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谛枰??斗肿映錾?氖焙颍?憧梢猿錾??彼?不需要你时，你最好闭紧嘴巴，别讨没趣。历史上那些掉了脑袋的文人，很多都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以为皇帝多么爱他，而发出声音的结果。 张溥把复社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位弟子身上，而吴梅村也被老师的热忱所推动，一是年轻，二是忧国忧民，三是士大夫要为天下先的精神，很快进入状况，站在了朝廷中派系斗争的第一线。说实在的，他远不是斗士，而且也做不来斗士，可是，成功太快，头脑膨胀，难免虚火上升；众人撺掇，高帽戴上，也就冲动行事。少年气盛的他，一瞬间竟以为自己果然是斗士了。上书陈词，面折廷争，甚至借着崇祯召对的机会，“进端本澄源之论”，将政敌狠狠告了一状。据说，他那一番声情俱茂的廷上陈述，大有文明戏中言论小生的慷慨激昂劲头，把小他一岁的崇祯帝，听得入神，为之动容。  
草间偷活沉吟不断(3)
知识分子以求自由为己任，自由来了以后，往往得寸进尺，要求获得更大程度的自由。可皇帝不是慈善家，这只手给你自由的时候，另外一只手也就准备着收回自由。更何况朱由检是个三翻四覆、夕改朝更的人呢!接着，吴梅村从“复社”被猜疑，张溥被检控，黄道周被贬谪，杨廷麟被外放……风声鹤唳，山雨欲来之势，预感到九朝门内，天子脚下，不是他呆的地方。本不是斗士的他，干脆当逃兵，撤了。 于是，到南京鸡笼山，就国子监司业的那份闲差，虽是冷板凳，但离开了京城的险恶漩涡，至少晚上能睡个安生觉。 他事后一首《送何省斋》五言古诗写道：“……夜半话挂冠，明日扁舟系。问余当时年，三十甫过二。采药寻名山，筋力正强济。濯足沧浪游，白云养身世。长放万里心，拔脚风尘际。”这似乎还有炫耀其觉悟不晚之意，其实，“拔脚”，即北京话的“撒丫子”，撇开“风尘”中的并肩战友，单独开溜，好像并不值得光彩的。 我一直在猜想，放他走，应该是崇祯的决策。按朱由检一向对他的器识，会将他留在京城任用的。但在收拾了好几个“复社”同党后，居然没有对他采取措施，而且，另辟出路，使其摆脱困境。我总感觉到，这种独独赐予他的人情味的关照，很可能是1610年出生的朱由检，对1609年出生的吴梅村，存在着一种同龄人的惺惺相惜的情感。 类似这样的蒙受“天恩”，已经不止一次令他感恩戴德了。崇祯四年会试，所引发的科场纠纷，是这位年轻皇帝亲自排解的。御笔在试卷批了“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个字，认为他的文章很“主旋律”的，这一句“天语褒扬”，定了调子，反对派再也不敢放一个屁。随后，又赐这个新科榜眼，“驰节还里门”，合卺完婚，那简直是倾动江南的一场婚礼。九年，被任命为湖广乡试主考，那时他仅二十八岁，可见其受信任的程度。十年，被命为东宫讲读，这是要在将来派大用场的儒学之士，才能坐上的位置。十一年，皇太子出阁，就读于文华殿，崇祯帝临现场视学，亲自垂问《尚书》大义，讲毕，获赐“龙团月片，甘瓜脆李”。 这所有的一切恩典，是他仕清以后，椎心泣血，悔恨万分，最不能原谅自己的原因。在中国人心目中，忘恩负义，最被人不齿，在封建社会里，帝王之恩，你也背叛，哪还有什么人味呢？据民国蒋芷侪《都门识小录》：“昔吴梅村宫詹，尝于席上观伶人演《烂柯山》（即《买臣休妻》），某伶于科白时，大声对梅村曰：‘姓朱的有甚亏负于你？’梅村为之面赤。”可见时人对他的背主仕清，是尤其憎恶的。朱由检行事峻急，纠刻猜忌，罚重恩薄，少见情义，对他却是优渥有加，关爱备至。这一问，真是问到了这个“两截人”的心痛处。 “两截人”，当时的流行话，系指明朝的官，〖fjf〗?〖fjj〗发蓄辫，又来为清朝的官的一班人。据清人刘献庭《广阳杂记》：“顺治间，吴梅村被召，三吴士大夫集虎丘会饯。