹总是孤独。它突然地高于周边生态，这是它的强大，也是它的脆弱。文明以自己的繁荣使野蛮势力眼红，又以自己的高雅使野蛮势力自卑，因此野蛮迟早会向文明动手，而一旦动手，文明很容易破碎。因此我们看到了，任何文明都要为自己筑造那么多城堡。 当文明的力量汲取了太多的血泪教训，也会主动出击，开始是想以野蛮的手段阻挡野蛮，久而久之，远距离征战渐渐成了某些文明的癖好。它们一时变得强健而雄壮，但历史最终记下了一个结论：任何军事远征，都是文化自杀。 这是因为，各个文化都有自己的体量定位，没有边界的文化就像没有皮肤的肌体，岂能生存？这一点，不仅埃及、波斯有过教训，连”泛希腊化”的远征也没有对希腊文化带来好处。 征战一旦胜利一定伴随着文化奴役，这对被奴役的文化是一种毁灭性的摧残，这我们在埃及、耶路撒冷、巴比伦、伊朗、印度都看到了。但是另一方面，胜利者的文化也未必胜利，因为它突然成了奴役别人的武器和工具，必须加注大量非文明的内容，到头来只能是两败俱伤。 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再一次感到欣喜，因为我们中国古代的君王都不喜欢远征别国。当然这与他们自以为天下中心的观念有关，但这种观念本来也有可能成为进攻别人的理由。 中华文明从根子上主张和平自守，我们从小就会背诵的杜甫的那几句诗，很能概括这种代代相传的观念：”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由此，我也找到了中华文明几千年没有败亡的重要原因。 我曾在几万里奔驰间反复思忖：你看在中国商代，埃及已经远征了西亚；在孔子时代，波斯远征了巴比伦，又远征了埃及；即使到了屈原的时代，希腊的亚历山大还在远征埃及和巴比伦；而且无论是波斯还是希腊，都已抵达印度…… 总之，在我们这次寻访的非洲、欧洲、亚洲之间的辽阔土地上，几大文明古国早已打得昏天黑地，来回穿梭，没有遗落。说有遗落，只有我们中国。中国也打，大多只是内部争权，或扫扫周边的匈奴之类，与人家一比简直是彻底的本分。 中华先祖选择这种态势也许是不自觉的。因为从地理方位说，中华文明的西部、北部边缘是茫茫戈壁，西南边缘是世界屋脊，客观上使远征的军队无法出入；从文明类型上说，中华文明的主体是农耕文明，而不是航海文明和游牧文明，农耕文明的基本生态是聚族而居、春种秋收、男耕女织，在本性上不谋求万里之外的领土统治。 中华民族的第一图像是长城，那也只是自己的篱笆和护墙而已。开始修筑时只是为了防范，但在里边住了千百年，也就渐渐养成了群体心理。消极的，是太封闭，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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