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的毛衣，请送饭的牢卒换一包砒霜。毛衣是贵重物品，牢卒贪图毛衣，又惧怕死人，给他一包掺假的砒霜，彭澎服用后只落得个半死不活，被转押入县城大狱。
2永远的考验：她可以承受生命之重（2）
4个月毒刑。彭澎拒绝利诱，坚贞不屈。
为了儆戒民众，处决政治犯时，当政者喜欢搞公审大会。那年11月16日，一乘滑杆竹轿，抬着已经气息奄奄的彭澎，进入人群云集的县城体育场。
体育场北面司令台，台下，彭国涛用破衣遮头，隐在攒动的人群中，咬着嘴唇目睹父亲的惨死。
县清乡委员会主任邱伦才，站在台上，口沫飞溅，历数彭澎的革命“恶迹”，然后，煽动地大声吆喝：“大家说，像这样的坏人，要不要杀掉呀？”一些事先组织好的人，大声应答：“要杀掉！”混乱中，也有人喊：“不要杀掉！”邱伦才又吆喝：“大家都说要杀掉，是不是？”一位老者就说：“杀他做什么，他现在已经被打成毁人了，还是不要杀！”询问大家，只是个形式，杀肯定要杀的。邱伦才命令刽子手用刑。
刽子手名叫刘炳南，得了36块银元杀人费。为了避邪，他穿一身白纺绸褂子，持一柄三尺长的鬼头大刀上了台。刘炳南是有名的刽子手，力气很大，但这次的活计却不利索，他挥刀猛砍，连续7刀，竟然没有把人杀死。
32岁的彭澎，脖子几处血水怒溅，射到旁人身上脸上，嘴里仍叽哩咕噜地叫喊：“这，就是考验——”彭国涛昏倒在地。
刽子手的手软，有些慌，台下有人帮忙，嘶喊：“是他背上的标挡住了，要拔掉他背上的标，要拔标！”刽子手慌里慌张拔标，再砍，第8刀就把头砍下来了。
白军把彭澎的尸体拖去喂狗，将他的头颅割下来，挂在城门上展览，7日后，头颅突然不见了，从此，尸骨无寻。
二、在仕途与良心之间，她经受考验选择了后者斩草除根，搜捕在继续进行，考验在顺序延伸。母亲被捕入狱，15岁的彭国涛成为孤儿，四处漂零，躲藏到大山深处，过着野人般的生活。1931年，红军在荒无人迹的破庙里，找到了“野人”彭国涛。
宁都第一任县委书记，牵着这位烈士遗孤，在弹痕累累的红旗下宣誓。
那年，她16岁，加入“共青团”，被派往父亲战斗过的会同区，就任会同区苏维埃妇女部长。她的工作范围涉及几十个村，十几里方圆。
动员和组织妇女拥军、支前、打草鞋、慰问红军、护理伤兵……踏着父亲的足迹，彭国涛积极性特别高，似有两条生命，风风火火地工作。很快，会同区苏维埃成为白军的眼中钉，肉中刺。
1933年仲夏，一个月黑风高夜，乘苏区边缘空虚之机，白军的大刀会摸进区苏维埃，见人就杀。恶狠的大刀把门板剁烂之际，彭国涛翻身跳出围墙，仗着身子灵巧，逃得一条性命。慢她一脚的区苏维埃老文书，命丧黄泉。
为了阻挡白军入侵，为了报仇，就要有强大的红军。
此后，扩红成为她最重要的工作。上级说：苏区能否生存、巩固，就在于红军的多寡。必须不断地扩红，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苏维埃就胜利了。
彭国涛扩红扩了一百多人，她不知道一百万是多大的数目，只是走村串户，一家一户上门做工作，一个人一个人地动员。不知是不是因为没有扩大到一百万红军，红色政权没有很快取得胜利，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驮上马背，撤离了中央苏区，她扩红的一百多人也跟随离开。
一走，就走得很远很远，一走就走了十几年。
白色恐怖四处弥漫，她又成为当局追捕重点，似一条孤魂，在大山间飘泊，又过上了野人的生活。
