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越来越不满意，想获得更多理论知识。“我父亲看出这点后，把一本进化论的重要著作交给我。这本书对我来说，有点太艰深，我还没有准备好去疏理这样的理论性论证。如果他一年后给我这本书，我可能就会被生物学吸引住。这些东西曾经激起过我强烈的兴趣。”[24]在后来全部的学术研究中，他都对进化现象保持浓厚兴趣。
在达尔文的著作刚刚发表的头十年，进化论的地位可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更为突出。适者生存的观念，与人们未曾预料到的、不是由谁指挥的演进发展的观念，一直是哈耶克思想的关键所在。
他的父母“彼此十分琴瑟和谐，他们的婚姻生活是宁静幸福的(这不仅仅是我的看法)。”[25]他的家庭生活“可能是人们理想中的生活——一日三餐都是全家人共同进餐，在阳光下无所不谈，我们的父母总是让我们自由地闲逛、思考甚至干一些无伤大雅的恶作剧。”[26]
弗里德里希曾回忆说，奥古斯特是个对德国文学领域的“学问极为渊博的人”。哈耶克的家人今天还记得他对父亲作出了非常肯定的评论。哈耶克回忆说，父亲每天早上都冲冷水澡，为的是锻炼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哈耶克年轻的时候，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有很多晚上，都和家人一起，听奥古斯特朗读德国的伟大戏剧和德文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奥古斯特的记忆力极好，可以把弗里德里希·席勒的诗dieglocke从头背到尾。弗里德里希将会实现他父亲未能实现的作学者的梦想。受奥古斯特影响最大的人，就是他的长子。
第5章米塞斯（上）
2000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被《自由》杂志推举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米塞斯于1881年出生在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莱姆堡[即利沃夫，今系乌克兰西部城市——译注]。高级中学毕业后，米塞斯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历史，毕业后，参加过庞巴威克的研讨课。他发表的第一本重要经济学论著是《货币与信用理论》(thetheoryofoneyndcredit，1912)。米塞斯强烈地厌恶通货膨胀，他简明扼要地提出了哈耶克后来深入发展的商业周期理论：货币供应增加的一个恶劣影响就是导致生产结构扭曲。
米塞斯也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到军中服役，战后，他任职于奥地利工业委员会，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于1921年给哈耶克找到了第一个职位，担任一个政府机关的法律顾问，负责起草终战条约的条款——以解决交战国间战前的私人债务问题。哈耶克会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关于他被任命担任这一职务的事，哈耶克曾解释说，“三门外语，再加上法律和经济学学位，于是，我就得到了这个收入相对来说很不错的职位。”[1]
哈耶克特别喜欢讲他1921年去见米塞斯的过程，当时他拿着维塞尔写的一封推荐信，信中“把我说成一位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米塞斯看着我说，‘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我可从来没有在我的课堂上看到过你。’[大笑]”[2]“这基本上是真事。我曾经去听过他的课，我发现，他极为反感我当时信奉的费边主义观点，而跟这样的人，我可不想靠近乎。不过当然，后来的情形就变了。”[3]“我们后来结成了深厚的友情。”哈耶克回忆说，“我还在奥地利工作的时候，头五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然后，他帮我创建了经济[商业周期]研究所，我当所长时，他是副理事长。”[4]
作为领导，米塞斯是“绝对理想的人物，他能够体谅下属，除了他自己当时正在从事的研究之外，他时刻准备与我探讨任何经济学问题……几个月后，有一件比较困难、要承担责任但也有很大好处的工作要有人做，他交给了我，于是，我就必须跟银行董事长、财政部长之类的人物平起平坐，找他们去商量。他们跟我这样的年轻人打交道，让他们有失身份。但是，一旦米塞斯坚信我能胜任这项工作，就完全不管成规或尊卑了。”[5]
