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勾践又不能明着来，毕竟，范蠡身后还有一个强援—计然；相对于范蠡，勾践更害怕这个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人。于是，勾践使了一招毒计：我不明着杀你，我杀你最心爱的人。西施鸱夷沉江。
勾践舍不得杀西施吗？不，西施死了，他还可以把郑旦据为己有。但是范蠡就不一样了。范蠡心如死灰，一霎间消灭了所有的雄心壮志。要复仇吗？西施已不能复生。况且越王有恃无恐，灭吴的强大军队还等着称霸天下呢。
范蠡出走，万念俱灰，连妻子都不顾了，俱被勾践杀戮。范蠡浮舟临江，自号“鸱夷子皮”，自此之后，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范蠡……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史记·货殖列传》）遂成一方巨富。齐国的相，还做它干吗？从此与政治绝缘。
【沉江】范蠡和西施(3)
可是且慢—比吴越故事早二百余年的管仲所著《管子·小称》载：“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原来那时已经有艳名播于天下的美人西施了，而且西施也成了美人的通称。那么，那个西施又有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呢？
【诅咒】万喜良和孟姜女(1)
鲁迅是一切塔式、墙式地上建筑的仇恨者；如同欣幸于雷峰塔的倒掉一样，鲁迅于1925年间切齿地说：“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八十年过去了，如今它仍然稳稳地矗立在北中国的苍茫暮色之中，龙脊龙脉，添砖加瓦，为gdp贡献百分点，为意滛者贡献“太空可见”的神话。
在一片“伟大”的赞誉声中，诅咒者的声音总是显得那么单薄，寂寥。两千多年前，第一位诅咒者现身了，她就是孟姜女。孟姜女哭倒了长城，从而使这一传奇成为中国史上最经典的传说之一。但是，传统语意中长城的功用乃在于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此一定位部分抵消了孟姜女对长城修建过程中劳民伤财的指控，国家安全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
据顾颉刚考证，孟姜女故事的原型出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齐侯攻伐莒国，大将杞梁被莒国俘获，“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杞梁又名杞殖。杞梁之妻义正词严地谴责齐侯在城外吊唁杞梁，不合礼节。汉代刘向编著的《列女传》增添了“哭城”的情节：“杞梁之妻无子，内外皆无五属之亲。既无所归，乃就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之，内诚动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而城为之崩。”而她亦“赴淄水而死”。
杞梁，就是后世“孟姜女哭长城”传说中孟姜女丈夫万喜良的姓名来源；而孟姜女，在任何一部史籍中都没有提到过这个名字，只出现在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之中。而且显然，孟姜女故事经过了一代一代的演化，才定型为今天耳熟能详的面貌。
民间传说为什么单单把孟姜女故事放置在秦始皇时期？权威的说法是民众无法忍受秦始皇为修建长城横征暴敛，遂虚构了一个丈夫被征为民工的民女，又把杞梁之妻哭城的情节移植过来，作为对秦始皇的血泪控诉。而在我看来，此说大为可疑，内中牵扯到一个十分重大的命题—长城的修建及其功能。
《史记·匈奴列传》载：“因边山险巉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长城并非秦始皇始建，而是统一六国后，把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连接了起来—是谓“可缮者治之”。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这是一句极其重要的记载。前此一年，即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又使蒙恬渡河……筑亭障以逐戎人。”蒙恬出兵的范围早已远远超出了长城，一直到达了阴山，而且设置了三十四个县，迁徙罪人驻守。在如此富有成效的占据之下，匈奴不堪压力，远远避让到了北边的蒙古高原。终秦一朝，匈奴始终被压缩在上述地域。而后一年，即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却又筑长城。值得注意的是，筑长城的主力军是“治狱吏不直者”—不公正的治狱的官吏们，而并非通常以为的从民间强行征召的民工！
