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悲剧一个时代的悲剧：吴晗画传》
序言
由王宏志、金若年编撰的《吴晗画传》，即将由团结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画传》的“传”部分，约八万多字，扼要地勾画出吴晗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争民主、争自由的斗士，最终成为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文字简洁生动，有很大的可读性。“画”的部分，收入了吴晗和与吴晗相关的图片二百余幅。由于作者的精选，这些图片大都十分珍贵，反映了吴晗读书、生活、从事学术研究、社会活动，以及“文革”中受迫害致死、最终平反昭雪等各个阶段的真实情况，形象地反映了吴晗光辉的一生。《画传》图文并茂，是一种值得提倡的传记体裁。 吴晗是我国著名的明史专家，在学生和青年时代，对明史研究就有许多建树。例如，《胡应麟年谱》就曾经受到胡适的赞赏，认为很有功力；而《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曾为郑振铎叫好。其他诸如《胡惟庸党案考》《朝鲜李朝实录中之李满柱》等等，也都是很有功力的传世之作。当然，吴晗最有影响的是他的代表作《朱元璋传》。这部书的1948年稿和1954年修改稿，毛泽东都亲自审阅过，并提出了意见，赞扬其功力，批评其“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还认为朱元璋是农民领袖，晚年“应该写的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凭心而论，一本普通的历史传记引起毛泽东的如此关注，还是少有的。不过，毛泽东是个开国领袖，他对中国古代历史有很多的了解，关注史学家对朱元璋的评价也在情理之中。 吴晗政治生活的改变，是于上个世纪40年代初，在他加入民主政团同盟（即民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之后。在昆明的民主运动中，他的外号叫“老虎”，为了争民主，反对黑暗势力，他奋勇直前，义无反顾，是当时著名的民主斗士。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著名的学者，而且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无论担任什么工作，他都全力以赴、身体力行、执着行事。 然而，吴晗是个悲剧人物。他的忠诚，有时使他陷入是非不分。他响应号召，积极投入反右派斗争，误伤了一些朋友和同事，忠诚的人，犯了忠诚的错误。他响应号召，写《海瑞罢官》，终至获“罪”，惨遭凌辱，家破人亡。吴晗是在一个悲剧时代出现的悲剧人物。不过，吴晗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铸造出来的优秀儿女，在他身上有着许多中华民族固有的美德。吴晗的一生是奋斗不息的一生，他为读书、做学问奋斗，为争民主、争自由奋斗，为新中国的教育发展、文化繁荣、学术提高奋斗。吴晗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学识、学术建树、道德情操以及一贯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思想，已经汇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宝库，为后人所垂青和景仰。《画传》用许多栩栩如生的文字和照片，生动地记述了吴晗曲折的一生，再现了吴晗各个历史时期的精神风貌，有极大的感染力。今年是吴晗诞辰95周年、逝世35周年，《画传》的出版，对吴晗是个缅怀和纪念，对广大读者，是了解吴晗、熟悉吴晗十分有益的资料。《画传》的出版定会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2004年9月10日于沙滩  
