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它们的区别，而一个人和一个人的存在之间的区别也许会更大，有些“人”几乎算不上是“人的存在”了。
我们来看词源的解释。“perna”在拉丁语中是演员的面具，或是剧中的人物：它也许和“nare”即“声音”有相同的词源。个人是没有分裂或不可分裂的意思。存在我们不想定义了，因为它是不可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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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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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本来是演员的面具或是听到的声音和意思是“没有分裂”的两种概念之间一定有着根本的区别。原来的意思和pern（人）有关系，而且从pern－ality（人性）中看得出来：人是一个表现于他人的个人的存在，而人性是人向他的观众传达的一切人的可传达的印象。
一个好的演员可以表现人性，但他永远不能表现个性，无论他是否有他自己的个性。因此人性比个性更肤浅，至少是更无常的。这种无常性我们必须研究。
让我们来看一篇美国小说里的一句话：“我的自我对我开了一个玩笑，其实我只想要男人，它却使我想要孩子”。这完全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表白，但作者的“自我”和她的“我”有什么区别呢？很明显，自我是她具有的第二性的“我”，也就是她多少现成地从她父亲和祖父那儿接受了遗传意识的身体。第二性的“我”是非常有害的，独裁着她的一切，而对她真实的更深刻的本能的“我”，即有创造力的本体来说是完全错误的。
世上没有比自我或假我（那个束缚每个人的意识实体）更有害的了，他几乎全盘地从上一代接收了这些意识。他大半生都在想把他本能的我从可怕的梦魇中解放出来。这个梦魇导致的是死气沉沉的流行观念，所以说，每个人生来脖子上都被套了一个观念的磨石，而且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他要么像一个想挣脱绑在脖子上的木头的野兽，拼命想使他的脖子获得自由，要么他整日用迷人的色彩涂抹他的磨石、他的驮木。
被幻想涂抹的磨石就叫人性。决不要相信那种有绝对人性的个人，他无疑是一个生活的叛徒。他的人性只不过是一种演员的面具。是自觉的“我”，他观念的自我在到处招摇撞骗。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但这没有关系。他只是一只花哨的虫子罢了。
观念的自我就是人性，由概念而产生的自我就是观念的自我——一个虚伪的、可憎的产品。这是从他自己的理解中创造出来的人，这是从他自己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人。这是自觉的我，固定概念和观念的实践，像演员一样装腔作势地表演着，而这就是人性，也是那个美国女作家喋喋不休地谈她孩子的原因。这种健谈是她人性的特殊方面，并向美国的男人表现了她的魅力，他们总是不喜欢真实的存在，偏爱与人性和“自我”打交道，因为人性和自我毕竟是很符合理性的，也就是说，它们取决于因果法则，是安全可靠的。他们是物质论者，认为物质世界是力和物质组成的。
你的观念本身就是十足的物质论。这并不自相矛盾。究竟什么是概念和观念？它们只不过是从生命的活体中抽象提取的固定的静态存在。有创造力的生命是由本能的多变性决定的，它提出不可预测的未知。但概念和观念只不过是正被制造的机器。人获得概念作为某种手段，然后用铁和钢制造出来，通过完全同样的方法，人获得某种关于人的观念，然后用血和肉制造出来。作为一种固定的静态存在，就像机器是一种静态存在，观念的人性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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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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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观念，这个敌人的化身就是人性。而驱使这种机械的体现过程的动力，就是对人性的爱和善恶的舆论标准。
当然，还有过其他的观念、其他形式的人性和其他形式的动力。我们不知道拉姆赛二世有什么样的人性，或者是因为什么样的动力筑成了金字塔，我想，大约是因为它们是地球上一个沉重的负担吧。
