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时实行的纸张定量供应也限制了出版社作出出版决策。
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委托审稿的人士这样说的：
1)……精湛的论述……整个探讨都具有极高的思想和学术水准……这是一本精湛的著作，但视野有一些局限性，有点一边倒。我怀疑它在我国是否会有广阔的市场，或者是否能改变很多读者的立场……
2)迄今为止，自由企业的鼓吹者和反对者之间的辩论并没有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哈耶克的著作可能会在我国掀起一场具有更高学术水平的大论战……这本书几乎完全是批评性的，而缺乏建设性。它的论证思路是非此即彼。没有妥协的余地。作者写作时充满激|情，本书具有伟大的教条主义者的极端清晰性。哈耶克真诚地相信别人持有某种危险的观念，而这些人却没有察觉。他怀着充满爱意着焦灼心情，对他的同胞们发出了警告。[23]
研究自由史的历史学家吉姆·鲍威尔曾简单描述过《通往奴役之路》在美国的出版过程，他说，“哈耶克授权当时在华盛顿任职的弗里茨·马赫卢普去找一家美国出版社，但没有成功。他把一份儒特里奇出的校样给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阿伦·迪莱克特教授[是弗里德曼的妻兄]，他在1943年结识了哈耶克，当时两人都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迪莱克特把校样转给弗兰克·奈特……显然，奈特又把它给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威廉·考奇，一位同情古典自由主义的人，他同意出版这本书……当时出的是战时的小开本，4-7/8英寸乘以6-3/4英寸。”[24]
1944年9月18日，美国版出版了，时为英国版出版后半年。跟在英国一样，首版开印也是2000册，而英国的幅员要比美国小得多，也没有美国人富裕。1945年《哈泼杂志》的一篇文章说，这“清楚地说明了，出版社最初预期它是一本面向学者的严肃的学术性著作”。[25]这本书基本上是一本学术性著作，是针对英国读者写的，讨论的是英国的问题，又是出自一位在美国根本无人知晓的奥地利学者之手。
据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编辑约翰·斯库恩回忆说，出版社准备出版《通往奴役之路》时，向哈耶克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就是要采取“特定的办法让它看起来适用于美国，而不能只是一本读者范围局限于英国的书”[26]。达到这一目标的办法是请约翰·钱伯林写了一篇序言，他是美国著名学者，经常给《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报刊写书评。在美国版的第一版上，钱伯林的名字被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出版社也曾经跟1940年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联系过，希望他为美国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写一篇序言，但遭到他的拒绝。[27]
钱伯林在序言中赞扬了这本书。他说，“在迟疑不决的时代，哈耶克的这本书是一个警告，是一声呐喊。它是说给英国人的，也对美国人有意义：坐下来，看一看，听一听。《通往奴役之路》是冷静的、严肃的，具有逻辑的力量。它不想讨读者的欢心，但它的逻辑是不可抗拒的：‘充分就业’、‘社会保障’、‘免于匮乏’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些只能是那种释放个人的自由的制度的必然产物。如果‘社会’和‘整体的利益’成了判断国家活动的唯一的试金石，个人就不可能安排自己的生活了。”钱伯林最后说，“我们对《通往奴役之路》的唯一的期望，就是让尽可能多的读者读到它”[28]。
他的愿望得到了实现。1944年9月24日，《通往奴役之路》成了《纽约时报书评版》头条评论的主题。亨利·哈兹利特是一位知名的政治和经济学者，在《新闻周刊》开有专栏，他不惜笔墨赞美《通往奴役之路》。他热情洋溢地写道，《通往奴役之路》，“是哈耶克写的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本书”，书评的整个内容都是这种赞美之词。“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他的名著《论自由》中为他那一代人阐述了自由与权力的关系，这本书则以强有力的、严密论证，为我们这个时代重申了这个主题。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过去50年中，整个世界正在走向危险的方向，开始还比较缓慢，现在却越来越加速了。它对所有出于好心的计划人员和社会主义者是一声当头棒喝。