忽有少年投一函，启之，得绝句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举座为之默然。”这则轶闻，便是对“两截人”的最好注释。 “明亡后，清廷召诱天下之士，同征周廷珑、姚思孝等皆坚执不赴，又有李灏以绝食自戕相抗，梅村一时肠软，忍志赴召。”清人入关后，武力征服的同时，也进行文化征服，在中国历史上，所有想成大事而文化低下的异族统治者，无不笼络和倚重汉族知识分子，以巩固和加强其政权。满清政权用征召的办法网罗文士，从多尔衮、多铎起，到福临亲政后，是一以贯之的政策。江左三才子的钱谦益、龚鼎孳早就成了“两截人”，吴梅村焉能例外？ 有人认为刘献庭所记轶闻，为杜撰之词，其实谬矣。尽管虎丘会饯时，吴梅村尚未赴召，但他的被召，和他的必然要应召，已成定局之事。因为他既不坚示拒绝，又不尽力隐匿，而且还作秀，做大秀，不是明摆着在等着清廷来征召吗？因此，某个人打油一首，给这位在大会上出足风头的吴学士，开个玩笑，有什么不可能的呢？“寄语”二字，多少带有一点劝诫，阁下，已经是一半清朝一半明了，你还执意要去做两朝天子一朝臣吗？ 应该看到，第一，清廷对这样一个大文人，汉族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早晚要控制在自己手中，不会放任不管，听其自由的。第二，那些已经为清廷效力的前朝官吏，也要拉他下水，岂能容他成为名节孤贞之士，万世流芳？虽然，他可以找到一百个理由，为自己的变节推卸责任，但是，迟至顺治九年、顺治十年，满清当局才将焦距对准他，我认为，很大程度是他个人拼命造势的结果。 明亡十年，吴梅村足迹遍江南，说明也并未闲着，说明他也是生怕世人将他忘却。文人之不甘寂寞，本是通病，过去如此，现在也还是如此。这也是越有名气的大师级的文人，所以要在主席台前排就坐，露出那张核桃脸，笑容可掬的缘故。 当年，在崇祯朝的党争中，吴梅村虽然有点虎头蛇尾，“拔脚风尘际”，但政坛之争，说到底，是权力之争，张溥让他上了这一课，积极的方面使他懂得了政治的险恶，消极的方面也让这个年轻人感受到权力的诱惑。在握有权杖的盛宴上，那一杯文学的美酒，又算得了什么？这也是他在大清王朝鼎革之后，终于不愿老死牖下的原因。何况身边有一个密友兼亲家陈之遴，这样“两截人”的样板在。“怎么活不是活？”这也是所有弱者在选择下下策时，给自己的合理解释。  
草间偷活沉吟不断(4)
上次崇祯六年的虎丘大会，不到三十岁的吴梅村，是以“联捷会元、鼎甲”和“翰林院编修”身份出现的，不过是风流儒雅的青年才俊，充其量是众望所归的明日之星。而这次顺治十年的虎丘之会，他不同了，四十多岁的吴梅村，已是一位众星捧月的精神领袖，一位举足轻重的文坛重镇。这次“和合之局”，实际为钱谦益所发起，所策划，其目的，是为了凝聚汉族知识分子，精诚团结，不起内讧，使异族统治者从中渔利。可这种在统治者眼皮子底下聚众集会，应该说与体弱多病的他，那怯事畏难的习性相背的，但吴梅村挺身而出，担纲主演，勇于任事，我觉得其中不无他个人的利益考量在内，因为，他终于等到一次向当局显示其实力的机会，值得一试。 果然，他成为与会数千文士共推的宗主，清廷马上下征召令，克日进京。 结果，令他大失所望的是，他付出变节的代价，付出叛主背恩的代价，付出数十年声名的代价，付出在知识分子中树立的高风亮节的代价，得到的是冷遇，是漠视，是猜疑，是不信任，是区区不足道的一名编纂，小小学官而已。早知如此，不若不降。 可你也不想想，一位归顺得太晚的文人，还能指望坐稳江山的顺治，为你开欢迎会么？于是，在京三年期间，风云谲变，如鸟惊弓，大案迭兴，惟恐牵连，旧病复发，沉疴难愈，亲友远离，处境凄凉，日子过得诚如其言，“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他细细算了算账，什么也没有得到的同时，他这个人，这个人的一生，这个人的未来，都成了零。