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文字狱，不知多少文人掉了脑袋，但无数举子，仍旧本着“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地做那金榜题名的梦，冀图从皇帝手里接过那件黄马褂。官之大小，权之轻重，是十分在乎的，连死了以后的谥名，都全力以赴去争的。别看他们口口声声不为五斗米折腰，不稀罕那蜗角虚名、蝇头微利，但在有可能得到的权位面前，没有一个人会掉头不顾而去的。 所有的演潇洒、装潇洒式的炒作，都不会离这利益的原动力太远。因之，对于敏感的王子猷而言，虽然他和他的弟兄们都拥有与生俱来的风流，和根本推不开的富贵，但客观存在着的高低之别，上下之分，这种心理上的隐痛，也会使王徽之活得不那么百分之百的开心。在王羲之的几个儿子中间，王子猷，一直处于这种觉不出来的压抑气氛之中，所以，他才有“雪夜访戴”、“竹园闹主”的表演，他不但需要人知道他的存在，更需要人为他的存在喝彩鼓掌叫好欢呼。 然而，他总是失落，有一次，他们弟兄三人“共诣谢安”。在王导以后，这位曾经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便是朝野众望所归的人物了。不过，在很长时间里，他一直隐居，时人有“谢安不肯出，将如苍生何”的舆论，把希望寄托于他。所以，这位头上有光圈的名流的人物品评，一句话，便举足轻重。“二兄（徽之、操之）多言俗事，献之寒温而已。既出，客问安王氏兄弟优劣，安曰：‘小者佳。’客问其故，安曰：‘吉人之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而且，谢安对王献之“其钦爱之，请为长史，安进号卫将军，复为长史”，如此重用，如此信任，在一向自视甚高的王子猷心灵里，能不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吗？ 他先在大司马桓温属下，任参军，后在其弟车骑将军桓冲手下，任骑兵参军，成了一个弼马温的角色。这种与他家门光荣不相称、与他兄弟们职务不相称的安排，也不能让他心理平衡。有一次桓冲问他：“卿署何曹？”对曰：“似是马曹。”又问：“管几马？”曰：“不知马，何由知数！”又问：“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最后一句，是孔子答复子路的话，他竟然拿来调侃上司，这潇洒也相当够意思的了（以上均《晋书》）。试想一下，琅琊王家，东晋政权中的第一豪门，皇帝都不得不让出龙椅的半边请姓王的坐，现在他却坐在冷板凳上，受命于行伍，那情绪会好起来吗？ 更何况他的婚姻状态，显然属于太过平庸一类，在史书上找不见一笔记载，比之娶了金枝玉叶的弟弟王献之，比之讨了谢家才女的哥哥王凝之，王徽之也无法神采飞扬起来。尤其他弟弟在当驸马前，与爱妾桃叶浪漫的恋情，与前妻郝氏缱绻的挚爱，那首为心上人写的《桃叶复桃叶》的爱情歌曲，竟流行江南一带，所有这些风雅绮丽的韵事，都与王子猷无缘，作为一个男人来讲，岂止是感到扫兴、窝囊、别扭呢？更多的倒怕是泛上的酸不溜丢的苦恼吧？ 所以，他时不时地要潇洒一番，要制造一些足够上娱乐版的头条新闻，在当时的南京城里，他肯定是娱记紧紧追踪的明星。“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世说新语》） 直到他弟弟垂危之际，出于手足之情，使他道出了心底的隐衷，“吾才位不如弟”，正因为才力的不逮，权位的差别，才不得不一个劲地装潇洒，演潇洒，填补心灵中的空虚。然而，王献之一死，他也未能活多久，至此，于是，这位公子，那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才中止进程。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懂得当今文坛，那些热衷于炒作的作家，干嘛要死去活来地折腾了。