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的演变情况加以论证。
鞍山市工业生产从1949年到现在发展变化的情况是四起三落。从恢复时期到大跃进的1960年，发展速度很快，1960年工业产值达到39亿元的最高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61年开始下降，1962年降回到1957年的水平。1963年开始回升，1966年达到第二个最高点，产值29亿元。文化大革命开始下降，1967年又降到1957年水平。后来，逐渐回升，1973年达到1960年水平。1974、1975两年受四帮干扰，又开始下降。打倒四帮，工业生产开始再次回升。这就是四起三落的演变过程。
建国近三十年的工业发展变化、四起三落的原因，在我们科写的《我市工业发展速度分析》中做了阐述，这里就不再说了。现在我们用第三次下降的事实来说明考核八项指标是正确的。
1974、1975两年，我市工业生产出现质量差、效率低、消耗大的情况十分严重，生产水平连续下降。这和四帮只顾产量、追求速度，不管其它的错误思想是分不开的。如，鞍钢二炼钢有一位副主任，在8月份3次违反规章制度，说，“只要是钢，出什么钢都行”。质量检查员见不符合操作规程，建议改钢，他十分恼火，说，“你要改钢，我就处分你！”影响极坏。钢绳厂有一个主任，不允许检查员向上级反映质量情况。中板厂在1973年，大修时，把质量检查台砍掉了，等等。结果是质量下降，消耗上升，效率降低。由于管理混乱，放弃生产指标考核，出现劳动无定员，生产无定额，质量无检查，成本无核算等现象。1974年比1973年，钢锭合格率下降1。4％，减产9万吨；吨钢钢铁料消耗增加26公斤，少产钢13万吨；每炉钢熔炼时间延长10分钟，作业率下降2。7％、少产钢21万吨。如果这几项指标能够保持1973年水平（也是历史较低水平），就可以增产20多万吨钢。1975年这几项指标的水平继续下降，如果能够维持在1974年水平，钢产量不会下降，可以完成当年的生产计划。实践证明，忽视全面管理技术经济指标，单纯追求产量，结果是产量上不去，速度也快不了。今年以来，鞍钢加强企业管理，按照八项技术经济指标考核生产，质量、消耗、效率有人抓、有人管，质量提高，消耗下降，产量增加。
生产实践验证了四帮不搞核算，说考核八项技术经济指标是管卡压是谬误；而我们对企业考核八项经济技术指标是真理。
那么，考核八项经济技术指标的管理企业的办法是怎么产生的？不是人们头脑中想出来的，是根据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在实践中形成的。而四帮说是管卡压，却正是出自于他们的反动思想，从头脑中造出来的。他们不研究经济规律，不研究生产实际情况，而根据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摘取领袖的只言片语，乱扣帽子、乱打棍子，谬误百出，根本经不起实践检验，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巨大损害。
八项经济技术指标管理企业的办法，出自于社会生产实践。生产实践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实践。人们要进行生产，首先就要有人、有劳动者，进行劳动，创造有用的成果。劳动的过程及其成果可以用时间来衡量。在劳动过程中，要使用工具、耗费原材料，生产出有用的产品。这个过程是客观存在的现象。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的快或慢，取决于生产的产品中有多少剩余产品，一个人生产的产品可以满足更多的人的需要，也就是要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生产产品耗用的时间，节省原材料，提高产品质量，减少废品，增加优质品，创造更多的价值。