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1973年
假如在1966年前去世的话，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发生。部署、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且在指导这场运动中拥有比其他任何人更大的权力。
依照毛的观点，文革是从1966年持续到1969年。它所带来的变化被党的“九大”所肯定，并被写入了修改后的《中国党章》中。根据中国现在的观点，文化革命持续了整整十年，这是充满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的十年，它最终以“四人帮”——毛的最。他也相信，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而且是很不稳定的状态，所以需要加以强化，否则就会退化。
毛是一位平等主义者，主张一切平等，如机会均等。在他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中，社会成员的面貌，受教育的程度和生活标准都应彼此相近。有鉴于此，他对共产社会情有独钟。因为他深信，如经适当的形：老革命的子女将变得自私和娇生惯养。
根据以上情况，毛喜欢无等级的制度。在工业方面，他希望工人在管理上发挥作用，在决定目标和技术的利用方面有重要发言权。在农业方面，他希望所有的活动均按集体主义来组织。在公共卫生方面，他希望大量的。受过最好训练的医生到农村去工作，并希望一批缺乏良好培训的“赤脚医生”永远扎根在农村。在教育方面，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他希望取消入学考试，并设置大量有实用内容的课程。在文学和艺术方面，他希望能使用那些即便是缺乏良好教育的人也能理解的语言和符号，以明确反映社会主义价值。毛希望缩小城乡之间的文化、物质差异，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
毛的第二个目的是重新夺回他认为从他手中丧失的政治权力。到1965年初，毛已相当生气，认为中国的中央权力机关在邓小平控制下，在以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名义的监督下，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的决策权。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称邓小平的书记处为“独立王国”，毛的夫人则称邓小平本人是“独立王国”。
毛的第三个目的是培养“革命接班人”。当60年代到来后，他逐渐关心起他身后的问题。1963年他已经七十岁。他同时也越来越担心他的同事们缺乏革命热情。他自己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理论，但看到在他周围没有人对继续革命抱有热情，尤其是被人们认为总有一天将接班成为党的领袖的。毛认为对继续革命最不热衷。从50年代以后，在政治局常委中，只有没有与发生过冲突。但是的身体却明显虚弱，没有神采，落落寡欢，缺乏非军事事务的经验。但是认为与其他人（包括周恩来在内）相比，是较佳的继承人选。当周已成为政治局委员的时候，仅仅是一名排长。但无论公开或私下，他都没有反对过毛本人。
随着毛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方面与延安老领导集团其他成员的疏远，他转而向其夫人、以及康生、陈伯达征求建议，寻求鼓励和有效的支持，他与后两个人相识已经三十多年，但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卓越的表现。
是的第三位妻子。他的第一位夫人是杨开慧，毛与她有三个孩子，深爱着他的夫人，并赋诗一首以表达怀念之情。杨开慧是1930年在长沙被国民党杀害的。他的第二个妻子是贺子珍，毛也正是此时遇见她的。贺子珍又为毛生了六个小孩，除了一个孩子外，所有的小孩或是在江西时送到农民家里寄养成是在幼小的时候夭折。她在长征时生了一个小孩后不久便被弹片击中受伤，1938年被送往莫斯科治疗——或许是精神上的治疗。也是在这一年，女演员到达了延安，不久便成为毛的夫人。1939年，她与结婚，不久便为他生下了两个女孩。＊毛的同事们均反对这场婚姻，因
＊只为生了一个女儿。——译注为明显是一个阴谋家，她来延安是因为在男女关系上名声不好和在政治上反复无常。只能靠许诺不让插手政治才平息了他们的反对。
