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论年齿”，“广求于微贱之间”，放弃皇室至高无上的尊严来解决继嗣问题；第五年，“中外皆忧上无继嗣”；第九年，“时上无继嗣，体常不平”；第十三年，“上始为微行”，未尝不是“广求于微贱之间”的意思；第十四年，大臣痛言“今即位十五年，继嗣不立”；第十五年，废许皇后；第十九年，“上以无继嗣，颇好鬼神、方术之属”……如此等等，可见成帝枉有后宫三千，却无一子的事实是当时朝野的头等大事。
其实，继嗣的问题，在成帝还没有即位、做太子的时候就显现出来了。《汉书·成帝纪》载：“选嘉女以配皇太子……久之，有一男，失之。乃成帝即位，立许妃为皇后，复生一女，失之。”发妻许皇后流产两次，都没有生出子女。无独有偶，一度受宠的班婕妤“有男，数月失之”，也流产了。从医学的角度说，如此频繁的流产，只能归罪于成帝本人的生理缺陷。这是正史不愿面对和承认的事实：成帝本人精子质量低劣，以至不能使受精卵怀足十月而中途流产—当然，这也跟成帝极端嗜酒有关。一个承平时代的皇帝，年富力强，体格健壮，又拥有无数国中最美丽的女人，耗费将近30年的时间，居然无一子嗣，除了生理原因，难道还能有另外的解释吗？
所以，即使在王莽专案组的调查报告中，也能看出这一蛛丝马迹。
司隶解光的奏折中说：元延元年中，中宫史曹宫自称生的是成帝的儿子，却被成帝赐死：“尽置暴室狱，毋问儿男女，谁儿也！”—不要问是男是女，是谁的儿子！然后当此儿未死时，成帝赐药给曹宫，让其自杀，曹宫临终前说：“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儿男也，额上有壮发，类孝元皇帝。今儿安在？危杀之矣！奈何令长信得闻之？”可笑的是，曹宫居然还以为是赵合德姐妹欲擅天下，而且自辩儿子像孝元皇帝—即成帝的爹—却不说像成帝，毫无疑问是拉大旗作虎皮，搬出成帝的爹来压成帝，以求保全性命。成帝当然知道自己的生理缺陷，所以才不问“谁儿也！”，一律诛杀—既然我知道不是我的儿子，你就是搬出我爹也不顶用，你为什么不说像我？因为你知道绝对不是我的儿子！况且班固记载“掖庭丞吏以下皆与昭仪合通”，既然这些人能与赵合德私通，为什么就不能与许美人和曹宫等人私通呢？
还有一条佐证。成帝是猝死，即毫无征兆就死了；如果成帝不自知生理缺陷，在没有子嗣，而且身体健康的情势下（死时才45岁），绝对不会马上立非嫡亲的侄子为太子，而要等到自己的皇子出生。可是，这一不可能的情况却恰恰发生了：绥和元年（前8年）春，立定陶王刘欣为太子；仅仅隔了一年，绥和二年三月，成帝就驾崩了。如此紧锣密鼓，恰是成帝自知生理缺陷的铁证。
赵飞燕和赵合德“专宠十余年”而无子，不是两个女人的过错，恰恰是成帝的生理缺陷使然！
【诬陷】汉成帝和赵飞燕、赵合德(3)
二人“害皇子”的所有罪证，全部出现于司隶解光的调查报告中；而司隶解光，恰恰是王莽专案组的成员。合乎逻辑的推演结果，只能说这是王莽授意的诬陷。
王莽为什么要诬陷赵氏姐妹呢？其间与淳于长干系极大，因为赵飞燕当皇后几乎完全得力于淳于长。绥和元年（前8年），即成帝驾崩前一年，大司马王根因病免职，而淳于长居九卿之首，按照惯例，应当接任王根大司马之职。此时王莽任侍中、骑都尉、光禄大夫，当然争不过淳于长，于是，王莽派人暗中窥伺淳于长的行动，终于被他捉到了把柄。原来淳于长此人滛于声色，和废弃的许皇后寡居的姐姐私通，娶为小妻。许皇后通过姐姐厚赂淳于长，想恢复婕妤的位置。淳于长仗着皇太后外甥和成帝男宠的双重身份，“受许后金钱乘舆服御物前后千余万，诈许为白上，立以为左皇后”。其实淳于长乃是垂涎于许皇后的国色，通过其姐给许皇后传递情书，极尽调戏之能事，过足了意滛的瘾。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没想到工于心计的王莽早已埋下伏兵，侦知了这一情事，马上向病榻上的叔叔王根告密，并说：淳于长见您久病不起，非常高兴，自以为可以取代您辅政了，已经向人封官许愿了。王根闻言大怒，让王莽面见太后，复面见成帝，导致淳于长被下洛阳狱，以“大逆”的罪名死于狱中。王莽遂除掉了最大的政敌，顺利地升迁大司马，时年38岁，正当年富力强。
