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持续百年的新疆探险史寻找失落的西域文明

持续百年的新疆探险史寻找失落的西域文明第10部分阅读

    坏。关于前往丹丹乌里克时见到的“和阗河”(而且河中尚有部分水1)。此外,关于玛札塔格,关于皮尔曼的“鸽子塘”寺院,关于玛拉巴什(即今巴楚)胡杨林中最后的新疆虎……《未完成的探险》一书中的这些内容,都是万万不能忽略的。书包网

    二、佉卢文秘史(21)

    在19~20世纪的中亚探险家当中,特林克勒即便不是最默默无闻的一个,也可以说是最不幸、最倒霉者之一。1894年,探访过和阗的法国探险家杜特雷依死于长江江源,采集品亦曾散失殆尽2,但杜氏身后的名气要比特林克勒大得多。据我所知,在特林克勒死后,出版过一本纪念文集《特林克勒博士中亚考察科学成果》(柏林·1932年)。它,再加上《未完成的探险》,就是今天认识特林克勒其人的主要依据。

    如果以列城作为起止点,那么特林克勒的西域探险共历时一年零十余天,但在新疆和阗,仅有4个多月。这个时间并不长。

    回国后,特林克勒、德·特拉、博斯哈德分别应邀写出了自己的探险考察记,但除特林克勒这本《未完成的探险》之外,都没有什么影响,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及了。

    所幸的是,摄影师德·特拉在1931年2月曾公开披露了自己为丹丹乌里克的寺院壁画所照的照片。由于这些精美的壁画原作大多毁于以后二次大战的空袭,所以德·特拉的相片就成了它们仅存的记录。

    “独行侠”退出新疆

    特林克勒的和阗之行,在当时就受到了上至中华民国政府,下至中国学界和民间人士的普遍反对,成为20世纪20年代末新疆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而从中外两个方面看,这个事件都有其深刻的背景。

    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丝绸之路热”持续升温,中亚考古探险和攫获文物竟成为外人了解新疆的视角。欧美的各研究机构和大博物馆,纷纷出高价搜集藏品,——你总不能建立起一个富丽堂皇的博物馆,而让它空着。这就从客观上造成了亚非文明古国的劫难。步欧洲、日本后尘的美国,安德鲁斯、华尔纳两支以“找宝”为目标的探险队前往中国,而且都铩羽而归,以至美国的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的中国艺术馆不得不以重金劝诱老探险家斯坦因出马,赴新疆为其找宝。

    另一方面,“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在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早不是由西太后统治的国家。特别是当1926年斯文·赫定率先与中国学术界合作,成立了“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外国人以个人身份闯入西域已经成为过去。西域探险的“古典时期”结束了。而西域探险的“现代时期”到来的标志,就是“荒漠独行侠”退出西域探险史。特林克勒的遭际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特林克勒之后,1929年在和阗沙漠考古探险的,是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的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

    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黄文弼曾写到:

    当余等来新疆之前,有一德帝分子名椿克尔,藉游历为名,并无护照,欲在和阗考古,南京及乌鲁木齐当局累电和阗阻止,而椿克尔非但不听,反恶言相向,声称:“你们以前允许英国人斯德诺(斯坦因的汉文名字)在和阗考古,为什么现在不允许德国人考古。”

    在《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中有关特林克勒(即椿克尔)的记载还有:

    1929年6月18日,在和阗道署“检阅叶城古迹调查表及椿克尔所采古物1,大抵泥塑佛像及瓦器柄之类,与余所得者相仿佛,共装陈15箱,约千余件,闻现已一半归公,一半赠送矣”。7月4日,与一位未记名的“中原人”“谈及德人古物事,闻已处分告竣,扣留3箱,多泥塑之件,若木版字画均为外人带走,又石刻模型均送与外人,反笑外人要此何用”。6月27日,“皮尔曼泽北40公里沙碛中亦有破庙,外人掘出泥塑像头,红泥白面,上有字迹,岂鼠壤坟之祠欤”。

    为了做个比较,应该提到在《未完成的探险》第十五章“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之旅”行文中,特林克勒自己对私自攫获文物一事,是这样看的:

    如果中国人希望把所有的文物保留在本国的话,那么不难理解反对把样品带出国的法令。然而我们得到当地当局允许进行工作,并没有正式通知我们有关挖掘的法律,而且我们已买了(或者由别人赠送了)大部分藏品。

    也许这就是20年代的外国探险家的境界。但就特林克勒而言,除去强词夺理的申辩,也可以看出,这类私下掘宝,事实上从来几乎都是在买通一些人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点,至今仍然应该汲取教训。

    写到这里,我们感到庆幸的是,单枪匹马闯入塔里木“攫宝”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不管为了什么理由,它也绝不会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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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在和阗的工作(1)

    小城沙雅的友人

    1984年7月23日,始发于库车的长途公共汽车驶抵塔里木河北岸的沙雅县城。

    走下公共汽车,脚踩着被阳光晒得发烫的浮沙,我一时间竟产生了茫然失措的感觉。早在半年前,我僻居于北京西郊圆明园农舍,彻夜不眠地计划着这次暑期环游塔里木的考察旅行,就决心在7月底抵达沙雅县,重点考察塔里木河中游著名渡口齐满。当我真的来到沙雅时,竟觉得好像在梦境里。

    在沙雅县城,没费太大的周折我就找到了正在过暑假的沙雅县二中的老师刘增力。在此前我并不认识刘增力,只是读过他写的一篇小说《原始森林里的少女》,还通过两次信。意外相逢,我们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作为“北京来的客人”,我就暂居在刘增力家中,他刚分了一套房子,是4间,楼上楼下各两间,我借住的,是楼上的两间。我们谈着文学创作,谈着读书,谈“累”了,就下围棋,“纹枰对坐,从容谈兵”,改交谈为手谈。

    第三天,刘增力自告奋勇地随我一起离开县城,去考察塔里木河。同行的有他弟弟和妹夫,我们四人骑着自行车,扛着猎枪,愉快而忘形地高唱“我不打兔子和羊,专打狐狸和狼,打猎呀,打猎我最爱好”,像一次愉快的郊游,奔向前方的“无缰野马”……

    几年之后,1989年10月,我又来到沙雅县城,这次的目的地仍是塔里木河的渡口齐满。那时,刘增力已调离沙雅,我走在熟悉又陌生的小城街巷上,不禁失声吟起“满城芳草无故人”的诗句。

    在一个临街的窗子里,有一对年轻人在下围棋。他们告诉我:沙雅下围棋的,都知道二中有个刘老师下得好。

    这次我不是只身一人来的,我还领来了一个瑞典电视摄制组,任务是拍摄一部纪念斯文·赫定西域探险的电视片。其中有一段,是在齐满的塔里木河渡船上采访我的场面。一年以后,电视片《斯文·赫定走过的路》在瑞典电视一台播出了,此后又先后在欧美一些国家的电视台播出。

    在第一次来沙雅时,刘增力就问过:杨老师,你在北京工作,怎么想到要来沙雅的齐满看看的?

    直接的原因很简单:我正在写一部以保护新疆生态平衡为主题的长篇小说,而50年代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曾以沙雅齐满为大本营,作了塔里木胡杨调查研究,并由著名植物学家秦仁昌写了题作《关于胡杨林与灰杨林的一些问题》的重要论文,所以,我要在二三十年之后,以齐满今貌作个对照。

    而潜在的、感情上的原因,则很难于用几句话对一个刚结识的新朋友讲得清楚。

    黄文弼的路

    黄文弼先生是我自幼就熟知的西域考古学家,我长期以黄文弼后继者自视。

    此前我们提到过,斯坦因为超越斯文·赫定,选择了更具挑战性的自北向南横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走向,即从漠北沙雅直切向漠南于阗绿洲。而中国学者黄文弼,不但在二三十年代之际几乎踏查遍了环绕塔里木盆地的古迹,而且,他还曾于1929年春天,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以远远不足以与斯坦因相比的设备与物资基础,果敢地从沙雅向南,走进了“进去出不来”的无边沙海。他在沙雅南行的出发点、支撑点,即是塔里木河古老的津渡齐满。实地考察齐满,寻访先行者的足迹,是我倾心已久的一大愿望。

