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的活法（精彩选载）》
“牵犬东门岂可得乎？”(1)
这是秦相李斯在腰斩前，对他一起俯首就刑，一起奔赴黄泉的儿子，既是临终，也是临别的一句有名的话。死在当头，能有心思说出这番言语者，非常人也。 我总觉得古人在有些方面，要比今人强些。至少，这种赴死的慷慨，这种生死不计的从容，这种坦对死神的勇气，后来的中国人，除了那些有着坚定信仰的革命党人外，恐怕再难找到类似李斯这样死无足惧的汉子了。 至于芸芸众生，大都按蝼蚁尚且惜命的哲学，贪生畏死地苟活着，只有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在去法场的路上，对着围观的人群，无师自通地喊出一声：“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但很快，这位流氓无产者的懵懂之声，也成绝响。至于嗣后的文人，也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碰上这种场面，天哪！那表现实在相当泄气；可以写无数遍磕头告饶的检讨，但像秋瑾女士那“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绝命诗，再无人敢有勇气诌出一句半句来。 于是，李斯能在死前对儿子说出“牵犬东门岂可得乎”，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举动。 李斯相秦，厥功甚巨。应该这样看，始皇帝的千古功绩，有一半得算到李斯的头上；同样，嬴政的万世骂名，也有一半是这位相爷出的坏主意所招来的。所以，李斯这个非常之人，就有可能做出非常之事。譬如死前扯这两句闲淡，也正是他不同凡响的地方。 马上就要行刑了，刽子手已经将那把磨得雪亮的大片儿刀，擎在手中，只等监刑官一声令下，就要将他拦腰截断，一分为二。他却有功夫，有闲心，与马上也将人头落地的儿子，侃侃然谈起陈年往事：“小二子，你还记得嘛，那时候，我领着你们哥儿几个，牵着一串黄犬，出上蔡东门去猎兔的情景么？看来，这样的闲情逸致，大概是不可再得了。” 这种对于死亡的不动声色，说是视死如归，可以；说是将生死置之度外，也可以；说是大彻大悟、黑色幽默、生命最后的调侃，都未尝不可。然而，他以这种狂狷的外在方式，说出这番话语，我认为是这位走出上蔡的河南汉子，对其追逐权力的终身选择，所进行的一次彻底的全面否定。 古代知识分子，十有九，或十有九点五，对于权力场有着异常的亲和力。近代的知识分子是否也如此这般，不敢妄说，但我认识的一些作家、诗人、理论家，和什么也不是的混迹于文坛的人物，那强烈的权癖，那沉重的官瘾，也不让古人。这倒不是孔夫子“学而优则仕”的金科玉律所影响，所诱使，而是内在的，与生俱来的，从一开始读书识字，便要出人头地的基因在作祟。正是这种基因，才产生谋取权力和崇拜权力的冲动，以及随之而来的阿谀奉承，磕头巴结，膝行匐伏，诚惶诚恐的奴才相；卑鄙无耻，不择手段，削尖脑袋，抢班夺权的恶棍相；失去顶子，如丧考妣，致仕回家，痛苦万分的无赖相。一个文人，倘若耽迷于权力场中，自以为得意，就少不了这三相。 李斯直到腰斩这一刻，才悟道，才明白，为时已晚。如果一直纵狗猎兔至此，在老家上蔡啃干馍，喝糊糊，听梆子腔，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眼看着法场上像砍玉米秸秆似的，倒下一排排子女亲属的尸首。 他杀了一辈子人，如今，轮到他被人杀，这滋味不好受。 司马迁在《李斯列传》的结尾处，写到了这次残酷屠杀：“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夷三族。”所谓“三族”，按《后汉书?