在哈耶克的学术发展历程中，米塞斯扮演了重要角色。米塞斯把哈耶克推荐给纽约大学的扬克斯教授。如果没有米塞斯协助(包括给他涨工资)，哈耶克恐怕去不了美国，也不可能继续呆在一个与学院经济学靠得很近的经济学专业领域上。而比这些实际生活中的帮助更重要的是，米塞斯对哈耶克思想上的启发。哈耶克与米塞斯的交流、及参加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对于哈耶克的思想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哈耶克拿到法律学位后，跟他的同学、后来成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的j赫伯特·冯·费尔特(jherbertvonfurth)一起，组织了一个讨论小组——istkreis(“思想”或“精神团体”，也许最恰当的译法是“精神兄弟会”)。成员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小组每月聚会进行一次讨论。
讨论小组的成员——不少人是、或者后来成为米塞斯私人研讨会的成员——包括马克斯·明茨(xtz)，后来到美国成为历史学家；埃里克·弗格林(erikv&oul;l)，政治哲学家，执教于维也纳大学，后来也到了美国；阿尔弗莱德·舒茨(lfredschutz)，社会学家，哲学家；瓦尔特·弗勒里希(wlterfr&oul;hlich)，历史学家，律师，后来成为马奎特大学教授；费利克斯·考夫曼(felixkufnn)，哲学家，法学家，后来任教于纽约社会研究新校。还有戈特弗里德·哈贝尔勒(gottfriedhberler)，成为经济学家，后来出任维也纳大学和哈佛大学教授；奥兹卡·莫尔根斯泰因(oskrenste)，经济学家，博弈论先驱，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弗里茨·马赫卢普(fritzchp)；弗里德里希·恩格尔-雅诺西(friedrichenl-jnosi)，历史学家。哈贝尔勒和马赫卢普后来都曾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在不同时间曾经参加的则有艺术史家奥托·贝内施(ottobenesch)和约哈内兹·韦尔德(johnneswilde)，音乐理论家和律师埃马尼尔·温特尔尼茨(enuelternitz)，心理分析学家罗贝尔特·韦尔德尔(robertwelder)。
研究奥地利经济学的专家埃阿蕾娜·克拉维尔曾经拿这个讨论小组与米塞斯的研讨会作过比较，她说，尽管“米塞斯的研讨会与哈耶克、费尔特创建的讨论小组成员上有不少重合，不过，后者更能满足那些具有更广泛兴趣的学者们的需求。”[6]费尔特保存着一份讨论课题计划表，从中可以看出，讨论小组十来年的讨论过题目非常广泛。他们曾经专门讨论过文学、文学中的人物、绘画、音乐史、通史和政治哲学。根据经济学家斯蒂芬·伯姆对过两次大战之间维也纳知识史的研究，讨论小组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进行讨论的群体，最重要的任务是捍卫思想自由的理想，他们[费尔特和哈耶克]认识到，这种自由在他们所参加的奥特马尔·斯潘的研讨课上经常受到践踏。与米塞斯的研讨会截然不同，这个讨论组特别强调要提交精心阐述、准备充分的论文，这里的惯例是，发言者通常不谈论自己专业领域的话题。”[7]
历史学家恩格尔·雅诺西在他的自传中谈到了这个讨论组。他说，由于哈耶克和费尔特对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家斯潘不满，才搞起了这个讨论组。哈耶克、主要是费尔特试图囊括各个学科的年轻人，而不仅仅是经济学家。
哈耶克形容讨论组是个“年轻人组成的研讨群体。米塞斯跟这个小组没有任何关系。”[8]这个小组是在私人家中举行的。“一家一家轮流作东——一般是在晚餐后。我记得我们一般只供应一些三明治和茶。大家围坐一圈，有时围着一张桌子。经常来参加的人不到一打，也就是说10位、11位。”由于“当时的社会传统”，这个小组一水儿全是男性。考夫曼同时还是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圈子中的一员，这使该讨论组成员也能“了解哪儿的动向”。[9]而由于排斥女性，一位年轻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玛塔·斯特菲·布洛内就曾用贬义的口吻谈到这个讨论组。
1923年初，哈耶克从维也纳大学获得了第二学位，随后马上就去了美国。这个学位是政治学专业，是大学新设立的学位。他的学位论文彻底追溯了经济品的价值，让维塞尔大怒。
第5章米塞斯（中）
1924年5月自美国回国之前，哈耶克在思想上上并没有受到米塞斯多大影响，但这之后，他开始参加米塞斯的研讨会，就受到了较大影响。从1921年10月他到米塞斯手下工作，到1923年3月他去美国，哈耶克仍然在大学学习，是维塞尔的学生。
