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个弟弟全都死在眼前，埋在脚下，这使铁石心肠的狱卒也动了恻隐之心，突然对波尼伐产生同情，解除了他的镣铐，他可以在牢房里走动了。但他每次走到弟弟的埋身之地，便仓皇停步，战战兢兢。 他开始在墙上凿坑，不是为了越狱，而是为了攀上窗口，透过铁栅看一眼湖面与青山。他终于看到了，比想象的还多，湖面有小岛，山顶有积雪。一切都那么安详。 在不知年月的某天，波尼伐被释放了，但这时，他已浑身漠然。他早已习惯监狱，觉得离开监狱就像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和隐居之地。他奇怪，蜘蛛和老鼠这些年来一直与自己相处，自己在这个空间惟独对它们可以生杀予夺，可见它们的处境比自己还不如，但奇怪的是，它们一直拥有逃离的自由，为什么一直不逃离呢？ 迟来的自由，换来的是涩涩的苦思，长长的叹息。 --读完这篇不知是否准确的缩写，我抬头看了看暮色中的湖面、小岛、青山、雪顶。时间蒸腾了诗人的充沛激|情和多方含义，我们现在连波尼伐兄弟们的斗争目的和抗争对象也搞不大清了，但只要是好作品，即便风干了也可能会留下一个寓言化的结构。一旦寓言化，覆盖更广，伸拓更长，可填充的空间更大。 我想，即便是当初读了拜伦作品前来希隆古堡的第一批英国读者，也不是来纪念波尼伐，而是来领略一种由拜伦营造的悲剧现场。他们不可能只在囚室逡巡，而是会把更多的兴趣投注在与古堡呵成一气的千古湖山上。有了拜伦的故事，他们知道这湖山的某个角落，有过一双处于生命极端状态的眼睛，湖山因这双眼睛而显得更其珍贵。 如果真像人们说的那样，希隆古堡因拜伦的吟咏而成了欧洲近代旅游的重要，那么，我们真要为这个所达到的高度而欣慰。 寓言化了的《希隆的囚徒》或许会告诉人们：自由与自然紧紧相连，它们很可能同时躲藏在咫尺之外；当我们不能越过咫尺而向它们亲近，那就是囚徒的真正含义。 也许它还会说：人们不可能在不自由的空间里互助互慰，即便有心，也只能一起枯萎。 也许它还会说：人人都可能被囚禁着，也可能习惯于囚禁，但总有那一丝不同于虫鼠的渴望，终于凿壁临窗，慌然一窥，获得释放。 …… 这些当然已与拜伦本义无关。许多诗文的后世效果，并非出自作者当初的期盼。但历史，还是强硬地把它们的某种精神变奏，融进了人们纷至沓来的脚步间。 为此，瑞士应该永远地感谢拜伦。一个人即便是天生丽质，如果没有众多爱怜目光的濡养，也会无觉无明，自生自灭；瑞士也是同样，如果没有那么多旅游者，它就会美得寂寞、富得枯燥。拜伦不经意地改变了这一切，但瑞士历来沉静寡言，不太会感谢人。那我们也不必强求，好在拜伦从不在意。  
悬念落地
咖啡馆在一条热闹大街的岔路口，有一个玻璃门棚。玻璃门棚中的坐位最抢手，因为在那里抬头可见蓝天高楼，低头可见热闹街景，一杯咖啡在手，更能领略目光收纵间的浓洌和安逸。里屋就有不同，满目净是邻座顾客，对谁都不便直视细看，只能扫过几眼，把目光放虚，若有所思，无聪无明。为此，玻璃门棚中的坐位往往要比里屋贵一些。今天玻璃门棚正在修理，中间放着架梯，有两位工人在爬上爬下忙碌。因此，只得侧身穿过，进入里屋。 里屋人头济济，浓香阵阵，多数人独个儿边看报纸边喝咖啡，少数人在交谈，声音放得很轻。因此，坐了那么多人，不觉得闹心。 进门左首有一个弯转的小楼梯，可上二楼。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在二楼，因此走楼梯。楼梯沿壁贴着一些画，看了便心中嘀咕，贴了多久了？他们有没有看过？ 上楼，见一间不大的咖啡室，二三十平方米吧，已坐着八位客人。问侍者，弄清了他们常坐的坐位，居然正好空着，便惊喜坐下，接过单子点咖啡。