这场不是赌博的赌博，这场不是投机的投机，真是输得够惨。 文人，有什么办法？能够不存任何幻想，决绝地挺直了腰杆站立者，又能有几多？ 前途维艰，后路凄凉，草间偷活，沉吟不断。从此，吴梅村一直生活在忏悔中，直到他的《临终诗》：“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还兀自悔恨不已。一直到死神来临的那一瞬间，他对他的背叛，他的失节，也始终不肯自谅，长叹“浮生所欠只一死”，“竟一钱不值何须说”，阖上了眼睛。 据《清史稿》：吴伟业“临殁顾言，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死后殓以僧装，葬我邓尉灵岩之侧，坟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起祠堂，勿乞铭，闻其言者皆悲之”。 忏悔，是一种崇高感情，是一个大写的人，对自己，对世界，对历史所体现出的负责感情。今天，重新温习吴伟业这段史实，我想，还是很具有现实意义的。  
“自古才子多娇纵”(1)
一 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乙巳前，汤显祖写了一组七绝，共十首，寄给他的好友，时在病中的屠隆。明代出才子，凡才子，皆风流，屠是最典型的一位。他的风流，相当出格，非一般文人所能企及。 屠隆（1543—1605），字纬真，一字长卿，浙江鄞县人。“生有异才”，万历五年进士，官至礼部主事。他比汤显祖出道早，才气大，据说他“落笔数千言立就”，“诗文率不经意，一挥数纸。尝戏命两人对案拈二题，各赋百韵，咄嗟之间二章并就，又与人对弈，口诵诗文，命人书之，书不逮诵也”。（《明史》） 在中国文学史上，汤显祖和屠隆是以剧作家面目出现的。 不过，到了今天，知道汤者，尚有人在，而知道屠者，相当寥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文学必须经得住长时间的考验，方称得上真正的不朽。可在万历年间，屠长卿的声名，大概要比汤显祖响亮一些；屠长卿的戏剧，也要比汤显祖卖座一些。 因为，屠长卿不光写戏，还会演戏，家里蓄有戏班，花钱聘着名角，还时不时地粉墨登场，客串红毡，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他写戏主张“针线连络，血脉贯通”，“不用隐僻学问，艰深字眼”，甚至编过整出戏无一曲，尽用宾白演出，类似现代话剧的本子，大家一听就懂，很受欢迎。看来，他写戏，深谙编剧门窍，懂得观众口味，几部传奇，如《昙花记》、《修文记》、《彩毫记》，都曾“大行于世”，叫座京城，于是，“名大噪”起来。（见《明史》） 汤的戏，着意文笔的精粹，追求完美的境界，与屠的戏，风格迥异，志趣不一。尽管是文人戏，无论清雅或典丽，简洁或浓艳，虽曲高可并不和寡，深入浅出，雅俗咸宜，同样也具有不错的票房价值。他的《牡丹亭》、《邯郸记》，多用唐人诗句点缀，吻合得如同自家手笔，很让读者和观众情为之痴，意为之移，玩味不已，吟哦再三。不仅当时，“京华满城说《惊梦》”，数百年来，始终盛演不衰，真不知赚了世上痴男怨女的多少眼泪。 明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绝非夸张的表述；不过，在肯定他的才华同时，也指出剧作本身的微疵：“奈不谙曲谱，用韵多任意处，乃才情自足不朽也。”这便是诗人写戏的美中不足了，恐怕也是汤对屠这位编剧的行家里手，持礼敬态度的缘故。会演戏的写戏，和不会演戏的写戏，到底是有些差别的。莎士比亚，就曾作过剧团的三流演员，跑过龙套，休看不起这一点，正是这种对于舞台的实际体会，使他写的戏，总能紧紧攫住观众的心。 屠在当时能够略强于汤，就基于这种近乎科班出身的职业优势。