哈耶克评论说，后来，米塞斯成为他的思想发展的“主要领路人”，他的学术兴趣“受到他的很大影响：对货币和工业波动的影响，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兴趣，都是在他[米塞斯]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11]米塞斯影响过哈耶克的另一个领域，是他的哲学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强调终极的知识源于内心。在这方面，哈耶克也受过维塞尔的影响。维塞尔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这种看法，而哈耶克在其早年基本上都信奉这种认识论，维塞尔说，“我们只能从外部观察自然现象，但我们却可以从内部观察我们自己。理论经济学家没有必要为缺乏自然科学中精确的观察工具而绝望。包括经济学理论在内的实践科学，可以做得更好。经济学理论不用费劲用一长串推导去证明一个规律。在这些学科中，我们每个人都能听到发自内心的、绝不会出错的声音所传达的规律。”[12]米塞斯也说过，“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和他人的行为的了解，是以我们自己熟悉之行为范畴为依据的，我们除了要理解他人的作为之外，还需要借助某种自我观察(self-extion)和内省(trospection)的过程。如果我们不怀疑我们所感受到的事实，我们就更不应该怀疑这种内省的洞察力。”[13]
米塞斯在别的一些领域也对哈耶克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下面一些领域：
研究方法
我的著作[指《社会主义》]是一次科学的探索，而不是政治。我分析了最基本的问题，而尽可能不受当今经济和政治斗争的影响。[14]
态度与纲领
大多数人确实没有能力跟上思考的艰难脚步，无论什么样的学校教育，都无助于那些连最简单的命题都不能透彻理解的人去理解复杂的命题。但恰恰因为他们不可能自己进行思考，所以群众总是追随我们称之为受教育者的人民的领袖们。只要争取到这些人，我们就胜券在握了。[15]
最主要的社会主义者都是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骨干是他们，而不是群众。[16]
哲学
文明开化的人类是将被摧毁，还是可以避免这场大灾难，是一个命中注定在未来几十年将行动起来的人们应该关注的问题，因为决定这一命运的，正是他们的行动背后的观念。[17]
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只有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念，能够打败社会主义的观念。如果我们打败了社会主义的观念，如果人们终于认识到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的必要性，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18]
米塞斯在其巨著《人的行为》(hunction,1949)中列举出了他认为错误的经济命题之后，说，“对这些错误看法，因应之道只有一条：持之以恒地寻求真理。”[19]
米塞斯的所有著作中，对哈耶克产生过最大影响的，当属192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cilis)。有人曾问哈耶克，哪些书对他影响最大，哈耶克回答说，“无疑有两本书，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和米塞斯的《社会主义》。”[20]1978年，哈耶克在为新版《社会主义》撰写的前言中写道：
《社会主义》第一版出版时，其冲击是深远的。它逐渐但又从根本上改变了很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返大学校园的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世界观。我很清楚这一点，因为我就是这样的青年人。
我们当时觉得，生养我们的文明已经崩溃了。我们决心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正是这种重新构造社会的愿望，使我们中的很多人去研究经济学。社会主义许诺会满足我们对一个更合理、更公正的世界的期望。就在这时候，这本书问世了。我们的希望被击碎了。《社会主义》告诉我们，我们所期望的改革完全是搞错了方向……
我见到这本书的时候非常惊讶。因为据我所知，他(米塞斯)根本没有空余时间去搞学术研究。[21]
哈耶克的世界观，并没有在遇到米塞斯后，立刻就从费边社的社会主义立场转向自由市场立场。这是一个费时几年的过程，甚至到了1920年年代后期，哈耶克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的看法，仍然要比他后来要更为肯定。
对于米塞斯对哈耶克专业经济学思想的影响力，人们有所争论。哈耶克自己曾经说过，他到米塞斯手下工作的时候，米塞斯就以反对通货膨胀著称。如前所述，哈耶克曾强调指出，他见到米塞斯时，已经是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了，但我是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另一个分支受的训练，他逐渐地把我拉了过去，但一直没有完全拉过去。”[22]在去纽约之前，哈耶克在米塞斯手下工作了大约16个月，这期间，哈耶克基本上还是在维塞尔的指导下撰写学位论文的。哈耶克也说过，他是在纽约研究货币政策和工业波动期间发展出了自己对商业周期理论的看法。哈耶克后来回忆说，“正是在描述美国货币政策的研究中，我发展出了自己的货币波动理论。”[23]