可是，万万没想到，汉哀帝感激赵飞燕立自己为太子的功劳，不但不治赵飞燕的罪，反而尊赵飞燕为太后；不仅如此，哀帝的母族成了新的外戚，原来的王氏家族遭到了重大打击，大司马、新都侯王莽也被遣回家中。
汉哀帝仅仅在位六年，元寿二年（前1年）六月驾崩，年仅26岁。他的侄子继位，是为汉平帝，时年九岁。太皇太后征召王莽为大司马，王莽随即展开了对已经升任皇太后的赵飞燕的疯狂报复：首先贬赵飞燕为孝成皇后，一个月后，又迫不及待地把赵飞燕废为庶人，当天赵飞燕就自杀了。至此，王莽终于彻底肃清了成帝的残余势力。
九年后，王莽篡国，建立新朝，汉嗣中绝。
赵飞燕和赵合德，这两个以媚惑的肢体语言邀宠的女人，如同刘邦的宠姬戚夫人一样，因为僭越了宫廷政治学的范畴，而遭遇了杀身大祸。不仅如此，王莽的政治清算，夹杂着《汉书》作者班固的私怨（班固的姑姑班婕妤因赵氏姐妹获宠而失宠），在中国史上永远地制造了诛杀皇子的姐妹杀手的恶毒形象；而那只身轻似燕的赵飞燕，那个仅仅“尤工笑语”的赵合德，被历史歪曲之后，永远地成为了文人们肆无忌惮意滛的对象。
【隐喻】吕布和貂蝉
貂蝉，是中国民间评选的古代四大美女—西施，王昭君，貂蝉，杨贵妃—中惟一于史无载，而仅见于小说家言的。于史无载，是指无论正史野史，都无貂蝉一鳞半爪的倩影；小说家言，是指罗贯中的巨著《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塑造的貂蝉形象，完全空|岤来风，居然跻身于四大美女之列，在中国史上可谓孤例。
但“貂蝉”其名却并非凭空捏造。东汉应劭《汉官仪》载：“侍内金蝉左貂，金取刚固，蝉取高洁也。”侍内的帽子上装饰着“金蝉左貂”，是为“貂蝉”冠。因此山西社科院孟繁仁先生考证说貂蝉乃宫中掌“貂蝉”冠的宫女，发出宫后被司徒王允收为义女。此说虽有道理，但罗贯中却说“其女自幼进入府中，教以歌舞，年方二八，色伎俱佳，允以亲女待之”，明明是自幼入府的歌伎。因此，与其说貂蝉的命名从“貂蝉”冠而来，还不如说是罗贯中自己创造的呢。
貂蝉，一身而兼两种动物。貂，长于寒带，聪明伶俐，生性慈悲。北极圈内的猎人捕貂，常常假装快要冻死的样子，躺在貂出没的地方。貂看到后就跑出来，用自己的身体去温暖人。猎人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捕到了貂。貂蝉看到王允两眉紧缩，坐卧不安，马上毛遂自荐，说：“倘有用妾之处，万死不辞！”正是貂的慈悲心的写照。貂蝉自愿献身，用连环计游刃于董卓和吕布之间，与貂用自己的身体去温暖人是多么的相像啊！而如同忘恩负义的猎人一样，诛杀董卓后，王允就再也不管貂蝉的死活了。
蝉，无巢无|岤，黍稷不享，不食污秽之物，高洁不群。北美洲有一种生命周期非常长的“十七年蝉”，要在地下潜伏十七年才能羽化。当貂蝉被送给董卓，她就变成了一枚诱饵，勾引得肥胖的董卓大闹凤仪亭。但螳螂捕蝉，吕布这只黄雀在后面紧盯着呢。不知貂蝉对吕布是否真心，董卓死后，貂蝉出污泥而不染，跟了吕布；但她仍然是被动的：“吕布至郿坞，先取了貂蝉。”一个“取”字，虽然命不由己，却也不屑之至。吕睯婷?酌怕ズ螅?懿佟敖?啦计夼?鼗匦矶肌保货醪跸匀恢皇擎??7锹啦嫉钠拮樱?虼讼侣洳幻鳎?词乖凇度??菀濉氛庾??┮换疃??奈杼ㄉ弦彩?チ俗偌！5?遣跎?さ揭欢n锥魏螅?突岚言?械耐夤趋劳巳ィ?俏?安跬伞薄r怎醪醯闹腔郏??焉硐氡夭荒选2跬桑?残砺薰嶂幸丫?凳玖缩醪醯慕峋帧?br/>
貂和蝉，两种动物的美德集于一身，貂蝉因此是两种动物的隐喻。
貂蝉，这个如貂似蝉的女人，这个无名无姓的女人，她命名的秘密被隐藏了两千年。
【兵变】唐玄宗和杨贵妃(1)
