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1976年
邓小平重新复出后的政治局势与他被流放期间相比，在许多重要方面大不相同了。死了，虽然这是国家机密。也死了，他的主要追随者，包括陈伯达都进了监狱。在1968年至1969年间的冬季，被送到农村去的一千多万中学生红卫兵开始意识到，他们将永远做一个乡下人，再也不能完成正规的学业了。然而，局势依然令人困惑、担忧。
的健康已经开始衰退。他患有帕金森氏综合症。1972年他得了中风和心脏病。他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了。尽管这些演说充满完全相佐的论点，但却都是言辞况，组织了对在军队中的亲信的清洗；同时致力于恢复60年代初期的农业、工业和教育制度。他还恢复了1966年至1969年期间遭到贬黜的许多人的原职。
这些工作，周恩来是同他的两位亲密同事一起干的。这两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呆在台上，并且从60年代至80年代一直保持领导职务。这两人，一位是老元帅叶剑英，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参谋长。另一位是邓小平在大别山时期的老战友，1954年后当过多年财政部长的。叶自死后一直负责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在最混乱的几年间在周恩来领导下主持政府工作。
周恩来是在反对极“左”的口号下从事一系列工作的。由于的欺诈和叛逃身亡而受到极大震动和严重政治伤害的，对周的所为没有表示异议。但是这并不能担保他会一直同意周这样做。看得出来，毛本人就是一个左派，而且他也一直自认为如此。所以，周的口号对他是个约束，使他感到不舒服。他对“文化大革命”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感到非常自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的背叛，并没有使他对、张春桥和姚文元失去信任，反而似乎更增加了对他们的依赖。至于他们，在得势的时候，等人的光芒多少被所掩盖，所以他们现在非常得意死后留下的巨大政治空间。
在这样的环境里，邓小平的地位自然是不牢靠的。1972年同意他从流放地回来，说过他人才难得，在战争年代和反对苏修的斗争中“作过贡献”。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邓并不相信毛能始终支持他。周恩来是他的坚定支持者，但是当他的复出问题正处于讨论之中的时候，周的身体和在政治上都比以前虚弱。叶剑英和是邓的朋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只能靠迎合毛变化莫测的心思保住位子，康生和都是敌人。还有许多从“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人一定很担心，如果邓真的成为国家领导人，是不会善待他们的。从表面上看，邓的地位也是脆弱的。作为副总理，他可以出席国务院会议，向部长们下指示，同周保持日常工作联系，然而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他却无权参加任何高级别的党组织会议。
真是太巧合了，邓小平回到北京时，正好遇上非常不利的政治潮向，在1972年底1973年初作出一系列决策，使得拥护者（他的这种态度早在1950年制定的婚姻法中就反映出来了。这个法在财产分割和离婚问题上，给予妇女与男人一样的平等权利）。但是，他知道歧视妇女的偏见、规矩在中国政治、文化中非常顽固。当然，他也知道，思想意识很差，对行政管理没有兴趣又普遍不得人心。张春桥作为上海革命委员会主任，虽然显出有行政工作能力，但一向被视为的爪牙，表现却不怎么样。姚文元也是如此。
结果，不但没有从政治局内部或其他外围团体找到一位或多位继承人，反而采取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行动，充分表现出他这时的做法相当善变。他把王洪文带进了领导圈内。王洪文是一位来自上海的造反派，当时只有三十八岁，还不及年龄的一半，除了上海之外，几乎不为人知。毛表示希望王洪文在当时正在筹备召开的党代会上作修改党章报告，并选他当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有个传说讲，毛曾叫王暂住自己家里，教他明了最上层的政治艺术。如果毛真这样做了，王并没学到多少。这从1976年他被捕后印发的党内文件中看得很清楚，王是个反应迟钝、优柔寡断的年轻人。他喜欢钓鱼、射击和享受各种高干特权，但是他没有多少自己的思想。每当向他征询意见时，他总是表示同意。他在政治上显得浅薄。
另一个决定是，毛收回对的政治判定。毛突然宣布林早就是个极右的代表，而不是极“左”。这个转变给他两方面好处。一个是拉开了同林的政治距离。另一个是打破了许多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把从1966年到他死时的表现与“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和作风联系起来的想法。在政策上，毛最关心的是要保护革命成果，包括搞实践教育、政治灌输和体力劳动及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赤脚医生。他怀疑周恩来有意用的坏名声来葬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况下四次来华访问的基辛格，曾同周恩来建立了相互尊重和谅解的关系。他发现同邓打交道很难。邓不容易让人接近他。事实上邓当时向基辛格传递的信息的确比周恩来更严肃、刺耳。他对基辛格讲，美国如若想从与苏联的和解中捞到点什么，肯定是危险的。美国也并没有兑现稍早所作的有关与台湾贸易的承诺。
