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没有能力维护民主政府，因此，它已经失灵了。芬纳写道，“经济不断下滑导致的绝望感，让整个世界的政治制度面临强烈冲击。在德国，尽管还保留着一个民主的政府形态，人们却求助于那个正准备用独裁取代大众政府的人。在法国，社会已经陷入了分裂状态。在美国和英国，民主制度虽然有比较稳固的历史和民族性根基，但是宪政制度已经面临着最为沉重的压力，几乎使其难以承受。”[11]而在哈耶克看来，“只有资本主义能够维护民主制度”，“我们已经一步一步地放弃经济事务上的自由，而在历史上，如果没有这种自由，我们就不可能享有人身和政治自由。”[12]他的论证是经验的，而不是道德的。他认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人类已知的最有效率的经济形态，它会通往一个更自由、更宽容、更民主的社会。他也相信，传统社会主义肯定会、也必须得束缚人的心灵。
第15章《通往奴役之路》（中）
哈耶克自己曾说，他之所以写《通往奴役之路》，是想澄清一点：纳粹主义并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反动，而是社会主义本身发展的结果，而由于他的同事们都加入了战时政府机关，因而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13]来讨论这个问题，而这样一件事也是迫在眉睫的。这本书是他自己为战争作出的努力，他觉得这是“我绝不能逃避的使命”[14]。由于不能直接投入战场，他就间接地为战争做贡献。在这本书中他发出的最关键的信息是：社会主义与自由不能相容。这一观点贯穿全书，它把对社会主义失灵的讨论，从经济上的无效率，扩展到会取消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他的论点不是说，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不能维持(他和其他人已经进行过这方面的论证)，而在于，社会主义与自由势不两立。
在批评社会主义时他首先指出，社会主义是一种抵制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的反动运动，尽管在1848年的欧洲起义中，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开始与民主党人结成同盟。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正确地预见到，民主是未来的潮流，而任何企图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造的运动，都不要指望能说服统治阶级自愿放弃自己的统治地位。由于与当时最进步的社会力量、呼吁平等的普选权的人士站在一起，社会主义开始被视为人类发展的下一阶段。
然而，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联系纽带并不完全属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总是民主人士。英国的社会主义不同于欧洲大陆社会主义的传统。在欧洲大陆，社会主义一般既不民主，也不信奉基督教。欧洲最重要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几乎、甚至根本就不关心民主选举，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一般都是专制主义者和无神论者。
在英国，情况则有所不同。托马斯·摩尔1516年发表的《乌托邦》提出了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念，而在17世纪英国的清教革命中，在比较温和的主流思想运动之外，涌现出了一个比较激进的群体，被称为“掘地派”或“真正的平等派”，他们要求实现土地共同所有。虽然这一运动很短命，但他们对私有财产的抗议却并没有被全然遗忘。
罗伯特·欧文生于1771年，卒于1858年，他通常被认为是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他第一个使用了“社会主义”这个词。他支持“渐进地废止和修改”不公平的法律和制度，而反对革命性变革。19世纪后半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则信奉另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希望工厂内部进行合作，而不同的工厂之间进行竞争。继杰里米·边沁之后，密尔成为英国进行政府改革的最重要的鼓吹者和守护神。英国功利主义者希望利用政府来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实际上，这是英国唯心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目标，而最后，政府成了最终的目标本身，而不仅仅是实现目标的具体手段了。