对人性的爱和真实温暖的个人的爱是一样的吗？废话！这是我们暖和日子里的月光，一种可憎的反射。人性和个人的存在一样吗？我们知道它只是一只面具而已。观念论和创造论一样吗？胡说！观念论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般的人类机器的计划表，由历史这个伟大的绘图员制成。给上帝一副圆规，就能使设计图测量完成。多么令人难堪的废话！好像上帝是从一副圆规开始造物似的。倒不如像卡莱尔那样，说人是一个叉开双腿的小萝卜。它比圆规什么的说法更有道理。
你可以有两种生命形式：要么一切从大脑自上而下地产生；要么一切从有创造力的核心开始，向外发展直至剥落和开花。要么一个伟大的理性在空间漫游：上帝、泛灵或超灵的上帝拿着一副圆规到处划着，使事物都符合方圆，甚至包括感情和自我意识的流露；要么创造从永不可测的生命——男人、女人、动物和植物的核心开始进行。实际存在的核心本身就是有创造力的真实，一旦你从中抽象，一旦你归纳和假设了一般概念，你就失去了有创造力的真实而进入静态的固定状态，进入机械论、物质论的领域。
现在让我们把盐撒在那只“有吸引力的人性”的调皮老马的尾巴上。它根本不是一只马，而是一个自觉自怜的、长着羽毛的蜗牛——盐对蜗牛是有好处的。正是蜗牛把我们的花吃得一点不剩，现在让我们再也不要被羽毛欺骗了，只管把盐撒在它的尾巴上。
在我们的民主里没有人性，也没有观念，当还有更多的人性到处兜售着它们华而不实的观念时，我们必须准备推翻它们的苹果车。我认为，一个人的自我是对它自己的法则。请注意：是对它自己，而不是对他自己。当一个人说到他自己，他是在说他自己的概念、他的观念里的自我、那个在他脑子里产生的可笑的小矮人。当一个人意识到了他自己，他就是在和他自己的人性做交易。
你不能给一个生命体规定某种概念，因为它永远不会成为一个观念。谢天谢地！它在那儿是一个不可测的、不可觅的、有生气的核心，像生命之流一样释放我们。它不是精神，精神只是我们的大脑意识，一个从我们生命存在中提取的完成了的实体，就像酒精一样，酒的精神是从葡萄提取的物质的完成的实体。生命本身不是精神，你不能进行假定。你怎么能假定那儿有什么呢？如果可以假定，月亮也想在天上占据高位。或者一个拉着母亲裙边的小孩子也可能在一片谩骂中开始假定他母亲的存在，以证明他自己的存在。人类忙碌了两千年，究竟在干些什么？多么滑稽的废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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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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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核心就在那儿，你用不着从它背后得到，就像叶子不想从太阳背后得到阳光一样，你也用不着给这个核心下个观念，因为这样你只能是尾巴上拖着羽毛、一个自我和人性的长着羽毛的漂亮蜗牛。你用不着向邻居炫耀——如果你这样做了，她就会把盐撒在你的尾巴上。你也用不着去拯救你邻居的灵魂，那应该是不免遭干涉的。你认为你是乐园里的万能之鸟，可以让你邻居把她的鹅毛长在你喜欢的家雀的翅膀上吗？每只鸟都有自己的羽毛。你不是万能的嘟嘟鸟，你只能在自己的翅膀上长出羽毛。
（四）个人主义
很清楚，惠特曼的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体系或一个政府体系——甚至不是一个社会体系，它是构想一种新生活方式和建立一种新价值的努力。它是把人类从观念僵化和任意的统辖下解放出来，进入自由本能的斗争。
不，“一”的理想，把所有人合并为单一种类的做法已经被我们抛弃了。现在的伟大欲望是每个人都成为不可置换的他自己本能而独立的个体。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降为一个专有名词或任何整体的一个单位。
我们必须区分理想和欲望，欲望是从内部的、未知的、本能的灵魂或自我产生的。但理想是从上面的头脑产生的，它是一个僵化任意的东西，就像受机器控制一样。最大的教育是学会打破所有僵化的观念，让灵魂的深层欲望直接本能地体现出来。但这需要很长的时间。
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存在取决于从中心的神秘到不可定义的表现的不可测的流向，这对它本身来说好像是一个抽象，然而并非如此。抽象倒可能完全不起作用。中心的神秘也不是概括了的抽象，而是每个人在自己内部的原灵和自我。表现决不是什么神秘或鬼怪的东西，相反，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我们面前的表现。这样的事实就是谜一样的实体化的神秘，它是不可言喻的。任何社会生活的伟大计划都必须依据这个事实，这是不同性的事实。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不可置换和唯一的。这是第一的真实。每个自我都是唯一的，因而也就不可比较，它毫无疑问是具有一个独立而健全的头脑的生物；它不能和另一个自我、另一个健全的头脑比较，因为在它最初或有创造力的真实里，它永远不能被另一个自我理解。
