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于是，哈耶克教授就成为迄今为止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位名副其实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8]
跟其他奖项不一样，诺贝尔经济学奖到1969年才第一次颁奖，而诺贝尔和平、文学、医学、化学等诸奖都是从1901年就开始颁奖了。缪尔达尔和哈耶克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八位和第九位得主。自1976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获奖之后，不少倾心市场的经济学家，其中大部分来自芝加哥大学，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由于索尔任尼琴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并来参加12月举行的1974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因而这届颁奖典礼非常引人注目。索尔任尼琴是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当年由于害怕苏联不让他再回国，所以没有来领奖。而1974年他之所以能参加典礼，理由很简单：他已经被苏联流放了。哈耶克在《自由宪章》和1956年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前言中都曾说过，“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文学样式”对于创造一种“冷静”对待社会主义的“精神状态”具有重要作用。后来他谈到过索尔任尼琴，他说，索尔任尼琴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由于我跟他同时去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所以我结识了他。最近，我的《通往奴役之路》出了俄文译本，于是，我送了一本给他。他显然是第一次看到这本书，他给我写了封信，说他几乎无法相信，一个没有在俄罗斯生活过的人，却能跟我一样清楚地看清社会主义的后果。”[10]
就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哈耶克的健康状况得到了大大改善。有人曾说，他获奖与身体好转之间有某种关联，哈耶克则愤怒地拒绝承认这两者间有任何关系。他“不像有的朋友那样不怀好意地散布消息，说是诺贝尔奖治好了我的病。实际上，早在1974年夏天，我还没有得到一点音信的时候，就已经又开始发表著述了。”[11]
度过了70年代初期的健康危机后，他的心绪也大为改善。1984年哈耶克曾说，他比以前“要乐观一些”了。他的态度之所以变得比较积极向上，除了因为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外，也因为换了药物。同时也是因为公众对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又有了发言的机会，时代风气对他有利了。获得诺贝尔奖与他此后社会活动增多之间，可能确实并没有可以看得见的关系，但诺贝尔奖带给他的新声望给他带来了乐趣，也让他得到了很多愉快的机会。当时在人文研究所(stituteofhunestudies)工作的沃尔特·格林德回忆说，获奖前后的哈耶克“几乎判若两人”[13]。
70年代，时势也发生了巨变。从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有些人觉得，在西方国家，不仅仅会出现年轻人领导的文化革命，还会出现一场政治革命，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和第三世界将会走上苏联的道路，或者会“芬兰化”(flndized，指非共产党国家却采取苏联的政策——译者注)。但到了70年代中期，尽管美国从越南撤退，出现那种局面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小，甚至根本就不可能了。
经济上出现的高通胀、高失业率，也使哈耶克、弗里德曼这样的经济学比以前更为吃香了。在下面一段话中，哈耶克就公众承认在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中所具有的作用谈过自己的看法，有人曾问哈耶克：
问：自己的成就获得外界的承认，对于一个人享受生活的乐趣，真的那么重要吗？
