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历史流泪：亲历战后伊拉克》
去伊拉克(1)
我将携带的公款分置7个信封，“全身到处都藏着美元”是我进入伊拉克的最大机密。如果碰到劫匪，我随时准备奉上只有300美元的钱包…… 2004年1月5日。尽管很困，但是在安曼和平安静的夜晚，我却久久难以入眠。借来的闹钟，在温暖的床头滴答滴答地响，伴我度过这个进入巴格达前的最后一夜。作为一个记者，到战后混乱依旧的巴格达还能否享受如此宁静和闲适的夜晚，我实在不敢奢望。 5点钟，我准时来到约定的地点剑桥高中门口，等候从巴格达来接我的伊拉克司机。但是那里什么人也没有，只有夜晚的静谧和空旷。等了10多分钟，就在我决定回房间暖和暖和时，忽然传来一阵汽车沉闷的轰鸣声，接着一辆小面包车停在我身边。司机跳下车，拉着我的手就使劲地握： “你是新华社的人？” 有了司机和车，旅途才正式开始了。由于伊拉克的出租车不能进入安曼市区，这辆小面包车实际上还不是带我去巴格达的车。我们在安曼郊区换了车，天还没有亮。司机说，安曼到边境有350公里行程，然后进入伊拉克后还有600公里才到巴格达，如果一切顺利，当天傍晚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 拐上去边境的公路，看到路边有“伊拉克”字样的路牌，不知为什么，我的心竟然激动地猛跳起来。上学的时候，如果问有谁会为去一个千疮百孔、没有安全保证的地方而激动，我的答案会是两种人，一种是疯子，一种是傻子。现在，我理解和明白了更多。很多事情不是疯子和傻子的专利，一些看起来疯狂透顶、傻气十足的事情，其实是最有吸引力的诱惑。 我清楚自己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我为新闻的理想来到耶路撒冷，同样为了新闻的理想去巴格达。我没有把伊拉克之行看做是迫不得已的苦差，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无论前途如何，我无怨无悔。 “不喜欢萨达姆，也不喜欢美国人” 路边是清一色黝黑的碎石，一眼望不到边。朝阳把金色的阳光撒在这片古老的原野，我忍不住拿出相机，对着车窗外不停地按下快门。我想，繁华如纽约和香港是一种美，而荒凉到了极致，如同这千里黑石大漠，也何尝不是一种美呢。 司机阿布杜是个50多岁的伊拉克人，眼睛很友善，会说一些英语。在一个约旦边界小镇，他忽然在一家刚刚开门的商店门口把车停下来，说要给他的孩子们买点东西。我看他抱出来的主要是一些零食。阿布杜说，他的两个孩子都已经上了大学，一个学电脑，一个学师范要当老师，他很为他的两个孩子感到骄傲。但是，他们尽管已经上了大学，他还是把他们当孩子，从1000多里外为他们买零食。他说，其实这些东西在伊拉克也都能买到，但是恐怕我们到巴格达已经太晚，出门购物不方便也不安全，所以还是在约旦买好些。 阿布杜说他也大学毕业，曾经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农艺师，但是第一次海湾战争后他失业了，就不得不改行开起了出租。目前，他的生意不好也不坏，乘客以巴格达当地人为主。 天气很好，我们过关也很顺利。在约旦边境简陋的海关大厅，零零星星坐着十几个等候办理手续的阿拉伯人。阿布杜说，他们都是在约旦打工的伊拉克人。问起当地伊拉克人的平均月收入，阿布杜想了想，扳着指头算了算，说是大约100美元。“但是工作并不好找。”他补充说。 出了约旦边境，有一个大约1公里的缓冲区，然后就是伊拉克的边境关口。在缓冲区内我看到路边有一个庞大的难民营，蓝色、白色的简易帐篷一顶接着一顶，可以容纳几千人。