第一章在家乡义乌的岁月
在富庶的浙江省中部，有座古老的县城———义乌（今义乌市），从县城往西走四十多里，就到了吴店乡，从吴店南行二里，可望见掩映在一片绿荫之中的小小村落———苦竹塘村。20世纪初年，这儿只有百十来户人家，人口不到五百，是个典型的江南小村。1909年9月24日，这个村的一位教书先生家里生了个浓眉大眼、惹人喜爱的小男孩。他就是后来闻名中外的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吴晗。吴晗的家乡人才辈出，初唐四杰之一的文学家骆宾王、宋朝抗金名将宗泽都诞生于此，明朝戚继光为抵抗倭寇组织的戚家军的成员，也大都是这里的矿工和农民。义乌人民的勤奋刻苦、淳朴刚正，对自幼生长在这里的吴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吴晗的祖父吴懋环本是农民，早年比较穷困，做过长工。他有五个儿子，靠着劳力多，后来经济情况逐步好转。五个儿子里，吴晗的父亲吴瑸珏最小，他自幼聪明，读过书，后来还中了秀才。吴晗出生时，吴瑸珏靠教蒙童馆和三亩田地的收入维持生活，家境不算富裕。辛亥革命后，吴瑸珏考入浙江高等巡警学堂。毕业后他在浙江象山等县当了警佐，每月收入几十个银元，除了吃用，还在家乡陆续买了三十多亩水田。苦竹塘全村的田地不过过的高桌七百多亩，人均不到一亩，有了三十多亩田地的吴家，自然称得上富裕了。吴瑸珏官运不济，1921年回家闲居，也曾与亲戚合开了个南货店。1924年，吴瑸珏在苦竹塘小巷深处盖起了一幢九间屋面的旧式楼房。吴家算得上是苦竹塘的首富了。 吴瑸珏颇有些学问，能诗善赋，写得一手好字。吴晗少年时也能与父亲和诗。据说，吴晗六岁时，有一次，父亲邀集客人饮酒赋诗，吴晗照例陪客。有位客人开玩笑地对他说：“家中无菜，又何必饮酒？”吴晗仰起小脑袋沉吟了一下，答道：“橱中无菜市中有，饮酒何必杏花村？人人都说读书好，吾谓耕者比我高，”从此，吴晗有了“立地成诗”的美誉。 吴瑸珏的书斋名为“梧轩藏书”，内有许多橱线装书。吴瑸珏教子很严，对长子吴晗尤严。吴晗六岁到村里学堂读书，学习勤奋，从不缺课迟到。吴晗十一岁时，父亲要他读御批《通鉴辑览》，每天读多少页都有规定，还要求背诵部分内容。吴晗有时没完成，父亲就命他跪在堂屋青石板地上，用鸡毛掸子打他。吴晗跪在地上，还得摇头晃脑地背诵古书。父亲坐在旁边抽旱烟，见吴晗背不好就拿掸子再打，直到背得熟练为止。吴晗童年时，在父亲书房里确实读了不少文史书，为以后研究历史打下良好基础。 吴晗的母亲叫蒋山荫，是渔家女，非常慈祥，但没上过学，不识字。吴晗外祖父死得早，家里很穷，没有一分田地，外祖母只有半间房，煮饭睡觉都在一起。穷苦的环境使蒋山荫养成勤劳的习惯，她是当地出名的纺织能手。她生了许多子女，活下来的只有四个。长子吴晗、次子吴春曦、长女吴浦月、小女吴浦星。 吴晗的童年虽然常常挨父亲的鸡毛掸子，但孩子们总会寻找自己的快乐。苦竹塘村四周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荷塘，塘内长满菱角、莲藕和水草，鱼儿游来游去，洁白的仙鹤成群地在塘边漫步。吴晗常带着弟弟和大妹去塘边钓鱼。夏天，菱角莲藕丰收，吴晗扛着小木盆，同弟妹们来到大荷塘边，他们坐在木盆里，划到塘中去采菱角，掰莲蓬，边采边吃，还嘻嘻哈哈地打闹。 1916年，吴晗七岁进了育德小学。国文、历史教师杨志冰原是清末秀才，文章写得好，为人正直。一次，杨志冰讲韩愈《祭十二郎文》，学生都认真看着课文听讲，唯独吴晗没有打开课本，只是抬着头听。杨志冰误认为吴晗上课不专心，就罚他站着，要他复述《祭十二郎文》的内容，吴晗口若悬河地把两千多字的文章全背了出来，而且讲解得很透彻。从此传出吴晗才华出众、博闻强记的说法。后来，吴家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坏，杨志冰担心吴晗会辍学，就向吴瑸珏诚恳地说：“家里再困难，也要让吴晗上学。”吴晗对杨老师十分崇敬，常向他借书，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吴晗离开家乡后还同杨志冰长期保持通信联系。 