答：是的，尽管我觉得，我自己选择研究的课题时从来不是为了获得公众的认可。但如果我们得到公众承认，那总是一件好事。而我现在非常难过，我曾投入毕生精力研究、且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东西，迄今却没有获得认可。如果一项成果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我也会觉得不舒服；不过，这并不会妨碍我做自己觉得重要的事情，只要我确信有些东西的重要性到最后会被大家认识到。
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让他声名显赫。假如他没有获得这个著名的大奖，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后来会不会成为他的信徒，就大成疑问，而撒切尔夫人认可他，反过来又让他成了大名人。
第37章撒切尔夫人（上）
哈耶克的名声传播得最广泛的国家，是英国，这主要是由于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公然称哈耶克为她在整个80年代最重要的哲学导师。1975年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保守党主席后，哈耶克在英国的声望开始升高，而当她于1979年当选首相后，他的声望更是急剧攀升。
撒切尔夫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评论说，她年轻的时候读过、后来又“经常重温”的“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最强有力的批判”，是《通往奴役之路》[1]。她也受到哈耶克其他著作的很大影响，包括《自由宪章》和《法、立法与自由》，她称这些著作为“杰作”[2]。
理查德·考奇特曾这样描述过哈耶克与撒切尔夫人第一次见面的情形：“1975年她当选反对党领袖后不久，经济事务研究所(ie)安排撒切尔夫人与哈耶克第一次会面，地点在国王北街(ie总部所在地)。撒切尔夫人到达后在会议室与哈耶克举行私人谈话，大约持续了半个小时。然后，撒切尔夫人告辞，经济事务研究所工作人员围到出乎寻常地陷入沉思的哈耶克周围，问他对这次会面的看法。哈耶克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充满感情地说，‘她可真美’。”[3]
保守党研究部门的一位官员回忆说，有一次，一位工作人员“准备了一篇文章，提出‘中间道路’是保守党应该采取的最可行的路线，可以避免左翼和右翼的极端。他还没有讲完，新当选的党主席就把手伸进她的提包，拿出一本书，那是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她打断了我们这些实用主义者的讨论，举着这本书让我们大家看个究竟，‘这本书’，她斩钉截铁地说，‘才是我们应该信仰的’，并把哈耶克的书啪地掷到桌子上。”[4]
哈耶克与撒切尔夫人在哲学上确实关系密切，但人们可能过分地强调了哈耶克与撒切尔夫人间私人和政治关系的密切程度。哈耶克在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之前一年，即1978年时评论说，“我对政治很感兴趣；事实上，我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政治。现在，我就投入很多精力，帮助撒切尔夫人向工会组织开战。我写了不少文章；甚至有一篇文章有幸刊登在伦敦《泰晤士报》专题报道的头版。在英国，人们把我看成撒切尔夫人的导师，其实我跟她只见过两次面。我喜欢这个样子，但从原则上，我从来不会问——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样的政策在政治上是可行的。我只集中于思考我觉得正确、而你如果能够说服公众也应该干的事情。如果你不能说服公众，就可就太糟糕了，但这不是我要考虑的事。”[5]
撒切尔夫人当选为首相后，哈耶克曾经想就实际的政治问题给她顾问顾问，尤其是在他就任首相之初，哈耶克有时在寄他的访谈记录或演讲文本的时候附上一封信。1979年8月，他写信给她，建议就工会改革问题举行全民公决，但她很有礼貌地拒绝了他的建议[6]。1979年《法、立法与自由》第三卷出版的时候，他送给她一本，还把1984年为纪念《通往奴役之路》问世四十周年而出版的羊皮面本编号为第一的那本送给她。在大家关注的政治问题上，撒切尔夫人没有受到哈耶克多大影响。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的那些年中，他们之间比较重要的交往，一般一年也就那么一两次。
不过，大众媒体却把哈耶克视为撒切尔夫人幕后的大老。1976年，《每日镜报》的一个大字标题是，《哈耶克到底是什么人？》——这篇文章给出的答案是，“一位出生在奥地利的教授，成为托利党内部那些激|情四射的人物背后的影子人物。依然没有多少英国人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7]。四年后《镜报》的另一篇文章的标题是，《撒切尔夫人的教父！》[8]，另一篇报道的标题是《教士与首相》，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写道，“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教授是这届政府制订政策背后的鼓动者，这种政策将使失业人口达到两百万，导致众多企业破产，阶级战争将会再次降临。”[9]