如果不通读这本书，你就不能真正体验到它的全部力量和说服力。即使把哈耶克放到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中间，我们也必须说，他的英语是非常出色的。他的风格是庄严的、克制的、令人信服的。”跟钱伯林一样，哈兹利特也觉得这实在是“太奇怪了：大不列颠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也就是洛克、密尔顿的传统、亚当·斯密和休谟的传统，麦考莱、密尔和莫利的传统、阿克顿和戴雪的传统，这一传统当代最杰出的捍卫者，不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而是一位奥地利流亡人士。”[29]
哈兹利特的书评发表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就意识到，它这回可要发财了。它立刻下令加印5000本，几天后，又第三次加印5000本，没过几天，增加到1万本。出版社编辑斯库恩回忆说，10月份的第一周，“很多书店都断货了，我们都忙得一塌糊涂，印刷、包装、发运、配送，把大量书送到美国和加拿大读者手中。”[30]
第17章成名（三）
在英国和美国，对《通往奴役之路》的反应分为两个阶段，弄清这一点对于理解这本书和哈耶克的名声是很重要的。在这两个国家，第一阶段的反应出现在本书刚出版后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中。各大报刊都发表了书评，《通往奴役之路》被当做一本大众关注的学术著作。哈耶克出名了。到了第二阶段，这本书和哈耶克则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因为1945年4月，《读者文摘》在美国发表了一个缩写本，并称之为“我们这一代最著作的一本书”，而一个月后，邱吉尔在英国大选中又提到了哈耶克的看法。哈耶克成了大名人，而《通往奴役之路》则成了一种象征。
哈耶克本人经历了并且帮助推动了第二阶段的成功，1945年春天，他赴美国作了一次巡回演讲。最初是计划到五所重要的大学去作一系列演讲，而在乘轮船横渡大西洋时，《读者文摘》版面世了，形势完全改变了。当时《读者文摘》的发行量接近1000万份，在电视出现之前的时代，它可是美国文化舞台上非常重要的媒体。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改变了哈耶克的行程安排，不让他进行学术巡回演讲了，而与一家商业代理机构合作，为他安排了一次通俗的巡回演讲。
自1924年游学美国之后，哈耶克第一次游遍了美国东部和中西部。在他进行巡回演讲的同时，他也不停地撰写文章，接受记者采访，发表广播谈话。关于他的第一次演讲活动，他讲过一个很滑稽的故事：到达纽约后，他才知道，计划已经取消了，他将
到全国进行一次面向公众的巡回演讲。我说，“上帝，我可从来没干过这种事。我干不了这种事。我从来没有给公众讲过话。”
“但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你已经迟到了。我们已经安排明天，星期天上午，在纽约市政厅举行一次会议。”
第二天上午，他们到我住的旅馆来接我，我问，“今天来的都是什么样的听众？”“大厅能装进3000人，肯定会装得满满的。”天哪，我还没想清楚我要讲什么呢，“你们订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已经想好了，就叫做《国际事务中的法治》。”上帝，我一辈子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坐上主席台，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陌生设备——当时用的还是口述记录机——是，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我问主席，我只讲45分钟行不行，那位主席说，“不行，你必须讲满一个小时，因为广播要进行转播。”
我一边听着这些话，一边站起来，根本不知道自己下面要说什么。但还是用坚定的口吻开始了演讲，尽管不知道下一句该说什么。而事实证明，美国公众是非常大度、也非常随和的听众。我就那样熬过了那一个小时。在美国的那五个星期，我天天都在搞这种惊险表演。[31]
这之后，通过每月好书俱乐部，又卖出了60万本《读者文摘》版。
当时的时机无疑也有利于《通往奴役之路》的成功。尽管罗斯福于1945年4月12日去世，但当年的4月、5月，美国人恢复了轻松愉快的心情。希特勒于4月30日自杀身亡，8天后德国投降，当然，对日战争仍在非常激烈。还没有投放原子弹，美、苏关系也没有破裂。邱吉尔仍然是英国首相。在英国、在美国，人们都在问一个问题：“下一步会走向哪儿？”