咖啡很快上来，移杯近鼻，满意一笑，然后举目四顾，静静打量。 窗外树叶阳光，从未改变，室内沙发几桌，也是原样。突然后悔，刚才点咖啡时忘了先问侍者，他们常点哪一种，然后跟着点，与他们同享一种香味。 我说的他们，是萨特和波娃。 那么这家咖啡馆，也就是德弗罗朗咖啡馆（cafedeflore）了。一切萨特研究者都知道，巴黎市民都知道。 今天，我来索解一个悬念。 早就知道萨特、波娃常在这家咖啡馆活动。原以为是约一些朋友聚会和讨论，后来知道，他们也在这里写作，不少名著就是在咖啡馆写出来的。 既然是萨特写作的地方，咖啡馆里一定有一个比较安静的单间吧？但是法国朋友说，没有，就是一般的咖啡座。 这就让我奇怪了。一般的咖啡座人来人往，很不安静，能写作吗？萨特很早成名，多少人认识他，坐在这样的公共场所，能不打招呼吗？打了招呼能不一起坐坐、聊聊吗？总之，名人、名街、名店撞在一起，能出得来名著吗？ 另外，一个连带的问题是，即使咖啡馆里可以不受干扰，总比不上家里吧？家里有更多的空间和图书资料，不是更便于思考和写作吗？像萨特这样的一代学者、作家，居住环境优裕舒适，为什么每天都要挤到一张小小的咖啡桌上来呢？ 这么多问号的终点，就是这个坐位。在法国，这样一家出了名的店铺就基本不会再去改建、重装了，总是努力保持原样，保持它昔日的气氛，这为我寻找答案带来了便利。 这时，其他几个伙伴也赶到了，他们带来了摄像设备，准备好好地拍摄一下这个”萨特工作室”。导演刘璐、节目主持人温迪雅也来了，决定请温迪雅对我做一个采访性的谈话节目，这儿成了采访现场。 拍摄谈话节目需要有两台摄像机，当然也就要有两名摄像师，又要有人布光、录音，算起来一共要挤上来七八个人。本来房间就小，已经坐了八位客人，再加七八位，自然气氛大变。这倒罢了，问题是，这七八个伙伴要找电源插头、拉电线、打强光灯、移桌子、推镜头、下命令、做手势……简直是乱成一团，当然，还要温迪雅在镜头前介绍这个现场，还有我关于萨特的谈话。 我想，今天这个房间算是彻底被我们糟蹋了。最抱歉的是那八位先我们而来的客人，他们无异突然遭灾，只能换地方了。临时找不到一个懂法语的人向他们说明情况，我只能在坐位上用目光向他们致歉，但是，让我吃惊的情景出现了-- 居然，他们没有一个在注意我们，连眼角也没有扫一下。空间那么狭小，距离那么接近，但对他们而言，我们好像是隐身人，对我们而言，他们倒成了隐身人，两不相干。 我不由得重新打量这些不受干扰的人。 从楼梯口数起，第一个桌子是两个中年男子，他们一直在讨论一份设计图，一个坐着，一个站着，在图纸上指指点点。过了一会儿换过来了，站着的坐下了，坐着的站了起来，又弯腰在图纸上修改。 往里走，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靠窗而坐，正在百~万\小!说，桌上还放着一本，打开着。她看看这本，放下，再看那本，不断轮替，也显得十分忙碌。 再往里就是我们对面了，三位先生，我一看便知，一位是导演，一位是编剧，一位是设计，桌上放着剧本、设计图和一叠照片。导演络腮胡子，是谈话的中心，有点像印第安人。他们似乎陷入了一种苦恼，还没有想出好办法。 转弯，还有几个坐位，那里有一对年纪较轻的夫妻，或者是情人，在共同写着什么。先是男的写，女的微笑着在对面看，看着看着走到了男的背后，手搭在他肩上，再看。她讲了什么话，男的便站起来，让她坐下，请她写。她握笔凝思，就在这一刻，她似乎发现了我们，略有惊讶，看了一眼，便低头去写了。 重数一遍，不错，一共八人，不仅丝毫没受到我们干扰，甚至我们要干扰也干扰不进。他们的神态是，异香巨臭，无所闻也，山崩河溢，无所见也。但他们不聋不盲，不愚不痴，侍者给他们加咖啡，总是立即敏感，谢得及时，眼神奕奕，面容雅静。 这种情景，我们太不熟悉。我对导演刘璐说，谈话节目请稍等片刻，我要想想。