司机介绍说，这里住的都是伊拉克战争期间跑出来的难民，约旦不接受他们，现在伊拉克联军当局也不允许他们回来，所以他们就暂时栖身这里，靠国际救援度日。 我拿出相机，还没有下车，阿布杜就对我说，你要小心那里的孩子，他们会缠住你要钱。果然，我一下车，刚端起相机，就有一大群孩子从各自的帐篷里冒出来。他们穿着破烂的衣服，一边向我跑来，一边“给点钱、给点钱”地喊着。我匆忙拍了几张照片，司机就催促我上车，一是为了不被纠缠，二是为了在天黑前经过费卢杰等几个靠近公路、容易出事的路段，以便在天擦黑时能够赶到巴格达。 有趣的是，进巴格达已经有了一个专门的术语。在安曼，我碰到的中国人都会首先问我是不是要“进去”，什么时候“进去”，以前“进去过”没有……“进去”，在国内本来专指蹲监狱，现在成了在约旦待命进入巴格达的新名词。实际上，巴格达通信艰难、电力短缺、安全没有保证，在约旦说的“进去”和在国内说的“进去”似乎也有某些相通之处，令人不免多想。 在伊拉克的边境关口，我除了看到一辆美军坦克驶过和两个美军士兵外，没有看到更多占领的迹象。检查车辆、办理手续的都是伊拉克人，他们都很友好，看到中国记者拍照也很配合，始终是一张笑脸。我经常想，阿拉伯民族也许是最会微笑的民族，他们的微笑魅力无比。我碰到的美军也很客气，对拍照也不回避和阻止，但是他们绝不会对你微笑。和他们交谈，他们也只是淡淡地说，到这里已经5个多月，也希望早点回去，希望这里早点恢复秩序。  
去伊拉克(2)
令我略感吃惊的是，在边境地区我仍然几乎到处都能看到萨达姆的画像或雕塑的残骸。一座萨达姆骑在马上的巨大铜像已经被捣毁了，但是马的形象依然完好无缺，萨达姆的样子依稀可见。一幅萨达姆的画像被一块三合板遮住了，但是他的头依然露在外面。一块水泥标牌上，萨达姆的画像被人铲过了，显然花了很多时间，但是效果并不好，萨达姆微笑着的样子依然一眼就能看出来。 问起对美国人的看法，送我的伊拉克司机说他“并不喜欢萨达姆，但是也不喜欢美国人”，他“希望伊拉克人能够早些自己管理自己”。 穿越“死亡之路” 过关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加油。司机说，巴格达汽油虽然便宜，但是目前供应短缺，加油经常要排几个小时的队。这里的汽油因为有运输费用比较贵，但是还能够保证供应，所以不但要给油箱加满，还要买几桶放在后备箱备用。我看到司机加了150升油，付了相当于15美元的伊拉克第纳尔，还一个劲地喊“贵”。我想，真的是石油的国度，油比水还便宜。北京的有车族如果用这样的价格买油，一定会做梦都会笑醒的。 我从以色列来，那里因为和产油的阿拉伯国家关系长期处于对抗状态，一升汽油的价格相当于8块多人民币。石油与政治的关系，从油价里就可以有深刻的体会。 一路上依然是荒沙大漠，一排孤零零的高压线铁架大都拦腰折断，这显然是不久前这场战争的“杰作”。有一个路段被炸毁，我们需要绕过一段非常难走的土路。前面的车扬起的灰尘遮天蔽日，使我们看不见四周的任何东西。由于车辆在这里都走得很慢，一些当地妇女和老人拎着大大小小的油桶在路边兜售汽油。汽油的价格如此便宜，他们生意的收入也就可想而知。那时正是冬天，他们都穿着满是污垢的棉袍，但是下面却赤脚踩着一双破烂的拖鞋，常年的制裁、穷困，战争带来的失业和萧条，显然使得普通的伊拉克家庭连添置一双像样的鞋子都成为一种奢侈。 约旦的朋友曾告诉我，进入伊拉克就不要睡觉，因为这段从约伊边境到巴格达的公路号称“千里死亡之路”，是劫匪经常出没的地方，我已经听到太多中国商人在这条路上被抢的故事。由于战后百废待兴，我们也不能从北京总部银行汇款到巴格达。调我赴巴格达分社任负责人的同时，设在开罗的中东总分社也通知我从耶路撒冷分社借一些美元随身带到巴格达，作为我们在那里除了工资之外的开销。 在这种情况下，我第一担心的就是这些公款的安全。我把这些美元分置7个信封，在随身衣服和行李中分别放好，只留了300美元在钱包里。