帕特里克·科斯格雷夫在他的《玛格丽特·撒切尔：一位托利党人与她的党》(1978年)中讲到过“70年代哈耶克的声望再次上升的程度(有若干年他几乎完全与世隔绝，不被人知)，他又是如何比战争刚刚结束那段时间获得了更多的拥趸”[10]。由于滞胀、工会权力膨胀、获得诺贝尔奖——特别是由于撒切尔夫人地位不断上升——哈耶克在英国的名望比以前更响亮，比他在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声望也大得多。1978年，时任工党下院领袖的迈克尔·福特攻击哈耶克是个“疯子教授”[11]，并指责撒切尔夫人被他控制住了，这种指责跟30多年前艾德礼对邱吉尔的批评如出一辙。
哈耶克是通过撒切尔夫人介绍而结识罗纳德·里根的。1982年，她在伦敦将哈耶克引荐给里根。里根提到，他曾拜读过哈耶克的一本书，“从中受益匪浅”[12]。撒切尔夫人则作为首相在下院说，“我是哈耶克教授的热情崇拜者。我们这里一些尊贵的议员们应该读读他的一些书。”[13]
受过哈耶克影响的英国政治家还有埃诺奇·鲍威尔(enochpowell)和撒切尔夫人的内阁成员基思·约瑟夫(keithjoseph)、杰弗里·豪伊(offreyhowe)、约翰·比芬(johnbiffen)、尼格尔·劳森(nillwn)，还有1970年到1974年担任英国首相的爱德华·希思(edwrdheth)，他曾在1953年参加过一届朝圣山学社的地区会议。
第37章撒切尔夫人（下）
哈耶克经常卷入英国的公共政策辩论。尤其是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经常向伦敦《泰晤士报》写读者来信，出版多种小册子，发表更长的评论文章。尤其是1978年的一封来信引起较大争议，在这篇文章中，他赞扬撒切尔夫人发出的不再接纳移民的呼吁，他写道，“任何一个人，如果经历过那场导致希特勒掌权的暴烈的反犹运动的崛起，都不会反对我们赞扬撒切尔夫人发出的勇敢而直率的警告。我在维也纳生活的那些岁月，那些有权有势的犹太人家族是一个受到大家尊敬的群体，所有正派人都会对少数民粹主义政治家煽动的反犹暴乱嗤之以鼻。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加利西亚和波兰犹太人的突然涌入……却在很短时间内就改变了人们的心态。他们看起来太不一样了，根本不可能逐渐被同化。”[14]
第二周，这封来信就招来不下五封批评性回应，而哈耶克则两次回信对自己辩护。《泰晤士报》专家作家伯纳德·莱文写道，哈耶克的观点是，“种族主义实际上完全是受害者的错，他们必须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太显眼，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很成功，要不然，他们就应该被消灭。”[15]威利·弗里绍尔教授则写道，“哈耶克教授把奥地利反犹运动的兴起归罪于那些‘看起来太不一样’的波兰犹太移民，他要么是记错了，要么是对奥地利的政治和社会史无知。”[16]乔治·芬克博士则说，“哈耶克教授说，正是来自波兰的犹太移民‘改变了’维也纳社会的‘心态’，这种说法是轻率的，也令人反感。奥地利的反犹主义是一种地方病。”[17]尼古拉斯(当时已是勋爵)·卡尔多抓住机会再次挑战哈耶克的经济学[18]，鲁斯·格拉斯则宣布，哈耶克的来信“开头就大错特错——正是‘暴烈的反犹运动的兴起导致了希特勒掌权’，而不是别的原因。”[19]
在最后一篇回应文章中，哈耶克为自己辩护说，他“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对我的那封来信提出的严正抗议都坚持将我竭力要揭示的一个涉及到同化过程的问题，视为一个有关种族的问题。我在第一封来信中曾有意谈到过捷克人在1914年前移居维也纳后曾导致街头暴乱的例子。在最近的维也纳历史上，这类要求政府实行歧视性政策的暴乱，在加利西亚的难民潮涌进维也纳之前，从来没有一次是针对犹太人的。”[20]
哈耶克可能认为，有些民族在文化上比较麻木和拘守陈规[21]。但他从来不认为，各种族之间存在明显的生理差异。哈耶克认为，《通往奴役之路》就是立足于全球来批评中央计划体制的，在这本书中他说，“人们难道不会怀疑，这意味着或多或少地要刻意确保白人的主宰地位，其他所有民族产生这种看法难道不是很正当的吗？”[22]在《致命的自负》的草稿中他也说，西方并没有向不发达国家提供能提高其工人生产率的资本的义务，这隐含着他的一个看法，导致发展滞后的，是资本和教育的匮乏，而不是民族间的自然秉赋之差异。
