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地写了《“一二?一”惨案与纪纲》一文，来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文章尖锐地指出：“从11月25日到12月1日这一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周”。吴晗以铁的事实揭露了违犯纪纲的正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正是蒋介石自己。吴晗这篇文章彻底地揭露了蒋介石的貌似公允的狰狞面目，有力地向蒋介石投放一枪。 在“一二?一”运动中，吴晗拿出全身的力气，激愤而紧张地投入各项工作。他天天到四烈士灵堂去吊唁，细细阅读每日增加的新的挽联和挽幛。他和肖松等筹办起来的地下印刷厂，承担了“罢委会”的全部铅印任务。有关“一二?一”惨案的小报、传单、通知、《罢委会通讯》等，从地下印刷厂源源不断地印刷出来。吴晗非常关心这些宣传品，当学生给他送宣传品时，他总爱说：“就只这些么？”还一再嘱咐：“你们印出来的，还有外地送来的，我都要的！”有一次，联大历史系的学生王子光给他送宣传品，吴晗对他说：“你知道，这就是将来研究中国近代革命史方面学生运动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研究历史的人，搞社会科学的人，都得重视第一手材料啊！”“切不要小看粗糙的土纸啊！”吴晗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紧张的战斗中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王子光按吴晗所说，写了《“一二?一”运动记》刊登在《时代评论》上，吴晗看了，给他打气，说很好，鼓励他继续写，大胆写。后来，罢课结束，地下印刷厂编印了《四烈士荣哀录》，把吊唁的祭文、挽联、挽诗、挽词等，编印成册。当肖松拿着一本送给吴晗时，吴晗紧紧地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说：“你们工作得很好。这本《荣哀录》是全国人士的心声，是对反动派血的控诉，要好好发行，要设法寄到重庆和全国各地……”。 吴晗在“一二?一”运动中迅速成长。有人说，没有昆明的民主运动，就不会有闻一多、吴晗等人的进步和成长。这话十分确切。吴晗和闻一多迅速成长，对反动派是个威胁。一天，几个特务在昆明城南的近日楼前，贴出标语，造谣说吴晗、闻一多要准备暴动，声言对他俩要杀之而后快。这条反动标语上把吴晗的名字改成“吴晗诺夫”，把闻一多的名字改为“闻一多夫”。特务还无耻地到处散布吴晗、闻一多是“领了卢布的赤色危险分子”。联大的师生为此十分气愤，也为他俩的安全担心。但是，他俩心若明镜，毫不畏惧。有的朋友劝吴晗到外国领事馆避一避，他拒绝了。家里的人一见他出门，就为他担心，怕他有去无回。吴晗却全然不顾这些，说：“干革命就不能怕牺牲，我已做好准备了。”他继续和青年们一起开会、演讲、游行。 一个月之后，也就是1946年3月17日，昆明各界为“一二?一”惨案的四烈士举行隆重的殡葬仪式。这一天清晨，昆明中等以上的学校师生，以及各界人士三万多人，齐集在联大草坪。十一点钟，这支庄严而庞大的送葬队伍出发了。吴晗、闻一多等走在队伍前头的主席团行列里。他们和同学们一起唱着悲壮的挽歌： 天在哭，地在号，风唱着摧心的悲歌，英勇的烈士啊，你们被谁陷害了？…………让我们踏着你们的血迹，誓把反动的势力消灭！ 殡仪队绕行了昆明市的主要街道，直到下午5点钟，才重新回到联大，在联大校舍东北角上的墓地前举行了公葬典礼。吴晗以陪祭人的身份，在典礼上讲演，他悲愤激昂地说：四烈士的墓地已经成了民主的圣地，四烈士的墓地上有“民主种子”四个字，我觉得这个种子应该迅速发芽成长，这个地方应该改为“民主圣地”……将来民主的、幸福的新中国来临的时候，我们永远不忘记在西南角落上也有一块“民主圣地”！
