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乡愁惊变
（一）
随着脚步响动，她喊道：“魏小磊！”这声音听起来挺舒服，好久没有人完整地叫唤我的全名了，那一时刻什么也比不上有人呼喊自己的姓名来得实在。
迎面走来的绿衣女孩的不是袁春晓，是莫棉华。她垂着的右手提着一只蓝色袋子，左手伸过来搀扶脚步不稳的我。我很高兴见到她，甚至有点欣慰，有点忌妒李子“迷人的魅力”，居然没让莫棉华死心，过了这么久她还飘然而至，来觅他的行踪。
我尴尬不已，为当时自己狼狈不堪的情境。莫棉华有着和袁春晓几分神似的外貌，但她有那种忧伤温婉的气质，让我认真地注视着她，关注她的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行。我的视线移开她碧绿的衣色，那颜色恍惚犹在，我几乎看到满地的青苔在鞋底扩展蔓延、繁殖生长，宛如波动不定的绿野仙踪。
莫棉华关切地说：“你去喝点白开水吧，喝几杯热茶也行。”“嗯，谢谢提醒！”
我回到屋子里照办了。她接着说：“你能告诉我李顺欢在哪里吗？我有重要的事情找他！”
重要的事情？我狐疑着，胡乱猜测着李子可能做出了什么没法挽回的事情……
我说：“我给你他的call机号码。”莫棉华说：“不，你直接跟我说他在哪里，我要去找他！”我只得告知她，李子和我们一样，居无定所的。再说了，她真的还有足够的勇气和热情面对李子吗？
我说：“你真的还想看见他？”她抿着嘴沉思着，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看向上合集市尽头，遥望城南——那只是一个方位，那无形无声的风里，仿佛有她盼望期待的消息。良久，她才说：“我曾经困难，李子借给过我两千块钱，我现在当面还给他。”
她所说的“困难”，在李子那个记事本中提起过，那是她弟弟在老家出了交通事故，李子的两千元钱虽是杯水车薪，却是真正的雪中送炭。我记得那段时间李子的生活过得很紧张，经常不好意思和我一起去快餐店吃盒饭，而是跑去另外一条狭窄的街道——那里是这一带出了名的包子街、云吞街，只需一两块钱就可以暂时填饱肚子。
我脑袋昏沉头重脚轻，在情感上却依然细腻清醒。或许就在那一刻，李子饱受金钱困扰之苦，一个劲地想摆地摊，还有做点小生意的萌动和热望。或许就在那一时刻，莫棉华原本被李子第一印象吸引的芳心，再次被李子乐于助人的心灵所吸引，于是，她不可救药地接近李子。
我也不曾问起李子真正的名字,随意问起她：“你可知晓李子真正的名字？”莫棉华说：“李晨城，早晨的晨，城市的城。”我非常陶醉：“真是一个好名字，你和我一样会记住这个名字的，是吗？”
她咬着嘴唇，展颜笑了，气氛不再沉郁忧伤，开始变得简单和随意。我往太阳穴和人中涂抹了几滴风油精，也神清气爽了。楼下有一台卡拉ok点歌机，凭借话筒的音效，有男青年高亢的吼唱：“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歌声嘹亮声浪远播，煞是符合当时情境。
莫棉华临走之前交给我一个信封：“这里边有两千五百元钱，你帮我转交给他吧，另外多出的五百算是感谢他的。”她提起手里蓝色的袋子：“这是我送给李子的生日礼物，麻烦你转交一下吧。”
莫棉华就这样走了，她转身远去的样子似乎落寞，又好像坚决。作为旁观角色，我觉得那种洒脱的神情是难得一见的唯美。直到好几年过后，当我也真正读懂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爱情与生活，我才懊恼不休，当时我也许应该这样“先知先觉”地开导她——喜欢一个人很大程度上是在喜欢自己——喜欢那个不断成长、渐渐完美的自己。