由于家庭的影响，吴晗自幼爱百~万\小!说，尤其爱看历史书和历史小说。小学时，他已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小说。家里的书看完了，他就到处去借书。有时为了借一本书，他要走上几十里路。遇到人家不肯借走时，他就蹲在那家门口看，直到看完为止。能借走的，他就边走边看，常常是走到家，书也看完了，然后又立即返回还书。书的主人怀疑他是否真看了，就考问他书里的内容。吴晗总能按顺序讲出来，使书主大为惊服。他百~万\小!说神速，得到一个绰号———“蛀书虫”。 吴晗十二岁，即1921年，考入了金华府城的浙江省立第七中学，离家七八十里，他只好住校。那时他家已有六口人，经济情况日趋下降，而一学期要交的学费，和一千四五百斤稻谷，占去他家收入的四分之一。为了培养长子，吴瑸珏仍排除万难送他上学。寒暑假回家，吴晗都是自己挑着行李步行，连乘船的钱也没有。 途中，吴晗看到一部心爱的书，为了买它，就把自己挑的铺盖卷卖了。父亲大怒，把他打得浑身青紫。大妹妹很同情他，就把过年时自己得的压岁钱全部给哥哥买书。这期间，吴晗读了大量的书，其中还有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他从中受到维新思想影响。 1925年，十六岁的吴晗中学毕业了。那时浙江是军阀孙传芳的势力范围，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村经济日益萧条。家中无力供吴晗升学，父亲要他去本村小学教书，吴晗只得在本村小学做了“小儿王”。小学校里除了破烂的桌椅、黑板外，没有一本图书，也没有一张报纸，更不要说有什么教具了，教员也只有他一个。吴晗尽管一心向往升学，但对工作仍十分认真，对孩子要求也很严格。 吴瑸珏为了让儿子能在家乡安心教书，给吴晗物色了一个姑娘，她在金华女中上学，长得漂亮，年龄与吴晗相当，家里是当地富户。双方父母都赞同这门亲事。可是吴晗不同意。他受五四运动以后新风气的影响，认为婚姻应当自主，不该父母包办。加上他一心向往升学，就向父亲提出：“我要求学，不要美女。”父亲十分生气,但拗不过他，后来只好抬了礼物和酒，到女方家赔礼道歉，退了婚。 1926年，吴晗转到第四小学教高小。这时他仍然怀着强烈的升学愿望。1927年暑假的一天，吴晗向父亲表示，一定要升学，即使升不了学，小学教员也绝对不当了。吴瑸珏为此打了儿子。吴晗一气之下，当晚不辞而别。一个多星期之后，家里才收到了吴晗从金华寄来的信。信里说，儿不孝，升学无望，要到天台山当和尚。原来吴晗从家中出走后，就到了金华，住在同学家，在那里，他听说天台山的大和尚学问渊博，就想去拜师求学。他的打算遭到朋友和父亲世交们的反对，没有成功。几天后，靠朋友的接济到了杭州，考入了之江大学预科。母亲知道后非常高兴，急忙卖掉陪嫁时仅剩下的半朵珠花，加上父亲向宗祠申请的补助，一同寄给吴晗。这样吴晗终于实现了升学的愿望。不料一年之后之江大学停办，他只好另谋出路了。
第二章求学的艰难
之江大学停办后，吴晗靠家庭的一点支援到了上海，于1928年夏考入中国公学大学部。当时的校长是胡适，他于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白话文，在青年中产生过较大影响。在学术界颇有声望。来自农村的吴晗想在文史方面闯出一条路来，自然对这位名教授、学者胡适很崇拜。胡适亲自讲授“中国文化史”课，吴晗选听他的课，而且对他的治学之道———埋头读古书，采取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考证方法等，加以仿效。他每次回寝室总是抱来一大堆书，一直读到深夜。 吴晗在中国公学，开始不为人注意；后来他发表了论文，有了一点小名气。1930年春，胡适的“中国文化史”课结业，吴晗写了一篇题为《西汉经济状况》的论文，很得胡适赏识。吴晗为了争取胡适进一步的帮助，在1930年3月19日第一次写信给胡适。信中主要谈他准备“做一篇《佛国记》考或研究”的文章，并将自己拟出的提纲也写在信中。