生命之我只有一个目的：使自己完善起来，就像树要开花，虎要威风，鸟儿在春天要美丽一样。
在这个完美的过程中，本能的存在是最麻烦的。人的本性在本能的创造力和机械物质的行动中得到平衡，本能的存在不服从于任何法则，而机械物质的存在则取决于机械物质世界的所有法则。人在这个物质世界几乎只有他一半的本性，他自然的本性只是占了优先地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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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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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了实现自我，唯一能信赖的只有他的欲望和冲动。但现在无论欲望和冲动都趋向于机械的惰性了。从本能的真实降到僵化或机械的真实。我们的一切教育都应该防止这种堕落。
这种堕落有可能存在于两方面。欲望趋向于感官之欲的惰性，而冲动则趋向于僵化的理想和观念。这是人类的两大诱惑。如果屈从于第一个诱惑，整个人类就会忙忙碌碌地操纵所有生物的某种功能，某种物质的行动，就像在大脑意识中的固定概念。我们把这种占主导地位的惰性化了的欲望称之为贪求——对权力的贪求、对消费的贪求、对克己和隐居的贪求。第二个诱惑是那种想在大脑中建立起某个固定中心并决定整个灵魂的倾向，我们称之为理想主义。这时，意志局限于某个有理想的行动，而不是有感情的行动，同时使这种行动围绕着一个概念或理想进行，整个的灵魂在理想的功能中流动，而且像机器一样自动地依赖于理想。
这就是使人类从本能的、独立的、单纯的存在堕落到我们称之为自我物质化、惰性化或机械化的两大诱惑。一切教育都必须防止这种堕落。我们一生都必须尽力保持灵魂的自由和本能。人类的整个灵魂永远不要受制于某个行动或感情。生命运动永远不要降为一个僵化的行动。永远不要有不变的方向。
人的生活不可能有理想的目标。任何理想的目标都意味着机械主义、物质主义和虚无主义，不要掰开花蕾去看花儿是怎么样的。叶子自会展开，花蕾会绽放，然后才会开花。甚至在花儿枯萎、叶子凋落以后，我们还是不可能知道花是怎么样的。会有更多的叶子，更多的花蕾，更多的花儿，而一朵花又是有创造力未知的某种表现。你不可能，完全不可能预测那个还没有开的花儿是怎么样的。你不能破坏先开的花儿。即使我们知道了今天的花儿，昨天的花儿对我们还是未知的。只有在物质机械的世界里人才能预见，才有预知、推测和证实的法则。
至此，我们多少掌握了新民主的第一要义。我们多少知道了一个人对他自己来说是怎么样的问题。
其次，一个人对他的邻居来说又是怎么样的呢？由于每个人在他第一的真实里都是一个独立而不可置换的灵魂，不能由任何别的灵魂推测和定义，也就不可能有一种数学化的证明。我们不能说人都是平等的，我们不能说a＝b，我们也不能说人都是不平等的，我们不能得出a＝b＋c。
由于任何事物对本身来说都是唯一的，也就没有什么比较可言。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既不平等也非不平等。当我站在另外一个人的面前，我只是纯粹的我自己。我知道我表现得平等，或者更低下，或者更优越吗？不知道，当我和另外一个只是她自己的人站在一起，而我也完全是我自己时，那么，我只是知道表现了不同性的真实。既有我，也有另一个存在，这是真实的第一点。没有比较和估计，只有对现实不同性的认识。因为另一个人的存在，我可能会感到高兴、生气或者伤心，但还是没有什么比较。只有当我们中的一些人从他自我的整体中分离出来时才可能有比较，比较进入了物质机械的世界，这样就有了平等和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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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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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知道了民主第一的伟大目标，每个人都应该是他本能的自我——每个是他自己的男人，每个是她自己的女人，根本没有什么平等和不平等的问题，男人也决不应该去决定另外一个男人或女人的存在。