米塞斯并没有像哈耶克那样，发展出完整的商业或经济周期理论。哈耶克在谈及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的演变过程时说过，当他“在24岁那年从美国回来时，我写了一篇论述美国货币政策的文章，提出不断扩张的货币政策会导致资本密集产业的过度发展，最终会爆发危机。我以为自己只是在重述米塞斯的学说，而哈贝尔勒却对我说，‘那这是需要解释解释的。’于是我平生第一次在这篇文章中加了一个很长的脚注，最后却成了我自己解释工业波动的一份大纲。”[24]在为重版早年经济学文章而撰写的导言中，哈耶克又说，“我自己的观念的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也许值得一提。在写草稿时，我一直以为我利用的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理论。然而，在我写完第一稿后，我们讨论组的一位成员却对我说，我所运用的理论，在米塞斯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找不到足够清晰的表述。”[25]哈耶克的那条脚注是这样开头的：“过低的利率会给经济体中的个人部门带来某种好处，这种好处越大，他们的生产离消费阶段就越远”，他又说，人为压低利率的后果是“高级商品”——也即时间上更靠前的资本品——“会畸形发展”[26]。
第5章米塞斯（下）
参加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的，都是已经从维也纳大学毕业的人。哈耶克回忆说，在从美国回国之前，“显然，人们觉得我还有点不够成熟”，没有资格参加研讨会。这个私人研讨会完全不同于大学的那个讨论组。自1924年从美国回国后，哈耶克就一直坚持参加研讨会，直到1931年他离开维也纳去伦敦。这些水平较高的人士讨论的都是经济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的其他方面。这些讨论是当时维也纳最精彩的经济学和社会理论研讨活动。
顺便说一句，米塞斯身体矮小而结实。后来在回顾这些聚会时，米塞斯说，“他的主要学术成就”就是他的“私人研讨会。研讨会始于1920年，从当年10月到次年6月间，有一群年轻人每两周聚集一次。我在商业委员会的办公室比较宽敞，足以容纳二十多个人。我们通常是晚上7点钟到场，在这些聚会上，我们不是那么很正式地讨论经济学、社会哲学、社会学、逻辑及人类行为科学的认识论等领域的所有重大问题……这些群体的所有人都是自愿参加的，完全出于对知识的渴望。他们刚来的时候还是我的学生，几年后就都成了我的朋友。”[28]
戈特弗里德·哈贝尔勒也在米塞斯手下工作，是哈耶克的好友。他回忆说，米塞斯“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其他人则围着他。会议一般先传阅米塞斯自己的论文或其他成员写的有关经济政策问题的论文。社会学，尤其是马克斯·韦伯及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大家喜欢讨论的主题。讨论非常热烈，一般都要持续到晚上10点，这时，大家就漫步到到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在那里，继续讨论不那么重要的理论问题，然后就谈起更家轻松的话题。大概到了11点半左右，意犹未尽的成员们回到维也纳大学对面的金兹特勒咖啡馆(cfékunstler)，当时，维也纳的经济学家特别喜欢到那个地方聚会。米塞斯属于能熬夜的人，他总是会去金兹特勒咖啡馆，总是最后一个回家，总得到了凌晨1点以后。而第二天早上9点钟，他仍然精神饱满地到办公室上班。”[29]
据弗里茨·马赫卢普的记载，“讨论主题都是由成员们自己选择，尽管每年要讨论的问题的范围会事先确定。比如，这一年是讨论方法论问题，另一年讨论经济和货币政策问题。每次讨论活动中，米塞斯都会拿出一大盒巧克力糖果，所有人都兴高采烈”。马赫卢普回忆说，去完咖啡馆，讨论也不一定结束，“到了凌晨1点，仍然有一些人要去散步，继续探讨整整一个晚上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30]
恩格尔-雅诺西强调指出，在米塞斯的研讨会中，除了出了米塞斯、哈耶克、哈贝尔勒、马赫卢普、莫尔根斯泰因等后来著名的经济学家外，还出了一批杰出的哲学家，考夫曼、舒茨、弗格林等。恩格尔-雅诺西形容研讨会的主题是“对理解予以理解”，他又说，在他看来，这个研讨会是“精确思考的养成所。”恩格尔-雅诺西还回忆说，“米塞斯对他的研讨会很自豪”，他指出，米塞斯不是一个权威主义者，他没有规定什么政治路线，“他自己的矛盾之处没有什么不能驳斥的”。恩格尔-雅诺西又说，米塞斯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毫不妥协的”[31]，米塞斯坚持的是在维也纳很不流行的政治和经济学观点。