天宝十五年事变中有一个长期被忽略的人物，他就是玄宗的第十六子，永王李璘。“安史之乱”爆发后，永王璘被玄宗封为江陵郡大都督，总领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西南路四道节度使，受命力保江南不失。
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玄宗逃出长安，欲入蜀避难；七月，太子李亨擅自在灵武（宁夏）登基，是为肃宗；八月，才派人通知已抵达成都的玄宗，玄宗已无兵权，无奈之下，只得宣布逊位；第二年（757年）十月，肃宗派人入蜀迎接玄宗；十二月，玄宗回到长安。
永王璘坐镇江南，地位非常重要，因为江南富庶的物质供应是西北战事的首要保障。在这个节骨眼上，肃宗却找了一个永王璘“有异志”的借口，命他入蜀觐见玄宗。这是一招非常毒辣的计谋：如果永王璘奉命入蜀，则自解兵权；如果永王璘抗命不从，则迹同谋反。果然，永王璘不甘于做他人俎上鱼肉，拒不受命。肃宗遂派人。天宝十五年十二月，永王璘率领舟师东下，直指广陵（扬州）。路过九江的时候，恰巧李白正在庐山隐居，永王璘慕李白的诗名，邀李白入幕府。第二年二月，永王璘兵败，逃亡到大庾岭被杀。李白也因此获罪下狱，长流夜郎。
—如此不厌其详地罗列日程，是因为永王璘之事疑窦甚多。在对安禄山战争的关键关头，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永王璘“有异志”的情况下，肃宗为什么要解除永王璘的兵权？关于此事，《旧唐书》载：“以薛镠、李台卿、蔡垧为谋主，因有异志。”《新唐书》载：“璘生宫中，于事不通晓，见富且强，遂有窥江左意，以薛镠、李台卿、韦子春、刘巨鳞、蔡垧为谋主。”由正史的记载可见，“有异志”、“遂有窥江左意”是事后的主观判断，近乎欲加之罪，更近乎莫须有的栽赃！姑且不说肃宗和永王璘感情深厚（“璘数岁失母，肃宗收养，夜自抱眠之”），即使被肃宗派人，永王璘仍然忠于唐朝大业，这从李白的十一首《永王东巡歌》中就能看出来—“为君谈笑静胡沙”，“南风一扫胡尘静”—说明永王璘打的旗号仍然是对安禄山作战。如果永王璘确有反意，他就应该在肃宗刚篡位的时候打着玄宗的旗号起兵，岂不更有号召力？
永王璘死后的情形也颇为古怪。“肃宗以璘爱弟，隐而不言。”（《旧唐书》）“及死，侁送妻子至蜀，上皇伤悼久之。肃宗以少所自鞠，不宣其罪。谓左右曰：‘皇甫侁执吾弟，不送之蜀而擅杀之，何邪？’”（《新唐书》）没有肃宗的亲命，一个小小的将领何敢“擅杀”永王？肃宗的“隐而不言”、“不宣其罪”和玄宗的“伤悼久之”对照起来看，颇有意味。
马嵬坡兵变，得知太子有异志时，玄宗一定想起了46年前相似的一幕。公元710年六月，中宗驾崩，韦皇后立中宗第四子重茂为帝，是为少帝，自己临朝摄政，总揽大权。相王的儿子李隆基勾结太平公主和禁军将领，预先埋伏于禁中，二更，天星散落如雪，众人攻入宫中，灭了韦后一门。当此时：
时少帝在太极殿，刘幽求曰：“众约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出见相王，叩头谢不先启之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庙不坠于地，汝之力也！”（《资治通鉴》卷209）
由此可见，李隆基发动此次政变的目的是拥立其父相王为帝，事成后又假惺惺地阻止众人的拥戴，既把贪天之功都揽到了自己身上，又不让相王落下篡位的坏名声，为自己将来顺理成章地继位埋下伏笔，可谓心机深厚。果然，相王抱着李隆基哭道：“国家没有灭亡，全赖你一个人的功劳啊！”