其实我哪里在想谈话。 我们早已习惯，不管站在何处，坐在哪里，首先察看周围形势，注意身边动静，看是否有不良的信息，是否有特殊的眼神。我们时刻准备着老友拍肩，朗声寒暄；我们时刻准备着躲避注视，劝阻噪音；我们甚至，准备着观看窗下无赖打斗，廊上明星作态，聊以解闷。因此，即使我们这批早已对拍摄现场失去兴奋的人也无法想象别人对拍摄现场的彻底漠然、视而不见、形若无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开始有点明白。也许，人们对周际环境的敏感，是另一些更大敏感的缩影。而这些更大的敏感，则来自个体无法自立的传统，来自对环境安全系数的较低估计。这事说来话长，但呈现方式却极具感性。 街边路头的平常景象是地域文化的深刻投影，越是平常越是深刻，今天就把我们自己也深刻在一种对比中了。 这八个人，自成四个气场，每个气场都是内向、自足的，因此就筑成了一圈圈的”墙”--这个比喻萨特用过，还曾以此命题一个作品，但含义有所不同。我们七八个人进来忙忙碌碌，其实也只是增加了一个气场而已。他们可以如此地不关顾别人的存在，其实恰恰是对别人存在状态的尊重。 尊重别人正在从事的工作的正当性，因此不必警惕；尊重别人工作的不可干扰性，因此不加注意；尊重别人工作时必然会固守的文明底线，因此不作提防。这一切对他们来说已经习惯成自然。 他们可以与陌生人在野外事故中互相救助，在公共场所互相招呼，却严守在各自的工作状态下互不关注。这确实与我们熟悉的许多人正恰相反，那些人无意于对别人的救助和招呼，却对人家的工作有超常的关注。 问题是，既然在咖啡馆自筑气场之墙，为什么不利用家里的自然之墙呢？ 其实，他们的气场之墙是半透明的。他们并不是对周围的一切无知无觉，只不过已经把这种知觉泛化，泛化为对热闹人世的领会，对城市神韵的把握。这种泛化的知觉构不成对他们的具体干扰，却对他们极其重要，无迹无形又有迹有形，几乎成了他们城市文化活动的前提和背景。 这里就出现了一种生态悖论：身居闹市而自辟宁静，固守自我而品尝尘嚣，无异众生而回归一己，保持高贵而融入人潮。 这种生态悖论早已成为一种公约和默契，因此也不必担忧市民来这里探访名家，形成围观。 但是，这种生态悖论又让我们联想到另一种与之完全倒逆的悖论。中国文人历来主张”宜散不宜聚”，初一看好像最讲独立，但是，虽散，却远远窥探，虽散，却单一趋同。法国文人即便相隔步也不互相打量，中国文人即便迢迢千里、素昧平生，也要探隐索微、如数家珍。 想到这里，萨特和波娃经常来这里的理由已经明白。他们坐在这里时的神态和心情，与这八位客人如出一辙。于是，我悬念落地。 站起身来去上了一回厕所。厕所极小，只能容一个便器，墙上有一些涂画，我想萨特曾无数遍地辨认过。 从厕所出来，我对导演刘璐打个招呼，便对着镜头说：”今天这儿除了我们，还有八位客人，我想说一说他们的工作状态……” 有人提醒：”萨特！萨特！” 我说，我就是在讲萨特。  
奇怪的日子（上）
一 欧洲文化大师中，出生的屋子最狭小的，一是贝多芬，二是莎士比亚。好像上帝故意要把房间、楼梯、门窗一一缩小、压低，然后让未来的大师哗啦一声破墙而出，腾身而去。两人是在同样的年岁离去的：二十二岁。 贝多芬的出生地在波恩，前西德首都，一座不小的城市，当然不可能太隆重地来供奉这所老房子，只让它安静地排列在一条窄街的边沿，粗心人走过两次都不一定找得到。莎士比亚的出生地是一个小镇，埃文河边的斯特拉福，那就不得了啦，现在几乎是把全部名声、经营、生计都靠到了莎士比亚身上，好像整个村子的存在就是为了等候他的出生，等候他的长大、离开、回来、去世，然后等候世人来纪念。 这是异代同乡的好意，寻常世间的温暖。不寻常的是，世界各地的游人每天不断，于是每天都在迎来送往地过节，而且显而易见，这个节还会过下去，直至永远。 