信中还说：“明知先生很忙，不过除了先生之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这是吴晗的真心话，因为当时中国公学的教授中没有一个声望能超过胡适的。胡适在这年5月已经决定离开中国公学，吴晗也听到了一些胡适要去北平任教的传闻，所以在6月致胡适的信里特别注明：“我下半年要转到北平燕大去读历史系去，想请先生写一封介绍信。” 吴晗为什么突然要转学到燕京大学呢？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北平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有著名的学府，许多有声望的第一流学者都在这里任教；其次，胡适从上海去北平，也是吸引他到北平的原因。加之他的chu女作《西汉经济状况》，卖给大东书局得到八十元钱，有了路费。 1930年8月，二十一岁的吴晗来到北平。他“一下火车，就被前门的城墙和城楼唬住了，那样高，那样厚！一进城，看到街道很直，两边铺子，有的门前挂着各种各样的市招，和南方不一样，也觉得很新奇。”一个生长在江南农村的青年，后来虽到过杭州、上海那样的大城市；但一下子来到北平这座几朝帝王的都城，自然会给他留下新奇的感觉。 吴晗到北平后，住在沙滩的一个公寓里。他曾想直接转学到燕京大学历史系，但吴晗英文成绩是丙等，因此燕大没有允许他转学。而那时燕大、北大、清华考期已过，吴晗只好等第二年再考。他每天由沙滩步行到北平图书馆去读书。吴晗每天能在图书馆读书，自然很满足，但生活来源成了问题。于是吴晗拿着中国公学一位教授的推荐信，通过朋友罗尔纲找了燕大教授顾颉刚，被介绍到燕大图书馆作了馆员。吴晗在燕大图书馆工作了半年。他利用工作之便读了许多线装书，草成了一篇三四万字的《胡应麟年谱》，胡应麟是明朝后期的文学家。这篇文章成了他研究明史的开端。他把初稿寄给胡适，还附了一封信，希望胡适“能费一点工夫，多多指教”。 胡适在收到这篇初稿的第二天，就立即回了信，对吴晗写的《胡应麟年谱》十分赞赏，还说，“前年我曾推断胡氏‘死时年约五十岁’，……今你……考定他死在万历三十年，年五十二岁，与我的假定相差甚微。”吴晗的考证，恰好证明了胡适大胆假设基本正确。为此，胡适更加器重吴晗，第一次给他回了信，还约吴晗星期日有空到他家去谈谈。从此吴晗经常找胡适请教，成为与胡适关系密切的学生。 1931年初春，胡适应北大校长蒋梦麟聘请担任了北院院长，吴晗决计投考北京大学史学系。吴晗在半年多时间里，补习了英文和西洋史，英文大有进步，只是数学一窍不通。临近考期，他给胡适写信，想让胡适帮忙，能够不经考试直接转学北大。但胡适没有答应,他说：“北大考试以成绩为定，不许徇私，你考取后无钱入学，我一定想办法”。吴晗无奈，只好报考北大史学系。果然，他的数学得零分，尽管文史和英文都得了一百分，也没有被录取。因为北大规定：考生有一门得零分就不能录取。吴晗只得又去报考清华史学系，同样数学又是零分，文史和英文仍是一百分。清华也有同样规定，但却以吴晗文史成绩特别优秀为理由，破格录取了他。清华这个决定轰动了北大。胡适一再对人说：“北大的考试制度太不合理，像吴晗这样有才华的学生竟因数学不及格而未被录取，太可惜了。”9月初，吴晗带着简单的行李从沙滩搬到清华园。那时的清华大学被称为“世外桃源”。校园内小桥流水，绿树成荫，点缀着红墙的圆顶大礼堂，白色的欧式气象台，还有中国传统园林“水木清华”。这些是迷人的，而更吸引吴晗的是清华雄厚的师资力量。当时摆在他面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生活费。那时他的家境进一步破落，一切费用都要自筹。吴晗只好求助于胡适。 胡适在吴晗考取清华后几天，就写信给清华代理校长翁文灏和教务长张子高，要他们关照吴晗，“给他一个工读的机会”，并说吴晗“是很有成绩的学生，中国旧文学的根底好。他有几种研究，都很可观”。还附上吴晗写的《胡应麟年谱》。这封信起了很大作用。翁文灏接信后，立即请张子高去找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和史学系主任蒋廷黻办理。这样，吴晗入学后，很快就得到了工读生待遇。他在写给小学老师杨志冰的信中说：“入学事，可以无虑。”还说胡适借给他四十元钱作为买书之用。吴晗做工读生，每天工作两小时，每月工资二十五元。当时这不仅可维持他本人生活和交付全部学杂费，还可以略有剩余支援家用。吴晗得到工读生的最高待遇，他对胡适十分感激。 胡适的推荐信，还起了决定吴晗专攻明史的作用。蒋廷黻由于看到胡适来信里附上的吴晗的《胡应麟年谱》，就建议吴晗学习期间专攻明史。吴晗高兴地接受了，并立即把这事告诉了胡适。胡适复信，鼓励他好好钻研，还作了具体指导。吴晗立即托人买了一部明史，逐日点读，抄写卡片，还写笔记，完全按照胡适指示的去做。
