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汀烟雨】整理
【书名】原来李鸿章
【作者】牛贯杰
【简介】晚清帝国的每一缕新鲜空气都与李鸿章这个名字紧紧相连，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都与李鸿章相连。作者让事实说话，以文学化的笔调细致地描绘了李鸿章的真实面目：建海军，造炮舰，开矿山，通火车，派遣留学生，签和约。读者在阅读中了解到的不仅是一个名为李鸿章的个体起伏波折的人生曲线，也是一个时代、一个没落王朝的苦苦挣扎。
第1章家世
家世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一个政治人物，能在近四十年的政治漩涡中始终屹立不倒，着实不易。李鸿章却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做到了。作为政坛“常青树”，李鸿章以“做人更做事”的风格著称于世。然后世对李鸿章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
李鸿章（1823年—1901年），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东乡人。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农历正月初五，这天正是民间“迎财神”的日子，故少有“小财神”之称。
李鸿章的家世并不显赫，是典型的庄户人家。《李鸿章家书》记载道：“前吾祖父穷且困，至年终时索债者如过江之鲫。”其祖父李殿华曾两次参加“乡试”，但均未考中举人。其父李文安，自幼勤奋读书，三十五岁得中举人，年近四十时高中进士，由此奠定李家“始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之基础。李文安自号愚荃，为人“刚方厚重”、“事亲至孝”，对子女影响颇深，造就出“一门两代三进士”的辉煌家景，即李文安自己、长子李瀚章和次子李鸿章。李鸿章的母亲也姓李，为合肥名士李腾霄之女。李夫人出身第九书包网，“秉性淑慎，教子义方”。她经常教导儿子“致事报国”，女儿勤俭持家。李氏兄弟发达后，母亲亦“时时以盈满为诫”。李鸿章本名章铜，父亲后改其名为鸿章，意在希望他成丨人后能“宏图大展，文章经国”。李鸿章没有辜负父亲的殷殷期望，二十一岁考中举人，二十四岁中了进士，成为当时安徽最年轻的翰林。
李鸿章先后有三房妻室。原配周氏，是李鸿章启蒙老师周菊初的侄孙女，比李鸿章大两岁。俩人在李鸿章进京赶考前完婚。李考中进士后，两人天各一方，鸿雁传书。李鸿章在京赴职，周氏则呆在老家。1861年，周氏病故于南昌湘军大营。李鸿章的继室夫人是赵小莲。赵小莲家世显赫，四代人均有高中进士者。其祖父赵文楷是嘉庆元年的状元，曾任册封琉球国王正使。其父赵昀是道光朝进士，做过咸丰帝的陪读。哥哥赵继元为同治朝进士，侄子赵曾重是光绪朝进士。周氏夫人病故后一年，李鸿章实授江苏巡抚，不久与二十四岁的赵小莲结为伉俪。此外，李鸿章五十岁时还纳一比他小三十余岁的莫姓女子为妾。赵小莲死后，莫氏扶正，被诰封为一品夫人。
李鸿章兄弟共六人，他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拔贡出身，因理财能力突出，被曾国藩提拔负责湘军粮台事务，渐至湖广总督、两广总督等职。李鸿章初创淮军时，李瀚章为其在香港代购洋枪3000支。李鸿章北上“剿捻”及镇压陕甘回民起事时，李瀚章又多方为他筹措军饷。可说乃二弟最重要之政治奥援。三弟李鹤章，才智平庸，“屡试不第，遂弃举业”。李鹤章自己虽仕途上不得志，但他的三子李经羲却成为清末民初政坛上的翘楚人物。辛亥革命时，李经羲任云贵总督。民国初年，李经羲、徐世昌、赵尔巽、张謇四人成为清朝遗老的代表，时称“嵩山四友”；“府院之争”时曾任国务总理。四弟李蕴章，因单眼失明一直留在家乡。光绪十一年（1885年），李蕴章主持撰成《续修庐州府志》，计有正编一百卷、补遗一卷。五弟李凤章在兄长强大政治势力的保护伞下，主营土地、典当等生意，兼放高利贷，成为芜湖首富。六弟李昭庆比李鸿章小十二岁，自幼聪颖过人，“少通经史，博学能文，持躬端正”。曾国藩督师“剿捻”时，曾对李鸿章道：“捻匪非淮勇不能剿灭，淮勇非君家不能督率。”因此曾国藩特意提拔李昭庆，令其负责济南运河防务。然李昭庆不堪军旅之苦，竟私自溜回家去。李昭庆仕途不畅，三十九岁便郁郁而终。
