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娘面前强忍悲痛，好言相慰。对儿子，却一再劝他不要和这姑娘结婚。吴晗执意不肯，母亲非常伤心。吴晗对母亲很孝顺，每日再忙，也总要抽点时间去母亲房里坐坐，嘘寒问暖。可是在婚姻问题上，他并没有听母亲的话。他仍旧耐心护理袁震，每天扶她出去晒太阳。那时昆明市常有空袭警报，经常卧床的袁震不便躲防空洞，因此吴晗把家搬到城郊东北的黑龙潭落索坡。 母亲见自己劝不起作用，又找关心吴晗婚事的大妹吴浦月去劝，要吴浦月警告哥哥：“同袁震结婚，今后不会有美满的夫妻生活。必须坚决中断这门亲事，另找一个理想的对象。”吴浦月认为母亲是为哥哥终身幸福着想，答应了母亲。在一个星期天，吴浦月拉哥哥到祠堂前的松林里，把母亲的话一五一十地转达给他，还说吴晗是个傻瓜。吴晗听了，用手指弹着妹妹的脑瓜说：“呐！这个葫芦才是个未开窍的傻瓜呢！你还太年轻，你现在还不懂，还不理解我……我和你二姐是清华的老同学，在史学研究上有共同语言、共同感情，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与那种利害关系结成的朋友不同，一个人不能以利害关系与人相处。两个人要好，不仅在顺利时要好，更重要的是在患难中要好。不管你二姐愿不愿结婚，我都要照顾她。否则，那就是不义的人，难道你愿意自己的哥哥做不义的人吗？”妹妹被吴晗的一番话所深深感动，后来反倒帮哥哥做母亲的工作了。母亲看到袁震在昆明除了一个堂妹之外举目无亲（袁溥之已去重庆后辗转到延安。袁熙之在西南联大当速记员，住联大宿舍），如果吴晗不照顾她，她就很难生活。于是，她又对吴晗说：“只要你答应不同她结婚，我可以把家里的房屋田产全部变卖替她治病，替你尽心！”吴晗断然拒绝，他满含热泪地说：“您完全错了！人的精神是不能用金钱换取的。我们相爱，是因为我们今生今世互相不可缺少，我不能没有她，她也不能没有我。这种同生共死的感情是一万两黄金也买不到的！”母亲终于无话可说。袁震在吴晗一家人的精心护理下，病情逐渐好转，脸色也有些红润了。 1939年10月的一天，人们在当天《昆明日报》上看到吴晗、袁震的结婚启事。原来，前一天，吴晗对母亲说陪袁震进城看病，他俩来城内一家旅馆，约了几位朋友聚聚，算是举行结婚仪式，当晚就在旅馆住了。这一对患难情侣终于结成了夫妇。
第五章年轻的教授
1937年9月，吴晗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聘请来昆明。熊庆来是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的领导，他在清华任数学系主任期间，发现和培养了华罗庚；在文史方面他很看重吴晗，聘他到云大当教授。吴晗资历浅，毕业刚三年，虽说水平不低，但要在清华提升教授，可还是轮不到的。吴晗自然乐意应聘。吴晗到昆明后，住在翠湖边的云大教授临时宿舍。宿舍的斜对门，就是云南大学正门———“为国求贤”门。吴晗在云大文史系教明史，很受学生欢迎。他在余暇还写了许多有关明史研究的文章。那时同来的北大学生李埏在云大文史系借读，成了吴晗的学生。一有空暇，吴晗就约他到昆明郊外游览山川名胜。昆明当时没有公共汽车，只能租马骑。吴晗和李埏常骑马到郊外，并辔徐行，畅谈古今，吴晗也谈自己的治学经验。初到昆明，吴晗月薪三百元大洋，生活很惬意。 1937年底，吴晗把母亲和妹妹接到昆明，他在护国门内白果巷四号租了一所独院的住宅。那时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研究院等单位先后迁到昆明，昆明城的住房逐渐紧张起来。吴晗的一些朋友一时租不到房子，就到吴晗家暂住。吴晗好客，将好房子留给朋友住，顾颉刚、张荫麟等都在他家住过。朋友们经常聚在这里谈时局、谈学术，一些学术活动也在他家举行。他的寓所被朋友称作“陋巷小沙龙”。 吴晗在昆明惬意的日子并没有多久，随着母亲、弟妹们和袁震陆续到来，他的负担越来越重。弟妹上学，全靠他供给。袁震患病靠吴晗提供医药费。母亲年迈，又不懂昆明话，许多家务也都落在吴晗身上。加上来昆明的朋友日多，为他们安排吃住、找工作，常使吴晗忙得吃饭都顾不上。 