第三章清华“太史公”
吴晗进清华很不容易。因此，他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学习极为刻苦，除了读书、抄卡片、写文章外，几乎不可能再有什么爱好了。他在大学时代，仅就有关藏书家的历史，随手抄录下来的就有“十数万言”。吴晗的勤奋、刻苦和惊人的毅力，很为他的老师和前辈学者赏识。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为“太史公”。吴晗尽管谋到工读生的位子，还有稿费收入，生活仍然艰苦。他入大学的一年，弟弟也来北平读高中，大妹在杭州上初中，弟妹的学费、生活费都得靠他筹集；父亲生肺病，医药费也需他支援。1934年父亲病逝了，家里欠了一大笔债。这笔债当然又落在他身上。他那时常常穷得连一本必用的书都买不起。有一次吴晗想买一本《明史纪事本末》，一时凑不齐钱，只好把仓卒草成的一篇文章送《清华周刊》，换取十元稿酬来买那部书。事后吴晗十分内疚，觉得对不起读者，第二年他为这篇文章写了一个补记，匡正和弥补其不足之处。 由于生活困难，他有事进城也得“再三考虑，打算盘。”至于文娱活动，更是极少参加。他后来回忆说：“戏是听不起的，并且也听不懂。上了两三年学以后，才敢去看电影”。他的衣着极朴素，还穿着母亲亲手纺织的蓝色土布长衫，脚上是母亲做的土布鞋，常常旧得没了后跟，他对这些毫不在意，一心扑在学习上。同学们见他夜以继日地读书、写文章，选课只选中国史方面的，既不参加文体活动，也不看戏、看电影，穿着又土里土气，有人又给他起个外号为“腐儒”。这本是个贬意词，可是吴晗听了不但不生气，反而高兴地说：“腐儒不简单，司马迁在《史记》里还称汉代名臣随何为腐儒呢！”吴晗的境遇也得到一些同学同情。他的同窗好友后来的经济史学家梁方仲，经济上比吴晗略宽裕些。他见吴晗发生“经济危机”，就主动省出钱来支援。吴晗经济虽紧，但很关心朋友，罗尔纲就时常得到吴晗的帮助。 吴晗在学生时代写了许多文章，据今能够查到的，仅在清华三年发表的就有四十篇。除了《清华周刊》外，他还曾在当时几种重要学术刊物如《燕京学报》《清华学报》《文学季刊》上发表过一些有份量的学术论文，如《胡惟庸党案考》等。吴晗学生时代的作品，在他一生的作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史学论文，不仅内容充实，逻辑性强，而且文笔流畅，还充分表现出实事求是的学风。吴晗一生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正是得力于青年时代的勤奋和努力。 吴晗虽被同学称为“太史公”和“腐儒”，但他并非单一的书呆子。在学生时代他就显示了杰出的活动才能。清华大学这块园地更为他发挥才干提供了舞台。当时清华办了许多刊物，如《清华周刊》《清华学报》《清华年刊》等。这些刊物在全国影响很大。吴晗文笔好，学识广博，入学后就经常给《清华周刊》写稿。仅1931年下半年到1932年上半年，他就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近二十篇文章。因此在入学第二年，他就被聘为《清华周刊》文史栏主任。他谦虚、热情，很能联系作者，善于组稿，文史栏办得很活跃。 吴晗不仅在校内参加学术活动，还受到社会上学术界重视。1933年秋，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发起创办《文学季刊》，约了各校文学有名望的教师当编辑，其中就有还在上大学的吴晗。