第2章苦撑危局
大家都知道，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社会思潮风雷激荡，各种政治角色粉墨登场，为中国历史上又一社会转型期。即使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恐怕也未有此一时代纷繁复杂。这一时代呼唤的主题，一言以蔽之，乃“富”、“强”两端。李鸿章就生活在这个时代，一生事业也基于此。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一个政治人物，能在近四十年的政治漩涡中始终屹立不倒，着实不易。李鸿章却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做到了。作为政坛“常青树”，李鸿章以“做人更做事”的风格著称于世。然后世对李鸿章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毁者云其因循守旧，苟且偷安，不思进取，丧权辱国；誉者则曰他尽心竭力，为民担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李鸿章以传统文人之典范——进士身份，转战南北，统帅淮军，总制北洋，内则参与制定国家大政方针，外则身担中外交涉重任，历三十年之久，其目光之远大、心胸之开阔，当时无疑首屈一指。他的老师曾国藩称其“才大心细，劲气内敛”。细考之，“才大心细”或有过誉之处，然“劲气内敛”却当之无愧，中肯贴切。纵观李鸿章一生，其成功秘诀即在“忠”、“忍”二字。
李鸿章起家的机遇源自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农民起事，尤其是后者。太平天国政权败亡后，众多余部北上参加捻军，同治年间势力遍布中原，成为当时清廷最主要的敌人。湘军首领曾国藩独臂难撑，剿捻不利。清廷决定起用李鸿章为剿捻主帅。李鸿章本为江苏战场镇压太平军的主帅。江苏为太平天国腹心地带，因此战事尤其激烈。李鸿章率军与太平军鏖战数载，常有败绩，使得镇压太平天国之首功不但没落在他头上，反屡遭革职。面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李鸿章始终进退如常，这可谓其成功之基础。
光绪初年，中英关系骤然紧张。云南发生英国传教士马嘉里被杀事件，英国公使威妥玛下半旗后离开北京，双方战事一触即发，情势危急。清廷内部意见纷纷，乱作一团。关键时刻，清廷又记起了李鸿章。李鸿章果然不辱使命，与洋人谈笑周旋间，战火灰飞烟灭。
中日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事业的转折期。甲午一战，中国溃败，激起千层巨浪。时人印象里，西洋之强大已是人所共知，但隔海相望的东洋日本却是蕞尔小国，未成气候。甲午战败，举国震惊，以至民怨。国人将愤怒之矛指向统治当局。从一定意义上讲，当时清廷的代言人就是李鸿章。李鸿章遂成为历史的替罪羊。当时李鸿章已是七十三岁高龄，对于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来说，压力可想而知。李鸿章于内遭受着国人的白眼与谴责，于外还得收拾残局，处置善后事宜。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李鸿章东渡扶桑后，在日本马关又遭当地激进分子刺杀，面部挨了一枪。身心交瘁，李鸿章依然坚持与日方从容交涉，难能可贵。