我的想法是，如果碰到劫匪，我首先毫不犹豫地将钱包奉上，只求能够尽快脱身，保全其余的经费。钱并不总是一个好东西。在这前途叵测的千里大漠公路上，在前后左右经常只有我们一部破旧的出租车的情况下，我深感钱这个东西是我最大的麻烦。几天来，我“全身到处都藏着美元”的事实是我最大的机密，我不能让任何接近我的人看出我的衣服口袋和行李如此值钱，这于我实在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考验。 凌晨4点多就醒来，加上长途的颠簸，我在进入伊拉克后很快就感到眼皮发沉。但就在我准备合眼休息一下的时候，忽然心里一惊，紧张得差点叫起来：我看到前方几十米远处的路边，站着四五个斜背着长枪的当地人，正在挥手示意要我们的车停下来。我想，这么快就碰到了劫匪，真是太倒霉了。好在司机及时安慰我说：“别怕，这是伊拉克警察。” 果然只是警察，幸亏是警察。他们扫了一眼我们的车，就挥手放行了。一个年轻的警察听司机说我是中国记者，还很友好地冲我笑了笑。我后来问巴格达分社的当地雇员赖斯，这些警察为什么不穿制服？赖斯对我说，因为那里经常发生抵抗势力袭击伊拉克警察的事件，所以为了更安全些，很多伊拉克警察都宁愿穿便服。后来，我们一路碰到4拨沿路巡查的伊拉克警察，他们都是平民打扮。 看到著名的幼发拉底河，巴格达就只有100公里了。公路两侧的景观也从沙漠变成了绿洲，村庄也稠密起来，公路两边能够看到行人、自行车和炊烟了。我的心也踏实起来，虽然巴格达并非安全之地，但我毕竟离同事、分社更近了，我们几代新华社同事在巴格达建立和坚守的临时的家，是我在这个战后陌生国度惟一最能给我安全感的地方。 巴格达，夜色中最亮的是监狱 没有想到的是，夜色中巴格达最明亮的地方，竟然是一座监狱。司机告诉我，我们已经踏上巴格达的土地，路边灯火闪烁的地方，是巴格达最大监狱，现在由美国人看管，里面关押着不少被美军逮捕的抵抗势力要员。 我开玩笑地问：“萨达姆也在里面吗？” 司机一本正经地摇摇头说：“我想萨达姆在看管更严密的地方。” “你见过萨达姆吗？” 他再次摇摇头说：“我今生永远也不会见到他了—他在美国人手里。” 巴格达有500万到700万人口（说法不一，因为多年没有人口普查了），几乎没有什么高大的建筑，房子都是一家一户的院落或者低矮的建筑，城市的巨大可想而知。但是这样一个巨大的城市，现在完全隐藏在比城市更加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我们穿过黑暗中的城市，就像蹑手蹑脚地从一头在黑暗中呼吸的怪兽身旁走过，那种深不可测的带着丝丝寒意的恐怖，深入我的骨髓。
去伊拉克(3)
新华社巴格达分社终于到了。 下了车，我首先听到的是发电机巨大的轰鸣声。我们有自己的发电机，此刻这台1万多美元的机器正在使我们的小楼成为黑暗海洋中为数不多的一个有着星星点点灯火的光明岛。我长出了一口气，提心吊胆的千里旅程终于到了尽头；巴格达，我终于安全地来了。 同事和当地雇员还在值班。分社养了两条看家护院的狗，看到来了新人，兴奋地叫个不停。吃过同事自己动手烹制的简单的晚餐，我到处看了看，分社的条件比想像的要好一些，几个雇员勤奋的劲头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宿舍的房间很凌乱，也很脏，尤其是发电机的轰鸣令我难以忍受。 整个夜晚“公家”（市政电网）的电只来了两个小时，其余都是我们自己的发电机供电。就要离开巴格达去苏丹担任首席记者的邵杰告诉我，我们的发电机上个月就修了两次，如果这台大发电机坏了，那台小的备用发电机的噪音更大，每次一开动，连两条狗都要远远地躲开，呜鸣不已。他说：一开始你会睡不着觉，但慢慢就习惯了。正说着，公家电就停了，本该立即恢复工作的大发电机也不知何故没有立即运转，我们顿时陷入黑暗中。