但是，因为每个人都面临着从自在堕落到惰性化和机械化的诱惑，他必须随时准备好保持他的自在而反抗那些已经堕落或者失去自在了的人强加给他的机械主义和物质主义，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为了灵魂本身的自由和本能的自在而反抗机械主义和物质主义堕落的斗争。
所有这些都关系着人类原始的完整。如果人类能保持完整和原始，其他任何事物就都能那样了。也就不需要什么法律和政府，同意将是自然的事情，甚至非常协调的社会活动也将完全是自然的。
由于目前处在难以形容的半开化状态，人类不可能把他自己本能的完整从他机械的贪求和理想中区分出来。因此，还必须有法律和政府，但我们看到，也永远不能忘记，法律和政府只是和物质世界联系着的，只反映了财产、财产的所有权和生活的方式，以及人类物质机械的天性。
无疑，过去曾经有过伟大的理想，譬如兄弟之爱、统一和平等。人性中伟大的部分都趋于符合兄弟之爱，以它们独特的方式，表现着它们的统一和平等。理想是多么简单，即使是像平等和统一那样数学化的理想也会有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因此，德国人所说的兄弟之爱以及统一和法国人说的意思从来就不一样。但毕竟还是兄弟之爱和统一。当灵魂产生同样的观念时，它们的方式总是不同的，直至它们到达存在本能的完整性终于破裂的那一点。然后，当纯粹的机械化或物质主义介入时，灵魂就被自动地固定在一个枢轴上，生命的多样性变成了完全机械的一致性。我们在美国可以看到这点。它不是同类的自然集合，而是由一大堆溃散的东西变成完全机械的一致性。
人类已经到达为了更进一步实现他们的理想而打破他们自在生命的完整，堕落到完全机械的物质主义的地步。他们变成了自动的行动体，完全受机械的法则支配。
现代民主完全是这样：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切都很相似。决定所有这些主义的原则都是一样的：财产的所有者，理想化了的组织原则。人作为一个财产的所有者都有他最高的实现目标，他们都这样说过的。有些人说，财产所有权应该由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大多数人掌握，其他人则认为应该由受过教育的、开化了的人掌握，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高见了，对此也没有必要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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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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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后的理想，这是关于平等，兄弟之爱和统一理想的最后阶段，所有的理想终于堕落到了反映理想真实的彻底的物质主义。
现在谁是财产的所有者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他们都失去了对财产的把握，就是现实中最根本的财产也由于人失去他完整的本性而消亡了。虽说这很奇怪，但是不可否认，因为现在财产几乎是在消亡了。
那么，希望在哪里呢？因为有了希望，最后的理想才会消亡。终会有那么一天，那么一个地方，人终于会觉醒过来，认识到财产只不过是被人使用，而不是被人占有的。他会认识到占有是精神的一种病态，是本能之我身上绝望的负担。本来就不很重要的所有格代词“我的”，“我们的”就失去了它们所有神秘的意味。
财产的问题只有当人们不再关心财产的时候才能解决，然后它也就解决了其自身的问题。一个人要这样就能帮助他实现自我，一个只是为了得到一辆轿车、坐在里面驾驶的人，势必同轿车本身一样是机械的、没有希望的。
当人类从此摆脱了占有财产的欲望，或者阻止他人占有类似的欲望，那时，只有那时我们才乐意把财产转交给国家。我们现在国有化的方式只不过是换个名称而已，并非方式的改变。我们只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是个无限公司，而不是有限公司。
未来的总理将不过是一个仆人，商业部长只是大管家，交通部长是众车夫的头儿；他们不过是重要的仆人而已。
当人们变成像样的自我，我们就能很容易地管理这个物质世界，管理将必须是自然的而不是通过指令进行。在此之前，谈论这些东西有什么好处？现在一切关于财产所有权，无论是个人的、集体的，还是国家的讨论和理想，都不过是对本能的自我的背叛。财产问题必须自然而然地由人类内部的新动力解决。那种新动力把人从身外之物的负担中解放出来，无牵无挂轻松地走路。任何想预先规定新世界的人都不过是在早已压垮背脊的负担上再加上最后的一根稻草而已。如果我们不想让我们的背脊压垮，我们就必须把财产放到地上，丢下它走路，我们必须站在另一边。当许多人站在新的一边，他们就处在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人类的新世界就要开始了。这就是民主，新的秩序。