1961年，在南非接受采访、谈到当时的种族隔离法时，哈耶克说，这“似乎是一个明显、甚至有点极端的例子，在我看来，不同人之间互相歧视是不合乎自由原则的。我[在《自由宪章》中]的论述的要旨事实上就在于，政府可以运用强制予以执行的那些法律，应同等地适用于该社会中一切具有责任能力的成年人。任何种类的歧视——不管是基于宗教、政治观点、种族或别的什么理由——似乎都与法律之下的自由之理念不相容。历史已经证明，隔离从来不是平等的，也不可能是平等。”[23]但他相信，基于私人的理由，人们是可以对他人区别对待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耶克在跟人讨论是否将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时承认，在美国存在着种族主义，他说，“我或许应当再加上一句，我的这种看法基于这么一个不便明言的想法：我的孩子到那儿后，应该跟一个白人家庭生活在一起，而不能送到某个有色人种家庭。”[24]他之所以反对政府直接提供教育，部分理由就在于，“政府提供教育可能造成像美国的黑人被隔离那样的问题。”[25]在南非的那篇访谈中他说到了大学录取问题，他说，“假如大学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共[也即政府出资的]机构，那么按照我的哲学，他们就应当对所有人开放，这是他们的本分。而如果他们完全是私立机构，那么，我想，私立机构有权区别对待不同人。”[26]
哈耶克的思想是年轻时在奥地利形成的，他的青年和中年时期在英国度过，又在芝加哥大学呆了十几年，最后，在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在英国大为出名。熊彼特曾这样形容凯恩斯：他的“建议最初都是针对英国而提出的”，从很多方面看，这句话可同样适用于哈耶克。哈耶克自然而然地把英国作为自己的家，只是由于种种个人原因，他才在一段时期内没有生活在那里。
1980年3月26日，哈耶克在伦敦的“星期一俱乐部”——保守党讨论政策的场所——发表了一篇题为《中间派的混乱状态》的讲话。在这篇讲话的最后，哈耶克谈到自己的一个想法：为使英国成为一个富强、重要的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在保守党内进行着，而英国的持续生存有赖于打碎工会的特权，控制通货膨胀，拒绝社会正义的概念。1984年，哈耶克欣然参加了朝圣山学社在剑桥举行的会议。在为《全国评论》所写的有关会议的报道中，约翰·钱伯林写道，“这届朝圣山学社会议最鼓舞人心的事情是，它是在一个左派不再时髦的学术环境中召开的……这跟30年代的剑桥大相径庭，当时的剑桥是为共产党培养党员的基地，甚至培养出了明目张胆的卖国贼。1984年的剑桥已经准备承认哈耶克是个受欢迎的人，欢迎他回家了。”[28]
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担任首相后不久曾向哈耶克写信说，“过去这几年，我从您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对此，我很自豪。我希望，您的一些观念能被我的政府付诸实施。作为你最重视的支持者，我确信，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如果我们取得成功，则您对我们取得最后的胜利的贡献将是巨大的。”[29]
1982年，哈耶克向撒切尔夫人写过一封信，显然谈到了智利政府削减政府开支的成功案例，撒切尔夫人回信说，“从阿连德的社会主义发展到80年代的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经济，这是经济改革的一个杰出典范，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经验教训”，她写道。“但是，我确信您也会同意，在英国，我们实行民主制度，需要达成很高程度的共识，所以，智利采取的一些措施，在我们这儿很难被人接受。我们的改革必须符合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宪法。有的时候，改革的进程看起来可能缓慢地让人痛苦。但我坚信，我们将按我们的方式在我们的时代完成我们的改革。然后，这些制度将持续下去。”[30]
1989年哈耶克90岁华诞之际，撒切尔夫人写信给哈耶克说，“到本周，我荣任首相一职已达10年。很多人非常宽宏地评价我们的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当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如果没有那些价值和信念将我们引导到正确的道路、并为我们提供正确的方向，则我们不可能取得一样成就。您的著作和思考给予我们的指导和启迪，是极端重要的；您对我们居功至伟。”[31]
第39章《致命的自负》（上）
哈耶克学术生涯最后几年进行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撰写《致命的自负》，副题为《社会主义的谬误》。我们不应该认为，哈耶克晚年把时间都花在旅行或参加各种不重要的活动上，相反，从1978年到1985年，他积极地为写作《致命的自负》作准备，他在写作期间写给别人的一封信中曾说，他觉得，这本书可能是他最重要的著作。[1]
