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投降。骆国忠整整杀戮了一夜。第二天太阳升起时，常熟城内血流成河。活着的兵将则忙着理发，将前额留的头发剃掉。李鸿章一卒未伤，又白赚了十个营的兵力，同时稳固了上海的安全。
李鸿章连续几次纳降成功，凭借的不仅仅是运气。上海道台吴煦也经常花费重金诱降太平军，结果却总是一厢情愿，花钱还受骗，人财两空。李鸿章的诱降策略之所以屡屡奏效，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李鸿章注意拉拢太平天国中的安徽籍将领，以乡情博得其信任，归顺淮军如同回到故乡；其次，李鸿章本着务实的态度，不单纯进行口头允诺，而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让对方看到斗争下去毫无取胜希望；第三，李鸿章最狡猾的地方是不像吴煦那样先赏以重金。事成之前，李鸿章决不轻易给钱，事成后论功行赏，加官进爵，决不食言。
除招降纳叛外，李鸿章还专捡别人不要的“人渣”。提拔重用程学启便是一例。程学启本是太平天国将领，与湘军作战时落败投降了曾国藩。曾国藩一贯主张“血诚”之心，认为降将难当重任；加之程学启全无文化根基，甚至斗大的字也不识几个，不符合曾国藩选用儒将的标准，因此一直得不到重用。曾国藩对他甚至没有起码的信任，前线作战给他送军粮时将吊桥放下，运完粮草后赶紧收起吊桥，如同对待敌人一般。程学启憋着气要为曾国藩立得军功，曾国藩对外却再三表示程学启随时会反叛，后悔当初没有斩草除根。李鸿章却看上了这个既为降将又属文盲的粗鲁人。组建淮军时，李鸿章几次向程学启游说，希望他能跟随自己赶赴上海。程学启不愿落得变来变去的名声，屡次拒绝李鸿章。可李鸿章对“舌头勤打滚”的游说工夫极为擅长，他一方面提及程学启在湘军中的尴尬处境；一方面展望其在未来淮军中的光明前景；还不惜声泪俱下地动之以情，说湘军是湘人的军队，湘军将领得势后湖南人鸡犬升天，自己同程一样均为客籍，客籍之人永无出头之日！程学启终于被李鸿章说动，当面表示：“宁当鸡头，不做牛尾。上海固然是死地，但在湘军中苟且偷生，大丈夫还不如一死了之！”李鸿章大喜过望：“你程学启去了，上海就不是死地了！”
程学启果然没有辜负李鸿章的期望，至上海后几乎指挥了所有的硬仗，且每战必捷，一时被上海人赞誉为“常胜将军”。从不轻易夸赞他人的郭嵩焘也忍不住称道程学启为人中俊杰。淮军上海首战中，太平军潮水般将淮军团团包围，逐渐收缩包围区。初临战阵的淮军哪见过如此阵势，一时不知如何应对。程学启弹药用尽后，突然发出响雷般的怒吼，身先士卒用石头砖块投掷敌人。太平军虽久经沙场，却也未曾见过如此勇将。淮军士气大长，一鼓作气打退了太平军的进攻。曾国藩听说上海大捷的战报后，后悔不迭，懊恼地抱怨道：“我手下的将领怎么就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呢！”他仗着对李鸿章多年的知遇之恩向其索还程学启，这时的李鸿章羽翼日丰，打着痞子腔回道：“这是老师对我的恩赐，感谢老师专门为国家储备了这样好的人才！既然老师将其馈赠于我，就恕我不能完璧归赵喽！”程学启到上海后很快坐定李鸿章之下的淮军第二把交椅，成为淮军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猛将，好不得意！可惜好运不长，上海果真成为他笑谈中的“死地”。两年后，正当李鸿章在上海立稳脚跟时，程学启在战争中受伤患破伤风不治而亡。死讯传来，李鸿章心痛不已，对众将言道：“吾左臂断矣！”同时致信恩师曾国藩，写道：“您把百年难求的将才恩赐于我，我真的无法完璧归赵了！”