在文明的束缚下第三部分
人的性格总是受到这样那样的影响，构成这样那样的形式。不开化的澳洲土著居民就被牢牢地束缚在那为数不多的原始习俗中。这种束缚远比中国妇女的裹脚还要紧。比起我们来他们所受的束缚更紧，被束缚的松紧程度并不说明什么问题，但一旦你开始有这种压迫感，它便会变得越来越紧。到最后，要么你冲破束缚，挣脱出来，要么就是在它的压迫下崩溃，变得精神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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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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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法国文学，尤其是18世纪下半叶的文学中有一种令人压抑的东西。一旦我们了解了法国文学，我们就会发现：所有那些轻快的传记、冒险故事及伤感的抒发构成了我们所知道的最消沉的文学形式。从根本上说，法国人是生活的批评者而不是创造者。当生活本身已变得相当枯燥时——就像18世纪的法国那样——对生活的这种批评声更是喋喋不休，给人一种颓丧的感觉。
相比之下，18世纪的英国文学则很有生气。斯特恩的感伤主义充满着自嘲，而同一时期的法国感伤主义却在大量地推销，犹如卖不出去的臭鱼。即便有人像伦敦东区音乐厅里的绅士那样，能趾高气昂站起身来，带着某种“优越感”，也很难对雷斯蒂夫?德拉?布雷东纳感兴趣，而只会对聪明的法国人会如此沉溺于感伤主义及滛欲之中吃惊不已。
洛赞公爵生活在我们称之为动乱的年代。他生于1747年，路易十五去世那年他正好27岁。由于出身高贵，家庭在宫廷中又有显赫地位，使他免受那些“下三流”作者的极度的伤感主义的影响，同时也使他失去了体验这些作者所具有的一些真正感受的机会。虽说他比让?雅克更具备男子气，但就其本身而言还是缺乏大丈夫的气慨。
18世纪的法国文学中人们对性感是如此困惑，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在自己的内心寻找那些固定的感觉部位，并以此来度量将要面临的困境。由于18世纪文学的根本问题是道德问题，也由于在那段时期产生的新侏儒是包括“有感情的人”在内的“好人”，我们不得不扪心自问，看看我们对18世纪的道德与善有何感受。
毫无疑问，今天的“好人”是经由像卢梭和狄德罗这样的人的大脑和感情中枢的化学成分提炼而成的，所以，这个“好人”的形象经过了100年后才慢慢地臻于完美。然而，在经过了一个半世纪以后，当我们在他衰落时再去认识他时，便会发现原来他是个机器人。
毫无疑问，人的意识里这个新的小“好人”的形象遭到了扭曲，而这便是导致法国革命的根本原因，这个新的小侏儒很快就会从意识的芓宫里走出来，走上生活的舞台。一旦他走上舞台，他便会迅速成长，而且很快也会变得像伍德罗?威尔森那样年老昏聩。尽管如此，正是这个新的小怪物在从时间的芓宫里挣脱出来时的马蚤动，导致了旧秩序的崩溃。
这个新的小怪物，这个新“好人”是绝对理智，不带任何宗教色彩的。宗教涉及到激|情。“好人”玩弄机器人的戏法，使自己从激|情中解脱出来。他以理智的社会道德来代替对生活的激|情。你在物质交往时必须老老实实，必须善待贫穷，必须对你周围的人以及大自然抱有“感情”，大写的自然！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值得崇拜的，崇拜之类的事纯粹是荒唐之极。但是，你可以从任何事物中获得“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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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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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从事物中获得良好的“感情”，你当然必须相当“自由”，不受到任何干扰。而要想做到“自由”，你就得设法使别人对你不抱敌意，你必须“善”，当人人都变得“善”及“自由”时，我们便会对一切产生良好的感情。
这就是像卢梭这样的感情炼丹士经化学提炼而创造的“好人”观念的要点。正像任何其他小侏儒一样，这个小“好人”很快就开始畸形发展，随后发展成一个怪物，最后变为一个龇牙傻笑的白痴。现在，这个大怪物正向我们龇牙咧嘴地傻笑呢。
