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雨生
我工作过的保定地区有个唐县，最近那里来人，讲了发生在该县的一桩事件，说后果相当严重，一人死亡，一人致病。但是，最后处理起来，却找不着当事人错在哪里，错了多少。他感叹：打板子找不着屁股。
事件的过程并不复杂——
在乡间的土路上，一个16岁的男孩骑自行车低头快跑，对面骑摩托车的乡党委副书记也急驰而来。眼见就要撞上，这个副书记才发现小男孩，他猛地拐弯，车翻了，人被甩出去，压在车下。小男孩免遭灾祸。他看见对方为避开自己而摔倒了，便慌忙下车，把人家扶起来。送到医院拍片检查，没伤着筋骨，只擦破点皮肉，包扎一下完事。小男孩的姨妈出面料理，付了40元医药费。这是一件小事，算不上交通事故。这个副书记处理得当，自己吃了点亏，也没说什么。
这之间有个插曲。乡里的书记去县里开会，路过这里，正好看见小男孩去拉人。他以为小男孩骑摩托车把副书记撞倒了，便停车下来，抓了小男孩的衣领，厉声呵斥：“你是哪个村的？快回去叫你家的大人来处理。”后来分析，这个书记的行为有点不当，不应该抓小男孩的衣领。呵斥的话没有错，未成年人惹出了事故，应该让家长来解决。声调严厉些，也算是不妥当。医院处理后，乡里没人去找小男孩的家长，认为这是小事一桩，就此完结了。
然而，事情却没有到此为止。
小男孩事后想起这件事情，害怕极了。自己是什么人，居然撞倒了乡里的副书记，那还了得。又叫书记抓了衣领，那更不得了。这一抓，等于把魂抓走了。当晚，他心惊胆颤，怎么也睡不着。第二天，魂不附体，神经错乱了。立即送到精神病医院检查，确诊为精神分裂症。经调查，他的家族没有精神病史，本人也从未出现过这种症状。医院下结论，这病是吓成的，根源就是这次事件。
更为严重的后果，出现在小男孩爸爸的身上。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胆小怕事，从不敢招惹他人，更不敢无事生非，遇事总是自己吃亏，息事宁人。这回，儿子惹了乡里的副书记，又叫书记抓了衣领，那还能活命吗。他也惶惶不可终日，极端恐惧。又见儿子精神失常，更是焦虑不安，以至精神恍惚，烧开水往身上浇。送到医院抢救，他又乘人不备，从医院的三楼跳下去，一命呜呼。
我听说了这件事，悲哀不已，沉思默默……
小时候，我在老家看到，一只老鼠从堂屋的房梁上爬过，被地面的老猫发现了。老猫用不着爬上去捉，只是猛地“喵——喵——”两声吼叫，便把老鼠吓得抓不稳横梁，从上面掉了下来。猫是老鼠的天敌。猫捉老鼠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只要哼哼几声，老鼠就会吓得发抖，想跑也跑不动。我实在不明白，老鼠长了一根什么样的神经，被猫的声音一拨动，就吓得神经错乱了，精神分裂了。
难道到了今天，乡村干部也变成了猫？老百姓的脑子里长出了老鼠怕猫的神经？这个小男孩和他的爸爸，被两个书记吓得精神分裂，不是有点像老鼠见了猫吗。干群关系若是恶化到这么严重的程度，该是多么可怕啊。
不宜就事论事，应该把事情放到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去考察。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一些地区的乡镇干部几乎改变了职能，由领导农民发展生产，变成了向农民强征暴敛。他们终日要费要税，催粮催款。有的地方收不上来，出动警察、民兵、治安队，扒房牵羊，把农民捉到乡里吊打。胆小怕事的农民，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岂不就变成了老鼠，把乡村干部看成了猫。一旦听到书记一声喝问，乃至抓了衣领，便吓得神经错乱，以致不敢活下去，也就不足为奇。
出了人命，后果严重，上面追查了下来。县法院处理这个案子，却有些为难。发生整个事件的过程，没有谁够得上犯罪，最后只好做出经济处罚：两个书记承担四万多元的医疗费，外加两万元的精神赔偿费。
就这件事的本身讲，把板子打在两个书记的屁股上，确实比较勉强。特别是那个副书记，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他不仅没有做错什么，还做出了自我牺牲。这么着打他的屁股，岂不是有些冤。那个书记抓了一下小男孩的衣领，付出的代价是好几万元，这个代价也实在太大。法院判案，当然要以事实为依据。这个事件的事实很清楚，围观的群众都看得明白，死亡者的亲友对事实的认定也没有异议。
然而，这两人就真的没有错吗？依我看，他们的错不在这件事的本身，而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一些地方，干群关系恶化，乃至变成了猫鼠关系，那是社会问题、社会责任。问题自然是严重的，但这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他们也是承担不起的。照此看来，打了这两人的屁股，是否有点代人受过的味道？
我忽然想到，果戈理有一个短篇小说，写小人物被大人物吓死的故事，那故事与此有点类同。我手边没有他的小说集，也懒得去图书馆查找。即使准确无误地抄在这里，除了掉一回书袋，又能有多大的意思。他揭示的社会根源，肯定与今天的社会背景大不相同。然而，叫人不可避免地做这样的联想，却是社会的苦涩，时代的苦涩。
原载《唯实》2004年第7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