1938年9月，日机轰炸昆明，后来，空袭成了家常便饭，听到警报，吴晗把弟妹轰出家门去避空袭，自己陪着母亲和袁震在屋里闭目静坐。这年冬天，为了躲避空袭，吴晗把家搬到昆明东北郊社会研究所落索坡工作站，这附近一带集中了疏散下乡的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其中包括闻一多、朱自清、向达、蔡希陶等人，这里物质条件差，交通不便，但不受空袭威胁，可以安心读书。 这一时期，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吴晗实际的收入一天天减少，加上人口增多，更是入不敷出。他只好忍痛卖书。据说，当时有两个书商经常出入吴家，以前是卖书，后来变成买书。生活的困顿使吴晗更加关心国事，常常在家里和课堂上发牢马蚤，发泄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老朋友聚在一起，也谈国恨家愁。从1937年到1940年，吴晗基本上还没有离开书斋，但思想上已发生了某些转变。 西南联大校门平津沦陷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陆续南迁，1938年4月，迁到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由三个名牌大学组成，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教师在社会上的学术地位也比较高。清华原是吴晗的母校，为此，他决定从云南大学转回到西南联大教书。开始，他先在联大兼了一些课，到1940年夏，正式回到联大任历史系副教授。由于日寇从缅甸攻入云南西部一带，昆明受到威胁。联大在四川叙永办了分校，作为将来迁往四川的基地。吴晗是青年教师，回到联大后立即派往叙永分校讲课。这一年的中秋节后，吴春曦陪母亲回老家。吴晗就同袁震一起去叙永。从昆明到叙永，沿途都是崎岖的山路，乘汽车要走好几天。袁震病弱，经不起长途颠簸，吴晗只好又变卖了一些书籍、用具，买了两张飞机票，先飞到泸州，再换公共汽车去叙永。 叙永是一座小小的山城，人口只有几千。联大分校的校址设在万寿宫和一些破庙里，教室在文庙、南华宫内，条件很差。没有电灯、自来水，只有油灯，用水要到河里去挑。教师宿舍太少，吴晗只好在马路旁租了两间又矮又破的小房子。吴晗在分校讲授中国通史课，这是学生的必修课。 吴晗讲中国通史很有特色，他把这门课分成石器时代、殷商社会等十二个大题目讲。这种讲法很受学生欢迎，学生认为他的观点比较新颖，讲得也比较大胆。吴晗讲石器时代，基本上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的进化论观点，也接受了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一书的观点。讲到“抗战救国”时，总是慷慨激昂地揭露国民党统治者的贪污、专制、不民主，大谈应当全面抗战，不做亡国奴。他的一个学生、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许寿谔（许师谦）后来回忆道：吴晗讲课时，对李自成、岳飞、文天祥和王安石，给了很高的评价。黑板上的字迹很挺拔，讲课的声音宏大而急促。 联大叙永分校，有四百多学生，其中七十多名来自昆明联大先修班，他们受到民主传统影响，很活跃。许寿谔在历史系学习时，见吴晗讲课以古喻今，指桑骂槐，对国民党统治很不满，就经常去拜访吴晗，向他请教历史问题，同时也谈国事。这一时期，吴晗要支付袁震的一大笔药费，生活更困难了。学生们都很敬重和同情吴晗，常来关心他。中文系的学生王康通过关系请来医生给袁震看病。吴晗尽管经济困难，但当知道历史系进步学生成立历史学会时，还捐助了几元钱。困苦的生活促使吴晗改变了不问政治的状况。正如他自己所说：“政治来过问我了。” 1941年9月，叙永分校结束，师生陆续回昆明。吴晗和袁震在归途中一起去重庆看望董必武。袁溥之去延安后，同吴晗夫妇的来往信件大都经过董老转递，吴晗同董老早已有了通信联系。这次他和董必武一见如故，吴晗谈了西南联大师生的情况，董必武也讲了抗战形势，介绍了延安的情况。这对吴晗以后思想的重大转变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六章新的
