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的婚姻，不是萨尔茨堡，而是遥远的曼海姆。二十一岁的莫扎特在那里见到那家人之后连写来的信也变成了尖酸刻薄的攻讦腔调，做父亲的曾竭力阻止但未能成功…… 其实所谓全城的嘲讽只是老莫扎特的敏感，萨尔茨堡懂得音乐，知道自己养育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萨尔茨堡更多的是在沉思：一个伟大的音乐生命，为何如此拙于情感选择？一个撼人的精神系统，为何陷落于连常人都能很快发现的邪恶陷阱不可自拔？他的孩童般的无知如何通达艺术上的高度成熟？他的内心创伤为何未曾在乐曲中有点滴流露？他怎么有可能在刚刚听过最低俗的家务责难后转而弹奏出世间最华美的乐章？他那天才的手指又怎么抖抖瑟瑟地写出了那些卑谦乞讨的字句？…… 一般民众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高度上来试图解读大师，他们的思维依据是日常的行为图谱。 其实这是解读不了大师的，因为大师们主要活动在另外一个天域。 但是，即便在那个天域，就能解读吗？未必。萨尔茨堡正在惶愧自己对莫扎特的困惑，却传来了晚年歌德的声音： 莫扎特现象是十八世纪永远无法理解的谜。 连歌德也承认永远无法理解，更何况区区萨尔茨堡。 我这次来，听他们引述最多的是爱因斯坦的一个问答。对此，他们更加觉得光荣，又更加觉得难解： 问：爱因斯坦先生，请问，死亡对您意味着什么？ 答：意味着不能再听莫扎特。 这一切，无疑大大地加重了萨尔茨堡的思维负担。除非不要莫扎特，要了，就不能卸下。 六 一座素来调皮笑闹的城市，只是由于一个人的出生和离去，陡然加添如许深沉，我不知道这对萨尔茨堡的普通市民来说，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荣誉剥夺轻松，名声增加烦恼，这对一个人和对一个城市都是一样。今天的萨尔茨堡不得不满面笑容地一次次承办规模巨大的世界音乐活动，为了方便外人购置礼品，大量的品牌标徽都是莫扎特，连酒瓶和巧克力盒上都是他孩子气十足的彩色大头像。这便使我警觉，一种高层文化的过度张扬也会产生某种不公平的垄断，使广大民众失去审美自主，使世俗文化失去原创活力，也使高层文化失去应有身份。 欧洲文化，大师辈出，经典如云，致使世俗文化整体黯淡，生命激|情日趋疲塌，失落了天真稚拙、浑朴野趣。这是我这一路在很多城市看到的问题。奥地利大如维也纳，小如萨尔茨堡，都是如此。为此，我反倒想念起这座城市在莫扎特出现前的那些闹剧。 但是话又说回来，也只有文化大师的出现，才能够让一座城市快速地从整体上摆脱平庸和无聊，然后再在新高度上讨论挽救世俗文化的问题。如果永远以平庸对世俗，全然是泥途荒滩，千年徘徊，只能是群体生命的沉陷。 因此，有一个莫扎特，就有了超拔泥途荒滩的山梁。翻过这道山梁，一切都不再一样。  
空空的书架
从洪堡大学的主楼出来，发现马路斜对面是图书馆，便觉得应该去看看。 图书馆靠马路的一边，有一个石铺的小广场，我正待越过，却看见有几个行人停步低头在看地下，也就走了过去。地下石块上刻了几行字，是德文，便冒昧地请边上的一位观看者翻译成英文。原来石块上刻的是：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一群受纳粹思想驱使的学生，在这里烧毁了大量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 石块的另一半刻的是： 烧书，可能是人们自我毁灭的前兆。--海涅 就在这块刻石的前面，地面上嵌了一块厚玻璃，低头探望，底下是书库一角，四壁全是劫烧过后的空书架。 