但是，沈德符所说汤的“才情自足不朽”，却是汤在几百年后，能够远胜于屠的魅力所在。文学这东西，一时的输赢，定不了终身，只有经过长时间的淘汰以后，才知道其是否具有久远的生命力。短期炒火的作家，瞬间泡沫的作品，像二踢脚，像钻天猴，刹那间的效果，很快就狗屁不是，烟消云散。余生也晚，仅这数十年间，所谓新时期的文学，多少响屁臭屁，让我们开了眼呀？可如今，那些狗屁制造者，仿佛都从人间蒸发，打着灯笼也找不着了。 但是，镜头返回四百年前，时值万历，屠长卿却是一位真正的热点人物。 第一，他交游广，第二，他绯闻多，第三，常有是非尾随着他的屁股。因此，他是一个在官场，在文坛，在娱乐圈，在se情场合，不断制造头条新闻的风流才子。而最各色，最轰动的一次大玩闹，莫过于万历三十年中秋，他一手策划的“无遮大会”了。 闹后三年，他就死了。因此，这次会，也是他人生闭幕前的最后表演。 屠隆之心血来潮，之大张旗鼓，之惊世骇俗，之滑稽突梯，确实是破天荒的。折柬邀集菊坛名角，盛情敦请文林士子，专程相约新旧情好，软轿抬来香艳女流，相聚于乌石山邻霄台，连开三天三夜的“无遮大会”。呵，天哪，人家都认为屠先生疯了。可堪称闹中高手的他，有板有眼，有条不紊地将会议进行到底。这一年，他五十九岁，马上就是一甲子。中国人习惯做九不做十，自然是他的生日庆典了。于是，舟船车马，络绎不绝，驰者塞途，观者如堵。那场面之大，节目之多，招待之周到，宴席之丰盛，不能不佩服屠长卿的大手笔。 “无遮会”一词，原出佛经，有自由论坛之义。但这次会，说到底，是屠先生花钱赚吆喝，给自己找乐的超级堂会。因此，主题只有一个，看屠的戏，论屠的文，捧屠的场，喝屠的彩。除持请柬的七十多位有头有脸的人士，其余不请自来的，慕名而来的，凑热闹赶来的，图博一粲有所希冀迳来的，以及为表示自己存在不得不来的，无一不是大椽巨匠，名流高门，马蚤人墨客，俊才雅士，加在一起，总有数百人众。中国人最懂得逢场作戏的规矩，大家一律阿弥陀佛，口吐莲花，把屠捧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手舞足蹈，魂飞魄散，真所谓大开心，大畅快，大欢悦，大通泰，达到了死也无憾的境界。 政治家怕糊涂，更怕老糊涂。文学家则怕不清醒，尤其怕越老越不清醒。一些老前辈，老同志，老作家，老朋友，忽然间闹出很不清醒的名堂，进退失据，徒劳无功，出丑丢人，洋相十足，也是颇叫人啼笑皆非的。  
“自古才子多娇纵”(2)
消息传到“鸡埘豕圈，接迹庭户，萧闲咏歌，俯仰自得”的汤显祖那儿，这位“穷老蹭蹬”的义仍先生，也目瞪口呆，摇头不迭。尽管自惭弗如，但也不能不长叹一声，阁下，您可真能闹啊！虽然屠、汤二位，同为进士出身，同放外省知县，同升礼部主事，同被逐出国家机器；但无论为人，无论行事，敛约自重，清高自守的汤显祖，和恣情放纵，狂诞任性的屠长卿相比较，同命不同途，有着很不相同的处世态度和人生哲学。 那几天里，乌石山下，邻霄台上，唱和的文人学士，相好的名媛秀妇，助兴的僧道侠隐，帮衬的美娼俊童，如众星捧月似的围着这位大哥大，高谈阔论，吟诗作画，听曲饮酒，看戏论文，引吭高啸，踏青放歌，骑射蹴扑，浅酌低唱，足足那么一折腾，竟成为文坛另类的一次嘉年华盛会。弄得四邻不安，上下惊动，官府警惧，州县戒备，连远在江西临川的汤显祖，也终于琢磨不透，他的朋友所为何来了。 但是要能钻进屠隆的内心世界，也许就不忍苛责了。 他当然不可能知道自己，再有一千天，三年以后就呜呼哀哉，但他不可能不明白，自己所患的在明朝绝对是百分百的不治之症，正一天比一天地促使他更接近死神。因此，爱抢镜头，爱出风头，爱搞声势，爱闹名堂的屠长卿，需要这种精神上的鸦片，给他以强刺激。一般来说，凡热烈的掌声，捧场的词语，谄媚的笑脸，悦耳的马屁，对需要者而言，会起到伟哥或者摇头丸的兴奋作用。 所以，他举办这次“无遮大会”，肯定是预感到苦日无多，利用自己尚有力气，犹有资本的有限日子里，作一次告别仪式；肯定是趁活着还有口气，先给自己开追悼会，省得死后听不到谀墓之词而遗憾的一次彩排。 