哈耶克解释说，这些研讨活动并“不是某人传道授业，而是由一位年长的朋友主持的讨论会，而对他的观点，并不是人人赞成。大家经常讨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偶而也会讨论经济学理论问题(而主观价值论则是不需要讨论的)。但是经常讨论的是经济政策问题，一般都是从不同的社会哲学对这些政策的影响的角度来进行讨论。”[32]哈耶克说，这个私人研讨会的主题包括经济学，但讨论经常会转向一般的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是哈耶克曾经参与过的三大研讨活动之一，另两个研讨会分别是他在伦敦经济学院与莱昂内尔·罗宾斯联合主持的研讨课，他自己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主持的研讨课。谈及米塞斯，哈耶克说，米塞斯尽管“声望很高，但他是个非常宽容的人。只要具有知识上的兴趣，任何人都可以去参加他的研讨会。”[33]
成立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的想法，是哈耶克在美国时想到的。研究两次世界大战间奥地利经济学思想史的学者保罗·西尔费尔曼曾说，哈耶克在美国的那段时间“确实大大拓展了他对经济学的经验研究的了解和技术。哈耶克回到维也纳后，向米塞斯汇报了自己的经历，请求他考虑在奥地利创办一家现代的经济研究机构。米塞斯对此有点怀疑，因为这类研究具有排斥理论的天真的经验主义色彩，也可能鼓励在经济学研究中盲目模仿自然科学的技术，而这些，都是他所拒斥的”。不过，西尔费尔曼接着写道，1926年，米塞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在美国巡回演讲了好几个月，他本人也得以了解到美国发展起来的新研究技术。最后他得出结论，建立一家研究所，至少运用其中某些技术，对于奥地利经济生活会发挥良好作用，于是，回国之后，他就开始为建立这一研究所积极奔走。”[34]这家新研究所于1927年元旦正式成立，哈耶克出任第一任所长。研究所收集数据，在其月刊上发表统计数据，也定时出版系列丛书。
哈耶克最初只有两位秘书帮忙。慢慢地，他得到了更多人手；几年后，莫尔根斯泰因加入研究所，成为第二位专业研究人员。哈耶克回忆说，米塞斯“没有干涉”过哈耶克的管理工作。哈耶克又说，他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不过，米塞斯帮了很大的忙。他知道如何筹集资金，安排资金的使用。至于具体工作，他根本无暇过问。”[35]哈耶克刚从美国回来时，米塞斯试图为他在商业委员会新设一个研究岗位。在事实证明这个想法不可行后，他们就开始构思成立研究所的计划。
1926年8月4日，哈耶克娶了第一位妻子，娘家名叫海伦·贝尔塔·玛丽亚·冯·弗里奇(helenbertrivonfritsch)(大家都叫她“赫拉”)。她当时是供职于内政部的秘书。哈耶克觉得她很像自己的第一位情人。哈耶克与第一位妻子育有两个孩子——1929年出生的克里斯汀·玛丽亚·费利西塔斯(christerifelicits)，生于1934年的劳伦斯·约瑟夫·海因里希(rencejosephherich)。一直到30年代中叶，哈耶克都觉得，他这一辈子就要老死在奥地利了。
研究所成立的时候，哈耶克刚结婚，研究所的创建，给他带来了格外的好处。路德维希的后妻玛吉·冯·米塞斯(rgitvonises)的回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研究所和哈耶克与米塞斯的关系。她说，“路[米塞斯的昵称]之所以创办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不光是因为他觉得这对奥地利国家有益，也因为，据路的秘书说，‘他得帮哈耶克，让他的生活有个不错的。’”[37]玛吉·冯·米塞斯也回忆说，“哈耶克教授告诉过我，他参加路的研讨会时，路会要求他到自己家中吃午饭或晚餐。长餐桌永远是那么干净整洁，路坐在一边，他坐在对面，哈耶克说，冯·米塞斯夫人[米塞斯的母亲]‘从来都一言不发，她从不参加我们的谈话，但我们总能感觉到她就在那儿。’”[38]
哈耶克于1924年从美国回到维也纳后，着手将自己在美国进行的研究扩充为一本论述货币理论的专著，希望以此获得维也纳大学任教的资格。他对理论问题最感兴趣，但人们“主要欣赏的”却是他“对具体事实的了解，对统计技术的娴熟，这是他美国学到手的，而对当时的欧洲大陆各国来说，这些都相当新鲜。”[39]20年代后期，有人邀请他填补马克斯·韦伯主编的《社会科学的基础》丛书中的一个空白——货币理论。哈耶克开始“相信，一本讲述货币理论与政策的教科书，要想让人满意，就需要一篇很长的导论，描述这些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他在维也纳的最后两三年，在研究所业务和后来讲课之余的空余时间，都用来“集中研究有关货币的文献。当他接到伦敦大学的讲座邀请时，刚刚写出前四章，从17世纪到18世纪。”[40]
哈耶克父亲于1928年因肾病去世，年仅57岁，他是因为进行植物学探险时血液遭到感染而染上肾病的。哈耶克回忆说，父亲在人世的最后几年，他的父母有一间“非常漂亮的房子”，是“维也纳上流学术界的跳舞中心”[41]。有一篇讣告是这样说奥古斯特的，“如果我们看到哈耶克献身科学的一生的成就，我们只能钦佩他那旺盛的精力，他的多才多艺，他一本接一本地发表著作的速度。如果说他的研究有点肤浅的话，这并不是由于他不仔细或不准确，而或许是他总是匆匆忙忙的自然而然的结果。”[42]