如此，则孟姜女的身份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孟姜女不可能是民女。
别小看了“孟姜女”这三个字，这是一个信息含量非常丰富的名字。孟姜女并非姓孟，而是姓姜。孟者，长也，孟仲叔季排行中的老大；姜者，齐也，齐国的国姓，也是孟姜女的姓。孟姜女即齐国的长女之意。什么叫“齐国的长女”？如同皇帝称为“天子”，继承皇位的必是长子；长子的大女儿才能称为一国的长女，一国的长女非公主莫属，只有公主才能称为长女。孟姜女毫无疑问是亡国前齐国的公主。在漫长的故事流变过程中，公主的名字已经漫漶不清，怀念她的民间就用“孟姜女”这个高度凝练的名字指代公主。
秦始皇灭六国，虽然被后世的历史学家们赞誉为统一的不世之功，但六国之人却和他们的感受不同，他们身怀着亡国—也许还有亡家，亡命—之痛。荆轲的朋友高渐离拼死也要击杀秦始皇，使秦始皇胆战心惊地“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即使在统治稳固的二十九年（前218年），还有张良在博浪沙椎击秦始皇，致使“天下大索十日”。可见，六国之人时刻没有忘记家国之恨。
【诅咒】万喜良和孟姜女(2)
在这样伴随秦始皇一生的险恶情势下，这位鸡胸蜂准（马鞍鼻）的阴挚帝王，不得不颁布了严苛的秦律，大兴牢狱。《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于是急法，久者不赦。”—法令严苛，犯了法久久不能得到宽赦。终秦一朝，人口不过两千至三千万人（葛剑雄），仅仅修建阿房宫和骊山的受过宫刑和徒刑的罪人就多达七十余万之众！
犯人多，治狱的官吏们就多。而狱吏必须是具有一定经验和知识水平的管理者，否则，连秦律都理解不了，还怎么治狱。现成的人才是招募六国原有的治狱者，给他们在新帝国里一个出路。孟姜女的丈夫，齐国的驸马，应当就是其中的一员。
虽然有了出路，这些六国的精英们在侥幸之余，家国之恨依然无法尽数消除。决狱、治狱的过程中，对六国之人稍怀同情之心就是不可避免的人之常情了。因此而被秦始皇称为“治狱吏不直者”。我估计，秦朝的监狱里大概不止一次发生过有一定规模的政治抗议事件，或者此起彼伏，令秦始皇下决心根治。这就是《史记》中频频出现的迁徙和苦役的原因。动辄数万人或数十万人的迁徙，让罪人们去边远的地方填充新的郡县，直接面对凶猛的胡人或土著；对付“治狱吏不直者”，发配他们去筑长城和南越地，在日复一日望不见尽头的苦役中，消耗掉他们政治抗议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漫长的北部边地，这个被称为“长城”的怪物，成了他们新的辽阔的监狱。
还不仅止于此，还不仅仅是把异端同他们的家人，同他们的故国隔离开来，所谓孟姜女寻夫式的“亲人离散”的长城悲剧远远没有说出本质。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地理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ttiore）在《中国的边疆》一书中有过一个有趣的论断：“中国从有利于建立中国社会的精耕农业的环境中，逐出了一些原来与汉族祖先同族的‘落后’部落，促成了草原社会的建立。”拉铁摩尔多次强调，在农业社会与草原社会的关系史中，主要是农业社会限定了草原社会，而不是草原社会“扰乱”了农业社会（转引自唐晓峰《长城内外是故乡》，《读书》1998年4期）。—因此，秦始皇长城的修建，人为地限定了，或者说加速了长城内外政治、文化、经济的分割状态。阿根廷小说家博尔赫斯以其天才的直觉发现了这一秘密：“目前和今后在我无缘见到的土地上投下影子的长城，是一位命令世上最谦恭的民族焚毁它过去历史的凯撒的影子。”（博尔赫斯《长城和书》）
—如同分割东西德的柏林墙，长城是中国境内分割历史和传统，分割异端和民众，分割两种社会形态的中国的柏林墙！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于一夜之间倒塌了。而孟姜女的眼泪，穿越两千年的漫漫铁幕，还在哀哀地哭着。传说中被她哭倒的那段长城，又不动声色地砌起来了，就像没有发生过任何意外一样。因此，与其骄傲地说孟姜女事件是“一场伟大的‘性别—政治’战争，而且是女性一方为数不多的胜利中最辉煌的一次”（张闳《孟姜女：水与土的战争》，2004年2月12日《南方周末》），毋宁说从此开启了更其严酷，更其没有漏洞的修补成例。