这份良苦的用心，是作为纯文人的汤显祖，对于既是文人，更是文学活动家的屠长卿，不够充分理解的地方了。汤应该明白，一个穷其一生都在不停折腾地“闹”，一旦自己偃旗息鼓，周围鸦雀无声，岂不比死还难过？ “戏寄十绝”的这个“戏”字，说明汤对屠的病情，没有太当回事。“秀才人情半张纸”，很大程度上是文人酬应的雅举了。然而，屠病得实在不轻，其凶险程度是汤所料想不到的。 就在这年稍后一些日子，噩耗传来，沉疴不治的他的好友，终于在苦楚与肮脏的恶疾中死去。 二 我将屠隆也算为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因为，他是自己找死。 汤显祖的诗，题为《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所谓“情寄之疡”，即为当时“梅毒”的雅称。你把感情寄托到表子身上，婊子也就将梅毒螺旋体转移到你身上。这位死于性病的才子，其出格的风流水平，你说，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吗？ 古往今来，中国有无数文人，但患梅毒而身亡者，他是独一份。 在现代医学中，梅毒学名为“由苍白密螺旋体引起的系统疾病”，即“syphilis”。屠的梅毒已经到了发作的第三期，在今天的医疗条件下，也许还有救，但在明代，只好束手无策，由他剧烈疼痛，共剂失调，从面部器官坏死糜烂起，一直到耗尽这盏灯油为止。 风流罪之可怕，莫过于此。 据西方医学史，梅毒系哥伦布由新大陆归回后，文献才有病例记载。但也有人认为，公元1500年以前，许多欧洲的“麻风”病例，从其接触传染，性传播，遗传，汞制剂有效的性质看，实际上也就是梅毒。中国人旧称这种性病为“杨梅大疮”，“杨”，恐系“洋”字的讹传，估计也是外来的传染病。 明代中后期，是个滛风甚炽的年代。据明谢肇膌《五杂俎》：“今之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卖滛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唐、宋皆以官伎佐酒，国初犹然，至宣德初始有禁，而缙绅家居者不论也。故虽绝迹公庭，而常充禼里。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j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 只要有卖滛为生的娼妓，只要有进行性茭易的行业和场合，性病传染，必定要成为社会公害。在俄国作家库普林小说《亚玛街》中，我们看到沙俄当局对妓女和妓院，有定期的卫生检查。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做做样子的。但至少在18世纪以后的西方，即或是走过场，还是想要控制性病蔓延的。但在中国，甚至到了清代，到了民国，从鸳鸯蝴蝶，狭邪滛秽的小说作品中，看不到类似的杜绝性病传播的措施。 因此，汤显祖这首“戏寄十绝”，从诗中略存调侃之意看，性病是当时社会的常见病。屠隆害了梅毒，不过和伤风感冒一样，汤既未感惊讶，也不认为奇怪，是很平常，很普通的病。估计15世纪的明代，性病的普遍发生率，是那个滛乱社会的必然现象。讵知屠长卿风流出格，性生活过于糜烂，以致最后不治，首开中国文人性病死亡记录。 作《拍案惊奇》的凌初曾经对15、16世纪的中国人的心理状态，作过这样的表述：“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滛”。其实，民风的滛佚，是在帝王、臣宰、整个国家机器中的大小官僚带动下，再加之商人性消费的勃兴，与文人自命风流的推波助澜，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才形成这种全民参与的世纪末滛风。  