    早在此前一千多年,西行求法高僧法显,就曾由塔里木河直穿大漠,抵达于阗(即今和田市)。《法显传》概括此行,说:“行程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阗。”而在法显西行的5世纪,塔克拉玛干沙漠并非像今天那样广袤、荒凉,克里雅河几乎已能拥抱塔里木河,而大漠腹地喀拉墩等地,还是人类的“桃花源”。到黄文弼横穿大漠时,条件已恶劣无比。他先在沙雅县境,对塔里木河南岸广大荒漠作了踏查,一再发现沙中的干河、古道,最后,以一个月零6天的时间,终于大致沿和阗河抵达了和阗。其中“在荒寂无人的大沙漠中计行一月零三日,辛苦备至”。与高僧法显的“在道一月五日”,“所经之苦,人理莫比”恰好可以做对照。书包网想百~万\小!说来书包网

    七、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在和阗的工作(2)

    在横穿沙漠时,黄文弼得出“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好走的,又是难走的”这一结论,并预期能第二次穿越它,这第二次将是自西南到东北,“拟走一斜行道”。面对沙漠死界的挑战,居然冷静从容以待之,颇见探险家、考古学家的胸襟、气度。此行一开始,他是先自塔里木河南岸向上游攀升,然后沿时有水、时干涸的和阗河,抵达玛札塔格。黄文弼是第一个考察玛札塔格及其戍堡的中国学者。

    在这次行程中,黄文弼始终关注古代沙漠、河道的变迁,这是前人从未着意的。他在行程中写的日记,是与此有关的重要资料。

    在和阗,黄文弼又作了大约一个月的重点调查,其中包括达莫沟、阿克斯皮力、买力克阿瓦提、约特干,并沿克里雅河寻访了喀拉墩古城。有关成果,都已写入《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安博特历险记

    黄文弼此行是作为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古学家身份,专门从事考古发掘与调查的。而一个晚些时候参加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科学家尼尔斯·安博特,也于30年代初期,在和阗作过学术调查。

    安博特进入塔里木盆地时,南疆已处于战乱当中,马仲英打进南疆后,又受挫于喀什城下,而和阗一度脱离省府而“独立”。安博特曾在后藏的阿里地区作天体物理学考察,但到1933年初夏,与设在北平(即今北京市)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及团长斯文·赫定失去了联系。

    经过几个月的寻找,情况越来越不妙,赫定派瑞典籍团员那林(著名地质学家)去新疆寻找安博特。那林出发时,向赫定借了一只金戒指,那是1926年12月,后藏法王班禅额尔德尼送给赫定的礼物。他们都希望这只戒指会带来好运。

    6月7日的午夜,一封电报送达赫定在北京的寓所,那是受托打听安博特下落的瑞典传教士罗别林茨打来的,而罗氏是瑞典驻喀什噶尔传教团的教士之一。赫定急不可待地拆开电报封套,出现这样一行电文:

    安博特在和阗,平安。近日将经印度返回。罗别林茨。

    赫定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但考虑到和阗此时的特殊形势,他不禁又为安博特产生了新的担忧。

    南疆战火方殷。1933年2月15日,和阗人穆罕默德·伊明在墨玉县暴动,很快占据和阗地区,并自称“和阗王”。伊明不满足于称霸漠南,一再力图把势力伸向西方的喀什噶尔。在这种情况下,安博特怎能安然无恙地从战乱中全身而归呢?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不愧是个“游动大学”,其中外团员,个个有处变不惊,独当一面的能力。早在1931年,安博特就在和阗做过考察,这回重返和阗,已物是人非。为全面了解情况,他曾专门拜会过伊明,并得到可以在和阗地区从事学术研究的许诺。安博特竟意外得到了考察昆仑山区的机会。能对昆仑山作地形测量并作植被调查,一直是许多探险家梦寐以求的。1933年8月,安博特终于离开和阗,前往印度。