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要对劳动过程进行科学管理，就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对劳动进行考核，建立与生产量、效率、质量、消耗状况相适应的考核指标。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存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仍然在起作用，还要进行货币核算，生产过程中的商品、生产设备、原材料、劳动报酬等还要以销售额、资金、成本、利润、亏损来加以体现。这一切，都是在生产过程中每时每刻不断发生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在企业管理过程中，人们总结了生产实践经验，创造了八项经济技术指标来考核生产过程，管理企业。其目的，就是要达到生产产品数量多、速度快、质量好、盈利高、耗费省。
从上述说明中，我们可以对真理、实践和真理标准有了比较具体的理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谈一下什么是真理、实践、真理标准。
真理。所谓真理，它不是客观事物，也不是社会实践；它是客观事物、社会实践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比如，生产中有人干活，要使用工具和设备，耗用原材料，生产出质量不同的产品；这个生产实践的过程，反映到人的头脑中，形成了劳动时间、产品数量、质量、消耗定额等等概念；反过来，人们用这些经济技术指标去做计划、安排人力、配备设备、采购材料、组织生产，创造财富。实践证明这些指标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它们就是真理。所以，真理就是主观符合于客观，思想正确的反映了客观事物。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只有当它正确的反映了客观世界，也就是主观认识在指导实践中改造客观事物，能够达到预期目的，那就证明这种认识是正确的，才被称为真理。
实践。实践是指人类社会实践。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社会实践。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实践活动是受主观认识的支配，同时它又改造和变革客观对象。它的特点是能够把主观认识同客观事物联系起来，实践既联系着主观认识，又联系着客观事物。实践过程是主观认识同客观事物联系的桥梁，通过它来把主观认识同客观事物加以比较，可以用实践的结果来检验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在生产活动中出事故、犯错误，都是主观思想、意志违背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结果。
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标准是检验和判定我们的认识的真理性和可靠性的尺度、准绳。没有正确的真理标准，便不可能区分真理与谬误。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想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透过现象认识事物本质）。”衡量真理的尺度和准绳是实践，是人们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斗争中产生的结果。
