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的思想（他和闻一多曾相约，等到民主政治实现就立刻退回书斋去充实自己，专心著书）。所以，毛泽东对吴晗这样写彭和尚，大不以为然。他对吴晗说：“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该有逃避的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他把《朱元璋传》的原稿退还给吴晗，还附了一封信，阐明他的意见，并提出吴晗研究历史尚存在的问题。信的原文如下：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 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致吴晗书信手迹毛泽东的意见，给了吴晗极大的教育。新中国成立以后，吴晗重翻《明实 录》等文献，果然发现过去没有注意到的史料，彭和尚实在是1352年在杭州战斗中被元军杀害的。也就是说彭和尚并没有逃避，一直革命到底，是为革命而牺牲的英雄人物。吴晗在1965年出版《朱元璋传》的序言中曾自我批评说：“这个错误的观点在到解放区以后，在理论上得到了启发。” 在西柏坡，吴晗还受到周恩来、朱德的亲自接见，他们同他亲切交谈，给了吴晗极大的鼓舞。吴晗还向周恩来汇报了北平学生运动情况，周很满意。 吴晗在解放区参加各种学习和座谈会，参加群众集会，听了许多报告。这些都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带根本性质的转化。他说，在解放区，“我不但用耳朵听，用心记，而且用眼睛看。我看了老解放区，也看见了老解放区的人民、武装部队和夜以继日的不停地在工作学习的各级工作人员，他们是如何在为人民服务”。 初到解放区，吴晗听到群众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时不很理解；尤其对“拥护共产党”、“毛主席万岁”等很不习惯。他想：“这些好是好，可又何必搞这套形式？”在解放区生活了一段时间，他认识到自己不理解、不习惯，是“因为我不了解政权的本质面目，一个是反人民，一个是为人民服务的，单从形式而不从本质去接受，自然会发生这种错觉”。“经过学习，我用自己眼睛亲身的感受，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不多日子以后，我从心坎里喊出毛主席万岁了。” 经历了两个多月的解放区生活，吴晗感到自己的头脑换了一副新的。多年以来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气焰，越来越来收敛了。认识到自己只是一滴水，流入了汪洋大海。自尊心一扭转，变成心虚胆怯了。一方面看到胜利在望，欢欣鼓舞；一方面又感到自己什么都不会，在新国家的建设工作中，能做什么呢？为此，他逢人就问：“我该怎么办呢？”吴晗的这种剖白是发自内心的。他觉得自己在变，“装满脑子里的旧东西逐步在减少，新的东西在增加，我有了进步了”。 早在1943年吴晗就有了一次转变，这次到解放区来，是他又一次的转变，是他在政治思想上带有根本性质的一次转变。吴晗的这种巨大的转变，在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里，是十分突出的。吴晗的转变表现在他提出了入党申请。就在毛泽东找他谈了两次话以后，吴晗回来就写信提出了入党要求。毛泽东回信说：“我们同意你的要求，唯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详情恩来同志面告。” 过了几天，周恩来找吴晗去谈了一次，向他讲清了道理。从此，吴晗决心为创造新中国贡献自己的一切，以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第十二章返回新生的北平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了。2月1日，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北平城。在参加入城仪式的党、政、军负责人的行列里，吴晗也在其中，他身穿灰色军大衣，红光满面。这时他已是满四十岁的中年人了，由于多年为革命辛勤地工作，头上已经添了几根白发，头发也已开始脱落。但吴晗在人们眼里显得更加年轻、更加朝气蓬勃了。进城之后，吴晗和军管会的同志一起来到北大的民主广场上，参加了接管北大的仪式。而后，他又以军管会副代表的身份，奉命接管清华大学。当清华学生站在大门口迎接军代表时，他们看到，几位头戴八角帽、身穿灰色军大衣的人走了过来，走在前边的就是他们亲密的老师吴晗。学生们立即欢跳着迎了上去，拉着吴晗的手，高呼：“我们解放了！”“清华大学回到人民的怀抱了！”吴晗的心情异常激动。几个月前，他在敌人的追捕下，撤离了清华园。今天，他以胜利者的身份回到这块熟悉的土地上。 