吴晗在昆明西仓坡筒陋的房间里，贴着一副对联，上面写着十个大字：书归天禄阁，人在首阳山。说到这副对联的来历，还要从吴晗自叙永回到昆明谈起。 吴晗夫妇回到昆明后，为了袁震进城就医方便，就在联大附近的西仓坡、同他过去的一位学生合租了一所两层楼民房。吴晗住了楼上楼下各一间。房子面积小，年久失修，四面都是纸窗，光线不足，屋顶的瓦缝可见青天，在楼下吃饭时，灰尘经常从楼上掉到饭碗里。 那时候物价继续暴涨，实际收入越来越少，生活水平不及三四年前的二十分之一。袁震的病，也使吴晗在精神和物质上承担很大的压力。 当时在府甬道的露天菜市场上，常常可以看到吴晗穿着一件褪色的夹大衣，挎着一个空竹篮在徘徊。见到熟人，他就苦笑着说：“菜又涨价了，什么都贵得很呀！”后来，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下了课自己买菜、煮饭，还得到门外古井里打水。记得开头几次不会打，水桶放下去无论如何舀不进水，实在急了，死劲拉水绳，把水桶向下冲，结果，把水桶底震掉了，拉上来的是一个无底水桶，弄得哭笑不得”。春节，大妹回来了，吴晗下了很大决心才买了一只活鸭。可是，他和妹妹都没宰过鸡鸭，宰了好半天，以为鸭子已经死了，哪知刚一放手，鸭子却又连蹦带跳地向屋外奔去，一直跑到菜市场，兄妹两人一起追赶，怎么也抓不到，最后靠人帮忙才抓住。平时，吴晗买不起肉，遇到星期天就买些牛骨头炖汤来改善生活。每到此时，他还特地把妹妹从学校找回来共享。 对于干这些家务事，吴晗曾自述道：“说实话，手是在做，心里是万分不愿意的。倒不是为了失身份。身份早已经没有了，穿得破破烂烂，除了自己的学生，谁都以为你是个难民。” 有一段时间，袁震患了严重的贫血。学生知道此事后，主动提出给袁震献血，但被吴晗婉言谢绝。他自己却瞒着人经常给袁震输血。历史系的一些学生听说袁震需要住院动手术，而吴晗没钱，就提出要募捐。他们把这件事告诉了吴晗的好友邵循正，请他劝吴晗接受学生的心意。邵循正听了，立即要他们赶紧停止。他说，吴晗宁愿借钱、卖书，也决不肯接受同学们捐助的。后来吴晗知道了这事，对妹妹说：“同学们的好意我知道，但是同学们是从大江南北逃亡到后方来的，生活这么贫困，我怎能接受他们的捐款呢！”最后吴晗还是忍痛把仅剩的珍藏多年的书籍，卖给清华大学图书馆，以解燃眉之急。吴晗的知友———植物学家蔡希陶，为此风趣地书赠上述的一副对联，吴晗高兴地把它贴在墙上苦中求乐，这副对联把当时吴晗的贫困，写得真实而又形象。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攻香港，许多栖身于香港的著名人士，纷纷逃难。那时客运飞机数量很少，大都被达官贵人抢占。许多知名文化人士因乘不上飞机，困陷香港。身为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竟用民航机抢运他家的几只洋狗。消息传出，全国沸然。联大师生走上街头，掀起了规模巨大的“倒孔运动”。学生们高举着横幅、标语和漫画，画面上有个大铜钱，钱孔里有个人头像，那就是孔祥熙。昆明的其他各校学生，也纷纷参加。这次运动，揭露和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团结、教育了广大师生。吴晗开始明显地支持学生运动。一天，在课堂上有个学生请吴晗谈谈对“倒孔运动”的看法，吴晗愤愤地说：“南宋亡国前有个蟋蟀宰相，今天有个飞狗院长，可算媲美。过去的学生运动是虎头蛇尾，我希望这次是虎头而不是蛇尾。” 1943年春夏之交，经常有一男一女来吴晗家作客，女的叫李文宜，当时在昆明做党的地下工作，由于她同袁震熟悉，党就派她去联系吴晗。男的叫周新民，是李文宜的爱人，也是地下党员，在党内分管联系民盟组织，以民主同盟盟员身份工作。 吴晗那时见人就发牢马蚤，常说：“大后方真和南京一样，是亡国现象，但我们是中国人，有责任挽救国家啊！”