我们都已经是相当地“善”了，我们也都非常地“自由”了。除此之外，我们还想得到什么呢？如此说来，我们该对任何事物都抱有惊人的良好感觉。
最可怕的就是：如果我们是好人我们便会装出对一切抱有一种良好的感觉，这也是卢梭之流创造的巨大的龇牙傻笑的感伤主义的最后狞笑。其实，要保持这种狰狞已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事实上，我们远远不是对全体事物抱有一种良好的感觉。我们实际上对一切事物都没有这种感觉。我们能获得良好感觉的时候已越来越少了。而在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获得的是那些我们不得不尽力去抑制的可怕的感觉。或者，即便我们不承认这一点，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对事物的感觉日见其少，我们感受事物的能力正在变得麻木，而且将越来越麻木，直至我们的感觉完全消失，变得精神错乱。
这就是“好人”侏儒的可怕结局。
就目前情况看，这个“好人”还平安无事。一个人必须诚实地对待他的感情，对那些穷人确有善意——除非他属于那种非常令人讨厌的人。如果我使自己成为个骗子，并且对每一个乞丐冷酷无情，那么，我便不是一个“好人”，而只能是个“不好的人”。实际上，这两者是一码事。不道德问题已不是什么新话题，其中没有什么创新之处。不言而喻，发明道德的人同时也发明了不道德。那些不道德，不遵守惯例的人只是那些讲道德、守惯例的人中的一小部分，就像裙子的折边。
这个“好人”的麻烦是他只能算百分之一的人。18世纪就像卑鄙的夏洛克，从人的精神上剖去了一磅肉，而且像狡诈的炼丹士那样对他施以魔法，令他傻笑，并把他称为“好人”——看哪，我们都已开始使自己顺从这个小怪物。我们都怎么了？难道我们像中国妇女的裹脚那样被缠住了，停止了发展，变成了一个“纯洁的人”？我们的确已被一些观念牢牢地束缚住了，这种束缚远比穿小鞋给人带来的痛苦更厉害。
奥斯卡?王尔德说艺术模仿性格的说法简直是无稽之谈，因为性格总是在那儿模仿艺术，他说得绝对符合人的本性，所谓“自发的性格”（人的本性）是不存在的，从来也不曾有过。人的性格总是受到这样那样的影响，构成这样那样的形式。不开化的澳洲土著居民就被牢牢地束缚在那为数不多的原始习俗中。这种束缚远比中国妇女的裹脚还要紧。比起我们来他们所受的束缚更紧，被束缚的松紧程度并不说明什么问题，但一旦你开始有这种压迫感，它便会变得越来越紧。到最后，要么你冲破束缚，挣脱出来，要么就是在它的压迫下崩溃，变得精神错乱。自由的美国少女也像澳洲土著部落中的少女一样，承受着传统的理想情感的束缚。一头被绑起来只能转动眼睛的大象的处境，并不比一只被绑起来的老鼠的处境强，也许更糟糕，因为老鼠有更多的机会用嘴咬出一条生路，逃之夭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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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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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承认，没人有“自我感觉”，因为在当今的文明世界里，所有人的感觉实际上都是相同的，只有当人们懂得了怎样去感受时，他们才可能有所感觉。对于他们不知道如何感受的感觉，他们是断断感觉不到的。这一点，无论是男人、女人或儿童，情况都是如此。
的确，儿童都有许多未被认识的感觉。但是任何未被认识的感觉，如果硬要表现出来的话，只会被人视为“神经紧张”或“烦躁不安”。我们的确认识了某些感觉，但随着我们的成长，精神上或心灵上的这类马蚤扰便会一一与那些相应的、已被认知了的感觉模式联系在一起。否则，这类感觉只能归属到“神经质”那类里去了。
这就是我们真正的束缚。人生的最大痛苦就在于我们只能以传统的感觉模式来感知事物，因为一旦这些感觉模式变得不适用时，当这些感觉模式不能表现激烈的心灵活动的时候，我们将经受痛苦的折磨。就像一个想说话的聋哑人那样，由于发音器官不健全，只能发出奇怪的嚎叫，我们也在那儿哑而无言地嚎叫着，因为我们激烈的内心活动没有声音也没有语言可以表达。我们就像想说话又说不出话的聋哑人，或者像中国妇女的裹脚那样被束缚住了。
18世纪确实给裹脚留下了一点活动的余地。但是，唉！那仅仅只是很有限的一点余地。随着人们的迅速成长，裹脚又会绷得很紧，而且这种挤压感已变得十分可怕，令人无法忍受——就像今天的情况一样。