八项经济技术指标考核办法是否具有真理性，我们用1974、1975两年生产发展速度降低，钢产量减少的生产实践结果证明了四帮放弃科学方法去管理企业，生产水平就会下降，国民经济计划就无法完成；今年以来抓了企业管理，生产水平上来了的实践结果，说明了八项经济技术指标具有真理性，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四帮的主张和做法没有真理性，其根源是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华主席在国庆祝酒词中号召：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这是伟大的战略决策，是努力的方向，行动的指南。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规模巨大、广泛，变革激烈、深刻，任务繁重、紧迫，意义深远。实践将会证明，我们党的决策是正确的，具有真理性的。
现在回过头看这两篇发言稿，不知道读者有什么想法？当然，如果你没有在那个时代生活过，你是很难理解我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辩论，仅仅是思想开放的伊始。
写这样“长篇大论”的发言材料，在办公室的八小时工作时间是远远不够的。那些年，即使是写统计分析、调查报告，晚饭后去写，也是家常便饭。和现在不一样，家里没有写字台、没有电脑，没有适合写字的最基本的条件。坐在床上，倚靠在床头、背部垫着被褥和枕头，蜷起双腿，把统计台账（当桌面）搁在膝盖之上，放上稿纸或笔记本，就可以奋笔疾书了。补充一句，我的重要书写武器自来水笔还是不错的。我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使用引以自豪的“英雄赶派克”的上海英雄金笔。
（2013年12月14日10：05：15）
资料交换
沈阳、哈尔滨等市统计局几年前倡导的国内十几个城市一年一度的交换统计资料的活动，回到统计局之后，我有幸参加了几次。
1979年3月29日至4月18日，我和谭局长一起，去广州参加全国近20个城市统计资料交换会议。实际开会时间是4月2日到4月9日。
3月30日下午，从沈阳乘飞机到达广州白云机场。下机后，我们住到第一招待所。4月2日住进了开会场所越秀宾馆直至11日会议结束。来到从小就向往的广州，很是兴奋。不免写下了几首记录当时感想的“歪诗”。这是下了飞机之后的感受，《回忆4月去广州》：
才下飞机热气蒸，满目葱绿雨朦胧。
北国雪融冬方去，话说之间到广东。
广州市计委（统计工作在计委）十分热情地接待了到会的全体同志。计委负责接待的处长是解放战争南下部队“四野”的转业干部，是辽阳人，看见我们格外亲切。他在欢迎我们的晚宴之前，特为向大家宣布，“来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大部分是北方人，在广州党政机关中我这个年龄的人，很多都是解放战争时南下的和部队转业的东北老乡。今天晚饭我们包饺子，用家乡饭来招待大家。”听了他的话，大家热烈鼓掌。他又说道，“广东人不太会做北方的饺子，大家尝一尝广东的口味。”
八天的会议，大概有一半的时间是各市谈情况，交流经验。一半的时间是观光游玩。资料交换会议是属于十几个城市自发组织的，各市轮流坐东承办，不受任何上级领导的约束。几年后，各市的资料交换关系保持多年，会议则自消自灭了。
会议安排或闲暇时间我们逛了白云山、越秀公园、七星岩、动物园等地。同时也浏览了珠江两岸和街市商场。
越秀公园就在我们住处附近，进门门票8分钱。对着公园正门的是“五羊”雕塑。相传，周夷王在位时，有一天，天上下来五位仙人，身穿五彩衣，骑着五头山羊，降临此地。查看民情之后，驾祥云而去，留在人间五只山羊。山羊口衔一茎六穗的谷穗，化成巨石。山羊和谷穗给当地人民带来幸福吉祥，广州成为南国富饶之地，人民丰衣足食。所以人们也把广州称为“羊城”、“穗城”。
4月5日，下着毛毛细雨的上午，广州计委的同志领着我们登上越秀山，环顾四野，天茫茫，雨蒙蒙，虽然看不清城中景色，倒也另有情趣。回来之后，写了《4月5日登越秀山》：