“自古才子多娇纵”(3)
要是能通过时光隧道，回到万历年间，那时的北京也好，南京也好，乃至大小城市，妓院娼馆，充斥市廛，神女娈童，诱色卖身，媚药秘方，大行其道，滛具亵器，公开买卖。而在街市集镇，茶楼酒肆，那些御女之道，房中之术，滛秽文字，春宫图画，更是堂而皇之地大明大摆。因此，实际上全社会对于滛荡，已到了毫不以为羞耻的田地。 像屠隆这样的才子，引娼挟妓，眠花宿柳，平康冶游，招蜂惹蝶，弄出一身病来，是不必大惊小怪的。然而，得了性病，多少有点中奖的荣耀感，实在是匪夷所思。在今天说来，某位作家从三陪小姐那里染上淋病白浊，顶多从电线杆子上贴的小广告，找江湖郎中私下治闻，绝不愿意大事张扬。无论如何，这是不大名誉的事情。可在明朝，却视作风流，不但不感到难为情，不觉得是件多么难以启口的话题，还要堂而皇之写进诗文里的。 汤显祖，这位与莎士比亚同年死去的剧作家，就认为这是风流，不是丑恶。 风气，这东西，一旦形成，便会左右社会，左右人的意识，作家也不能例外。我记不得是公安三袁中的哪一位了，竟认为妓女能给予离乡背井者灵肉满足，实在有其存在的必要，并为之论证，振振有词，颇理直气壮的。这也就是一代人说一代的话，一代作家写一代的作品。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亲历过来的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尝试，三十年代的拓展，四十年代的跌宕，五十年代的惶恐，六十年代的矫情，七十年代的伪善，从作家的话语中，大致可以揣摸出那个时代的大致脉搏和基本面貌。 所以，明季中后期，文人的不护细行，令人不敢恭维。戏曲家何元朗，能够当场脱下妓女王赛玉的绣花鞋，作饮酒的杯托，传行席间，先嗅脚味，后品酒香，划拳行令，这种变态的恋物癖，近乎下作。大文人王世贞还作长诗，以记其盛。视滛乱为风流，视荒唐为正经，视无耻为潇洒，视低级趣味为高尚行动，便是那个时代的风采了。 所以，万历十二年（1584）甲申十一、二月间，汤显祖的长诗，《怀戴四明先生并问屠长卿》，径直写到他朋友的私生活，坦白道出他的男女性伴侣，全无顾忌：赤水之珠屠长卿，风波宕跌还乡里。岂有妖姬解写姿？岂有狡童解咏诗？机边折齿宁妨秽，画里挑心是绝痴。古来才子多娇纵，直取歌篇足弹诵。对屠这种与同性、与异性的滛荡苟且，虽说不上是赞美褒扬，但没有任何责让和不以为然的口吻，恐怕是时代风气使之然耳。 次年，乙酉三月，在《送臧晋叔谪归湖上，时唐仁卿以谈道贬，同日出关，并寄屠长卿江外》一诗中，汤显祖更写道：君门如水亦如市，直为风烟能满纸。长卿曾误宋东邻，晋叔讵怜周小史。自古飞簪说俊游，一官难道减风流。深灯夜雨宜残局，浅草春风恣蹴球。这首诗，干脆美化起这两位因龙阳断袖之癖而丢官的才子了。臧晋叔，戏曲家，他编纂的《元曲选》，至今仍是研究元人杂剧的典籍。据徐朔方先生《汤显祖全集》笺注：“臧懋循字晋叔，长兴人，官南京国子监博士。每出必以棋局，蹴系于车后，又与所欢小史衣红衣，并马出凤台门，中白简罢官。”这个“小史”，就是他的性“同志”。 而“长卿曾误宋东邻”，则是屠隆大出其名的一桩风流官司。这位才子在礼部任主事时，因与西宁侯宋世恩，大概都属性“同志”，气味相投，情好甚昵，共嬲俊童，形影不离。同时，屠隆又与宋的姬妾有染，放肆不检，秽闻狼藉，闹得满城风雨，遂遭弹劾，以滛纵罪，削籍。这是去年之事，今年，臧晋叔又因情se被贬，谪归故里。于是，汤显祖在送行的诗中，旧事重提，一并谈起。从“一官难道减风流”诗句看，汤对这两位朋友的丑闻，绝对看作是一种高尚的风流，认为，即使丢官，也要风流，那是值得肯定的。 所以，屠隆死前，汤显祖写去慰问诗十首，诗题里提到了他患了“情寄之疡”，没有任何隐讳和回避。在那个对滛乱不以为耻的年代里，丑恶与美好，整个都颠倒了，即使道出其所患之梅毒，也不存有中伤朋友的意思。