至于如何挽救，他找不到办法，感到非常苦闷。他除了进城上课，做家务之外，常常去钓鱼，有时放下钓竿，一人低头踯躅。一次，李文宜怪他常去钓鱼不珍惜时间，吴晗苦笑说：“袁震有病，需要营养，又买不起，只好挤出时间钓点鱼，来增加营养。”接着，他又叹了口气说：“困难临头，已逼到我们鼻子尖了。”李文宜听了，很同情吴晗贫困的处境。 李文宜夫妇见吴晗承担的医疗费太重，就请民盟的领导人之一李公朴,找了位当大夫的朋友给袁震免费看病。李文宜又和吴晗详谈当前形势，然后向他介绍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情况。她说，民盟是个爱国的民主党派，主张抗战到底，反对蒋介石的倒退投降；还告知社会学家潘光旦教授已参加民盟，希望吴晗也能加入。吴晗听说民盟主张抗战到底，连潘光旦那样的名教授都参加了，就欣然同意加入民盟。那天李文宜离开吴家，吴晗送她出门时，兴奋地笑着对她说：“感谢你给我们带来了光明。” 1943年7月，吴晗经周新民、潘光旦介绍正式加入了民盟，这是吴晗政治生活中的新的。从此，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争取中国的光明和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吴晗加入民盟后，首先想到他的好友闻一多。闻一多是著名的学者、诗人，和吴晗开始交往，是同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期。吴晗很愿接近这位比他长十岁的兄长，敬佩他的学识和为人，亲热地称他为“多公”、“多九公”。吴晗和他经常一起咒骂社会的黑暗，一起发牢马蚤，他们都有着强烈的正义感、高度的勇气和热情，并且性格相似，有共同语言、共同忧乐。 一个秋月如水的夜晚，在昆明城一家华丽的客厅里，吴晗在“西南文献 研究室”的集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社会与士大夫》的讲演。他兴奋地讲道：“士受着特别教育，有特别义务———忠。因此历代危难时，舍生取义慷慨殉难的都是这些士”。“这次战争中，文士和武士都出了力，今后文士和武士都要负起救国赴难的责任。”闻一多站起来接着说：“我完全同意吴先生的看法，我们就是现在的新士大夫。我们应该负起我们神圣的责任！”在座的人听了他俩的发言，都频频点头。 “西南文献研究室”是中共派革命家兼学者华岗来发起的，它以学术团体形式组织高级知识分子，开展进步活动。吴晗是其中十分活跃的一员。研究室的经济来源全靠吴晗张罗。闻一多从自己刻字的收入中也资助过一些。吴晗在研究室的会上讲过《论贪污》《说士》等题目，很受欢迎。研究室逐渐发展成学习党的文件的集会，会上学过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朱德的《论敌后战场》等。 吴晗加入民盟一年多后，民盟昆明支部扩大为云南省支部，楚图南任主席，闻一多任宣传部长，吴晗任青年部长，支部委员还有罗隆基、周新民、李公朴等。吴晗很快就成为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吴晗还担任民盟云南省支部机关刊物《民主周刊》社社长。《民主周刊》在当时的进步学生和其他各界进步人士中，有相当的影响，对争取抗日民主和反对卖国独裁起了积极作用。
第七章以笔投枪
1941年，吴晗应国立编译馆之约写了一部《明史》，为不耽误出书，吴晗先把写完的前四章的手稿寄了出去。不久书稿被原样退回，里面夹了一个条子“红军之起，拟改为‘民军之起’，以下一律照改”。 元末农民战争中，有几支起义军头上包了一块红布，当时被称为“红军”或“红巾军”。编译馆的有关人员认为，写了“红军”，就有同情今天的“红军”之嫌，所以要求把“红军”改“民军”。吴晗是个正直的历史学家，他复信表示，宁可此书不出版，也绝不能这样改动。他认为，编译馆所以要他这样改，一是因为国民党怕共产党的红军，连将近六百年前的“红军”也都怕了；二是“民军”在当时是地主的武装，专和红军作对。