19世纪60、70年代，托马斯·希尔·格林是牛津大学导师，对英国知识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年。格林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强调共同体，他相信，如果不把每个人视为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彼此互相具有权利和义务——就既不可能理解个体，也不可能理解社会。对19世纪最后数十年英国社会主义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还有约翰·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等诗人的伦理的、美学的唯心主义。
20世纪英国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出自创建于1883年的费边社，其核心成员包括韦伯夫妇和萧伯纳。西德尼·韦伯在创办伦敦经济学院的过程中发挥过关键性作用，因而，有那么多20世纪英国重要的社会主义者都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包括艾德礼、华莱士、托尼、达尔顿、盖茨克尔、卡尔多、勒内尔和拉斯基。
英国唯心主义的社会主义与欧洲大陆社会主义在根本理想上就有区别，他们要创造一个新耶路撒冷，在那里，人们之间的兄弟情谊将取代金钱上的竞争。他们的最终目标并不是从外部改变人的生活命运或其经济秩序，而是改变其内在的精神世界。当然，20年代和30年代极大地影响了政治和经济选研究的发展方向。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有一个梦想，希望商业和自由贸易把人类凝聚为一个和平、和谐的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把这个梦想冲得七零八落。而苏联的榜样也吸引着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使英国社会主义者从强调自愿性合作转向了强调国家主动行动和进行控制。19世纪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死亡了，至少是处于一种休克状态。
社会主义鼓吹人的平等和人的活动的结果的平等，因而很容易理解，社会主义会认为，民主制度——政治平等的制度——是最恰当的治理形态。传统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生产资料由政府所有，并通过民主手段进行管理。尽管像哈耶克所指出的，社会主义者的意图是纯洁的，其目标是崇高的，他们认为人人平等，他们也鼓吹民主，然而，他们却喜欢由政府强制性地对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进行直接控制。与此相反，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强调的是，“能够防范权力变为专断的，不是权力的来源而是对权力的限制”[16]。集体主义恰恰就是专断的，因为它一切以多数意愿为转移。认为民主是好政府和好社会的唯一必要条件，这种看法既不合乎逻辑，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哈耶克对民主的看法对于理解他下面的观点是至关重要的：社会主义不是正当的，即使它可能是民主地建立起来的。他认为，民主本质上是中性的，他强调，他“从来无意于盲目地崇拜民主。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确实对民主谈论、思考地太多了，而对民主所要维护的价值本身，却谈论、思考得太少了。从根本上说，民主是手段，是维护国内稳定和个人自由的有用的工具。因而它不可能永不出错，不可能总是有效。以为只要权力是通过民主程度授予的，就不会是专断的，这种想法是没有根据的。民主的控制可能会防范权力的专断，但其存在本身却并不能做到这一点。”[17]哈耶克相信，民主本身不是目的。
他对民主的看法是不同于某一派思想家，这些人看重多数的权利，多数可以采取任何行动，他们为多数而多数。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说过，一百万人中，即使只有一个人持有某种另类的看法，压制他也是不对的，因为他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哈耶克认为，从实用的角度看，民主制度大体上是可取的，在这里，哈耶克延续的是英美传统，用邱吉尔的话说就是，民主制度是“各种政府形态中最不坏的一种形态”。詹姆斯·麦迪逊曾问：“政府除了是最大多数人的人性的反映之外还能是什么呢？在创建将由人治理人的政府的时候你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在于：你首先必须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然后，得让政府能够控制它自身。”[18]哈耶克指出，问题并不在于民主制度本身是多么地可取，问题在于，人们还没有想出更好地实现一定的个人自由、政府和平更迭、维护市场市场、教育公民的办法而已。[19]