逝者如斯夫，两千年如一日。
【疑情】项羽和虞姬(1)
《史记·项羽本纪》中关于“霸王别姬”故事仅有寥寥数笔：
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有美人名虞”，但是并没有以后世流传的“虞姬”其名称呼；直到唐《括地志》等书才出现“虞姬”其名。当然，“姬”只是代称，并非虞姬的本名。虞姬其人有姓无名，名早已漶灭在历史断裂的黑洞里了，五代时期的词牌名则干脆以“虞美人”呼之。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中《楚汉春秋》一书乃汉初陆贾所著，至南宋时亡佚。毫无疑问，司马迁著《史记》时参考过《楚汉春秋》一书：“盖司马迁撰《史记》据《楚汉春秋》，故其言秦、汉事尤详。”（王利器）
可是，《楚汉春秋》中记载的“美人和之”的和歌，注重细节兼好奇的司马迁却没有录入《史记》。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从《楚汉春秋》中引录了这首和歌：
歌曰：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一直以来，就有人怀疑这首和歌是后世的伪作，理由是秦汉没有如此成熟的五言诗。但是，《汉书·外戚传》记录的戚夫人哀歌却已是相当成熟的五言诗：“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幕，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郦道元《水经注·河水》记录的秦时民谣也已是相当成熟的五言诗：“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餔。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因此，《楚汉春秋》所录的这首和歌并非伪作，应无问题。
《楚汉春秋》和《史记·项羽本纪》是“霸王别姬”故事的最早记载。二书都没有涉及虞姬的结局。以常情度之，虞姬不可能活下来，否则就不会有民间口耳相传的虞姬自刎情事，就不会至唐时尚有“项羽美人冢”的地望方位。垓下一战，四面楚歌声中，饮剑楚帐只能是虞姬惟一的结局。
通说以为：“霸王别姬”故事，反映的是虞姬和项羽感天动地的爱情；楚霸王英雄末路，虞姬自刎殉情。这悲情一瞬，已定格在中国文学的字里行间，定格在中国戏曲的舞台上，成为中国古典爱情中最经典，最荡气回肠的灿烂传奇。
对历史事件的追根溯源，揭破真相，只能依赖于对原始文本的读解。仔细玩味虞姬的和歌，我从中发现了这个爱情故事的疑点。
“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头两句是客观纪实，同时也是虞姬即将抒发感慨的情境铺排。虞姬对形势的判断和项羽的疑惑是一致的—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可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虞姬对形势的判断居然直接导致了对项羽精神状态直至未来命运的否定！大王您继续战斗的意气已经到头了，我也不愿苟活了。虞姬凭什么判断出“大王意气尽”了？仅仅凭项羽闻楚歌而“夜起，饮帐中”吗？如果这是激将之辞，以自己不愿苟活激励项羽继续战斗，那么项羽和诸将的反应就不应该是“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而应该是怒发冲冠，决一死战。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话语的煽动力和传染性，虞姬精心设计的“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这一情境铺排所产生的奇妙效果—它真的让项羽和诸将失去了决战的意气！
虞姬的态度是非常奇怪的。作为项羽最宠爱的女人，当项羽遭逢末路，但尚未完全失败的时刻，她应该挺身而出，激励项羽，而不是附和项羽“时不利”的借口，诱惑项羽在恶劣的形势面前低头。毕竟项羽才三十余岁。她深知项羽一生百战，出生入死，也曾有过“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从而击败秦军，起死回生的经典战例，也曾有过以三万人杀汉卒十余万人，逼迫刘邦数十骑逃跑的经典战例；可是此时，虞姬非但不用以前的类似处境鼓励项羽，恰恰相反，反而哀叹“大王意气尽”！此刻项羽身边尚有八百余骑，俱是精兵良将，无不以一当十，即使打不过刘邦，起码可以保护项羽全身而退，以图东山再起。事态的发展也验证了这一点。项羽突围而出，到了乌江边：