天气已经很冷，风也很大，我穿着羽绒衣在街道上行走，走一程便躲进一家纪念品商店烤火，烤暖了再出来，继续走。伙伴们问我在找什么遗迹，我说不找，其实心里是想找回一点复杂的感觉。 我现在想的是，有很长时间，这个小镇对自己的游子浑然无觉，但它不知道，莎士比亚生前身后遭受的种种非议，甚至连他存在的真实性也受到责难，多半是由于它。 二 小镇终究是小镇，而且是四百多年前的小镇，它凭什么输送出一个莎士比亚？ 那个叫做莎士比亚的孩子不可能在这里受到良好教育，进过一所文法学校，十三四岁时因家里交不起学费就辍了学。他二十二岁离开这里去伦敦很可能是一次逃跑，原因据说是偷猎了人家的鹿，当然这是一个无法肯定的传说。到伦敦后，家乡有人听说他在一个剧场前为观众看马，后来又一步步成了剧场的杂役和演员。他每年都会回来一次，后来经济情况渐渐好转，还在家乡购置了房产和地产，最后几年在家乡度过。五十二岁去世时没有引起太多重视，当地有送哀诗的习俗，但当时好像没有人为他写哀诗。他留下了遗嘱，讲了一些琐事，没有提到自己有什么著作。连他做医生的女婿霍尔，也没有在日记中提到岳父会写剧本。 这些情况，引出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为什么家乡对他的功业缺少知觉？这种情形对于一些离乡太久和太远的文人来说并不奇怪，但小镇离伦敦并不太远，莎士比亚又几乎每年都回来一次，而且晚年又回乡居住，怎么会这样木然？ 其次，最根本的是，一个仅仅受过极其有限的乡镇初级教育的人，怎么成了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文豪？他辍学时才十三四岁，以后八九年都在这个小镇里谋生，他凭什么填补了自己严重的文化欠缺？如果他后来只是一名表述自己主观感受的文豪倒也罢了，但是举世皆知，莎士比亚知识渊博、无学不窥，不仅悠闲地出入历史、政治、法律、地理等学科，而且熟知宫廷贵族生活，这难道是这个小镇能给予他的吗？ 与此相关，还有不少琐碎的问号。例如小镇所保留的莎士比亚遗嘱中，几处签名都由别人代笔，拼法也不统一，这可能被解释是生病的原因，但在其他一些登记文件上，他的签名似乎也不是自己的笔迹。这些做法，很像当时千千万万个文盲。怎能设想，这个不肯签名的人不仅亲笔一字一句地写出了三十几部堪称世界经典的辉煌巨著，而且奇妙地动用了二万多个英语单词，是历史上词汇最为丰富的作家之一！ 这些问题，终于使人怀疑，世人所知的莎士比亚，难道真是从这个小镇走出的那个人？这样的怀疑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集中发表，文化界就像发生了一次地震。怀疑论者并不怀疑从这个小镇走出的莎士比亚的存在，他们只怀疑，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学者身份和上层身份的人，借用这个人的名字作为自己发表剧本的笔名。 这么说来，这个躲在笔名背后的作者，才是真正的文化伟人。既然是文化伟人总会有多方面的光亮泄漏，他也应该是那个时候伦敦的重要人物。那么，他究竟是谁？ 怀疑论者们按照他们的文化逻辑，分别”考定”了好几个人。 有人说是那位十二岁就进了剑桥大学读书，后来成了大哲学家的培根； 有人说是”牛津伯爵”维尔； 有人说是另一位剧作家马洛，他与莎士比亚同龄，但他获得过剑桥大学的硕士学位； 还有人更大胆地断言，真正的作者是伊丽莎白女王，因为只有她才能体验那些宫廷悲剧的深刻心境，而且有那么丰厚的学识和词汇。 顺着这条思路，有人认为，女王周围的一些著名贵族，可能都参与过这些剧本的创作。 明眼人一看就清楚，怀疑论者选定的对象不同，但隐藏在背后的理由却惊人地统一，那就是，大文豪只能来自于大学，若说有例外，除非是女王和贵族。 