此时，地介绍邓的情况，赞扬邓思维敏捷、机智。但是邓在当总书记期间，同他见过面的只是员和的盟友。50年代和60年代访问过中国的西方记者虽然写了很多介绍中国的书籍，但书中提到的邓的部分却很少。
在已发表的文件中，没有反映邓小平对纽约的印象。如果他过去没有什么印象的话，这次肯定引起了他特别的注意。他20年代初在巴黎的经历或5o年代、6o年代的莫斯科之行，都比不上他在纽约看到的摩天大楼以及这座城市的繁荣与紧张的生活节奏。在曼哈顿的四天，肯定使他觉得比读什么都更有说服力，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路途是多么的遥远。
在陪与巴基斯但总理会谈的两周之后，周恩来离开中南海住进了附近首都医院的一套房子。他这祥做可能有策略上的考虑，希望借此摆脱况呈现出相当强烈的对比。邓只比周小六岁，脸圆圆的，肤色发亮。周是凹陷的面颊，从鬓角到下巴长着深色斑点。穿的衣服就像挂在衣架上一样。
周恩来还有一项尚待实现的计划（特别是到后来），就是整顿党和政府，把尽快实现现代化经济战略作为明确的目标。然而他面对着难以克服的障碍。思想上，毛对现代化这个理念一直持怀疑态度。他认为现代化是早在1955年3月31日，在全党代表会的结论中就提出：我们进入了一个“全面社会主义工业化，全面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现代化国防，并且开始要全面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1956年1月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由此可见，并非对现代化持怀疑态度。 ——译注阶级斗争的代名词。在况，周计划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最高权力机关从1964年至1965年冬天以后就未曾召开过会议。周打算向大会提交一份长长的政府官员候选人名单和一个二十年发展纲要。他还想开个中央委员会会议，以便党的高层领导干部能支持他挑选的政府官员候选人。由于担心更糟的是，毛还再次建议邓当总参谋长，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2月，毛又亲自向周和王洪文重申了这些建议，并称赞邓“政治思想强”2。这次“四人帮”遭到了彻底失败。
1975年元月，邓小平担任了毛让他担任的所有职务。王洪文在党内的排名仍然高于邓，但已失去了1974年以来行使的对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管理权。叶剑英虽然在军委的排名高于邓，但他愿意放手让邓全力处理与军事有关的政治工作。
邓小平立即抓紧时间运用赋予他的新的权力。对于一位七十岁的人来说，邓在其后的九个月工作期间，显示出了非凡的精力。他至少召集了十次会议，详细讨论了社会经济问题。每次会议他都讲话。他还主持了许多次国务院会议。在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四人帮”斗争一步不让。邓还视察了几个边远省份，又去法国作了一次感性访问。他还会见了几十位外宾。
邓从解决组织问题入手。这个问题最严重的是国营企业内部的不安定。许会企业士气低落、纪律涣散。动乱在中国的运输系统的主干——铁路和钢铁工业特别严重。邓向主管工业的书记发表讲话，提出加强“集中和统一”的口号和加强各种法令与法规，惩处各地制造麻烦的人。他透露，1974年发生七百五十五起重大铁路事故（1964年才八十八起）。一个最重要的铁路中转站——江苏徐州车站竟被当地一名造反派头头控制着，邓说： 比如，徐州那个闹事的头头“本事”可大了，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地方专政。对这种人不及时处理，等到哪一年呀？我说，只等他一个月，等到3月底。如果再不转变……那样性质就变了。3
然而，造反派头头对邓的警告置之不理，于是邓派部队去徐州把那个造反派头头抓了起来。
邓同时着手处理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他依据的是周恩来1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号召的到本世纪末实现中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观点。周是1965年首先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毛不完全同意把“四化”放在优先的位置。现在，邓先设法获得毛的支持，他说：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走设想：第一步是到198o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o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来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的奋斗。这就是大局。”4