    安博特写有一部游记,名叫《驼队》,其中关于和阗的部分,是这一时期仅见的考察纪实。该书有英文译本,并由杨玉生、宋增科译成中文,发表在新疆的《民族作家》杂志,并且编入“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丛书。

    关于一个中国学者的传说

    对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的和阗探险调查作评述时,还应该提到另一位有关的人,即中国著名植物学家、林学家刘慎鄂。

    七、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在和阗的工作(3)

    1931年,刘慎鄂与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健等中国学者,参加了由哈特和卜安领导的中法科学考察团(即法国雪铁龙探险队),前往中国西北。该团于乌鲁木齐因内部问题而解体,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负责人刘复(即刘半农)亲自出面,电邀刘慎鄂参加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此后,刘慎鄂对昆仑山的植被等情况,作了艰难的调查。

    早年我就听学术界前辈讲过这样一个有关刘慎鄂的故事,大意是:刘慎鄂进入昆仑山后,失去踪迹,像安博特一样,甚至已传闻他去世了。结果,一两年后突然从印度加尔各答打回电报,要求汇去回国旅费,关于他的事迹才逐渐为人所知。原来,他买了一群羊,自放自赶,饿了以羊充饥,一直靠放羊穿过了昆仑山无人区,进入了印度。所以,刘慎鄂从小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但上述传闻是否可靠呢?自从我开始研究西域探险史,曾多方了解过刘慎鄂情况,但一直找不到有关资料。我查阅过《刘慎鄂文集》,曾托人向他的女儿(附带提一下,她也是生物学家,曾主编过《中国沙生植物志》)询问,但都未得要领。不管怎样,我相信西域探险史不应该忘记为刘慎鄂记上一笔。

    昆仑山之恋

    于阗/和田探险,应该包括这样两大部分内容:一、关于沙漠及漠缘绿洲的调查;二、关于昆仑山区情况的调查。相比而言,后者是其薄弱环节。昆仑山中还有许多空白点,许多难解之谜。1992年,我在和田巴札(集市)上见到一位服饰、言谈异于往常的人,问他来自何方。他说是从昆仑山中来的。他说,到和田市他走了一个月山路,他们那个地方不知归谁管,印度,尼泊尔也不要他们。那时,我真想就此跟随他进昆仑山探险。

    1984年8月,在环游塔里木过程我到达了和田市。由作家程万里陪伴,到和田草原站采访。在草原站,我被引见给新疆八一农学院(现已更名为新疆农业大学)的教授,名叫安争夕。安教授听程万里介绍:“这是北京来的作家,想听听您对塔里木生态植被问题的意见。”他立即回答:“了解新疆,最近出了一本长篇小说,叫《千古之谜》,一定得看看!”

    程万里马上插话:“这就是《千古之谜》的作者!”就这样,我与安教授结识,并成了忘年交。

    那次,安教授是想利用暑假带学生进昆仑山考察的。此后,我还得到了一块珍贵的纪念品,那是采自昆仑山的芦苇化石——沧海桑田的见证,至今它与采自博斯腾湖的田螺壳等纪念品,都陈列在我的书柜里。

    此后,我在乌鲁木齐的八一农学院校园访问了安教授。与他谈昆仑山,谈新疆,真使我如坐春风。他说,他希望能组织一次全面的昆仑山科学考察,届时,他年纪再大也一定会参加。我说:“当然还有我呢!”我们都笑了。

    如今,安教授已经退休了,而昆仑山的神秘面纱还没有揭开。

    不过,我相信,离那一天已经不远了。青藏高原是世界第三级——南极、北极之外的另一个“极地”,人类绝不会在它面前知难而退,裹足不前的!但我希望我能作为这个新的“探险队”的一员,走进昆仑……

    八、1992年国际考察纪事

    进入和田河的第一支国际考察队

    1992年10月11日,“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考察队的车队驶离阿克苏市,开始了自漠北绿洲,沿和田河直达和田的行程。作为领队,我乘坐5号车,行驶在车队中。书包网

    七、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在和阗的工作(4)