估计这些先生们，女士们，与王子猷一样，大概都有他（她）们见不得人的精神上的隐痛，和不可告人的内心里的苦衷。 文人嘛，大部分具有表现欲，甚者，还具有强烈的表演欲。这两者，从本质上看，是一回事，只是低度酒和高度酒的区别而已。从语义上推敲，表演应该要比表现更外在，更夸张一些。表现，主要是突出自己，让别人知道他的什么，而这个什么，基本上还是属于真我。表演，当然也是突出自己，但突出的什么，很有可能并非真实的自我，而是假我，或者压根儿的非我。然而，无论他怎么兴高采烈地表现或者表演，总是会有他内心里不快乐的一面。 偶读明代唐寅的诗作，题为《梦》：“二十余年别帝乡，夜来忽梦下科场，鸡虫得失心尤悸，笔砚飘零业已荒。自分已无三品科，若为空惹一番忙，钟声调破邯郸景，依旧残灯照半床。” 小时候，随大人在书场听弹词《三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谁也比不上这位风流倜傥的吴中才子唐解元，更快活无比，更开心自在，更得心应手，更放浪不羁的了。他的潇洒，他的炒作，他的表现，他的表演，无不臻于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从这首诗，从这其实也是他伴其一生的梦里，我们不也体会出他内心深处的阵阵隐痛，聊作佯狂的背后苦衷，和那掩饰不住的怅惘嘛！  
雪夜访戴潇洒一把(4)
所以说，潇洒难得，难得潇洒，想到这里，对于时下喧嚣的市场化炒作，对于时下文化人的忙忙碌碌，烈烈轰轰，奇奇怪怪，热热闹闹，也仿佛多了一分理解，也就随之豁然了。于是，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孔雀虽毒不掩文章(1)
明朝大j臣严嵩，其实是个正经诗人。他的诗，应该说写得不错，甚至可以说写得不俗。 当个j臣也颇不易，为臣本难，而为臣还要j，真得有点功夫。严嵩与周作人的命运不同，是属于因人废文的一种，谈到他的名字时，不会想到他除了j臣的名分外，还具有诗人的身份。 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载：“严分宜自为史官，即引疾归卧数年，读书赋诗，其集名《钤山堂稿》。诗皆清利，作钱刘调，五言尤为长城，盖李长沙流亚，特古乐府不逮之耳。”然后，他的结论是：“故风流宰相，非伏猎弄獐之比，独晚途狂谬取败耳。”从这同时代人的评论看，严嵩的诗，说不上非同凡响，但不同于一般，是可以肯定的。对作家来讲，能够写出有别于他人的作品来，就很足以自豪的了。 此人活到八十多岁，与周作人差不多，是一位长寿文人。我觉得，时下某些上了年纪的作家或诗人，终其一生，还未必能达到严嵩在《四库总目提要》被论及的水平。隔代以后，后人们谈到他名下的《钤山堂集》时，还认为他的文学成就，“在流辈中乃独为迥出”，能够在清朝的皇家典籍中，获得如此评价，可见其作品确实有独特不俗之处。《明史》称他：“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这也是个相当褒扬的说法。 严嵩在江西老家分宜县一个叫钤山的地方，面壁十年，苦读诗书，声誉卓著以后，也就“文而优则仕”，被召回来京城做官了。“进侍讲，署南京翰林院事，召为国子祭酒”。一个读书人，囊萤凿壁，悬梁刺股，熬到国子监首脑这样尊崇的位置上，也就是学术界、文化界的顶尖人物了。在封建社会里，当别的什么官，是比较容易的，只要有钱，有势，有关系，有门路，有裙带的援引，能巴结攀附，摇尾示好者，没有不达到愿望的。但要在翰林院混事，肚子里只有《三字经》、《百家姓》，或英文bc之类，恐怕还是不行的。即或扛着圣旨去了，坐在杏坛上，我想，那被众文人干着的滋味，那假充内行的心虚状态，那说不了三句就露馅的尴尬，也会是挺受罪的。从这点看，j臣归j臣，坏蛋归坏蛋，严嵩在文学成就上，是货真价实的。 要不然，“居南京五年，以贺万寿节至京师”，就不会把他留下来了。当时，“会廷议更修《宋史》，辅臣请留嵩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要他领衔修史。