1975年夏季，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提出了三个报告。这个报告是，《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内容更加深刻和更具有挑战性的《论全党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第二个报告的作者之一是胡耀邦。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当了许多年共青团第一书记。第三个报告的作者是邓力群。他曾经当过的秘书。由于当时党中央缺少邓小平相信的协调单位，胡耀邦、邓力群担当了邓的参谋的角色。
邓的作风是雷厉风行，干事抓得紧，行动快。他在推行重要措施之前，先取得的同意，并把他的所有政策和毛说过的话扯上关系。对他的敌人，他宁可对抗也决不回避。至于“四人帮”他们，则犯了对他们十分不利中严重错误。他们阴谋破坏邓小平推行的整顿，他们指责让自1966年被贬黜的部长、官员和军队干部恢复工作是“走后门”。但他们这次没摸准毛的心思。毛现在最关心的是国家的安定团结，所以他批评“四人帮”搞分裂。接着，在那年春天，“四人帮”误解了毛号召全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真实目的，又一次惹恼了毛。毛原想通过提醒全党注意反革命的威胁依然存在，来平衡周恩来要求发展经济的呼吁。张春桥、姚文元作出反应，写出长篇理论文章，批判只关心物质利益和坚持“资产阶级法权”，会首先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而后他们将问鼎国家政权。张说，新生资产阶级将从党内出现。姚说，新生资产阶级将产生于社会上大量聚积财富的集团。这些文章没有提出积极的具体的经济纲领，也没有补充周的经济发展纲要，而只是裸地一味攻击。
政治冲突在春天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达到顶瑞。在第一次会议上，邓在叶剑英、支持下，批评“四人帮”滥用毛的指示。在第二次会议上，毛亲自训斥他们。他说，他们不听他的“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5。毛要他们停止帮派活动，说由于他们结成帮派已成为事实，政治局必须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这些严厉的批评使“四人帮”完全处于守势。王洪文撒到上海，甚至也写了篇短短的检讨。从夏天到秋天，邓和他的支持者可以说事事顺心。
然而，在1975年10月底或11月初，形势逆转。理由很简单，毛判定邓的计划已开始威胁“文化大革命”成果。在毛看来，有两件事情的发展他不能容忍。一是邓用了“纲”这个词来概括毛所作的一系列指示。邓认为在这些指示中，毛强调了有必要推动安定团结，加速经济发展。这种看法在毛看来显然是异端，因为在毛心目中。“纲”只能是阶级斗争。
另一件事是，邓签批同意清华大学开除两个支持“四人帮”最积极的分子。这两个人向毛求救。毛支持了他们，于是他们乘机公开宣传得到毛的支持，并且大喊大叫要发动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接着发表讲话说有“一些领导人”从7月到9月散布毫无根据的政治谣言，分裂党的领导，攻击“文化大革命”和它的成果。1月底，他讲话的内容摘要被公安部部长华国锋在通气会上作了宣读。在政治局中，华既不是“四人帮”的党羽，也不是邓的支持者。接着，毛讲话摘要又向各省委作了传达。据说，邓除了外事工作，在政府中其他所有的职责都被剥夺了。无论有无此事，华宣读毛讲话摘要，等于宣判了邓丧失了毛的信任，也失去了指挥党与政府事务的权力。
对邓来说，接下来的四个月，类似1966年7月至1月那段日子，他整天受到况。本人在8月也做了白内障手术，他显然未向周表示安慰和同情。他没有让周避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攻击，虽然他可以这样做。周在1976年1月8日逝世。虽然邓被政治隔离已有两个月了，但仍获准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在周的葬礼上作合乎礼仪的悼词。邓小平避免显示任何私人情感，以免被“四人帮”抓到把柄，说他和毛所不信任的人关系密切。他告诉毛，周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专注聆听着毛的一首关于革命的古诗词。他赞扬周谦虚谨慎、不摆架子、平易进入的优秀品德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6。这些措词都很谨慎。“四人帮”就是再不服气，也无法否定周的人品举止。
周的去世意味着毛终于不得不确定谁是周的继承人。他着实犹豫了一阵子，很仔细地考虑了各个够资格的人。一个月后，他告诉政治局，也许是通过他侄子毛远新（他秋季住在毛家担任毛的联络员）告诉的。他建议华国锋负责管理政府工作，但先担任代总理。