回到清华以后，吴晗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在全校师生参加的集会上，吴晗向大家介绍他在解放区的见闻，讲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那时候，他仍然住在旧西院十二号，仍以一个普通教授的面貌出现在教师和学生中。他去看望老朋友、老同事和老学生，还风趣地学着不十分熟悉的湖南腔，向他们畅谈，打消了一些人心中的顾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天，吴晗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参加了开国大典。他满含热泪地倾听着毛泽东同志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在这之前，吴晗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在清华大学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集会上，师生员工兴高采烈，连从来不参加政治活动的家属、孩子都来了。吴晗坐在主席台上，一眼望见终年卧病在床的梁思成夫从林徽音也来参加大会，并且席地而坐。吴晗吃了一惊，担心她的身体受不了，请他到主席台上来坐。林徽音不肯，她还对吴晗说：“人家革命二三十年，这算什么？”那一天，陈毅、李秀真、张奚若等同志都来清华参加庆祝会。吴晗作为学校的负责人，邀请陈毅等人在庆祝会上讲了话，师生员工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吴晗看到人们的思想正在起着变化。解放九个月的清华园，“教授、讲师、助教、学生、职员、工警、妇女，一切的人们，都在献身于工作，都热烈地在学习”。九个月来，一切都在变，新的中国，新的人民。 在一列驶往莫斯科的列车上，播音室正播出当日的新闻：“吴晗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本人坐在软席车厢里。他应苏联邀请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纪念活动。这一消息使他震惊，他不愿当官，早就想在新中国成立后，专心从事明史研究；同时，他也觉得副市长的责任太重，自己可能担当不了。所以，他听了广播之后，就立即打电报给周总理，希望不要让他当副市长，他“要求继续从事史学研究和教育工作”。 回国以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找吴晗谈了一整夜。周总理强调，人民政权刚刚建立，在巩固政权和进行经济建设方面，还有更多、更困难的工作在等待着我们。周总理的谆谆教导，感动了吴晗，也使吴晗认识到，如果革命者都功成身退，怎能对得起为争取新中国流血牺牲的千百万中华优秀儿女呢？怎么对得起闻一多、李公朴呢？吴晗愉快地担任了北京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工作。 吴晗主管北京市文教工作期间，在北京市的大、中、小学校，经常可以见到他的身影。他找校长、教师谈话，在课堂上听课，了解情况，听取师生的意见。他经过调查，了解到由于学生增加，师资力量大为缺乏，水平参差不齐，他就积极主张在北京成立一所师范学院，也就是今天首都师范大学。至今，吴晗为筹建北京师院的批示手迹尚存。1955年10月正式建成。 对在职教师，吴晗主张采取有效办法，让他们边教边学。他热情关怀北京教师进修学院的建立和建设。那时中学的物理、化学教师缺得最多。市委副书记刘仁和吴晗商量为理化教师修建了一所房子，作为进修之所。吴晗亲自审查设计方案，一些内部装修设备，都是吴晗亲自建议的。1960年，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邓拓等，倡议办北京电视大学，吴晗亲自挂帅，四处奔忙，仅一个月电视大学就开学了，由他兼任校长。 座落在北京西郊的北京天文馆，也是在吴晗积极倡议和大力支持下建成的。早在1951年，吴晗去民主德国参观天象馆时，就想到北京也应建立天文馆，让孩子们增长天文知识。他对人说：“咱们的青少年必须比过去受的教育好得多，要不，他们将来怎么建设新中国？” 吴晗同教师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不少教师应邀到他家去作客。有一次，他对北京教师进修学院的院长薛承业说：“我想找教师们谈谈，又怕占他们的时间，我想了个办法，请老师在下午课后到我家来座谈一小时，共进晚餐。我有稿费，你看如何？”这以后，他大约一个月邀请一次，每次六七位，听取教师们的意见和要求，然后整材料，分送有关方面。当年曾在他家作客的中学教师谢承仁回忆：“这天我们在吴先生家作客，大家都感到很愉快。主人用亲自钓的鱼招待我们。宾主之间，尽情欢谈，毫无拘束。”“吴先生详细地询问了我们的教学情况和生活情况，问我们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我们都把心里话掏出来讲，彼此都很信赖，使人感到温暖。”吴晗在和中小学教师谈话时，常亲切地说：我自己当过小教员，深知做教师的辛苦。 