杨终传》：“秦政酷烈，违忤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的李贤注释，应该是“父族，母族，妻族”。这时，李斯明白为他权力狂人的一生，要付出多少代价。至少，好几百条性命，受其株连，与其父子同时同地遭到屠灭。 这位法家（按文革时的封号），当他为秦始皇的铁杆屠夫时，在骊山脚下坑掉数百名儒生，连眼睛也不眨一下；但此刻，身边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的场面，大概唤醒了他早已泯灭的人性，这位秦国丞相，《大秦律》的制订者和执行者，也不由得为这个残酷暴虐的政府痛心疾首。就以指鹿为马的赵高对他的处置而言，人，只有一死，施以五刑（黥、劓、斩左右趾、枭首、菹其骨肉于市），已经足够死上好几次，而且最后还要剁成肉酱，又如何再来进行腰斩？可这种匪夷所思的刑罚，没准还是他任廷尉那阵，颁行天下的呢！想到这里，他也只能没屁好放。 鲁迅先生曾经在《病后杂谈》中，骇异中国古代刽子手，对于人体解剖学的精通，不知杀了多少人，才有这一份“庖丁解牛”般的娴熟手艺。李斯应该明白，正是他给了刽子手以杀人无算的机会，才使他们练出这一份又割又剐，又杀又砍，又凌迟又腰斩而并行不悖的职业本领。于是，李斯只好领教他自己厘定的酷刑，在自己培养出来的刽子手的刀下，俯首就刑。这刑罚，是一个无限延长的死亡，让你复杂地死，而不让你简单地死，让你看着自己一点一滴地死，而不让你痛痛快快地死。此时此刻的李斯，该多么怀念那一去不复返的，牵着咻咻嘶叫的猎狗，出上蔡东门，在秋日衰草丛中，追逐成群狡兔的无忧岁月啊！ 后来的文人墨客，就把李斯这句死前名句，缩成“东门犬”三字，既表示恨不如初，也表示对自己追逐一生的权力基因的彻底决绝，在人鬼交替，阴阳分界的这一刻，作出来俺错了的悔愆。孔夫子曰：“朝闻道夕死可也”，对李斯来讲，也就够了。
“牵犬东门岂可得乎？”(2)
但很多搅进权力场中的知识分子，至死也不会有这种醒悟的。哪怕进入回光返照的生命倒计时，还在意讣闻怎么写，谥法怎么订，官衔怎么挂，花篮怎么放，哀乐怎么奏，丧葬费怎么报销等等情事而不肯瞑目。余生也晚，没赶上前清或民国文人，如何安排后事，但倒多次碰上离死不远，危在旦夕，还念念不忘级别、名次、职位、头衔的当代文人，其中不少还是相识者。最后到八宝山瞻仰其遗体时，那脸容上的权力欲念，好像很难通过化妆术遮掩住。呜呼，活为权累，死还为权累，真是惨不忍睹。 于是，我越发佩服顿悟的秦相李斯，赞赏这位河南汉子临终时的自我否定。当然，还有另一位觉悟者，同样值得大书特书，那就是晋代的陆机。同时代人总把他与美男子潘岳相提并论，“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世说新语》），估计他也是一位很帅气的青年作家。无独有偶，他也给历史留下一个死之将至，憾悔不迭的典故，恰恰是与“东门犬”对仗工稳的“华亭鹤”。 他在砍头前说“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这句话时，已是距李斯死后的511年。 陆机，及其弟陆云，为吴郡人。其祖陆逊，为吴丞相，其父陆抗，为吴大司马，是江东数一数二的大贵族。华亭，地名，即今之上海郊区，百年前，上海开埠时，还不过是小小渔村，那么，公元三世纪，吴淞江口，肯定为大片滩涂，必然有许多迁徙的候鸟，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停留。陆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晋书》） 这位风流才子型的、知名度又非常高的公子哥儿，我想他一定很自负，因为他具有名气、才分、金钱、权势四大绝对优势。我遍数当代作家，兼备者简直找不到，不是有才无名，就是有名无才，不是有钱有势而无才无名，就是有名有才而无钱无势，当然，勉勉强强，降低条件，也不是不能挑出几个，可不是地瓜，就是土豆，不是獐头鼠目，就是歪鼻斜眼，真有黄鼠狼下豆鼠子，一代不如一代之憾，让人扫兴得很。