张春桥是仅次于邓的副总理，他深感失望，显出他没多少政治远见，“四人帮”垮台后党内传达的文件表明毛对他们的愤怒程度在整个1975年达到顶点。他甚至说过他认为“四人帮”谁也不合适担当更高的职务。虽然华是个折中妥协后的人选，而且他仅从1973年才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但是他并不怀疑自己拥有担当此任和赢得提升的才干。他作为一个性情冷漠、缺乏想象力的人，可能没有察觉到从长远看他的地位是过渡性的，并不稳定。毛对他的称赞固然是一笔很大的政治资本，但是一旦毛去世，这反而会成为他最大的政治负担。如果“四人帮”要打倒邓和他的支持者，华肯定会被“四人帮”看作是挡住他们去路的眼中钉。
在此期间，“四人帮”的行为也证明毛不信任他们是有道理的。不管华的地位多么不稳，他毕竟是毛指定的继承人，是当时中央的负责人，“四人帮”不仅不设法争取华的信任，反而不同华商量就继续批邓。他们还指使写作班子在报刊发表文章暗示华是个胆小、愚蠢和缺少经验的人。更为狂妄的是，他们竟诽谤纪念周恩来，他们恨周，周也憎恶他们。现在周不在了，他们抹黑周除了满足复仇欲外，什么好处也没捞到。相反，由于广大人民爱戴周恩来，千百万党员也非常尊敬他，“四人帮”的这一行径造成了很大的反效果，对他们来说，损失很大。2月、3月“四人帮”加剧批邓运动。2月26日政治局决定可以在报刊和非官方的宣传材料上点名批邓。立即开始辱骂邓，骂他“反革命老手”。还召集一次全国性的清洗干部的会议，在会上她甚至骂邓是“卖国贼”。邓之所以还能免于被完全打倒，主要是毛有指示，说邓的问题应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明确表示她不赞成这一指示，但华国锋说领导集体必须遵守毛的指示。邓没有躲避起来，也没有为不出席“四人帮”在3月召集的政治局会议找借口，这次会议是为了专门批邓而召开的。这表明邓此时已经看出，他可以熬过这场政治风暴。
但是到了3月底，形成僵局。“四人帮”既没有说服毛停止保邓，也没有把华哄骗住不要理会保邓。甚至也没有迹象显示出批邓运动使邓的声望受到伤害。事实恰好与之相反（许多外国人报道说，“四人帮”的党羽在北京的街头张贴了许多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并在上面引用邓的一些原话，群众一边看一边点头称赞邓的讲话，并露出会心的微笑）。邓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也没有取得进展。因为华在快到2月底召开的会议上说，邓攻击“文化大革命”，背弃主席革命路线，犯了严重错误。
僵局是被“四人帮”搞反对周恩来的运动打破的。2月25日，十年前曾刊登了姚文元写的批判吴晗的文竟的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篇社论，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梦想复辟，至今死不改悔、顽固不化。上海是在“四人帮”控制之下，但是离上海几百公里之外的南京不在他们控制之下。就在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南京大学生举行抗议示威。他们被驱散了。“四人帮”在全国报刊封锁有关抗议事件的任何消息，但是此事却很快传播开来。有的是被过往的旅客传播的，有的是学生用沥青在火车车厢外涂写这则消息，让火车把这件事传遍全国的。北京受到巨大震动，它大大感，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放满了花圈。第一批花圈被警察移走了。可是随后许许多多士兵、工人和学生放置的花圈没有搬走。
4月4日是阴历清明节。大批群众聚集在广场上，许多人是工厂、机关、学校组织列队行进到达的。一些人把花圈留在纪念碑周围或放在看台和停车场上。还有许多人打着横幅，发表演说、朗读诗文。诗和横幅都是批判、颂扬周恩来的。从邓小平传记上刊印的一些照片上可以读到“若如妖魔兴风浪人民愤起灭豺狼”。“深切地怀念周恩来总理”。7有首诗说“四人帮”是豺狼；另一首直截了当地揭露一定是想当女皇想疯了。当天夜里，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确定示威者的诗和标语是直接攻击毛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当天的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对此事负有责任。这些意见通过毛远新向毛作了请示。政治局一得到毛同意政治局决议的消息，便立即命令警察清除广场上所有的花圈和宣传品。到了4月5日黎明，所有留在广场上的悼念品、抗议书、纪念物等都被弄走了。
人民的反应是暴怒的。4月5日一整天，广场上聚集着抗议示威的人群，他们同警察扭打混战，焚烧警车，粗暴地痛打几个敢说周恩来坏话的“四人帮”的追随者。天黑后，大多数示威者离开广场后，部队、民兵和警察开始清肃广场，驱赶和逮捕仍留在广场上的几百名群众。政治局会议再次断定，清肃广场，解决反革命骚乱是必要的。会议要求毛远新向主席汇报这一结论，毛再次同意，并补充两条指示：任命华国锋为总理（免去代总理职务）和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解除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只保留党籍，“以观后效”8。
“事件”从此很快被叫起来了。邓的地位又降低到了1969年时的状况。他在政治局内的朋友一直沉默不语（叶剑英、都被4月4日政治局会议排除在外，或许出于谨慎躲得远远的）。也许最恶毒的是，政治局判定（可能得到毛的同意，也可能没有），邓小平这件案子是“敌我矛盾”，现在可以逮捕他或对他施加暴力。邓后来称事件由于公众舆论更强烈地反对“四人帮”，从而削弱了“四人帮”。事实可能真是这样。但在当时邓小平肯定会发现情况对他越来越不利。军队和警察在接到政治局命令后，竟没有犹豫就去执行了。他们没有反叛“四人帮”。而且这次事件驱使华站到了“四人帮”一边。