他要求教师在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工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多关心教师、多关心教师的生活。1958年，吴晗亲自踏遍西山八大处，为教师寻找合适的地方做休养所。当第一批教师高高兴兴地在香界寺休养时，吴晗亲自前去探望。 吴晗关心教师，更关心学生的成长。五十年代初的一天，东城区的一个小学生在景山公园玩“打游击”，不小心从山上滚了下来，被荆条扎伤，患破伤风死亡。吴晗知道后，要求东城区做好死亡学生的善后工作；同时要区里对今后怎样避免再发生这类事，提出办法。区里建议把景山公园山上改种松柏树。吴晗约园林局的同志商量同意这样做。如今景山上遍布松柏，苍劲繁茂，成为孩子们游戏的乐园，这是吴晗亲自操持的丰硕果实。 新中国成立后，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大大提高。小学和一部分初中办成了二部制，学生只能半天上课，半天时间呆在家里。为了给孩子创造较好的校外学习和活动的环境，吴晗亲自邀请单位一起研究，分别在基层单位成立校外教育委员会，街道上普遍建立校外儿童活动站。他还倡议在北京景山公园里成立北京市少年宫。各公园增加少年儿童图书室和体育活动游戏场。他又督促各区成立区少年之家。北海公园的少年科技馆和少先队水电站的建成，也都得到吴晗支持。建成以后，吴晗来到那里，同少先队员一起乘坐孩子们驾驶的小汽艇，在北海中欢快地游览。 吴晗对犯罪的青少年，尤为关心。他多次亲自调阅青少年犯罪的材料，还多次和公安局、教育局的同志一起研究挽救措施，并在1955年于西郊温泉开办了一所工读学校。吴晗每年都要往这个学校跑几趟，亲自过问学校的教学计划、劳动安排，以及校长、教员的配备。这所工读学校办得很有成绩。有一个班初中结业的四十六人中，有四十三人升入普通高中，有些学生还加入共青团，或成为劳动积极分子。这些成绩同吴晗付出的心血是分不开的。 吴晗为了不脱离实际，还直接担任学校的职务或兼课。从1958年到1965年，吴晗担任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名誉教授。他每个学期都要去师范学院讲课，或作专题报告。十年动乱之后北京师范学院印刷的《明史讲话》是他为历史系学生讲解明史的讲稿。 吴晗重视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工作，经常亲自翻阅这些教材，当他发现由于教材重复因而加重了学生的负担之后，就立即同北京市教材编审处的同志一起研究，改进教材编写工作。吴晗的副市长工作，的确做得很好。新中国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称赞吴晗，“有国士之风，可托任大事”。 吴晗不仅担当副市长的重任，还兼职十几种，如民盟中央委员和北京市主任委员、全国青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和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历史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等。对所兼的职务，吴晗并非只挂了虚名，许多实际工作，都由他亲自去做。他还经常出国访问。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吴晗充分发挥了他年青时就已崭露的社会活动才能，成为一位精力充沛的社会活动家。 解放战争的初期，吴晗在昆明的时候，就和闻一多偷偷订下了一个秘约：将来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两位坚强民主战士的伟大心声。1948年底，吴晗在解放区正式向党中央提出入党申请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吴晗再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时时刻刻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1954年他在写给彭真同志的一封长信里，再一次表达了自己要求入党的迫切心情，信中写道： 参加了许多工作，也用了心，也用了力。可从来不知道哪些是做对了的，哪些是做错了的。也没有人告诉我做对的总结下去，再深入搞。做错了，为什么错，如何改正。因为我不能参加党，党对我是客气的，优容的。 我没有放弃要求参加党的想法，我想以努力工作来争取，今年不成，到明年，五年不成，十年，二十年，只要不死，总有一天会达到。目的没有甚么，只是要求得到教育，做好工作。 ………… 吴晗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对党以诚相见，把自己的心里话都对党讲了出来。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很可贵的。