装钱的信封尚有温暖的体温，蓝色的袋子里装着一件精致的坐垫。虽然只是商场里那种二十几块就可以买到的竹片坐垫，我把它翻过来瞧，读懂了年轻女孩独运的匠心和恒久的祝福：竹片上用黑字写着“坐以待币”四个字，故意扮嫩，写得歪歪扭扭，稚气未脱。
（二）
看看日历，我才知道当天就是李晨城的十九岁生日，我作为他的朋友居然忽略了！但细心的女朋友怎么也是忘不掉的。我看了看表，已经很晚了，就到楼下打个电话得了罢。我call了李子，然后听着那气息渐弱的卡拉ok，等候他来复机。电话铃声响了，拿起话筒我就说：“生日快乐！我是最迟一个打电话的了吧。”
电话那头他清了清嗓子，嗯了一声抬高音调：“你这也是唯一一个电话。”真是让人有点失望，原来我们打工青年的生日并不都是热闹闹的。前阵子在工业区里看到一群男孩女孩提着灯笼一样大的蛋糕盒前呼后拥的，和这种寂静无声的生日形成鲜明对比。
没心没肺的李晨城听说莫棉华来还钱，反倒是顺便岔开了话题。他说：“这样啊，我正缺钱用呢！下半年我不打算买书了，改做水果生意……”
那三元钱一支的风油精提神的药效实在微弱，我已经哈欠连连，不想和他深聊了，打断他滔滔不绝的说辞：“明天我过来的时候再说吧。”
但回到了321的小天地，我躺下之后又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从枕头下掏出李晨城的记事本，像从前那样掏出孙芙蓉送我的代数题集那样仔细的温读，试图发现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蛛丝马迹。
我看到了几页关于单车修理的记录，这么细琐的事情，他在记事本里用不颜色的笔不厌烦地记录着：
2000年自行车维修记录
4月6日，买车一台，125元（早前丢失一台，单价168元，红色车架）；买锁一把，10元。
5月10日晚，在工业区拐弯处和一辆摩托车相撞，前轮变形，右手、右腿擦破点皮，没计较，小事化了。
5月11日，修理费36元，换掉整个前轮，漂亮的小妹妹说要搭车，这虽不是宝马，却也能载她一程。
5月15日，换前轮内胎，8元。
5月底某天，车锁丢失，换新，10元。
5月21日，后胎外轮爆裂，换新20元；给链子加防锈油、调整变形的链子盖板。
7月31日，换左刹车一套，3元。
8月21日，发现前轮外胎有裂缝，有漏气现像。
9月2日，买打气筒一支，15元。
10月5日，买自行车锁，15元。
10月7日，换链子挡板，调整链子长度，5元。
11月6日，在龙头前边安装铁篮子一只，7元；换前刹车手把，6元。（老头服务态度不好，收费小贵，速度慢，我迟到了）
2001年自行车维修记录
1月15日，调刹车，换右踏板，费用6元。
2月19日，换后轮内胎，10元（有些紧，踩起来很吃力，经研究，是后轮歪了，胶胎摩擦车架）。
3月7日，换刹车7元。
3月14日，右踏板坏，座垫坏，计划换新。
3月28日，更换右踏板和座垫，13元。
4月13日，更换链子和飞轮，13元。
5月9日，补后轮内胎，2元。
5月16日，换后轮轴，8元；坐摩托车上班，10元。
5月29日，换左刹车，5元。
6月15日，换前轮内胎，8元。
7月8日，换后轮内胎，18元，贵，但质量好。
7月25日，换车篮子（24号上午撞变形）；换右踏板轴，24元。
8月21日傍晚，更换支撑脚，调刹车手柄，10元。
9月2日，前轮内外胎爆裂，报废，30元。找修车老头理论，整天都不爽快。