所以，闭目一想，海天一色，碧空万里，秋日遨游，滨海望远，我们这位才子，优哉游哉，听那声声鹤唳，该是多么潇洒，多么自在啊！ 相比之下，河南人李斯，就显得寒伧和土帽了。司马迁说他，“为郡小吏”，钱宁的小说《秦相李斯》，说他是一个仓库管理员，姑从此论，顶大也只是个科级干部而已。估计李斯先生西装是会穿的，领带未必打得好，普通话会说的，豫东口音改不了，因为经常要下乡收粮，过河淌水，说不定打赤脚，接受过多的阳光，又舍不得买护肤用品，也无法跟那个小白脸的贵公子相匹敌。所以，在风肃霜白的深秋季节，就没有陆机那分风雅了，只能在上蔡东门外的旷野里，气喘吁吁地跟着狗屁股后面，跌跌撞撞，满头热汗地逮兔子，和儿子们一同玩耍。 尽管家庭出身，文化背景，经济状况，门阀谱系，两人差异很大，但“东门犬”、“华亭鹤”带来的快乐，却是同样的。而且，相隔五百年的这两位，那融化在血液中的权力基因，到时候开始发酵，开始膨胀，开始不安分，开始不那么规矩道理起来，也是不约而同的。 有一天，据《史记》，李斯“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挈，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上蔡这巴掌大的县城，对他来讲，就是“厕”而不是“仓”了。凡知识分子，无论其出身雅贵，或来自鄙俗，总是看到自己的毛重，而不看自己的净重，总听到别人对自己的恭维，而很少能实事求是地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都自视甚高。于是，他让他的老婆烙了几张河南人称之为馍的大饼，上路了。 后来，西去秦国，他发现那里的锅盔，才是最适宜携带的干粮，这种不霉耐存的食品，是秦国军人具有持久战斗力的重要因素。由此，我估计，欣赏锅盔的李斯，必定是羊肉泡馍的热烈爱好者，否则，不会西去咸阳数十载，不回他河南老家一趟。前几年，经韩小蕙女士的鼓吹，文学界有陕军东征之说，兵马俑的后代们，很风光了一阵。因而我浮想联翩，没准羊肉泡馍比河南的烙饼，更助文思。隶属豫军的李斯，在上蔡蛰伏时，连文学青年也不是，后来，到了陕军地界，成了大作家，也就不必奇怪了。 《古文观止》里收有李斯的一篇《谏逐客书》，很棒。小时候被家长的戒方镇压着，也曾背得滚瓜烂熟过的，当时并不懂得文章的好处何在，但秦始皇从善如流，收回成命，使我对他刮目相看。暴君未必全暴，英明之主未必全部英明，这大概是我最早学到的一分为二法。李斯一开始，并未想投奔秦始皇，他虽有不当“厕”中之鼠的志向，但找一个什么样的“仓”中吃食，是相当低的。所以，告别父母妻子，往东而不是往西，磨洞了好几双千层底鞋，朝山东苍山走去。这就是农民的李斯，那种庄稼人播种时的小心眼，小算盘，小天地，小格局，小农经济的小家子气了。 后来，我也发现，包括农民中走出来的作家、导演、社长、总编、厂长、主任、老板、经理，都得等到小苗从泥土中冒出尖来，看到了希望，尝到了甜头，才敢放开手脚，才敢不顾一切，才敢胡作非为，才敢无法无天，一步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起来。  
“牵犬东门岂可得乎？”(3)
那几张老婆烙的干馍，早已霉得可以做大酱了，他也舍不得扔掉，在兰陵郡的名儒荀卿学塾里，含辛茹苦，只是想混一张文凭，将来到郢都寿春，在楚国政府里，弄个处级干部当当，也就谢天谢地了。谁知新来的同学韩非，在学塾中大讲国际形势，大谈超级大国、合纵连横、战争和平之类的话题。当然也不乏黄段子，短信息，桃色新闻，小道消息，让李斯顿开茅塞，大开眼界。农民通常保守，但一旦接受了新事物，开化的速度更邪性。所以，近年来许多极新锐的作品，出自极农民的作家笔下，是可以理解的。