李鸿章的另两位爱将刘铭传和刘秉璋，也是痞子气很足的人物。刘铭传最初成名即缘于其十八岁时意气用事杀了本族家长。李鸿章从心底里喜欢他们的这股痞子气。他给他们官做，给他们钱花，给他们名誉和地位，同时对他们处处回护。迈入官场后，这些人还是匪气不消，经常做出不合官场规矩之举：一会儿把这个县令乱棍打死；一会儿又对那个道台施以笞刑……某日，一道台向李鸿章哭诉：“大清二百多年，从未闻说有鞭打道员之事！”李鸿章淡淡一笑：“官场上是没有，我们现在却身处军中，当然按军法从事，军法中是打得的！”李鸿章公开对部下宣称：“一切小错都不用过问，一切大错都由我李鸿章承担！”
第5章遣散常胜军
李鸿章在半年之内，同太平军连接三次硬仗，取得了三战三捷！这三次胜利使李鸿章不仅在上海站稳了脚跟，也为他赢得了创建淮军的信心。
自大轻傲的李鸿章有一个优点，即能够因地制宜、随时接受他人的正确意见。打退太平军后，李鸿章牢记曾国藩警示之语，丝毫不敢懈怠，立即着手整顿淮军。李鸿章对自己招募的“叫花子兵”和“痞子将领”非常得意，对外宣称：“鄙人的淮军土是土气了一点，但最能打仗！”李鸿章整顿淮军主要集中于武器装备。他不惜血本，将淮军旧式兵器全部弃置，一律改装为新式洋枪和劈山炮，每哨配备6个洋枪小队和2个劈山炮小队。于是，淮军鸟枪换炮，在武器装备上大大超越曾国藩的湘军。淮军队伍也得到迅速扩充，由原先的13营增至79营。淮军的日子一天天好过起来。最高统帅李鸿章因战功升任江苏巡抚，逐步裁撤驻守上海的绿营兵，代之以初具规模的淮军。这样，李鸿章在上海实行有效控制的最后障碍只剩下不肯安分的洋人。英国人华尔率领的洋枪队，在李鸿章初至上海时确实出力不少。但正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淮军更换新式武器后，洋枪队就越来越成为李鸿章的眼中钉、肉中刺。
此时，湘军开始加紧对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南京）的围攻，曾氏兄弟几次来信要求李鸿章施以援手，并指名令程学启部率军增援。李鸿章对曾国藩重新收编程学启部的念头心知肚明，便打发洋人的常胜军前往南京增援。这时常胜军首领已由白齐文代替华尔。李鸿章令白齐文率常胜军主力开赴南京，上海道台吴煦和杨坊负责“督带”。李鸿章此招可谓是一石三鸟，既向老师交差，又将常胜军支走，同时还把吴、杨两个非淮系官员排挤出沪。白齐文见李鸿章把自己派到危险的前线去作战，却难以保障充足军饷，哪里肯服从调动。他拒绝率领常胜军开赴南京。白齐文不敢和李鸿章直接作对，便拿在松江的道台杨坊出气。他跑到杨坊家里，将他毒打一顿，同时将杨府中搜到的四万块洋银抢劫一空。白齐文干了坏事自觉理亏，逃到英国军队中隐匿起来。曾国藩对李鸿章援军未至一事倒不怎么在意，因为他要求增援只是想招回程学启部。至于常胜军，曾国藩说过这么一段话：“常胜军不来南京没什么不好，来了倒没有什么好处！”李鸿章却对白齐文不听调遣、殴打朝廷命官且入室抢劫之事不能容忍。当然，这种棘手之事老j巨猾的李鸿章不会亲自处理，他令吴煦限期将白氏捉拿归案，要求常胜军转由中国官员接管，外人不得干涉。英国军队见李鸿章真动了怒，觉得不便为一个白齐文破坏中英两国关系，决定交出白齐文。然英国驻华水师司令迪佛立与白齐文私交甚笃，强硬坚持不肯交出白齐文。李鸿章决心以此为突破口，改组常胜军。李鸿章改组常胜军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削减常胜军的经费，将钱省下来发展淮军；二是收回常胜军兵权。无理也硬三分的英国人当然不会同意李鸿章的改组方案。英国政府任命戈登为新任常胜军统领以取代白齐文。戈登的到来使李鸿章心中着实“咯噔”了一下。他意识到英国绝不会轻易放弃常胜军领导权的险恶用心，不能与其硬碰硬。李鸿章遂托人调查戈登的底细，得知戈登出身于军官世家，对军事地形学和步炮联合作战有精深的研究，性格弱点是爱慕虚荣、贪财。戈登一到中国，便受到李鸿章的热烈欢迎。李鸿章极力称赞戈登的军事才华举世无双，令人钦佩不已，配得上任何高级军官职位。随后李鸿章升任戈登为总兵衔，并赠之以各种锦旗奖章、宝星勋章，其中白花花的银子当然必不可少。李鸿章不断虚心向他请教各种新式兵器的用途和杀伤力等军事专业问题。戈登来中国之前听说李鸿章是一铁腕人物，将前任吓得躲在军舰里不敢出来，早已做好应对的心理准备。但见到李鸿章后，戈登改变了看法，他在给英国政府发去的公函中极力称赞李鸿章，称其是中国最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为人正直、思想先进，热心发展西方军工业，我们英国政府对他不但不应与之作对，而且应全力帮助支持。