第九章北上途中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了结业式，宣告联大从此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分别迁回北平和天津。 那时候，袁震的病又加重了，急需动手术。在地下党和朋友们的劝说下，吴晗决心离开昆明，先去上海给袁震治病。袁震的病体，只能坐飞机走，可是当时的飞机票非常难买，都被达官贵人垄断了。吴晗天天往航空公司跑，一连跑了二十天，还是买不到机票。他望着衣着华丽的摩登少妇，神气飞扬的大腹商人，只要向航空公司职员附耳嘁喳一下，飞机票就到手了。像他这样没有门路的人，只能在航空公司的角落坐冷板凳。 幸好，吴晗遇到了机会，他后来回忆说：“终于，由于一个朋友的到达，这朋友几年来听够了谎话，也学会无伤大雅的一套。他替我写了一封信，编了一套让人笑断了气的幽默故事，当天见了什么处长，第二天，5月7日中午，终于挨进一架运输机了”。他所说的这位朋友就是联大教授罗隆基。他见吴晗为买机票的事焦虑，就写了一封信给航空公司经理，说张学良要学明史，当时的国民参政会主席、与张学良关系密切的莫德惠，建议让吴晗去教他，因此吴晗必须立即离开昆明。这一着很灵，航空公司经理见了这封信，立即卖给吴晗两张机票。5月7日，吴晗陪着袁震告别了西仓坡的邻居和战友闻一多，告别了生活和战斗了九年的春城昆明，乘机飞往重庆。 到达重庆后，正逢中航公司职工罢工，吴晗和袁震暂住民盟总部所在地特园。吴晗在重庆先后见到了共产党人董必武、吴玉章、王维舟、张友渔等。张友渔代表中共四川省党去看他，听他讲了昆明民主运动的情况和民盟的主要活动。张友渔对他的印象是：“是一个勇敢的民主战士，但还多少沾染一些恃才傲物的文人习气”。经董必武介绍，吴晗每天都去出席重庆的反内战、争民主的集会，到各大学演讲，介绍昆明民主运动情况。在一次民主人士的集会上，有人说吴晗和闻一多领导了昆明的民主运动。吴晗连忙站起来声明：“大家问昆明青年运动的领导者是谁吗？那正是昆明千万青年自己！” 6月9日，吴晗穿着一身旧西装，提着一只旧黑皮箱，同袁震来到上海。他们住在弟弟吴春曦家。袁震仍是卧床不起。吴晗有时照顾不过来，就让七岁的侄儿吴昆为袁震送饭端水。袁震需要立即住院治疗，但当时住院要用金条作押金。他俩离昆明时为买飞机票，就借了一些钱，哪里去找金条呢？靠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介绍信，才把袁震送进了一家私人医院，顺利地做了手术。出院时卧床多年的袁震，穿着特制的钢背心，竟能下地走动了，吴晗无比兴奋。 吴晗在上海期间，仍然是紧张地工作着，民盟的一些领导人，经常来他的住所开会，一开就到深夜。一些民主人士，像史良、胡子婴、许广平、叶圣陶等，也常来找他，还在他这儿吃饭。他还经常去各大学、小学教师联合会等文教团体演讲。当时住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华岗，也来看过吴晗。他俩是昆明时期的老朋友。吴晗成为坚强的民主战士，华岗是个重要的引路人。 吴晗在参加各种活动之余，就在弟弟家楼下客厅里的紫红色饭桌上埋头写文章。吴晗没有孩子，但他非常喜爱孩子。每当吃过晚饭，他常常把侄儿们抱在腿上坐着，给他们讲故事，同他们做游戏。有一次，吴晗外出回家，给他们带来了一只活乌龟，逗得孩子们放声大笑，吴晗也高兴得很。吴晗知道孩子们爱吃冰激凌，一拿到稿费，就为孩子们买一大块冰激凌，让全家高兴地吃着。他还给他们买课外书，像《十万个为什么》等，这些书成为后来吴宣、吴昆进一步学习的启蒙读物。吴晗在上海的活动引起特务的注意，为了打掩护，他出门时常带着侄儿们一起走。 由杭州开往诸暨的火车车厢里，吴晗坐在他那只旧黑皮箱上。这节车厢是一节铁篷车，没有窗户和座位，满地的牛马粪，臭气熏天。大约走了四个小时，总算来到了诸暨。 吴晗在诸暨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他又爬上了 一辆大卡车。由于公路的不平，汽车开的连蹦带跳，有如醉汉在跳舞。