彭真见信后，批给了刘仁、张友渔和薛子正，还指定张友渔“切实设法解决其工作中的问题”。吴晗当了北京市副市长以后，党中央曾多次指示北京市委要从政治上、工作上多帮助吴晗，也从生活上多加关心他。最初，吴晗仍住在清华园里。每天他到市政府办公，中午在机关食堂和张友渔、薛子正两位副市长一起吃饭。有一天，张友渔、薛子正到市委去开会，没有回来吃午饭。行政人员见只有吴晗一人吃饭，就减了菜。吴晗本人自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好。薛子正回来知道减菜的事，就找行政人员说，减菜容易让人产生对待党内外干部有区别的想法，以后不要再这样做。同时，薛子正把这事向市长彭真作了汇报。彭真很重视这件事，特别是联系到吴晗曾提出回清华大学专门教书的事，认为这是统战工作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就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了汇报。 几天之后，在中南海颐年堂的毛泽东住处，毛泽东约见张友渔、刘仁、吴晗，亲切地问吴晗的工作情况，还问他工作上、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鼓励他大胆工作，安心工作。吴晗表示他一定努力工作，但深恐做不好，不如教书有把握。于是，毛泽东又向他们讲了没有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的。他又特别强调，在工作中，一定要使党外民主人士有职有权。说到这儿，他问刘仁和张友渔：“你们同吴晗同志的关系是不是这样？”张友渔说：“我们做得不够。”吴晗忙说：“我们的关系很好。” 那一天，毛泽东兴致勃勃地从下午三点钟讲到五点钟。晚上还留三人一 起吃家常饭。吃的搀豆子的江米饭，有三四个菜，都是小盘，辣子很多。在饭桌上，张友渔自责地说：“我和吴晗同志是对门而居，非公事不相往来。”毛泽东当即用温和的语气反问一句说：“难道统战工作不是公事吗？” 就在那几天，周恩来在国务院办公室召集的小型会议上，讲到统战工作时，也举了吴晗遇到吃饭减菜的事，对张友渔说：“你再讲一讲。”张友渔把这事又讲了一遍，并做了检讨。然后，周恩来又说，党外人士有自尊心，常怕被人瞧不起。减少一点菜，好像是小事，实际上，可能对统战工作产生不利影响。这一点，必须教育行政人员，十分注意。
第十三章“莫做空头史学家”
吴晗是位明史专家，对明代的文物古迹有着浓厚的兴趣，希望多发掘出土一些明代的文物资料；他和郭沫若、沈雁冰、范文澜、邓拓、张苏等六人，于1955年上书国务院，要求发掘十三陵中明成祖的陵墓———长陵。当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不同意，认为考古工作很忙，不急之务可以暂缓。但是吴晗还是坚持要求发掘。第二年秋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去找吴晗，劝他不要急于搞长陵的发掘。夏鼐说：“老吴，你还记得我毕业后改行搞考古的时候，曾经问过你，如果由你来选择，你打算挖掘什么古迹。你不假思索地说，挖明十三陵。但是，现在你应该从全国整个考古工作的轻重缓急来考虑问题，不能从明史专家的角度来安排发掘工作。”吴晗听了这话笑起来，说记得有这样一回事。但是，他还是坚持发掘长陵。郑振铎为此打报告请示周总理。周总理接受郑振铎的意见。后来，周总理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先发掘定陵，长陵暂不发掘。理由是当时考古工作队伍和技术设备条件比较差，有些文物发掘出来反倒不易保存。长陵的历史地位重要，不宜先发掘，吴晗欣然接受。 定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有计划发掘的陵墓，具体承担这项工作的是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的赵其昌。那时他大学毕业没几年，对承担这项工程有些胆怯。吴晗了解到赵其昌的心境，就对他说：“你怕什么，一边是你的老师（夏鼐），一边有我支持，尽管大胆的干吧。”1956年5月，定陵动工之后，无论严寒酷暑，吴晗经常到现场察看，亲自过问有关组织人力和经费等问题，帮助解决困难。 定陵发掘期间，有一次局部出现塌方，赵其昌有些泄气，请示吴晗要不要暂停一下。吴晗鼓励赵其昌说：“不要怕，继续干，有什么困难我帮你解决。”吴晗的确帮助解决了不少困难。有一段时间，挖掘的人员不足，资金也缺少，吴晗及时找国务院和北京市的有关人员到工地开现场会。他自己买了点心，请大家当饭吃，边吃边谈，人员和资金问题迅速解决了。遇到技术难题，吴晗就让赵其昌去找夏鼐解决。夏鼐在挖掘期间经常和赵其昌住在工棚里，指导工程中的技术问题。当挖出明神宗皇后的凤冠时，珠玉散了一地，工作人员没有能力把它复原。夏鼐就爬在地上照那些散乱的珠子画图，然后由工作人员按夏鼐画的图拼凑复原。 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定陵发掘工作完成了。1956年，正式建立了定陵博物馆，从定陵的发掘到博物馆的筹建都倾注着吴晗的心血。 