当然，邓小平这次并不像1967年那样束手无策。他这次做了预防意外的计划，在紧急情况下同他的朋友保持着秘密联系。所以就在毛决定剥夺他职务的当天，他能够从北京逃脱，他乘飞机到了广州，受到政治局委员、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保护。＊邓的这一招弄得
邓小平没有去广州。此处有误。——译注还有“四人帮”其他几个人竟然在整个夏季都在打听他的下落。
邓和他的支持者在1975年创造的政治清明和经济秩序，在1976年夏季又重新退回到一团糟的混乱状态。当华国锋在7月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时，“四人帮”全面攻击了他所提的建议，结果造成政治真空。他们鼓动各地的追随者组织罢工和示威。他们的行径给干百万人民的印象就是，只要扩充他们的帮派势力，他们什么都不顾，甚至支持无政府状态。他们公然滥用职权最为明显的是，也是他们所犯最严重的一次政治错误是，利用官方文件，号召仍活着的唐山市人民（这个地方因7月底大地震死了二十五万人）进一步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在整个夏季，抵抗“四人帮”的旗手是叶剑英。他曾对任命邓当总参谋长一事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周恩来去世后，是华而不是邓被任命为代总理，他也受到排挤。他虽然仍是国防部长，但也靠边站，不负责军委日常工作了。尽管如此，他在夏天仍设法去南方巡游。当时，他已下定决心，要采取断然的行动除掉“四人帮”。他也知道，如果在毛死前行动比毛死后更危险。他看到“四人帮”正加紧在一些地方建立支持他们的武装力量，因此，反抗“四人帮”的力量应该扩大，应包括一些在事件期间和之后站在“四人帮”一边的人。华国锋、8341部队司令员汪东兴和陈锡联（他在军委已接替了叶的位置）都是关键人物。他们几个对“四人帮”的态度，取决于毛逝世后几周内“四人帮”的表现如何。当然不用说，叶知道“四人帮”正密切监视着他。他要出面肯定困难重重。
1976年9月8日后半夜去世了。人们惊慌焦急地谈论毛去世的消息。对三十岁以下的中国人来说，也就是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毛只是一张肖像，而不是活生生的人。对党的高级干部来说，毛是伟人，但也是犯有很大错误的人，尤其是他在对待同事的问题上。但在大多数军队领导心目中，毛仍享有崇高的威望。毛把当年江西和陕西的一支衣着褴褛的小小部队发展成现代中国最强大、最成功的军队，创建了军队的纪律、军事战略战术和军队的宗旨。这些军队领导人过去是、将来仍然是名字的强有力的捍卫者。
9月9日毛刚去世几小时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9月19日、29日政治局会议决定了未来情势的发展趋势。“四人帮”在这几次会议上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并不打算同意华当毛的接班人。他们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让毛远新保管他叔叔的文件档案，让当党的主席。但在正式表决时，他们的这些要求被一一否决。当叶剑英向华建议应当逮捕“四人帮”时，华还犹豫不决，但“四人帮”的态度使华渐渐明白了，只有把他们抓起来才能阻止他们继续争夺全部的政治权力。
华国锋态度的转变，使叶剑英等人不再探讨一些激烈的对抗措施，如在广州另立中央，转而策划如何在华领导下进行有限的政治改组。华的态度转变，也保证了军队不会分裂，仍保持团结，并可有效地用来对付“四人帮”的支持者在上海等几个大城市所建立起来的武装民兵部队，它还保证了汪东兴的警卫团能有效地随时听从调动。
最终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是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出的。“四人帮”被排除在外还蒙在鼓里。会议是10月5日。
此处有误。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是华国锋、 叶剑英、作出的。宣布对王洪文、张春 桥实行隔离审查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译注日在军委总部举行的。10月6日夜晚，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去中南海一座建筑物参加华召集的一个会议时，被汪东兴的部队挨个抓了起来。几乎在同一时刻，、毛远新在他们的住所也被抓了起来。据说，当被带走时，向抓她的人尖声喊叫，她的勤务员则向她吐了一口唾沫。
注释：
1《剑桥史》第15卷，第345页。
2同上书，第35o页。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6页。
4同上书。第4页。
5《问题与研究》1979年第2期，第96页。
6斯宾塞：《当代中国研究》第646页。
7《邓小平画册》，第97页。
8伯纳维亚：《邓小平》第97页。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