签订《马关条约》之后，李鸿章代表清廷到俄国出席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仪式。接着又转道访问欧美各国，为世界真正了解和尊重中国而奔忙游走。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北中国形成一道强劲冲击波，将洋人和洋教弄了个天翻地覆。洋人对清政府的骑墙态度深为不满，决意进行报复。英、法、德、意、奥等八个国家最终联合起来，给清政府以最沉重的打击。清朝国运衰微，李鸿章再次临危受命，与联军进行谈判。因心力交瘁，李鸿章倒在了同俄国人的谈判桌上。他的一生，可谓对清王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的悲剧人物。作为政治家，他在各个方面都遭到了惨败。军事上，由于任人不当，没有依靠专家治军，尤其甲午一战，二十余年之苦力经营付诸东流；洋务上，因难以作出实质性改变，企业终未获得独立性而听命于官僚；外交上，因昧于世界大势，频频为洋人所欺。
人们喜欢将中国和日本进行比较，将洋务自强时代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和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相提并论。二者孰优孰劣，仅从练兵一项比较就伯仲分明。李氏练兵，时间上先于日本，花费也大大超过日本，但双方甫一交锋，中方即溃不成军。同治以来的几十年间，清廷派遣了大量海陆军留学生，但从未有一人回国后担任要职，唯独信赖李之亲属及其淮军部将。于是诸如叶志超、卫汝贵等平庸之流，都能占据要缺。依靠这样的将领如何能抵御强敌？
李鸿章在洋务上的作为可分四类：一是交通，如电报、铁路、轮船招商局等；二是矿业，如漠河金矿、开平煤矿等；三是民用工业，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四是商业，如李鸿章积极组织公司同洋人通商等。洋务惨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各类企业往往受到官方的严重制约，到处安插私人，不求引进专门性人才，亦不讲求生产效率与设备、技术的改良与改进。总体来说，赚钱的少，赔钱的多。
李鸿章外交手腕的核心是以夷制夷，辅之以息事宁人的原则。中法之战，李鸿章希冀利用英、德以制法；中日之战，又打算利用俄、英以制日；德国强占胶州湾时，李又希望利用英、法以制德。这样做，实际上不但没收到任何成效，反使自己频频受骗。至于晚年主张联俄，更是引狼入室。
李鸿章，并非彼得大帝、拿破仑、俾斯麦之类改变历史进程的英雄人物，就才能而论，“才堪中上”，得益于时代机遇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关键人物。李鸿章，上受制于腐败的帝国体制，中受制于保守顽固的同僚，下受制于民气不开的国人，辗转周旋于不幸时代，移祸避衅，使清朝得以苟延残喘数十载。李鸿章生活的时代，值皇帝庸懦而太后专权，国运衰微，他苦心孤诣把持大局，为国鞠躬尽瘁，功不可没。梁启超评论李鸿章：“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所长。”也就是说，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指近现代知识，对世界大势的把握等），有阅历而无血性，虽有挽狂澜于既倒之心，但每每苟且偷安，未能立百年大计于后世。这种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