吴晗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就是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的。郑振铎读了很高兴，连连称赞吴晗的文章好极了。从此郑振铎成了吴晗的良师益友，见面无所不谈。 吴晗还是我国最早的史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1934年,吴晗和汤象龙等决定成立以青年史学工作者为主体的史学研究会。成立的目的，正像吴晗所说，是为了交换各人的心得，以便能对中国新史学的建设尽一点力量。5月20日，史学研究会在城内的清华同学会成立，吴晗任编辑。史学会的活动卓有成效，吸引了一些当时已有名望的史学家，如张荫麟等。他们先后加入了史学研究会。但研究会的会友，多数都是青年人，他们后来大多成为我国史学界的名流，为中国新史学作出了贡献。“九?一八”事变后，清华大学学生成立了抗日救国会，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而胡适反对学生到街上散发传单等举动，鼓吹“读书救国”。深受胡适影响的吴晗，心情异常矛盾。他虽然一心想钻研古书，以便成名成家，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激起了他的义愤。他开始坐立不安了。1932年1月，吴晗在给胡适的信中直率表达了自己的忧愤，“处在现今的时局里，党国领袖卖国，政府卖国，封疆大吏卖国。”“听着若干千万同胞的被屠宰的哭声，成天听见的消息又只是‘屈服退让’，假使自己还是个人，胸膛中还有一滴热血在着的时候，这苦痛如何能忍受。”他在信里还对胡适说：“过去四个月，无时无刻不被这种痛苦所蹂躏，最初的克制办法，是把自己深藏在图书馆中，但是一出馆门，就仍被袭击。后来专写文章，冀图避免此项思虑，但是仍不成功。”他把自己的苦痛和矛盾如实地告诉胡适，希望胡适给他指出一条出路。当然得不到答案。 由国难产生的思想矛盾和痛苦，几乎贯串了吴晗的整个大学时代。他在学习明史的过程中，十分崇敬东林党人，因为东林党人忧国忧民，坚持同邪恶的阉党进行斗争。1933年春节，吴晗留在学校里，读书之余，去逛厂甸。吴晗在书摊上偶然看到一部《碧血录》，价钱便宜，就买了下来。吴晗为什么喜欢《碧血录》呢？因为这本书记述了东林党反对大宦官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专权的事迹，记载了他们的被害经过和死者的就逮诗、狱中血书、绝笔等等。读之令人悲愤交加，并从中呼吸到中华民族同邪恶势力斗争的一股浩然正气。他读后在书末奋笔疾书了一段话：“读完此书，胸中不知是甜是辣，因想及自己将来如何死，若死在床上未免太笨拙，最好是自己作一主意，想一洒脱干净死法，活得不耐烦，便撒手告别，岂不快哉！”这表明，吴晗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不愿再过安逸的生活，而想有所作为，像东林志士那样，为献身事业而死。学生时代的吴晗，虽没有参加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运动，但在他发表的杂文和诗里却流露出爱国的思想。如他写的《感事诗》，利用了历史典故，赞扬卫国将士，痛斥不顾人民死活的反动政府和投降派。诗的全文是这样写的： 阴风起地走黄沙，战士何曾有室家。叱咤世惊狮梦醒，汤除人作国魂夸。烦冤故鬼增新鬼，轩轾南衙又北衙。翘首海东烽火赤，小朝廷远哭声遮。将军雄武迈时贤，缓带轻裘事管弦。马服有儿秦不帝，绍兴无桧宋开边。江南喋血降书后，北地征歌虎帐前。回首辽阳惊日暮，温柔乡里著鞭先。
第四章忠贞的爱情