1945年5月，劳伦斯·弗兰克在《周末文学评论》杂志中发表了一篇论述哈耶克和《通往奴役之路》的文章，他说，“去年秋天由一家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当时并不怎么引人注目的书，近几周来骤然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这就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写的《通往奴役之路》，几乎是一夜之间，他就被美国的企业和专业人士捧为先知。他成了1929年前盛行、但此后不再有那么多人信奉的那种经济学信念的代言人。形形色色的组织，包括全国制造商协会，都在大力推介哈耶克博士的书。上月，《读者文摘》出版了一个内容更为尖锐的缩写本，而每月好书俱乐部现在正要出重印本。《财富》杂志已经盛赞了哈耶克博士。与此同时，哈耶克博士又在美国进行了一次旋风式的(并且相当成功的)巡回演讲。几乎没有过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和一本非虚构作品在这么短时间内如此走红。”[32]
1945年4、5月间，《通往奴役之路》成为美国的一本畅销书。当时，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畅销书排行榜，相反是由几家大销售商逐个城市报告销量。5月20日那一周，该书在芝加哥的销量排在第二，在克利夫兰和底特律排在第三。6月24日那周，它在芝加哥和圣路易城名列第一，在底特律名列第二。而进入本市前五名的城市则有华盛顿和巴尔地摩。
《新共和》杂志1945年4月号上的社论撰写人的看法是，《通往奴役之路》“在那些利用19世纪80年代的经济学理论来论证20世纪40年代的企业活动的人士中间，激起了热烈的反响。他[哈耶克]很快就成了最重要的反动思想家。他受到商会、广告公司和大企业的吹捧。”哈耶克曾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批评过的学者斯图亚特·柴斯在1945年5月号的《国民》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批评性文章，题为《回归老祖父：哈耶克博士指引我们回到战前时代》。
在美国，该书遭到的最激烈批评来自赫尔曼·芬纳的《通往反动之路》。芬纳在前言中说，他想证明，哈耶克“的学养不足，他的阅读范围也不全面；他对经济进步的理解是偏颇的，他对历史的叙述是错误的；他的政治学理论几乎不存在，他的用语也让人如坠云雾，他对英国和美国的政治程序和精神状态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他对平民百姓的态度是蛮横的权威主义的。”他是这样形容哈耶克和他的这本书的，“崇拜反动的人……逻辑错乱而自以为是……肆无忌惮的歪曲……无耻的、恶意的看法……暴露了最可怜的无知……恶意中伤，不科学……有意识的放肆……对民主人士彻头彻尾的希特勒式的轻蔑。”[35]
政治学家威廉·艾本斯坦则体现了当时美国人对这本书的另一种反应，他在《人与国家：现代政治观念》一书中写道：“最著名的反计划论著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人们立刻认识到了它的卓越，《读者文摘》发表了缩写本，各种各样的机构都广泛地发售这本著作……哈耶克相信，在计划经济中，总是‘最坏的人爬到权力顶峰’……而英国等致力于制订社会主义计划的民主国家的经验将告诉人们，‘从集体主义的角度看’，‘绝不宽容、残酷压制持不同看法的人士，进行欺骗和间谍活动，完全无视个人的生命和幸福，对于维持计划制度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必然的’……只要哈耶克继续在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教授他的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他就将始终走在通往自由的高速公路上”。[36]
第17章成名（四）
就在哈耶克在美国进行巡回演讲的时候，英国举行了大选，邱吉尔被工党的艾德礼击败。哈耶克和《通往奴役之路》在大选中还发挥了作用。邱吉尔在大选开始的时候对工党发起了攻击，他说，“我的朋友们，我必须告诉你们，社会主义政策是有违英国的自由理念的。社会主义与极权主义和国家拜物教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它要规定每个人在哪儿工作、干什么样的工作、他们可以到哪儿，他们可以说什么。社会主义是对人们自由地呼吸的权利的一种攻击。如果没有政治警察，就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必然会沦为某种形态的盖世太保，”。据后来的保守党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的说法，邱吉尔“在阅读哈耶克教授的《通往奴役之路》时受到了很多启发”[38]。
邱吉尔的讲话、尤其是他提到盖世太保，结果却事与愿违，人们认为，他把战时联合内阁的合作伙伴——艾德礼和工党——视为纳粹，而当时刚刚传来关于德国的最可怕的新闻，即集中营和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新闻。艾德礼在次日晚上的全国广播讲话中说，邱吉尔的观点是“在贩卖一位奥地利教授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的学术观点”[39]。