纵观李鸿章一生，他是个失败者。他未能使中国走向富裕与强大，甚至至死也没见到独立自主的中国。梁启超对此作了精确的总结，说他：“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政，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曰责人昧于大局，而己于大局先自不明。曰责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己之畛域固习，以视彼等，犹不过五十步笑百步也。”细细体味梁氏所言李鸿章之不足，其实是当时中国人普遍面临的困顿迷茫。李鸿章个人亦无法逃脱时代套在他思想上的枷锁。正是这剪不断、理还乱的诸种矛盾交织困扰，构成了近代中国人的特殊心态，李氏一生莫不如此。
至于梁氏所云：“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许可权，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之所以富强之源，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惟枪尔！炮尔！铁路尔！机器尔！”这番话显然是对李鸿章的误解。李鸿章何尝不明白“民为水，君为舟”的道理，他屡次强调政治制度为百务之先。李鸿章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尽管他认识到人民乃立国之根本，在具体办理洋务时却根本行不通。想要百废俱兴，谈何容易！如派遣留学生一事。光绪三年（1877年），驻英大使郭嵩焘写信给李鸿章，提及邻国日本向英国输送的留学生，大约有一百来人，学习科目多为法律、政治之类，很少有人专攻军事。他告诉李鸿章不要追求短期利益，企图速致富强，而应循序渐进，从根本上进行改革。李鸿章看信后，长叹道：“筠仙（郭嵩焘的号）不知道我的难处呀！”当时西方的政治法律在中国人心目中根本不值一提，如果说科学技术因有洋枪洋炮、机械物品等为实证，不服不行，至于政教风俗等形而上的东西，则无不确信，泱泱中国数千年所传承而得的乃是世间至上之理，是国之根本，万万不可动摇。即使从军事方面入手，留学生的派遣仍遇到各方阻力，李鸿章力排众议方才促成。当时大部分士子沉浸于蝇头小楷的微言大义中，认为西学乃奇技滛巧，其政治制度更是洪水猛兽。李鸿章只能服从现实，在旧的体制下推行求强求富之举。
总理衙门是清朝推行洋务的中枢机构。但它却没有掌控财权，真正决定财权的是各地督抚大员。哪里该修筑铁路，哪里应铺设电线，哪里能设立工厂，都需当地官员许可并鼎力支持才可兴办，并没有也难以推行一套整体发展的计划和目标。新式企业大都为官督商办，缺乏独立自主性，代之以腐败的官僚作风。这些企业在实际生产中往往受到官员多方制约，专业人才得不到重用。企业又往往过分依赖洋人，许多重要工程都交给洋人去办。这些洋员大多没有什么真实本领，在本国很难混到饭吃，冲着中方的高额薪金才来投奔，他们想尽各种办法以求留任，阻碍了中国自己的专业人才的发展。从轮船招商局可以看到“官督商办”企业的种种弊端：船的样式长期得不到更新，渐趋陈旧；所雇佣的人数是外国同行太古、怡和公司三倍以上，每艘船都挂着亲朋好友的名分二三十人；局董们以权谋私，装运私货；码头停靠开船，没有任何时间规定，混乱异常；购料等事由洋人掌管，真正的工作人员，如船长、大副、二副一般都由外国人担任，他们往往串通一气牟取私利；洋员工资比在日本时高出两三倍，对烧煤等浪费毫不在意，责任心极差，平时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放在迎来送往、打点官差上。
近代的洋务买办，很多是在科场上败下阵来的，文化素质其实并不高。这些人久居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耳濡目染，及通过翻看外国书籍等途径接触到一些国外事物，见正途发迹无门，于是转而举办洋务以求功名利禄。当然其中也不乏真才实学之人，但往往得不到重用，如郭嵩焘、容闳等。以上海制造局为例。上海制造局总办一职月薪规定仅有百元，因薪金太低造成贪污而屡屡换人，后增至白银一千二百两。工资涨了，贪污的风气却一点没变，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议价处是制造局中最肥的差事。