1934年的《清华年刊》上，登了一张学生毕业照，胖乎乎的脸上架着一副近视镜，头戴黑色方帽，身穿黑色布袍，照片下题了一行字：“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少说些空话，多读些好书———录胡适之先生语。”照片上的人就是吴晗，下面的字也是他写的。清华大学以有这样一位高材生毕业为荣，所以登了他的照片；吴晗则以自己的题词表明今后的治学方法和道路。 那时清华大学毕业生，绝大部分都想去美国留学。而吴晗不想留洋，是因为他认为：“我研究的是中国历史,学自己国家的历史，上美国去干什么？向谁学？”而且他的家境也不允许。家中欠下的债，都要吴晗来还。毕业后的吴晗必须立即工作还债，同时还要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工作问题倒不为难。他入学以来成绩始终优异，又写过许多文章，并热心史学界的活动，在学校和社会上颇有影响。毕业前夕，吴晗已成为中央研究院同清华大学争抢的毕业生了。当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所长的傅斯年,提前几个月就向清华要吴晗到中央研究院；而胡适再三要吴晗毕业后去北大任教；蒋廷黻却坚持要把吴晗留在清华。结果吴晗毕业后还是被留在清华，蒋廷黻破格提拔他当了助教之上的教员。当时一般助教月工资六十元，吴晗的工资却在毕业不久就达到一百大洋。 那时候各大学都还没开设专门的明史课，吴晗留校任教就成为开明史课的首创。这为他继续研究明史提供了有利条件。他开的《明史》和《明代社会》等课很受学生欢迎。在开课的同时，他还写了不少论文，如《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明代之农民》等二十多篇，对研究明史作出了贡献，学术界公认他是年轻的明史学家。 这个时期，吴晗用力最多的是研究明代建州的历史。吴晗每逢礼拜六和礼拜日都跑到北平图书馆去翻阅有关建州史的资料。从1932年开始，一连跑了好几年，从中摘抄了八十本三百多万字的史料。经过辛勤努力，吴晗先后发表了《关于东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后改名为《朝鲜李朝实录中之李满住》）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很有份量，基本上勾勒出建州历史发展的概貌。 这时吴晗还担任天津《益世报》的《史学》专刊主编。由吴晗起草的《史学》发刊词提出要“重视史料”，“发展新史”，集中反映了他当时的学术思想和治学主张。发刊词中指出：“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当然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这是向旧史学的挑战。 吴晗入大学后，一心扑在学业上，没有考虑婚事。1934年下半年，由同学蒋恩钿介绍，吴晗认识了女学生袁震。袁震原来也在清华大学史学系读书，比吴晗高几班，也比吴晗大两岁。 袁震是湖北光化县人，原名袁震之，出生在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袁震自幼读书，很聪明，学习成绩优异。“五四”运动时，十二岁的袁震和姐姐袁溥之一起参加过爱国学生的募捐活动。1921年,袁震和袁溥之跟叔父袁书堂来到武汉，考入湖北女子师范学校，他们受董必武等教师的影响，接受了进步思想。1922年校方无理解聘爱国教师（包括董必武等），以袁震姐妹为首的进步学生闹学潮，反对校方的这一决定，为此她们遭到开除。后来，在董必武领导下，经过斗争，赶走了反动校长，她们才又恢复了学籍。 大革命前夜，袁溥之、袁震和叔父一家都先后分别加入共产党和共青团。大革命失败后，袁溥之入狱，袁震也与党失去联系。她在武汉呆不下去，于1930年来到北平，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袁震才华出众，对文学、史学都有研究，发表过《武则天》《中国地名考》等文章。但不幸的是肺病缠身，在清华读到四年级时，只好退学。由于家中无人照看，学校允许这个孤女仍住在学校，带病研究文史。袁震靠同寝室好友蒋恩钿照看。1934年，蒋恩钿去绥远教书前介绍吴晗和袁震认识。 在袁震身患重病不名一文的时候，吴晗来到她身边。吴晗在生活上细心照看袁震。他研究明史，袁震研究宋史，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感情十分融洽，逐渐滋生爱情。 