9月25日，换车链，15元。
11月14日，换后轮内外胎，37元（上回是去年5月21日，使用寿命约18个月）。
12月27日，修前刹车支杆，14元。
我翻看着这简单而老练的文字，不像出自一位十九岁青年之手。像翻阅一部关注已久的，终于到了尾声，那最后几页纸上涂鸦着一些语句，尽管无疑是抄录或收集，却也彰显了他的审美眼光：
“我虚度年华，空有一身疲倦。”
“溪水引领我，结识波涛。”
“故乡是什么？就是在那片土地上，既有你先辈的墓地，又是你孩子出生的地方。——读海子诗歌《亚洲铜》。”
“故乡是什么?所有的故乡都从异乡演变而来,故乡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蚕妇》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粼粼居大厦。”——《陶者》
“绝不做穷人。——李晨城”，这是宣言，力透纸背，我摩挲着食指，感知着这一行字的力量。
片言只语，透露出这位初中文化的好朋友丰富宏大的内心世界，他显然是一位文学爱好者，毫无疑问，文学作为精神力量肯定会给予他心灵的支撑、让他以坦诚的自我拥抱一个陌生的、充满游戏规则的社会丛林。我当时就确信无疑，今后的李晨城将这丛林轻车熟路、老马识途。
我被这种认真的生活态度感染了，好像我丢失的那几辆单车就停放在屋里的墙壁下，在地板上拖着亲切的影子。我也依稀听见单车清脆连续的阵阵铃声，像串串音符敲打柔软清纯的心坎。我若有所思，找出自己的本子，开始写下的第一个段落：“那年秋天我读小学六年级，夕阳余晖洒在宽阔的丘陵。放学了，我歪斜着身子踩着载重自行车冲出了学生群集的校门，滑行在坚硬的沙土马路上，黑瓦红墙的村户人家掠影而来，耳边响着呼啸的风声，鼻子闻到熟悉的菜香。”此后中断好几年，没有接下去一个字。
我洞悉了这个记事本所有的秘密和精神力量，我想他一定也在找寻。是该物归原主了，就当没有翻看过。也许我想多了，这个本子本来就没有什么秘密，却让潜藏在心底的乡愁苏醒了，像袅袅炊烟那样升腾。
（三）
寻呼机，call机，bp机，就是同一种东西，它们在手机还没有普及之前的sz城很大众化，不少女孩也在用，和男孩比较起来，不同的是她们基本是把它放在台面上当闹钟用，时不时瞄一下，一边一班做事，一边玩倒计时。我也开始这样做了，我要离开音箱厂，因为李晨城给我带来了福音，我有望进入神往已久的电子厂做事。李说电子厂女孩很多，气氛要清新和欢快，那里也有学习的机会和提升的空间。
按照俗套的路数，我早应该请袁春晓去看一场电影了，但我没有这个打算，当时连想法都没有。她有一副好歌喉，她倒是给我推介了一个不错的地方——灵芝公园露天舞台。那个周末，李晨城恰好也来了，听说要去公园里唱歌，兴致很高跃跃欲试。
天还没有黑，城区的路灯都亮了起来。我们仨步在路边买了水果，一边吃，一边谈话，走过三十一区、二十八区和二十七区之间的街道，我们来到了公园门口。附近有繁华的商场和华丽的酒店，空气里飘浮着醉人的百货气味，有隐隐歌声直达耳畔，那声音是公园的树林里穿梭而来。
走进灵芝公园郁郁葱葱的林海，薄薄的鞋底能感受到草坡地形的高低起伏。像露天电影一样的盛会。那个露天歌舞台并没有想像中的高高在上，恰好相反，它位于公园的平地，对面有二十几个长长的石阶，粗糙的石板已经被磨平了，坐在那里，脚边还有青草为伴，像坐在春天的野外听心旷神怡的天籁，唯一不同的是这里熙熙攘攘，众声喧哗。歌舞台上有一个和真人差不多高的立起来的大石兔，它的肚子里安装了音箱，音乐是从那里发出来的。在舞台的边缘有一个蘑菇形状的小房子，有人在那里卖票，有两位dj在里边忙碌不已。