他坐在卡车上，头晕眼花，四肢的骨头都像是给跳碎了。吴晗离开故乡十三年，来到距家乡较近的上海，怎能不回故土呢？何况故土还有他的老母。所以拼着命，他也要回去看看。乘袁震住院期间，吴晗回到故土义乌县。 吴晗十几年前离开家乡时，家乡人民处于苦难之中。而今，经过八年抗战之后，家乡人民更面临着灾难的深渊。他回到家乡的第三天，正逢大批军警清乡，搞肃清所谓的“j匪”，以强化治安。更令人气愤的是，抗日战争中，在家乡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抗战史一页的游击队———第八大队，竟被诬为“j军”，加以捕捉。第八大队队长杨德鉴，是吴晗青年时代的同学，他被诬告为“j匪”，不得不避居金华。他家被勒索四十万元以后，案子仍未了结。吴晗了解到这些，气愤地说：“抗日有罪，呜呼！”吴晗回乡看到家乡人民的生活更是穷困，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吴晗在的时候，家乡的农民又遇上征购，有个朋友告诉他：“征购军米每一担的代价只够这担米挑进城的挑费的四之一。”吴晗离开家乡时，要借回上海的路费，全村凑不出五万元法币。日本入侵义乌时，许多爱国而天真的农民，把国民党发行的法币，一捆一扎的埋了起来。即使敌人用重刑威吓，也拼着性命保存法币。可是，抗战之后，一捆法币却只能买到一个烧饼或一个鸡蛋了。吴晗看到家乡人民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重压之下，“明白了他们所能看到的报纸上的话全是谎话”。吴晗深信，“这一股火，迟早是会爆发的，会燃烧起来的。” 在家乡的四天里，吴晗穿着一双家乡农村常见的蒲鞋，走东家串西家，了解了家乡的近况，收集子大量的素材，以后写成《还乡记事》等三篇散文。这三篇记事，倾注了吴晗对故土的爱，对亲人的眷恋，也倾注了他对反动派的仇恨。 1946年7月19日上午，吴晗翻开当天的报纸，一条震人心肺的消息映入他的眼帘：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读后，他顿时惊呆了，半晌才哭出声来。李公朴、闻一多是怎样被杀害的呢？事情是这样的：7月11日早晨，西南联大复员的最后一批学生离开了昆明。当晚，民盟的领导人 李公朴在归家的途中，遭到特务的美制无声手枪的射击，第二天清晨去世。三天之后，闻一多去《民主周报》社开记者招待会，呼吁新闻界应当伸张正义，把李公朴被害的真相向全国人民报道。回家的路上，他也遭到一群特务的枪杀，当场牺牲。传说吴晗是被列在暗杀的黑名单上的第三名，联大学生刘时平得到这个消息，忙从昆明赶往上海，告诉吴晗要注意保重。吴昆后来回忆说：“有一天来了一个生人，是找伯伯的，我开了门，叫来了伯伯，他们在天井里站着说话。来人说到闻一多之死，好像就是来给伯伯报告这个消息的。伯伯当时眼眶充满着泪水。后来他接连几天在那张紫红色饭桌上伏身疾书。一根接一根地吸着纸烟，神色比平时严肃多了。他顾不上看我的作业和我们说笑了。有几次写着写着眼泪就掉在纸上。我觉得伯伯心里难过，就不再和伯伯挤在一张桌上做功课。”吴昆所说的这个生人，就是刘时平。吴晗还接到联大学生写给他的信，信上写道：“吴先生，我们遇到了永远没法补偿的损失。”在上海的学生也去看他，并对他说：“这几天吴先生要注意一些。” 李公朴、闻一多都是吴晗所熟悉的，尤其是闻一多更是他多年的战友。他俩被害的噩耗，使吴晗悲愤填膺，也使他的眼前浮现出他俩活生生的形象。吴晗忆起5月13日，去重庆社会大学看李公朴。社大是教育家陶行知和李公朴一道创办的。李公朴看到吴晗，高兴极了，领他参观社大，指给他看哪间房子是邹韬奋住过的，哪间是他们当年的食堂。第二天，李公朴去看望吴晗，他俩谈得更投机了。吴晗感到李公朴“对中国前途有无比的信心”。第三天，他们在史良家又见面了。吴晗记得在座的还有田老大（田汉）、光未然等。他们还为一件事打了赌。李公朴提议说：“输的出一点钱买肉吃，我们家有多少天没有见过肉了。”李公朴说话时微笑着，一手还捋着胡子。这是他踌躇满意时的神态。 想到这些，吴晗的眼睛湿润了。