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没有因为自己学术地位的边缘化而放弃自己的信念，他对那些相信国家干预的药方可以拯救西方于危难之中的人，仍然抱以毫不动摇的怀疑态度。这首先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知识分工理论有着坚实的科学基础，孤寂的处境反而使他变得更加顽强，他开始深入思考一个超出了单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现象。他所提出的那个纯粹知识论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能否达到它为自己设定的理想目标，开始演变为一个视野更为宏大的问题：人类在思考如何改进自身的社会处境时，何以会普遍地受到一些错误观念的支配？
“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
据这本《哈耶克传》称，他在1937年编过一本《集体主义经济计划》文集(副标题是“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批评性研究”)。这个题目似乎显示着此书没有超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论域。但据哈耶克本人说，他所以承担此项工作，是因为他发现“一些在欧洲大陆已经众所周知的深刻的新见解，尚没有传进英语世界”。这项旨在传播一种正确观念的工作，成了哈耶克从经济理论转向政治学说的，他从此以后才开始“搞起了政治哲学”。他认识到，必须从更宽广的角度向人们解释清楚，一些错误的观念如何导致了“天真的结论”。哈耶克思想发展中的这一重要转折的原因，我们从他同年出版的《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一书中，可以看到更清晰的表达。
他在该书中说：“我深信，正是这类学术讨论，从长远看会影响公共舆论，进而决定未来某个时代的实际政治。”因此他认为“必须有很多人在观念领域中进行艰苦的研究，……从长远来看，人类的事务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正是这种信念使我对这类思考给予高度重视，尽管这些思考对于眼前的事态所产生的影响不大。”哈耶克在这里第一次明确地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不但看到观念传播在决定舆论中的巨大力量，更重要的是他坚信只要做出持之以恒的努力，“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
当然，一旦认识到决定着各种经济问题之解决方案的是它们背后的一些道德和信仰因素，对于一贯秉承奥地利学派哲学化的主观主义经济学传统的哈耶克来说，从经济学转向一般社会理论的研究并不费力。这一学派的哲学方法论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倾向于把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关系作为整个社会关系之一种来看待，因此用今天的话说，它很容易变成“经济学帝国主义”，把自身的适用性扩展到狭隘的经济学领域之外。例如，它的世界观否定社会现象中的规律具有客观意义上的真实性，而是认为这种规律的有效性完全取决于人们是否相信它们并据以采取行动。从这个角度观察到的社会行为中表现出的规律性，都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规律，而是一些人们有关自己能够或应当做什么的信念。
从这个角度看，哈耶克与写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韦伯一样，都相信塑造“人类行为世界”的是某种信念体系，而不是他们生存于其中的既定物质条件。用哈耶克本人的话说，人们的“社会科学”知识中包含的宗教仪式或咒语，就像我们视为正确的任何自然规律一样，对社会研究者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我们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对于正在进行实物交换的人，无法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区分出他们是在交易还是在举行宗教仪式的，所以若是不考虑其中的主观因素，便无从知道这种行为的真实意义。在哈耶克看来，经济学中的这种主观主义视角，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共同特点。