我不知道这是当年真实的地下书库，还是后人为纪念那个事件所设计的一个形象作品，但不管是哪一种，看了都让人震撼。心与书架一样空了，随即又被揪紧。反复地从四个方向看仔细了，再移步过来把海涅的那句话重读一遍。 一所世界级的学府在自己门前留下如此一景，是一种铭记，一种警示，也是一种坦陈：烧书的是我们自己的学生，一切文化的毁损行为，都有文化的名义和身份，因此匆匆路人啊，不要对这里过于信任！ 这便是大学的良心。 由烧书不能不想到中国的”文革”。那样的空书架在中国的哪个地方都出现过，而且比这里的更近了三十多年，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他们这样铭记、警示和坦陈。这一次出发前曾与国内一些朋友一起叹息”文革”才过去二十几年，它的真相却已被有些人用”文革”的方式胡乱搓捏和改写。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起因就在于人们迟迟不敢用坚实而透明的方法把灾难的史迹保存下来。 对于重要的历史，任何掩饰的后果只能是歪曲。灾难是一部历史，对灾难的阐释过程也是一部历史，而后一部历史又很容易制造新的灾难。要想避免这种新的灾难，唯一的办法是不作掩饰，就像这儿，哪怕发生在地下书库，也要开一个天窗，让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裸裎于后代子孙眼前。 可以想象，一切刚刚考入洪堡大学的各国学生都会来看看学校的图书馆，还没进门就发现了这块铭石，这个窗口。他们似懂非懂，注视半晌，然后进入书库，俯仰今天的书架。他们中的部分人也许会由此去研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史，即使不去研读，绝大多数人也会对今天社会上一切讨伐文化的行为产生警惕。这些行为未必是烧书，现在连德国境内的”新纳粹”也不再烧书，需要警惕的是那些激烈口号下的毁损，批判面具下的暴力，道德名义下的恐怖，而这些又经常与学生们的青春活力和争斗欲望互依互溶。 因此，这块铭石，这个窗口，可看做是洪堡大学的第一师训，首项校规，不容轻视，无可辩驳，凿石埋地，铭誓对天。 就这样，这个学府用一页污浊，换来了万般庄严。  
有口难辩
慕尼黑啤酒节，比我预想的好看。 醉态，谁都见过，但成千上万人醉在一起，醉得忘记了身份和姓名，忘记了昨天和明天，实在壮观。 醉态其实就是失态，失去平日的常态。常态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从众惯性，这种惯性既带来沟通的方便，又带来削足适履的痛苦。更可怕的是几乎所有人都会对这种痛苦产生麻木，渐渐把囚禁当做了天然。因此，偶尔失态，反倒有可能是一种惊醒，一种救赎。 但是，普通人没有失态的勇气，只能靠酒来遮盖和帮助。只是这种帮助大多越出原本希望的界限，失态常常变成出丑。这真是人类的一大悲哀，维持惯性不行，失态出丑也不行。那就只能权衡轻重而取其一了：一般情况下天天惯性，特殊机遇中自我放纵。 啤酒节，让这种自我放纵变成了群体公约，于是成了连最刻板的人也不反对的特殊机遇。 我在挤得密不透风的人群中边走边想，虽然还没来得及抢到一杯啤酒，却已被感染得醉意陶然。 好像一进那个区域，所有的人都兴奋起来了。我们的摄像机前一刻安静不了，一张张怪脸冲着镜头又喊又叫，充满了自我表演的疯狂欲望。那一刻他们都才华横溢，滔滔不绝的演说词喷泻而出，关于德国与中国，关于人类和啤酒，等到被别的怪脸挤走，便在旁边论述起”他人就是地狱”。他们感谢摄像机，顺便也感谢起摄像机边上的人，我们的一位小姐已被那批人拥抱亲吻得满脸油腻，只能逃上高空旋转车去凌空翻腾。 端庄行走的老太太把吹气纸龙戴在头上，一伸一缩；满脸责任的老大爷顶在头上的是小酒桶，一步一颠。