有趣的是，没过多久，戈登公函中的李鸿章就变成了阴险毒辣的小人。戈登发现，常胜军在作战时总被派往最艰苦的前线，且经常为淮军程学启部做马前卒。戈登终于忍无可忍，带领常胜军跑到昆山，扬言不再听从李鸿章调遣。中国总税务司赫德从中英长远利益出发，百般协调，劝说贪财好利的戈登重新回到李鸿章身边。此事引起英国政府的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对大英帝国的严重挑战，有损帝国尊严。英国政府提出，解散戈登的常胜军，上海防务由驻沪英军承担。李鸿章虽有思想准备，却万万没料到英国会同意解散常胜军。机不可失，李鸿章当即宣布解散常胜军。李鸿章一宣布此消息，英国人倒不满起来。驻华领事巴夏礼发出照会，称解散常胜军一事只有英国公使方可办理，李鸿章无权作出决定。李鸿章深知英国人的脾性，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想彻底摆脱常胜军就困难了。李鸿章多方打听，得知只要戈登同意解散并发给常胜军足够的遣散费，就能顺利解散常胜军。李鸿章知戈登一向好名，便以躲在军舰中的白齐文为例，晓以厉害，告诫戈登，人生在世名声最为重要，不要为别人的利益把自己给毁了。同时，李鸿章令丁日昌在最短时间内筹集白银十九万两作为遣散费。其中，上校级军官和负伤军官每人发四千块洋元，未受伤士兵除多发给一个月的津贴外，还按路途远近发给回家路费。报纸如此评价李鸿章的遣散费：“对于一个像清帝国那样负债累累的政府来说，这笔款项绝不能认为是气度狭小的。”三天后，常胜军全部解散。随后，李鸿章向曾国藩汇报：“常胜军已全部遣散，一切全靠戈登忽然变成了忠直的好人。这并不是学生促使他洗心革面的结果，而是大清兴旺发达的时运好啊！”
第6章淮军的去留
淮军在同太平天国、捻军的作战过程中，渐次拥有了完善的兵制、统一的号服、新式的武器，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然淮军的根本性质依然没有变化，即它始终是一支由个人领导的地方军队，其军费、粮饷、士兵津贴均由李鸿章个人筹集，它并不是国家正规军，不能享受国家财政的支持。
国家的正规军是打仗时一无是处、衣服光鲜的绿营兵和只会吃喝玩乐的八旗兵。然捻军和太平天国总有被平灭的一天，那时专为镇压农民起事而创立的淮军和湘军该何去何从呢？从太平天国日趋衰微开始，这一问题就摆在了清政府和曾、李师徒二人面前。按照清朝军制惯例，一旦军事行动和战争任务结束，八旗兵返回防地，绿营兵调回原先驻守的村社集镇或城市，临时招募的勇营则就地解散回家。
淮军和湘军按理应属最后一种类型。然湘、淮军又不是一般的勇营。敏感的曾国藩最先采取行动，裁撤湘军。他明白，不但是湘军，甚至自己兄弟二人都已成为清廷的心头大患。
曾国藩向清廷上书，提及湘军兵员太多，自己难以统帅，请命解散三四万人。十天后，曾国藩又说弟弟曾国荃由于多年打仗，身心俱疲，希望朝廷允准其回家养病，顺便提出继续裁撤湘军两三万人。一年后，曾国藩又说湘军水师人数太多，应留下一小部分改编为长江水师，剩下的将士可以回家与亲人团聚了。
清廷见曾国藩如此“懂事”，自然无可挑剔。曾国藩裁撤了自己的湘军，却一点没有要学生李鸿章效仿自己的意思。聪明的李鸿章也表示：淮军土是土了点，但很好用，淮军随时听候老师的调遣。