其后，李隆基和太平公主挟持少帝禅位于相王，是为睿宗。而李隆基“拜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兼押左右万骑，进封平王”（《旧唐书·玄宗本纪》）—这是最关键的一着棋，李隆基掌握了禁军，即掌握了朝廷命脉。结果，立太子时，没有立长子，而立了李隆基。紧接着，在和太平公主的明争暗斗中，李隆基又一次胜出，并逼迫睿宗传位于他。从睿宗即位到传位于李隆基，仅隔了一年时间，可见李隆基称帝之心是多么的迫不及待。公元712年，李隆基继位，是为玄宗，时年2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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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变】唐玄宗和杨贵妃(2)
阴谋家李隆基的亲身经历，使他对权力旁落深怀戒惧。开元三年（715年），立第二子为太子（长子已死）；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以结党的罪名废太子，“天下之人不见其过，咸惜之”（《旧唐书》），可见是莫须有的罪名；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又立第三子为太子，是为肃宗。但玄宗对太子并不信任，《安禄山事迹》载：
禄山见太子不拜。左右曰：“何以不拜？”禄山曰：“臣蕃人，不识朝仪，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曰：“是储君，朕百岁之后，传位于太子。”禄山曰：“臣愚，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今当万死。”左右令拜，禄山乃拜，玄宗尤嘉其纯诚。
安禄山见太子不拜，以此向玄宗表忠心，玄宗非但不怪责，反而“嘉其纯诚”，可见对太子的猜忌之心。因此“玄宗春秋渐高，托禄山心旅之任”—托心旅之任的恰恰是不拜太子的安禄山！自此之后，安禄山不断升官加爵，被玄宗当作了制衡太子的重要一翼。因此，当“天宝十三载正月，安禄山来朝，上（即太子）尝密奏，云禄山有反相”时，“玄宗不听”（《旧唐书·肃宗本纪》），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因此之故，马嵬坡兵变，得知太子有异志时，玄宗狼狈地离开马嵬坡，两天后即“下诏以璘为山南东路及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采访等使、江陵郡大都督”（《旧唐书》），“诏璘即日赴镇。俄又领山南、江西、岭南、黔中四道节度使”（《新唐书》）—惊魂未定，擅权谋的玄宗就对永王璘委以重任，让他据守富庶的江南，显然是以永王璘为制衡太子的重要一翼，同时未始不是为自己将来离蜀留下一条后路。
如此看来，玄宗抵达成都后另有密诏给永王璘也不是不可能。因此，李白才一闻永王璘宣召即入幕府，为的是替生平知己玄宗打抱不平，报答玄宗的知遇之恩。《永王东巡歌》第十一首的最后一句—“西入长安到日边”—可能也隐晦地透露了永王璘的使命。
肃宗当然不能容，擅自在灵武登基后，第一件事就是捏造罪名永王璘，导致永王璘不断向东退却，离玄宗所在的成都越来越远。同时，玄宗身边发生了一系列奇怪的事：“剑南健儿贾秀反，伏诛……行营健儿李季反，伏诛……剑南健儿郭千仞反，伏诛。”（《新唐书》）这么多起造反事件层出不穷，难道是孤立的事件吗？这些事都发生在肃宗至德二年（757年），永王璘未败之前和之后，不排除是肃宗对玄宗的警告。所以，永王璘死后，玄宗才会“伤悼久之”，肃宗碍于玄宗的面子，才会“隐而不言”，“不宣其罪”。这一年年底，玄宗回到长安，住在南内的兴庆宫；三年后被肃宗赶到最陈旧，地位最低的西内甘露殿居住。至此，玄宗权力尽失，任人宰割，就等着大限的降临了。
那么，玄宗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一生的转折点，长恨歌传奇之始的马嵬坡的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一天是天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丙申）。到达马嵬坡后，《旧唐书·玄宗本纪》载：