既然观念在形成|人们的“客观行为”上的作用是如此重要，对观念传播者的批判便成了至关重要的任务。米塞斯在这一点上也对哈耶克有着突出的影响。他的《社会主义》一书是哈耶克承认对自己思想有重大影响的两部著作之一(另一本是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米塞斯在这本书中认为，由于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力理解复杂的命题，所以他们“总是追随我们称之为受教育者的人民的领袖。”这些领袖都是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骨干是他们，而不是群众”。这些充满道德激|情的知识分子在群众中传播危险的观念，使人们无法认识到建立在个人产权和交换制度上的市场对于一个自由社会生死攸关的重要性。米塞斯在这本书里大声疾呼：“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只有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念能够打败社会主义的观念”。
熟悉米塞斯和哈耶克思想风格的人想必都会同意，“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的信念，最可用来解释这两位思想家数十年坚持不懈的思想勇气。和米塞斯一样，哈耶克从《通往奴役之路》开始，便把他的主要对手定位于那些充满伦理理想和建构主义热情的知识分子。但是他强调自己与其对手之间的分歧不在于道德目标，而在于对一个高效而自由的社会组织方式的认识论差异。
他从西方思想史中观察到，试图以“工程师精神”(这个出现于《科学的反革命》中的概念，后来演变为更为人们熟知的“建构理性主义”)改造社会的理想，无论在什么地方，最初都不是工人阶级自身的利益所要求的，而是一些在道德信念上无可指摘的知识分子，根据某种抽象的思想原则构想出来的。他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中说，民主国家的人们“认为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影响微不足道。这是指知识分子用自己一时的具体想法影响决策的能力，以及当民众就某些问题进行投票，而他们所持看法不同于群众的流行观点时他们对投票施加影响的程度，那么以上观点当然不能算错。然而若是着眼于更长远的时间，他们在那些国家所发挥的影响，大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他们是通过形成公众舆论发挥着这种影响。”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哈耶克从三十年代末开始，便踏上了为挽救自由制度而四处征战的不归路。从二战时期时写成的《科学的反革命》和《通往奴役之路》，到朝圣山学社的成立和《自由宪章》的出版，直到他生前的最后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负》，哈耶克的思想其间不管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看到的都不是一个安于书斋的学者，而是一个以捍卫人类自由为己任的观念斗士。用这本传记中的话说，他在追求公共利益时“充满激|情和献身精神，……驱使他进行研究的，乃是对公共利益的巨大关切。”一种“强烈的知识精英主义倾向”，使他成了一个“伟大的道德主义者”，无时无刻不表现出在观念世界里匡谬纠偏的热情，即使年届耄耋之年依然未曾稍减——他其后的思想历程，使他成了一个最有资格说“吾道一以贯之”的人。1978年，他甚至打算通过一场公开的辩论，与巴黎的左翼知识分子一较短长——他也许希望能够通过自然科学中的常规做法，即用扎实的证据和坦诚的交流来证明对手是错误的。在提出这种设想时他大概忘记了自己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做的严格区分：作为社会科学之研究对象的人类行为，因其背后都存在着某种信念而不可能有真正客观的基础。既如此，我们不难设想，在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要里取得科学意义上的共识是何其不易。不用多说，这一计划的流产也在情理之中。
莫再为了忘却而纪念
但是，尽管哈耶克的对手们不易说服，他在同他们的对垒中勿庸置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我看来，对哈耶克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给予了最恰当的总结和评价的，可能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是来自他的一个对手。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著名学者、《新左翼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面对八十年代以后自由化的滚滚洪流，在1999年为他的同志们概括出了导致“新自由主义”获胜的三条教训。