南海羊城热风多，细雨丝丝冷哆嗦。
越秀山上观城景，云雾流淌飘楼阁。
广州这些日子阴雨连绵。4月7日去白云山。登上了海拔380多米最高峰摩星岭。据广州同志介绍，雨后天晴，放眼望去，白云山峰峦叠翠，溪涧横流，可俯瞰全市，远眺珠江，美不胜收。时常烟雨霏霏，白云缭绕山间，蔚为大观，白云山之名由此得来。今天，虽然没有山间白云绕缭的景象，倒是大雨如注，另有一番情趣。写了一首《4月7日登白云山》：
白云山上云不白，峰峦溪水隐雾霾，
雨似垂帘从天降，美景不见任你猜。
4月8日驱车去肇庆七星岩。一路上，广州的同志介绍：七星岩风景自古就以峰险、石异、洞奇、庙古著称。景区主要包括了星湖和七座山峰，它们似北斗七星散落湖中，所以叫七星岩。去、回七星岩路上，南国风光令我感叹不已，不免又“迸出”两首《七星岩路上》：
之一
弯角水牛犁水田，毛竹簇簇连成片，
南国风光绿长在，数日沐雨知衣单。
之二
稻苗嫩绿畦水黑，高山倒影耕牛归，
黑瓦白墙竹丛后，画卷泼墨谁人挥？
十几年之后，我又有幸再次游览七星岩，正如常言道，看景不如听景，亲临其境看过了，倒没有留住多少宣传单上描绘的那些景象。当时，只留下《星湖》一首：
北斗落星湖，星湖水不泼，
青山映绿水，引来游人多。
一日，和谭局长闲逛，在珠江岸边广场见一颗大榕树，树干老态龙钟，盘根错节，树根、树干、树枝缠连相托，枝叶扩展繁茂，郁郁葱葱，生机勃勃，遮天蔽日，独木成林。于是写了《老榕树》一首：
老榕形伞能遮天，干枝缠连耐人看，
历尽珠江东流水，叶绿枝繁尚华年。
我们两个逛到珠江南岸，中午找了一个饭馆就餐。谭局长每次进饭馆，是必定要喝酒的。点完了饭菜，谭局长对服务员说，“给我来二两白酒！”
服务员没吱声，摆动了几下脑袋，示意我们看一下餐厅的西南角。原来这个饭馆就餐的人喝酒，要自己到餐厅的一角去买。卖酒的人坐在高出地面一人来高的高台之上，身旁放一个装着散白酒的大酒坛，左手拿一个玻璃量杯，右手拿一个竹筒做的酒提子，微笑着牛气十足地俯瞰着吃饭喝酒的客人。
我走到高台之下，给谭局长买回来二两白酒。一会功夫，谭局长把二两酒喝光了。说道，“好酒！好酒！再给我来四两。”
我走到高台之下，对卖酒的人说，“四两！”
谭局长酒兴大发，一口一口又喝了个精光。对我说，“没喝够。再来二两。”
“能行吗？别喝醉了。”我对谭局长说，他摇摇头，扬起左臂摆手让我去买。
我从座位上起来，走向高台，卖酒的人愕然的瞪大了眼睛，看着谭局长发笑。我说，“再来二两！”
当我回到饭桌坐下来的时候，卖酒的人现出惊讶的笑容，高举着右手，叉开母指和食指（意思是八两），对着餐厅里服务员和客人左右晃动，他顾盼一周之后，收回食指，活动着翘起的大母指，大概是说，这是他在这个餐厅看到的酒量大的喝酒的人的第一个。
“我们坐车回去吧？”出了餐厅，我对谭局长说。
“坐什么车！走！再逛逛。”谭局长说话有些嘴打摽，显然是醉了。
我们两个溜溜达达走上了珠江大桥。珠江大桥是一座公路、铁路两用桥梁，中间走火车，两侧走汽车，靠边是人行道。桥面上车流密集，行人如织。我们行走到大桥中部，谭局长突然走下左侧人行道，打算横过公路桥面到桥中间去。从北面开过来的汽车，看见谭局长，突然来个急刹车；谭局长乘机疾速地跑向铁路旁边，我也不得不紧随其后，跟了过去。开车的司机气得用广东话狠狠地骂了一串脏话，大概意思是：不要命了！找死……。停在这辆车的后边的车辆也都气愤地摁着喇叭，叫个不停。
“瞎叫唤个啥！过来看看，看看，不就得了吗！”谭局长双手扶着隔开铁路与公路的铁栏杆，对着铁轨，嘟囔了一句。
趁着车流稀疏的空隙，我们急急忙忙跑回人行道。吓得我一身冷汗，腿肚子颤抖不止。
走到一个丁字路口，我往右拐，刚刚一转身，谭局长喊道，“不对！向左才是我们的住处。”
我没敢拗着他，跟着他向左走去。我想，反正时间有的是，错了再回来。不过，错了的倒是我；大概是方才在桥上吓糊涂了？
会议开到10号，结束。广州计委的同志们给我们买了火车票。11号早晨乘广州去上海的火车北上。谭局长在车上不外乎两件事，抽烟、打瞌睡。我倒是睁大了双眼，一刻不停地盯着车窗外，生怕漏看了一丁点外面的景色。也写了两首。
4月11日50次火车北上（4月11日）