这是个油水不大，但享有崇高威望的荣誉差使。看来，他当时的文望与人望，比之后他两朝的周作人，任伪华北政府教育总署一把手时要高得多多。因为无论王揖唐、殷汝耕，还是汪精卫、东条英机，都不曾有过想请周先生去修《清史》的意思。在中国，凡被统治集团认为有资格修正史的文人，都应属于文坛公认的泰斗之辈。例如宋代的司马光、欧阳修，元代的脱脱，当然更不用说汉代的司马迁了。 严嵩到底有没有在嘉靖年间新设的《重修宋史》编审委员会里，担任过什么重要角色？是不是有什么高级职称？拿不拿额外的津贴补助？配不配供他专用的小轿车？史无记载，也就无从说起。但由此可知严嵩的文学地位，在当时，确实是众望所归。不过由于他的j臣名、贪官名，压倒了他的文学名，而使他这方面的“清誉”被湮没了。如今，周作人被某些先生们不遗余力地抬得这么高，严嵩地下有知，一定会埋怨这些鼓吹者，对他的才华，也好像应该得到一些张扬才是。 当时，嘉靖皇帝很赏识他，而且，一直恩宠不减。朱厚趈迷信道教，还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这种一本正经的滑稽，也只有像梁武帝出家做和尚的昏君做得出来，可堪与之比拟。于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文武大臣及词臣入值西苑，供奉青词”，跟着皇帝一齐向太上老君膜拜了。所谓“青词”，就是写在青藤纸上打醮祷祝的疏文。在中国，只要是皇帝提倡的东西，不管好坏，马屁精们立刻会趋之若鹜，加油添醋，蔚为风气的。严嵩自然不甘人后，加之他善揣摩，巧逢迎，有眼力，肯无耻，所以，出自他手的“青词”，仙风道骨，典雅华彩，朱厚趈特别欣赏，褒誉有加。这块敲门砖，就成了他晋身之阶，一天天发达起来。 先前，“帝以奉道尝御香叶冠”，为此用沉水香木做了五顶道冠，赏赐臣僚。严嵩竟成为获得这种殊荣的五个人之一，要比今天某些作家忽然被外国人看重而骨头顿轻，更加荣耀，也可见其受嘉靖赏识的程度。因为中国的士，信孔夫子，“子不语怪力乱神”，不大肯拜神礼佛，别人虽受赏赐，有的还不愿意戴。严嵩青词写得好，溜舔尤具功夫，他在朝见皇帝时，特地在道冠外蒙了一层薄纱，以示珍惜，“帝见，益内亲嵩”，这马屁算拍到了点子上。从此，“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应该承认，早年的严嵩，确是文章高手，倘若一个草包，腹中空空，敢坐在那里跟嘉靖谈诗论文吗！ 古往今来，能够得以与帝王、领袖、最高统治者咏觞唱和的马蚤人墨客，肯定是文化界领一时风流的扛鼎人物，就以曾经和毛主席对过诗的柳亚子、郭沫若两位先生的身份，便可证实。因此，严嵩的诗作，到了清朝编《四库全书》时，任总编纂的纪昀，也不忍一笔勾销，还引用了王世贞的一句诗，“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表示不能因人废文，来肯定他“独为迥出”的文学功力。作为诗人的j臣严嵩，当不弱于作为散文大家的汉j周作人，这是可以肯定的。  
孔雀虽毒不掩文章(2)
我们试来读他的一首七绝：“山泉野饭聊今夕，金谷铜驼非故时。随缘自有数椽竹，题俭真成一字师。”假如，不是标明严嵩之作，准以为是哪位尚未脱贫、甘于清苦的诗人，在什么远离尘嚣，还具有一丝黍离之感的故国荒园，孤独行吟呢！可是，当了解这不过是那个穷奢极欲，贪婪搜括，无恶不作，祸国殃民的大j臣，大贪官，在那里装孙子的时候，就觉得是莫大的讽刺，天大的笑话了。 为文和为人的抵牾，严嵩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j臣名压倒了他的文学名，在《明史》中，将他和他的儿子严世蕃，都列入j臣传了。然而，到了更后来，在人们心目中，他的贪官名，又压倒了他的j臣名。如果有人搞一份中国贪官排行榜，我想严氏父子，很可能在前几名之列。若是把宦官中的大贪污犯如刘瑾、魏忠贤，还有清代的和贾?嗖患圃谀凇t谡??僭钡奶拔鄯钢校?厢愿缸雍苡邢?峁冢??镜前袷住！ ≡凇抖??氖贰返母魇分校?