他们的考证文章很长，也有大量注释和引证，完全符合大学的学术规格。只可惜，一年年过去，被他们吸引的人很多，被他们说服的人很少。莎士比亚的戏一直到处上演，没有哪个观众会认为，今天晚上买票去欣赏哲学家培根爵士或伊丽莎白女王的才华。 在他们拟定的名单中，真正懂创作的只有一个马洛，因为他本人确实也是杰出的剧作家，尽管怀疑论者看中的是他的剑桥学历。结果，时间一长，稍稍懂点事理的怀疑论者便放弃了别人，只抓住他不放。恰恰马洛这个人有可能参加过当时英国政府的情报工作，二十九岁时又在伦敦附近的一家酒店被人刺杀，于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一个叫卡尔文·霍夫曼的美国人提出一个构想：可能那天被刺杀的不是马洛，情报机构玩了一个”掉包计”，真的马洛已经逃到欧洲大陆，隐姓埋名，写了剧本便用”莎士比亚”的笔名寄回英国，因此莎士比亚剧本的发表也正巧在马洛被刺之后不久。 这个构想作为一部小说的梗概听起来不错，却带有明显的好莱坞性质，即只求奇险过渡，不问所留漏洞。例如：马洛要隐姓埋名，为什么不随便起一个笔名，偏偏要找一个真实存在的同行的名字？如果真实的莎士比亚不会写这样的剧本，他剧团里的大批同事怎么会看不出破绽，然后传扬出去，造成马洛的不安全？还有，延续二十几年的伟大创作工程，到完成之时，世事人情早已大变，伊丽莎白女王也早已去世，马洛隐姓埋名的理由至少已应松弛，他和其他知情人又不会不知道这项工程的分量，为什么没有点滴的真相透露，或留下片言只语告知后世呢？ 其实，按照学术的逻辑，有两个事实足以驳倒那些怀疑论者：一是莎士比亚的剧本是在剧团里为演出赶写的，后来收集起来的是同一剧团里的两位演员，莎士比亚本人也在剧团之中，整个创作行为处于一种”群体互动的透明状态”，不存在书斋学者个体写作时作假的便利；二是莎士比亚的同代同行、剧作家本·琼森为那两位演员收集的莎士比亚全集写了献诗。 那么，既然从小镇走出的莎士比亚没有冒名，为什么会出现本文前面提出的一些问题？我想这与那个时代英国强大的贵族统治所造成的普遍社会心态有关。王室和贵族可以欣赏戏剧，却不可能尊重剧团中人，他们不能设想，这些”戏子”不仅能够搬演、而且还能完整地创作出这样的艺术精品。 莎士比亚当然明白环境的不公，偶有吐露，又遭嘲谑，于是他也就无话可说。今天的读者早已熟知莎士比亚的内心世界，因此也充分理解他在那个环境里无话可说的原因，也能猜测他为什么正当盛年就回到了小镇。 可以想象，莎士比亚回到小镇的心态非常奇特。自己在伦敦的种种冤屈，都与出生于这么一个小镇有关，似乎只有小镇最能体谅自己，但是，当自己真的决定在这里度过余生时，突然发现竟然比在伦敦更无话可说。一颗已经翱翔过精神天宇的心灵很难找到交流对象，包括在自己家乡。于是他也就不为难家乡了，只让乡民知道最通俗意义上的他，不忍心把自己略为艰深的部分让他们慌张。他已经非常乡镇化却又与乡民十分隔膜，这是必然的，因为乡民最拥戴的一定是水平基本与他们相齐又稍稍高于他们的人，莎士比亚没有本事把自己打扮成这样，因此也就很快被他们淡忘。 一个伟人的寂寞，没有比这更必然、更彻底了。 于是，今天一切热爱莎士比亚的人都不难理解，他在这样一个小镇里面对着几双木然的眼睛口述临终遗嘱，不会有一个字提到自己的著作。 我想，一个作家临终时，他的著作大致会出现三个等级的状态： 第一等级是著作早已深入人心，无须言说，人们只是念诵他的名字； 中间等级是著作进入悼词，进人挽联，让大家重新记起，一片唏嘘； 最后等级是著作进入遗嘱，让子女们与财物一起承接。 当然这几个等级也会互相交错。 莎士比亚连第一等级也超越了。他知道戏剧演出是过程艺术，没有奢望哪一部能深入人心，只把它们看做过眼烟云。