紧跟着一个更为熟悉的面容出现在他的眼前。5月7日，吴晗夫妇离别昆明之前，闻一多和他的一家人送他们到西仓坡宿舍的院门口，闻一多的心情很沉重，他真不愿同这个朝夕相处的忘年之交分手啊！不过，他还是勉强作笑地说：“两个月后北平见！”最后一句话是：“回到清华园时，先去看看我旧居的竹子。”吴晗笑着答应了。两人这才依依不舍地分手。而今，没想到那些话，竟然是两个人的永诀。吴晗想到这里，怎能不悲痛呢？他忆起和闻一多的友谊与日俱增的难忘岁月：1943年冬的一天， 闻一多、吴晗、罗隆基等几个人，在朋友家谈天。罗隆基笑着批闻一多说：“一多是善变的，变得快，也变得猛，现在是第三变了，将来第四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闻一多听了这话，大笑道：“变定了，我已经上了路，摸索了几十年才成型，定了心，再也不会变了！”深切了解闻一多的吴晗用历史的观点分析说：“从历史的看法来说，一多先生也可以说并没有变。”“他一生在追求美”，“早年搞新诗是为了美，中年弄文学也是为了美，晚年努力于民主运动也是为了美。追求的方式是有变化的，目标却从来没有变”。吴晗的话说出了闻一多在探索中前进的道路和他的高尚品格。 回忆往事，更激起吴晗无限悲愤。7月的上海热得像蒸笼，吴晗却顾不得这些，他左手拿着扇子，右手紧握笔杆飞一样地写。用笔来控诉刽子手暴行，用笔来悼念战友以寄托哀思。他一边写，一边哭，汗水、泪水和着墨水一起倾泻在纸上。他写李公朴死的伟大：生为民主斗士，死为国殇！他写闻一多追求真理的一生：一多先生的一生永远在追求真理，也永远在否定自己。到晚年他找到了，大喝一声，在这里了！锲而不舍，竟以身殉。这真理就是民主。 吴晗日以继夜奋笔疾书，写出《哭公朴》、《哭一多》等多篇诗文，刊登在上海的各大报刊上。吴晗的文章，表达了人民对烈士的悼念之情，也表达了人民继承烈士遗志而奋斗的决心：我们会跟着你们走的，你们已经替中国人民铺了道路，用你们的血。 7月17日、18日晚，吴晗在民盟张君劢的住处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为李、闻的被害，从南京梅园新村来到上海，他不顾反动派的恫吓，大义凛然地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严厉谴责反动派。
第十章重返古城
清华园旧西院十二号，是一所中式的独门独院，院子比较宽敞，面对一片树林。北房一排正屋三间，东边一间是卧室，其余两间连在一起作为书房和客厅。旁边还有盥洗室和厨房，院子的西边有两间厢房。吴晗回到清华园就住在这里，在清华的教授住房中，这所房子并不算好，但同吴晗在昆明西仓坡的住房相比，真有天渊之别。吴晗夫妇在1946年8月中旬，回到阔别九年的北平。清华园的校舍由于日本军队占领，已经破坏得不成样子。经过一番修整，直到这年10月，吴晗才同师生一起返回清华园，住进了旧西院十二号。吴晗非常喜爱这所房子，不只是因为它宽敞，更重要的是这儿成了进步教师和革命青年聚会的地方。正像吴晗后来在文章里所写的：“尽管外面的天是黑的，这所房子里却经常有明朗的笑声，热烈的争论。”民盟、民青的同志，还有地下党的同志都常到他家聚会。吴晗以学者、教授的身份，掩护这些人的革命行动。清华、燕大、北大的学生也经常来他家。有时晚上来的人多了，没那么多椅子，青年们就坐在地板上。屋里坐不下，就坐在院子里。大家一起谈这谈那，十分热闹。不过，谈得最多的还是当前的形势。常到吴晗家里来的，还有清华、燕大团契的青年。团契是基督教会组织的，带有宗教性质。参加团契的青年，很愿同吴晗谈政治，常常谈到深夜。吴晗不仅是学生的教师，也是青年教员的导师。一批青年研究人员自愿结合，组织了一个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的学习讨论会，每周在吴晗家聚会，由一人先发言或读论文，大家再围绕这个人提出的问题讨论，最后由吴晗和费孝通指点。他们讨论过皇权、神权、族权、帮权（指青红帮之类）。大家谈笑风生，各抒己见。老教授也愿到清华园旧西院十二号来。