“盖世太保”讲话无疑伤害了邱吉尔，他引用《通往奴役之路》的观点反而替第一次获得多数议席的英国工党政府的诞生作出了贡献，这可真是一大讽刺。有人曾经问过哈耶克一个问题，“‘盖世太保’讲话让邱吉尔在大选中付出了惨重代价。你觉得自己是否也有点责任？”哈耶克回答说，“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在那个时候在那篇讲话中用‘盖世太保’这个词，对邱吉尔非常不利，整个那篇讲话对他可能只有害处。”[40]当然，将邱吉尔的失败归因于那篇讲话，进而间接地归罪于哈耶克，未免过于轻率。尽管英国人在战时支持邱吉尔，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战时领袖，但他们想为即将到来的战后时代找到另一条路。
艾德礼讲话后次日，《曼彻斯特卫报》的头版大字标题是《来自一位奥地利教授的二手观点》。报道引用哈耶克的话说，“我感兴趣的是观念，而不是政党政治。我听了艾德礼先生的讲话，我可以肯定的唯一一件事是，他并没有读过我的书。”[42]各大报纸都报道了这件事，有些还发表了从《通往奴役之路》中摘出来的段落。两周后《星期日画报》又报道说，这本书已经成为“全国谈论的热点话题”[43]。
这个时候刚巧拉斯基是工党主席，他在1945年的英国大选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选战活动期间，邱吉尔邀请艾德礼参加讨论战后问题的波茨坦会议，到会议结束时，选举也结束了，但选票还没有点清，因为还得收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军中服役人员的选票。于是拉斯基发表了下面的声明：“艾德礼先生即使参加这次会议，也仅仅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在工党执委会进行讨论之前，工党不可能作出任何决定。”[44]
邱吉尔和保守派的报刊抓住这个机会大做文章。邱吉尔在随后的广播讲话中说，“由于社会党执委会主席拉斯基教授的干涉，局势现在已经复杂化，我们也被搞糊涂了。他告诉我们大家，包括艾德礼先生，关于社会党所关注的所有问题的最终决定，都要由这个主宰一切的社会党执委会来决定。”[45]拉斯基传记的作者伊萨克·克拉姆尼克说，“邱吉尔决定把社会主义计划等同于盖世太保，以此来攻击工党”，再加上拉斯基的干涉，“造成了一种奇特现象，好象这次大选就是伦敦经济学院两位教授的学说在一争高下。”[46]1945年6月，《纽约时报》发表了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世界正在走向左倾吗？”拉斯基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哈耶克则是反方。
在1945年的英国大选中，保守党中央办公室非常看重《通往奴役之路》，曾向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答应提供一吨半当时很珍贵的纸张，用于出版一本删节本。不过，直到投票之前，这一愿望也没有得到实现。
哈耶克最初对他的观点在选战中发挥作用很满意。考奇特说，他“在邱吉尔发表广播讲话的次日在改良俱乐部吃午饭，对自己的观点被人如此看重很为得意”。[47]这时，《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初版已经一年了。
第20章波普（上）
哈耶克在英国的最后一年离了婚，这件事让他跟罗宾斯的友谊令人痛心地破裂了。在战时致卡尔·波普的一封信中，哈耶克形容罗宾斯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他非常珍视他的意见”[1]。但这种愉快的状态没有持续下去。1949年，哈耶克离开了他的第一位妻子赫拉，1950年在阿肯色州与她办理了离婚手续，他专门跑到这个地方，因为这里的离婚法律比较宽松。几周后在维也纳，他娶了第二任妻子海伦娜。
罗宾斯认为哈耶克对他的第一任妻子太薄情了。两人的嫌隙不断加深。罗宾斯退出了朝圣山学社。在1950年的一封信中，罗宾斯写道，“我觉得，他[哈耶克]的那种做法与我心目中对他的认识不符，也与我们20多年来的交往中我所敬重的他的道德标准不符。我觉得，我认识的那个人已经死了，如果看到他的继任者，我就会觉得难以忍受的痛苦。”[20]直到赫拉·哈耶克去世后，两个人才开始寻求和解。1961年在哈耶克的儿子拉里的婚礼上，他们两人才重新建立起友情。