山高水阔竹林矮，艘艘江船任往来，
双目欲吞北江水，时过境迁车行快。
江西境内行车（4月12日）
军岭杜鹃红透山，贵溪有石赤如砖，
奇山异水处处有，老天造化不倚偏。
12号晚8点到了杭州。在杭州我们的任务不少，给局里的同志们买东西，给别人捎东西；当然免不了逛一逛西湖美景，不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吗！也是有感而发。
之一杭州村女（4月13日）
顽皮村女弄口笛，西湖何处有莺啼？
声声小调全无意，换取分文为度日？
杭州街头有（好像是农村的）姑娘卖口笛，声似莺啼，8分钱1只。
之二游灵隐寺
来到灵隐见佛面，泥铸草填靠墙站，
不知何年能显圣？受骗游人都自愿。
之三观飞来峰
苏堤白堤湖上卧，断桥残雪也曾折。
烟波雾海神仙境，未见白蛇与青蛇。
飞来峰上石佛多，头损臂残遭横祸，
有心停步拜拜佛，又恐日头要西斜。
之四登六和塔
六和塔中盘旋上，爬到顶端放眼望，
念怀梅子思无绪，钱江宽阔心空荡。
之五游览名胜有感
十年魔怪闹天翻，涂炭文化忒凄惨，
千刀万剐难消恨，亘古文明何日还？
我在杭州的一项额外任务，是给住在一个楼的邻居化轻公司张经理带回鞍山两个皮箱。他的大姑娘结婚，求人在杭州买了两个皮箱。给他们买皮箱的人是浙江大学的学生。到了杭州住下之后，我就跑到浙江大学去取皮箱。浙江大学地处西湖西北方向，四周群山环抱，风景宜人，令我十分羡慕，可叹自己这辈子不会有再进校园读书的光阴了。学校操场上坐满了同学，正在听一个外国女学者讲演。外语我基本上是一窍不通，不知道她在讲些什么。
我拎着两个又大又沉的水牛皮皮箱走出了校园，走几步，停一停，真后悔答应给他捎这种东西。在路旁看到有卖甘蔗的，我灵机一动，买了两根、花两毛钱，又花一毛一分钱买了一条细绳，把两根甘蔗缠在一起，当做扁担；挑起皮箱，倒是轻松一些，出不出洋相，管不了那么多了！
那个年代，生活物资比较缺乏，每每到南方出差，同志们都要委托带买一些吃穿用的东西。
在杭州我给局里的同志们买了茶叶、糖、南泥壶、花瓶、童凉鞋、塑料凉鞋、软缎被面、女上衣、女裤等等。谭局长爱好养花，买了两个大号南泥花盆，爱不释手。
4月15日离开杭州。上了杭州到上海的火车，乘客爆满，拥挤不堪。我提着皮箱，谭局长抱着花盆，站在车厢走道上，转身的余地都没有。就这样，苦苦的挨过了三、四个钟头。火车到站，随着涌动的人流，东倒西歪，离开了牢笼般的难以忍受的车厢。下到站台，深深地吸了几口并不清爽的空气。
下火车之后，买了上海到大连的船票。在等船的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又忙着到商场去买同志们委托指定要在上海购买的东西，有两件女上衣、25号男牛皮鞋、童鞋、糖果、卷烟等等。
午饭后，我们两个登上了长庚号客轮，四等舱。在船上呆了两宿、一天半，吃了6顿饭，第一顿16日晚餐，花钱最多，两个人吃了一元一角八分，其余几顿，两个人的吃饭钱是，花四毛钱两顿、花七毛钱两顿、花八毛钱一顿。这是我的笔记本上的记录，因为回到家，谁花了多少钱是要算账的。如果差旅费不够，还要自己拿钱补上。现在看起来，觉得是不是有些小气？几毛钱还用得着记算得那么清楚吗？毕竟是年代不同啊！
在船舱里我是呆不住的，我不断的跑到甲板上，看看海面上的景致。可惜，那个时侯我没有照相机。
4月18日没到5点，我就走出了船舱。要在长庚轮上观日出。这是当时记录下的一段文字：
4月18日5时12分朝阳在大海东方尽头，偷偷地冒出海面。黑灰色的天幕慢慢地脱落下去，朝阳露出了血红的容颜。羞涩的她立于插在海水之中绛红色的柱子上；须臾，她挣脱了大海的吸引，稳稳地腾空而起。把大海气得微微发抖，激起了一片片闪颤不已的波纹。
长庚轮根本没有理会这一切，它只顾划破平静的海面轰响着向北方疾驶；身后留下了一条宽广笔直的大道，一层层浪花被挤到了道路的两旁。回首远眺，大道和浪花渐渐地消失在安静的海面那边去了。
一只海鸥伸直了翅膀，尾随着长庚轮，似乎是在寻找什么东西？
长庚轮在疾驶，靠近船舷的海水，由于受到船体的排斥，发出了不满意的沙沙声、诉述着怨言。