【疑情】项羽和虞姬(2)
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檥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
可见项羽不是没有渡江生息的机会，只是项羽固执地认为“天之亡我”，不愿渡河，“乃自刎而死”。虞姬为什么不等所有的机会都用尽，再无生路时殉情，就这么匆匆忙忙就判了项羽的死刑呢？
虞姬这首被人赞誉为“坚贞爱情结晶”以及我国最早的五言诗（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的和歌，就这样散发出了可疑的气息。我甚至怀疑她是刘邦效法西施而派往项羽身边的美女间谍。以刘邦的智力和行事风格，以项羽的“妇人之心”和不听劝谏刚愎自用的性格，这是完全可能的。可是史籍漫漶，不仅刘邦、项羽、虞姬的籍贯之间找不出丝毫的蛛丝马迹，就连虞姬最早追随项羽的时间也无可考了，只好作为一桩笑谈吧。
有多少历史的秘密，就这样湮没在历史断裂的黑洞之中了。“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豁达，历史循环论的切肤之痛，不过都是这种历史断裂的后果罢了。
【意滛】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1)
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昭君出塞。自此之后两千余年，王昭君在国家话语和民间传说中都被当作汉匈两族和好的象征，同时王昭君的个人遭际也成为历代文人马蚤客们吟咏喟叹的对象。
正史关于王昭君的记载共有三处。
《汉书·元帝纪》：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
《汉书·匈奴传》：
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班固《汉书》乃客观纪事，到了范晔《后汉书》就有所铺陈，写成了一篇生动的小说了。
汉元帝在位期间，经过一百多年的汉匈战争，“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汉书·匈奴传》）。不仅属国都已背叛匈奴，而且匈奴内部也分崩离析，最多的时候，居然有五个单于在互相攻伐！攻伐的结果，是剩下了两个单于，呼韩邪单于和他的哥哥郅支单于。此时，匈奴已经到了“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汉书·匈奴传》）的地步，呼韩邪单于遂于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第一次入朝觐见宣帝，宣帝赐以厚礼。转年，呼韩邪单于第二次入朝觐见。两年两次觐见，其频繁的程度可见一斑。呼韩邪单于入朝觐见，在表示臣服的同时，也和汉朝商定了对付郅支单于的策略。郅支单于自感无力对付汉朝和呼韩邪单于的联盟，遂转往今伊犁河流域一带发展。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矫制”（伪造命令）出兵，在康居诛斩郅支单于，在给朝廷的上疏中，二人喊出了既空前更绝后的划时代最强音：“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著名的豪言壮语，显示着汉朝的国力已达顶峰，连匈奴—这侵害中原二百余年的劲敌都告臣服。呼韩邪单于遂统治了匈奴全境。
然后，《汉书·匈奴传》生动地记载了呼韩邪单于此时的心情：
郅支既诛，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上书言曰：“常愿谒见天子，诚以郅支在西方，恐其与乌孙俱来击臣，以故未得至汉。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
呼韩邪单于喜的是郅支单于已被诛杀，整个匈奴终于都归自己统辖了；惧的是汉朝国力如此强盛，哪一天自己难免不会重蹈郅支单于的覆辙。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汉元帝竟宁元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朝觐见，并“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以汉朝的女婿自居，而以前双方的关系都是对等的，都是“约为兄弟”。这一年汉元帝44岁，呼韩邪单于也在40岁以上，两人年龄相当，而单于居然自居为婿，可见因为实力确实不济，才沦落到如此屈辱的地步。然则，表示臣服的行为不是进贡，而是求赏（自居为婿在先），以单于如此年龄，则依赖心理已经重到了撒娇的程度。求赏就是当女婿的撒娇。不过也难免，依附汉朝十八年，任谁都会心理变态。“愿婿汉氏以自亲”，这句陪着小心，诚惶诚恐又撒娇的话，雄辩地表明了这次和亲迥异于此前的任何一次和亲模式。