“红军”改成“民军”恰好把两个敌对的军队颠倒了。这件事使他认识到国民党政权害怕讲历史上的正义斗争，因为讲历史上的正义斗争很容易让人联系当时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吴晗决心以笔作枪去抨击国民党的统治。 1943年吴晗编写了《由僧钵到皇权》一书，第二年由重庆在创出版社出版。吴晗是专门研究明史的，他早就想写一部《朱元璋传》；而1943年动手写的却是《由僧钵到皇权》，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他讲到写这本书主要是为了解决经济困难。刚好这时有人约吴晗写《明太祖》一书，讲定稿酬一万元，分三期付款，第一期可预支三千元。一万元在那时候是个大数目，相当他半年多的薪水。吴晗同意了。吴晗这时写这本书的另一个目的是用朱元璋来影射和抨击蒋介石，指桑骂槐。所以，他在这本书里，虽然肯定了历史上朱元璋应有的地位，但却给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做了不完全切合实际的评价。《由僧钵到皇权》，只是一本讽喻时政的通俗读物，而不是一部有较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他自己对这本书并不满意，所以不用《朱元璋传》作为书名。 1943年后，吴晗还写了大量杂文，如《论贪污》《贪污史的一章》两文，就列举了历史上皇帝和官吏贪污的事实，指出贪污风气的形成是由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造成的。这其实就是暗示当时国民党官吏的贪污，也是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造成的。吴晗这时候觉悟到自己应当战斗。如何战斗呢？他在后来出版的《投枪集》的前言里作了回答：“躲在大后方，既无枪，又无力，有了也不会使，只有一杆笔，真刀实枪比不上，比他一杆木头枪吧，木头枪伤不了人，不能说放，但是，有枪总得使，怎么办？放不得，投它一下如何，管它三七二十一，要是投中了，也会有点痛的。”吴晗决心以笔为武器向国民党政府投枪了。 1944年，一个阴雨绵绵的春夜，从联大新校舍的一个大教室里传出吴晗慷慨激昂的声音：五四运动是为的要打破一个牢笼，打破一种束缚，那种束缚是打破了。然而在今天我们又面对着一种新的牢笼与束缚。…… 教室里外挤满了人，都在凝神聆听。雨渐渐大了，窗外的人淋得湿透，但没人离开。吴晗继续讲着：今天的青年不能光往回看，更重要的是应该注意现在，要去冲破今天所受到的束缚！他的话音刚落，立即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是西南联大历史学会于5月3日晚举行的座谈会。吴晗讲话后，张奚若、闻一多等教授也都作了演讲。接着，学生都纷纷发言，要求以实际行动争取民主。倒孔运动以后，沉寂了三年的联大能够召开这样振奋人心的座谈会，是与二战法西斯战线已经节节失利有关。日本为应付不利形势，急于打通中国大陆上的交通线，为此又向国民党统治区发动进攻。而国民党政府在日本进攻面前又一次大溃败。我党及时提出“废止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号召，国民党统治区又掀起了争取民主的新高嘲。从此，联大学生的进步社团活动、各种讨论会、报告会以及民主墙报,犹如雨后春笋，遍布校园之内。 在这些活动中，可以看到吴晗活跃的身影。反动派为了阻挠民主力量的发展，也组织一些人演讲，同进步师生对抗。校园内两种势力在唱对台戏。有一位先生在教室里宣扬官方的一套，闻一多和吴晗就在对面教室里讲反独裁。前者听众寥寥无几，后者听众却济济一堂。吴晗这时候还走向社会，在云南各界纪念抗日战争七周年的时事报告晚会上，在双十节的形势演讲会上，在云南省护国纪念日的晚会上等等，都能听到他那慷慨激昂的演讲声。 1945年5月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昆明的进步学生和教师在地下党领导下用一周时间举行盛大的“五四”纪念活动。