我绕着舞台走了一圈，大概弄清了状况。五块钱点一首歌，不过因为点歌的人特别多不能马上唱，要排队。排队等候的时候可以做观众，坐上那原始气息十足的石头长凳，不必担心错过唱歌表演的机会，因为蘑菇和石兔里会预报下一个上场的名字和曲目。袁春晓没有点歌，我只好拉着李晨城参与。
掌声，闪光烟，鲜花，喝彩，唱得好的，唱得中规中矩的，唱得很糟糕的……这都有它们是城区一隅小范围的亮点。终于等到我上场了，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开始左摇右晃着身体唱了一支《心太软》，我感情投入，表现专注，只是嗓音差了一点，居然没有女孩跑来送花。
李晨城上场了，李晨城的声音在夜空回荡，刚开始给人的感觉反响平平，还因话筒出了点小故障暂停了半分钟光景。稀疏的星光，远处隐约的山峦像一道波浪线，酷似残缺的天际。我原以为他亦会平淡收场，却未料如此惊艳。那支歌是广为传唱的——
“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烟好不容易找份工作辛勤的把活干心里头淌着泪脸上流着汗离家的孩子夜里又难眠想起了远方的爹娘泪流满面春天已百花开秋天落叶黄冬天已下雪了你先万别着凉月儿圆呀月儿圆月儿圆呀又过了一年不是这孩子我心中无挂牵异乡的生活实在是难离家的孩子夜里又难眠想起了远方的爹娘泪流满面春天已百花开秋天落叶黄冬天已下雪了你先万别着凉月儿圆呀月儿圆月儿圆呀又过了一年不是这孩子我心中无挂牵异乡的生活实在是难月儿圆呀月儿圆月儿圆呀又过了一年不是这孩子我心中无挂牵异乡的生活实在是难月儿圆呀月儿圆月儿圆呀又过了一年不是这孩子我心中无挂牵异乡的生活实在是难。”
他的嗓音极富磁性，收放自如，引起了恰到好处的共鸣。他赢得了鲜花和掌声，我看到灯光下有两个小女孩拿着花束，踹踹跳跳，大大方方，双手奉上此刻舞台上最闪耀的星座。
袁春晓坐在石头上，听得入神。李晨城载誉归来，她向他表示由衷的赞许：“这歌声和你不太相称哦。”她随意问道：“故乡是什么？”这个问题问得好，我抢答了，是像背书一样脱口而出：“是在那片土地上，既有你先辈的墓地，又是你孩子出生的地方！”李子听了，给我一记重拳：“你偷看我的日记！”
袁春晓说：“也许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怎么看。”我想是的，这个回答只提到了先辈和孩子，而忽略我们自身。也许自身是不那么重要的，我们曾是初生的孩子，也将是拥有墓地的先辈，我们和故乡若即若离，在远方客旅寄居，做匆匆过客。
（四）
车间的吊扇旋转不停，因为楼层较高，我并不觉得压抑，抚摸着湿透的衣领，享受那阵阵清凉。而此刻，楼外是炙热的阳光。当我学会有计划地安排一天的工作、并且懂得判断那些事务的“轻重缓急”，我有了离开的念头。
袁春晓的行动却比我更快，这是出乎我的意料。她笑吟吟地对我说：“小磊，我要走啦。”我毫不掩饰依恋之情：“去哪儿？找到了更好的工作吗？”她点头：“一家大公司，做采购员。”我羡慕，马上表达我的祝福，不忘请她释疑：“采购，就是买菜么？那不是一天到晚要讨价还价？”袁春晓仰头大笑：“……不一定。”抱歉，这是我当时对采购的肤浅认知，因为好多个年头，学校买菜的师傅总在我脑海中打转。