于是，李斯觉得时机到了，对荀卿说再见了：“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 楚国这个“仓”，再大，也大不过秦国，那里才是他这样有抱负的耗子，得以施展才干的所在。权力基因驱使着他“西说秦王”，他相信，凭他三寸不烂之舌，弄个一官半职，当不难。因为自古以来的城乡差别，受教育程度，疏离于政治文化中心，缺乏社会基础和人际关系，像上蔡县出来的这位知识分子，获得权力的几率，较之城市出来的知识分子势必要低。所以，在权力场的争夺中，对于渴嗜权力而机遇不多的乡下人，往往比城市人更多冒险意识，更多投机心理，也更多赌徒思想，不遵守游戏规则的悖背做法，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非常行径，李斯也比他人更无顾忌一些，按劣币驱除良币的定律，他在秦国权力场的斗争中，倒容易处于优势地位。 就在这种权力场中的不停洗牌中，李斯脱颖而出，所向披靡，攀登到权力顶峰。 他走出上蔡时，没想到会成为世界上这个顶尖强国的首相。所以，当可能的敌手韩非，出现在秦国地面上，他就以他撵兔子的那肌肉发达的腿脚，坚定地要迈过这位公子哥的障碍，并踏死他。尽管李斯承认自己，无论在学养上，在谋略上，在文章的思想深度上，在决策的运筹力度上，远不如这位同窗，但在卑鄙和无耻上，下流和捣乱上，李斯做得出的事，韩非却干不出来。这位高傲的王子，永远超凡脱俗，永远高瞻远瞩，永远扬着那思虑的头颅，注视着动乱不已的六国纷争，却从不提防脚下埋伏的地雷，和一心要算计他的、那心怀叵测的红眼耗子李斯。 他对秦始皇说：“陛下要委韩非以重任？” “朕早说过，寡人若得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他阴险地一笑：“陛下欲并诸侯，韩国不在其中乎？” “哪有这一说！” 他匐伏在台阶下，一把眼泪，一把鼻涕：“陛下别忘了，韩非为韩公子，是有家国之人，最终，他的心是向着他的故土，而不是陛下，这点道理，圣明的大王呀，你要作出睿断啊！”秦始皇一皱眉头。 李斯心里想，明年的这一天，该是他老同学的祭日了。雅贵出身的韩非，想不到李斯端给他的，不是羊肉泡馍，而是一碗鸩药。五百年后，同样也是雅贵出身的陆机，想不到拿到手里的，却是一纸军前处决的斩首令。以他家族三代领兵为将的军人风度，陆机对部下说：“成都命吾以重任，辞不获已，今日受诛，岂非命也！”慷慨从容，仍是文人意气，讨来笔墨，洋洋洒洒，给下令处死他的成都王司马颖，写了一封“词甚凄恻”的长信，然后，站直了受刑，面不改色。 毙命本非必然，纯系自己找死。他完全可以在华亭听他的鹤唳，写他的诗赋，大可不必到多事之秋的洛阳，来求什么发展，江东半壁江山，还不够阁下施展？如果说李斯以上蔡那区区小县为“厕”，还情有可原，而陆机竟把人文荟萃的江东为“厕”，那他这只耗子也太狂傲了。 他以为洛阳不知是多么丰沛的“仓”，他以为他来到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必是万人空巷，夹道欢迎的场面，只要他一张嘴，必是最理想的安排，为文臣，非卿即相，为武官，非帅即将。即使退一万步，以他的文学声望，按大司空张华的评论：“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按大著作孙绰的评论：“陆文如排沙简金，往往见宝。”由他来领衔文坛，铨衡士林，雌黄人物，月旦潮流，更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 在他心目中，盛名，高位，要职，权威，几乎是不用吹灰之力，就唾手可得的。 其实，能当一个好作家者，未必当得了一个好官；同样，一个当得好官的人，也决成不了好作家。当官的，若附庸风雅，可以，若绝对风雅，则可能坏事。陆机的文章写得不错，他的那篇《文赋》，是用赋的形式，写出来的文学论文，具首创精神。