在他看来，这首先要归功于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首的自由主义者敢于反对某一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潮流。他们猛烈抨击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政策，尽管这样做完全不得人心。“他们长期坚持一种处于边缘地位的反对派态度，当时得到公认的‘理智’和‘科学’就算没有认为他们是疯子，也是把他们当作怪物。他们一直坚持到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能使他们的纲领得到具体实施的历史可能性的时候。”
其次，这些自由主义者在自己的信仰上从不让步，缺乏中庸之道是它们的显著特点。“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彻底性和思想上的坚定性，才使它获得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影响。”但是它这种毫不妥协的最高纲领又是“高度可操作”的，它提供了一个激进措施的巨大宝库，可以被运用于各种情况，并可以随情况的变化做出调整。
第三，这些自由主义者不承认任何已经确定的体制是不可改变的。在五、六十年代，资产阶级根本不敢设想在西方发达国家大量辞退员工而不会引起社会马蚤动，更不敢设想能够对市政工程、邮电通信、学校甚至监狱实行私有化。但是当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在长期的经济衰退过程中发生变化时，这一切都被证实为可行的了。安德森由此得出结论说，无论多么神圣或多么为人所熟知的体制，都不是原则上不可触动的：“制度的格局比人们认为的要更柔弱和可塑”。
显而易见，安德森在总结出这三条教训时，几乎不提自由主义的理论细节，也没有反省自己的理论有何问题，而是着力强调了意志或精神因素在导致其取胜中所起的作用，因而是不足为训的。但他确实十分真诚地认为，自由主义者的这些表现都是左翼力量需要努力学习的地方。本应坚信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安德森，重复着哈耶克本人在五十年前的话：自由主义者必须从社会主义者的成功中学会“他们敢做空想家的勇气”(见“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一文)，他变成了和哈耶克一样的唯心主义者。他欣赏后者早就悟出的道理：一种看似稳固的制度，在观念的进攻面前是多么“柔弱和可塑”。
安德森说的不错，既然哈耶克确曾因拉斯基和凯恩斯等人而黯然失色，他和他的战友们为何不能让这个故事再重复一遍呢？这从一个侧面再一次提醒我们，哈耶克在七十年代以后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并非因为他提出了一种什么新理论，倒不如说，这仅仅是一次老旧观念的复辟，是新潮流来临之际“为了忘却的纪念”。由此说来，尽管哈耶克是当代政治哲学家中间思路最清晰的人物之一，他也不会因为这种清晰而免除再次被人误读或遗忘的危险。今天已经有不少人认为，对于俄国经济的“休克疗法”造成的混乱，那些笃信哈耶克市场理论的政策操作者难辞其咎；在中国，许多受到哈耶克影响的人，或是因为鼓吹加快市场化过程，或是因为容忍新权威主义，也开始被人指责为“背叛了民主的自由主义”甚至是“新权贵阶层的同谋”。这些指责当然都不是没有原因的。遗憾的是，哈耶克对这些事情会做出怎么的评说，我们已经无从猜测。尽管哈耶克本人认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一个有限的法治政府和公平开放的市场竞争，但是不难想见，只要民生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只要民众一方不愿接受大量“潜规则”下的“市场竞争”，而掌权者一方不愿接受“有限政府”；只要自由主义是以“侵吞公产的私有化政策”或“权贵资本主义”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那么对哈耶克的误读或遗忘就随时有可能发生。
对于那些希望它发生的人，我们就不必多说了；凡是那些想避免它发生的人，则始终应当牢记，哈耶克不但是一个“顽固的市场主义者”，他还是一个休谟或柏克意义上的道德哲学家，他把专横自负的权力，无论它来自什么地方，视为人类自由的头号敌人；他认为没有个人责任担当的道德追求根本就不是道德追求；他相信“人们享有公民自由的资格，与他们对自己的禀性施以道德约束的愿望成正比，与他们把热爱正义置于个人贪婪之上成正比”(柏克语，《致命的自负》第二章开头的引语)。
第1章家庭（上）
1899年5月8日，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vonugthyek)降生在维也纳，当时的维也纳纷争不已。维也纳人对几乎所有事情的前景都持不同的看法。犹太复国主义政治运动的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herzl)就是维也纳人，而希特勒也出生在这座城市。
维也纳在很长时间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后来又是奥地利帝国的首都。1867年，它成为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是日尔曼语世界的文化中心，它也是整个世界的音乐之都——贝多芬、莫扎特、海顿、舒伯特都曾在这个城市生活和作曲。