我看了看摆在电脑上方的台历，袁春晓月底就要走了，还有三个星期就到期。她仍在兢兢业业地工作。我在车间里远远地都听到仓库里传来类似争吵声。那是正常的沟通，因为隔壁有木工车间，电锯和机器的响声使他们不得不提高嗓门说话。以前我总是认为大声说话是宣泄情绪，是绪和耍小性子不是她的秉性。
我放下了情感的担子，突然想在城区飞翔，像那春天郊外招展飘动的风筝。李晨城说我们可以飙车，很过瘾：“就是在巷子骑单车，能踩多快踩多快，比赛看谁先到达约定的地点。”在狭窄的道路上快速地穿行，享受那刺得意洋洋。他见我好像出了事故，连忙跑过来解围。一个陌生的男子好像路见不平，对我喝斥着，还出手扇我。李晨城手快，替我挡住了：“不要动手，得饶人处且饶人！”那男子的手指撩歪了我鼻梁上的眼镜。我蹲下去安慰那受了惊吓的孩子，好在他没有哇哇大哭，我也就道歉了事。
（五）
人群散去，我俩正要脱身，听见背后有人大喊一声：“喂，前面两个给我站住！”声音不小。转身一看，是两个骑摩托车的青年，他们按着油门，车子发出鸣响，警告我们别作逃跑的打算，他们随时会风驰电掣般地追来。我暗自叫苦，揣度着今晚全身而退有点困难了。想就算是踩单车也不一定逃得掉了。
那厮走近了，对我和说李子说刚才撞上的男孩是他侄子，他指着大兴百货楼上：“你们得跟我上去聊聊，单车就锁在楼下吧，这破车没人要的。”他话说完，又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三个帮手，一看就是团伙，在这一带守株待兔。我俩今晚被逮住了。
他们把我俩带到一个百货商场的楼上。那里是一个宽大的台球厅，打球的人不少，但一眼望去都是陌生人，他们手里操着木棍一样的球杆，却绝不是申张正义的武器，也不会对我们施以援手。
我俩被软禁在那里，从晚上七点一直捱到了深夜十一点多。那摩托仔要我们给六百块钱，否则……是打头还是打手。我想这就是敲诈了，这明显是选择题，但我是绝不愿意作答的，他说打头会让你变傻，打手会让你断指，你去医院的钱都不止这么点。
他们把我俩带回楼下的巷子，那里离喧闹的百货广场并不远。几个青年手里拿着木棍和砖头，准备下手。李晨城说：“每人给你们一百块。”“哇靠，你以为我们是要饭的，每人一百块就打发了？不行，每人两百。”见鬼，那不是要一千块？这场单车骑得也太昂贵了。我和李子互换了眼色，李晨城继续讨价还价，这时候还真想把自己的“价格”砍得越不值钱越好。
他们又把我俩带到桌球厅，那里的人越来越少，看样子都回去了。趁他们不注意，我观察着这个商场，李晨城悄声对我说：“听着，我上回和娟娟来这买过衣服，楼下的结构我清楚，等会我们往商场背后跑，那里没有路灯，我裤兜里有手电筒……”他然后转头向摩托仔说：“我们只是在厂里上班，工资很低的。”
摩托仔不相信，搜我身，从我口袋里掏出厂牌看：“啊，厂长？”我连忙说：“不，是组长，小组长。”。我想可能是厂牌上那几个模糊的字害了我。摩托仔说：“做组长也很牛皮啊，平时没少骂手下吧？每个月应该可以拿个两千多块吧。”看来这小混混没进过厂，对工厂不是十分了解。我开始强烈地鄙视他们。李晨城恶狠狠顿足，好像想放手一搏，我连忙按住他。
摩托仔向我递过一个泛着蓝光的诺基亚手机：“组长，你打电话叫人送钱来吧。”我哑然，哭笑不得，这，明火执仗的勒索，气焰嚣张：“怎么，没玩过手机吗？”我气愤地拨开他的手：“这个还要你教我？”
找谁送钱来呢？我觉得只有找莫棉华或袁春晓了。李子说找莫棉华不行不行，我不想欠她人情。我只好拨打袁春晓宿舍的电话：“袁姐……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我在街道这里出了点事，急需借……六百块钱……嗯……唔……来处理一下。”