他的那篇《辨亡论》，论东吴的兴衰存亡，也是相当重要的史学论著，他要一直写下去，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肯定是举足轻重，不可一世。但文章写得好，不一定就得做官，我们这位作家，有了这点本钱，便以为可以伸手要官，便坐卧不安，就令人不敢恭维了。他应该明白，写作是他的强项，当官是他的弱项，舍其长，就其短，最后，失败，杀头，只能说是咎由自取。 陆机到得洛阳，初时，顺风顺水，但“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被大家看不起；后来，他反水，诛贾谧，立了功，赐爵关中侯；接着，世事难料，千不该，万不该，卷入走马灯的“八王之乱”；试想一下，今天的一个中学生，从历史课本的叙述中，都难理清这场狗咬狗的血腥内讧，谁杀了谁，谁又被谁杀了。我想，在杀得昏天黑地的当时，陆机更分不清那些姓司马的一个个王爷，谁比谁更王八蛋了。  
“牵犬东门岂可得乎？”(4)
在这期间，他先为吴王司马晏的郎中令；后为赵王司马伦的相国参军；赵王篡位，他算投机成功，得以授中书郎一职；谁知很快，齐王司马率兵将赵王干掉，这样，他被怀疑策划并参与了推翻那个白痴司马衷的阴谋活动，抓了起来，等着杀头；幸好成都王司马颖，和吴王出面保了他，减死徙边，脑袋没有丢掉。 后遇赦幸免，这就该洗手了吧，《晋书》称：“时中国多难，顾荣、戴若恩等咸劝机还吴，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其实，这位青年作家恋恋不舍，呆在都城，还是有所图谋，还是贪慕官位，还是想再赌一把。权力如醇酒，不饮自醉，何况他已经饮出点味道来呢！这也是大多数人，如蛾趋火，非要往危险的足以烧得焦煳的热焰扑去的劣根性。 这一回，他把命运系于成都王司马颖，因为授了他一个平原吏，因此，他有些犯晕，“谓颖必能康荣晋室，遂委身焉”，陆机把宝押在一个“形美而神昏，不知书”的笨蛋身上，焉有不败之理？最后，他因兵败遭谗，j人谮害，遂被他以为的中兴之主，处死于军前。他作为一军之长，本可以将丑类整肃，不至于恶人先告状的。倘不然，交出军权，一走了之，也无不可。但知识分子的优柔寡断，当决不决，该办不办，首鼠两端，加上他文人的感情用事，只好交出脑袋，作“华亭鹤”之叹了。 现在，回到五百年前，那个“牵犬东门”的李斯，下场之匆促，完蛋之迅速，就更是不可思议了。 重新阅读这段尽人皆知的秦亡史，我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如此精明老道，如此能言善辩，如此才睿智捷，如此计高谋深的李斯，在秦始皇沙丘驾崩后，在赵高、胡亥策划的宫廷政变中，忽然成为一个处处挨打，事事被动，步步失着，节节败退的完全无法招架的庸人？为什么一个曾经是纵横捭阖，兼吞六国，明申韩之术，修商君之法，入秦三十年来，无不得心应手的超级政治家，怎么能事先无远见卓识，猝不及防；事中无应变能力，仓皇失措；事后无退身之计，捉襟见肘，竟被智商不高的赵高，基本白痴的胡亥，玩弄于股掌之上？ 我想，也许一位伟人在谈论知识分子问题时，曾经引用过的一句成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可以得到解释。 李斯在他最得意时，曾经“喟然而叹”过的，“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而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何谓“税驾”，据唐?司马贞《史记索隐》：“税驾犹解驾，言休息也。李斯言己今日富贵已极，然未知向后吉凶止泊在何处也。”这就是说，这位上蔡县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早就清楚，他曾经依附的那张皮，一旦化为乌有，他这根毛就没着没落，不知伊于胡底了。