酝倨??玻?鏙臣、佞幸、酷吏、乱贼、宦官、阉党等，中国正史的体例，无不有分门别类的章节。很奇怪的一点，独独没有专门的贪官列传，使我纳闷不已。是因为历代没有贪官呢？抑或由于贪官不多而无此必要呢？这当然不是理由。中国的贪污文化或传统，可谓绵绵不绝，源远流长。有一则笑话，说旧时，一位地方官员离任，将他在职期间搜括的钱财，全部装车运走。这位官员巡视长长的车队，走到末尾的那辆车上，发现还坐着一个小老头，便问，你是谁？小老头回答，我是本地的土地。这位官员颇为惊讶，便说，土地爷，我已不在你的地面上做官了，你还跟着我干什么？这位土地苦着脸子说，老爷！您把本地的地皮，都搜括走了，我不跟着您，跟谁？ 这虽是笑话，但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从上到下，无官不贪，四海之内，不贪不官的现象，有时连皇帝本人，也可能就是首席贪污犯。民谚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这种现象的写照。一个相当于地市级的干部，在一个油水不大的府州，能在三年之内，吞噬如此大量的民脂民膏，老百姓还有活路吗？正因为贪污之官，比比皆是，腐败之风，泛滥成灾，对史家来说，记不胜记，倒莫如搁笔不记了。 如果全是清官，只有一个贪官，记史者可能有兴趣做做文章；相反，遍地贪官，清官成了稀有品种，也就只能让那些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者，在史书上占一席之地了。正如陈寿在《三国志》里记下东吴顾雍不喝酒一笔，初读时，甚不解，不喝酒有什么稀奇，但读到孙权这个大酒鬼，谁不陪他喝到醺醺然的程度，他还要发脾气。便知道当时喝酒，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不但不喝，还敢抵制，这种罕见的例子，才使陈寿觉得有付诸于史的必要。因之，在史书里，有良吏、循吏的传，肯定恪尽职守，公平正直，爱民恤民，清廉方正的官员，实在稀少的缘故。而至今尚无一部《贪污史》或《贪官列传》出现，恐怕与历来贪官多如牛毛有关，若我是一位记史者，一天到晚写不完的贪官，也会倒胃口的。 大贪官严嵩、严世蕃到籍没时，《明史》称，抄出来“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他珍宝服玩所直又数百万”。在一本《天水冰山录》的书中，更刊有查获出来的赃物详细清单，其中：“纯金器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五件，重一万一千余两，玉器共八百五十七件，耳坠耳环共二百六十七双，布缎绫罗纱共一万四千三百余段，扇柄二万七千三百余把，南昌和分宜的第宅房店两共三千三百间。”据沈德符《野获编》，说抄严家时，光碧玉白玉的围棋就有几百副，金银象棋也是数百副。这位老学究感叹：对弈本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拿着一颗颗足赤纯金浇出来的棋子，沉甸甸的，岂不累煞人也。 明代的衡制，一两相当于公制的36点9克，乘以11000的话，应该是405900克，按近日黄金市场价，每克为120元计，光这些金器就值人民币五千万。若以《明史》的三万余两计算，仅黄金一项，值两亿人民币，遑论其它。据《明通鉴》：“所籍嵩等家财银两，诏悉送太仓，以一半济边饷，一半充内库取用。”这后一半，也就是进了朱厚〖fjf〗趈〖fjj〗的腰包。 抄家，是皇帝发财的一道，据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王振籍没时，“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李广殁后，孝宗得其赂籍，文武大臣馈黄白米各千百石。帝曰：‘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左右曰：‘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也。’”