吴晗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这一活动。当时国民党特务到处活动，千方百计破坏民主运动。联大的几个学生到吴晗家请他去演讲，并告诉他肯定会上会有特务捣乱，请他考虑如果不便去的话，就写个书面发言也行。吴晗听了，在书桌上猛地拍了一下，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怕，我一定去，发言不写书面的，我心里什么，我就说什么”。吴晗无所畏惧地出席了5月3日的“五四”青年运动座谈会，并在会上演讲。从演讲的内容看，这时期吴晗的思想有了一个飞跃。他说：“只有用人民的力量才能解决人民本身的问题，只有用人民的力量才能奠定人民的世纪”。基于这种认识，吴晗还同青年们一起手挽着手地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而且他和闻一多总是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在课堂上吴晗也没有忘记向国民党投枪，他讲明史课，痛斥明王朝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东西厂特务机构的恐怖统治和文字狱的株连，最后总要讲到农民起义对明王朝风卷残云的冲击。学生听了他的课，联系到现实，自然对国民党的统治更加不满。 吴晗的进步活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有一天，一个同乡来见他，转弯抹角谈了半天，最后竟说：“你冒着生命危险反蒋，自己却生活这样苦。像你这样有名望的人，何必呢？只要你愿意，到国民党那里，完全可以当个部长或副部长……”。话还没说完，吴晗气愤地打断了他的话，怒斥道：“国民党祸国殃民，我饿死也不会到他们那里去做官。我反蒋不是为了作官。你走吧！”这个同乡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原来，他是国民党派来的说客。国民党当局见软的一手不灵，又换了硬的一手。1944年暑假时，西南联大原属北大和南开的教师都收到了聘书，只有清华的教师没收到，据说是因为当局强迫学校解聘闻一多、吴晗等几位进步教授。而且特务到处进行恐吓，扬言要暗杀他们，说：“谁搞民主，跟着共产党跑，就得给他们一点厉害尝尝。”一天下午，吴晗正要出门陪夫人去医院看病、一个学生走进他家，焦急地说：“解聘和别的谣言，吴先生想来都听到了，同学需要你们，你暂时少出去公开讲演吧！”吴晗瞪大了眼睛，连珠炮似地回答：“什么？要我少讲话？解聘了，我更自由。我是学历史的，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亡国时总有些殉国的志士，今天中国到这种局面，也该有殉难的人了，我早就准备好了，有什么关系！”后来，由于联大师生们的反对以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声援，吴晗、闻一多还是收到了聘书。 1945年1月，闻一多和吴晗都搬进西仓坡三号联大教员的新宿舍。说新宿舍，其实也十分简陋。院内有两排平房，房子的墙主要是用土坯砌成的，一共二十多间。中间一块空地，闻一多住东边的一排，门是向西开的，吴晗就住在他的对门。俩人来往频繁，关系也更密切了。吴晗知道闻一多喜欢品茶，喝咖啡，就专为他准备一点好茶叶，偶尔也招待他喝咖啡。他俩经常在吴晗的小屋里边喝边谈，一谈就谈到深夜。他们虽然身处陋室，却经常高朋满座，谈笑风生，昆明民主运动的宣言文件，常出自他二人之手。分析时事的，由吴晗执笔；号召主张的，由闻一多起草。然后两人共同修改，最后由闻一多润色。这时闻一多就会笑着对吴晗说：“谁叫我是国文教员呢！” 1945年3月，在风景如画的滇池上，漂着一条木船。船上的人无心观赏景致，他们正在举行一个庄严的会议，那就是西南联大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正式成立的代表会议。