时光在游荡中消失，每每生活苦到不堪忍受，人就会想到死，想到死时她就会想到“考验”，既然是考验，那就要活着，即使是为了考验。
敌人对她的追捕松懈下来，她的年龄也已长了上去。一般人家的女子，十六七岁嫁人，她二十岁仍找不到婆家。因为，彭澎太出名了，彭澎的女儿也跟着“出名”。
在亲属的撮合下，四处流浪的她，嫁了个国民党33旅的大兵。姓黄，名叫黄国文，一个老实巴交的壮丁。
3永远的考验：她可以承受生命之重（3）
本想寻一棵小树庇荫，没料到，却是找到“蒺藜丛下躲雨”。
夫家原本家徒四壁，被她一“高攀”，虽无治罪，却受株连，立即销差，扒掉军服，取消俸禄，沦为苦力。
这对苦难夫妻，新婚期间便为生计所困，一个帮人挑水，一个帮人洗衣。这是最辛苦、廉价的劳动，一担水才卖一分钱，洗小孩的衣裳月薪4毛，洗大人的衣裳月薪5毛。即是如此，也没有多少衣裳来洗，他们得不停地揽活做。除了挑水，黄国文砍柴卖、帮人挑担、打猪印，彭国涛则帮人裁剪衣服、做扣子、帮人站柜台。
望眼欲穿。1949年7月，当年的红军终于回来了。新生的红色政权成立，她重新参加工作，担任了会同区南当乡妇女主任。在攻克翠微峰的系列战斗中，她积极支前，担任了负责检查、处理女俘的工作。由于工作出色，1950年，她调任梅江区（城关镇）妇女部长兼优抚主任，驻第四街街政府协助工作。她没日没夜，忘我工作，为红色政权的巩固、展，风风火火地奔走。
1951年，作为革命烈士子弟的代表，她随南方老革命根据地代表团，受邀前往北京中南海，参加了在怀仁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在参加了国庆观礼，受到了、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在北京逗留期间，朱德听说老熟人彭澎的遗孤来了，还特别出邀请，她应邀来到朱德总司令家里做客，叙述了自己的人生之路。数十年后，朱德的女儿朱敏，重访老区宁都，还特意找到她长聊。
女人的荣耀，可能是男人的“灾难”。黄国文，成为家庭中一个尴尬的角色。国民党大兵的历史，使他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1951年早春，几匹来自北方的大洋马，急促的脚步把鹅卵石巷道击得直冒火星，马群嘶叫，直奔米市巷彭国涛家。
“砰砰砰——”门被敲得很响。黄国文从门缝瞧见，大洋马后面，威风凛凛，有3个身着军装，荷枪实弹的人。他被吓坏了，估摸这伙解放军是来捉自己的，想溜，腿脚抖得像筛糠，拼命使劲就是迈不开步子。
来者，是解放军某部的刘师长，衣锦还乡。当年，是彭国涛爬山涉水，去那个人迹罕至的山村，从牛背上把他拽下来，扩了他的红。他把手中的竹鞭一扔，拖着两条大鼻涕，两脚泥水，走上一条光辉的战斗之路。饮水思源，刘师长不忘自己革命的引路人，特意来寻源谢恩。破屋里，看到还很没有“进步”的恩人彭国涛，刘师长带她去走访了专署专员、县委书记、县长。
临别，刘师长悄悄地但却明确地劝她离婚：“一个红军干部、烈士子弟，与一个白军搅在一块，会冲淡颜色哩！”县里也有意，要让她担任县委妇联主任，可是，她还不是党员，红光灼灼的县委妇联主任，背后立着个白军大兵，那政治影响肯定不好。
蕴意婉转而明确，何去何从？
这是一个政治难题，也是一个人生考验呀。结婚之日起，木讷的老公就在思想、经济、生活上，日愈处于从属地位，连她生育的儿女也统统随母姓彭。解放后，他成为一名菜农，与她的干部身份拉大了距离。迟钝的丈夫，也屡屡感觉到自己存在的别扭，多次提出：会妨碍她的前途，就……