    “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是一项国际合作的学术活动,包括在北京举行的开幕仪式,在乌鲁木齐召开学术讨论会和在塔里木地区的学术考察,是由中国、瑞典联合举办的。瑞典方面由斯文·赫定基金会的沃尔特斯、罗森负责,中国方面由马大正、王嵘、杨镰、张友云负责。根据中方分工,马大正是召集人,由马大正、王嵘主持北京及乌鲁木齐的学术活动,由我主持塔里木考察。

    和田是本次考察的重点,而沿和田河直抵和田,是考察过程的关键路段。至今,这次学术考察的印象不仅没有随时间的消逝而淡漠,只要一回忆起1992年10月在探险途中的日子,我就激|情难抑,仿佛又行进在那充满发现感和探索精神的征途中。

    玛札塔格传奇

    10月14日下午,考察队终于抵达向往已久的玛札塔格。

    玛札塔格由红色与白色两个山峰组成,山峰之所以颜色不同,是由构成的岩石成分迥异所致。玛札塔格被视为和田河的路标,1984年,我曾从墨玉县城乘拖拉机到过这里,那时和田河中还是洪波奔涌,看上去,红山山峰就像直接从河中拔地而出。这次再游故地,河床已成坦途,只有邻岸个别地方尚有积水深坑。我们一齐动手,拾来干柴,点燃篝火,为响应美国学者米华健的倡议,大家自觉地集中了废弃物,在明天动身离去前,统一处理。

    这是一个难得的和田沙漠晴朗之夜。晚上,我睡得很迟,尽管旅途劳累,但我仍不愿辜负良辰美景,一直在山边散步。当明月君临天下时,山野、古河、残堡,都笼罩着神秘的气息,我恍然觉得自己走进了历史,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第二天清晨,我被几个中国队员叫醒,他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一个让我震惊不已的消息:

    昨晚,年龄最大的考察队员h一夜没睡,沿着东西走向的玛札塔格山山脉,向西走了8公里,发现了奇迹。半夜时分,他突然在月光中见到了宏伟壮观的千佛洞,共有上百个完好的洞窟,里边塑像精美,文物成堆,而且h还记住了一个巨型石窟的门楼的匾额是“金天福地”四个汉字,字竟是从左向右写的……古人横向书写汉字,当然是从右向左排列。但是西域民族文字例如佉卢文,在书写时则正相反。这几个汉字出现在于阗王国的关防,它的排列顺序颇不寻常。

    我完全被陶醉了,不,应该说是被夺走了魂魄。两位北京的考古学家异口同声说:“h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学者,他绝不会瞎说!”

    我就像喝醉了酒,深一脚浅一脚地找到马大正、王嵘。决定立时作出,而且只能有一个:放弃立即动身赴和田市的原计划,全体人员有组织地去参观、探访这个将震惊世界的“发现”。我们(主要是我)还宣布了“纪律”,不准拍照,不准动文物,任何人不能单独行动,发现“和田的敦煌”的消息,必须等到和田市之后统一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队员们很快吃了早饭,就陆续沿山脉向西出发了。

    临走,我多了个心眼,问了h乘坐的越野车的司机,他证实,h的确一夜未眠,天快亮时,才见到他从山边转回营地。走到河岸上,我叫h同行,他说:自己太疲倦了,走不动,不去了。他还特意关照:沿北山根走上两个小时,就可以见到石窟群。

    我和瑞典朋友席沛德同行,我简直克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难道我从小时就梦寐以求的“发现”、“探险”,就在今天得以“梦想成真”吗?

    七、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在和阗的工作(5)

    一路,我大彻大悟似的对席沛德讲了我对石窟寺出现在玛札塔格的理解,多少有点“事后诸葛亮”,可也总算顺理成章,言之有据:

    当年伊斯兰教军为什么要争夺这儿,而那个报信的妇女向敌人报告的是什么情报?为什么这个情报对双方都那么要紧?而《新唐书·地理志》称这儿为“神山”,《宋史》又把这儿叫做“通圣山”,“神”何在?“圣”何指?——这都表明,玛札塔格就是佛国于阗的佛教圣地呀!