会上选出了执行委员陈定侯、洪季凯、谭正儒、肖松、何东昌五人。吴晗也参加了这个会。民青是中共云南省委在昆明成立的一个广泛团结进步青年的群众组织。为避免反动派注意，民青就由民盟出面筹备组织。吴晗在民盟云南省委负责青年工作，筹备联大民青的工作自然落在了他的身上。为此，吴晗先找历史系的进步学生洪季凯、谭正儒和肖松等一起座谈。吴晗提出组织民青，洪季凯等表示赞同。肖松回去还征求历史系的学生、共产党员袁永熙的意见。袁永熙当然同意。就这样，联大的民青组织在吴晗的筹划下，以历史系的进步青年为核心，正式成立了。接着昆明各大专学校也都陆续建立了民青组织,后来扩展到工人、中学生以及各界青年中。吴晗经常在民青的组织活动上讲政治形势，揭露蒋介石的独裁。
第八章“你那把胡子剃得太早”
1945年8月14日，刚刚剃去美髯的闻一多喜气洋洋地走进西仓坡宿舍。院子里的孩子见了都朝着他嚷“顶好！顶好！”闻一多用手摸了摸没有胡须的下巴，吃吃大笑起来。这时，吴晗从自家屋里迎了出来，见闻一多这副模样，就对他说：“你那把胡子剃得太早了！”闻一多不以为意地笑了笑。原来抗战初期闻一多就留起胡子，发誓等抗战胜利了才剃掉。抗战胜利到来自然使闻一多欣喜若狂。事实上，不只闻一多，那一天，昆明四乡和市内到处是噼噼啪啪的鞭炮声。联大的学生逢人就喊：“胜利啦！胜利啦！”整个校园都起来。在大后方，在全中国，亿万人民都沉醉在胜利的欢乐声中。吴晗受到党的教育，头脑很清醒。他预感到：抗战胜利，不等于人民的胜利。所以，他才会对闻一多说了上面的话，要闻一多不要对形势估计的太乐观了。 就在全国人民欢庆抗战胜利的时刻，国民党统治者却在阴谋发动内战。傍晚，吴晗、闻一多和联大的几位教授一同坐在西仓坡的院子里纳凉，他们悄声地交谈着，白天欢快的脸上，渐渐笼起了一抹愁云。他们在庆祝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似乎听到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隆隆炮声。 蒋介石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书上正式签字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3日庆祝胜利的典礼上，发表了关于内政问题的宣言。9月4日晚，联大新校舍的东食堂举行了“从胜利到和平”的联欢晚会。吴晗在讲演中针锋相对地驳斥了蒋介石的谎言。蒋介石说要召开“国民大会”，吴晗指出：“首先要解决的是‘国民大会究由何人召开’？‘究于何时召开’？”对于蒋介石所说的“盼各党领袖参加政府”，吴晗指出，从国民党参政会的名额分配看，参政会其实就是在国民党一党专政控制下的工具。吴晗的讲话，使参加晚会的人头脑清醒了，一些对蒋介石发表的“宣言”还寄予希望的人，也觉得只是听其言是不行的。晚会开得很成功，当时国民党云南省社会处向中央社会部密报的材料记截：“是晚到会人数约有三千左右，并有曾昭抡、吴晗、闻一多、周新民等教授到会演讲。所讲之内容……均系抨击本党，诋毁领袖。” 为开展民主运动，吴晗、闻一多建议在昆明办个论坛，供高级知识分子发表意见。地下党和民盟都十分赞成并支持。吴晗、闻一多邀请张奚若、楚图南、费孝通、闻家驷等知名人士，在费孝通任系主任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办公室开会。会上大家都赞同办一个刊物，起名《时代评论》。当即成立编委会，推选费孝通任主编，吴晗、闻一多负责筹集经费，刻印图章。他俩东奔西走，筹集了纸张、经费。吴晗还找来一块样式别致的桃源石，由闻一多刻出“时代评论社章”。1945年，刊物出版了，在知识界引起广泛重视，很有影响，国民党十分惊慌。《时代评论》出了18期，就被封禁了。吴晗的进步活动，越来越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到“一二?一”运动前夕，地下党让他在公开的场合尽量少出面。1945年11月25日晚，在联大草坪举行的时事晚会，吴晗和闻一多虽然出席了，但并没在会上演讲。