在50年代，毛还遵守这个承诺。而江育可能对毛的做法感到满意，因为此时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她至少两度被送往莫斯科接受药物治疗。她照看小孩，包括贺子珍的一个孩子。但她是一位有虚荣心、有野心的人，对大部分领袖的夫人们将自己限制在妇女组织内工作感到不以为然。因此，她老想着有朝一日扮演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在60年代早期，她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而且孩子们也已不成为负担。这时，情况就随之起了变化，她对的咨询不时点头表态，毛有时也会听一听她的政治见解。到1963年，她已成为一名重要的人物。她开始清除她认为将视为有害的所有有影响的戏剧。这把她卷入与党的文化机构的接触与冲突之中。她能够使文化机构同意八部革命样板戏和芭蕾舞剧上演，而这些都是在她的领导下创作的。但她无法使文化和艺术在革命的方向上进一步前进。
康生1900年左右出生于山东的一个地主家庭，20年代他是在上海度过的。在上海的工人运动中和艺术界的外围，康生认识了。当中央机关于1933年离开上海时。他去了莫斯科。在那里，他接受了警察和情抱工作方面的训练。尽管在1934－1956年期间，他是政治局的正式成员，但此时他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其缘由或许是由于他按苏联路线首先在党内然后在全国建立一个警察机构，而这是不允许他抛头露面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与他发生了冲突——他希望对受到批评的“教条主义者”和其他人进行上的惩罚。在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后，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失去了其政治局委员的资格。＊但在60年代早期，他的地位有所改善。他成
＊此处有误。1938年康生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和情
报部部长。1945年“七大”以后不久被撤职。
——译注为邓小平领导的书记处的一名成员，而且还是毛喜欢与之谈论马克恩主义理论和哲学的小圈子里的成员，他身材瘦小且善于察颜观色，在文革期间有“冷酷无情”之称。
肥胖、圆脸的陈伯达曾是一位大学讲师。在延安时，他成了毛的政治秘书，并学会按毛的文风来写作。他确实是的人，除了几个形下，毛最终返回了北京，在返京的路上。他在武汉横渡了长江。长江的这段江面约有一英里宽，从照片上看，他是浮在水上涉水过江而不是游过长江的。对一位七十二岁的老人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紧接着，大众传媒把他描述成了一个超人。经过陈伯达及其下属宣传人员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人们对毛的崇拜达到了顶峰。他被认为是具有神奇力量的人。在艺术形式中，其形象被塑造得比周围的人都要高大，他成为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在北上的途中，毛对他决意实施，而现在又能很快实施的设想准确地作出了决断。7月18日，在他到达北京后的一两天里，他告诉党的领导人，当他们进入社会主义以后，他们还应使自己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同时他还对另一群人发出这样严厉的警告：假如你们不革命，那么革命将指向你们。他坚持解散刘和邓的工作组，并特意给红卫兵战斗队写了一封信： （你们的）两张大字报（的方式辩护。
8月5日，在会议期间，毛采取了一项令人吃惊的措施：他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为“炮打司令部”，这比他以前所说过的或所写过的任何东西都更为明确地表示：他希望红卫兵把下列人视为自己的敌人。他写道： 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又何其毒也！5
五天以后，他对在人民大会堂外的群众发表讲话，希望大家要关心“国家大事”。8月18日，他与、周恩来、陈伯达在广场参加了红卫兵大型集会，类似的集会共八次，这是第一次。
这次集会拉开了两年混乱的序幕：在以后的两年里，几乎所有的高级干部或有声望的人都难以逃脱红卫兵或革命造反派的攻击。关于被杀或受伤的人数，并没有官方的统计，也没有关于遭到破坏的公共纪念物和为公众拥有的艺术品、文学作品的清单，更不用说私人财产了。仅在街头暴力中死亡的人数就达几万人。许多人在相互敌对的红卫兵团体之间的械斗中丧生，更多的人死在军队手中。这些军队先是奉命支持红卫兵，最终则奉命解除红卫兵的武装以维护社会秩序。大多数的暴力事件发生于1967－1968年，其时红卫兵已夺取武器或发了武器。但是有组织地利用武器是在1966年8－9月份，其时，红卫兵被煽动起来开展破四旧运动。他们经常随意闯入私宅，粗暴地对待一些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并且撕毁或焚烧他们的图书、图片和器材。就在此时发生了第一批死亡案件。中国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老舍在遭到毒打之后自杀身亡。傅雷也自杀了，他是一位法国文学翻译家，是著名的钢琴家傅聪的父亲。