同时，作了一首《海上》，这是这次出去开会，写的最后一首了。
大海无私任船行，千里波涛似有情，
阳光洒下银万两，海鸥展翅觅船踪。
到大连，下了船直接奔了火车站。买了火车票，在站前广场等待上车。
“坏了！”谭局长突然尖叫了一声，把我吓了一跳；周边的人也都惊愕的把目光转向了我们这里。原来是，千里迢迢，火车上挤、轮船上晃，怕磕怕碰，辛辛苦苦捧回了的南泥花盆，在谭局长往地上撂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破碎了，掉了一角。气得谭局长拿起掉角的那个花盆，准备扔到车站广场的地沟里。
“兄弟！手下留情！别扔！”说时迟那时快，一个老头见此情景大声疾呼，几步跑到我们面前。
谭局长：“有何指教？”
老头：“别扔。给我呀。”
我：“这都破了，你要它干啥？”
老头：“傻小子，这不是还有没破的一面吗。把掉了的一角粘上，冲背面，不是和好的一样！坏了，这也叫南泥花盆呀。不能扔。”
“给你吧。”谭局长把花盆递给老头，老头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接过了花盆。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
这次资料交换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之后，我又参加了洛阳、西安的资料交换会议。每一次资料交换的程序大体是，向会议主办市统计局交各市事先按要求准备好的统计资料（统计年报的主要数字）；主办局汇总、打印各市的资料；散会前发给大家。会上，各市交谈各市的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统计工作情况，确定下一次资料交换主办单位。剩下的时间，浏览名胜风景、市容市貌、购买特产等等。会议也邀请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和所在省统计局的同志参加。
在洛阳，印象深刻的是游览龙门石窟和白马寺。龙门石窟是我国石刻艺术的宝库，座落在洛阳市南郊伊河两岸的龙门山与香山。洛阳统计局的同志介绍，它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年间，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宋等朝代，至今已有400多年。
最引人注目的是开凿于唐代武则天时期的大卢舍那像龛。碑文记载，大卢舍那像龛群雕洞窟长宽各30余米，开凿于唐高宗咸享三年（公元672年），皇后武则天出资两万贯，用了三年时间于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凿雕完成。九尊雕像中间为释迦牟尼的报身卢舍那大佛。高17米，头4米，耳朵近2米。形态丰满，面容圆润，弯眉秀目，直鼻，俏嘴；表情微笑、温存、亲切、慈祥、睿智。体现了唐代对女人的审美观念。洛阳的同志说，她是武则天的形象。
驱车往东十余公里，到了白马寺。洛阳的同志说，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始建于东汉永平年间。是中国佛教的发源地，称为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他们说，文革期间红卫兵打砸抢，把白马寺弄得惨不忍睹。1975年西哈努克要来拜佛，周总理下令维修了白马寺。不然的话，你们只能够看一个破烂不堪的寺庙了。
白马寺庙的东面250米处有一座释迦舍利塔。洛阳的同志说民间流传“洛阳有座齐云塔，离天只有一丈八。”该塔为四方形十三重的密檐式砖塔，高25米，塔身秀美，顺着层层密檐向上望去，真有塔顶能够接触云端的感觉。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真的，这幢塔好像不是垂直于地面，要倾倒的样子。
游览之后，留下一首歪诗：
牡丹谢后到洛阳，尚存玫瑰留遗香，