匈奴一直是汉政权的一块心病。开国之初，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刘邦亲征匈奴，结果被匈奴围困七天七夜，差一点做了俘虏，史称“白登之围”。脱围后，刘邦只好和亲匈奴，以“宗室女翁主”嫁给单于为阏氏，并和冒顿单于结为兄弟，开了和亲的先河。汉文帝时，“复遣宗人女翁主为单于阏氏”。汉景帝时，“遣翁主如故约”。如此和亲模式，都是汉朝不得已的妥协行为，以求换取短暂的安宁。
【意滛】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2)
可是，“昭君出塞”时已是汉强匈弱，根本没有和汉朝作对的资本和能力，而且此后匈奴再也没有对中原地区构成过重大威胁。因此，王昭君的这次和亲与其说是“和亲”，倒不如说是“赏亲”—有“战”才有“和”，如今呼韩邪单于甚至以自身作抵押（单于亲身入朝，就含有拿自己当人质的意味在内），谈何“战”、“和”？既失去了“和”的前提，“和亲”之说当然就无法成立。
事实上，“昭君出塞”根本就不是“和亲”！
首先，以前每次和亲，两汉书的记载都明确点出“和亲”二字，而且都是在匈奴的强大压力之下才进行的；而昭君此次，所有的记载都是“赐单于”！明明白白只是呼韩邪单于自居为婿，撒娇般地求赏之后汉元帝的一种即兴赏赐行为。
再者，以前每次和亲，都是以“宗室女翁主”、“宗人女翁主”嫁给单于为阏氏，而王昭君的身份仅仅是“待诏掖庭”（即尚未见过皇帝，《汉书·元帝纪》）、“后宫良家子”（《汉书·匈奴传》）、“以良家子选入掖庭”（《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也就是说，此时王昭君仍然是一介平头百姓。和亲要求身份对等，而昭君以如此身份出塞，呼韩邪单于还乐得屁颠屁颠的，居然还封昭君为“宁胡阏氏”；“宁胡”二字，显然是汉元帝所赐，多么轻蔑的封号啊！可见这根本不是和亲，而是汉朝把匈奴当作属国的待遇。
区别是否“和亲”非常重要。如上所述，昭君出塞，并非和亲，只是大汉赏赐给匈奴的一件礼物而已。这件礼物的意义非常重大，它表明汉朝和匈奴的关系已经彻底倒置。汉朝已经强大到根本不必担心外族入侵，根本不需要屈辱地和亲的程度；而返观匈奴，呼韩邪单于这个不争气的最高首领，完全丧失了上进之心，满足地托庇于汉朝的强大羽翼之下。
所以，两汉书从未说过昭君出塞是“和亲”，班固和范晔的态度很骄傲，恰与汉元帝将昭君“赐单于”的态度一致。而汉元帝本人恰恰是汉帝国由盛转衰的一道分水岭。他不需要掩饰，他是强盛的一代。自此之后，不知从何年何月起，虚弱又虚伪的国家意识形态开始重塑“昭君出塞”的意义，赏赐遂变为和亲，压迫遂变为平等，民族矛盾遂变为民族团结。表面上，国家意识形态／大汉族沙文主义刻意制造一种民族对等的假象，以掩盖骨子里的凡异族皆为夷狄的歧视，因此才会大肆宣扬昭君是“民族团结”的象征。
国家话语和民间传说意滛了昭君两千多年。
但是，这种状况却成全了王昭君。
王昭君的确是个奇女子，在那个人不由己的时代，她却凭借智慧和良好的判断力，勇敢地抓住机遇，奇迹般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在汉元帝赏赐呼韩邪单于的关键时刻，她审时度势，毅然挺身而出，“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千载之下，昭君如同亲睹的出场，以在汉宫最后最美丽的一次亮相，告诫所有的姐妹：命运掌握在皇帝的手里，也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与其在这监狱般的汉宫里幽闭至死，不如远赴大漠，开始艰苦但是更富有挑战力的新生。好像是对昭君此次亮相的预言，此前一百年，汉武帝在掖庭设掖庭狱，专门关押犯罪的宫人。掖庭，真的成了后宫三千佳丽辽阔的监狱。
如此奇女子，《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居然说她“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把昭君有胆有识的行为归结为见不到皇帝的“悲怨”，赌气所为，未免太也小觑了昭君。
背倚着国家意识形态的阔大远景，文人马蚤客们永远不会甘居人后，他们也加入了意滛的大合唱。在他们的眼中笔底，昭君的自主选择却成了他们怜香惜玉的理由。
东汉蔡邕（即蔡文姬的父亲）在《琴操》一书中如此胡编乱造昭君的结局：