而“华亭鹤”主角，就更为凄惨，他想依附的那张皮，根本就靠不住，那岂不是找死么？所以，当秦始皇的尸体腐烂发臭，又将更恶臭的鲍鱼混装在车里，顶风臭三十里的时候，李斯所作的一切挣扎，都无济于事了，他只有走向刑场，这时，他悟道了，为这种飘泊不定的羽毛般的命运，值得付出一生吗？ 司马迁这样写道他的结局：“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 历史是不相信眼泪的，所以，我特别膺服捷克作家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里，那最后一句语重心长的话：“人们，我是爱你的，可你要警惕啊！”因此，无论什么样的诱惑，金色的，银色的，红色的，黄|色的，粉红色的，甚至五彩缤纷美轮美奂的，我们都应该尽量离得远些，更远些；看得淡些，更淡些；想得少些，再少些。这就是“东门犬”和“华亭鹤”这样的典故，所寓涵的时代意义。  
雪夜访戴潇洒一把(1)
《世说新语》里，有很多魏晋文人的潇洒故事，最脍炙人口的，莫过于“雪夜访戴”这段佳话。要论潇洒，能玩到如此令人叫绝的程度，从古至今，还无人与之颉颃。 如今，不是没有潇洒的文人，也不是没有文人的潇洒故事，只是称得上为文人的今人，很遗憾，无论学养、教养、素养、修养，这四养，实事求是地讲，较之古之文人要差一点（有的，恐怕还不止一点）。因而，即使潇洒，也难免捉襟见肘，进退失据；纵有风雅，弄不好也会水裆尿裤，令人气短。 潇洒二字，谈何容易？也不是说潇就潇，说洒就洒的。冷眼旁观文坛半个世纪，有的，潇洒得起来；有的，潇洒不起来；更多数人，其实是在装潇洒。装，也就是演戏了，红脸、黑脸、白脸、三花脸，老绷着那架势，我看他们也挺累的。演好了尚好，演不好，拿不住那个劲，不知哪招哪式，露了马脚，不知哪腔哪调，错了板眼，一片倒彩，贻笑大方，也蛮不是味的。所以，从古至今，作家的内涵如何，才是能不能够潇洒起来的基础。 且看四世纪的王徽之先生，是怎么“秀”的？而且从中我们又可以观察到一些什么？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这个王子猷，其父，是晋代大书法家、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其弟，是与父同样有名气的书法家、简文帝婿、建威将军、吴兴太守王献之。其叔祖父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由于王导在晋室南渡后的筹谋擘划，才得以使司马睿偏安江南一隅，使晋祚又延续了百年之久。 因此，从这样总揽过晋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国政的宰辅家门里走出来的年轻人，今天那些高干子弟是无法望其项背的。应该说，真正的贵族，和暴发户贵族，和装扮出来的贵族，和尚未洗净腿上泥巴的贵族，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因此，像王徽之以古老的门阀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潇洒，不是随便一块什么料，就能行得出，做得到的。 而时下那些认为有钱就能够买到一切，认为有权就等于拥有了一切的新贵们，我也真佩服他们那种以没吃过猪肉，但见过猪跑的勇敢，觉得恶补一顿，便也八九不离十地像模像样了。于是，活像巴尔扎克笔下那些来到巴黎的外省绅士，勋章，宝石，假发，燕尾服，长柄眼镜，跳小步舞的紧身裤，都一律装备齐全。可贵族岂是好当的营生嘛？一要有渊源，二要有传统，三要有气质，四，更在于谈吐，举止，风度，仪态，所反映出来的器识，历练，修养，人品等等文化素质。一不留神，那呆鹅般的眼神，怔在那里，那傻张着的嘴，愣在那里，那习惯于跟在牛屁股后面的蹒跚步态，戳在那里，便把乡巴佬的本色，和盘托出了。 