于是，撤湘留淮计划出台了。此时的湘军已无法同淮军相比。首先，湘军内部将领之间矛盾很大，曾国藩自己都协调不了；其次，湘军日趋腐败，士兵抽大烟、逛窑子、抢掠民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当淮军越来越正规时，湘军倒越来越像地痞流氓，战斗力与淮军已不可同日而语。李鸿章认为，平定内乱只是淮军的当前任务，长久威胁来自于西方。想要打败西方列强，必须首先学习西方先进之处。他总结自己多年从戎的经验说：“想要灭贼必先治兵，想要强兵必先足饷，想要筹饷必先得到人和地。”
李鸿章很快掌握了最为稳固的饷源——厘金。他决定把钱花在洋人身上。李鸿章第一次观看华尔洋枪队作战时，即对洋枪洋炮的强大威力惊诧不已：这样的军队一个顶仨！
他乐观地给曾国藩写信，中国只要有开花大炮和轮船两种东西，从此便不受外人欺侮了。欲先工其事，必先利其器。李鸿章决定把钱花在武器上。华尔既熟悉西洋武器，李鸿章便委托他代购。
笼络人是李鸿章的长项，不久华尔答应为李鸿章从国外购买炸弹和洋枪。李鸿章将新购的第一批西洋武器配给了战斗力最强的程学启部。令华尔始料不及的是，他的热心帮助使淮军很快替代了常胜军。
单凭华尔远远满足不了淮军的需要，李鸿章的目标扩大到在华其他洋人身上。有军官因服役期满回国或是中途回国办事，李鸿章都托他们代购武器。但通过个人购买，数量毕竟有限；李鸿章转而通过上海洋行大批购置武器。买得多了，李鸿章逐渐了解到，购买一点都不划算，钱都让洋人赚去，不如自产自销。然而武器自造还得在洋人身上花钱。一是好多制造军械的原料中国没有，须从外国购买；二是即使有原料，中国也无懂技术的专门人才，还得从外国聘请。李鸿章认为花些学费是值得的。建工厂、请洋师傅，上海炸炮三局开张了。
然这毕竟是第一次，李鸿章聘请的洋师傅虽出身军队，却既非军官，也不是技术兵，而是一名军医。这个军医叫马格里，凭着对洋务事业的一腔忠诚，得到了李鸿章的信任，进入淮军幕府。不知是出于对李鸿章的忠诚还是对银子的忠诚，马格里最先建议李鸿章与其从外国购买武器，不如自己设局制造。马格里向李鸿章毛遂自荐，认为自己定能胜任。李鸿章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将一个炸弹局交给他。
可是炸弹不给马格里争气，生产初期就连续发生几起不慎走火爆炸的事故，工厂中血肉横飞，马格里医术再高明，也不能将他们拼凑到一块了。李鸿章得知后非常恼火，立即将马格里解职。
不光“硬件”上升级换代，李鸿章对“软件”改革也精益求精。他看到华尔洋枪队在作战时，不光凭借精良锐利的武器，而且有着井井有条的作战秩序。淮军作战时厮杀呐喊，声闻百里，气势恢弘；洋人作战时排队进退，只闻枪声炮声，无人显示出不要命的架势，敌人却已在远处人仰马翻，这才是打仗的最高境界。
李鸿章决心在淮军中推广洋枪洋炮。李鸿章首先在程学启、刘铭传的部队中聘请洋教练。从没摸过洋枪炮的淮军士兵，对这些铁玩意既好奇，又恐惧。洋教练给他们的第一个任务是练准头。
许多淮军都观摩过洋人军队作战，只见士兵手指一动，敌人应声倒地；大炮一拉，目标立刻屋倒墙塌，煞是威风。可同样的枪炮到自己手里便不听使唤，瞄得不准误伤战友、使用不当造成走火等事件屡屡发生，甚至一次演练中因弹药走火而炸死二十余人。李鸿章再三给部下打气说：“做任何事都要付出代价。
等到练出百发百中的准头来，何坚不摧，何战不克！”除枪法外，李鸿章亦将西洋阵法、号角、口令引入淮军。语言不通是教习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障碍。训练中洋教练喊出口号，经过翻译传达，士兵才去执行。且翻译将许多重要的专业术语译得不伦不类，弄得士兵经常无所适从，军事训练简直走了样。李鸿章鼓励大家：“英国官兵不像我们随便在人群中挑选，他们都受过军校的特殊训练。
我不惜重金聘来老师，就是希望你们能够虚心学习。现在学的只是皮毛，等以后理解了精髓，自然会领悟其中的奥妙！”别说淮军将士不理解，连热衷洋务的曾国藩也不理解李鸿章的做法。他屡次写信给李鸿章，反复讲授取胜之道在人心不在兵器的道理。李鸿章向老师解释：太平军中虽有洋枪炮，可是他们没有用洋法操练队伍，因此武器发挥不出作用。李鸿章还邀请老师来参观淮军的训练。