单于死，子世达立。昭君谓之曰：为胡者妻母，为秦者更娶。世达曰：欲作胡礼。昭君乃吞药而死。
【意滛】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3)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呼韩邪单于死后，前妻的儿子继位，按照匈奴的习俗，娶后母王昭君为妻，仍为阏氏。不独此，匈奴尚有兄死弟继的传统。当年汉高祖刘邦和冒顿单于结为兄弟，在刘邦，可能只是权宜之计；但是匈奴没有汉人的j狡，刘邦死后，冒顿单于以兄弟的身份，真心实意地给吕后写信说：“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陛下你现在孤身一人，和我一样都是独居。两主失去了配偶，都不快乐，也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娱乐的，我愿意拿我所有的，换取您没有的。“愿以所有，易其所无”是性关系的隐语。显然，冒顿单于真的以弟自居，愿意帮助兄长的妻子解决独居寂寞的问题。
而蔡邕竟然罔顾史实，也根本不懂匈奴的习俗，在臆想中，用汉人的纲常伦理这剂毒药杀死了昭君，圆了他的贞节之梦。不知道是不是对蔡邕意滛的报复，二百年后，他的女儿，著名的蔡文姬也被掳到了南匈奴，嫁给了左贤王，并且留下了一双儿女。
到了晋朝的《西京杂记》，意滛开始升级。《西京杂记》虚构了一个叫毛延寿的画工，因为昭君不肯贿赂他，就把昭君画得很丑。结果嫁给呼韩邪单于的时候，“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然后把牵涉此事的画工统统杀了。这就不仅不承认昭君的自主选择，甚至假想了一个外力，暗示昭君被丑化才导致了悲惨命运。
至于后来包括杜甫、王安石在内的无数名家巨擘吟咏昭君，俱称她为“明妃”（晋人为避司马昭讳，改昭君为明君），就更让人肉麻了。昭君何尝做过妃子？嫁到匈奴，昭君做的是阏氏（皇后）；未嫁之前，在汉宫中，昭君的名分是“待诏掖庭”，《汉书》应劭注：“郡国献女，未御见，须命于掖庭，故曰待诏。”尚处于“待诏”的初级阶段，连皇帝的面都没有见过，谈何册封为妃？“明妃”的称呼显然是拟汉元帝口吻。元帝初见昭君，惊为天人，可是又不能失信于“蛮夷”。于是深自后悔。以至后来有人附会说昭君离宫四个月后元帝就驾崩了，是因为过度思念昭君所致。那些被搔到痒处，拨乱芳心的政坛文坛大儒们，如此惟妙惟肖地替汉元帝在阴间圆房，意滛的功夫可实在是高明得很哪。
至此，昭君被正式定位成因远嫁匈奴而被同情的对象。政治和文学的双重意滛合流，以至于《昭君怨》毫无异议地成了古筝的一首名曲。
略记昭君后事如下：
昭君非常幸运，刚刚离开汉宫四个月，汉元帝就病死了。如果不及时离宫，还不知道等待着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命运呢。
到匈奴第二年（前32年），昭君生了一个儿子，叫伊屠智牙师，被封为右日逐王。
第三年（前31年），呼韩邪单于死，前妻的长子雕陶莫皋继位，称复株累单于。按照旧俗，昭君又嫁给了他，生二女。
王昭君入乡随俗，完全融入了匈奴社会，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匈奴人。
昭君死后，一直到王莽时期，她的女儿、女婿、外孙们仍然活跃在汉匈之间。
而青冢，这座埋葬昭君的墓，蒙语称“特木尔乌尔虎”，意为“铁垒”，是匈奴人对这位选择了奇特命运，刚强如铁的奇女子的最好纪念。
是的，它仅仅是一座关乎个人人格和魅力的纪念碑。
【诬陷】汉成帝和赵飞燕、赵合德(1)
汉成帝死时，正当45岁的盛年。《汉书·外戚传》记其死时行状：“帝素强，无疾病……晨，傅裤袜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昼漏上十刻而崩。”素无疾病的汉成帝，早上起来穿裤袜，突然掉了衣服，口不能言，症状类似于中风，两个多小时后就驾崩了。死后，赵飞燕、赵合德姐妹“专宠十余年”的显赫地位遭到了无情的颠覆：以大司马王莽为首的专案组，秉承皇太后的旨意，呼应“民间归罪赵昭仪”的社会舆论，展开了彻查行动，迫于压力，妹妹赵合德自杀；姐姐赵飞燕因立太子有功，不仅被继位的汉哀帝赦免，而且被封为皇太后，汉哀帝死后，被王莽废弃，亦步其妹后尘自杀。
姐妹俩自杀之前，一定都想起了过去的旖旎时光。
《汉书·外戚传》载：
孝成赵皇后，本长安宫人。初生时，父母不举，三日不死，乃收养之。及壮，属阳阿主家，学歌舞，号曰飞燕。成帝尝微行出。过阳阿主，作乐，上见飞燕而说之，召入宫，大幸。有女弟复召入，俱为婕妤，贵倾后宫。