“手电”、“蜡烛”……我的同事一边喊，一边分别在各个屋里亮起烛光和手电筒。 这点微弱的光明，在没有电的黑夜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尽管耳边没有了发电机的轰鸣，但是我们也没有了比安静更重要的东西：电。没有电，就意味着没有通信，没有通过卫星接收的各类信息，我们这个在战后巴格达惟一的中国新闻机构也就陷入了瘫痪。还好，同事鼓捣了一会儿，轰鸣声又很快响起来，巴格达的暗夜里又多了几盏暂时还能点亮的灯。 电话线上周刚刚开通，还不能上网。在抵达的第二天，我就带新华社巴格达分社的当地雇员去网吧考察上网条件。令我惊讶的是，那里的电脑竟然大部分都是中国产。网吧里整洁有序，但上网的人并不多。 由于分社所在地区的电话局在战争中被严重摧毁，经多方了解，这个地区至少要在3个月后，才能勉强使用拨号上网。此外，从目前分社个别雇员家庭所在地区使用拨号上网的情况看，上网速度和质量都很差，网络极不稳定。目前巴格达市内仅有的10家左右网吧都是使用无线卫星系统。其初装费（含全部设备、天线和工程费用）为每部机器950美元，可同时接出8根上网线路、24小时上网，网络服务费为每月50美元。目前巴格达市内网吧费用为每小时美元。 因为频繁外出上网很不安全，我决定立即为分社安装无线上网系统。我们马上就可以在办公室上网了，这令每个人都很激动。在新华社工作和成长的伊拉克当地记者对上网并不熟悉，但他们对上网有强烈的渴望。在战后百废待兴的巴格达，能够在自己办公桌上上网，简直是凤毛麟角。
战后巴格达一瞥(1)
在个别路口偶尔出现交警。他们有的穿着萨达姆时代的老旧制服，有的干脆什么制服也不穿，踩着拖鞋、拎着一把长枪往路口一站，车辆就得听他指挥。 2004年1月7日，我去拜访战后首批返回巴格达的中国商人陈先生。从我住的曼苏尔区到陈先生所在的商业大街，大约40分钟的车程，这也是我首次有机会穿越巴格达主要市区，看一看这座战云阴影下的城市，对伊拉克战后生活做匆匆的一瞥。 “堵城” 蓝天、白云，高大的椰枣树，在雨水中被唤醒的格外鲜绿的青草，中东地区的冬季是最美丽的季节，巴格达也不例外。马路宽阔，但明显破旧，路上跑的车也大多破烂不堪，有的像是从垃圾场捡回来的。清真寺很气派，高耸的宣礼塔直刺云霄，给人震撼之感。 我们路过一个很大的加油站。由于战争中电力、炼油能力的破坏非常严重，加上对抗双方对输油管道和其他基础设施的蓄意破坏，以石油著称的伊拉克竟闹起了严重的油荒。市区各个加油站都是限量供应，加油经常要排几个小时的队。这样，油贩就应运而生，并且很快形成了黑市。在巴格达，如果问起汽油的价格，他们首先回答的大半是黑市的价格，因为所谓的平价油实际上是很难加到的。 在加油站，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队美国装甲车和全副武装的士兵。同事说，一般看到这么严密的保卫架势，就知道可能是一个加油站。美国的军车停在公路边上，当地的汽车在一旁往来穿梭，似乎各不相扰，显然人们已经有些习惯了这种占领下的街头一景。 我拿出相机，拎着枪转来转去的当地伊拉克警察立即摆起姿势，示意我给他们照相。他们都喜欢照相，连街头卖大饼的青年人看到我拿出相机，也用手势要求我给他们拍合影。正要按下快门，路边又会跑出一个人加入到合影行列。就连在街头各个店铺伸手讨要零花钱的流浪汉，看到我在拍照，也会大度地配合。如果没有极端势力的侵扰，这里真可以说是外国人摄影的天堂。 但是美国大兵很快阻止了我的拍照。他们并不像我所习惯的以色列士兵那样，看到有人接近就如临大敌，而是继续聚拢一堆，一边继续他们的聊天，一边似乎很不经意地告诉我，“不要拍照，这里是军事禁区”。 一进入商业区，人流和车流都明显多了起来。