吴晗也直接参与文物古迹的查找和发掘工作。五十年代，吴晗曾和郑振铎一起去寻找明景帝朱祁钰陵墓，在北京南郊、西郊跑了整整一天，终于在颐和园附近找到了。明景帝的陵比较简陋，除了坟堆，还有一座明楼和一些平房。吴晗派人去修缮，并加以保护。十年浩劫中这座陵墓又遭破坏。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吴晗在古籍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他组织专家标点《资治通鉴》和前四史，又请谭其骧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还担任了《元明笔记史料丛刊》的主编，《梁启超集》编委会的召集人。同时，他用了很大力气把青年时代摘抄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加以整理、出版等等。所有这些对继承祖国珍贵的历史遗产来说，是重要的贡献。 同时，吴晗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花费大量时间为普及历史知识而奔走呼号。他要求学者、专家为了我们的孩子写一点通俗读物，把历史知识普及给人民。他希望“使人人懂得点自己和别的国家的历史，掌握社会发展规律，认识自己的前途，并通过对历史的学习，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人民，信心百倍地投身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洪流中去。”吴晗为普及历史科学作了重大的工作。其中影响最大、用心最勤的是他主编的两套规模空前的历史小丛书。一是《中国历史小丛书》，一是《外国历史小丛书》。 1958年秋天，在一次北京市中学历史教师大会上，吴晗倡议为青少年编写一套比较全面系统的课外历史通俗读物，进行爱国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到会的教师热烈欢迎这一倡议。一天下午，吴晗约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和李侃，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吴晗办公室，商谈出版历史小丛书的问题。吴晗自告奋勇担任主编，同时指定了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历史教研室的同志担任助编工作。他还邀请了大批热心普及历史知识的专家、教授，组成《中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会，负责制定计划和分工审查稿件。由李侃负责小丛书的具体编辑和出版。吴晗并非是个“挂名”的主编，他总是按时召集编委会议，亲自拟定选题，甚至亲自组稿。凡是送给他看的书稿，他都认真通读，亲自修改润饰文字和改正错别字。他的工作再忙，都能按时完成，从不拖延、积压，他甚至坐在火车上还在看清样。每本小丛书的二校样他都亲自过目。他还为小丛书亲自供稿。《海瑞的故事》，就是他自己动笔写的。第一批《中国历史小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和读者见面了，到1962年，《中国历史小丛书》已出满了一百种。吴晗高兴极了，各方的读者一致盛赞吴晗“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中国历史小丛书》不仅为广大群众喜爱，也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和重视。1962年夏天，周恩来在广州找到吴晗，要他在编好《中国历史小丛书》的同时，还主编一套《外国历史小丛书》，为的是“向群众普及外国历史知识，要为出国人员提供参考资料”。在1958年以来“左”的思潮影响下，工作中出现许多错误，周恩来认为，究其原因之一是各级干部知识不足，尤其需要懂得一点历史知识。吴晗兴奋地接受了任务，具体落实编写出版《外国历史小丛书》的工作，仍由吴晗担任主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截止到1965年，《中国历史小丛书》出版近一百五十种，《外国历史小丛书》出版五十种。 此外，吴晗还担任过《地球小丛书》、《语文小丛书》、《中国历史常识》等书的主编。“文革”以前，全国范围内，一度掀起了重视编写普及读物的热潮，不少专家在研究之余，也兼写些普及读物，应当说，吴晗是其中最卓越的一位。 1964年初，每星期五都有一位青年到吴晗家去登门求教。这是吴晗带的研究生张海瀛。吴晗作为副市长，再加上许多兼职，以及他自己找上门的工作，已经够忙的了。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吴晗愈来愈感到培养青年的重要。