    讲着讲着,两个外国代表都把麦克风伸向了我,把我的谈话作为权威的意见,作了录音。

    宋代军士王贵万里寻宝

    我进而介绍了《宋史·于阗传》中有关玛札塔格的一段记载:

    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一个叫王贵的军士曾白日见到神灵,神灵对他说:“到你58岁时,就得到于阗国北方的通圣山取回一个异宝献给皇帝,千万别忘了。”到他58岁时,已是天禧元年(1017),他就上书皇帝,申诉前因,要求派他到于阗通圣山取宝。皇帝准奏。

    当王贵行到秦州时,心中已相当后悔,认为不该踏上如此漫长坎坷之途。他滞留在秦州,不知怎么办才好。一天在集市上见到个奇怪的道士。道士引导王贵出城登上城郊制高点,问王贵有什么愿望。王贵讲完,道士让他闭上双目,过了仅仅片刻,又听道士叫他睁开眼睛。睁眼一看,王贵大吃一惊,到了一个风景异于内地,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地方。道士说:“这不就是于阗北境的通圣山吗!”又引王贵参观了一个水池,有位仙童从池中现身,并给了王贵一件东西,说:“你拿它去奉献给皇帝。”拿了物品,道士又让他闭目,不一会儿就回到了秦州,再也找不见那个道士了。好在仙童所赠的东西还紧攥在手中,他一看,是一方玉印,印文为“国王赵万永宝”。地方当局就把玉印呈送给皇帝。

    讲完这个掌故,我觉得自己就仿佛是那个王贵,今天终于如愿以偿,在玛札塔格——通圣山发现了国之重宝!

    我们一口气向西走了两个小时,只见玛札山脉渐渐升高,山中的古道也在步步升高,山中一片寂静,只有一些方解石、石英等物,能吸引人们注意,此外光秃秃的,无林无木。

    在第一次休息时,我突然注意到:两边山岩都是片麻岩,那是一种质地松软,易于分解为土壤的水成岩,在这种岩石中,怎么能开凿出石窟寺,而其石窟还能在长达千年间不崩坏塌朽呢?

    同行人无意中讲了两件不相关的事:一件是听h说,他昨晚在山顶居然见到了观音菩萨现身,还在石窟门前见到几个古装的和尚,并对谈了几句。另一件是提到前不久峨眉山的那件怪事。峨眉山开了一个学术会,会间学者们到山上散步,结果其中一人再未回到现场,怎么找也没找到!

    这几件事联系到一起,一下子让我从梦幻中回到现实里。

    “别再往前走了!马上回河边营地!”我立即作出了决定。

    还好,我们一行40余人,总算一个不缺全回到营地。大家默默地吃了中饭,谁也没说什么。h不敢抬头正视大家,那两位考古学家也不再提此事,我却羞愧难当,为自责而烧灼着肺腑。

    从此,我最不愿回想此事,直到今天提笔写这本关于探险的书,我才真正放下了这个包袱,第一次正面回顾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我才不再责怪、记恨h,不抱怨同行者,也不再被内疚、羞愧所俘获,真正原谅了自己。因为我总算理解到什么叫“探险素质”,什么叫“发现感”。因为我从自己身上找到了病根。当然,我绝无宗教情绪,但我时常会为失落感、迟暮感攫住不放,不就是因为一直没有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正确位置吗?时代注定我成不了斯文·赫定、斯坦因,也成不了黄文弼、彭加木,但我内心深处其实一直是以他们作为楷模的呀!

    七、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在和阗的工作(6)

    我来了,我抵达了和田河、玛札塔格,但我却命中注定归属于“迟到者”,我只能在精神上超过前人。亚历山大马其顿王在幼年时曾担心父王把天下的仗打完了,自己长大没仗可打。当然,与前人相比,我能做的事还很多,我不一直在努力工作,一直在为了给“探险”、“发现”以真正的理解与尊重略尽绵薄吗?

    离开玛札塔格奔赴和田的行程艰难而单调,我一直沉默着,反省着自己的轻率与浅薄!