8月18日，邓小平陪着毛、林、周以及其他人出现在城楼上。他仍握有权力，他接着采取的行动表明，他当时的当务之急是防止红卫兵分裂瓦解党。他当时的处境不是无望的。他在外地有同盟者，至少有两个地方党委书记明确反对自下而上革中央的命。他还可以争辩说，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丝毫未涉及红卫兵（该决定只谈到文化革命委员会），并且允许那些政治上处于被审查之中的人为自己辩护。书记处已经改组，但只有一名新成员陶铸，坚定地支持毛主义（但他很快脱离了这个阵营）。而他的政敌们只是忙于向在夏末从各省涌入北京的上百万红卫兵发指示。
但到9月底，毛意识到大多数省委党员干部对红卫兵行动均不欢迎，而且拒绝与红卫兵发生任何来往。一些地方官员甚至征集武装与红卫兵对抗。毛愤怒异常，在北京召集了一次省委书记会议。那时，他已惯于采取这种方法，并似乎认为他能很快镇住与会者。但他发现他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这次会议持续了近一个月，最后他才打破这种僵局。
邓小平处于这场风暴的中心。10月16日，他作了一个关于文革发展进度的报告，这招来了陈伯达和其他几个人更严厉的批评。陈抱怨说想与邓进行平等的讨论比“登天”还难，并认为他是“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急先锋”6。他声称，刘和邓的“思想作风”恰恰是反对毛的，而且刘和邓不会承认错误，仍然“试图反扑”，说在这两个人中邓更为顽固。再次提出彭真阴谋发动政变的说法，还暗示邓可能是一名同谋。但代表们对刘和邓的同情远胜于对陈和林的同情。似乎有一两天毛失去了对会议的控制。他的反应是要求刘、邓作“自我检讨”。毫无疑问，他的估计是，一旦地方干部们看到这两个掌管中央书记处的人屈服了，他们就会放弃抵抗。不知是谁通过什么途径对这两个人施加了压力，但这种做法很见效。毛度过了危机。
邓在作报告一周后，作了一次自我检查。他神情忧郁地念他的检讨。
邓（和刘）进行了自我检查之后，毛作出了宽宏大量的姿态，他对代表们说，不能因为刘、邓过去所犯的错误而把他们说得一无是处，但他清楚地表明，他对他们，尤其是邓，对待他个人的态度是何等的不满： 我故意下放（最高权力）。他们就建立独立王国……从1959年到现在，邓小平什么事也不请示我……（1958年）我对武昌会议不满意……所以我回北京开（另一个）会。虽然你们开了六天会，但你们仍不让我开一天会。不让我完成工作没什么了不起。但我反对你们像对待死去的祖宗那样对待我。7
他还说应该给刘和邓一个机会，以便察看他们是否真正改过。即使他真有这个意思，现在已经掌权的刘、邓的死对头也永远不会为他们提供这个机会。
在11月和12月，刘和邓在公开场合露了几次面。但此后，他们便不再露面了。对刘来说是永远地消失了。对邓来说则是事隔六年多后才在公开场合露面。此时，外界实际上根本不知道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直到80年代后，才有可能重新了解他们当时的遭遇。
1967年的1－8月，从理论上讲刘和邓仍是自由的人。但是一旦出了中南海的围墙，他们便不再安全了。即使在中南海，他们也受到了骚扰。早在1966年12月初，刘和其夫人王光美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他们家里开“批斗会”，批判他们二人。在大街上，红卫兵举行反对他们的游行示威。官方和红卫兵的出版物还经常刊登诽谤性的文章。刘是主要的目标，被打成“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在红卫兵的宣传品中，邓被称为“第二号走资派”，但官方报纸没有这样说。
反对刘、邓的运动是由、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操纵的。张春桥是在上海的老朋友。他们都一祥的阴险毒辣。张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的反对刘、邓的示威游行，并号召游行者“痛打落水狗”，“让他们遗臭万年”8。4月，在一次红卫兵集会的演讲中，罗列了邓的“十大罪状”。随着权力斗争进程的变化，对刘、邓的这场斗争时起时落，这场权力斗争在1967年初便爆发，使党和军队在这一年里经历了重大磨难。每当，并和邓一起，开始在房前庭院的空地上种些蔬菜。与此同时，邓和她都在距住处约一英里的一个拖拉机修理厂里劳动半天。
对三个流放者而言，生活可想而知是艰苦的，但警卫人员并没有干扰他们。对邓而言，能够看到书是极大的快慰，按他的官方传记称，在江西的三年里，他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其他许多古今中外的著作”13。从他重返北京后所发表的讲话内容中可以看出，他从这段经历中获益匪浅，因为这些讲话充满了对中外历史的精辟见解。这与他在文革前的讲话有些不同。