其实，有钱也好，有权也好，可以附庸风雅，无妨逢场作戏，但一定要善于藏拙，勿露马脚。即使你的吹鼓手，你的啦啦队，轰然叫绝，说你酷毙了，雅透了，您也千万别当真，别以为自己就是真雅、就是大雅而忘乎所以。记住毛泽东那首《沁园春》，也许是一贴清醒剂，连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认为“稍逊风马蚤”、“略输文采”呢，问一问自己，究竟算个老几？ 雅是一种文化、精神、学问、道德的长期积累的结果，雅是一种境界、意趣、品位、见识的综合素质的表现，琅琊王家，到了王徽之这一代，那记载着雅传统的厚厚家谱，不知翻过去多少页了，您哪?先生！所以，雅这个东西，表面上有，不算有，肚子里有，也不算有，只有骨子里有，基因里有，才算真有。 大家心知肚明，如今报纸上、电视上呶呶不休的那些文人雅事，只能说是要名、要利、要权、要色的赤裸裸自我表演，离真正的潇洒甚远。于是，谁也没有开会研究，谁也没有统一口径，约定俗成，一言以蔽之，统称之曰“炒作”。这个新名词，颇是那些急功近利的文化人状态的精彩表述。当然，王子猷也在表演，也有他的欲望，和想得到的东西。不过，他够水准，不那么下三烂，不那么迫不及待。所以，装出来的贵族，不是真贵族，做出来的潇洒，也算不得真潇洒。王子猷坐在船舱里，那一张脸上，炉火纯青得让你几乎猜不出他心底里，究竟在想什么。 剡溪，大约是今天的嵊县。旧时读郁达夫先生文章，知道他喜欢听“的笃班”，而且还同鲁迅先生一块去听过。“的笃班”，就是越剧的前身。从绍兴开车去这个越剧的发祥地，现在，估计用不了一个钟头。可在古代，得在曹娥江上坐一夜船才能到达。这位王羲之先生的五公子，腪乃桨声之中，雪花纷飞之夜，终于到了要去的这个地方。但故事来了，走到要去访问的隐士戴逵的家门口，正想举手叩关，忽而迟疑停住，然后转身返舟，依旧原路折回。 乘兴而去，去到了。兴尽而返，回来了。说白了，去，等于没去，说等于没去，可实际又还是去了。这位名士要的就是这份意思，见不见到戴逵，那是无所谓的。在意的是这个过程本身，过程既然有了，其它就不在话下了。  
雪夜访戴潇洒一把(2)
于是，经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记下来，大家读到这里，无不钦服，赞不绝口。 我也曾经心仪得不行过的，而且，还读到别人的文章，把王子猷这一次“雪夜寒江舟，把盏独酌人”的行径，足足那么誉扬了一通。但有时，细细考量过去，如果，王子猷去了剡溪，回到山阴，不那么张扬的话，除了他自己，和几位划了一夜船，已经精疲力尽的船工，没有人会知道这次忽发奇想的旅行。所以，我一直以小人之心忖度，王徽之也是在演潇洒，在营造他在时人心目中的风雅形象。 好像，这位公子哥，也难逃炒作之嫌呢！ 尽管如此，我还是十分膺服他的高明，高明在于他这样做了以后，不仅名噪一时，而且成为千古风雅。更高明的是，他这样做了以后，别人再也无法重新来过。他把事情做绝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地悠悠，只此一次，他独领风马蚤。你能不为这样顿成绝唱的“秀”五体投地吗？ 现在，即使你雇一架直升机，飞过去，又回转，别人只会视你神经有问题，而不会赞扬；知道这典故者，顶多笑笑，说一句东施效颦，就够客气的了。而且，我也不相信今日之现用现交的文人才子，会那么冒傻气，投资于一位马上见不到回报效益的隐士？除非那是一位刊发文章时附月份牌“美女”照一帧的同行，才肯去切磋切磋的。这也是女作家的裙后，总尾随一大批护花使者的原因。除此而外，就要看红包里有几张百元大钞了。 老实讲，从有皇帝那阵，迄至今日，写作，和写作的人，基本上都很“物质化”了，功利的目的，压倒了其它一切。也许，在性腺、金钱、权欲的驱动下，有可能不辞劳苦，奔波于途，去做一件什么事，去看一位什么人，前提必须是对自己有利。但是，穷酸秀才，囊中羞涩，广文先生，捉襟见肘，想潇洒，爱潇洒，以潇洒自命，但要真的潇洒起来，也并非容易的事。