不过，吴晗积极参加了这个时事晚会的筹备工作。 1945年10月，蒋介石在云南发动武装政变，把统治云南多年的地方势力龙云赶走，派国民党员李宗黄代理云南省主席，关麟征任警备司令，在云南建立起清一色的蒋家王朝统治。云南政变后，反动势力十分嚣张，特务四处活动，扬言要把民主力量剿灭干净。鉴于这种形势，中共云南省工委认为，当时昆明的不少学生对蒋介石的假和平还抱有幻想，需要加强宣传教育，把最大多数的群众发动起来。为此，决定举办一次反内战时事晚会。 晚会地点在联大草坪。那天，吴晗和闻一多等教授早早来到会场，坐在听众席的最前面。会上发表演讲的有联大教授钱端升、费孝通、伍启元和云大教授潘大逵等。讲演中途，校外传来了枪声，枪声愈来愈紧，钱端升等教授毫不畏惧，提高了嗓门，和枪声竞赛。特务又截断了电线，全场失明。联大学生点起汽油灯继续开会。后来，反动军警又向会场上空开枪，还出动小钢炮、机关枪向空中扫射。会场秩序有些乱。闻一多、吴晗等忙让大家安定下来。闻一多还走上讲坛说：“不要动！坐下来！这是考验我们反内战的决心！”人们被他们的勇敢精神所感动，很快就安定下来。费孝通等教授不顾子弹在头上横飞，愤慨而又沉着地继续演讲。会后联大学生纷纷要求罢课，以抗议反动派暴行。 在吴晗、闻一多的带动下，联大教职员有六十八人签名发表了支持学生的抗议书。接着，民盟也发表声明同情和声援学生运动。吴晗自己还写了《抗议国民党军警非法武装干涉集会自由》的文章，刊登在昆明的《民主周刊》上，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援。他代表教师说：“我们正式声明，我们完全同情这一行动，声援这一行动。”联大学生自治会常委会议决定从26日起罢课三天。很快昆明的三十多个中等以上学校的三万多学生，也都举行了罢课。 学生罢课得到社会的广泛同情。反动当局更加惊谎，李宗黄和关麟征等连日策划，决定采取血腥镇压的残酷手段。 12月1日清晨，特务头子查宗藩带领特务和军官总队队员，携带枪支武器，分头冲进云大和联大等校，肆意殴打学生，甚至对学生投掷手榴弹。结果四人惨遭屠杀，他们是：联大师院的女学生潘琰、昆华工校的学生张华昌、联大学生李鲁连和南菁中学青年教师于再。另外还有几十人受伤。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吴晗听到学生被屠杀的消息，和闻一多一起放声大哭，立即赶往医院探望受伤的学生。当他们见到学生们抬着死者，扶着伤者走过来时，悲愤得浑身发抖。他们又来到联大校园，只见校园内许多门窗被特务用手榴弹炸坏，桌椅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校门前还有几滩死者和伤者的鲜血。血的教训，促使吴晗更加勇猛地投入战斗。 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在吴晗、闻一多等进步教授的带动下，联大教授会召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决议，为“一二?一”惨案向军政当局提出抗议，并准备向昆明全市新闻记者说明“一二?一”惨案的真象。12月3日，联大学生自治会向老师发出《致教师书》，呼吁教师罢教支援学生。以吴晗和闻一多等为首的进步教授，带动联大、云大教授会首先宣布罢教。接着，全市大中学校教师四百多人发表宣言，一致罢教。这次教师罢教是中外历史上学生运动的首例。它说明国民党反动统治对学生运动的镇压比中外历史上任何一次都要残酷。“一二?一”惨案震惊了全国。全国掀起谴责国民党政府屠杀学生的浪潮。蒋介石害怕事态扩大，电令关麟征等“暂停武力镇压”，并亲自发表《告昆明教育界书》。他貌似公允地欺骗说，对此次事件“必当作出公平负责之处置”；但却反复强调，要学生“遵守纪纲”，要教师“应导学生于正轨”。 吴晗看到蒋介石的这篇《告昆明教育界书》，抑制不住满腔的愤怒，立即针锋相对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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