湖南人王钦缓，于该处混迹数十年，后虽因劣迹昭著被开除离局，却已成上海滩数一数二的富翁。总办魏蕃室，上奏请求购买料物采用西方招标法：谁更物优价廉就同谁合作。这一建议得到了皇帝的嘉奖。然事实却表明：魏蕃室之举纯粹是掩人耳目、沽名钓誉。他暗地里已指定两家公司，虽每次都经投标工序，但早派人通风报信，所以每次中标的都是这两家公司。制造局用煤都来自宁波叶氏义昌成记，双方签订了长期合同。然而在码头装卸煤时，查验人员懒得验磅，这道工序渐渐形同虚设。至于小工经常偷盗煤料，工人日常懒散，工程师帮别的公司做活，更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历届总办都没有狠抓管理，把工作当回事。对认真负责的工头不给予奖励，而怠工误工的也不进行惩罚，赏罚不分，职责不明，升迁时又没有客观的评价标准，完全凭着自己的主观喜好，这导致了官员和工人毫无积极性，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正是各种社会现实制约着李鸿章的洋务脚步。李鸿章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总结失败原因时说道：“大家都在热烈地讨论变法，但都没想到要变法就得首先有变法之人，所以首先是要培养人才。不仅是我一个人在朝中呼吁推行洋务，许多大臣比我还要积极，但落实到行动上却有着许多意想不到的节外生枝之处。我详细调查过许多官员，他们往往对各项洋务措施虚与委蛇，应付了事，如果这种作风不改的话，恐怕中国很难振兴。十几年来，文臣声色犬马，武将纸醉金迷，造成今日之奇耻大辱。平日里我多次讲过要加强武备，而各位官员以塞满腰包、铺张浪费为己任，以至于后来皇上认为靡费太多，遂停止拨给海军军费。一旦有变故，明知兵力不敌，也只能硬着头皮挺身而上。战败后，大家义愤填膺，找个替罪羊泄愤，留之骂名于千古，真是有口难辩呀。”
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的悲剧人物，正如其自云：“弟自顾衰龄，幸辞重寄，回忆在直最为年久，凡事限于财力，无一可以称心。”
第3章：“叫花子兵”
打退太平军后，李鸿章牢记曾国藩警示之语，丝毫不敢懈怠，立即着手整顿淮军。李鸿章对自己招募的“叫花子兵”和“痞子将领”非常得意，对外宣称：“鄙人的淮军土是土气了一点，但最能打仗！”
“叫花子兵”
1862年的上海，清明。天气暖暖的，还泛着点早春的潮气。街上的人们悠闲地享受着春天的气息，互相打着招呼，客客气气地各自行路，仿佛上海从来就是这般太平清静。
其实，从年初开始，太平军就对上海展开了猛攻。在高桥和七宝两大战役中，慕王谭绍光将上海道台吴煦打得溃不成军。上海告急！上海城里的洋人决定帮助清军，他们组织了一支拥有400人、3门炮的洋枪队。联军很快与太平军交上了火。第一仗果然旗开得胜，杀了千余太平军，俘虏了三百人。可随后发生的第二次战役，洋人就神气不起来了。太平军虽然伤亡不少，联军也死伤惨重，甚至英军司令都腿部中弹。
看样子最近一段时间的上海是不会安宁了。表面上悠闲的上海人暗地里都在议论着，究竟会是太平军占领上海，还是清军和联军把他们打退？人们纷纷猜测，听说太平天国里女人不裹脚，男人不剃头，野蛮得很，上海人不喜欢；现驻上海的清军腐化堕落，一点军人的样子都没有，上海人也不喜欢；赖在上海的洋人飞扬跋扈，上海人更不喜欢。究竟哪种势力统治上海比较好，成为街头巷尾人们的谈资。