那时名教授张奚若住在清华新林院，离吴晗的家比较远，可是他常到吴晗家来，有时一星期来好几次。在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他来的次数更多，常常谈到深夜。张奚若是清华的元老，在老教授和学生中很有威信。后来吴晗回忆他和张奚若的关系说：“在这两年中，我们交换意见，讨论问题，共同战斗。有时还商量修改文件。”“通过他的影响，好些老年、中年教授也逐渐和我们接近了，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了。我的性格容易激动，奚老呢，老成持重，每一个问题都要反复推敲，我们合作得很好，在大问题上意见总是一致的。”在共同的战斗里，吴晗同张奚若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1948年7月的一天，吴晗陪着一位年长而瘦弱的学者在清华园北院向工字厅缓步走去。那位长者边走边对吴晗说：“你们是对的，道路走对了。不过，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大习惯，要教育我们，得慢慢来。这样就跟上你们了”。这位长者就是著名文学家朱自清。他本来不大参加政治活动，但富有正义感。反动派杀了闻一多激起他极大的愤慨，加之吴晗的帮助，他也参加到进步的行列里来了。1948年6年正当北平学生举行“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大游行时，国民党政府为了笼络教师，破坏学生运动，给教师发了配购证，凭证可以用较低价格买到“美援的面粉”。吴晗及时团结一些进步教授，发表拒绝美国救济粮、一致退还配购证的声明。声明写好以后，要征集签名，吴晗拿着稿子找朱自清。那时朱自清已得了严重的胃病，家里孩子多，日子过得很困难。但他还是用颤抖的手在声明上一笔不苟地签上名字。两月之后，朱自清去世了。就在逝世的前一天，他还叮嘱家里人不要买美国救挤粮。毛泽东表彰他的气节说：“朱自清的进步同吴晗的帮助是分产不开的”。 吴晗一回到北平，就积极投入了北平的民主运动。由于敌人对他加强了注意，地下党让他主要从事民盟工作和写作，少出头露面演讲。但他在可能的情况下，仍然不放弃在讲坛上投枪。 1946年12月1日，为纪念“一二?一”学生运动一周年，清华大学举行纪念会，吴晗上台作了《种子撒下去了！》的讲演，要求以积极的态度来纪念四烈士，使他们撒下的种子，取得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的收获。 1946年年底的一天，吴晗对闻一多的学生史靖说，希望他写本介绍烈士生平事迹的书，能赶上周年纪念就好了。吴晗满怀激|情地指出：“活着的人把烈士的事业进行到底，也要让更多的人了解烈士，让烈士永远活在人们心里”！史靖在吴晗的鼓励和帮助下，在闻一多逝世周年前夕，赶写出《闻一多的道路》一书。吴晗为它写了序言。吴晗拿到这本由生活书店出版的《闻一多的道路》时，泪珠扑簌落下来，他连声说：“一多，一多，你的朋友学生都想念你呀！”。吴晗自己写了《一多先生周年祭》，在清华大礼堂召开的“一多先生被害周年大会”上，慷慨陈词，读了这篇祭文。吴晗在祭文中告慰死者，鼓励生者说：“这一年，尽管是最黑暗、最残酷、最痛苦的一年，但是曾经受过你的教育的，曾经听过你讲话的，曾经读过你的著作的，曾经为你的泪、你的血所感发、所启示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不论性别，不论职业都起来说话了，起来行动了，起来斗争了。” 闻一多被暗杀后的一年，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这年的12月24日夜晚，驻北平的一伙美军在东单广场强jian了北大女学生沈崇。消息传出来，清华学生会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吴晗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在会上登台演讲，痛斥美军的暴行，大声疾呼：“中华民族的尊严何在！”