1964年初，吴晗又给自己增加了一项任务：那就是亲自带两名研究生，一个是北京师范学院刚刚留校不久的青年教师张海瀛，再一个就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生张显清。吴晗考虑到两人的学习进度不同，就分别进行讲授。每周各一次，具体指导他们读书、搜集和掌握资料，以及怎样写学术论文。吴晗工作再忙，也按时接待他们。有一次，吴晗打电话告诉张海瀛，说要去西藏，下星期五不要来了。可是到了那天，吴晗又打电话叫张海瀛去。张海瀛到吴晗家，问他：“先生没有去西藏？”吴晗笑着说：“哪里！去了两天，总书记找我有事，就叫回来了。我既已回来，你还是按时来为好，要不，学习进度就受影响。”张海瀛在吴晗的指导下，学业大有进展。可惜，张海瀛必须参加“四清”运动，中止了学习，不久十年浩劫的“文革”开始了。 吴晗对与他共事的年轻人，也全力培养。1961年冬，他任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时，有一天，学会的副秘书长许师谦，领着一个瘦瘦的青年来到吴晗家。这是刚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新分配到历史学会担任专职秘书的苏双碧。他一进门就忙掏出笔记本和钢笔，以为吴晗会甲乙丙丁地对他的工作提出几点要求。可是出他所料，吴晗一进门就让坐，接着就和蔼地从他的家乡到父母一一问到。当吴晗知道他来自农村时，就高兴地说：“我也来自农村，浙江、福建紧挨着，咱们是邻居。”几句话就驱散了苏双碧内心的拘束，使他不自觉地把笔记本合上。闲谈一阵，吴晗就认真严肃地对他说：“毕业是学习告一段落，不是学习的终结，而是学习、工作、研究学问的。要有个进修、提高的计划。”接着，吴晗又说：“青年人要有雄心壮志，著书立说，没有奋斗目标，就不会有所作为。”第一次见面就这样结束了。初次见面，吴晗的话给苏双碧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从1964年起，苏双碧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一些论文，吴晗几乎每篇都看，还打电话告诉他说：“在某报刊上又看到你的文章了。” 每次总是先肯定一番，然后指出不足之处。有一次，吴晗对他说：“你的问题解决了。”苏双碧听了一楞，不知这话指的是什么。吴晗见他不解，就接着说：“只有自己搞点研究，写书、写文章，工作就会安心。搞学术工作，自己不搞研究怎么去组织学术讨论。”原来，两年多以前苏双碧刚分到历史学会时，嫌工作杂，不太安心。对这事，吴晗一直记在心里，当时并没有批评他，而是引导他在学业上进取。果然当苏双碧能搞点研究以后，工作就自然安心了。 吴晗常对人说：“莫做空头政治家，也莫做空头史学家。”他自己这样做的，也教导青年人这样做。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事业上，吴晗是个地地道道的实干家。
第十四章从“三家村”出山到破门写戏
吴晗是一个治学态度严谨的明史专家。解放以后他当了副市长，虽然工作异常繁忙，但没有放弃对明史的研究。他住在北长街的时候，西厢房是他的书房，书房西墙立着一大排高高的书柜，装满了各种线装书，还有一个大卡片抽屉，里面装着他写的一万多张读书卡片。只要他在家，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房里工作，或埋头伏案写文章，或聚精会神查卡片。他极勤奋，笔不停挥，手不释卷。 吴晗的代表作《朱元璋传》，是他在明史研究上的突出贡献。1948年吴晗带到解放区给毛泽东看过的稿子，于1949年公开出版。但毛泽东对这本书提出的一些具体意见，还没来得及修改。1954年，吴晗开始改写《朱元璋传》，除了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具体意见进行修改之外，还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朱元璋进行科学的历史的总结。吴晗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改写成第三稿。为了慎重起见，他没有立即出版，而是油印了一百多本，送给毛泽东和史学界征求意见。毛泽东读了这个修改本，并提出意见：“朱元璋是农民起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的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 史学界许多朋友也认为这个修改本有很大进步，但对朱元璋这个历史人物评价不够全面。于是吴晗下决心继续提高理论水平，做进一步的修改。 1964年2月，吴晗在北京动物园内的畅观楼病休期间，开始第四次改写《朱元璋传》。经过两个多月努力，吴晗把改写的《朱元璋传》最后定稿。这次修改，在观点上、史料运用以及文字表述等方面，都达到新的水平。在这次修改中。比较实事求是地对朱元璋作了基本上的肯定，但对他晚年大杀功臣的残酷现实并没有多改动，仍然如实叙述。 1965年2月，《朱元璋传》由三联书店正式出版。学术界和广大读者很喜爱这本书，毛泽东也加以赞许。但江青之流在同年4月就诬蔑吴晗出版《朱元璋传》是为稿费，为了要名，扬言要对这本书展开批评。 