见了熟人高声呼叫，像是死里逃生、劫后重逢，又哭又笑地抱在一起，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办公室的同事，或住宅的邻居，上午刚刚见过。很多年轻和年长的男女当街以热烈的动作倾诉衷肠，看情景不像是恋人和夫妻，也许是隐情突显？也许是旧情复萌？由于酒的存在，看起来一半是真，一半是假。 几个年轻人躺在街边睡着了。更可佩服的是几位老汉，笔挺地坐在人声喧嚣的路口石凳上，鼾声阵阵。一个穿着黑西装、打着考究领带的胖绅士，猛一看应该是部长或大企业家，一手向上伸直，以一个偏斜的角度举着黑礼帽，不摇不晃，像端着一个盛满水的玻璃盅，两眼微闭，正步向前，别人都为他让路，他就这么一直走下去。 我身边走着一位风度很好的中年男子，戴着眼镜，笑容慈善。从外形看应该是大学教授，而且好像还没喝酒。但很快我就发现错了，是不是教授不知道，但一定已喝了不少，因为他突然感到了热，想把裤子当街脱掉。 他轻声用英语嘀咕：”抱歉，真热！”便解开了自己的皮带，把裤子脱了下来，露出了三角内裤，但他忘了先脱皮鞋，两条裤腿翻转过来紧紧地缠住了他的脚踝，把他绊倒在地。我们周围的人都想搀扶他起来，谁知他突然生气，觉得堂堂男子汉脱条裤子怎么还要人侍候，便挥手把我们赶开。 两位上了年纪的妇女估计是虔诚的教徒，满脸同情地靠近前去不断询问：”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这使他更火了，从喉咙底吼了一声，只顾狠命地拉扯裤子，把裤子的一个口袋底子给拉扯了下来。这时有一群同样喝醉酒的年轻人上前围住了他，嘲笑他的酒量，猜测他的职业，他几次想站起身来把他们赶走，但每次都重重地绊倒。 这条路上本来就很拥挤，他这么一闹几乎堵塞了人流，于是很快，有七位警察把他围住了，五位男警察，两位女警察。男警察七手八脚把他从地上扶了起来，只听一位女警察在说：”你怎么可以在大街上脱裤子？你看有多少人在看你！” 这话使他恼羞成怒，向着女警察一扬手，”谁叫你们女人看了！”但毕竟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动作，这手扬到了女警察的肩膀。 ”好啊你还动手！”女警察正想找理由把他架走，这次顺势抓住了他的手，只轻轻一扭，就反到了背后。别的警察合力一抬，就把这位只穿三角内裤、又拖着缠脚长裤的体面男子抬走了。男女警察都在笑，因为他们知道他只是喝醉在啤酒节上，与品质无涉，甚至也未必是酒鬼。 正在这时，一辆鸣着警笛的救护车戛然停下，跳下几位白衣医生，去抬另外两位醉卧在街心的壮汉，和一位因喝多了而哭泣不止的女郎。 我突然发现，脚边有一副眼镜，是刚才教授模样的脱裤男子丢下的，便连忙捡起来去追那群抬着他的警察。我想，如果他真是教授，明天还要上课，没有眼镜挺麻烦。 ”喂--”我终于追上了他们，正要向警察递上眼镜，但犹豫了。因为这支抬醉汉的警察队伍此刻已被更多的醉汉簇拥着，那些醉汉正兴高采烈地向警察递上一杯杯啤酒和别的吃食，像是在慰问辛劳，警察们又好气又好笑地一一挡回、推开。我如果在这种热闹中挤进去递上一副眼镜，在一片嘈杂声中又说不清话，结果会是怎样？ 没准儿警察会说：”这个东方人醉得离谱，居然送给我一副眼镜！” 我只能向警察说明我没醉，但”我没醉”恰恰是醉汉的口头禅。 于是明白，在这里，不存在醉和没醉的界限。啤酒节的最高魅力，是让没醉的人有口难辩。 那就干脆取消自我表白，我快速地把眼镜塞在一位警察手上，指了指被抬的醉汉，说声”他的”，便转身离开。 也许，唯一能表示我清醒的，是简单和干脆。  
谁能辨认