赵飞燕和赵合德，这两个出身微贱的宫人，却身负异秉：被父母抛弃后三日不死。在阳阿公主家学习歌舞的赵飞燕，因体轻如燕，被称为“飞燕”。恰逢汉成帝微行，见到赵飞燕的美貌和舞姿，一见倾心，遂召入宫中。赵飞燕又把妹妹赵合德介绍给成帝。二人都被封为婕妤，俱得宠幸。《西京杂记》如此区分二人的特长：“赵后体轻腰弱，善行步进退，女弟昭仪不能及也。但昭仪弱骨丰肌，尤工笑语。二人并色如红玉，为当时第一，皆擅宠后宫。”
鸿嘉三年（前18年）冬，汉成帝废掉立了14年的发妻许皇后；两年后，立赵飞燕为皇后，封赵合德为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
立赵飞燕为皇后的过程一波三折。《汉书·外戚传》载：
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难之。太后姊子淳于长为侍中，数往来传语，得太后旨，上立封赵婕妤父临为成阳侯。后月余，乃立婕妤为皇后……（淳于）长……封为定陵侯。
因为出身微贱，皇太后很不满意，颇有刁难。于是，赵飞燕求助于太后的外甥，时任侍中、可以自由出入禁中的淳于长。淳于长说通了太后，先封赵飞燕的父亲为成阳侯，解决了出身问题；一个月后，才立赵飞燕为皇后。而淳于长，这个汉成帝的男宠，因为遂了成帝的心愿，也被封为定陵侯。
然后：
皇后既立，后宽少衰，而弟绝幸，为昭仪。居昭阳舍，其中庭彤硃，而殿上髤漆，切皆铜沓黄金涂，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釭，函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自后宫未尝有焉。姊弟专宠十余年，卒皆无子。
末年，定陶王来朝，王祖母傅太后私赂遗赵皇后、昭仪，定陶王竟为太子。（《汉书·外戚传》）
一被立为皇后就失宠，好像是中国史的铁律。赵飞燕也不例外。反而是赵合德开始“绝幸”，她居住的昭阳舍金碧辉煌，大大突破了后宫的礼制。但是遗憾的是，姐妹俩专宠十余年，竟然没有生出一个孩子！为了保住荣华富贵，姐妹俩接受了定陶王祖母傅太后的贿赂，劝说成帝，最终立定陶王刘欣为太子，是为汉哀帝。
故事的进展开始残酷起来。《汉书·成帝纪》载：元延元年（前12年），“昭仪赵氏害后宫皇子”。而《汉书·外戚传》对赵合德诛杀皇子的记载更丰富，更富于文学性，宛如班固亲见。王莽专案组，司隶解光的调查报告披露了有趣的细节：
许美人……怀子……昭仪谓成帝曰：“常给我言从中宫来，即从中宫来，许美人儿何从生中？许氏竟当复立邪！”怼，以手自捣，以头击壁户柱，从床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当安置我，欲归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为！殊不可晓也。”帝亦不食。昭仪曰：“陛下自知是，不食为何？陛下常自言‘约不负女（汝）’，今美人有子，竟负约，谓何？”帝曰：“约以赵氏，故不立许氏。使天下无出赵氏上者，毋忧也！”（命人把皇子抱来后）帝……自闭户，独与昭仪在。须臾开户……曰：“……箧中有死儿，埋屏处，勿令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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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诬陷】汉成帝和赵飞燕、赵合德(2)
赵合德哭着撒娇，绝食，成帝居然也绝食；成帝命人抱来许美人的孩子，和赵合德一起弄死了他。
这是一个不合常情常理的故事。据班固的姑姑、也曾被成帝宠幸过的班婕妤说：“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矣！”（《汉书·成帝纪》）况且，终成帝一朝，并没有见他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显然，成帝绝非变态到居然连自己的皇子都亲手诛杀的地步。即使成帝对赵合德因爱生畏，但是在皇位归属正统的重大问题上，成帝也绝不会妥协。这是皇权社会最重要的问题，具有无可置疑的惟一性；而且，在中国史的记载中，亲手诛杀自己的皇位继承人，拱手将皇位让给侄子，也仅此一例。
如此一来，事情就变得可疑起来。
查《资治通鉴》，从汉成帝即位到赵合德害皇子之间的20年间，朝野一直都在为成帝无子的事实困扰和焦虑着。即位第三年，即有大臣“以为后宫女宠太盛，嫉妒专上，将害继嗣之咎”；第四年，有大臣甚至劝成帝“毋择好丑，毋避尝字，毋?br/>免费电子书下载shuba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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