龙门石佛多残废，白马寺前塔歪斜。
会议安排了自由活动，让大家到街上采购东西。沈阳的宋科长和本溪的成科长邀我上街买“唐三彩”。
“买什么？唐三彩？”我不知道什么是唐三彩，问道。
成科长：“著名的陶瓷工艺品，你怎么不知道？洛阳、西安是唐三彩的烧造地，一个东窑，一个西窑。”
宋科长：“唐三彩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盛行于唐朝，所以叫唐三彩。我以前也对它了解不多。临来的时候，我们局的一个副局长让我到发源地洛阳给他买一个骆驼。”
成科长：“唐三彩属于低温彩釉陶器，一个器物上有黄、绿、白和蓝、赭、黑几种颜色；有马、有骆驼、有人物和各种陶制品。”
“遗憾。真的孤陋寡闻。”我自诩热爱美术，却是十分缺乏艺术领域的知识。倒是有几分自惭形秽的感觉。
到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卖唐三彩的商店，唐三彩陶制品琳琅满目；以骆驼、马、胡人俑为多。宋科长给他们的局长买了一个双峰骆驼俑，成科长买了一个三彩马。我看了一下价格标签，心里凉了半截；暗想，就我的那点维持养家糊口工资，这辈子，大概就没有希望买这些精神消费的玩赏品了。就算是别人白送给我一个，往哪里摆放？
又一年，在西安开会。
西安，世界四大古都之一。小学的历史课老师就讲过从西周、秦始皇、汉朝到隋唐等十三个朝代都在西安建都，是中国古都之首。向往已久。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冯常友参军，航校在西安。他来信介绍西安情况，说，西安城里的街道平横竖直，正南正北，规规矩矩。只是那些街道历经几千年无数人们的踩踏，尘土太多，晴天灰尘盖脚面，雨天稀泥没脚背；人们谐谑（xiéxuè）为“洋”灰水泥大道。
我们住的地方离大雁塔、小雁塔和西安古城不远，到了西安就迫不及待地抽空浏览一番。当然，最想看的还是兵马俑和骊山华清池。
会议把参观兵马俑和看清华池作为一项重要日程做了安排。首先去了秦始皇陵看兵马俑。驱车向东出了市区，越过村庄和田野，走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到达了尚未正式开放的兵马俑博物馆。未到达兵马俑之前，中途，西安市统计局的同志在车上，让大家向右看，他说，“大家看！右边远处那个高出地面，顶部平坦，像一个小山的，那就是秦始皇陵。这个陵墓高76米，四周边长350来米，占地12万平方米。陵墓地宫安放着秦始皇。至今没有发掘。”
西安的同志一路上介绍说，兵马俑是1974年3月，在陵东的西杨村村民杨志发抗旱打井时，在秦始皇陵东三里的下和村和五垃村之间，凿开了兵马俑埋葬坑的东南角。7月，陕西省博物馆等单位组成了考古发掘队，开始发掘秦俑坑。现在已经建成了兵马俑博物馆，还没有正式对外开放。去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参观之后说，“世界上有了七大奇迹，秦俑的发现，可以说是第八大奇迹了。不看秦俑，不能算来过中国。”从此秦俑被世界誉为“八大奇迹之一”。
看了之后确实感觉到古代秦人真的了不起，那些埋在地下的兵马俑气势雄伟、壮观、神奇；塑造艺术高超，兵马俑神态逼真，仿佛看到了古代秦国的真人，怎能不让人叹为观止！
去骊山，一是看华清池，一是看“捉蒋亭”。西安的同志介绍，骊山风景秀丽，是秦岭支脉，东西长20余公里，最高峰1200多米。相传在洪荒时代，是女娲“炼石补天”的地方。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就在此地。
西安的同志们饶有兴趣地讲述了华清池的壮观。骊山温泉已经存在几百万年，沧桑变幻，千古未竭，以“不以古今变质，不以凉暑易操”；“与日月同流，无霄无旦，不盈不虚，将天地而齐固”称奇于世。号称“天下第一泉”。清华池历史悠久，周幽王在此建骊宫，秦始皇、汉武帝也在此设立行宫。唐代大兴土木，为宫廷御花园，唐玄宗为了杨贵妃在此沐浴，修建了华丽的“华清宫”。