一 二十年前，我在一部学术著作中描述过歌德在魏玛的生活。那时寻找这方面的材料很不容易，但还是陆续找到了一些，知道歌德在那座美丽的小城里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从二十几岁到高寿亡故，都是这样。那些平静的叙述当时读来总是疑惑重重，因为我们历来被告知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总与作家的个人苦难直接相关。也许歌德是个例外，但这个例外的分量太重，要想删略十分不易。由这个例外又想起中国盛唐时期的大批好命诗人，以及托尔斯泰、雨果、海明威等很多生活优裕的外国作家，似乎也在例外之列，我的疑惑转变了方向。如果一个文学规律能把这么多第一流的大师排除在外，那还叫什么规律呢？ 今天到了魏玛才明白，歌德在这儿的住宅，比人们想象的还要豪华。 整个街角一长溜黄|色的楼房，在闹市区占地之宽让人误以为是一个重要国家机关或一所贵族学校，其实只是他个人的家。进门一看里边还有一栋，与前面一栋有几条甬道相连，中间隔了一个长天井似的石地空廊，其实是门内马车道，车库里的马车一切如旧，只是马不在了。 车库设在内楼的底层，楼上便是歌德的生活区，卧室比较朴素，书库里的书据说完全按他生前的模样摆放，一本未动。至于前楼，则是一个宫殿式的交际场所，名画名雕，罗陈有序，重门叠户，装潢考究，好像走进了一个博物馆。 脚下吱吱作响的，是他踩踏了整整五十年的楼板，那声音，是《浮土德》一句句诞生的最早节拍。 我一间间看得很细很慢，伙伴们等不及了，说已经与歌德档案馆预约过拍摄时间，必须赶去了。我说我还没有看完，你们先去，我一定找得到。 伙伴们很不放心地先走了，我干脆耐下心来，在歌德家里一遍遍转。直转到每级楼梯都踏遍，每个角落都拐到，每个柜子都看熟，才不慌不忙地出来，凭着以前研究歌德时对魏玛地图的印象，穿旧街，过广场，沿河边，跨大桥，慢慢向感觉中的档案馆走去。 路并不直，我故意不问人，只顾自信地往前走，果然，档案馆就在眼前。伙伴们一见就欢叫起来。 档案馆是一个斜坡深处的坚固老楼。在二楼上，我看到了他们的笔迹。 歌德的字斜得厉害，但整齐潇洒，像一片被大风吹伏了的柳枝。席勒的字正常而略显自由，我想应该是多数西方有才华作家的习惯写法。最怪异的莫过于尼采，那么狂放不羁的思想，手稿却板正、拘谨，像是一个木讷的抄写者的笔触。 二 歌德到魏玛来是受到魏玛公国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邀请，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 德国在统一之前，分为很多小邦国，最多时达到二三百个。这种状态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风气的开化，但对文化却未必是祸害。有些邦国的君主好大喜功，又有一定的文化鉴赏能力，就有可能做一些招纳贤达、树碑立传的好事，很多文化精英也因此而获得一个安适的创作环境，留下佳绩。德国在统一之前涌现的惊人文化成果，有很大一部分就与此有关。反之，面对统一的强权，帝国的梦幻，民族的迷思，却很难有像样的文化业绩，更不待说在战争狂热的笼罩下了。 歌德在魏玛创造的文化业绩，远远超过魏玛公爵的预想，尤其是他与席勒相遇之后。 歌德和席勒在相遇之前，都是文学史上著名的”狂飙突进运动”主将，歌德以《少年维特之烦恼》，席勒以《强盗》，还有他们的其他作品，对封建意识形态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扫荡气势。他们的精神前辈，应该是那位现实身份低微而历史地位崇高的莱辛。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特意让主人公自杀前还在读莱辛的作品。 歌德和席勒在魏玛相遇之时，”狂飙突进运动”的锋头已经过去，而他们已在开创一个古典主义时代。历史将承认，德国古典主义的全盛时代，以他们的友谊为主要标志。 