袁春晓答应得很爽快，说很快就到。我挂了电话，有点草率和后悔：能叫她来吗？
再等了半个多钟，来的人居然是人高马大的厂长，他来解围了。他高大的身板往摩托仔面前一站，居高凌下的气势，不怒自威的气场：“兄弟，你们想怎样？”摩托仔有些胆怯，用游移不定的目光看着我和李晨城。我正想张嘴告发他们敲诈勒索，李晨城好像想开了什么：“是这样，我们骑单车撞了他们的人，要一千块钱作了结。”厂长居然毫不犹豫地掏出钱包给摩托仔钱。
那摩托仔呆住了，也许他并不相信眼前的事实，那时情势对他非常不利，他的马仔都跑了，有一个在那里装作打台球，把黑球当白球假装在瞄准。
我暗自佩服袁春晓对这个棘手事情的处理，她的选择是很科学的，对我们也非常有利：厂长人高马大，先礼后兵或给钱领人都可以灵活处理，同时给坏人心理上的威慑，警告他们下次别再重施故会。
我总觉是得自己和她有着说不出来的差距，当初那种美好的幻想和小算盘都化为乌有了。
母亲知道这事，很是气愤。她跑到一个电话亭给派出所打电话一阵抱怨和投诉。没多久，那条街道新增了治安岗厅，也设置了铁栏，后来甚至还安装了摄像头。莫非李子和我成了改造城中村治安的药引子？我们还是作出了间接贡献的。至于那一千块钱，我和李晨城一人一半承担了，他说：“虽然我们可以不给他钱，但我还得在城区混啊，今后他们肯定会躲开我们的，放心好了。”
月底袁春晓离开了，临走的时候，我假装像往常一样平静。她一步两回头，向我挥手告别，像一位挑逗小孩的大姐姐。我不禁想入非非：如果我们开始姐弟恋，这告别的场景肯定要另行布置。
很简单，聚散如萍，缘份太浅，如一杯清水。我半个月以后也要离开了，还有幸见到新来的那位仓库管理员，是个戴着眼镜的大哥哥，看起来文质彬彬。我们两个眼镜对视着，互相产生了好感，点头示意。
辞工条是要仓库签字的，以确认离职人员是否有损坏工具之类。车间里已经熄了灯，阒无一人，只亮着电梯口的路灯。我好奇的眼睛扫视着铺着玻璃的桌子，上边放着一张纸条，工工整整地抄写着“节气”口诀：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我咧开嘴巴笑了，觉得来这里的人都挺有趣，把一缕书香和传统带到这狭小的空间，顿时让我感受生活的境界可以清新而辽阔。
八月中旬某一天，我去父亲那边，他正在给音箱加固定条，桌面上有热气腾腾的热溶胶和大小小的木条，那胶水温度高，很容易烫伤手，父亲和他的工友手上伤痕累累。我向父亲告别，告知他好消息：我可以进电子厂了，他也表示高兴。我一步三回头，就要走出车间。
四十岁的父亲开始秃顶，但正面是看不见的。他远远地看着我，他系着黑色的围裙，动作从容不迫，无声无息地给我传递一种鼓舞和力量，我满怀信心地离开了。热烈的阳光下，我迈开轻快步子。从那一刻开始，我放下了小组的一切事务，纷纷扰扰的乱象与我无关。
一个多月以后，母亲说在我新上班的厂区看到我了，她一边大笑着，一边向父亲描述我当时走路的模样：手里提着一只大号的矿泉水瓶，和两个工友以同样的姿态走路，好像喝酒了似的摇头晃脑，像是走路都走不稳。我说那是故意的，母亲并不懂，那是我童心的流露，我在那个厂子里是非常惬意的，尽管依旧存在工作压力的阴影、漂泊异地的忧悒，却也有一种苦中作乐的天真。母亲应该感到欣慰，我已经走出了大学梦碎阴影好久好久了，那并非挥之不去的梦魇和打不开的心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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