从1929年到到他维也纳的最后一年，即1931年，哈耶克是维也纳大学经济学专业的“私人讲师”。他想过一种学院生活，而从不领薪的讲师做起，或许可以获得一份全职教授职位。而从学生那儿得到的讲课费，也就刚够坐车的花销。他跟哈贝尔勒、莫尔根斯泰因一起开了一个很受欢迎的生产理论研讨课。
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年，哈耶克研究的一个问题是房租控制，这使他看清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消极后果，这一研究形成了多篇论文。他也积极参与奥地利全国经济学会的活动，旨在为来自维也纳大学和米塞斯的圈子的经济学家们提供一个论坛。维也纳大学有一些年纪较大的经济学家对米塞斯抱有敌意，部分是因为他们具有反犹主义倾向。哈耶克是全国经济学会的秘书，米塞斯是副会长。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挚友莱昂内尔·罗宾斯曾谈到过奥地利全国经济学会后来的发展过程。合并(nschss，即奥地利与德国合并)后，继承了维塞尔在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的汉斯·迈埃尔(hnsyer)“最能保持尊严的做法就是关闭学会，但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把犹太会员从著名的全国经济学会予以开除，这是他莫大的耻辱。”[43]
哈耶克生活在奥地利文明的黄昏时代。他青年时期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不同寻常的时代。当米塞斯以92岁高龄在1973年去世时，哈耶克在写给米塞斯的讣告中评论说，米塞斯的“悲观主义常常会使他得出一些预言，但希望这些预言不要应验，但最后却总是应验了。”[44]马赫卢普回忆说，早在1927年，米塞斯就“预言，自由正在奥地利衰亡。他十分肯定地说，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背井离乡。”[4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几十年中，维也纳是否达到了其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颠峰状态，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专门研究奥地利思想史的威廉·庄逊指出，维也纳的例子“告诉我们，时间会抹去记忆而不是保持记忆。”[46]哈耶克晚年谈到他年轻时所了解的维也纳思想的活力时说，“这一切现在都不复存在了。”[47]他回忆说，1932年9月，他回过一趟维也纳，当时“一大群各专业领域的同仁们聚会，米塞斯突然问大家，这会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大家起先都觉得有点奇怪，而米塞斯却解释说，再过12个月，希特勒就会掌权。当时大家都不相信，大笑起来。”[48]
第8章凯恩斯（上）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并列20世纪最显赫的两大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生于1883年，信奉19世纪、甚至18世纪的实证主义科学世界观。他于1946年去世，30年后，他的朋友和同道、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是这样描述他的，“我觉得——我也很了解——凯恩斯的理想世界是在过去，是爱德华时代的自由主义的世界，他向往的是富有人情味的习俗，中庸的政党纲领，充满希望的改良的世界，他就是在这样的世界中长大成|人的。”[1]。凯恩斯的气质是中庸的。
他欣赏资本主义文明的价值。凯恩斯在公共事务舞台初试啼声是《和平的经济后果》(enoicnsencesofpece,1919)，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订立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内容及该条约的制订者给予了猛烈的批评：
那曾经是人类经济进步史上多么惊人的一幕，然而，这个时代却在1914年8月宣告终结了。大多数人确实很勤苦，生活的舒适程度也不高，但至少从所有人的表情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通情达理，对这种状况已经相当满意。而任何能力和资质在平均水平之上的人，都有可能摆脱这种境况，爬进中上阶层，而他能以较低的成本和最少的代价获得生活上的种种便利、舒适和小玩意，其丰富程度超出以前最富裕、也最有权势的王公的想象。