    在和田,我们考察了牛角山、约特干村、热瓦克佛寺、买力克阿瓦提等许多古迹,其中位于策勒县昆仑山中的恰哈乡古堡,除了美国气象学家亨廷顿、斯文·赫定、斯坦因、特林克勒等探险家都没有到过的,值得一提。

    会隐身术的于阗古都

    如果说11世纪初佛国于阗与喀拉汗朝的战争始于西境的鸽子塘,那么它就是结束于今策勒县西南策勒河谷的阿萨与阿西古堡。

    关于这场旷日持久、一再反复的变教战争,维吾尔古志书《四个伊玛目传》是比较重要的参考资料,在李吟屏所著《佛国于阗》一书,有它的译文。据该书,最后一代于阗国王,是由两人共同担任的,一个叫乔克提日西得,另一个叫奴克提日西得。当四个伊玛目率领的军队攻克边关鸽子塘后,就派信使到于阗王都,要求于阗变教投降。于阗王答复:“我们不改变祖宗传下的信仰!”尽管回答毫不含糊,但双王都为国运担忧。

    这时,王国的大法师说,在敌军兵临城下时,他可以施法术使王都隐没无形,敌人包围多久,就使城池隐形多久,“看不见的城市是谁也攻不下的”。

    果然,喀拉汗朝大兵分四路包围了王都,并派出军队在震天鼓声中挥舞兵刃冲向壕堑时,突然间,王城从人们视野里消失得一干二净。由于失去对手,鼓声消歇了,兵刃也不再舞动,大家全手足无措。此后,每天由伊玛目们督战,面对虚空叫战,可一直不见城市的影子。伊玛目在王城附近驻扎了40年之久,仍未能攻下王城。40年后的一天,王城突然复现于勇士们面前,但那几乎已是一座空城。原来,由于王城绝粮,国王法师都逃向山区,只余下一座死都。由于法师走了,没人再施法术,王都无法再隐去形迹。

    占领王都后,伊玛目的军队就进入南山,追杀逃出首都的两个国王。两个国王抵达了一个绿树成荫,田畴井然的山谷——策勒河的河谷。为了拼死一搏,两个国王分别据守在河谷中的两个易守难攻的坚固堡垒,一个即阿萨乔克提日西得,另一个叫阿西乔克提日西得,简称阿萨与阿西。四个伊玛目知道,硬攻是打不下这两个堡垒的。

    阿萨与阿西古堡

    这时,一个本地投诚的士兵向伊玛目献计:截断城堡水源。而城堡中的水从何引至,谁也不知道。后来才获悉,原来城里有条铜的地下引水管道,引水口就在策勒河河床当中,为激流掩盖。

    伊玛目把大批苹果从上游丢到策勒河河水里,苹果漂流到有引水口的地方,就被吸进去堵住了铜管,这样一下子切断了古堡的水源。

    失去饮水的古堡,对此毫无反应,鼓乐照常响彻山谷。伊玛目等候敌人出战,久而不见敌踪,便有几个大胆的年轻人爬上悬崖,这才看到戍堡早已空无一人,连辎重也点滴不存,只靠一个被拴住的跛骆驼的尾巴扫来扫去,击中一面军鼓,不间断地发出鼓声。

    这样,于阗王国的最后领土也被敌人攻占,而国王和最坚定的随追者则沿山谷翻越了昆仑山,逃到西藏去了。

    1992年10月21日,“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考察队来到了位于恰哈乡十几公里远的阿萨、阿西古城。那时山谷已比较冷,但沿河所辟条田还没有完全收获完毕。登上古城,才感到它的险要与坚固,用卵石依山砌成的城墙,陡峭得如同天门,襟山带河,进可攻退可守,真是万里挑一的绝佳据守地点。当年为建此城,为攻此城,想必都费了不少工夫。失去了这个“虎牢关”,于阗王国就不可能再卷土重来,只得自认败北。

    我相信,如果沿当年佛教徒撤向西藏的古道作一次探索,必定会有意外的收获,也只有到了那时,才能对于阗亡国史作出科学的评述。

    我们的车队缓缓驶出策勒河河谷,我们的下一个驻足处,就是尼雅/民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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