曾国藩观看淮军训练后，认为湘军已大不如淮军，历史任务确应落到淮军身上。这也成为曾国藩决定留淮撤湘的原因之一。
李鸿章凭他超人的本领纵横捭阖，保证淮军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武器，对军队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使淮军成为当时中国最先进、最有战斗力的军队！
第7章“海”“塞”之争
李鸿章亲自登舟试航。这一天，北风凛冽，海浪起伏，李鸿章乘坐的“定远”号铁甲舰行驶平稳，并没像蚊子船那样稍遇风浪就颠簸不止，且行船速度和订单上注明的相差无几。李鸿章兴奋得老泪纵横，说道：“中国自创办水师以来，也就是它最令人放心！”
“海”“塞”之争
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历经变动，西北接陆、东南邻海的空间格局却未有改变。明朝太监郑和虽下西洋游历，然清代以前中国的航海技术毕竟有限，海洋的阻隔远远大于联络。鸦片战争前，中国主要防御体系主要针对西北边疆。在统治者看来，茫茫大海本身即天然的防御线，最多只是倭寇和海盗兴师作乱。政府大规模组织造船，并非为海防计，多为去远海仙岛上给皇帝寻求长生不老仙药。前些年一部香港电影中有大明朝水师因长期闲置、只好自己玩海上捉贼游戏的场景，其实倒是真实历史的反映。
入关初年，郑氏集团偏安台湾，清朝特意加强了海防建制。当时沿海省份水陆官兵比内地要多几倍，提督总兵统管全省，兵官副将统辖各营，营下又有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号称“兵制之善，海防之固，史无前例”。道光时海防又退化成装样子的摆设。东南沿海水师有五万之众，实际能调遣打仗的却不过几千人。这几千人几乎都不下水，常年呆在陆地上，除饷银更高外几乎同陆军无异。广东水师曾进行过一次技能测试，内容很简单，即用弓箭射五箭，鸟枪打十枪，然后统计成绩。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半数以上的人一枪不中、五箭全空；仅中一箭或一枪的又占绝大比例；打中三四枪或射中两三箭的乃极少数。当时全国最大的船仅长十一丈二尺，宽二丈，上面最多装十门旧式土炮。船只常年不用，船身木头已开始腐烂，桅杆布满虫蛀的窟窿，帆拉到一半绳子就断了。船上土炮也锈迹斑斑，两炮之间的蜘蛛网密得惊人。船舰如此，岸上的防御工事也令人瞠目。碉堡炮台大都是康熙时代的杰作，经历几百年的风吹雨打，挺拔在前线向人们诉说着当年的光荣历史。
鸦片战争后形势突变，大海失去了以往宁静和平的面貌，西方列强从东南沿海竞相涌来。东南边疆门户洞开，海防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早在鸦片战争前，以“遇事敢言”著称于世的鸿胪寺卿黄爵滋即向朝廷提出：清朝水师成员都为老弱病残，兵器残缺不全，甚至战船都用旧钉子和薄模板钉成，这样的水师怎能拱卫大清国门？鸦片战争后，李鸿章为首的一些大臣更是呼吁大力加强海防建设。李鸿章在奏折中言辞恳切地说：东南海疆长达万里，现在外人通商传教来往自如，甚至内地各省和京师都集中不少洋人，他们表面是友谊的和平使者，实则阳奉阴违、笑里藏刀。且西洋轮船电报一瞬千里，军火器械工力百倍，均为几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再拿传统制夷谋略应付，显然行不通。