刘瑾败后，抄家得“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七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十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钱宁籍没时，“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玉带二千五百束”。另一说为“金七十扛，共十五万五千两，银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万两”。江彬籍没时，“入公帑者，黄金七十柜，柜一千五百两，银二千二百柜，柜二千两。”……看来，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的贪污大朝，当不会错。 赵翼认为，以上这些贪污犯，都比不上严嵩在任时间长，所以，他搜括得也应比他们多。“籍没时，金银珠宝，书画器物田产，共估银二百三十五万九千二百四十七两余。又直隶巡按御史孙丕扬所抄嵩京中家产，亦不止此数。而所估价，又不过十之一。即如裘衣，共一万七千四十一件，仅估银六千二百五两零，帐幔被褥，二万二千四百二十七件，仅估银二千二百四十八两零，则其他可知也。计其值，不下数十倍。”因此，严嵩的贪污记录，是可以上吉尼斯的，“则史传所载，尚非实数”，这就是赵翼的结论。  
孔雀虽毒不掩文章(3)
一般来讲，小贪如鼠，昼伏夜行，鸡鸣狗盗，提心吊胆，贪也贪不出多大油水。而大贪如虎，无所顾忌，光天化日，明火执仗，才能贪出金山银山。“稗史所载，严世蕃与其妻窖金于地，每百万为一窖，凡十数窖。曰：‘不可不使老人见之。’及嵩至，亦大骇，以多藏厚亡为虑。”严氏父子之所以敢如此放开手脚的疯狂贪污，聚敛如许钱财，还不是当皇帝的包庇和纵容的结果!这两父子斑斑劣迹，早就民怨，“南北给事、御史交章论贪污大臣，皆首嵩”。但是，“嵩每被论，亟归诚于帝，事辄已”。而且，“帝或以事谘嵩，所条对平无奇，帝必故称赏，欲以讽止言者”。正因为有倚仗，严嵩才能有恃无恐，正因为他支持，严世蕃才敢胡作非为。 赵翼说：“是可知贿随权变，权在宦官，则贿亦在宦官，权在大臣，则贿亦在大臣，此权门贿赂之往鉴也。”从近年来所揭发、所暴露、所法办的贪污案件，主犯要犯，哪一个不是带“长”字的手中握权之辈呢？作家手中，不过有杆笔，谁会在乎你呢？是做一个才华出众的文人，死守清高呢？还是做权力更大的官僚，因而也能捞到更多的油水呢？严嵩自然会选择后者了。 尤其，嘉靖十八年葬章圣太后以后，这位皇帝就不上班了，也就是不视朝了，连皇帝这项最起码的本职工作，也不干了，这就给了严氏父子更大的贪污空间。“自二十年宫婢之变，即移居西苑万寿宫，不入大内，大臣希得谒见，惟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以故嵩得逞志。”这样，等于纵虎归山，更是不可一世，严嵩在里面将嘉靖哄得团团转，严世蕃在外边大肆搜括，敛财聚钱。 这一对贪污父子，同声共气，合作默契。“短项肥体，眇一目”的严世蕃，比其“长身戍削，眉目，大音声”的老子，更能作恶。由于严嵩“旦夕值西内，诸司白事，辄曰以质东楼，东楼，世蕃别号也。朝事一委世蕃，九卿以下浃日不得见，或停至暮而遣之。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筐箧相望于道。世蕃熟谙中外官饶瘠险易，责贿多寡，毫发不能匿”。凡贪污，必腐败，凡大贪污，必大腐败，于是，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敲诈勒索，横行都门。严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j臣”。 严嵩最初以文邀宠于上，平步青云，飞黄腾达。