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决裂对于伦敦经济学院和英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两位领导人物分道扬镳，哈耶克离开了英国。整个50、60年代，罗宾斯逐渐走上他在30年代所反对的凯恩斯的中间路线，从而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消退了。不过，作为英国权势集团的栋梁，他对现实的影响力则大大提高了。从1961年到1963年，罗宾斯出任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曾提出大幅度扩张高等教育体系，他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实权人物。而在50、60年代，哈耶克则被英国人遗忘了。这一时期，由阿瑟·塞尔登担任负责编辑事务的所长的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是英国境内唯一一家继续宣传他和他的著作的机构。
在伦敦经济学院唯一保留下来的是与波普的友谊，这部分是由于，哈耶克与前妻两人跟波普的友情，既没有与罗宾斯和伦敦经济学院其他人那样长，也没有那么深厚。波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进入伦敦经济学院的，并在哲学系任教。
波普对哈耶克在生活上提供给他的帮助深表感激。在伦敦经济学院纪念哈耶克的一次会议上，哈耶克回忆了他们第一次相遇的情景：
我与弗里茨·哈耶克的毕生友情始于1935年9月或10月份，当时，我在他在本学院的研究室门口认识了他。他只比我大3岁，我在维也纳就听人说起过他；但我们从来没有碰过面。他很年轻，但很有名，而我则是个籍籍无名的学校教师。当时在维也纳教授政治理论的汉斯·凯尔森教授替我写了封推荐信，凯尔森告诉我去找哈耶克，但又说，他跟哈耶克并没有见过面。
于是，平生头一次到伦敦后，我立刻去拜访哈耶克，我一点信心都没有。但哈耶克对我不光是友善而已。他告诉我，他的朋友戈特弗里德·哈贝尔勒曾对他说，一定要读我一年前在维也纳出版的那本书[《科学发现的逻辑》]。于是，我就给了他一本；他向我保证会立刻拜读，如果我下周回来，他就会读完。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读完了，非常认真……在这第二次会面的时候，我主要讨论我的这本书，他请我在他的研讨课上宣读一篇文章。你们可以想象，这对我是莫大的激励。[3]
在1943年12月的一封信中，波普写道，哈耶克“对我始终不渝的体贴照顾，不夸张地说，改变了我的一生。”[4]几天后他又写道，“没有谁会比我更感激哈耶克”[5]。波普在自传中说，他的朋友恩斯特·贡布里希“与哈耶克给了我最慷慨的帮助(自我认识他后，我一共只麻烦过他几次)，”为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找到了出版社，而这本书成为波普最著名的著作。波普继续赞美说，“对这本书，他们两人写下了最热情的书评。我觉得，这两人拯救了我的生活，我一直是这么想的。”[6]
波普能在战后保住高级讲师的职位，哈耶克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哈耶克把他的《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1967)[7]一书题献给波普，波普则把他的《猜测与反驳》(1963)题献给哈耶克。
哈耶克则表示，他在思想上极大地受益于波普。在一次访谈中，哈耶克说，
引领我进入我现在几乎有点不大情愿称为哲学——我觉得科学方法这个说法更贴切——的领域的，是马赫的哲学。它曾主宰了维也纳的哲学讨论。它是维也纳小组的开端，我从来没有加入过这个小组，但跟其成员有密切关系……
让我改变看法的是社会科学家们，遵循奥托·诺伊拉特(ottoneurth)思想传统的科学专家们，他们对经济学的认识非常极端、非常幼稚，正是看到他们的表现，我才意识到，实证主义可能是误导性的……我曾以为，问题出在他太极端了，但我很快就认识到，并不是这么简单……
我摆脱它确实费了很长时间。我是在离开维也纳、到达伦敦后，才开始系统地考虑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问题的。我逐渐认识到，在这一领域中，实证主义绝对会使人误入歧途。
我从伦敦回到维也纳跟我的朋友哈贝尔勒进行讨论的时候，我向他解释说，我已经得出结论，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马赫的实证主义可不是好东西。当时他对我说，“啊，有一本非常好的新书，是一个叫卡尔·波普的人写的，谈的就是科学研究的逻辑。”我对这本书非常满意，因为它确证了我已经形成的那种看法。
英国经济学史家、经济理论家泰伦斯·哈奇逊(terencewhutchin)认识哈耶克和波普，熟悉他们的著作和思想，他曾深入地讨论过哈耶克的方法论观点的发展历程。哈奇逊把哈耶克的方法论思想区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第一期哈耶克”——持续到1936年，遵循的是维塞尔和米塞斯的观点；而第二阶段——“第二期哈耶克”则始于1937年，融会了波普的观点。