同事告诉我，战前伊拉克经历了连续13年的全面封锁制裁，物资极度短缺。战后百废待兴，各种物资进入都没有关税。在巴格达，光汽车一下子就增加了20万辆。到了商业区，我发现各种标牌的电器商店最为醒目。这些商店店面不大，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装修，但是人来人往，很热闹。 同事说，这里现在最好卖的就是电视机和卫星天线。以前在萨达姆时代，人们是没有机会用卫星电视收看外国节目的。在10多年的国际制裁期间，伊拉克也买不到电视机，电视节目只有官办的三四个频道。现在一下子开了禁，多年积累的市场需求一下子爆发起来，所以每天都能看到整车整车的电视机运来又很快被分别拉走。 由于萨达姆期间多年没有修缮道路，所以市区塞车很厉害，有人说整个巴格达现在成了一个“堵城”。在个别路口偶尔也能看到交警。由于还来不及统一着装，他们有的还穿着萨达姆时代的老旧制服，有的干脆什么制服也不穿，踩着拖鞋、拎着一把长枪往路口一站，车辆就得听他指挥。 车流中穿梭着不少报贩，他们抱着好几份不同的阿拉伯文报纸，站在每一辆汽车的窗前叫卖，但是生意似乎并不好。伊拉克战后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新报纸诞生，都标榜自己独立的新闻理念，但是最重要的舆论工具，其实仍然控制在美国人手里。尽管电视机热销，但当地的电视台却只有一个频道，就是美国人办的伊拉克电视台。当地惟一的一份英文报纸，高层编辑中英国人占了一半。 中国商人“打”进伊拉克 陈先生在伊拉克20年，在巴格达开了个中国商贸城，另外还经营一个叫做“晏龙湾”的中餐馆。商贸城和餐馆面积都不小，但生意不免有些清冷。几个福建人正在商贸城里组装电脑用的转椅。他们原以为来伊拉克后能挣大钱，差不多都是倾家荡产辗转来到伊拉克，不想却找不到工作，只好干点零活，混个吃住和零用钱度日。 商贸城一共三层，一楼摆放货物，主要是些床垫、煤油炉、转椅、家具、沙发等等。陈先生说，其实小商品最畅销，但是目前先用这些床垫等大件把商城“摆满”，赚个人气。二楼目前是仓库兼临时的组装车间，把那些托运进来的商品组装成型。三楼是办公兼住宿，还有一个不小的餐厅。陈先生说，这里将来既是宿舍，也是洽谈生意的写字楼。 这个商贸城靠近德国使馆，也是一个重点的巡逻区，虽然经常能听到爆炸声，但是商贸城本身还比较安全。陈先生说，过去几个月里，这里最畅销的是煤油炉，已经卖出6000多只了。尽管巴格达目前小商品绝大部分都是中国货，但都是从迪拜经过阿拉伯商人转运而来的。他说，如果中国商人直接从中国运货进来，可以增加20的利润。他希望他的商贸城能够很快在国内招商，成为中国货直接打入伊拉克的通道。 他补充说：“如果中国商人能够大批进驻商贸城，我估计我们一年至少可以销售10亿美元。”
战后巴格达一瞥(2)
和他谈话时，我不断看到有当地商人来洽谈业务。他说多年来，他在国外的时间远比在国内长，“在国内超过几个月就觉得浑身不得劲，就得出国来闯荡闯荡”。来找陈先生的当地人反映，目前很多伊拉克商人希望直接到中国采购，但是要办签证得先到约旦（巴格达当时没有使馆，后来复馆后也暂时没有签证业务），而且要求有曾去过中国的证明等很多复杂的手续，所以他们希望中国能够给当地商人的往来提供便利。 实际上，在远远未曾平息的炮火中，也有很多中国商人开始把目光转向伊拉克。回到分社的时候，我就接到一个广州打来的电话。电话那边的人说，他是在广州的生意人，看到我们从巴格达发出的报道，想向我们了解一下目前这里的局势，询问哪些生意能够赚钱，如何进入巴格达等。 从陈先生处回来，我们还去拜访了一个当地的朋友。有意思的是，在巴格达，富人区的标志不是别的，而是门口的大发电机。 巴格达供电断断续续，发电机是不可或缺的。普通人家往往是一个街道联合起来，大家共用一个发电机照明。但富人家房子和电器多，不但照明要用电，而且取暖或使用空调也要用电，所以就自己配备一个功率较大的发电机，搁在大门口，还得用铁笼子围着以防止有人偷盗。 有趣的是，我们访问这户人家时，发电机巨大的轰鸣声掩盖了我们的叫门声。没办法，当地的一个朋友只好跳墙进去直接敲击窗户，主人这才应声而出。后来有人说，如果这家人养了狗，那么跳墙的人可就惨透了。