哈耶克的父亲奥古斯特(哈耶克用了他中间的名字)于1871年出生在维也纳。奥古斯特是市卫生局雇佣的一位医生，但他真正的兴趣是植物学，在这一学科，他写作了大量专著。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也是维也纳大学一位非全日制植物学讲师。
哈耶克的母亲费利西塔斯(娘家姓氏)·冯·尤拉舍克(felicits(nee)vonjurschek)出生于1875年，她的母亲出生在一个富裕、保守、拥有地产的家庭。在弗里德里希出生前几年，费利西塔斯的妈妈去世，费利西塔斯得到了相当大一笔遗产，这给她和奥古斯特提供了婚后若干年的大半收入。哈耶克是三个孩子中的老大，海因里希比他小一岁半，埃里希比他小五岁。
哈耶克曾经谈论过他的父亲对自己的事业的影响，哈耶克说，“我想，如果没有对知识工作的那种尊重，那么，我就改变我自己的发展方向，去做别的事情了。我决心成为一名学者，当然受到了我父亲想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却未能实现这一野心的影响。我们从来没有怎么谈论过此事，但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我父亲生活中最大的雄心就是成为一名大学教授。我就是在这样的想法中成长起来的：没有什么东西比成为一位大学教授更高贵的了，尽管我对研究哪一学科还没有一点清晰的想法。”[1]
除了父亲的学术追求之外，祖父和外祖父——他们很长寿，一直活到哈耶克能够记得他们的年龄——也都是学者。弗兰茨·冯·尤拉舍克(frnzvonjurschek)是奥地利杰出的经济学家，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三大鼻祖之一奥伊根·冯·庞巴威克(eunvonb&oul;h-bwerk)的密友(另外两位是卡尔·门格尔[krlnr]和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voweiser]，冯·尤拉舍克也认识后者)。冯·尤拉舍克是一位统计学家，后来，被奥地利民族政府雇佣。由于继承了第一任妻子(费利西塔斯的母亲)的遗产，他也富裕起来。
哈耶克的祖父古斯塔夫·艾德勒·冯·哈耶克(gtvedlervonhyek)则在维也纳的帝国中学教了三十年的自然科学。他撰写了有关生物学的系统性论著，有的相当出名。维也纳大学图书馆收藏有他的一本专著(德文)，《1869年在英国“箭猪号”军舰上进行的深海调查》(deepsevestigtiononbordthebritishwrship”porcupe”1869)；其他专著还有《维也纳地理概要》(pendiuoftheogrphyofvienn)和《制药厂动力图解》(tlsofdiclndphrceuticlplntpowers)。
19、20世纪之交的日尔曼语世界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今日。哈耶克一生中经历了很多技术领域的大变化，哈耶克曾经描述过他年轻时的一幕场景，当时汽车还没有出现，他看到消防员骑的一匹马“站在马厩中，时刻准备被套上马车，拉任何东西；只要按两三个按钮，马就可以自己完成一切。”[2]
19、20世纪之交日尔曼语世界与20、21世纪之交的日尔曼语世界的差异不仅仅表现在技术方面。1899年的日尔曼语世界的成见极深，反犹主义甚嚣尘上，维也纳尤甚。哈耶克却一点都没有当时很多、甚至大多数基督徒都具有的反犹主义思想。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维也纳，有人钟爱有人咒骂。在有些人看来，它是光芒四射的知识的天堂，那儿生活着一些最伟大的天才人物。在有些人眼里，它却是一个浅薄的城市，肤浅的东西压倒了实质性的东西。研究维也纳的历史学家艾伦·亚尼克(llnjnik)和斯蒂芬·陶尔敏(stephentoul)引用维也纳学者罗贝尔特·穆西尔(robertil)的话，把奥地利社会称为“卡卡尼亚”(kkni)，这个外号给人“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表面上，它是把‘帝国-皇家’或‘帝国与皇家’两个词组中的第一个字母kk或kuk拼在一起，但对于熟悉德语中的幼儿语言的人说，它则表示‘大粪’(excrenti)给人的感受”。[3]
穆西尔本人曾写道：“总而言之，有多少引人注目的东西都可谓这种看不见的大粪！名义上，它自称为奥-匈帝国；但在平常谈话中，人们都直呼它为‘奥地利’——也就是说，大家对仍然用它自己宣誓要放弃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国家。从宪法上看，它是个自由国家，但他的政府体制却是教权主义的(clericl)。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但当然啦，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公民。设有一个议会，它总是非常热衷于运用自己的自由权利，于是，就经常被关闭掉；不过也有一个紧急状态法案，根据它的规定，可以不经过议会就治理国家，而每一次当所有人刚刚开始享受专制统治之乐趣的时候，皇帝又下令现在必须恢复到议会制了。”[4]