诸卫顿军不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奏曰：“逆胡指阙，以诛国忠为名，然中外群情，不无嫌怨。今国步艰阻，乘舆震荡，陛下宜徇群情，为社稷大计，国忠之徒，可置之于法。”……及诛杨国忠、魏方进一族，兵犹未解。上令高力士诘之，回奏曰：“诸将既诛国忠，以贵妃在宫，人情恐惧。”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
《资治通鉴》卷218载：
玄礼对曰：“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当自处之。”入门，倚杖倾首而立。久之……上曰：“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高力士曰：“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
贵妃既死，“时年三十八，瘗于驿西道侧”（《旧唐书·后妃列传》）；此时太子尚未入马嵬坡：
【兵变】唐玄宗和杨贵妃(3)
上总辔待太子，久不至，使人侦之，还白状，上曰：“天也！”乃命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从太子，且谕将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庙，汝曹善辅佐之。”又谕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为念。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资治通鉴》卷218）
玄宗等待太子，久久不来，派人侦之，才发现太子被诸将所阻，于是叹息道：“这是天意啊！”遂分兵与太子。—毫无疑问，这是经过修饰了的太子政变的记载！杨国忠是太子的政敌（曾谋废太子），杨贵妃是玄宗最心爱的女人。太子借他人之手杀了杨国忠，此犹可解，因为杨国忠时为宰相，掌有实权，又兼任剑南节度使，所以才劝玄宗入蜀，杀了杨国忠就是断了玄宗的左膀右臂；居然又杀了杨贵妃，这是进一步断绝玄宗的生念，为自己随后的篡位打牢基础。果不其然，太子回渭北，继续北上，自奉天至平凉，再趋灵武，七月即篡位登基，先斩后奏，八月才通知玄宗。玄宗被迫逊位。
回到长安后，玄宗欲改葬贵妃，却不敢明言，“密令中使改葬于他所。初瘗时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旧唐书·后妃列传》）—真是悲哀啊，堂堂太上皇，为自己心爱的女人改葬，居然还要偷偷摸摸地进行；而“香囊仍在”，是为后世贵妃不死传奇的张本。
【乱弃】元稹和崔莺莺(1)
与白居易齐名，时称“元白”的唐朝大诗人元稹的一生，被陈寅恪先生讥讽为“巧婚”、“巧宦”。元稹八岁丧父，随母亲依附舅家，生活贫困。这段不幸的童年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元稹先依附京兆尹韦夏卿，再依附宰相裴垍，后与宦官驿站争宿遭贬，一转而依附宦官，竟至于官居宰相，为时论所薄。这样一个投机热中之徒，初恋便主演了一出始乱终弃的悲剧便不足为奇了。
元稹所作《会真记》传奇是后世所有西厢故事的母本。《会真记》传奇乃元稹初恋故事的自供状，张生即元稹本人的论断，前人多有考据，比如元稹的年龄、行踪，都和《会真记》的张生若合符节；崔莺莺的母亲郑氏是张生的“异派之从母”，而元稹的母亲也姓郑，与崔母出于同宗……如此等等，以至于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