最后的失败，也是老暮以后，文思日退，诗情大减，做不出令皇帝高兴的文字来，才失去圣眷的。说实在的，一个诗人，总有江郎才尽的一天，也许七老八十，还能写出分行的文字，但银行账目，商店流水，同样也是一行一行，难道那能叫做诗吗?除非打算将缪斯气死。再说，在帝国宫廷最高层面上的厮杀，并不亚于西班牙斗牛场的角力，你不将刀插在牛身上，牛就会将你顶死，因此，作为诗人的严嵩，究竟还能有多少诗情画意，涌上心头，是大可怀疑的。更何况，他必须干净利落地排除政敌，必须不露声色地告密陷害，必须殚精竭虑地获得好处，必须恬不知耻地曲意媚上，当一天到晚尽琢磨这些外务的时候，他还会爆发创作的灵感吗？ 结果，朱厚趈所下手诏，老迈的严嵩，竟“语多不可晓”，好像有些老诗人看不懂年轻诗人写的东西一样，只有一个劲地摇头。幸好，独眼龙严世蕃能“一览了然，答案无不中”。但“严妻欧阳氏死，世蕃当护丧归”，于是，“嵩受诏多不能答，遣使持问世蕃，值其方耽女乐，不以时答。中使相继促嵩，嵩不得已自为之，往往失言。所进青词，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以此积失帝欢”。这样，就走到了末路尽头。 嘉靖四十四年，严世蕃终因外投日本，内怀怨望罪被劾，“斩于市，籍其家”。但世宗还是给严嵩留了条命，削籍为民。“又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这个大j臣，大贪官，就这样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真遗憾，他没有周作人那样幸运，至今还在翻来覆去地出知堂先生的书，而同是“堂”的《钤山堂集》几乎不为人知。早在前清编《四库全书》时，就因“迹其所为，究非他文士有才无行可以节取者比，故吟咏虽工，仅存其目”给否定了。 以两“堂”的遭遇而言，看来，古人较呆，不灵活，认死理，还是今人聪明，脑袋瓜子转得快。要是周作人生在明朝或清朝，会被视作贰臣的，怕就得不到今日的风光了。 从这个角度比，真有点为严嵩的诗文叫屈。  
草间偷活沉吟不断(1)
每年秋后，总有一位不请自来的客人，在我家后院的角落里，茕然存活。那虽没有什么气力，但相当专注的啁鸣，常常坚持到真正冬天的来临。每当我在呼啸的寒风里，贴着玻璃窗，倾听这只蛐蛐的声音时，对于生命力的不绝于缕，总使我有所触动，总使我想到明末清初诗人吴梅村的名句：“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 诗人的这句诗，很酸楚，很凄凉，每吟，心必为之动，尤其对有过“草间偷活”体验的我来说，更甚。可以想知，在江左三大才子之中，吴梅村应该是活得最“苦”的一位。 我说的这个“苦”，并不是他自称的“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的“苦”；而是他在一种无时无刻的忏悔中，一种至死也不能自谅的忏悔中，对于灵魂那永无休止的自审自谴的“苦”。 中国人，通常不怎么忏悔，中国文人，则尤其缺乏忏悔精神。在西方文化史上，远一点的，有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近一点的，有卢梭的《忏悔录》，而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历程中，几乎找不到一本类似的著作。中国文人甚至不如中国皇帝，他们在混不下去的时候，还不得已而为之，下罪己诏。吴梅村的恩主崇祯，就涕泗滂沱地干过这桩事。但是，有些中国文人，错了也不认错，不但不认错，还赖账，还推诿，还狡辩，还倒打一耙。所以，吴梅村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果不是惟一，也是极其少见的，具有忏悔意识的文人，值得我们后人尊敬。 早先，文坛的好事之徒，不如今天这般蛆虫也似的多，少有捧臭脚的排行榜。但在士子们的口碑上，是按钱谦益一、吴伟业二、龚鼎孳三这样的次序排列，逐渐形成公论。