曾国藩是提出建设新式海军的第一人。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湘军水师的实力远远超过太平天国水营，加之有外国兵轮“助剿”，曾国藩深感水军强大之重要。曾国藩非常清楚，旧式水师对国内叛乱尚可应付，但对境外强敌则无异以卵击石。曾国藩向朝廷建议，如今中国已开设几家造船厂，等船造好后不妨仿照西方兵法建设一支新式海军。1862年，曾国藩趁海关税务司英人李泰国回国休假，托他代为购置军舰。李泰国满口答应，回国后为中国挑选了七艘船舰。但不知李泰国哪根神经忽然出了毛病，竟擅自做主，任命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为中国舰队司令，并私签合同，宣称这支舰队只接受英国皇帝指挥，有选择地接受中国皇帝指挥。李泰国天真而愚蠢的想法随即遭到清政府的严词拒绝。李鸿章对总理衙门说道：“要使这批船成为中国自己的船只，不能变成李泰国霸占的船，中国才不至于在危急的时刻无所依靠而惊慌失措。”最后，清政府除买船花费外，又白白损失九十万两白银，将所购船只全部转手卖与他国。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阿思本事件”。此后十余年间，无人再敢提及筹建海军。
1870年，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决心加强海防。李鸿章好友丁日昌向他建议：当今最具威胁的国家乃是一直为国人不齿的日本。日本目前虽也被美国敲开大门，但大有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之势，迟早会成为中国的大敌！门外有虎有狼，我们不能只是不时扔一块肉出去，以求它们暂时不饿，而应习套狼之法、造打虎之器。
学办法和造武器的前提是说服清廷舍得出钱。其实所有问题都集中于一个“变”字，改变旧思想以看清新形势，改变旧办法以引进新技术，改变旧内容以注入新活力，改变旧的落后挨打局面以自强于世界。丁日昌提出根据中国海疆自然条件，应建北、东、南三洋海军。北洋驻天津，东洋驻吴淞，南洋驻南澳，一旦危急，三洋即可联成一气。丁日昌的方案令李鸿章拍案叫绝，然清政府认为此方案还“存在制度上的严重缺陷”，并未重视。1870年代后，国内的太平天国运动刚刚平灭，域外强敌就来马蚤扰，日本在东南海疆屡屡作乱，沙俄则对西北内陆虎视眈眈。19世纪70年代，沙俄趁新疆内乱之机出兵侵占伊犁，日本则派兵侵入台湾。清政府左右为难：海、塞防兼顾，两面出兵应敌，保住西北、安定东南，自然是上策，可清廷根本不具备应敌的兵力和财力；若二者不能兼顾，则最好舍车保帅以保一方，但哪个是刻不容缓，哪个又能暂时放弃？
李鸿章这时挺身而出，主张以海防作为经营重点：伊犁已被俄国所占，短时期内收复绝非易事，且以目前军力要收复西北实在力不从心，不如令西征诸军严守边境，同时在前线屯兵耕种，积蓄力量。节省军饷应全部用于东南海防。此论遭到湖南巡抚王文韶坚决反对。他认为，天下事分两种，一种是重要之事，即“本”，另一种是次要之事，即“末”。重要之事又分两种：一是重中之重，刻不容缓；另一种是虽重要却非目前必须。关于海、塞防问题，西北塞防是本中之本。只要俄国人不能逞志于西北，西方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
这时，同治帝为八大胡同的风流时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带着对清王朝的无限担心永远离开了人世。其生母慈禧顾不得为自己青年丧夫、中年丧子的苦命悲哀，用最快速度选定一个“合适”的皇位继承人——其外甥、醇亲王之子载？。光绪帝甫一即位，中断的海、塞防之争又起。山西巡抚鲍源深上奏，陈明目前国家财力紧张，应停止西征、固守关塞。陕甘总督左宗棠马上反对，认为停兵节饷与投降无异，非但陇西不保，甚至危及北路的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大学士文祥也支持左宗棠。海、塞防之争不断升级，总理衙门不久出台处理决定：一、筹建海军，加强海防，海防经费有限，难以筹措三洋海军，先以北洋试点；二、陕甘总督左宗棠长期屯兵西北，政绩卓著，是督办新疆军务的最佳人选；三、将海防筹饷作为第一要事，划拨粤海关、潮州关等地四成洋税和江、浙等省厘金，每年约四百万两白银。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诞生了！近代海、塞防之争的焦点并不在于是否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海军，而在于当海陆危机同时出现时应丢卒保车还是二者兼顾。