如果说，社会主义要与自由相容，与它是通过民主手段而建成的，这两者之间没有内在的关联，那么，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社会主义为什么本质上与自由不可调和？毫无疑问，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中，赋予了政府极大的权力。一个社会，如果个人仅仅是计划制订者心目中的一个零件，这样的社会是没有个人自由可言的。哈耶克在后来扩充为《通往奴役之路》的文章《自由与经济制度》中写道，“经济生活就是安排各种手段以实现我们各不相同的目的。不管是谁，只要掌握了这些生产资料，就可以决定要去追求哪个目标，怎样做价值高，怎样做价值低，简而言之，决定人们应当信仰什么，去为什么而奋斗。而人本身变成了实现那个可能指导着独裁者的理想的一种工具。”[20]在《社会主义计算：竞争性“解决方案”》中，哈耶克又写道，在一个政府控制经济的社会中，“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变成了政治问题”[21]。在《通往奴役之路》的《经济控制与极权主义》一章开头，他引的一句题记是：“控制了财富的生产，就是控制了人的生活本身。”[22]他自己则论证说，“控制了所有经济活动的人，就控制了实现我们全部目标的手段，因而也就决定着哪个目标会被满足，哪个不能满足。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经济上的控制，决不仅仅控制了人的生活中可以与其他方面相分离的的一个方面，而是控制了实现我们全部目标的手段。”[23]
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对主张实行国家计划的各种论点的驳斥，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的论证主要是基于自由，而不是经济生产效率。他的论证不仅仅是说，由于资本主义比传统社会主义更有经济效率因而是正当的，他的要旨更在于，资本主义之所以是正当的，乃是因为传统社会主义不利于自由。后一种论证如果是正确的，就比前一个更有力，因为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被看成关系到自由的问题，那么，围绕着社会主义的论辩就会从单纯技术效率的问题，提升到终极价值和伦理的层面。在哈耶克写作《通往奴役之路》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纳粹德国和苏联要比已经破产的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因而，从自由的角度反驳传统社会主义要比后来更为切合时弊。
如果传统社会主义既不利于自由，也不利于物质生产，那么，对形形色色的政府掌握生产资料的制度予以反驳就是至关重要的。传统社会主义者当然要强调社会主义在生产方面的优势。他们真心诚意地觉得，社会主义应该比资本主义有更高的经济效率。而今天人们都知道，这种信念实在是大错特错，前苏联和十几个前共产党国家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政府制订计划、掌握社会全部生产资料是没有效率的。如果这种常识是正确的，那就表明，传统社会主义简直没有多少存在的理由。如果它没有资本主义那样高的物质生产效率，那么，它的很多鼓吹者心目中最重要的论证依据就不复存在了。
第15章《通往奴役之路》（下）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的《结语》一章说，写这本的目的并不是“勾勒出一个可欲的未来社会秩序的细节”[24]。尽管如此，从这本书中，我们或许可以概括出哈耶克所向往的秩序的大概。首先，这个社会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他曾评论过“创造了西方文明的个人主义传”，赞扬过“把每个人当人那样尊重”[25]的观念。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本质都在于对人的重视，对每个人倾注了最大的关注。两者也决不认为，个人只能在集体性整体中发现其最大的善，这个整体总要比构成它的个人的分量更重。杰里米·边沁在《伦理与立法原则导论》(1789)一书中的说法，依然是对真正的自由主义在这一方面的最好论述：“共同体是个虚构的实体，它是由被认为属于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之个人构成的。那么，共同体的利益还能是什么呢——无非是构成它的每个成员的利益之总和而已。”[26]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都认为，当个人拥有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时，他们最有可能获得最大的幸福，并最充分地发挥其潜力和个人的效率。