哈耶克最初设想，《致命的自负》将是他毕生研究社会哲学的一个总结。年轻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了价格的信号传递功能对于指导生产活动的致命重要性。在《经济学与知识》中，他发挥了这一概念，解释了价格是如何帮助人们克服知识的分工问题的。在《理性的滥用与衰落》中，他本来想疏理社会主义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但由于它耗时过长，他就决定写一本比较通俗的书——《通往奴役之路》，揭示了社会主义观念的后果。而这本书又使他认识到，古典自由主义并没有得到人们正确的理解，于是，他就撰写了《自由宪章》以补救这些时弊。然后是《法、立法与自由》，他试图超越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阐明他自己的某些观点。最后，在《致命的自负》中，他将阐述他自己的整个研究工作的要旨——从演进的角度来解释人类文明的成长。
哈耶克高度推崇西方文明。他认为，人类透过西方传统的观念实现和平与繁荣的希望，要比透过其他的传统大得多。他认为，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文明也是在未知的、不可预见的方向上演进着，这样的事并不是独此一家。在他看来，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为社会创造出能使物质进步持续下去的规则。
尽管如此，哈耶克最看重的还是精神因素。尽管他用物质水平作为衡量社会成功的标准，实际上他认为，男男女女们所奉行的规则，总的来说是内生的。社会的秩序乃是一种抽象的秩序。它是社会成员们对于社会应当是什么样的、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应当是什么样的、这些人际关系模式导致的物质结果将会什么样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所持的愿景。哈耶克认为，资本主义其实就是西方历史上的道德规范的一种外在表现。
而且，人们根据经验而相信的东西，与他们的规范性的、伦理性的行为，是密切相关的。相信中央政府可以有效地控制经济活动方方面面的个人，与相信这种控制不可能有效率的个人，所偏爱的规则和法律肯定是不一样的。人们根据经验而形成的信念，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因而，哈耶克的哲学致力于追求真理。人类只有从真理中——即尽可能准确地评估事物是什么样的、能够是什么样的——得到好运道。
《致命的自负》的立意源于《法、立法与自由》跋文《人类价值的三大源泉》，这是他于1978年5月7日在伦敦经济学院的霍布豪斯讲座上发表的演讲，当初有些思虑不周。哈耶克经过几年沉寂之后，终于出齐了《法、立法与自由》，这之后，他又回头研究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问题——即探讨社会主义的规范性陈述背后的经验性命题。他认为，这些经验性命题在他所生活的时代甚嚣尘上，他要竭尽全力透过他的著述挫败这些论断。
哈耶克坦率地承认，在这个时代，由法律、产权、交换、契约和传统的家庭、性伦理构成的西方自由传统所受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左翼。他毫不掩饰自己对那些贩卖不合乎西方传统价值之观念的人士的厌恶，因为这些传统价值是历史地演进形成的，而这些家伙却想用建立在下列经验命题之上的最优社会取而代之：他们声称，由政府随心所欲进行控制而形成的社会，要比透过适用于所有人的、公知的法律所形成的社会，更为可取。他追求的是透过法律而形成的秩序。
反过来，只有形成秩序，才有可能实现物质的最大进步。只有当人们能够基本上确信他们的行为将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他们才能有效地与他人发生交往——从而也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物质进步。规则是每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社会是否繁荣兴旺，关键在于规则是什么样的。
哈耶克70年代后期写完《法、立法与自由》的时候，他以为，这将他的收山之作，他不愿意让这本书在没有指出——“最起码是暗示”——他的思想发展的“方向”的情况下就仓促出版。所以，他为这本书加了一个跋，也就是说这篇霍布豪斯演讲，它“较为直截了当地表达了指导我整个研究工作的一般的道德和政治演进观”[2]。哈耶克最初认为，《法、立法与自由》将是他最后一本著作，因此他在这本书上投入的时间，比以前所有著作都长。
哈耶克从1962年起进行《法、立法与自由》的研究，到1978年全部写完，前后共花了16年时间。在《法、立法与自由》的最后一章，他的自由至上主义色彩更浓了。在最后一节《把制订对内政策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的第三段，他赞成将“中央政府提供的大部分服务性功能下放给区域性或地方性当局”。他认为，“这样一来，地方性政府、甚至区域性政府将转型为准商业性公司(si-rcilrportion)，为争取公民而展开竞争”。[3]