海防主将李鸿章上折首先阐明海军与陆军的关系。他说，中国陆地边境远远多于海疆，陆军乃立国根基。陆军改良必须配备洋枪、炮队。域外强敌多从海上进犯，因此必须训练一支强大的水师。李鸿章提出了自己的海防法宝，一为“守定不动之法”，二是“挪移泛应之法”。关于海军经费，李鸿章认为只要分配合理、统一筹划，用有限的钱办有效的事依然可行。李鸿章再次强调海防之重要性。他认为，新疆完全可用招抚之法和平解决，即使一时不能解决也不要紧，如同人失去了一只手，虽痛苦却无大碍；然海防问题如不能解决，国家则会面临颠覆的危险，如同人生了心脏病，不得一刻拖延。
清政府本拟委派李鸿章、沈葆桢二人会同办理海防事务，李鸿章负责北洋，沈葆桢负责南洋，这样既接近丁日昌的方案，又可限制李鸿章，不致海军大权集中于一人手中。然沈葆桢不久离任南洋大臣，机遇与挑战再次眷顾了李鸿章。为早日同国际接轨，李鸿章奏请将清朝的三角龙旗改为三尺宽、四尺长的长形国旗。不久，中国海军军舰上飘扬起庄重大方的长形国旗。
第8章创立海军衙门
1885年，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慈禧太后决心大治水师。李鸿章立即上折赞扬老佛爷的伟大：“我怀着恭敬心情拜读圣谕，大治水师实是当务之急、救世法宝，朝廷的决断真是英明至极！”当然，除了拍马屁，李鸿章也没忘向清政府灌输自己的主张。
他说，国外海军都有统一的领导机构，欧美称海军部，日本叫海军大臣。中国海防分南、北两部，中央总司其成，然中间又有督抚大臣任意差调，洋人讥笑中国没有办理海军的能力。最好添设一海军部或海军衙门，制定统一章程，进行统一指挥调度。如此，水师可治。清廷很快允准了李鸿章的建议。1885年10月，清朝正式设立海军衙门，任命醇亲王奕？、庆郡王奕？为督办，李鸿章为会办。按照惯例，总理衙门简称总署，海军衙门自然亦简称海署，外国人都称海军衙门是六部之外的“第七部”，中国人仍称其为“水师衙门”。
其实最先提出建立海军衙门的既不是李鸿章，也不是清政府，而是中国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有趣的是，当赫德提出建立海军衙门时，李鸿章恰恰是最激进的反对者。赫德听说清廷筹备海防事宜的消息后，立即向总署提出筹备海防章程。内容包括：统一南北海防；设海防大臣或海防司一人，由赫德本人担任；高薪聘请洋人充作教习。总署对赫德的建议非常感兴趣。
谁知将这一章程交与南、北洋大臣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李鸿章和沈葆桢的意见这次出奇的一致，均表示反对。沈葆桢认为若清朝官员连起码的人事权都没有，怎么能称作大清的海军！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向其谏言：“赫德为人阴险贪婪，现身居高位，掌控关税大权，已有尾大不掉之势，如再让他坐镇海防，岂不是兵权、财权都集中其手？现在您和沈大人贵为南、北洋大臣，海防权利不过人各一半，赫德却把两项大权一统在手。如果这份章程获准通过，赫德无疑可借海防之权牵制总署，谁都难以钳制了。”
李鸿章深以为然，马上旗帜鲜明地反对赫德：一是赫德不能既掌财权，又掌兵权；二是赫德平素不懂兵法，不适合管理海军事务；三是沈葆桢态度强硬，不愿接受赫氏领导，如果坚持可能会引起内部争端。