“突突突突……”的声音从江面上传来，战争中的高度警惕性使人们心里一紧，慌忙朝黄浦江上望去。只见有2艘，又像是3艘，又好象更多的火轮船冒着浓浓的黑烟，从远处慢慢驶来。这是谁的船？是商船还是战船？船上运的是什么？人们纷纷揣测着，担心着。船驶近了，人们渐渐肯定这不是商船，因为每艘船的甲板上都站满了人，但又肯定不是客轮，因为甲板上的人都穿着同样颜色和款式的衣服。第一艘船慢慢靠岸了，甲板上的人像被困久了的兽，拥挤着、雀跃着跳上岸来。上岸的人随即被大上海的繁华镇住了，他们张大了嘴巴，四处张望，然后用一种听起来土得掉渣的话赞美着，也咒骂着。岸上的人也终于看清了船上的人，这些人的衣服破破烂烂的，上面布满了汗渍和油腻，已分辨不出原来的颜色。上海人注意到，船上来的人虽然大多衣不蔽体，但一个个倒是挺注意用布把头包得严严实实的。从他们衣服背部依稀缀着个“勇”字看来，这是一支军队。喜欢仔细观察的上海人很快发现他们中也有官兵之分。穿麻鞋的是官，穿草鞋或根本不穿鞋的是兵。可这是谁的军队呢？驻上海的清军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官穿袍，兵着褂，腰间气派地插着排刀，身穿颜色鲜艳的号衣。这些人的黑眼睛、扁鼻子，又显然表明他们是中国人，并非洋军队；他们头顶前部也没有留头发，因此也不会是太平军。所有这一切，都让见多识广的上海人摸不着头脑。他们奔走相告：“叫花子兵来了，叫花子兵来了！”
这支“叫花子兵”即后来大名鼎鼎、成为大清主力国防军的淮军，首领便是李鸿章。李鸿章从家乡招募了这支其貌不扬的军队，专程来支援上海清军对付太平军。李鸿章因个子瘦高及为人清高，还得了个“云中鹤”的雅号。
上海人并不看好这支叫花子兵，李鸿章却为他的子弟兵感到骄傲。他对迎接他的上海官员说：“敝人领导的淮军有两个特点，一是能打仗，二是有点土气！”言下之意是，军人的首要本领是打仗，只要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外貌上的土气又算得了什么！本是由同样的水土养就，李鸿章十分了解这些家乡兵。别看他们平时懒懒散散、满脸的匪气和土气，可一上战场就像是换了人，只知勇猛杀敌，比八旗、绿营军要强万分。
太平军攻占苏州不久，忠王李秀成率军进攻上海。上海官绅筹集白银二十万两，雇用外国轮船，以主事钱鼎铭为代表，顺江而下，寻求曾国藩的支援。钱鼎铭到安庆后对曾国藩说：“江南民众如婴孩盼望慈母、禾苗盼望雨水那样希望曾大帅能够派兵支援，以解上海之围。”面对钱鼎铭的切切恳求，曾国藩深觉棘手。上海的经济和军事地位都非常重要，应全力援助。但派兵少了无济于事；派兵多了，一旦前敌军情吃紧，援军难以回撤，就会打乱整个战略部署。即使曾国藩甘愿冒险，全力救援上海也不可行。当时湘军与太平军多线作战，兵力也不充裕，如抽调一支进军上海，等于是拆东墙补西墙，绝非上策。还有一个原因是曾国藩没有挑明的，那就是上海固然重要，但曾的目标并非上海，而是南京！南京是太平天国的首都，攻下南京等于占了头功！上海的繁华纵然令人羡慕，然同南京相比战略地位就差多了，充其量只是一分战场。孰轻孰重，曾国藩怎不明了！钱鼎铭看出了曾国藩的犹豫。他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如果肯在曾国藩面前说情，这件事情十有八九能办成。此人就是曾国藩最信任的学生和助手——李鸿章。
钱鼎铭向李鸿章提出支援上海的请求，李鸿章痛快地答应了，同意到曾国藩面前说情。看到李鸿章充满信心的神态，钱鼎铭吁了一口气，知道上海有救了。
曾国藩犹豫不定之际，清廷接到上海危急的奏报，命曾国藩派兵增援上海。一面是朝廷的命令，一面是李鸿章的大力劝说，曾国藩终于打消疑虑，决定发兵上海。其实，促使曾国藩决定出兵的主要原因是，上海官绅因等不及安庆方面的消息，决定向洋人借师助剿。所谓“借师助剿”，就是借用或雇佣外国军队攻打太平军。洋人表现出积极的态度，答应帮助中国平定内乱。曾国藩认为，此举纵使解得内忧，之后必有外患！急忙上奏朝廷：“借助洋人军队守护上海，保卫中外人士财产是可行的，但借助洋人军队进剿苏州，收复清朝失地却万万不可！上海、宁波为通商口岸，应当共同守护。而苏州、南京却非通商口岸，如果洋人插手中国内政，将会后患无穷。大清帝国的军队足以自立，就像家长有足够的权威治家一样，没有必要借别人的棍子来教训自家的逆子！”曾国藩有两层意思，一是不愿留下后患，让洋人捞去更多利益；二是害怕洋兵攻占南京，抢了自己的头功。清廷对此事并未表态。事实上，清廷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解救上海之围。