伪善的民主与血腥的抵抗(1)
巴格达街头的美国士兵大多20出头，脸上还带着明显的稚气。这些在世界第一强国享受惯了的大孩子一扛上枪就要在完全陌生的异国街头出生入死，难怪会有那么多的母亲加入反战行列。 2004年1月8日下午，首批约60名伊拉克被关押者分乘两辆卡车离开巴格达西部的阿布格莱布监狱重获自由，这些人都是伊拉克战后美英联军以妨碍安全等理由拘留的。 4个孩子的母亲想给布什和布莱尔写信 在距巴格达约20公里的阿布格莱布监狱门口，50岁的伊拉克妇女阿扎维说，她惟一的儿子两个月前被美军逮捕，目前下落不明。从媒体上得知今天要释放部分被关押者的消息后，她借钱乘车赶到这里，但是当卡车开出来的时候，她并没有看到她的儿子，她难过地大哭起来。 阿扎维说，她共有4个孩子，32岁的纳比尔是惟一的男孩，一家人的生活基本都依靠儿子做木匠来维持。她说：“我要给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写信，质问他们所谓的自由和民主究竟在哪里？” 37岁的前伊拉克士兵穆哈默德说，他2003年7月被美军逮捕后就一直受到非人的待遇，他至今不明白美军为什么逮捕他。他说，被释放并不让他感到高兴，因为联军当局本来就没有理由抓他。 负责伊拉克战后重建事务的美国最高文职行政长官布雷默表示，美英联军当局近期还将陆续释放400多名被关押的伊拉克人，但是作为释放条件，所有被释放者都要有人为他们今后的行为做担保，且他们本人必须宣布放弃暴力对抗。 布雷默说，即将被释放的人都没有直接参与针对美军的暴力袭击，也没有卷入其他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他说，那些手上“沾有伊拉克人或者外国人鲜血的人不会被释放”。目前联军当局依然关押着至少9000名以妨碍安全为由而被捕的伊拉克人。 由于篇幅的限制，我在这里事实上省略了很多细节。我在以色列也采访过苦苦等候亲人归来的巴勒斯坦母亲和妻子，拍摄过她们翘首盼望亲人归来的镜头。我不能想像如果我们自己的亲人忽然不见了，被人抓走了，原因不明，关押地点不明，什么时候放也不知道，我们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其中一个接受我们采访的被释放者说，他被抓进去两个月里都没有人问过他一句话。美军对他们很差，每天只能吃两顿最简单的饭，度过了半年的牢狱生活后，他已经几乎忘记了人每天还应该吃早饭。还有一个人情绪很急躁，拒绝回答任何问题。那个刚刚被释放的人说，我跟你说美国人对我们如何如何不好又有什么用，谁能改变这一切？我也对联合国人权组织的人反映了，可是有什么用?! 我安排摄影记者和已经为新华社工作了6年多的夏南前去采访。他们的通信工具是一部有效通信范围只有10公里的步话机，但是聊胜于无。虽然来的时间还不长，但我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每次有人出门时我都要习惯地叮嘱一句：要小心。 安全第一，我们不能有任何的马虎大意。 就在等待囚犯获释消息的时候，我们忽然听到连续的沉闷的爆炸声。不知道是美军行动，是清除性爆破，还是游击队针对美军的袭击。我们在当地的报道员贾迈勒跑到房顶观察，却没有看到硝烟，所以还很难确定爆炸的具体方位。巴格达房屋低矮，如果有爆炸，在楼顶往往是可以看到烟尘的。