这三个人，构成了我们对德国文学性的印象。他们几乎都是哲学家，不仅深思，而且宏观，有极高的学术素养。这使他们的作品有一种罕见的终极沉思的品格。这种品格有两个走向，既有可能走向概念嶙峋的学者化方向，又有可能走向吞吐万汇的巨人化方向。相比之下，歌德是全然走向了后一个方向，莱辛、席勒两者兼融，在后一个方向上却没有歌德那样圆满。当然，这与歌德的优裕和高寿有关。 无论如何，德国文学以后浓郁的哲理素质，就这么定下了。 荣格说，每一个德国人灵魂深处都有浮士德的影子。因此，当歌德他们定下了德国文学的素质，同时也定下了德国人的素质。 也许反过来，他们的素质原本就是德国人本体素质的产物，他们只是经过天才的吐纳，把它凝固住了。 那么还是荣格说得对：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 其实，此间是一种宏伟的互创关系。魏玛是重要的互创现场。 三 看完歌德档案馆，我们在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坐了一会儿，便去看席勒故居。 席勒故居是一座不错的临街小楼，但与歌德的家一比，就差得太远了。由此，不能不想起歌德和席勒的私人关系。 就人生境遇而言，两人始终有很大的差距，歌德极尽荣华富贵，席勒时时陷于窘迫。 他们并不是一见如故，原因就在于差距，以及这种差距在两颗敏感的心中引起的警惕。这种警惕，对旁人是一种永久的隔阂，而对知音，却是一种慎重的准备。 从种种迹象看，两人的推心置腹是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席勒命苦，只享受这份友情十年。歌德比席勒年长十岁，但在席勒死后又活了二十多年，承受了二十多年刺心的怀念。 在他们交往期间，歌德努力想以自己的地位和名声帮助席勒，让他搬到魏玛来住，先借居在自己家，然后帮他买房，平日也不忘资助接济，甚至细微如送水果、木柴，而更重要的帮助是具体地支持席勒的一系列重要创作活动。反过来，席勒也以自己的巨大天才重新激活了歌德已经被政务缠疲了的创作热情，使他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于是，这对友人，身居小城，开启了欧洲文艺史上的一个时代。 他们已经很难分开，但还是分开了。上天让他们同时生病，歌德抱病探望席勒，后来又在病床上得知挚友亡故，泣不成声。席勒死时家境穷困，他的骨骸被安置在教堂地下室，不是家属的选择，而是家属的无奈。病中的歌德不清楚下葬的情形，他把亡友埋葬在自己心里了。 没想到二十年后教堂地下室清理，人们才重新记起席勒遗骸的问题。没有明确标记，一切杂乱无章，哪一具是席勒的呢？这事使年迈的歌德一阵惊恐，二十年对亡友的思念积累成了一种巨大的愧疚，愧疚自己对于亡友后事的疏忽。他当即自告奋勇，负责去辨认席勒的遗骨。 在狼藉一片的白骨堆中辨认二十年前的颅骨，这是连现代法学鉴定家也会感到棘手的事，何况歌德一无席勒的医学档案，二无起码的鉴定工具，他唯一借助的，就是对友情的记忆。这真是对友情的最大考验了，天下能有多少人在朋友遗失了声音、遗失了眼神，甚至连肌肤也遗失了的情况下仍然能认出朋友的遗骨呢？我猜想歌德决定前去辨认的时候也是没有把握的，刚刚进人教堂地下室的时候也是惊恐万状的，但他很快就找到了唯一可行的办法：捧起颅骨长时间对视。这是二十年前那些深夜长谈的情景的回复，而情景总是具有删削功能和修补功能。于是最后捧定了那颗颅骨，昂昂然地裹卷起当初的依稀信息。歌德小心翼翼地捧持着前后左右反复端详，最后点了点头，”回家吧，伟大的朋友，就像那年在我家寄住。” 歌德先把席勒的颅骨捧回家中安放，随后着手设计棺柩。那些天他的心情难以言表，确实是席勒本人回来了，但所有积贮了二十年的倾吐都没有引起回应，每一句都变成自言自语。