这样，曾国藩不得不从自己的队伍里挑选赴沪人选。究竟派谁去解上海之围？一向做事谨慎的曾国藩为此伤透了脑筋。军中有一个叫吴坤修的湘军将领主动请缨，愿领兵援沪。曾国藩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上海这块大肥肉怎么能轻易给人？曾国藩想起了弟弟曾国荃，如果派他援助上海，自己主攻南京，双份功劳就都落在曾家手中，岂不两全其美？曾国藩心中初步形成援沪计划：于湘军营内亲选六千名精锐士兵调拨曾国荃援沪，同时令曾国荃赶回湖南老家招募八千名新兵补上空缺。曾国藩对自己的弟弟并不放心，又将得意门生李鸿章派去做其副手和军师，保证此行万无一失。
正当曾国荃、李鸿章率近万名湘军奔赴上海时，太平军却连战连捷，将清兵洋将打得溃不成军。且轮船运兵一事仍未筹办妥善，只能从陆路到达上海。水路行军，部队可沿江而下迅速到达上海，占得先机。陆路行军，得穿越太平天国占领区，一路上都要攻城夺池奋勇拼杀。况且湘军到上海后曾国荃部也只能听命于上海道台，事事受人节制。曾国荃哪能忍受这种待遇，马上表态不去。曾国藩两相权衡，决定保大弃小，专意进攻南京拿得头功，将上海之事交给别人办理。既然曾国荃不去，李鸿章自然也去不成。曾国藩遇事爱和李鸿章商量，当然要把智囊时刻留在身边，随时听取他的意见。即使曾国藩先前派李赴沪，也是因对鲁莽的曾国荃放心不下而不得已为之。李鸿章却不这么认为，他一直在寻找独当一面的机会，如曾国荃不去，自己单独去更好。但既然恩师不准，李鸿章也不好表现出非要去的意思，只好静观其变。
曾国藩同李鸿章商量派往上海的人选。李鸿章认为湖南人陈士杰做事稳健，能担此任。曾国藩同意了李的建议。陈士杰受命后立即招募一万人整天操练。可时间一天天过去，陈士杰就是按兵不动，甚至接到“老佛爷”（慈禧太后）催促过江援沪的谕旨后仍不见动静。曾国藩责问陈士杰为何拖延至今，陈眼泪汪汪地说，家里还有九旬老母，如果自己牺牲，孤苦伶仃的老妈无以为靠。晚清不比秦汉，孝顺可当成一切事情的借口。曾国藩没心思琢磨陈士杰究竟是孝顺抑或怕死，朝廷已下了几道催促赴沪的诏书，他只能另找合适人选。四十四岁的总兵冯子材跃入了曾国藩的脑海。当时冯驻军镇江，距离上海很近，且其顶头上司都兴阿早想占据上海。曾国藩于是通知冯子材赴上海救援，但却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历史给了李鸿章崭露头角的机会。曾国藩终于委派李鸿章赴沪支援。临行前，曾国藩既高兴又惋惜地说：“少荃（李鸿章的号）这一去，我可以高枕无忧了。只是少了一个得力的帮手。”同时，曾国藩向李鸿章表明，湘军目前无兵可用，上海进剿一事须自己解决。这却难不倒李鸿章，他就像变戏法一样，一下子就弄了个淮军出来。
从合肥附近招募兵勇，到编成军队集中安庆，李鸿章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即使这样，朝廷还嫌李动作太慢，不断下旨敦促。练成的淮勇（后改名淮军）共分五营，按营官的名字命名。潘鼎新领鼎字营，刘铭传领铭字营，张树声领树字营，吴长庆领庆字营，张遇春领春字营，五营营官全是李鸿章的同乡。曾国藩虽对李鸿章短时间招募一支军队深感佩服，但对这支新军却很不以为然。当时的淮勇军容不整，根本不懂行军礼、站军姿；军纪亦不严，一副痞子样，尊卑无别。这些都是治军的大忌。李鸿章却对这支军队充满信心。他和他们是同乡，了解他们，也喜欢他们的样子和神态。一支军队的好坏，关键在于能不能打胜仗，而不在于穿什么衣服，用什么腔调说话。曾国藩同李鸿章商定，淮军的器械装备、饷银粮草、训练方式完全取法湘军。这也是李鸿章后来总提到湘军是淮军母亲的缘故。初创的淮军和湘军一样，主要使用刀矛、小枪，辅以抬枪、小炮、劈山炮等重型武器。这些武器有多厉害呢？我们以每营领到100杆的小枪为例（抬枪每营只有20多杆）。小枪从前膛装火药，然后还得加药线。放枪时点燃药线，如果药线受潮，就成了哑枪。至于抬枪、小炮、劈山炮等也都是些毛病多、威力小的旧式武器。所以李鸿章到上海见到洋枪洋炮时才会惊叹不已，同时改造淮军的第一项措施就是淘汰旧式武器。
第4章招降纳叛