1934年袁溥之出狱，到北平和袁震住在一起。她们在西城租了房子。1935有两姐妹照看，又有吴晗关怀，心中很温暖。但就在这时，她又得了骨结核，当时叫骨痨，没有特效药。病人只能用石膏固定在病床上，生活不能自理。面对浑身是病、一贫如洗的袁震，吴晗的爱慕之心丝毫没有动摇，他来看望她的次数反而更多了。吴晗帮袁熙之找到工作，每月工资够三姐妹生活。 那段时间，吴晗常常站在病榻前，一往深情望着袁震。袁震要喝水，吴晗就递给她一根玻璃管，替她捧着水杯。吴晗同她谈学术、文艺、时事以及对理想的探求等问题。吴晗当时风华正茂，在知识界已小有名气，像他这样好的条件，要找一位富家美女是十分容易的。可是，他爱情专一，绝不旁骛，倾心眷恋着缠绵病榻的袁震，坦率地向她表示了爱慕之意。袁震内心也很爱吴晗，在她的眼中，吴晗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品德高尚，待人热忱。不过，她知道自己得的是不治之症，不愿拖累这位才华出众的青年，只好把爱情深深埋在心底，没有接受吴晗的爱。她和姐姐说：“要把住这个关，不要误了吴晗”。 袁震由于较早参加革命，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之博闻强记，思路开阔，因而在各方面都能发表创新的意见。有一次，他俩讨论一个学术问题，吴晗引证了“适之先生”的观点，结果被袁震驳倒了，吴晗心悦诚服，认为难得。袁震知道吴晗崇拜胡适，就取笑他说：“你怎么老是在胡适面前矮三尺呢？”吴晗听了哈哈大笑说：“那么，我在袁震面前就矮了一丈！”吴晗在同袁震的交往中，不知不觉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 吴晗的母亲在家乡听说儿子有了女友，高兴得到处去讲。但不久又听说她患肺病，且瘫痪在床，就又整天啼哭。她托人写信给儿子，坚决反对他和袁震要好。吴晗回信婉言禀告，极力称赞袁震的人品学识。母亲心急如焚，后来她竟跟着同乡哭哭啼啼来到北平，想阻止这场爱情。吴晗听说母亲要来，忙找人商议，朋友为他策划，不让母亲看见袁震。母亲来后，吴晗骗她说：“袁震的病已经好多了，不在北平，刚到外地疗养去了。”母亲听说袁震可以动身到外地，身体一定比传闻的要好，就高高兴兴在城里玩了几天，由二儿子吴春曦护送回家乡了。此后母亲一心望长子早日成婚，她也好早日抱孙。 吴晗的弟弟和朋友也不赞成这门亲事。还在母亲回家乡之前，吴春曦找吴晗的好友罗尔纲出面，向吴晗作最后一次劝告。那时吴晗正生病住院，他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听罗尔纲劝告，却一句不答。罗尔纲见他不理，责备他不顾母亲伤心。吴晗是很孝顺母亲的，听了这话，他张开眼睛流出泪水，低声说：“我和你的情况两样，追你的那个女子没有病，袁震有重病，你可从母命，我不能从母命。”罗尔纲原以为吴晗抗拒母命，只是由于他爱袁震才高貌美。这时才知道最主要的原因是袁震有重病要人照看，因此更从心底钦佩吴晗的为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吴晗应云南大学聘请到昆明教书。病弱的袁震留在危城北平，吴晗心里很不是滋味。到昆明后，他月月给她们寄钱，两地书信不绝，增加了在逆境中共同奋斗的勇气。1939年夏，袁震在积极治疗和炽热的爱情鼓舞下，病情开始好转，终于能起身行走。她由袁溥之和袁熙之陪同，从北平到天津，再搭船到越南海防。吴晗满怀喜悦地从昆明赶到海防迎接。在海防码头上，吴晗第一次看到站立起来的袁震，喜出望外。三姐妹到昆明以后，就住在吴晗家中。那时吴晗的母亲和弟妹，为躲避日寇，早已从家乡来到昆明，与吴晗住在一起。母亲天天盼袁震来。但袁震来后母亲见她面色苍白，步履艰难，经常卧床，又大吃一惊，这样的姑娘怎能同儿子结婚呢？不过，母亲心地善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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