这种在亡友颅骨前的孤独是那样的强烈，苍老的歌德实在无法长时间承受，他终于在魏玛最尊贵的公侯陵为席勒找了一块比较理想的迁葬之地。 谁知一百多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席勒的棺柩被保护性转移，战争结束后打开一看，里面又多了一颗颅骨。估计是当初转移时工作人员手忙脚乱造成的差错。 那么，哪一颗是席勒的呢？世上已无歌德，谁能辨认！ 席勒，也只有在歌德面前，才觉得有必要脱身而出。在一个没有歌德的世界，他脱身而出也只能领受孤独，因此也许是故意，他自甘埋没。 由此我更明白了世间本应有更多的杰出人物，只因为没有足以与他们对应的友情，他们也就心甘情愿地混同庸常，悄悄退出。 歌德故居和席勒故居离得不远，我来回走了两遍，想着他们两人在这条路上的种种交往，总是走着走着就把脚步放慢下来。然后到民族剧院大门口的两人雕像前久久伫立，看着他们两人并肩而立，身前的花环上还挽着一条昨天新挂上去的标语。 魏玛的朋友告诉我，这里不管是游行示威还是政党竞选，总喜欢把自己的标语挂到歌德、席勒的花环上，好像两位大师是他们的后台。 这很幽默，而且连非常尊重歌德、席勒的魏玛人也不因此而生气。因为他们很清楚，一切过眼烟云必然会飘绕于千古峭壁，而千古峭壁也不会拒绝，拒绝了，就显得过于单调。  
希隆的囚徒（上）
一 瑞士小，无所谓长途。从伯尔尼到洛桑，本来就不远，加上风景那么好，更觉其近。 然而，就在算来快到的时候，却浩浩然荡荡然，弥漫出一个大湖。这便是日内瓦湖，又叫莱芒湖，也译作雷梦湖。我们常在文学作品中看到这些不同的名字，其实是同一个湖。瑞士有好几个语言族群，使不少相同的东西戴有不同的名目，谁也不愿改口，给外来人造成不少麻烦。但日内瓦湖的不同叫法可以原谅，它是边境湖，一小半伸到法国去了，而且又是山围雪映、波谲云诡，丰富得让人们不好意思用一个称呼把它叫尽。 前几天拜识的苏黎世湖美则美矣，还不至于让人一见之下便起赖着不走的念头，而日内瓦湖便黏人多了。只可惜日程不许，我们在心中一会儿诅咒一会儿祈祷，希望出现奇迹般的理由留下几天。越往前走景象越美，而大美本身就是停步的理由，但大家面面相觑，似乎还缺少最后拍板的那一槌。 终于，槌子响了，我和伙伴们看到了湖边的一座古堡。在欧洲，古堡比比皆是，但一见这座，谁也挪不动步了，于是哐当一声，槌下如锤。 为使逗留的时间长一点，先得找旅馆住下。古堡前有个小镇叫蒙特尔，镇边山坡上有很多散落的小旅馆，都很老旧，我们找了一家最老的入住，满心都是富足。富足感大多因”横财”而起，而所谓”横财”也就是计划外所得，我们在计划外揪住了一两天，可以毫无工作压力地亲近古堡和大湖，得意得不知该把脚步放重还是放轻。 这家旅馆在山坡上，开车上去已十分吃力，下车后便见一扇老式玻璃木门，用力推开，冲眼就是高高的石梯。扛着行李箱一步步挪上去，终于看到了一个小小的柜台。办理登记的女士一见我们扛了那么多行李有点慌张，忙说有搬运工，便当着楼梯仰头呼喊一个名字，没有答应，又一迭声地抱歉着为我们办登记手续，发放钥匙。 我分到三楼的一间，扛起行李走到楼梯口，发现从这里往上的楼梯全是木质的，狭窄、跨度高，用脚一踩咯吱咯吱地响。我咬了咬牙往上爬，好不容易到了一个楼面，抬头一看标的是”一楼”，那么，还要爬上去两层。斜眼看到边上有一个公共起居室，不大，却有钢琴、烛台、丝绒沙发、刺绣靠垫，很有派头。 天下万物凡”派头”最震慑人，我放下行李轻步进去，立即断定所有的摆设都是陈年旧物，只是收拾得非常干净。这种判断衍生出了另一个判断，那就是别看这个旅馆今天已算不上什么，在一百年前应该是欧洲高层贵族的驻足之地。他们当年出行，要了山水就要不了豪邸，这样的栖宿处已算相当惬意。算起来，人类在行旅间的大奢大侈，主要发生在二十世纪。 这么一想，再上楼梯就有了劲。人家贵族男女都一遍遍爬了，今天应该把我们的洒脱步履加上去。