对于那些剧本，他像一切只从演出来看待戏剧生命的戏剧实践家一样，虽然内心珍爱，却未曾想象它们的历史命运，演过了也就过去了。何况在当时，社会对于演出背后的剧本，尚未建立著作权意识。 因此，我们便进一步理解，要他在记录的遗嘱前签名，他却轻轻摇头。shakespeare，他知道这些字母连贯在一起的意思，因此不愿最后一次，亲笔写在这页没有表述自己灵魂的纸张上。 这个样子，确实很像个文盲。 同一个小镇，同样的文盲，他又回到了出生的状态。 他觉得这个结尾很有戏剧性，可以谢幕了。 但是在我的想象中，他还是会再一次睁开眼睛，问身边的亲属，今天是几号。 回答是：四月二十三日。 他笑了，随即闭上了眼睛，永远不再睁开。 这个结尾比刚刚想的还要精彩。因为这正是他的生日。他在四月二十三日来到这个世界，又在四月二十三日离开，一天不差。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日子。 也许，这是上帝给一位戏剧家的特殊恩惠，上帝也学会了编剧。  
奇怪的日子（下）
三 还需要说一说怀疑论者。 我走在斯特拉福小镇的街道上想，怎么能责怪这个小镇在莎士比亚临终前表现出来的漠然呢？它后来终究以数百年的热闹、忙碌和接待，否定了一切怀疑论者。 怀疑永远是允许的，但同时也应该允许”反怀疑”。我们已经看到了怀疑论者内心的轨迹，因此也不妨对他们怀疑一番。 时至今日，他们那种嫌贫爱富、趋炎附势地把女王、爵士、贵族硬说成是莎士比亚剧本真正创作者的可笑心态就不必再作剖析了，我剩下的最大怀疑是：他们有没有研究和谈论莎士比亚的资格？ 资格，这是他们审核莎士比亚的基本工具。我们现在反过来用同一个词汇审核他们，里边包含的内容却完全不同。不讲身份，不讲地位，不讲学历，只讲一个最起码的资格：公开发表文章谈论莎士比亚，至少要稍稍懂得艺术创作。 当他们认为没有进过牛津、剑桥大学的门就不可能成为莎士比亚，我就肯定他们不懂得艺术创作； 当他们永远只着眼于莎士比亚在知识领域的涉猎，完全无视他在美的领域的构建，我就肯定他们不懂得艺术创作； 当他们不知道种种所谓”学问”的东西多数正常人只要花足够时间都能追补，唯一无法追补的是创造性灵感，我就肯定他们不懂得艺术创作； 当他们想象不到一个处于创造过程中的天才人物有无限的生命潜力，一个敏于感受的智者可以从自己有限的生活经历中领悟辽阔的时空，我就肯定他们不懂得艺术创作。 不懂艺术创作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世界上有很多别的事情可做，然而他们偏偏要来研究莎士比亚，而且对他的存在状态进行根本否定，那就不能不让人质疑他们的资格了。 然而他们名义上又有一种资格，譬如，大学教师，那就容易混淆视听了。 大学是一种很奇特的社会构建，就其主干而言，无疑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作用巨大，但也有一些令人厌烦的侧面。例如在贵族统治构架的边上，它衍生出另一种社会等级，使很多创造能力薄弱的人有可能在里边借半官方、半学术之名，凭群体之力，沾名师之光，获得一种社会认定。其中，越是勉强获得这种认定的人总是越要摆出一副学者架势，指手画脚，最后甚至自以为也懂得艺术创作，着手否认莎士比亚。这一来，连原先热爱莎士比亚的人也开始混乱，因为莎士比亚背后没有任何东西支撑，而这些人背后却是一所大学。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把这些人从那个虚幻的大学背景里拉开，然后单个审核他们的资格，盯着他们追问一声：”你是谁？” 