李鸿章和赫德早有交道，且受骗不浅。1875年，李鸿章向英、德两国订购各种舰艇，“热心”的赫德建议向英国阿摩士庄订购四艘“新式”炮船，说这种船身形轻便、攻击力强，还可对付大型铁甲船，最适合中国军队使用。李鸿章相信了赫德，当即决定由其负责购买四艘炮船。次年，被称为“蚊子船”的四艘舰艇驶抵中国。李鸿章为它们举行了隆重的命名仪式，分别称为“龙骧”、“虎威”、“飞霆”、“策电”，将振兴海军之希望寄托在它们身上。急于发展海军的李鸿章又委托赫德为南洋海军代购蚊子船四艘，以示不偏不向。南洋大臣沈葆桢得知李鸿章为自己购船后非常激动，没等船买回来就想好了船名，分别叫作“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四面八方全镇了，比李鸿章那四艘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还厉害！
第二年新购四船驶抵天津，李鸿章利用近水楼台之便，先试行一番，发现比先前购买的船只性能要好，决定将新船留给北洋海军，而把先前买的四艘船送给沈葆桢。赫德继续向李鸿章游说，告诉他这次买船时正好英国新研制了一种更新式的快船，这种船比蚊子船还先进，每小时行驶15海里，可在船头、船尾各装一尊25吨级大炮，左右船舷也能装炮数尊。最为精彩的是，船头水线以下有一种神奇装置，可追赶并毁坏最好的铁甲船！
可惜阁下让我代买的还是蚊子船，我也不敢擅自做主。李鸿章一听，既然有这么好的船，当然希望能够得到。只要能买到坚船利炮，钱不成问题。于是，“镇东”、“镇西”、“镇南”、“镇北”之外又添置“镇中”、“镇边”两艘快船。李鸿章很快发现受骗上当。十艘舰艇不仅式样陈旧，且性能极差，炮重船小，行动迟缓，根本无法进行深海作战。
1886年，刘坤一路过天津看望李鸿章。问及蚊子船近况，李鸿章闭目摇头，胡子抖动，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五年后，李鸿章不得不对外宣布：这些船全用破钢片镶成，每年经两次大修才不至沉没，和一堆废品没什么差别。
1883年，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提议在总署之下添设海防股，专司海防事务。海防股除掌管南、北洋海防所有事务外，所有长江水师、沿海炮台、船厂，及铁路、矿产诸事均由其管理。1884年中法在越南问题上出现分歧，清廷决定设海防大臣以统管海防事宜。中法一战，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廷大为恼火，发布上谕：“这次海战法军船坚炮利，横行无忌。我们不也开设船厂，创立水师，然所造之船不坚固，所制武器不顶用，所选将领不英勇，以至法人挑衅时，陆军屡获全胜，水师却一败涂地。如果水师力量稍强，二者相互支援，哪至处处受制。现在事情虽然过去，但本朝本着惩前毖后的原则，一定要大治水师！”
不久，李鸿章应召入京，在北京停留二十余日。除与醇亲王、军机大臣、总署官员频频交换意见外，单是慈禧就亲自召见李鸿章五次，详细讨论了组建海军衙门事宜。据英国情报人员记载，李鸿章此次进京共带三条建议：一是修筑京津铁路；二是设立中英银行；三是筹建海军部。前两项因有人反对未能实现，只有筹建海军部获得通过。李鸿章在给曾国荃的信中提到此次进京情况，他说：“我这次在北京逗留两旬，受到五次召见，就当前事务陈诉己见。可惜我太过愚笨，没能琢磨透上面高深莫测的想法。依我看来，禧圣（慈禧）和醇邸（醇亲王）已决心改革政治，皆因中法战争的失败，真乃塞翁失马，焉知祸福矣！”
海军部虽决定设立，然诸如办公地址、内部组织等具体问题仍没有着落。这些问题不仅仅醇亲王深觉困惑，李鸿章也所知甚少，朝中群臣更不必说。李鸿章将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即驻英公使曾纪泽。李鸿章不断催促曾纪泽回国，他恳切地?br/>免费电子书下载shuba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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