但是无论如何，频繁的爆炸毕竟是这个战后还远不稳定的城市给人印象最深的地方，这种声音往往很快就会变成全世界的新闻。 李骥志向联军临时管理当局询问，回答是对此一无所知。我问贾迈勒，能否联系其他媒体朋友确认一下，他摇摇头说，爆炸声是从西部传过来的，通常靠近机场等重要目标的巴格达西部只有新华社离得最近，他首发伊拉克战争打响的消息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个区位的优势。如果我们只是隐约听到，那么其他媒体的消息肯定要比我们晚。惟一能够确认的地方是他家，他家住在更靠近西部的地方，但是电话试了几次，都打不通。 后来我才知道，在巴格达，像这种美军永远都不会宣布真相的“神秘”爆炸和枪战真是太频繁了。这也许是因为没有造成重大伤亡，也许是因为爆炸太多了，也许是因为其他原因，总之在这里，爆炸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见怪不怪，很多人也懒得去理会个究竟。 很快又传来消息，说一架美国军用黑鹰直升机坠毁，造成9人死亡。从时间上看，这个事故不会与我们听到的爆炸声有关联，但是坠毁事件发生的地点正好是在我们西部，位于巴格达西部20多公里处的小镇费卢杰附近。 两名法国人在“死亡之路”死亡 我抵达巴格达第二天，给还在安曼的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复馆小组组长孙必干大使电话汇报平安时，孙大使就特别问我，经过费卢杰时有没有碰到麻烦，因为那里是伊拉克抵抗势力活动最为频繁的地方之一。事实上就在我1月5日刚刚通过费卢杰后不久，两名法国人就在那里的公路上被抵抗势力的武装分子打死。 这一消息我在当天抵达的时候并不知道。到了第二天，驻伊美英联军的新闻发言人才向新闻界宣布了两名法国人5日在费卢杰附近公路上遇袭身亡、一名受伤的消息。
伪善的民主与血腥的抵抗(2)
在6日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军方代表查尔斯将军说，两名遇难的法国人是在他们乘坐的汽车抛锚后，遭遇伊拉克抵抗力量武装人员的枪击而身亡的。同时，来自法国外交部的消息说，这两名法国人为在当地承包工程的美国公司工作。我的同事说，通常情况下伊拉克抵抗力量主要针对美英目标，他们一定是把为美国公司工作的法国人误当做美国人了。 费卢杰过去一直是逊尼派穆斯林的一个中心，前伊拉克政权的许多情报高官都出自那里，所以战后那里的抵抗也最为顽强和暴烈。他们的袭击往往事先就确认了有关目标活动的详细时间和地点，针对性很强。他们针对特定目标进行袭击的特点多少让我这个来自和伊拉克关系不错的中国的记者有了些安全感。不过，早到的同事很快又警告我说，目前他们的策略也有所改变，他们越来越倾向于袭击所有外国人，以期制造恐慌，赶走外国势力，建立伊拉克人自己的政权。 抵达的第二天，在我得知两名法国人被打死的消息的同时，伊拉克还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暴力事件：在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巴士拉，当地警察与一群要求发放工资的前伊拉克士兵发生冲突，参加示威的伊拉克前士兵向警察投掷了石块，警察向示威人群开枪并打死了至少两人。一如我到耶路撒冷的第二天就赶上住处附近的一个咖啡馆发生自杀性爆炸一样，暴力也是巴格达对我的一种特殊的欢迎。 根据美军军方人士在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消息，1月8日在巴格达西部坠毁的飞机是在费卢杰附近紧急着陆时失事的，但是飞机紧急着陆的原因当时还并不清楚。