那时的一个才子，得了杨梅大疮，烂了鼻子，对他的人格品德，不但无碍无损，相反，还被视作体面的、光彩的风流韵事，当作美谈呢！ 在这种世纪末的极端颓废风气下，这世界还有救吗？《明史》称：“明之亡，实亡之于万历”，看来，这还真是说准了。 至此，我不禁想到《金瓶梅》，这部应该是嘉靖年间出现、万历年间盛行的小说，也是这种风气所及的产品，充分表现出那个时代的滛乱特色。那位隐姓埋名的文学大师，到底也弄不清楚是谁，至少有四十多种推断的兰陵笑笑生，在作品中大描大写三十六处，小描小写三十六处，一笔带过三十三处。我猜想，这位大师那亢奋的，冲动的，流着哈拉子的，某些部位大量充血的状态，是相当“后明朝化”的。同样，他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也不觉得有什么诲滛的罪愆感，津津乐道，其味无穷的精神层面，也绝对是“后明朝化”的。没有后明朝，没有《金瓶梅》；没有《金瓶梅》，也没有嗣后不绝如缕的滛秽作品。兰陵笑笑生自有他狂热写性的可指责处，但那个时代的风气，那个时代的错乱和颠倒的思潮，也不能辞其咎的。  
“自古才子多娇纵”(4)
《金瓶梅》至少有其不朽价值，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它佳处自在。至于末流，则着意所写，专在性茭，又越常情，如有狂疾。”因此，这股以《金瓶梅》为滥觞的，直至明末清初，应运而生的文学浊流，与明代末季充斥着社会各个角落的滛风分不开的。 什么时代产生什么文学，这是一点也不错的。 现在，除中国文学史家、中国戏曲史家外，绝大多数读者，已经不大关注明代那位剧作家屠隆了。他是谁？他写过些什么？他的传奇戏剧有些什么影响和价值？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了。但他是一个死于梅毒的中国文人，以及他与那个时代的炽烈滛风，与随之催生的文学浊流，这种互依共存的关系，倒是值得后人玩味的。 作家，作品，时代，风气，说到底，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 因此，君不见近十数年来的裤裆文学，甚嚣尘上的现状，难道不值得对这种文学现象，去思考一些什么吗？  
街上流行人来疯(1)
一 颠倒，是常会发生的事情，不足为奇。 昨天的真理，今天的谬误，往日的毒草，如今的香花，这种经过一段时间沉淀以后，所作出的重新判断，我们称之为还历史本来的面目。 但这也不容易，事后说起来总是轻巧的，可过程本身，却决不轻松。有时候，明明白白知道那是错的，可由于这样和那样的原因，你得认为那是“对”的，这当然很糟糕，但我们大家差不多都领教过。当其时也，也许你的良知，使你不甘随大流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但你决不会，也不敢逆错误潮流而动，铮铮而言，掷地有声，说那是鹿，而不是马。拍案而起的勇敢者不是没有，但为数一定很少。于是，沉默的大多数惟有等待一途，人们会抱着这样一个信念，哪怕要等好多好多年，哪怕已经盖棺论定，板上钉钉，总会有这么一天，该颠倒的，终究要颠倒过来的。 这大概就是人类的长处了，也是与动物的区别所在。否则，人类失去了这份自我完善的能力，这世界也许早就沉沦，也无进化可言了。 但也不是所有的颠倒，都应该颠倒过来，那些不该颠倒的颠倒，譬如，就人而言，人鬼颠倒，人妖颠倒，就事而言，是非颠倒，黑白颠倒，如果也颠倒过来的话，就要弄得老百姓莫知所从了。近年来，鲁迅先生忽然被狗血喷头，周作人忽然被香火供奉，就是文坛上的一份最大的颠倒。最初，实行者还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迩来，则明火执仗，为周作人鸣冤叫屈，至于粪土鲁迅，则成一股甚嚣尘上的风气。 