“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何在！”到会的人听了他的讲话更激发了斗志。12月30日，北平大学生举行了上万人的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 1947年2、3月间，国民党政府一夜之间在北平非法逮捕了一千八百多名进步人士。吴晗和各民主党派一起，出面联络朱自清、向达、吴之椿、许德珩、张奚若、钱端升等十三位知名教授，发表《十三教授保障人权宣言》。紧接着，吴晗又和北平市民盟组织发动五所大学教师一百九十二人，签名发表《响应十三教授保障人权宣言》，抗议国民党反动派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社会上称这次行动为“新人权运动”。在强大舆论压力下，国民党政府被迫释放了非法逮捕的进步人士。 那时候，吴晗已是一位成熟的民主战士了。还有一件事也能说明吴晗在行动上更成熟了。 194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两个北大学生事先和吴晗相约，同他秘密见面。这俩人是北大“孑民”图书室的负责人。他们得知有个同志从解放区带来一批书刊，要送给这个图书室，可不知道这个同志的下落，听说吴晗知道这件事，他俩就自告奋勇去清华园拜访吴晗。见面以后，吴晗说：“不知道解放区最近有什么人前来，也不知道解放区带来的书刊。”不过，吴晗的谈兴很浓，向他俩询问北大师生情况，询问“孑民”图书室的筹办经过。还称赞蔡孑民（蔡元培）是位杰出的爱国主义教育家。他答应给“孑民”图书室捐一批书籍。吴晗还向他们谈了时局和战争的前途，两人大受鼓舞，精神为之振奋。临别，吴晗送到门口，关切地嘱咐他们：“离开这里后，要小心，快点走，注意有没有人在盯梢。”其实，吴晗是知道解放区的来人和所带的书。但由于他俩直接去找吴晗，违反党的秘密工作规则，所以吴晗只能说不知道。十五年以后，其中的那个历史系学生，就是已经成长为中年历史学家的戴逸，在一次同吴晗的偶然闲谈中，谈起了这件事。吴晗端详了好久，认出戴逸就是那时找他的历史系学生，哈哈大笑起来，用手指着戴逸说：“想不到就是你啊！”“你们两个冒失鬼，怎么跑来直接找我要书呢？解放区来的人和带的书，我是知道的。可是，我当时不能告诉你们呀！我当时是什么处境，国民党特务们密切注意着我的行为，你们俩敢从城里跑来找我要书，真是大胆，冒失！哈哈……”吴晗边说边纵情大笑起来。 清华园旧西院十二号的房里，常常传出打麻将牌的声音，常去打麻将牌的有王冶秋、马彦祥等地下党员。他们明为打牌，实则是在开会，也边打边谈，商议民主运动的开展。吴晗的教授身份掩护了地下党的活动。 随着蒋家王朝日益走向崩溃，反动派加紧迫害进步青年和进步人士。同时，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解放区也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党的史学家范文澜给吴晗写信要他多多输送青年去解放区。吴晗就想方设法帮助进步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以及党的地下工作者，到解放区去。他和民盟的陈鼎文，在从解放区来的同志主持下，热心为去解放区的人筹集路费，准备化装衣物，联系接头人。有一次深夜，吴晗亲自送两个学生到校内临时联络点接头。还有一次，三个清华学生在去解放区途中，走到静海城，被国民党驻军扣押。消息传回校内，吴晗立即发起签名，呼吁校方营救。由于进步师生的努力，三个学生终于获释。1948年4月，文学家李何林从台湾大学逃回北平，也是通过吴晗联系，进入了华北解放区。