维也纳学者希尔德·兹皮尔(hildespiel)把1898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间称为维也纳“不可思议”的年月，当时，“天才似乎是突然地涌现出来——尤其是在文学和哲学领域”[5]，1866年的奥-普战争中奥地利被普鲁士打败后的几十年中，奥地利基本上再没有战乱和流血冲突。这些年月，维也纳繁荣起来，中产阶级迅速成长壮大。
1900年，维也纳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维也纳历史上有两个时代可称为黄金时代，一个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音乐的黄金时代，另一个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
弗里德里希——他母亲和大多数朋友则叫了他一辈子“弗里茨”(fritz)(对此他不大喜欢)——小小年纪就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知识和学术爱好。在一份未出版的自传性笔记中，他叙述说，他在上学之前，就能流利地阅读，并坚持读书。
他的父亲是市卫生局的卫生官，曾在不同的地区服务，因此，他家曾搬过四次家。在他未出版的自传笔记中，他回忆起家庭内部他跟弟弟们的隔阂。尽管他跟他们年龄相差不多，但他相信，他们多少属于另一代人，哈耶克更喜欢跟大人打交道。
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他写了一份半自传性质的文章《两种类型的才智之士》(otypesofd)，他用自己的“私下谈话”时的话评论说，“那些最常见的科学家是记忆型的。这种类型的心智能够牢记他曾经读过或听到的东西，通常是那些表达某种观念的个别的单词。这种类型的心智是“他所在学科领域的大师”。与之相反，哈耶克则是“不那么常见的类型中的一个极端的例子”，这类人是“陷入困惑的人”(puzzler)，他们“总是有很多困惑，其中只有很少的一些能够透过获得某种新的洞见而解决。他们之所以有很多困惑，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运用别人轻而易举地得出结论的那些现成的表述和论证。他们的精神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依赖某个不用言词思考的过程。他们直觉地‘看到’某种关联，但他们却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描述它们。”[6]
这种“外显的”知识与“默会的”知识问题——或者说“知道什么”(knogtht)与“知道如何”(knoghow)之间区别——正是他后半生致力探讨的问题，对于他形成自发秩序概念也是至关重要的。“自己学科领域的大师”具有可表达的知识(verblknowled)，而“困惑者”则具有直觉的知识(tuitiveknowled)。知识不是，或者说一开始并不是可以表达的。以为所有的知识在时间的任一点上都可以用语言清晰地表达出来，是一种谬误。即使没有找到用以表达的语言，知识也能够存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失误之一就在于它过多地依赖可以表达的知识。
哈耶克说，他在维也纳大学的老师冯·维塞尔从“很多方面看都是个困惑型人物”，这令我们联想到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peter)对维塞尔的思想的描述，因而我们可以推想，熊彼特的说法对哈耶克对自己的看法有所启发。熊彼特说，那些“走进维塞尔的思想世界的经济学家立刻就会发现，自己置身于某种新的氛围中。仿佛他进入了一间房子，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别处绝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房子，它的设计和家具是那样奇异，令人一时无法完全搞明白。没有任何学者像维塞尔那样不受任何学者的影响，我们基本上可以说，除了门格尔之外，他没有受惠于任何学者——结果呢，同时代的很多经济学家都不明白维塞尔的研究有什么价值。在他的大厦中，每一样东西都是他自己的智慧财产，即使是对别人在他之前已经探讨过的问题也是如此。”[7]
哈耶克是在日尔曼文化气氛中长大的，他曾描述过这种文化的特征。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写道(尽管对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作了区分)，“很少有人会否认，德国人总的来说是勤勉而守纪律的，他们的认真彻底和干劲都达到了无情的程度，对于他们所执行的任何任务都是尽心竭力、专心致志的；他们具有一种强烈的秩序感，严格服从权威；他们经常表现出时刻准备牺牲个人的气概，身陷险境时，也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他们所欠缺的品质，乍看起来似乎无足轻重，实际上却非常重要，有助于自由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互相的交往：和蔼与幽默感，谦逊，尊重别人的隐私，信任邻人的善意。”[8]