哈耶克预言说，如果切实贯彻自由至上主义的原则，就将形成一种社群主义的前景。目前流行的“社群主义”理论强调地方价值和地方制度的优先性，强调各社群之间的多样性。社群主义不强调在一定地理范围内奉行统一的价值、实行统一的制度。社群主义强调不同社群间的多样性，而未必肯定社群内部的多样性。社群主义的多样性是诸社群的多样性。多样性就是差异。而社群自身的特征则是统一的，而不能是多样的。
相反，真正的社群主义并不会仅仅因为过去的社会规范和组织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就一味地维护它们。哈耶克曾雄辩地说，允许过去的、前现代的生活方式消逝，不管是对个人还是社会整体而言，都是可取的，他说，“如果我们允许某种生活方式完全消逝，而不是将其作为某种历史标本而保护下来，则应当是我们对人的人的尊严的更为尊重的体现。”[4]在自由至上主义的秩序中形成的社群，应该是其成年成员在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选择的社群。
在《法、立法与自由》倒数第二节《取消政府对服务的垄断权》中，哈耶克表现了他一生中最强烈的自由至上主义色彩。他说，“当然不需要中央政府来决定谁有资格提供各种服务，政府如果拥有这种强制权力，则是极不可取的。这就是说，如果某些人愿意以其他方式获得某种服务，则曾获准使用其征税权维持这些服务的政府部门，应当退还他们为此服务而交纳的税款”[5]。由于他将这一原则运用到下面广泛的政府服务领域，因此这一原则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一原则“毫无例外地适用于政府具有法律赋予的垄断权的所有服务领域，从教育到交通再到通信等所有领域，包括邮政、电报、电话、广播服务，所有的所谓‘公共品’，形形色色的‘社会’保障，还最重要的的货币发行，唯一的例外是维护和执行法律及为此目的而维持一支武装力量。”到1979年出版的《法、立法与自由》的最后几页，古典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变成了自由至上主义者哈耶克。
第39章《致命的自负》（中）
哈耶克曾在1979年2月的一次谈话中谈到过《致命的自负》的来龙去脉：
大约一年前，我突然有一个想法，也许时机已经到了，有必要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公开辩论，讨论一下“社会主义是不是一个错误？”这个问题。有12位朝圣山学社会员支持我，愿意出面作为正方，我们的计划是激出另一组人作为反方，跟我们公开辩论。
但这却不大行得通，有两个理由。第一，像这样的事情，像我所设想的规模，花费太大了。显然，资本家对于从思想上捍卫资本主义，并无兴趣。但这不是主要问题所在。
当我们在香港召开朝圣山学社会议的时候，遇到了更严重的问题。当时大家提出，如果由我们挑选反方，不具备可信性。作为这场辩论的一个开端，大家请我用书的形式写出我们的看法，然后给我们这边的十二位队员，予以细化，根据他们的批评意见，精编为一本篇幅不大的书，以此作为我们的发言，邀请另一方组织自己的辩论队来跟我们进行公开辩论。[7]
哈耶克形成进行公开辩论这种想法，是在刚写完《法、立法与自由》、紧接着又写完《人类价值的三大源泉》那会儿。他自己觉得，正是《人类价值的三大源泉》一文的关键看法，使他形成了搞公开辩论的想法，这一关键看法就是他在将那篇演讲收为《法、立法与自由》一书的跋文时在最后一部分加上的一句话：“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拂逆自己的欲望的情况下才变得文明起来的”[8]——“我想，这就是我的整个观点的基础——创造文明的，不是我们的理智，而是驯化我们身上很多与文明相抵触的本能。”[9]资本主义是有违人的天性的。开放社会所需要的道德规范不可能与人们从原始时代遗传下来的野蛮本能相一致。
哈耶克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准备那场大辩论。按照他的计划，朝圣山学社一方辩论队组成|人员包括鲍尔(buer)、詹姆斯·布坎南、罗纳德·科斯、米尔顿·弗里德曼、阿明·古陶斯基(rgutowski)、拉尔夫·哈里斯(rlphhrris)、埃米尔·金格(eilkung)、加斯东·莱杜奇(gstonleduc)、沃伦·纳特尔(wrrennutter)、约阿奎因·里格(joreig)、本·罗基(bene)、阿瑟·申费尔德(rthurshenfield)和克里斯蒂安·沃特林(christwtr)，而他觉得，社会主义一方的辩论队成员可能包括詹姆斯·米德、诺姆·乔姆斯基、莱泽克·科拉考斯基(leszekkolkowski)、阿瑟·刘易斯(rthurlewis)、冈纳尔·缪尔达尔，迈克尔·哈灵顿(ichelhrrgton)，让-保罗·萨特则是可能的替补队员。雷蒙·阿隆(ryondron)则已经同意出任辩论赛的主持人。