李何林回忆说：“吴晗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把我介绍给做具体输送工作的陈鼎文，使我到天津后在一位工人同志护送之下，通过杨柳青车站反动派封锁线的检查，平安地到达了华北解放区泊镇接待站。”有些人去解放区前躲在吴晗家里，有的躲在吴晗的小姨袁熙之家。袁熙之家在东四十条，院子里有前后门，吴晗常常通过她把要去解放区的人从前门带进，经过化装后，再从后门送走。 吴晗的地下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947年8月的一天，吴晗突然被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找去谈话。他来到校长办公室，见文学院的几位领导也在座。梅贻琦问他同余心清、王冶秋有什么关系，接着追问：“王冶秋是共产党员，你怎么放他回解放区？”吴晗反问：“谁说的？”梅贻琦答：“国民党市党部通知说，余心清供出王治秋是吴晗放走的。”吴晗一听，心里有了底。他理直气壮地说：“那才真怪，天下没有这个道理！你想想看，余心清先被捕，王冶秋后逃走，余心清已关在牢里，怎么知道王冶秋是我放走的呢？再说，王冶秋是共产党员，我呢，是民主同盟盟员。共产党员要回解放区，怎么会要得到我的帮助呢？你说有没有这个道理？”梅贻琦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提醒吴晗：“你要当心，千万别进城，一进去被他们逮住，就没有救了。在学校里，多少还有个照应。” 解放战争时期的一段时间，吴晗家房顶支起了天线，原来他有了一架收音机。四十年代的中国，收音机还是种奢侈品。吴晗的经济不宽裕，怎么会有收音机了呢？那是1947年初的事。一天下午三点多钟，在南池子南湾子十三号的住宅里，异常热闹。一位英俊的中年人正举杯祝朋友们保重健康。在餐桌前的三十多人也都举杯祝他一路平安，祝他早日再回北平。这是一次难忘的告别宴会。1946年底，国民党政府进攻解放区的军事布署已经完成，就撕下了“和谈”面纱，宣告国共和平谈判破裂，军事调处结束。第二年初，以叶剑英为首的军调部中共代表团被迫撤离北平。中共代表团撤离之前，同北平市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各界民主人士举行告别宴会。前边所说的举杯情景，就是在这个宴会上的一幕。 那时候，国民党特务对叶剑英等中共代表团的行迹，总是盯梢跟踪。为了开好这次宴会，选地点就花了许多时间，最后选中了吴昱恒的家。这儿虽在市中心，但比较僻静。吴昱恒当时是北平地方法院院长，民盟成员身份也未公开。 徐冰问：“你要什么？”吴晗说：“收音机。”吴晗要收音机是因为当时国民党新闻封锁很严，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在时，吴晗可以经常从他们那里听到解放区和全国的真实情况。他们走了，怎么继续听到解放区的声音？吴晗就想到了要收音机。徐冰同意了。就把军调部中共办事处的那台收音机留了下来。这架收音机起了很大的作用。每天晚上吴晗或袁震就收抄解放区的广播，然后再传抄或油印出来，第二天散发到城内外各个联络点，让更多的人了解解放战争的真实情况。 吴晗是个穷教授，家里竟有了收音机，自然引人注意。收抄几天以后，有人对吴晗说，提防着点，有消息说你们收抄解放区广播，替共产党宣传呢！吴晗急忙把收音机转移到别人家里，还曾放到北大物理系实验室里。转来转去收抄散发的工作却一直没有停止过。吴晗去解放区之前，把收音机转移到了张奚若家。解放以后，这台收音机辗转送到革命博物馆，作为革命文物保存下来。
第十一章来到广阔的自由天地