在清华池转了一圈，大失所望，与西安同志们的介绍虽然不能说是大相径庭，也是不见昔日的华丽光彩。我们来到据说是杨贵妃洗浴的大池子，残损破旧，污秽不堪；倒是保持着（不知道是哪个年代）历史沧桑岁月的痕迹。
我们来到“捉蒋亭”的山下，西安的同志介绍，这个石亭，是1946年胡宗南等黄埔军校的士官募捐建立的，起名“正气亭”。解放后叫“捉蒋亭”。（1986年12月在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改名为“兵谏亭”。）尽管这个亭子并不是很具有观赏价值，它毕竟是一个中国历史重大事件的鉴证。到过西安的人，都要亲眼目睹一下蒋介石蒙难（近年的电视剧中把那时的蒋介石描述得很是狼狈）的现场。
牛羊肉泡馍是西安人吃的方面的骄傲。会议在一天的中午，请大家到西安市最有名、老字号的一家牛羊肉泡馍饭馆吃羊肉泡馍；是老孙家还是老马家我没有在意。看过《统计师》第三部的读者一定会记得，我初到鞍山市统计局的时候，和我住在同一个宿舍的统计局的同志有5位西安统计学校的同学。他们，特别是毋笑斌，经常炫耀的事情，一个是秦腔，一个是牛羊肉泡馍。比如，赵匡胤当上宋朝皇上之前受困长安，忍饥挨饿，一日在煮牛羊肉的店门口，掌柜的看他可怜，让他把干馍掰碎，给他浇了一勺滚热肉汤，放在火上煮。赵匡胤吃了，说这是天下最好吃的美食。有了皇上的赞誉，牛羊肉泡馍成了长安著名小吃。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太后逃亡西安，吃了羊肉泡馍，也是倍加赞赏。这些故事，是毋笑斌挂在嘴边的家常话。
到了饭馆，我凭着毋笑斌他们讲述的吃羊肉泡馍的程序，给我们来自东北的几个同志当起了“指导”。西安的同志，事先提醒大家，白面饼（馍）是往肉汤里泡的，不要没有泡过就吃；至于如何掰、掰多大，没有详细说明。我们坐下之后，服务员给每一个人送来一个大碗、一份烤过的死面饼。
“这饼，放这干什么？”本溪成科长看着白面饼，又看看我。
我：“掰！掰的越细越好。”
成科长：“掰多大小？”
“黄豆粒那么大。”这是我听毋笑斌讲的。
沈阳宋科长：“不用吧。弄那么细，不成了糊涂汤了？”
大家掰完了，服务员在每一个人的碗上夹上一个标有每一个人座次的标签，把碗全部端走。过了大概二十几分钟，服务员端回了一碗一碗热气腾腾的“成品”，按着标签上的顺序，分别摆到了每一个人的面前。大碗的肉汤中有我们自己掰的馍，还有熟羊肉、葱末、香菜、黄花菜、黑木耳等配料。喜欢酸、辣的，桌上有醋、辣椒面。
吃了一会，宋科长觉得自己的馍有些发硬，总是盯着我的碗看。我明白了，他一定是想要尝一尝我的馍是不是也硬。于是我拿一个羹匙舀了一勺馍给他。
“没听你的话，我的馍掰的块太大了。没有你的好吃。”宋科长笑着，现出一丝遗憾的表情。
（2014年2月4日17：35：22）
统计分析报告
编写统计分析报告，是统计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鞍山市统计志》记载，从1949年到我离开统计局之前的1987年，全局共计编写统计分析报告2560篇，其中我所呆过的工业科、综合科共计编写了957篇。1975年我从财政局回到统计局之后，我所在的综合科写了179篇，大概有1/4左右是我写的。
统计分析报告与我的关系，可以做如下分组：一是亲自编写；二是审查修改；三是审批签发。编写统计分析报告是我回到统计局之后的基本业务，把它留到本章最后去写。
我去平山学大寨工作队回局之后，局里把审核修改各个专业科的统计分析报告的任务交给了我。局长当中分管统计分析报告的是谭局长；各科写的报告，首先由本科科长审查修改，然后交给谭局长审核修改、签发。很显然，审核修改统计分析报告的工作交给一个一般工作人员（不是科长，不是党员）去做，是不符合常规、难以服众，更是没有人愿意（敢于）接受。局长跟我说了，我也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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