在学术生涯的早期，哈耶克几乎完全遵循米塞斯-维塞尔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坚持认为，知识对人来说是内在的、给定的。经验发现可以用来证实理论，但并不能驳倒理论。经济学理论乃是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为基础的。理论先于经验观察。哈奇逊引用过哈耶克在《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中说过的话：“为解释社会现象，我们所需要掌握的最重要的基本事实乃是我们共同的经验的一部分，是我们思想的材料的一部分。在社会科学中，它是不需要争论即可掌握的复杂现象的基本组成部分。在自然科学中，它们最多只能猜测出来。这些基本组成部分与其说是确定的，不如说是复杂现象的某种规整性，正是它们，构成了社会科学中的真正的经验因素。”[9]
哈奇逊说到，在1935年为《集体主义经济计划》所写的导论中，哈耶克在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上”“非常接近”维塞尔和米塞斯，即，“1)‘经济学的最重要的基本事实’是不可证伪的、是驳斥不倒的；2)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和基本假设上的根本对立——维塞尔、米塞斯和哈耶克都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他们几乎同样乖戾地强调这种对立，”[10]。维塞尔、米塞斯和第一期哈耶克都认为，由于经济学的知识是不证自明的，因而经济学有可能提出比物理学更精确的命题。
“第二期哈耶克”则信奉一种更具有波普色彩的观点。当然，重要的并不是观点的渊源，而在于观点本身。哈奇逊特别强调他“拒绝猜测思想之间互相影响的痕迹”[11]。哈耶克1937年写的《经济学与知识》就是打算解释，为什么他不能接受米塞斯的先验主义。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哈耶克坚持一种更具有经验主义色彩的方法，尽管他仍然继续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哈耶克说，他从来没有信奉过米塞斯的先验方法。
人们对哈耶克和波普思想上的关系一直有所争论，起因部分在于，波普曾经声称，至少是在他自己进入晚年而哈耶克也去世之后声称，他对哈耶克的影响要比大家一般认为的、甚至比哈耶克自己所想象的大。在上面所引的他回忆他与哈耶克第一次见面的情景的那篇纪念性讲话中，波普接着叙述说，“对于作为经济学家的哈耶克，我不想说什么。但对哈耶克的两部讨论自由社会的法律框架的巨著……《自由宪章》和《法、立法与自由》，我倒可以说上几句。我觉得，我对于他的兴趣转向这个方向发挥了那么一点点影响——因为我在我们的交谈中一遍又一遍地强调，要反对当时人们所说和批评的——尤其是米塞斯所批评的——保护主义或者说国家保护主义，就不能采取米塞斯的路线；因为，在一个复杂社会中，任何类似于自由市场的东西，只有在获得法律、也即国家的保护后，才可能存在。因此，‘自由市场’这个词也必须永远放到引号中，因为它永远都接受法律框架的约束或限制，只有借助这一法律框架，它才能够正常运转。”[12]也就是说，波普声称，哈耶克学术生涯后50年的主要贡献——即阐述了法律对于确立或创建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的秩序具有核心作用——乃是得益于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逐渐又恢复到了正常状态，尽管与苏联的冷战取代了与德国和日本的热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美国的地位就迅速上升，它拥有核武器，占有无可匹敌的经济生产力，在大战刚结束那几年，占有整个世界的领土的将近一半。
战后，哈耶克到gilbrltr进行了六个星期的社会考察，并撰写了一份报告提交给政府。后来，英国政府又请他对塞浦路斯也进行一番同样的研究，但他拒绝了。他积极参与了当时一个政治团体的活动，该团体名叫“争取南蒂罗尔正义”委员会，要求意大利(一战后占领)将南蒂罗尔地区归还给奥地利。哈耶克一生都向大众媒体投稿，论述当时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哈耶克从前的学生玛尔约丽丝·格赖丝·哈钦森回忆说，1947到1948年间，她
有幸听了哈耶克的一门课，讲授“经济学史导论”。在讲课的时候，他喜欢踱来踱去，用一种闲谈的语调说话，既不刻意强调，也不卖弄学问。他的记忆力很好，又有深厚的人文背景，很多国家各个时期的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家和商人的观念，由他讲出来很吸引人。他的教室里总是坐得满满的，而他也总是能够毫不费力地抓住他们的注意力。
这门课分20讲，在第一堂课上，哈耶克给我们开出了一份他觉得对我们有用的阅读书目，列入他的书目的作者有亚力山大·格雷(lexndergry)，爱德温·坎南、詹姆斯·博纳(jsbonr)、熊彼特、奥古斯特·翁肯(ugtoncken)、雅各布·维纳、查尔斯·吉德(chrlesgide)和查尔斯·瑞斯特(chrlesrsit)。他也向我们推荐埃利克·罗尔的《经济学思想史》，尽管罗尔当时是位马克思主义者。哈耶克用了8堂多课讲授斯密之前的经济学思想，哈耶克总是强调早期的学者们的重要性。不用说，我们这些正准备专攻经济学史的人都受到他的鼓励，努力研究经济学诞生之初的思想。[13]