1948年8月，人民解放军即将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反动派进行垂死挣扎，8月17日，发布了全国逮捕爱国学生和民主人士的命令。19日，平津各报以“危害国家”、“共产党嫌疑分子”等罪名登载了第一批黑名单。当天，反动当局发传票到北平各院校，限定20日以前交出黑名单上的学生，其中清华大学占三十二名。与此同时，反动军警包围了各院校。吴晗忙把家里保存的所有文件都烧毁了，然后坐在大门口台阶上，恭候他们光临。等了一天，却没见军警来。原来，清华大学党组织让学生自治会出面，列队到校长家“请愿”，要他力阻军警入校，同时将被列入黑名单的学生隐蔽起来。有的躲在教授家里，有的卧伏在园内的杂草丛中，有的化装越墙奔赴解放区。反动军警进校搜查一番，没有找到一个黑名单上的学生，灰溜溜地走了。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空气仍然十分紧张。同志们告诉吴晗，国民党“剿总”的黑名单上有他的名字，劝他非走不可。吴晗这才下决心到解放区去。在此之前，为安全起见，他将住在家里的小妹吴浦星，已送往解放区。 吴晗去解放区的另一个原因是响应党中央5月1日的号召。1948年5月1日，为了迎接胜利，党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号召。那时在北平地下党组织工作的张文松，受命约请一些民主人士去解放区，共商国事。被约请的人之中就有吴晗。在地下党组织的催促下，吴晗才决定去解放区商谈筹备新政协的事。 那时候，北平通往解放区的条条道路已被国民党封锁了，特务拿着照片挨个检查行人，有的学生已被捕了。吴晗只好绕路而行。他原准备从上海到香港后，汇合民盟同志一同去解放区。然而他到上海那天，报纸上登出一条消息：飞香港的机票一律要凭照片购买。吴晗只好在上海逗留一段时间。当晚，郑振铎来看吴晗，嘱咐他行踪一定要保密，切不可在公开场合露面。有一天，郑振铎陪吴晗到街上买自来水笔。店员问他要不要刻名字，吴晗说要，随后提笔就写了一个“吴”字，郑振铎赶紧抢过笔来，写了“辰伯”两个字。往回走时，郑振铎责怪他粗心。为了让吴晗肯呆在家里，郑振铎把自己的一些书搬来让他看。郑振铎又怕吴晗总呆在家里心情不好，就又约叶圣陶等陪吴晗到苏州去玩了一趟。吴晗在上海住在弟弟家，很少外出，有事出门总要戴上墨镜，以免让特务盯梢。 一个月后，北平的同志来信说，去解放区的事已经安排好了。吴晗在9月初坐飞机回到北平，当天转道天津与袁震汇合。袁震已先到天津等他。他们在天津住在一位进步人士家中。这时，吴晗第一次见到地下党的崔月犁。崔月犁派交通员来送他们。吴晗夫妇化了装，动身时吴晗戴着一顶瓜皮帽，矮胖的身材穿一件大棉袍，委实像个商人。夫妇二人随交通员上路了。可是，吴晗忘记了身份，竟带着派克金笔。当他们在沧县过河时，引起了国民党士兵的怀疑，把吴晗扣留下来，最后还是花了钱才出来的。他们过了最后一条河进入解放区时，吴晗高兴极了，他庆幸自己终于“回到广阔的自由天地。”交通员把他们送到了冀中地区沧县泊镇华北局城工部，见到城工部长刘仁。 1948年11月的一个晚上，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毛泽东的房间里，毛泽东正同吴晗侃侃而谈，中心是谈吴晗的《朱元璋传》。吴晗对抗日战争时期自己写的《由僧钵到皇权》和《明太祖》两本书，都不满意。从1947年起，吴晗利用工作间隙重写此书，篇幅扩大近一倍，书名改为《朱元璋传》。他把这部书稿带到解放区。毛泽东酷爱历史科学，很关心吴晗写的《朱元璋传》。他向吴晗要了原稿去看，又特地约吴晗谈了一个晚上。毛泽东在谈话时除对书稿说说自己的见解，特别指出彭和尚的问题。彭和尚是元末农民大起义中西系红巾军的领导人之一，斗争中十分坚强，1338年和徒弟周子旺一起发动起义，失败后，于1351年再次与徐寿辉等人聚众起义，建立了政权。他推徐寿辉为首领，自任军师。1352年在杭州战斗中彭和尚被元军擒获，英勇牺牲。而吴晗在《朱元璋传》里对彭和尚的结局却是这样写的：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失了，回到人民中间去了。 吴晗断定彭和尚是功成不居，不是为了作大官而革命，是个了不得的人物。这反映了他自己具有知识分子孤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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