对于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的社会而，言至关重要的是私有财产，及把价格、利润、交换商品和服务的自由融为一体的竞争性市场。哈耶克注意到，“社会从严格按照等级组织起来的体系逐渐地演变为人们至少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的制度，这一过程与商业的发育有密切的关系”[27]。历史记载也表明，对个人权利的相对尊重和民主制度，都是最早在那些竞争性市场发育到一定程度的社会形成并成长壮大的。哈耶克尽管并不相信民主制度永远不会出错，但他也认为，民主制度最容易在市场社会中正常运转。民主制度和经济自由都突出了个人的重要性。只有在个人被认为有自己的价值、且值得尊重的地方，民主制度和经济自由才能找到其活动的空间。如果社会强调的是集体而不是个人，则民主制服和经济自由就面临危险了。
哈耶克注意到，个人主义构成了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核心。从希伯来人提出所有人都是上帝平等的孩子的概念，到希腊人强调人文主义，到基督教关于灵魂不朽的观点，及由此而形成的人人都具有价值、基督爱每个人的观点，一直到罗马人提出的法律之下的平等的思想——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不同并优于其他文明的地方，正是它突出强调每个个体的重要性。从古代的起源一直到文艺复兴，又从文艺复兴到近代，哈耶克追溯了西方尊重个人的观念的演变过程。“随着商业的发展，这种新的生活观从意大利北部的商业城市向西、向北传播，在那些没有专制的政治权力窒息的地方扎下了根”[28]。个人主义在英国和荷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里，“个人主义第一次得以自由地生长发育，并成为这些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29]
个人主义最重要的制度屏障是法治。哈耶克认为，对于社会的政治秩序而言，再也没有比法治更重要的了。不实行法治而实行人治的地方，人们不可能自由，这样的地方，广泛的强制是不可避免的。在《计划与法治》一章的开头，哈耶克指出：“将一个自由国家与一个专制国家清楚地区别开来的特征莫过于，前者遵循我们称之为法治的那一伟大原则。撇开种种技术性细节不谈，法治就意味着，政府的所有活动都要受到事先确定并公布的规则之约束——这种规则能使人们比较确切地预见，在具体的情况下政府将如何使用其强制性权力，也使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知识安排自己的个人事务”[30]。这就是哈耶克所向往的社会制度的本质——不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而是一个守法的社会。自由就意味着法律至上。
他心目中的最优社会秩序并不是基于下面的观念：即使没有政府和法律，社会也可以维持。事实上，他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说过，“对自由主义事业损害最严重的，可能莫过于顽固地坚持某种的僵硬的经验法则，其中最重要的是所谓的‘自由放任’原则。”[31]。他认为，政府并不是生来即为恶，问题在于需要引导它，使其保持在最低限度。
古典自由主义并不像某些鼓吹它的人和反对它的人错误地坚持的那样不要国家。从哈耶克身上，我们可以再最清楚不过地看到这一点。自由最大化的社会并不等于“政府无所作为。国家到底是否应该‘采取行动’、‘进行干预’，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自由放任是非常含糊的概念，也是对自由政体之基础性原则的误导性描述。”“每个国家当然必须采取行动，而国家的每一行动都会涉及到这样那样的方面。但这并不是关键所在。”“如果国家真的无所作为，则根本不可能合理地捍卫任何制度。”[32]有些形态的组织机构是任何社会都必需的，事实上，它是每个社会的基本特征。
更进一步，他并不反对制订新的政府、社会规则和规范，以建立或巩固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权，而正是这一点，人们一直有所误解。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之前发表的文章《自由与经济制度》中就清楚地阐释过这一思想：
我们可以“计划”一个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并宣布长期不变的普遍的规则体系，它可以提供一个制度框架，在其中，每个人应该干什么及如何维持生计的决策，交给个人自己决定。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设计一种体系，给予个人发挥其主动性以尽可能广阔的空间，并能最有利于个人的努力实现有效的协调。创造法律框架的这项任务是早期自由主义者所无法完成的。他们从功利主义的基础上证明了私有财产和契约自由的正当性，然后就觉得万事大吉，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具体的财产、契约法律。然而，下面一点应当是显而易见的：财产权的精确内容和具体限制是什么，国家如何及何时强制执行合同，需要像对待普遍原则一样予以更深入的具体分析。[33]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同样提出，“自由主义主张，尽可能充分地让竞争力量充当协调人们的活动的手段，而并没有主张听之任之。其依据在于，自由主义者坚信，如果能够创造出有效的竞争，这种竞争就是引导个人的最好的办法。自由主义者并不否认，甚至要强调，为使竞争能正常地运转，也需要对法律框架进行仔细的深思熟虑，不管是现存的法律规则还是过去的法律规则，都难免有严重的缺陷。”[34]