在仕途与良心的考验之间，她踌躇许久，最终战胜诱惑选择了后者。一个员应该是一个善良者，出于一种善良的本能，她不能伤害无辜，伤害相依为命十几年的老实人。
在当时，这被认为是政治思想觉悟不高，阶级立场不稳，没有经受住考验。
她的入党延期了。既不是党员，那也不适于长期待在区委。1958年大跃进，城关镇让她到街道去筹建缝纫社。
初时，缝纫社十几个家庭妇女，三四台缝纫机。经一年努力，业务不断扩大，展为有六个门市部，近百名职工，职工月薪从十几元提高到30多元。
哪里艰苦到哪里去，1959年，县里要在一片荒山坡组建光荣敬老院，又派她去负责。那是一桩更艰难的工作，而她的工资则相反，不但不升，反而降为月收入20多元。她很为难、犹豫不决，那时，她坚持不懈积极要求入党，党组织说：
4永远的考验：她可以承受生命之重（4）
去吧，要经受得住考验。
她去了那片荒地，经受组织的考验，更是经受人生的考验。
三、风雨飘摇，她成了46个烈属老人体贴入微的孝女大校场，在当地也读大“窖”场，“窖”是葬的意思。大校场，古代的演武之地，演武时演死的人，就地埋葬，早已落魄为一片荒山野岭，人高的荆棘丛中，时而冒出几座坟墓，随处可见森森白骨。
老枯树、荒草、地洞中出没蛤蟆、野兔、大极了的蚱蜢、油葫芦、蟋蟀。有一只鲜艳如火的红狐狸，常常从眼前一掠而过，熟悉了，它有时会突然出现在屋门口与她对视。
过过野人生活的彭国涛，并不惧怕大自然的荒凉，她喜欢那只火狐狸。
选择地址、设计绘图、选料、请工、监理、参加义务劳动……一应事宜，无不艰辛，由她全程料理。一切从头干，从头学。遇到太困难、伤心的事，她流着泪想：再困难也要挺住，要干，这是党在考验我呢！半年后，第一幢住宅拔地而起。几经动员，烈属们却不愿意去住，认为：光荣敬老院只是嘴巴上光荣，生活艰苦，一伙鳏寡孤独凑在一起不体面。她便把老母亲接进院，她的母亲是一个坐标，是全县举足轻重的烈属代表。接着，她动员第4街烈属第一批入院，然后把城关镇一街一街的烈属，及全县的烈属老人接入院内。
数十位老人的护理，吃喝拉撒，衣医住行，无异于一堆堆难缠的乱麻。那年，她42岁。
走马上任，出师不利，第一个星期，有两位老人接踵去世。
为避邪，院里的人大部分躲离了。院里无男丁，彭国涛就自己动手，按地方风俗买水为死者擦洗净身，与院里唯一的女服务员，抱头扛脚，装殓入棺。死人入殓，要在灵堂里停放七七49天，49个夜晚都要有人守夜。别人不守，彭国涛就自己来守。
山荒夜寂，风声鹤唳，鬼哭狼嚎，无不骇人。为了壮胆，夜里不敢熄灯，山风过坡，呼地一声，灯火像似鬼火摇晃，屋子里一阵乱响，火“卟”地灭了。那只火红的狐狸，跑到屋里来与她做伴，把她们吓得半死。她们便点燃两盏灯火，却又心疼油钱。后来，她干脆要求丈夫每晚收工后，赶到敬老院来陪住。
死人难守，活人更难护。逢风雨之夜，行动不便的老人起夜，她也得起夜。
数月下来，她面黄肌瘦，脸庞小了一圈。再这样拼下去，命都会拼掉。家人劝她别干了，一月25元收入，值吗？她置之不理，说，再困难也要挺住，要干，这是党在考验我呢！考验，你们知道吗！40多个烈属，个个都是烈士的父母或妻子，现在只能靠自己来做孝子。老人病了，她当护士；老人死了，她当孝女；老人事多，这个不病那个病，她常常中夜而起，为老人倒水、喂药、掖被子、端便盆；白天则缝补浆洗采买物品，忙碌不停。
她日夜奔波，为敬老院接进了水电；建起了院墙，喂猪养禽，种植了4亩柑桔树、数十株板栗；开垦了3亩蔬菜地，每年收入可达几千元。她收留三个孤儿，一个成了国家干部，两个成了敬老院的强劳力。