否则，莎士比亚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莎士比亚来路明确，他们来路不清；莎士比亚有作品也就是有可以攻击的目标，他们没有作品也就是没有可以攻击的目标；莎士比亚在尽力感动民众，他们在大声左右舆论--总之，这是一场失衡的对峙，蒙面的偷袭。 追问之后我们就能宣布：不要再在莎士比亚的著作归属问题上分成相信派和怀疑派了，怀疑派不成其派，因为他们完全不懂艺术创作，因此不具备公开谈论莎士比亚的资格。 这种反问批评者资格的思路，使我豁然开朗。因为直到今天，单方面蒙面偷袭的闹剧还处处发生。前两天听一位欧洲经济学家告诉我，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即将规定，公共媒体上的”股评家”，必须公布自己的财产和持股状况。我虽然至今与股票无缘，却立即领会了此举的别无选择。因为据我亲身经历，至少已见到两拨真正的罪犯遮住了自己的面目在传媒上义正辞严地揭发和声讨受害者。看来古今同一，只有昭示批评者的真实面貌，结束”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状态，才能使批评开始变得稍有意义。 其实，即便闻到的声音，也有隐显两层。外显层次的声音往往非常学术，格外正义，而内隐层次，则沙哑焦躁，很不好听。有时一不小心，内隐层次会突显其外，让人吃惊。 对于这一切，即便在生前，莎士比亚也都领略到了。 例如，一五九二年吧，莎士比亚二十八岁，伦敦戏剧界有一篇文章流传，其中有一段话，针对性十分明确，而声调却有点刺耳： ……有一只暴发户式的乌鸦，用我们的羽毛装点自己，用一张演员的皮，包起他的虎狼之心。他写了几句虚夸的无韵诗就自以为能同你们中最优秀的作家媲美，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打杂工，却恬不知耻地以为举国只有他能震撼舞台。 这篇文章是署名的，作者是被称作”大学才子”的罗伯特·格林。他当时在伦敦文化界地位不低，发现突然冒出一个莎士比亚并广受欢迎，理所当然地觉得威胁了自己的地位。本可道貌岸然地摆弄一下文化学术声腔来镇一镇，谁知莎士比亚最先拿出来的几个剧本是《亨利六世》、《理查三世》、《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历史意味深厚，全然剥夺了批评者从学术文化上居高临下的可能，于是这个格林恼羞成怒，一下子就吐露出了他内心的嫉恨。其实，这也是后来很多文质彬彬的怀疑论者潜藏的心声。 这篇文章因格林死后被编入他的文集，才被后人看到，让后人知道莎士比亚活着时身边的真实声浪。可以推想更多真实的声音比这篇文章更其恶劣，真不知道莎士比亚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创造杰作并创造伟大的。听说他有时还会与别人在某个啤酒馆里打架，那我想，真是忍不过去了。 大师的处境，即便在四百年后听起来，也仍然让人心疼。 四 在欧洲当时，比莎士比亚更让人心疼的人还有一位，那就是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的作者。 他的生平，连随口讲几句都很不忍心。 他只上过中学，无钱上大学，二十三岁当兵，第二年在海战中左手残废。他拖着伤残之身仍在军队服役，谁料四年后遭海盗绑架，因交不出赎金被海盗折磨了整整五年。脱离海盗后开始写作，后因父亡家贫，再次申请到军队工作，任军需，即因受人诬陷而入狱。出狱后任税吏，又第二次入狱，出狱后开始写《堂吉诃德》。但是就在此书出版的那一年，他家门前有人被刺，他因莫名其妙的嫌疑而第三次入狱，后又因女儿的陪嫁事项再一次出庭受审…… 总之，这位身体残废的文化巨人有很长时间是在海盗窝和监狱中度过的，他的命运实在太苦了。 