哈耶克强调说，“在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中，没有什么是静止不变的教条。组织我们的事务的根本原则是，我们应当尽可能多地利用社会的自发力量，而尽可能少地诉诸强制，这条原则在具体应用的时候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深思熟虑地创造某种可以使竞争发挥有益作用的体系，与被动地接受现有的制度，这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35]
哈耶克的看法是，政府不能被动地接受社会中存在的随便什么规则。在他看来，政府应当改造社会的规则，以使之能创造出更广泛的竞争和自由。1945年，芝加哥大学组织他与两位与他唱反调的专题讨论组成员，就《通往奴役之路》进行了一场全国广播讨论，在这里，哈耶克最精当地阐述了他这方面的看法：
有两种互相对立的组织我们的社会事务的方法——一个是竞争，另一个是政府指令。我反对政府指令，但我也想让竞争发挥作用……你在这次讨论中使用的“制订计划”一词，太含糊了，近乎毫无意义。你似乎把所有的政府活动都称为制订计划，并以为有人在反对一切政府活动。确实有很多人反对政府制订计划，但他们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根本就不要政府。他们希望把政府限定在某些职能上……这里的讨论跟别的场合一样，一直非常混乱。我想指出的是，组织我们的社会事务，有两种基本的、非此既彼的方法，一种是依靠竞争的方法，而它如果要有效发挥作用，就需要政府从事大量活动以使其正常运转，在其不能正常运转的时候要弥补其缺陷……我要强调的是，在你能够创造出竞争的环境的地方，你就应当依靠竞争。我一直都在说，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应当获得某种最低限度的收入。我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没有说过，竞争制度可以在法律体系没有得到有效的强制执行、并被明智地制订出来的情况下照样正常运转。[36]
哈耶克追求的是人的自由。他认为，人们应当享受尽可能高的物质生活水平。跟他进行讨论的是两位分别是查尔斯·梅里亚姆，芝加哥大学著名政治学家，梅纳德·克鲁格，曾是美国社会党副总统竞选人。梅里亚姆的传记作者是这样形容这场讨论的：“听众们一定被讨论者之间这么快就形成了敌意弄糊涂了……他们不了解的是，在那天晚上录制节目之前进行的6个小时的准备性讨论，就比平常的讨论火爆得多，节目一开始，梅里亚姆和哈耶克都没怎么遵守讲话时间规定。”[37]
在辩论对手向他发出挑战后，哈耶克作出了回应：“对你的话，我一点都不奇怪。你知道，你一直都在谈论那个古老的争论话题——政府应当采取行动，还是应当无所作为。而我在这本书中作出的全部努力，就是用一种新的区分来替代这种古老而愚蠢的区分。我已经认识到，国家的有些活动是极端危险的。因而，我的整个著作就是要区分正当的政府活动和不正当的政府活动。为此，我曾经说过，只要政府的计划是为了促进竞争，或者是在竞争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采取行动，就不应当予以反对；但我相信，除此之外的一切政府活动都是非常危险的。”[38]古典自由主义的秩序，未必就是政府最小的秩序，而是竞争最大化的秩序，必须具备价格、利润、私有财产、竞争性市场、交换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契约、法治等等。
哈耶克充满激|情地说，创造社会的中庸而终极的目标，就是要让个人“有机会和平而自由地建造属于自己的小世界。”他的目标不是比构成它的个人更高级的集体性整体，而是“至高无上的自由理想和个人的幸福”。[39]
在1976年版《通往奴役之路》的前言中，哈耶克说，在写完这本书后，虽然他“费了很大劲要回到经济学领域”，但他却“身不由己”。他觉得，比起以前研究的专业经济学理论来，他“不期而然地触及的这个问题更具有挑战性，也更为重要。”而且，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说的很多话也需要“澄清和详尽阐述”[40]。他踏上了新的征程。
第17章成名（一）
1944年3月，《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获得了积极评价。当时战争还没有结束，但纳粹德国被打败仅仅是个时间的问题，而不是能否被打败的问题了。哈耶克后来描述过这本书在英国大受欢迎的情形，他说，“对于《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的成功，他的感觉只有一个：心满意足”。尽管英国人的反应跟美国人的反应“大相径庭”，但“发行量去却不比美国少……总的来说，这本书已经受到了应有的关注，我心目中的那些读者们也确实认真地思考着我提出的观点。”[1]哈耶克这本书让他在英国出了名。各大报刊、杂志都争相发表《通往奴役之路》的书评。首版2000本几天之内就销售一空。研究英国思想史的专家理查德·科奇特说，出版这本书的儒特里奇出版公司(routled)决定立刻加印1000本，在“随后的两年中，公众仍有巨大的需求，而出版社方面却总是无法全部满足读者的需求。”[2]因为战时纸张限量供应，儒特里奇不能一下子印那么多本。到了当年夏天，哈耶克曾经抱怨说这本书成了“奇货可居”[3]。