敬老院的条件日益改善，生活越来越好。老人们由不习惯到习惯，继而把敬老院当成了自己的归属，自己的家。有几位老人，还认彭国涛作契女，把她当成亲生女儿。她则把院里的老人都当作父母。可是，一人服侍40多个父母，父母是不是太多了！40多个父母确实太多了，但他们都是烈士的妻子、父母，他们倚门倚闾，烈士在九泉之下会不安的。想到烈士，彭国涛不嫌多，始终不厌其烦，一如既往地侍候老人们。
90多岁的老人陈门女，瘫痪在床，大小便失禁。一日两次，彭国涛用热水为其擦拭身子换衣服，直到半年后病故。
卢方才老人神经失常，是个文疯子，生活不能自理，且时有惧人之举，人们都离他远远地，只有彭国涛一人服侍、调教他。另3位年岁太高的老人，行动不便，诸如洗衣服、晒被子、生火笼暖脚，所有的杂事也都得彭国涛亲自料理。
5永远的考验：她可以承受生命之重（5）
渐渐地，彭国涛成了老人们的手、脚，成了他们身体的一部分。老人们信任她、爱戴她，离不了她。
有一年，县里筹建按摩诊所，调她去担任所长。只两天时间，老人们怅然若失，惶惶不可终日。几十名颤颤巍巍的老人进城集体上访，流着泪水坐到了民政局里，不吃不喝不讲道理，硬是要上面把“彭澎的女”调回来。
老人们的子女的名字，可以串成该县的革命历史，这个事件震动了县城。
彭国涛的婚姻，既是在“蒺藜丛下躲雨”，没有躲过雨是另一回事，却必然要挨刺。
“文革”时期，丈夫的白军大兵身份又一回大大张扬，她全家再次受株连，下放到偏远的琳池乡。一年后，当年的警卫员，陈昌奉担任了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回家乡来看她。询问她的况后，说：“你是老革命，烈士的后代，应该彻底落实政策。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来。”从乡下赶回来，她被接见，只提了一个要求：恢复工作。
在省领导面前，县领导也慷慨大方得很，赶紧说：提吧，县革委会正缺人，到哪个部门都行。你是老革命，工资、待遇补补办都应该。
她开口了，却要求回光荣敬老院，说：“那儿，还有几十个烈士的父母，没人关照，吃喝拉撒都成问题，生老病死都没人管！”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下放的数百个日日夜夜，几十位烈士的父母，萦绕心间，炮打火烧的“文革”硝烟中，她必须去照拂孤独的老人。
她要为革命老人做一代孝女。
对于敬老院，“文革”中多有微词：光荣敬老院――嘴巴上的光荣；院长――实际上是老保姆。听了她的选择，陈主任与县革委领导对视，欲又止，只得随她去了。
时间的风霜，无比凌厉，在彭国涛额头上镌刻下深深的皱纹，她老了。近十年来，她不仅担负着敬老院里繁重的工作，还兼职当人民陪审员、县人大常委、县政协常委，从事大量义务的社会活动。
多年来，她以忘我的工作为“彭澎的女儿”，赢得了一串串荣誉。她曾三次上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多次受到华东军区陈毅司令、民政部、天津南京市人民政府、江西省人民政府宴请；曾数十次荣获全国、省、地、县“双拥”先进个人奖、“老有所为精英”奖等。
闲下来时或梦中醒来，她会突然想到那只鲜艳如火的狐狸，它到哪里去了，怎么不来看我呢。
敬老院里，她上上下下忙碌着，饱经沧桑的脸上渐渐地增添一条又一条皱纹，却始终挂着宽厚而慈祥的笑容。这种笑容，只有与世无争，生活上感到满足的人才会有。
但她并不满足，她的入党要求没有批准。她认为这个党是她爸爸的，她一定要加入，年年都递一份申请书。
她感到苦恼的是：年复一年写申请，考验了40多年，怎么就不批准自己入党？