哈耶克在谈及自己的远房外甥、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时候，作出了下面的评论，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哈耶克长大成|人的那个社会。哈耶克回忆说：“最让我震惊的是，是他们对一切事物都‘求真‘(truthfulness)的激|情(我后来才知道，这是紧在我之前的那一代年轻的维也纳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这种‘求真’激|情在各个知识分子群体中几乎成为一种时尚，我也曾经奔走于这些知识分子群体中间。它并不仅仅意味着着讲真话，而意味着你必须以真理为‘生’，而不能宽容本人或他人的任何虚伪。这种态度有时会使他们十分粗暴，当然，也令人不快。塌方对每种习俗都要予以深入剖析，对于每种传统形态，都要揭露出它是骗人的。”[9]
第1章家庭（下）
哈耶克不光在政治上，从性格上看，也是一位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在1945年的一次演讲中他说，“德国人的知识传统，偏爱某种不为其他地方的人们所知的‘个人主义’，他们坚持理性主义，他们认为，从很多方面来看，‘独创性的’个性的发展是个人有意识选择的产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还是位青年学生时，第一次与当时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接触时，我是多么地吃惊甚至震惊，我发现，他们的所有行为举止，都十分乐于与公共习俗保持一致，而我曾经自然而然地以为，在大多数问题上与别人不一样、具有独创性，才是值得自豪的。”[10]
哈耶克不断成长。冯·哈耶克家族中，最吸引他的是父亲收集的植物标本。他们家不管准备搬到哪儿，前提条件都是要有地方来装无数晾干的植物标本及有关植物的书籍和图片。除了自家人生活之外，一家人，尤其是费利西塔斯与孩子们还会去走访费利西塔斯的父亲及其后妻与他们生的孩子。哈耶克的家人今天还记得，哈耶克的外祖父有个大家庭，大家关系很紧密。哈耶克自己也回忆说，在外祖父家的聚会人总是很多，好几代人共聚一堂。
与外祖父相比，哈耶克的祖父比较谦逊。冯·哈耶克家族被封为贵族的时间要比冯·尤拉舍克家族早一代人，他们以“自己的教养和血统而自豪”。比较而言，冯·尤拉舍克家族是“严格的上层资产阶级，要富裕得多”。哈耶克还记得，他的外祖父的住宅“很壮观，甚至很宏伟……毫无疑问，是维也纳最美丽的住宅之一。”[11]他们有好几位仆人。
“冯”是奥地利帝国两级贵族中的第二级中的第四等、也是最低一等、同时也是最常见的贵族。第一级则是统治日尔曼地区各公侯国达数个世纪的皇室成员，下一级则是冯·哈耶克和冯·尤拉舍克这样的家族，他们的祖先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陆续被封为贵族。“冯”与英国的“爵士”(sir)大体相近。
哈耶克家的姓氏以“ek”结束，这是典型的捷克姓氏。哈耶克认为他的祖先是来自布拉格的一位“hk”，他是著名天文学家布拉赫(tychobrhe，1546-1601，丹麦人，其观测资料为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奠定了基础——译者注)的助手。哈耶克喜欢跟人说，在有些比较古老的月球图上，有一个叫做htsi的环形山，可能就是为了纪念他的祖先。他也曾提到，姓“哈耶克”或“hk”的家族，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波希米亚(基本上位于今捷克共和国)，因而——尽管就他了解的情况，他的家族说的一直是德语——“哈耶克”可能源于捷克语的“hjek”，意思是“碎木材”。
他的祖先中也有人来自萨尔茨堡地区，跟他的第二任妻子一样。在他就任萨尔茨堡大学教授的就职演讲中，他上来就说，在“我的一生中，我在上课前自我介绍的时候，总是说自己是个外国人。不过这一次，我却可以说，我是本地人。距今370年前，我本人和我妻子的一位共同的祖先当时担任公爵大主教法庭的书记官，他接到一道敕令”，去负责一项建筑工程[12]。源出萨尔茨堡地区的哈耶克的很多祖先都是政府官员或盐商。这个家族后来迁居到维也纳。
约瑟夫·哈耶克(josefhyek)是一位贵族手下的行政官员，由于开办了奥地利第一家纺织厂，而于1789年被册封为贵族，办工厂也让他发财致富。他的儿子海因里希(herich)就是弗里德里希的曾祖父，成了维也纳的政府公务员，用他的曾孙子的话说，他“作为一位绅士，度过了漫长、尊贵而又舒适的一生”。海因里希的儿子古斯塔夫早年由私人教师教育，后来进了一家专为贵族开办的上流社会子弟学校。哈耶克记得，古斯塔夫成了一名“海军军官，事实上，倒有点像是海军的花花公子。”[13]到1860年代，海因里希已进入晚年，散尽家财，古斯塔夫也不得不去当教师。