有一个小问题，他到底希望这本书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他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1943年5月30日，他写信给儒特里奇说，他已经写完了一本“半通俗的”[4]作品；1943年8月9日的一封信可能更重要，他说，“我尽可能地努力工作，好让这本书早一点面世，因为我觉得有很多迹象显示，社会风气正在发生变化，有利于人们接受这类著作，我现在特别着急，希望不要错过这个机会。”[5]不过，这可能更多地只是作者用来说服出版社的推销词而已。在1945年5月的一次讲话中，哈耶克提到，他曾估计，如果能有几百人读这本书就不错了。[6]
1943年11月，他给儒特里奇发了一封信，里面装有“本书的12条要点”，信中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些提要的观点太偏激了，不过，给这本书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后，我还是有点犹豫，是去偷一只羊，还是去偷一只小羊羔。不管怎么样，反正我觉得自己说的是正确的。”[7]这些提要写的是，“当我们有意识地按照高尚的理想塑造我们的未来的时候，是不是存在着一个更大的悲剧，我们很可能不知不觉中走向了我们所欲追求的目标的反面？……极权主义是一个新词汇，我们用它来描述前所未有的一种现象，但这种现象与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的那种理论却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我们不努力严格地限制权力，甚至不惜因此而偶尔妨碍我们利用它去实现可取的目标，那我们就永远不能防范权力的滥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忘记了，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的最重要保障。”[8]
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学者芭芭拉·伍顿女士的反应最典型地体现了英国人对这本书的态度。哈耶克回忆说，伍顿女士说，“我本来是想指出你已经指出的那些问题的，但既然你已经把这些问题夸大地提出了，我就只能转而反对你了！”[9]哈耶克回忆说，“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这本书确实是我出于好心写的，提出了他们自己业已考虑的一些问题。”[10]在英国，人们普遍地认为，这本书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严肃反驳，而不是哗众取宠，尽管大家觉得有点危言耸听。
关于《通往奴役之路》，凯恩斯向哈耶克写过两封信，一封是在读这本书之前，一封是在读到之后。第一封信写于1944年4月4日，凯恩斯感谢哈耶克送给他一本《通往奴役之路》。他说，这本书“看起来很吸引人。对我而言，似乎是良药苦口利于病……有些东西是有用但不好看。”[11]
1944年6月28日，凯恩斯再次就《通往奴役之路》致函哈耶克：
亲爱的哈耶克，旅行途中我有时间拜读了您的大作。在我看来，这本书很棒。我们有最充分的理由感激你这么精彩地说出了我们想说的话。你大概不会指望我接受这本书中的经济论观点。但从道德和哲学角度，我确实完全同意本书的观点；不仅是同意，而且是是深表赞同……
对这本书，我实在只有一个严肃的批评。你在不少地方都承认关键是线划在哪里的问题。你同意，必须得划出一条线来，逻辑上走极端是不可能的。但对于线到底应该划在哪儿，你却语焉不详。我和你划出的线可能确实不在同一个地方。我觉得，根据我的看法，你大大地低估了中间道路的可行性。不过，只要你承认了走极端是不可能的，那就必须划出这条线，而根据你的观点，你却划不出这条线来，因为你一直要说服我们相信，只要向计划指令的方向移动一寸，就走上了一条收不住脚的路，必然会滑向悬崖峭壁。[12]
那些一向对哈耶克的观点不以为然的人，比如乔治·奥威尔也对这本书发表过看法，他说，“哈耶克教授作出的批评很有道理。对下面一点，人们并没有经常说到——起码说得不够多——集体主义本质上就不是民主的，并得到了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那样的暴虐的少数做梦都想不到的权力。”[13]阿瑟·塞西尔·庇古补充说，“不管我们是否同意哈耶克教授的观点，凡是认真阅读这本发出热切的、令人赞叹的呼吁的书籍的人，恐怕没有谁会无动于衷，没有谁不被他的论证所触动，更不会有谁读完这本书后，竟然对这位作者没有一点尊重和同情。”[14]理查德·托尼也评论说，“哈耶克教授的著作是用真实的感情和值得尊敬的诚挚写成的。他的诚实和才能是无可怀疑的。”[15]