因为张生即元稹自况，元稹在《会真记》传奇中对自己始乱终弃的恶行多方予以掩饰，叙事中因此留下大量的漏洞，引起了后世许多人的兴趣，千方百计地要补足其中的漏洞，所以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除了元稹本人的《会真记》传奇之外，以张生和崔莺莺故事为主题的续作者居然达到了27种之多！不过时间隔得愈久，续作与故事的原貌也就差得愈远，以至最后催生了王实甫《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中的“大团圆”结局。在流氓文人的意滛之中，崔莺莺真实的悲惨命运被付之一笑，化作了王实甫得享大名的锦绣文章。
《会真记》一开始，元稹就向我们解释了何以22岁仍然保持着处男之身的原因：“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凶行。余真好色者，而适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登徒子并非好色之徒，因此那种行为才是凶行。我是真的好色，却遇不到我喜欢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凡尤物，我未尝没有留心，因此凭这知道我并非忘情的人。元稹自承好色，但他的好色区别于登徒子的好色。
接着，元稹因为认识守蒲的将领，从而保护了远房姨母郑氏一家不受乱军的马蚤扰。郑氏设宴款待元稹，这时出现了颇堪玩味的一幕：
命女：“出拜尔兄，尔兄活尔。”久之辞疾，郑怒曰：“张兄保尔之命，不然，尔且掳矣，能复远嫌乎？”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张惊为之礼，因坐郑旁。以郑之抑而见也，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
郑氏命崔莺莺出拜远房表兄，以拜谢活命之恩。过了很久，崔莺莺推说身体不舒服，不愿见。郑氏很生气，说：“要不是表兄的保护，你就被掳走了，还避什么嫌疑！”又过了很久，崔莺莺才勉强出见，根本没有打扮，显然心里仍不乐意。“常服睟容，不加新饰”把她这种勉强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穿着平常的衣服，不加修饰，坐下来一副哀怨的样子。但是崔莺莺的美貌仍然震惊了元稹。
这时是贞元十六年（800年），崔莺莺17岁，元稹22岁。元稹15岁时已登明经科，21岁时在河中府任小吏。但登明经科仅获出身，还要再经吏部试后方可入仕。因此，遇见崔莺莺的时候，元稹正准备进京应试。对于这样一个已经有能力保护他们，同时前景又不可限量的远房外甥，崔莺莺之母郑氏显然心有所属：她让崔莺莺出来拜见元稹，崔莺莺称病推辞之后，郑氏的反应是大怒，以“要不是他保护你，你就被掳走了”这样一对一的口吻坚持要崔莺莺出来，甚至不管这样的强迫之举会让崔莺莺生气，导致对元稹的不礼貌，而事实上崔莺莺的确生气了，装出了一副病恹恹的不耐烦模样。一连两个“久之”，把崔莺莺的勉强和郑氏一定要等待崔莺莺出来的情状描写得活灵活现。接着元稹询问崔莺莺年龄，郑氏马上对答生于某年某月，到今天多大了，殷勤备至。但崔莺莺仍然冷淡，一句话都没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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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弃】元稹和崔莺莺(2)
下面的故事妇孺皆知：元稹委托红娘递纸条，崔莺莺回复说：“待月西厢下，近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元稹信以为真，半夜翻墙头进了西厢，却被崔莺莺义正词严地训斥了一番，灰溜溜地回去了。正绝望间，几天后的一个夜晚，红娘携着被子和枕头来了，安置好后，把崔莺莺送到了元稹的床上，元稹遂得尝心愿。