负责看管他们的警卫人员与他们同住一楼，这些警卫当然知道他们是谁，拖拉机修理厂的厂长当然也知道。但那里的工人开始时似乎是一无所知。但不久，他们肯定意识到那位老人（此时邓是六十五岁）和中年妇女（卓琳为五十三岁）一定是党的前任总书记及其妻子。他们每天早晨八点左右在警卫监护下前来上班，中午在警卫监护下离厂。
1971年夏天，邓朴方被允许离京与其父母团骤。自从他伤残之后，他们从来未见过他，他们肯定对他的状况大为吃惊。从此之后，他们和夏伯根共同承担起照看他的重担。他若去洗漱、上厕所或上床睡觉，必须将他从轮椅上搬下来。在邓朴方到他们身边后不久，他们最小的女儿邓榕（在家里称她为毛毛）和最小的儿子邓质方（他一直在西北的一个公社里插队）也来探望他们。邓质方不久就离开了，而毛毛获准与他们呆在一起。
与此同时，文革开始发生了变化。
1969年夏，即在党的九大上成为毛的指定接班人几个月后，毛开始失去对林的耐心，因为他缺乏改造党和政府的热情，而这恰恰是毛现在非常重视的。林的野心是继之后出任国家主席（而毛想取消该职位），他还想插手外交事务（此时毛和周正计划打开与美国交往的通道，促进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的北京之行）。毛决定削弱林的势力。首先他发动了一个打倒陈伯达的运动，因为陈很轻率地使自己成为林获得国家主席职务行动的干将。毛采取名为“搬石头”、“渗沙子”和“挖墙角”的措施，迫使在政治局的军队党羽们作自我检查，因他们与陈关系密切。毛还在几个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委员会上削弱林的支持力量，并改组了北京军区的领导班子。
林对这些行动的反应是：要求他在空军任参谋的儿子制订一项暗杀毛的计划。该行动计划代号为“571工程”（因这个数字听似“武装起义”之谐音），由一批军衔不是最高的高级军官来实施，且他们大多数来自空军。这项计划并未付诸实施，但即使只是原则上决定实施这项计划，经过毛、周与及其家人的斗争，最终死的不是毛，而是和他的妻子、儿子及上飞机的七个人。
在江西，当邓小平听说1971年10月1日国庆节北京不举行游行、毛和林均未公开露面时，他意识到国家正处于危机之中。11月5日，在一个政治情况通报会上，他和卓琳才知道死了。刹那间，他大概清楚地认识到此事对他本人的意义。他的主要政敌被除掉了，而他的主要朋友周恩来的地位只会加强。毛仍是所有高层政治权力的中心，他现在不得不为将来制订新的计划。不久，邓通过毛以前的警卫员、现任政治局委员和8341部队（该部队负有保卫党的领导人的特殊任务）领导的汪东兴，写信给毛和中央委员会，要求准许他重返北京，并在北京安排工作。
邓和他家庭的生活条件很快便得到了显著的改善。1972年4月，又允许邓朴方住进北京的有良好设备的军队医院；陪同哥哥来京的毛毛，在返回江西的时候，被允许在南昌的一所医学院注册上学。但邓仍未收到有关他的信件的任何回音。因此，1972年8月，他再次写信给毛和中央委员会，重申了工作的请求。他说文革揭露了、陈伯达之流的真面目，他还讲了在过去若干年里自己与林、陈的关系，讲了自己现在的心情。当然，这封信到了毛的手里，他开始考虑“让他继续工作”之事14。从毛的角度看，这一着有几个好处：能给那些严重缺乏管理经验的人增加该方面的知识，毛正努力重新建设党的事业，这在党内是受欢迎的，这将给更加热心重建党的事业的周恩来提供一个有能力、忠诚的助手。周本人当然为邓疏通关系，但邓小平一再表示，是让他复出的。邓之所以坚持这种说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1973年2月，邓离开了江西。在北京，他、卓琳、夏伯根和毛毛搬进了朋友替他们找到的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在中南海外面，但离中南海很近。他很快就恢复了工作。这一次他被任命为副总理，同他二十一年前从四川调进北京所担任的职务一样，他的顶头上司也是同一个人——周恩来。
注释：
1《剑桥史》第14卷，第462页。
2施拉姆：《秘闻》第26o页。
3《剑桥史》第15卷，第14o页。
4赖斯：《毛之路》第252页。
5同上书，第264页。
6齐欣（音译）：《邓小平》，第56－64页。
7施拉姆：《秘闻》，第266－267页。
8《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尝试》，第35页。
9《华盛顿邮报》，198o年8月31日。
10科克：《邓小平》，第23页。
11聂荣臻：《红星之下》第747页。
12同上书。
13《邓小平传略》第5o页。
14同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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