而且，几乎很难做到王子猷如此大牌的潇洒。银两充足者，未必具有这等雅兴，而涌上来这份突发奇想的情致者，也不会绝对没有；可物质、精神两手均不硬，就大牌不了。所以，这就是“雪夜访戴”成为后代文人艳羡话题的原因。 王子猷，豪门出身，高官子弟，本人也是黄门侍郎，骑兵参军，至少也是正师级的干部，官、钱、位，应该是说得过去的了，不是所有文人都能达到的境界。比起那些十年寒窗，熬尽灯油，蹭蹬科场，拼命八股，不知快活多少倍？按常理而言，王子猷似乎没有什么必要去张罗，去铺垫，去造势，去促销自己了，还有什么不够心满意足的地方呢？我也常常替这位古人纳闷，干吗呀，子猷先生，你累心不累心啊？ 正如那些报纸上天天见名字，荧屏上晚晚见形象，书店里处处见作品，网络上时时被点击的红人，令我不解一样，怎么总是没完没了地，永无厌足地折腾呢？闹不闹？烦不烦？后来，我明白了。这是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第一张牌倒下，第二张牌也就跟着倒，欲罢不能。 因为你想罢，别人也不让你罢，靠你卖钱，靠你嘬饭的人，恐怕轻易也不会让你罢。再说，你已经拿大顶，头朝下倒立在那里了，成了时人注目的中心，你也不能就此拉倒。至少，有人向你讨钱的帽子里扔钢?，至少，还有人为你的面不改色心不跳喝彩，因此，你自己也不想罢。一罢，全完，不就白费劲了吗？于是，只好抱着生命不息，炒作不止的恒心，继续卵子朝上头朝下地竖立在那里。 “雪夜访戴”的主角，虽然高明，说穿了，也是很在意这种热闹效应的，这也是所有热衷于炒作者的共同心态。要是听不到别人嘴里念叨自己的名字，看不到别人眼里关注自己的神色，觉不出无论走到哪里，身边总有环绕自己的一圈人，那一份寥落、寂寞、冷清、凄凄惨惨切切，真像是有无数的蠕虫，在咬啮着自己那颗已经受不了冷落的心。 于是，不制造一些新闻，不弄出一些响动，他是受不了的。于是，又看到了这位公子哥的表演：“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扫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命左右闭门，不听出。王更以此赏主人，乃留坐，尽欢而去。” 如果放在今天，娱乐版肯定会有“王子猷大闹竹林”的报道。 可惜的是，在《世说新语》这部书里，还有一则情节类似的记载，未能让王徽之独美于前。偏偏与他抢风头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弟弟王子敬，即王献之。“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而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旁若无人。顾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齿之伧耳。’便驱其左右出门。王独坐舆上，回转顾望，左右移时不至，然后令送着门外，怡然不屑。” 同样的剧情，不同样的结局，两相比较，倒能看得出来，一收一放之间，两兄弟的实力差距。他弟弟所以比他更有恃无恐些，更浑不在乎些，因为王献之的谱，能摆得更大些。而他，一个骑兵参军，是无法与驸马爷相比；现在还查不出王献之逛顾辟疆花园赏竹的时候，是否已任吴兴太守，若如此，这狂，就更没说的了。这样一比，顶多是个肩扛四个豆的王子猷，能不黯然失色吗？  
雪夜访戴潇洒一把(3)
其实，王谢子弟，谁不标榜清高，这种权位上的差别，会对王子猷产生影响而情绪低落吗？似乎应该不，然而却不能不。中国的文人，除极个别者，在乎权位，甚于在乎金钱，为之朝思暮想，为之夙夜匪懈，要甚于一般的追名逐利。在封建社会里，皇帝兴文?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