当时的伦敦人可以在床上一边喝着早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世界各地的各种产品，想订购多少悉听尊便，他也可以放心地等着这些东西运到自家门口；同时，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财富投资到地球任何角落的自然资源开发和新的冒险事业中……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利用廉价和舒适的交通工具，立即动身去任何国家而不需要护照或填写各种表格，他可以派自己的仆人到附近的银行大厦，取出似乎非常方便的贵金属，然后可以在世界各个地方通行无阻……哪怕是最小的干预，也让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侵害，他也会非常惊讶。而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这种现状是正常的、确定的、永久的，只会不断地改进……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种族和文化敌对、垄断、贸易限制、排外主义的活动和政治，所有这些，就是他们的天堂里的魔鬼，但也无非是每天报纸上的花边新闻而已，看起来对于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产生不了任何影响，对于已经接近完成的国际化进程也不构成任何威胁。[2]
凯恩斯明确地反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和共产主义(所有财产的共同所有)。在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曾经妙语质问：“我怎么可能信奉这样一种学说呢，它青睐烂泥巴而不是鱼，它把乡巴佬似的无产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上，后者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也起码具有生活的品位，也确实承载着人类一切进步的种子。”[3]1935年，他写信给朋友萧伯纳说，“上周，我又骂了一通老马[马克思]，我读了刚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发现他们没有任何长进……我看得出来，他们发明了某种喋喋不休地诉苦的途径，一种恶劣的文风，他们的后辈把这两点都一点不拉地继承了下来。但如果你告诉我，他们发现了破解经济之谜的线索，我却不大相信——我看到的没有别的，无非是一些过时的胡扯而已。”[4]
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经济状况不同于美国。在美国，这些年属于“兴旺的20年代”，而在英国，则是一段暗淡的岁月，失业率只有一年在10之下，其余年份都在其上，这一年就是1927年，失业率为。为什么会这样?凯恩斯的答案是，英国成了一只僵硬而行为迟钝的巨兽。“19世纪的力量经过自然的发展，已经耗尽了”[5]，这就是他的解释。他相信，英国不再是一个富有成长性的、有活力的经济机体了。
哈耶克是在到伦敦经济学院演讲和教书前，在20年代后期在伦敦举行的欧洲各商业周期研究所举行的会议上认识凯恩斯的。当时，凯恩斯是他心目中的一位“英雄”。哈耶克回忆说，难道不是凯恩斯“才有勇气抗议1919年和约中有关经济问题的条款？”哈耶克和他那一代年轻的维也纳人都称赞“这本文采斐然的书，因为它直言无忌，思想独立。”[6]
继《和平的经济后果》后，凯恩斯的第二本重要著作是《货币改革论》(trctonoryrefor,1923)，收录了此前三年的文章和演讲。用当时人的话说，凯恩斯是个“稳定论者”(stbilizer)，即希望实现国内价格稳定，与之相对立的一批学者则相信，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固定的货币交换汇率。他认为，如果按照《货币改革论》对货币进行管理，就能实现真正的突破。凯恩斯主义在理论经济学上的要旨已经初露端倪：货币的供应相对地偏离价格，重视制订政策时的财政环境，政府发挥重要作用，从宏观上管理——尽管不是从细节上进行指挥——全国经济。
《货币改革论》发表后，凯恩斯发动了一场阻止英国回到战前平价金本位制(thegoldstndrdtprewrprity)的战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暂时取消了金本位制)，结果没有成功。凯恩斯认为，回到战前平价金本位制是发疯了。在经济正处于战后恢复的时期内，英镑的价值只及战前平价美元的10。要弥补这样大的缺口，就需要实行通货紧缩政策，而这会进一步抑制已经因严重失业而陷入困境的英国经济。
在政府恢复战前平价金本位制后，凯恩斯提出了批评，撰写了《邱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邱吉尔当时是财政大臣。1926年，凯恩斯撰写了《自由放任的终结》(theendoflissezfire)，他所说的“自由放任”，就是指下面的想法：政府不应当在宏观管理社会广泛的的经济活动状况方面发挥太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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