但是很快，就传来当地目击者的消息，说坠毁的飞机果然是被当地抵抗势力击落的，只是美军碍于面子不愿立即承认。目击者说，当时共有两架直升机经过，都是有明显红十字标志的军用医疗运输机。抵抗分子的火箭弹击中了其中一架飞机的尾部，那架飞机试图采取紧急措施，但很快就从空中栽下来，机上全部人员死亡，其中可能还有伤员。 此前，在2003年11月，就有两架黑鹰直升机在费卢杰附近被击落，有17人死亡，那是美军单日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我想起几天来在巴格达街头看到的美国士兵，他们大都20出头，脸上还带着明显的稚气。这些在世界第一强国享受惯了的大孩子一扛上枪就要在完全陌生的异国街头出生入死，难怪会有那么多的母亲加入反战的行列；难怪布什访问伦敦时作为参战主要当事国之一的英国当地，也会有10万人的大规模抗议示威队伍。 8日被击落的美军直升机并不是惟一的受害者。不到10个小时之前，同样在巴格达西部，一群身份不明的伊拉克武装人员用迫击炮向一个美军后勤基地发起猛烈轰击，有6枚炮弹击中了基地，导致一名美军士兵死亡、34名美军士兵受伤。 在处理完黑鹰直升机的新闻后，外出采访的当地雇员就用步话机报来信息：联军当局释放首批被关押者的行动半个小时前已经开始了。雇员说，他们已经完成了采访，正在路上，刚刚有了步话机的信号，就马上把信息报回来，希望能先发一个快讯。 这些雇员原来大都不是新闻专业出身（我们能够提供的薪水，并不足以聘请经验丰富并且能够熟练掌握英文的当地记者），他们的记者生涯是在新华社开始的，是在和我们这些新华社记者一起摸爬滚打中逐渐成熟的。目前，我们还在加紧把一名分社的技术员培训成摄影记者。事实上，现在已经成为新华社名记、受总社邀请专门到中国访问过的贾迈勒，最早就是分社聘请的翻译。但是，一旦受到新华社的重用，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新华社稿件中的时候，他们都很珍惜这份工作，干活很卖力，很有拼搏精神，这让初来乍到的我印象颇深而且很受感动。
初涉巴格达黑市(1)
石油大国正在经历比战前制裁期间更为严重的油荒。我问当地司机：“加一次油要等多长时间？”他说：“如果你一大早去加油，加完油就该吃午饭了。”于是我们拐往一条小巷…… 2004年1月9日，早上5点，邵杰就要乘汽车离开巴格达回开罗了。我们起来为他送行时，夜色仍浓，春寒料峭。我们在分社门口依依话别，祝福的话都说遍了，当我们目送汽车消失在夜幕中时，发电机的声音终于停了，我们可以享受一下短暂的有“公家电”的时光。 在战后的巴格达，有光明当然好，但静悄悄的光明更为难得。 新华社的狼狗 由于噪音，我几天来一直睡得不好。但是在那天早上短暂的宁静中，听外面偶尔的鸡鸣狗吠，听窗外树上的鸟儿唧唧喳喳叫个不停，心中顿时涌出对一种闲适平和的生活的强烈向往。在这种向往中，我怎么也睡不着了。实际上，我是不愿意让这巴格达难得的安静的黎明时光悄悄溜走。 但是很快，诗意的黎明就消失了。随着继电器滴、滴、滴声音的响起，“公家电”又停了。我们应该自动工作的大发电机却没有能够立即启动起来。办公室所有的电脑都滴、滴地叫起来。没有电，我们的卫星接收将全部中断，我们这个新闻办公室会立刻成为一个信息孤岛。一向憎恨发电机声音的我，此刻却盼望着那令人讨厌的噪音能随时响起。 我把发电机加满油，等待轰鸣，但是这台庞然大物却丝毫没有反应。我围着它转了好几圈，无从下手。这时候到分社工作已经5个多月的小李也披衣过来查看。他看到过别人修理，于是照样子摆弄了一阵子，也没有奏效。 “用备用的小发电机吧。”他说。 小发电机就在办公室另一侧的窗下，声音比大发电机还响。每次小发电机一响，我们养的那条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