当元稹委托红娘递纸条的时候，红娘很奇怪地问他：“你为什么不求婚？”元稹这个自称不是登徒子的无赖说了这么一番话，千载之下犹使人感其凉薄：
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
—昨天我一见崔莺莺就不能自持，数日来废寝忘食，只怕没有几天好捱的了。如果明媒正娶，又要纳采，又要问名，三几个月的时间我可能就会相思而死了。这是多么典型的混蛋逻辑啊。今天寻求一夜情的男人，往往还在用元稹这个借口，口蜜腹剑，欺骗良家妇女。
在此后一个月的时间里，元稹“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和崔莺莺在西厢里颠鸾倒凤，上演了一夜夜甜蜜的狂欢。期间，元稹向崔莺莺询问郑氏的态度，崔莺莺的答复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版本：
“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元稹于是想和郑氏谈谈，促成和崔莺莺的婚事。
“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
—“我妈妈全都知道了，但是已经无可奈何，就想成就咱们的婚事。”
小小一个普救寺，元稹和崔莺莺偷情一个月而郑氏居然毫无察觉，绝对是不可能的事，因此第二个版本当更接近事实真相。郑氏显然已经知道了二人私相授受，无可奈何不过是面子上的功夫，因为此前在设宴款待元稹的时候，她已经暗暗有意把崔莺莺许配给元稹。
可是马上就没有下文了。紧接着元稹就准备动身去长安，告诉过崔莺莺之后，崔莺莺嘴里不说什么，却满面的愁怨之容。数月后，元稹又回来了，和崔莺莺又一起待了几个月。显然，元稹根本没有和崔莺莺成婚的意向，否则这大半年的时间为什么始终没有和郑氏敲定此事？无权无势的寡妇弱女，怎能满足投机分子元稹的贪欲？作为佐证，三年后元稹依附新任京兆尹韦夏卿，和韦夏卿的女儿韦丛成婚，然后入秘书省任校书郎。《会真记》中同样写实地记载了这一事实：“后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后岁余”，按《会真记》传奇中的时间推断，恰恰就是贞元十九年（803年）；元稹别有所娶的，正是韦丛。
当元稹在西厢和崔莺莺最后分别之时，早已看破元稹真面目的崔莺莺，发出了她一生中最强有力的控诉：“始乱之，终弃之。”始乱终弃，从此成为那些心怀鬼胎的肮脏男人的逼真写照。
临行前，崔莺莺为元稹弹琴，一曲《霓裳羽衣曲》未终，崔莺莺“投琴，泣下流连”。即使是崔莺莺如此深情的离别怨曲，即使是“左右皆唏嘘”（这个“左右”也包括崔母吗？），元稹，这个始乱终弃的无赖，仍然义无返顾地踏上了热中功名的青云道。
贞元十八年（802年），元稹没有通过吏部的考试，一个人在长安寂寞无聊，又想起了崔莺莺，给她写了一封信，连同一盒花胜，五寸口脂一起寄去。崔莺莺回了一封长信，缕述相思之情，又一次含蓄隐晦地谴责了元稹始乱终弃的恶行。这一封信到手，元稹如获至宝，考试没有通过的郁闷心情，被美人垂顾相思的得意冲淡了许多。他迫不及待地公开了这封哀怨缠绵的情书，他的朋友们也开始艳词滛声，意滛起来。元稹借张生的口，为自己始乱终弃的恶行辩解。这是一大段精心策划的构陷之辞：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乱弃】元稹和崔莺莺(3)
—凡是尤物，不害己必害人。假如崔莺莺嫁给富贵之人，凭着娇宠，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龙，我不知道她能变化到何种程度。过去的殷纣王和周幽王，据百万之国，国家强盛，然而一个女子就让他们亡国了，众叛亲离，死无葬身之地，成了天下人的笑柄。我的德行不足以胜过妖孽，只有忍情，和她分手。