古斯塔夫就是奥古斯特(即传主哈耶克)的父亲。
哈耶克曾讲过一件轶闻，关于他如何于1918年在一个火车站结识维特根斯坦的，当时，两个人都是在奥地利军队服役的军官，这件事可以帮助我们略微了解一些他的童年生活。“维特根斯坦绝对是个英俊、文雅的小伙子，我大概是在1910年前后认识他的”，哈耶克回忆说，“我的外祖父曾经在紧邻维特根斯坦家族位于郊区的一个地方，租了一间瑞士乡间村舍，住过一个春夏，他们家人经常从他们更为豪华的乡间别墅跑出来，喊我妈妈的几个小妹妹过去跟他们打网球。”[14]他与维特根斯坦的亲戚关系并不很近。
哈耶克跟父亲一起，从植物学中享受到了很多乐趣，这是他童年时代持续时间最长的业余兴趣。奥古斯特收集了大约7万5千至10万件干燥标本，来自中欧、斯堪的纳维亚、法国、突尼斯、希腊、埃及等广阔地区。弗里德里希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标本，除了植物之外，还有昆虫和矿石。奥古斯特编辑了一本《外国标本》(florexotic)，专门供应和交换罕见植物的压制标本，而弗里德里希则帮他搞一些杂务。[15]
哈耶克童年及青少年时产生过兴趣的业余爱好还有摄影、骑自行车、滑雪、帆船、爬岩、登山、戏剧等。他曾描述过爬山对自己的吸引力。“让他入迷的并不是需要很多攀登技巧的地方，因为在这种地方，要达到目标，就必须有向导”。而他是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攀登，从“艰险的地形”享受乐趣，“不过也不是非常艰险——都是覆雪和岩石交加的地方”。在他看来，最大的乐趣在于，在只有一条可以通往山顶的路线的地方，寻找自己要走的路线。这“从技巧角度看未必是最艰险的，但你知道，除非你找到了一条通往山顶之路，否则你就只能在原地打转。”[16]登山则是这个家族的传统——他的外祖父冯·尤拉舍克在1880年代曾与奥伊根·冯·庞巴威克一起爬山，他们当时都任教于因斯布鲁克大学。大多数情况下，弗里德里希跟弟弟一起爬山，偶而会跟父亲一起爬山。
他曾谈及过自己的青少年时代，说直到上大学之前，他的性格是“十分讲究实际的”，他想成个“能干的人”[17]。一位采访过他的人引用他的话说，他“真正系统地努力追求过的”第一种兴趣是“戏剧，[他]甚至发奋写作跟暴力及具有se情se彩的主题有关的悲剧——安德洛玛刻(ndroche，特洛伊王子hector之妻，以对丈夫忠贞而著称——译者注),罗莎蒙德(rosunde)等等”[18]。哈耶克经常去看戏剧表演，阅读了从17世纪到18世纪的西班牙、法国戏剧和古希腊戏剧译本。他也阅读德国诗歌，尤其是歌德的作品，他认为，歌德对他早年的文学思想的影响是最大的。当时的哈耶克是个身体瘦高、不修边幅的男孩，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各种文学作品。
他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得到什么宗教方面的指导，尽管他的父母都是正式的罗马天主教徒。他的父母从来没有带他上过教堂。学校中有一点宗教教育，但只是最低限度的。一到春夏季节，每逢周末，是他们他们家“雷打不动”[19]的全家郊游活动，他和弟弟们就缺席学校里组织的半强制性弥撒，这使他们经常与学校当局闹别扭。他和父亲有时会在星期天到森林中远游。
不过，哈耶克也记得，年轻的时候，自己也有过某种“苦闷的感觉，因为他在忏悔与领受圣餐曾违反教规”[20]。哈耶克回忆说，十三、四岁那会儿，他请求他认识的每位牧师向他解释，“他们所说的上帝”是什么意思，“没有一个人的解释让他信服。[大笑]这本来就是我的目的。”[21]“到十四岁那年，我确信，没有人能够对‘上帝’一词给出合理的解释，因此，不管是声称信仰上帝还是不信上帝，其实都是毫无意义的事。”[22]他家的亲朋中没有几个人信奉宗教。
今天，他的家人讲起他在学校的生活，觉得他是个多少有点叛逆的学生。这跟他的弟弟们不同。哈耶克脑瓜很聪明，但他不是那种少年老成的孩子。除了生物学之外，他对别的课程一概提不起兴趣。十四岁那年，他的拉丁语、希腊文和数学都不及格，不得不留级一年。他换了所高级中学，而且换了两次，因为他跟老师老闹别扭。他一般是在“年终考试前突击几个星期，把几门课程一年的内容都大概学上一遍，”除此之外，他根本就“不用功学习”。[23]
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他让大部分老师恼羞成怒，他很聪明，但却没有兴趣学习。尽管他在学校表现不好，但他的伙伴们都认为他是非常聪慧的孩子。他声称自己不会绘画，于是离开他上的第一所高级中学，进了另一所专收穷人家男孩的学校(当时是男女分校)。他的大部分必修课的成绩都是班中垫底的。他对他的同龄人学的、老师们教的东西了无兴趣，而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则毫无悔恨之意。
在家里，却是另一回事。他成了位小学者，帮着父亲进行植物学研究，跟父亲一道出席维也纳动植物学会的学术会议。十四五岁那年，他对生物学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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