除了《朱元璋传》外，吴晗在新中国成立后还出版了《读史札记》《投枪集》《灯下集》《春天集》等。他满腔热情地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而从事研究和写作。 1961年9月的一天中午，在北京西城绒线胡同四川饭店的一个房间里，几位文人模样的人在入席就餐之前，坐在沙发上抽烟喝茶，随便谈着话。一位中等身材瘦长脸的中年人正在说：“《前线》也想仿照别的报刊‘马铁丁’、‘司马牛’之类，约几个人合写一个专栏，今天就请你们两位来商量一下。听说‘马铁丁’他们是三人合用的笔名，我们也照样是三个人，就干脆叫《三家村札记》行不行？”讲话的人就是当时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他所说的两位是指吴晗和当时的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在座的还有《前线》编辑部的几位。《前线》是北京市委的机关刊物。 那时我国经济正面临困难，党要求文化工作者把人民的文化生活搞得丰富多彩。许多理论家、思想家、文艺家积极响应号召，先后创作出不少好的作品。邓拓在《北京晚报》上开辟的《燕山夜话》专栏，就很受读者欢迎。《前线》杂志为了活跃版面，增加一些有益的文化知识，决定约请几位热心为群众效力的文坛知名人士来开辟一个专栏。邓拓是《前线》杂志主编，开辟这个专栏，就是由他倡导的。他见吴晗、廖沫沙写过不少历史题材的杂文，文笔生动，并有强烈的时代感，加之他们又都热心 于普及历史文化知识，就同《前线》杂志的编辑商量，决定约请他们同自己合作，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廖沫沙、吴晗欣然答应。三人当场约定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限，由每人轮流写稿。至于如何写和写些什么，因为他们笔杆都过得硬，没有必要讨论这个问题。由自己找题材，定题旨，文责自负，互不干涉。《三家村札记》就是这样在餐桌上确定下来的。 1961年10月，《三家村札记》开始在《前线》杂志上和读者见面了。到1964年7月这个专栏结束时，共发表六十多篇文章，除五篇是别人代笔外，其余都是他们三人写的。在这些文章中，一大部分是歌颂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也有些是针对当时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做了实事求是的批评。《三家村札记》在写作方法上有个特点，即不少文章都是以古代历史资料为题材，以古鉴今，发挥了杂文特有的战斗作用。1958年以后，在我国刮起了一股浮夸风，说空话、吹牛皮，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的现象十分严重。“三家村”杂文，对此进行了有力的鞭挞。吴晗写的《赵括和马谡》，就是有针对性的。赵括和马谡都自以为精通兵法，好夸夸其谈，但却没有战争的实际知识和经验，结果都兵败被杀。吴晗希望大家从古人身上吸取教训。《三家村札记》很受读者欢迎。但到1964年，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三家村”的一家廖沫沙由于称赞了京剧“李慧娘”，被扣上宣扬“有鬼无害论”的帽子受到批判；另一家吴晗，也由于主张对封建、资产阶级道德可以批判地继承，被扣上宣扬剥削阶级道德的帽子遭到批判。邓拓的日子自然也不好过。在这种形势下，他们意识到正常的文化学术活动将遭到困难，就在这年7月停了《三家村札记》专栏。但他们仍然表明了不怕困难的精神，邓拓在《三家村札记》的最后一篇文章，题为《遇难而进》。文章虽然谈的是京剧改革，实际上却有另层意思，代表“三家村”表态：“一切困难在革命者的面前都将被击败，不管什么艰苦的任务，只要有正确的方针和坚强的领导，大家不怕困难，遇难而进，就一定会胜利。” 1959年初，毛泽东在上海看了湘剧《生死牌》，由于戏的结尾出现了海瑞，他立即把《明史?海瑞传》找来看，然后向一些人讲了一段海瑞的故事：海瑞对皇帝骂得很厉害，他说：“嘉靖是家家皆净也”，还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上疏里，这就触怒了皇帝，被关进监狱。有一天，看监的老头忽然拿酒菜给他吃。他很奇怪，追问是怎么回事，才知道嘉靖帝死了。海瑞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毛泽东说，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但他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他还说应该提倡海瑞那种刚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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