《堂吉诃德》已经出版，而且引起广泛轰动。但是，无论是地方官员还是法官，明明知道他的文学才华却不愿凭着一点良知，认真审查他遭受的灾难，给他一点点起码的公平。 当时的西班牙与英国不同，没有让只读过中学的塞万提斯像莎士比亚那样受到一批”大学才子”的审判，审判他的是真的法庭。然而正是这些真的法庭，使他联想到绑架了他五年之久的海盗，他们也有事没事就审判他。 当海盗的审判与法庭的审判连在一起组成他的人生过程时，他不能不摇头苦笑。 我一时想不出世界上还有哪位作家比塞万提斯承受过更多的苦难。他无法控诉了，因为每一项苦难来自不同的方向，他控诉哪方？ 因此，塞万提斯开始冶炼苦难。一个作家，如果吞入多少苦难便吐出多少苦难，总不是大本事，而且这在实际上也放纵了苦难，居然让它囫囵出入、毫发无损。塞万提斯正恰相反，他在无穷无尽的遭遇中摸透苦难的心窍，因此对它既不敬畏也不诅咒，而是凌驾于它的头上，俯视它的来龙去脉，然后再反躬自问。 终于，他的抵达正是另一个人物的出发，那就是骑瘦马、举长矛的堂吉诃德。这是塞万提斯用自身苦难铸造成的，由此证明他已彻底降伏苦难，获得了一种人类学上的读解。 堂吉诃德一起步，世界破涕为笑。 于是，塞万提斯也就在至高层次上诠释了漫画和寓言。 前一段时间我在马德里看到了塞万提斯的纪念雕像，雕像的下前方便是堂吉诃德的骑马像，后面还跟着桑丘。堂堂一国的首都在市中心以群雕方式来纪念他，而且把这个纪念广场以国名相称，叫做西班牙广场，我看在规格上已超过莎士比亚。这片土地以隆重的骄傲来洗刷以往的无知，很可理解。但遗憾的是，堂吉诃德和桑丘的雕像过于写实，就像是用油画的笔法描摹一幅天才的漫画，成了败笔。德国美学家莱辛在《拉奥孔》中曾娓娓论述，由史诗转换成雕塑是一种艰难的再创造，可惜西班牙历来缺少莱辛这样等级的理论家。 西班牙广场上的这组雕塑，塞万提斯为白色，堂吉诃德和桑丘为黑色。白色的塞万提斯天天注视着眼前黑粗笨拙的这一对宝贝又会暗笑，就凭你们这模样怎么还能流浪远方，把苦难流浪成寓言？ 塞万提斯晚年看到了别人伪作的《堂吉诃德》第二卷，于是赶紧又披挂上阵与文化盗贼搏斗，方式也就是赶写真的第二卷。真的第二卷出版次年，他因水肿病而去世。 说莎士比亚是一个假人，给塞万提斯一本假书，看来异地同理：都想否定他们的真实存在。他们太使周围垂涎，太使周围不安。 直到二百多年后，德国诗人海涅指出： 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在叙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里分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海涅眼里，只有这三头统治，只有这三座高峰。但是歌德出生太晚，并世而立的只有两头，同在欧洲，却隔着大海，当时两个国家还对立着。 我前面已经说过，似乎是上帝的安排，戏剧家莎士比亚戏剧性地在自己的生日那天去世，使四月二十三日成为一个奇怪的日子。谁知还有更奇怪的事情，似乎又是上帝，也只能是上帝，觉得两座高峰不能独遗一座，居然把塞万提斯的去世也安排在同一天！ 那么，一六一六年的四月二十三日，也就变得更加奇怪。 当时，无论是英国的斯特拉福，还是西班牙的马德里，都没有对他们的死亡有太大的惊讶。人类，要到很多年之后，才会感受到一种文化上的山崩地裂，但那已经是余震。真正的坍塌发生时，街市寻常，行人匆匆，风轻云淡，春意阑珊。 五 当时东方也站立着一位文化大师，那就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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