哈耶克曾说，“这本书在美国的命运与在英国截然不同……”[16]。《通往奴役之路》在美国出版的历史及哈耶克对这一过程的印象是很有趣的。在1956年版的前言中，哈耶克写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它能够引起美国读者的兴致。我最后一次在美国生活，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当时我是个研究生，而这20多年间，我对美国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不很了解。我无法确定，我的观点跟美国人的生活有多大关系，所以，当这本书被三家出版社拒绝后，我并不怎么惊奇。”然后他又在一个脚注中说，“我当时并不知道，但后来向某家出版社推荐这本书的人士承认，该出版社之所以拒绝出版本书，不仅仅是由于怀疑它会在美国取得成功，更是由于政治偏见，这种偏见甚至到了这种程度，这家出版社认为，这本书‘不适合由一家有声誉的出版社出版’”。[17]
《通往奴役之路》在进入美国市场时是不是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压制？支持哈耶克得出这一论断的证据是威廉·米勒的两段话，一段出自威廉·t·考奇的文章，一段出自米勒自己的著作。在米勒自己于1949年出版的《书籍工业》一书中，米勒谈到了大学出版社越来越多地从事“商业性出版活动”——也就是说，不仅面向学术界消费者，也面向更广阔的市场。“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并推销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这是一本引起轰动的书籍，但以前有好几家著名的商业出版社却拒绝出版它，尽管他们充分意识到了这本书的销售前景。”[18]
几年后，考奇写了一篇论述《自由主义者的暗中审查》的文章，并说，米勒正在调查在《书籍工业》中令人费解的评论。米勒回应说，“你在问我，我是否暗示，这本书不适合由一家有声誉的出版社出版，我的回答是，那是我说的话，而不仅仅是我的暗示。当时，凑巧我自己有机会向那家大出版社说，我正在读哪部手稿，当时我也有机会向那家出版社说，我觉得那本书会卖的不错。尽管我建议出版那本书，但他们却拒绝了，并且很得意。我本来就觉得他们会这样，结果果然应验了。”[19]换句话说，《通往奴役之路》是因为政治原因而不能出版的说法，是出自米勒之口，而且，正是米勒本人向出版社建议出版《通往奴役之路》的。
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谈到过当时占据主流的思想氛围。有人曾问弗里德曼，“有迹象表明，1956年《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曾经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你觉得有这么严重吗？”弗里德曼说，“对此我一点都不怀疑。你们不知道从1945年到1960年甚至70年代的舆论氛围。我自己就经历过那段艰难岁月，我简直不知道如果形容它，因为说出来实在不会有人相信。我们都有同样的经历。我在1962年出版了《资本主义与自由》。那已经是17年以后了。这本书现在已经卖到了近百万册。但除了《美国经济学评论》之外，美国的报刊没有一家对它作过评论。在那个时代，给它写书评是不可想象的——而我还是芝加哥大学的全职教授，在当时的学术界也算很有名了——而一本跟当时的主流意见唱反调的书，是不会有任何报刊发表书评的，《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等等，都不可能……是的，这一经历就能充分地说明当时的思想氛围。”[20]
当时，米勒只是美国出版界一位毫不起眼的人物，是一家出版社的特约审稿人。米勒在《书籍工业》中也提到了，为什么出版社有很多理由拒绝出版某些书籍。他特别提到了大学出版社，他说，“商业性题材能赢利多少，没有人知道；大多数这类书跟其他一般商业性书籍一样，都有可能赔钱。”[21]
我们无法断定，《通往奴役之路》最初是否真的因为政治偏见而在美国遭到出版社拒绝。两家美国出版社麦克米兰和哈泼在退稿信中说，“哈耶克教授游离于当代美国和英国的思想潮流之外，”而“这本书也过于臃肿，他说的那些东西其实只用一半篇幅就能说清楚。而且，本书完全是否定性的，让读者根本无从考虑应该该信奉什么样的思想和政策。”[22]
第17章成名（二）
1944年4月，《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一个月后，哈耶克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与美国其他几家出版社的谈判是在几个月前进行的，当时这本书还没有在英国出版，因而，它在美国是否会受到欢迎，当时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哈耶克本人也没有预料到。而且，跟英国一样，美?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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