不过，若就纯文学的意义而言，吴和钱，至少是不相上下的。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梅村当国亡时已退闲林下，其仕于我朝也因荐而起，既不同于降表佥名，而自恨濡忍不死，〖fjf〗?〖fjj〗天?地之意，没身不忘，则心与足迹尚皆可谅。”要是从道德角度衡量，那么，鼎革之际的表现，吴胜于钱，更胜于龚，是毫无疑义的。 文学史所以将他们统而论之，因为生逢末世，命运蹭蹬，遭遇不济，坎坷半生的命运，大致相同。但具体到每个人，状况又不尽类似。钱是一个政治化的文人，深陷政治漩涡，龚是一个市侩气的文人，热衷投机转蓬，吴则是一个更纯粹些的文人，生性怯懦，胆小怕事，体弱多病，努力躲开政治，可是政治偏偏不放过他。这倒也不光吴梅村个人的悲剧，而是中国文人几乎躲不掉的共同厄运。皇帝老子要是跟你过不去的话，肯定是一竹竿打翻一船人，你在这条船上，想不成落汤鸡也难。时代要跟你别扭的话，如托尔斯泰所言，在盐水里煮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弄得你人不人，鬼不鬼，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钱谦益自寻是非，龚鼎孳自讨没趣，吴梅村在劫难逃，明白这点差别，也就理解他这什么“草间偷活，沉吟不断”了。 他忏悔是真诚的，但他“沉吟不断”，更多是在诉苦，诉他那个“一生遭际，万事忧危”的苦，这里面就有很多文人的夸饰了。 从古至今，中国文人无不喜欢夸饰，往自己脸上贴金，光荣要贴，成功要贴，到了当代，被运动，要贴，受迫害，要贴，甚至连耻辱也要拿出来往脸上贴。吴梅村也属于卖苦一族，在遗书里，告诉儿子，他是“天下大苦人”一个，说得可怜兮兮。他这一辈子，忧患连连，危机重重，提心吊胆，担惊受怕，过得很不自在，也是事实，但决不是彻头彻尾的倒霉蛋。 他应该没有这么大的忘性，他刚走出他的家乡太仓，那几年间，可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为世人瞩目。他的连捷高中，他的奉旨完婚，他的翰林高就，他的讲学东宫，也使得满朝文武惊诧，艺苑杏林艳羡。无庸讳言，吴伟业曾经很陶醉于那相当风光，相当体面，相当得意，相当快活的满足中的。 我始终认为，上帝虽然吝啬，但对每个人的安排，基本上（当然不是百分之百）还是要保持账面上，借方与贷方的大体平衡。一个太快活的幸运儿，不见得永远一帆风顺；同样，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家伙，未必就会被上帝抛弃。君不见福利彩票开奖，立马成为百万富翁者，常常是北京人绝看不上的外地打工仔。所以，吴梅村虽然一生不幸，但他二十三岁起，开始发迹，上帝真开眼，让他着实地火了一把，比进城民工中头彩还来劲呢！ 旧时中国的“士”，十年寒窗，囊萤刺股，大都怀有高第入仕，衣绯着紫，文章翘楚，领袖群伦，连做梦也忘不了的双重心结。时至21世纪，我所熟悉的作家同行，想谋一身黄马褂，同时又想执文坛牛耳者，也是大有人在的。可鱼和熊掌，两者兼而得之，岂是那么容易的事吗？ 在中国，考中状元，未必做得文豪，做得文豪，很难考得状元。吴敬梓，金圣叹，曹雪芹，蒲松龄，恰恰都是科场上的名落孙山者。这其中，二律背反，势难两全，八股文做多了，性情文字难免生涩凝滞，脑袋里装满了论、表、诏、诰、判、策之类应试制艺，诗词歌赋的绝妙灵感，也就找不到立足生根之地。这也是今天那些削尖脑袋热衷做官的作家，再也别指望他写出好作品的原因。以今譬古，能凭真本事，赢得科举，而且又凭真才华，成为大师者，肯定少而又少，只有吴伟业，是这样一个佼佼者。  
草间偷活沉吟不断(2)