1978年，哈耶克详尽提出了他的辩论赛计划，并邀请不少具有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倾向的学者来参与其事。他曾写信给弗里德曼，但弗里德曼由于正专心于录制《自由选择》的电视系列片而无法参加。哈耶克又给弗里德曼写了第二封信，说弗里德曼是他最不可缺少的人，并强烈呼吁弗里德曼来帮他的忙。
弗里德曼在他写给哈耶克的第二封信中解释了他为什么无法参加的原因，显示了他的尊敬、谦逊和远见：
我当然衷心支持您在巴黎与社会主义者当面对质的计划。但我这边实在是脱不开身。我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抓紧完成跟我有关的一个电视系列片。我已经写信高速过您，这套片子非常费事。更重要的是，从您的计划来看，这场辩论赛要求我全身心的投入。问题是，它不能只靠我一个人，而是要靠……不少人——六七个人，甚至更多。而我的日程安排得很紧，大概没有多少自由支配时间，因为我们必须赶在预定时间，即1979年秋天之前，录完这套节目。
我之所以写这么多话解释我们的情况，是要让我清楚，我之所以无法去参加那个活动，不是因为我对您的计划缺乏热情，而纯粹是因为我无法从目前的事情中脱身，这件事可能没有您的计划更重要，但离了我却更加无法继续下去。[10]
哈耶克设想的辩论赛最终没能举行。《人类价值的三大源泉》被作为《法、立法与自由》的跋文而于1979年正式发表的时候，哈耶克在文章最后加了一句话：“在结束这篇跋文的时候，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不应当是结语，而应当是一个新的开篇。但我不敢奢望上天是否会假我以时日。”[11]但他又在《法、立法与自由》的三卷合订本的前言中说：“我曾在结尾说过，我在跋文中所说的，不应当是个结语，而应当是一个新的开篇。我很高兴自己现在可以说，事实确实如此，那篇跋文正是我现在刚刚完成初稿的一本新书的概要。”[12]
哈耶克用了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来写作《致命的自负》，但最后却一直没有定稿。它是由一篇相当简单的辩论赛发展成为一本专著的，跟《自由宪章》和《法、立法与自由》一样，也分为三部分。《致命的自负》曾经数易其稿，其中一稿的标题是哈耶克从亚当·斯密的书中摘出来，《过分的自负》(theoverweengnceit)，他认为，斯密用这个词形容的是某些过于傲慢的知识分子，他们相信，他们设计出来的社会会比竞争性市场更优越的。[13]
《致命的自负》的手稿，有两个最基本的版本。关于第一个版本，布坎南是这样说的：“80年代初期，哈耶克教授的计划似乎已经初步完成。斯蒂夫·佩约维奇出面组织，自由基金会资助，在离哈耶克三十年来每年夏天度假的地方、奥地利的奥贝尔古尔格尔开了个小会，旨在协助哈耶克进行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会议在1982年8月举行，我们有15个人与会，包括皮特·鲍尔、罗纳德·科斯和乔治·斯蒂格勒等人。我必须说，我们对我们看到的这个手稿并不怎么满意，而作为批评者，我们也对哈耶克教授保持着最高的敬意，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不能推荐它公开出版。”[14]哈耶克拿出的《致命的自负》的第二个版本，是他在1982年后半年及1983年、1984年及1985年他因患病而被迫永久停止研究之前，反复修改出来的。
最后付梓的《致命的自负》却是经由威廉·沃伦·巴特利三世之手编辑定稿的，这在哈耶克的所有著作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巴特利是哈耶克自己认可写作自己传记的学者，是他的文集的总编辑。哈耶克在1985年病倒后，巴特利在《致命的自负》上的作用，就远远比最初设想的要大。巴特利还没有写完哈耶克的传记，就于1990年2月去世了。《哈耶克文集》的助理编辑斯蒂芬·克里斯奇成为文集的总编辑。而一位退休商人沃尔特·莫里斯在发起和资助《哈耶克文集》的出版工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39章《致命的自负》（下）
《致命的自负》于1988年出版的时候，并没有获得一致的喝彩。尽管人们满怀敬意提到其中的智慧和哈耶克天才的火花，但很多人认为，《致命的自负》并没有达到哈耶克最初期许的那种高水平。哈耶克到《致命的自负》出版的时候，哈耶克已经丧失了活动能力。他的学术生涯已经结束了。
从1978年上半年写作演讲稿《人类价值的三大源泉》，到1985年上半年，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上大概花了七年时间。从他获得诺贝尔奖，到他最终彻底病倒而失去工作能力，这中间大概有十年多一点点时间，是他生命中“夕阳无限好”的一段时期。而当他在80年代初、中期努力写作《致命的自负?br/>电子书下载shuba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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