从合肥招兵买马到安庆组建军队，李鸿章开始考虑如何尽快发展壮大这支新军。吸纳选用人才方面，李鸿章和老师曾国藩不同。曾国藩的湘军将领大多是读书人出身，即所谓“儒将”。湘军将领做事讲究礼法，循规蹈矩，带有浓厚的文人气质。他们打胜仗时喜形不露于色，暗地却做几句酸诗将自己表扬一番；打了败仗则会哀呀愁呀天呀地呀没完没了。李鸿章率领的淮军则大不相同。淮军的很多将领出身草莽，如刘铭传曾是私盐贩子；张遇春兄弟则做过土匪头领。因此，湘军打仗是为报效国家，实现忠君爱国的理想；淮军则只为报答李鸿章的知遇之恩，惟李鸿章之命是从。
淮军到上海后，前方传来太仓、嘉定告急的消息。当时英法联军正进攻金山，得知嘉定告急，立即将主力部队撤离金山前线，全力开赴嘉定。李鸿章率领的淮军正在南汇与太平军对峙。为防止太平军声东击西，李鸿章不得已将淮军大半主力开往金山前线接替联军，只在南汇留下刘铭传和潘鼎新两营。南汇太平军守将吴建瀛拥有近万人，而李鸿章留下来的两个营加起来人数还不到一千。不料，英法联军不但没能解嘉定之围，反被打得惨败，逃回上海躲了起来。太平军节节胜利，势不可挡。淮军主力和留守南汇的两营被隔为两段，淮军危在旦夕。这时，幸运之神眷顾了李鸿章。南汇的太平军出现了内讧。
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有个养子叫李士贵，号称“忠二殿下”。此人骄横无礼，仗着干爹的势力到处为非作歹。他非但不服从南汇主将吴建瀛管辖，反而常当着士兵的面凌辱主帅。吴建瀛不堪受辱，决定向清廷投诚。他派城中士绅去淮军大营联络投降事宜。刘铭传、潘鼎新对于军力几倍于己的强敌来降，疑窦丛生，担心其中或许有诈。二人决定派密探进城打探虚实。很快传来了确切的消息：吴建瀛不是诈降。刘、潘喜不自胜，当下决定受降，同时禀报主帅李鸿章。李鸿章接到消息，半信半疑，警告刘铭传不可争功心切，轻信敌人的花言巧语遣散常胜军。但又怕话说重了，刘铭传接信后拒降，于是星夜召集刘铭传，具体会商实施步骤及预防办法。经过李鸿章的精心安排，淮军最终顺利接纳了太平天国的降军。淮军规模立即得到壮大，李鸿章将投降的太平军重新编成六个营，让太平军降将继续担任统帅，合称“诚勇六营”。李鸿章趁势猛打穷追，一口气把太平军撵到了浙江。上海浦东一带的敌军被肃清了！李鸿章尝到了招降军队的甜头——唾手即得六营兵力不论，且都是不用训练、能征善战的老兵，决心对太平军采取剿抚并重的策略。
李鸿章的下一个目标是苏南的太平军。这次，他没有等待受降，而是主动诱降。他选择了常熟绅士徐佩瑗作为突破口。为取得常熟太平军主将钱桂仁的信任，徐佩瑗向钱提亲，愿将美丽的寡姐许配于他。当然诱人的不止是徐的寡姐，更有大量的金银珠宝作为嫁妆。钱桂仁贪图美色和金钱，答应了这门亲事。结亲后不久，徐佩瑗展开了策反行动，对钱桂仁说：“太平天国迟早会被清军所灭，为前途计，不如早日投靠李鸿章。”钱桂仁禁不住徐的反复游说和金银贿赂，决心叛变。二人商定，等李秀成来常熟巡视时将其杀掉，然后献城投降。然而李秀成并未按期至常熟，同时淮军也未进攻常熟，钱、徐二人只好静待时机。徐佩瑗派弟弟去淮军大营，向李鸿章详细汇报了策反近况，请求立即出兵攻打常熟。李鸿章令徐佩瑗按兵不动，时机成熟后再相机行事。其实李鸿章心中亦有顾虑，一怕消息走漏会引起大规模战争；二怕钱桂仁部的其他将领反对投降。钱桂仁的副将骆国忠、董正勤、钱寿仁都是安徽人，与李鸿章是同乡。淮军出征前，三人就向李鸿章表示愿献城归降。李鸿章与钱桂仁商定，于十二月初一日起事。不料情况有变，迟迟不露面的忠王李秀成突然在十一月一日返回苏州。钱桂仁心中有鬼，以为事机泄露，以汇报军情为由跑到苏州找李秀成去了。骆国忠害怕钱桂仁向忠王请赏邀功，将他们出卖，决定提前动手。十一月十六日，骆国忠在中军营安排戏剧，召集诸将看戏。戏演到一半时，早有准备的安徽籍士兵把反对投降的将领全部杀死。常熟城内的大部分太平军官兵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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