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对周氏兄弟，一个大大缩水，一文不名，一个金身重塑，供奉庙堂的现象，都会感到匪夷所思的。一个贬值掉价，一个行情飙升，斗士被辱骂，汉j最光荣，这世界究竟怎么啦？也真是令人嗟叹世情之诡薄，人心之险恶。对于最起码的公正或公道的认知，度量衡竟能失准到这样差劲的程度，也不知道这个社会吃错了什么药？ 最近，我读了一篇《且看骂鲁迅的狂人》的文章，给我一点启发。此文刊于1999年1月29日的《羊城晚报》的《书趣》版，作者署名为闵良臣。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1998年11月20日南京某报登出头条新闻，其中就有几位所谓‘天才’的狂人，对鲁迅口出狂言，大放厥词。这个说：‘鲁迅是块老石头……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对于今天的写作而言鲁迅也确无教育意义。’那个说：‘我们根本不看老一辈的作品，他们到我们这里已经死亡。’”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用郁达夫《怀鲁迅》的一句话，来回敬那些发表高见的勇士，实在是意味深长的：“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如果将郁达夫的这番话，反其意而用之，那就是：一个出汉j，出许多汉j的民族，说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大约是不会错的。而出了汉j，还要加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假如是这样的话），以此类推，说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也不算为过。 闵先生的文章中还写道：“有人说：‘鲁迅小说绝对比不上郁达夫，他的杂文谁都可以写……’更有人说：‘鲁迅在文学上的成就与他的地位不相称。他的大多数作品一般作家都能达到。以鲁迅来衡量文学，标准太低，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鲁迅早已是个过去的话题。’” 看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十年“文革”期间，郭沫若先生一时兴起，写的一部享“誉”华夏、风行神州的《李白与杜甫》了。当时，他之所以要把诗仙与诗圣拉到一块来比，不遗余力地推崇李白，百般誉扬，想尽办法地埋汰杜甫，奚落备至，说白了，那是专为一位特定读者而写，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但如今把郁达夫的小说评为a＋，而将鲁迅的小说评为b－的勇士，该不至于抱有郭老的宏图大志，有投桃报李之盼吧？ 所以，我想，这样的比法，恐怕更接近于上海弄堂里的顽童，并排站着，比赛谁尿得更高更远的游戏心理作怪，和小孩子人来疯的表演欲吧？那么，这些“骂鲁迅的狂人”，愤世嫉俗的同时，某种程度上还保存一份童真未泯的率直和可爱呢！ 把郁达夫和鲁迅拉在一起比小说的长短，就如同要将福克纳和普鲁斯特，定出上下，把茨威格和川端康成，分出高低一样，是徒劳无功的事。大师与大师之间，是没有可比度的，因为每一位大师，都是历史上的惟一，也就是黑格尔说的“这一个”。如果硬是要比，那就是明初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里所说的：“庸人孺子，见画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