四、申请52年，彭国涛72岁终于入党1985年，老枝萌芽的季节。
彭国涛往来于县委党校的路上，荣幸地参加了县直属党委举办的党训班。上百名青年男女间，突兀地夹着一个白皓老人。青年们从小听她讲传统长大，以为这位老奶奶是来讲党课。一问之下却大吃一惊：这个响当当的先进，三次进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数次到省里参加“双拥”先代会，年年上报、广播表彰的人物，竟是党外人士？
彭国涛也十分吃惊：过去自己要求入党时，是一个人。现在，要求入党者竟然成群结队。
不知是第多少次进建党对象培训班，结果仍是“陪训”。每一次培训，几乎所有的受训者都入了党，唯她例外。问原因，谁也不知道，成了一个謎。
她说：“组织上一直在考验我，50年了。”1987年7月，当年曾劝她离婚的刘师长回乡，在县委大院，大其火：“彭澎的女不是员，谁还配？”两个月后，她成了一名预备党员。此年，彭国涛72岁，申请入党52年，被考验52年。从“共青团”到中国，这一步，竟跨越了半个多世纪！入党不久，她就被评为优秀员。
6永远的考验：她可以承受生命之重（6）
四五个孙子孙女，全体待业，烽烟四起，免不了冷嘲热讽“围攻”她：“你是1929年的‘老革命’，到现在，为什么还不是国家干部？外祖父活到现在，少不了是中央级干部，他为国捐躯，为什么，我们满门忠烈，连一个国家编制的工人都当不上？有人‘新革命’，当了点小官，老婆子女安排得风风光光？你死要面子，为什么不帮我们说说话？！”对这些时代的毛病，彭国涛有些隔膜，常常无以对，于是，她就想起了“考验”，猛然冲出一句话：“你外祖父命都去了，尸骨不留，我们又贪图什么呢！”那年，日愈苍老的彭国涛，做了胃切除手术，医药费、营养费、生活费……
没有出处。有关领导，接待了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上访，但不知如何解答这个老人关于“革命干部”和“国家干部”的含义。事实是，尽管她1929年就掖着脑袋“闹红”，至今，只是个每月拿60元优抚金，加上临时工月薪25元等，总收入100多元的优抚对象。当年，她扩红百余青壮年参加红军，有的人成为将军和省市级领导，她却仍是担任宁都县光荣敬老院院长的临时工。
一条布满荆棘充满艰辛的人生之路，她已经执著地走了80多个春秋，迈着龙钟步履，她仍然走得那么从容，走得那么坚毅。
彭国涛是86岁去世的。死前一日，经受考验终生，久病迷糊多年的她，突然清醒异常，像个初世孩子望着面前这个久违而陌生的世界。面对几位来探望的领导，人们以为她会为亲人提出最后的要求，不料，她声音软软地却说了一席很“真率”的话。
“原先，我有两件事想不通：一、父亲为革命割了头，革命成功50多年了，他的头没找回来，连一座坟茔也没有；二、自己革命70多年，并非临时革命者，连临时的念头都没有过，还是个永远的临时工。现在我想通了，革命是不能寄予任何个人回报要求的，否则，那也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彭国涛有个外孙名叫赖国芳，是县政协副主席，他将此告诉笔者。
我楞楞地想了许久，心异样肃穆而庄重：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不一样，彭国涛以86个春秋的忠贞不渝，说明她可以承受生命之重――那永远的考验。
全书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