格赖丝·哈钦森也回忆说，哈耶克“用一般的术语区分了经济学思想的两大来源，哲学的，与经验的或实践的。这门课主要追溯这两大思想流派的起源和发展及其之间的关系，从古希腊哲学讲起，最后以凯恩斯收尾。”关于哈耶克的性格，她说他“谦恭有礼但又超然离群”，他非常热心地帮助很多学生，包括她本人，使他们的学位论文得以出版。[14]
曾受教于哈耶克的亨利·托奇回忆说，40年代后期，他听了哈耶克开设的《储蓄与投资》课，当时学院的“气氛是社会主义的，大部分学生都接受了工党政府的资助，而休伊·达尔顿后来成了内阁部长。我记得哈耶克教授在他那门课结束的时候说了这些话，‘如果你们同意我的分析，那在考试时就这么回答，但你们一定要给出自己完整的论证，因为我的看法并不是最后的定论，如果你的论证不有力，就要丢分。’学生们大声叫好，这种事可不多见。”托奇也回忆说，1949年，哈耶克出席了罗宾斯的研究生研讨课，他的评论性发言“简短，直中要害，非常精彩”[15]。显然，哈耶克与罗宾斯的关系正在恶化。这时候的研讨课已经不复有30年代的盛况了。
第20章波普（下）
在战争后期，哈耶克和波普之间书信往来频繁，尽管他们两人彼此还没有深入了解。波普请哈耶克帮忙，想出版《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后来则要获得伦敦经济学院的高级讲师职位。1943年年中到1945年初，波普差不多每两周给哈耶克写一封信。在战时通信中，他们从来没有彼此直呼名字。
1943年2月，波普写完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6月份，哈耶克写信给他说，“我对你提到的研究尤其感兴趣，因为你的研究似乎跟我现在正在进行的研究非常相近。”[16]1944年5月，波普收到了哈耶克寄的一本《通往奴役之路》，他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是“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他写信给哈耶克说，“你在前言中形容这本书是‘我不能逃避的责任’，看到这段话，我觉得，推动你进行研究的力量跟推动我的那股力量完全是一样的。”[17]
据曾担任过8年波普的研究助手的杰里米·席尔默说，从《通往奴役之路》中，波普发现，哈耶克的一些观点跟他自己的观点“惊人地相同”，以至于波普特意“将《开放社会》手稿完成的日期加上去，以免别人以为他用了哈耶克的观点却不表示谢意”[18]。席尔默又写道，“波普认为，哈耶克的出发点似乎跟他完全不同的……波普私下有点不安，不知道哈耶克的观点是否比他的观点更保守；因为——与他的《开放社会》有所不同——哈耶克似乎没有显示出明显地保护弱者的关切，而哈耶克的著作也受到了保守人士的热烈欢迎。”[19]哈耶克提出为《开放社会》写一篇前言，但波普在1945年写给他的朋友贡布里希的一封信中说，他谢绝了哈耶克这一好意，因为“我太珍视这本书了”，而让他写序会“给这本书和我本人贴上他的标签”[20]。
马拉奇·哈伊姆·哈考恩对波普的思想发展和哈耶克对他的影响的看法可能是最精当的。哈考恩强调了一战与二战之间维也纳城的思想氛围。他认为，波普是在一种思想上更为激进、具有更强烈的逻辑实证主义气氛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而还在学校的时候，哈耶克就走上了古典自由主义之路，而波普则是个共产主义者。而且，哈耶克是天主教徒，而波普则是犹太裔。
在两次大战期间，维也纳是个独一无二的地方。这是一个没有政治力量的城市，到30年代，唯一的问题是何时被置于希特勒的控制之下。30年代，面对德国，奥地利已经丧失了自身的政治独立性。3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1938年，左翼和犹太公共知识分子争相离开维也纳。
波普就是在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的气氛中形成自己的观念的，尽管波普本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逻辑实证主义者，实际上，他觉得，他一直在反驳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前提。哈考恩写道，哈耶克在二战期间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后来收入《科学的反革命》中的一系列论文“打开了他的[波普]视野。他发现了一个他以前不了解的广阔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这些论文尤其对波
免费电子书下载shubao2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