很快到了三楼，放下行李摸钥匙开门，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铺着地毯的小房间，家具也全是老的。老式梳妆台已改做写字台，可惜太小；老式木床有柱有顶，可惜太高。难为的是那厕所，要塞进那么多现代设备，显得十分狼狈。雕花杆上缠电线，卷页窗上嵌空调，让人见了只想不断地对它们说”对不起”。 从厕所出来走到正房的窗口，想看看两幅滚花边的窗帘后面究竟是什么，用力一拉没有拉动，反而抖下来一些灰尘。这让我有点不愉快，又联想到当年欧洲贵族对卫生也远没有现在讲究。特别讲究卫生的应该是经常擦擦抹抹的小康之家，贵族要的是陈年纹饰、烛光氛围，少不了斑驳重重、细尘漫漫。于是放轻了手慢慢一拉，开了。一开就呆住，嘿，连忙拍头认错，怎么忘了窗外应该是日内瓦湖和那个古堡，我们就是为它们住下的，哪能先去关顾厕所和灰尘！ 我在这些事情上性子很急，立即下楼约伙伴们外出，但他们这时才等来一位搬运工，不知什么时候搬得完行李，便都劝我，天已渐晚，反正已经住下了，明天消消停停去看不迟，匆忙会影响第一感觉。这话有理，然而我又哪里等得及，二话不说就推门下坡，向古堡走去。 这古堡真大，猛一看像是五六个城堡挤缩在一起了，一挤便把中间一个挤出了头，昂挺挺地成了主楼。前后左右的楼体在建造风格上并不一致，估计是在不同的年代建造的，但在色调上又基本和谐，时间一久，栉风沐雨，更苍然一色，像是几个年迈的遗民在劫难中相拥在一起，打眼一看已分不出彼此。 这个古堡最勾人眼睛的地方，是它与岩石浑然一体，好像是从那里生出来的。岩石本是湖边近岸的一个小岛，须过桥才能进入，于是它又与大湖浑然一体了，好像日内瓦湖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拥有这个苍老的倒影。 面对这样的古迹是不该莽撞进入的，我慢慢地跨过有顶盖的便桥，走到头，却不进门，又退回来，因为看到桥下有两条伸入水中的观景木廊，便先下坡站到木廊上，抬起头来四处仰望。 这古堡有一种艰深的气韵。我知道一进门就能解读，但如此轻易的解读必然是误读。就像面对一首唐诗立即进入说文解字的探究，抓住了局部细节却丢弃了整体气韵，是多么得不偿失。我把两条水上木廊都用尽了，前几步后几步地看清楚了古堡与湖光山色之间的各种对比关系，然后继续后退，从岸上的各个角度打量它。这才发现，岸边树丛间有一个小小的售货部。 与欧洲其他风景点的售货部一样，这里出售的一切都与眼前的景物直接有关。我在这里看到了古堡在各种气候条件下的照片，晨雾里，月色下，夜潮中。照片边上有一本书，封面上的标题是chillon，不知何意，下方的照片正是这个古堡，可见是一本介绍读物，连忙抽一本英文版出来问售货部的一位先生，他说这正是古堡的名字，按他的发音，中文可译作希隆，那么古堡就叫希隆古堡。 全书的大部分，是”希隆古堡修复协会”负责人的一篇长文，介绍了古堡的历史，此外还附了英国诗人拜伦的一篇作品，叫《希隆的囚徒》。修复协会负责人在文章中说，正是拜伦的这篇作品，使古堡名扬欧洲，人们纷纷前来，使瑞士成了近代旅游业的摇篮，而这个古堡也成了瑞士第一胜景。 又是拜伦！记得去年我在希腊海神殿也曾受到过拜伦刻名的指点，联想到苏曼殊译自他《唐璜》的那一段《哀希腊》，颇有感慨，但今天在这儿却发懵了。因为我对拜伦作品的了解仅止于《唐璜》，虽然也知道他有一部写了多年的诗体游记，却没有读过，当然更不知道他写了这个古堡。我手上这本书里的附文，并非诗体，大概是从他的原作改写的吧？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售货部那位先生的知识水平，我问了半天他永远是同样的回答：”对，拜伦！拜伦！一个出色的英国人！” 这本薄薄的书要卖七个瑞士法郎，很不便宜，却又非买不可。我找了一处空椅坐下粗粗翻阅，才知道，眼前的希隆古堡实在好生了得。 