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晚号梅村，又号鹿樵生，江苏太仓人。 他出身于书香门第，长大于儒雅环境，聪颖早慧，好学不倦，尤其拜在名师张溥门下，文章大进，学业完善，笔墨娴熟，得心应手。所以，1631年（崇祯三年），他到南京应乡试，中举，名列第十二。次年进京，参加会试，得第一。接着殿试，皇帝亲点，为一甲二名进士，即“榜眼”，这一个成功过程，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叫好鼓掌都来不及，所以他老是卖苦，是没有道理的。 接下来，授翰林院编修。随后，崇祯出面，赐假回里，洞房花烛，真是如其宗师所褒誉的，“大登科后小登科”，“天下好事皆归子”了。吴也很得意，得意难免忘形，他评价自己为：“陆机词赋，早年独步江东，苏轼文章，一日喧传天下”，如同时下有些作家同行，将自己列入诺贝尔文学奖种子选手一样，都有不自量之嫌。 所以，我相信而且尊重他后来的忏悔之“苦”，但不大相信甚至鄙薄他所夸饰的遭际之“苦”。满清入关，改朝换代，攻城略地的屠杀，铁骑践踏的血腥，文化箝制的强犦，予取予夺的恐惧，是每个老百姓都难逃脱的痛苦，非独吴梅村一人。他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我认为，在他的潜意识中，有一种努力为自己辩白的欲望，表现出来，便是喋喋不休的诉苦。 后来人常常不理解，人称吴太史的这样一位文学大师，睿智学者，聪明透顶的人，为什么不能像顾炎武、黄宗羲那样埋名隐居，坚拒不就？为什么不能像陈子龙、夏完淳那样宁死不降，舍身成仁？最不济，也可以学王夫之那样，作《惜发赋》，存明代衣冠，逃到湘西大山里潜心读书。 说说是容易的，要做到，可就相当相当的难了。 直到我当了“右派”，我才懂得，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强者太少，而弱者太多。你可以这样高标准地要求吴梅村，但他愿意跪下来求生，而不想站着取死，那你也只好抱憾。 一位研究吴梅村的日本学者安积信，就十分为这位大师惋惜：“第梅村受知于庄烈帝，南宫首策，莲烛赐婚，不十年累迁至宫詹学士，负海内重名久矣。当都城失守，帝殉社稷时，不能与陈卧子、黄蕴生诸贤致命遂志，又不能与顾亭林、纪伯紫诸子自放山林之间，委蛇伏游，遂事二朝，则不若尚书（王阮亭）之峻整，随园之清高远矣。向使梅村能取义成仁，或隐身岩|岤间，其节概文章，皆足以为后学标准，而天下所推为一代冠冕者，亦将不在阮亭而在梅村，岂不尤可惜哉？”（见清人方浚师所著《蕉轩随录》） 安积信先生不了解中国文人向来崇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哲学，与他们日本国动不动切腹自杀的武士道精神，是毫无共同点的。且不论切腹这举动本身的正确与否，但对死亡毫无畏惧的坚强，与但求苟且偷生的软弱，是存在着天壤之别的。 吴梅村性格软弱，可入世之心甚重，吴梅村身体脆弱，可虚荣之念更强。但文学大师的声名，复社宗主的威权，领袖群伦的欲念，一代良知的众望，都是他对自己的目标期许，是舍不得放弃的，正是这些浮华，他既不能“取义成仁”，更不能“隐身岩|岤”，怎么办，只有成为“忍死偷生廿载余”的“两截人”的一条路可走。 吴梅村的故事讲到这里，对他一生起到了重要影响的两个人，就该出场了。 一位是他的老师张溥，一位是他的亲家陈之遴，前者使他卷入了明崇祯朝的党争，后者使他接受了清顺治朝的征召。这虽是两起相隔多年，毫不搭界的事件，但就吴梅村个人而言，四十多岁时的仕清三年，正是他二十多岁时介入党争的必然结果。 如果说，中国的政治家，有附庸风雅的嗜好，那么，中国的风雅文人，也多具有附庸政治的兴致。张溥为文学家，我记得旧时中学国文课本中，就选有他的《五人墓碑记》，那是一篇相当激昂慷慨的散文。但他更愿意附庸政治，要当一个政治活动家。崇祯初年，清除阉党，昭雪东林，言路放宽，政策松动，给了知识分子一点自由，张溥利用这个机会，成立“复社”，议论朝政，针砭时弊，雌黄人物，评断是非，俨然有点反对党的味道。 一般来说，文人玩不得政治，即使像张溥这样还玩出一点气候者，最后也以栽跟头而告终，甚至死了也没放过他。他不明白，皇帝只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