这真是一篇无耻至极的声明！把崔莺莺归为害己害人的妖孽，从而一笔抹杀了自己始乱终弃的恶行。在崔莺莺哀感顽艳的相思表白面前，元稹的辩护简直就像一篇臭不可闻的党八股。事后，在崔莺莺嫁人之后，元稹还纠缠过她两次。最后一次，崔莺莺给元稹写了一首诀别诗：“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元稹的丑陋嘴脸就在这两句诗中显现了出来。元稹居然更无耻到认为自己的纠缠“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这真是从何说起！在崔莺莺嫁人之后，纠缠就是补过，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啊。和元稹同时代，曾受过元稹举荐的诗人蒋防，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对元稹人品的厌恶，在所作传奇《霍小玉传》中，借元稹的岳父韦夏卿之口，对主人公李益始乱终弃的恶行进行了委婉的嘲讽：“足下终能弃置，实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为思之！”在《霍小玉传》传奇中，李益对霍小玉也是始乱而终弃，韦夏卿指责他“实是忍人”，恰恰对应元稹“忍情”一语，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指桑骂槐。
无独有偶，元稹的始乱终弃并不是孤例。和韦丛成婚的第七年，韦丛身染重病，卧病在床。其时是元和五年（810年），元稹任监察御史，去成都出差，“府公严司空知之，遣涛往侍”（《唐才子传》），派著名女诗人薛涛去侍奉他。在妻子奄奄一息的时刻，元稹和比他大11岁的薛涛如胶似漆，诗词酬唱。第二年韦丛病逝，元稹也离开了成都，回到长安，他和薛涛的感情从此步上了崔莺莺的后尘。“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元稹诉说着别后的相思，却没有任何行动，听凭薛涛在成都无限凄凉地隐居，终身未嫁。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不知道元稹曾经的沧海的水和巫山的云是崔莺莺，是韦丛，是薛涛，还是后来纳的妾，又娶的妻。“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元稹在女人的花丛中穿行，却懒于回顾，不知道懒于回顾的原因是因为哪个“君”—是崔莺莺，是韦丛，是薛涛，还是后来纳的妾，又娶的妻。
元稹生平惟一所作的传奇，取名《会真记》，陈寅恪先生指出：“会真即遇仙或游仙之谓也。”而在唐代语境中，“真”或“仙”不仅指美貌女子，而且语含轻佻，甚至“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倡妓者”（陈寅恪语），由此可见，元稹将此传奇取名《会真记》包含着何等用心。在他的心目中，崔莺莺不过就是他遇见的一个“真”或“仙”，一个妖孽般的尤物。“会真”，一次艳遇而已。
这个一生“薄行”的人，这个始乱终弃的人，大和五年（831年），暴卒于武昌军节度使任所，时年53岁。民间传说他死于雷击。
元稹死后，连他最好的朋友白居易给他写的墓志铭中都讳饰地讥他“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这就是元稹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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