书上说，这个地方大概在公元九世纪就建起了修道院，十三世纪则改建成了现在看到的格局，是当时封建领主的堡垒式宅第。住在这里的领主一度权倾四方，睥睨法国、意大利，无异于一个小国王。城堡包括二十多个建筑，其中有富丽堂皇的大厅、院落、卧室、礼拜堂和大法官住所，一度是远近高雅男女趋之若鹜的场所。底部有一个地下室，曾为监狱，很多重要犯人曾关押在这里，拜伦《希隆的囚徒》所写的，就是其中一位日内瓦的民族英雄波尼伐（bonivard）。 幸好有这本书，让我明白了这座建筑的力度。最奢靡的权力直接踩踏着最绝望的冤狱，然后一起被顽石封闭着，被白浪拍击着，被空的烟霞和银亮的雪山润饰着。踌躇满志的公爵和香气袭人的女子都知道，咫尺之间，有几颗不屈的灵魂，听着同样的风声潮声。 我知道这会激动拜伦。他会住下，他会徘徊，他会苦吟，他会握笔。他会觉得，这个城堡先于他把诗写在了湖边。他只是辨析余韵，然后采摘下来。 他从来没有这样被动过，但又心甘情愿。 至此，我也可以大步走进希隆古堡了，因为我已经不会迷失在说文解字的琐碎里。 当然先看领主宅第，领略那种在兵荒马乱的时代用坚石和大湖构筑起来的安全，那种在巨大壁炉前欣赏寒水雪山的安逸。但是因为有了拜伦，不能不步履匆匆，盼望早点看到波尼伐的囚室。 看到了。这个地下室气势宏伟，粗硕的石柱拔地而起，组成密集的拱顶，壁上、地下却留有原有的纹脉，气象森森。这里最重要的景观是几根木柱，用铁条加固于岩壁，扎着两围铁圈，上端垂下铁链，挂着铁镣。 拜伦说，波尼伐的父亲已为自由的信仰而牺牲，剩下他和两个弟弟关押在这个地下室里。三人分别锁在不同的柱子上，互相可以看到却不可触摸…… 这么一个情景使人不能不来又不忍长时间逗留。我跌跌撞撞地走出来，再找一处坐下，顺着刚才的强烈感觉，重新细读《希隆的囚徒》缩写本。 时已黄昏，古堡即将关门。黄昏最能体验时间，因此也最能进入拜伦的笔底，那么，就让我在这里，把它读完。  
希隆的囚徒（下）
二 拜伦开始描写的，是波尼伐和两个弟弟共处一室的可怕情景。照理三个人关押在一起总比一个人好一点，但事实上，彼此不能动弹却要用容颜和声音互相安慰，比什么都残酷。 先是各自讲着想象中的一线希望，一遍又一遍。很快讲完了，谁都知道这种希望并不存在，于是便讲故事。兄弟间所知道的故事大同小异，多半来自妈妈，却又避讳说妈妈。讲最愉快的故事也带出了悲音，那就清清嗓子用歌声代替，一首又一首，尽力唱得慷慨激昂。唱了说，说了唱，谁停止了就会让另外两个担心，于是彼此不停。终于发现，声音越来越疲软，口齿越来越不清，互相居然分不出这是谁的声音了，只觉得那是墓|岤中嗫嚅的回声。 波尼伐天天看着这两个仅存的弟弟。大弟弟曾经是一位伟大的猎人，体魄健壮、雄蛮好胜，能够轻松地穿行于兽群之间，如果有必要与大批强敌搏斗，第一个上前的必定是他。谁知这个黑牢他最无法忍受。让他这样一位勇士不能跨出一步是最惨的酷刑，他快速萎谢，走向死亡。波尼伐多么想扶住他，抚摸着他渐渐瘫软、冰冷的手，却不能够。狱卒把这个弟弟的遗体浅浅地埋在波尼伐眼前的泥地下，波尼伐恳求他们埋到外面，让阳光能照到弟弟的坟地，但换来的只是冷笑。于是，那片不长鲜花的浅土上悬着空环的柱子，就成了谋杀的碑记。 小弟弟俊美如母亲，曾经被全家疼爱。他临死时只怕全家最后一个活人--哥哥波尼伐难过，居然一直保持着温和宁静，没有一声呻吟，只吐露他短暂生命中留下的最快乐的几个句子，后来变成了几个单字，以便让哥哥在快乐中支撑下去。当他连单字也吐不出来的时候，就剩下了轻轻的叹息，不是叹息死亡将临，而是叹息无法再让哥哥高兴，直到叹息也杳不可闻。?br/>免费电子书下载shuba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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