拿今天的英国同1780年的法国比较，我们期望能出现与法国革命类似的革命。但我们几乎没有余地来进行这种比较和期待。无疑我们的感觉已经趋于死亡，我们不得不极力从自己身上获得一些感觉。路易十五时期的人们是这样，路易十六时期的人们——如洛赞公爵——则更是如此。但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如果把我们都送上断头台，只留下工人阶级自己及一片整洁的土地，那么什么也就不会发生了。人们不无遗憾地感到，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在地球上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了。它仅仅是另一种美国罢了。无论发生多少次革命，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形形色色的美国而已。既然美国是众所周知的，在我们富于想象力的心灵里，它是一种令人沮丧的最后样版，那又有什么要紧呢？美国没有新的感觉，甚至还不如英国。美国有的只是旧的感觉的崩溃。美国甚至比在旧的传统观念与思想束缚下的欧洲束缚得更紧。美国的感觉更趋于一个固定的模式，或者说是一种感觉的退化。它的艺术形式则更缺乏生命力。
那么，革命的意义又是什么呢？侏儒在哪儿？对生活抱有新概念的新生儿又在哪儿？又有谁感觉得出他已经在时间的芓宫里蠕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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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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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根本就没有人！甚至就连社会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他们自己也不能感觉到这个新生儿的存在。佛教徒不能，基督教科学者不能，科学家不能，基督徒也不能。没有人！至今为止，还没有什么新生儿，因此，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革命。因为革命就是意味着一个新生儿的诞生，意味着一种新的观念，新的感受的诞生！意味着一种新的感觉方法和新的感觉形式的诞生。“因为我将教你一首新歌。”
根本就没有什么新歌，根本就没有什么新人，也没有什么新生儿。
因此，我再说一遍，根本就不存在革命。
你想进行一场革命吗？那就得首先在你的体内孕育新生儿，而不是卢梭创造的侏儒机器人。
但如果你害怕革命，你就会认识到，根本就不会有什么革命，就像不分娩不会产生分娩时的剧痛一样。
相反，你可能会得到不是革命的“革命”，你可能会发现“在我身后洪水将泛滥成灾”的说法尚为时过早。法国革命只是一次短暂的洪水泛滥，而真正的洪水还在前面，没有到来。
对此，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你无法维持现状，因为这个侏儒机器人——“好人”已经死了，在伟大的拯救民主的战争中我们已及时地、毫不留情地把他杀死了。他死了，你不能阻止他腐烂解体，你不能。
你也看不到革命。因为我们社会的芓宫根本就孕育不出新生儿。十月革命不是一场革命，而只是一次崩溃。
由于路易十五的洪水来得太迟，留下了一些幸存者。所有这些幸存者将会成为一个挪亚，将建造一只方舟。一只方舟，我的方舟王国！一只盟约之舟，在这只方舟里动物也将成双而行，因为前途充满着艰难险阻，要横渡的不止一条河湾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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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的现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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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移情
安宁是灵魂最深沉的欲望得到满足的状态，是精神在冥冥中进入我们内心的最伟大的脉动的飞翔条件。我们的生活已成了一个机械的圆圈，对我们来说，已经很难理解或承认突如其来的创造欲。我们牢牢地缠着旧秩序，不让自己满足灵魂的欲望，那种韧劲几乎可以中止太阳的运行。但结果，我们被压垮了，如果我们不能抛弃旧的、习惯了的生活，我们就可能在盲目的狂怒中置身于它的重压之下。一旦宇宙成了我们的监狱，我们就会发疯般地拖曳房柱，直至屋顶崩塌，压在我们头顶，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上抹去。
宇宙有一个大的扩张和收缩，没有原因或为什么，亦没有目标或目的。它始终在那儿运行，就像一颗心脏在不停地呼呼地跳动。它到底是什么——这是永远也说不清的。我们只知道结果是人间的天堂，就像那盛开的野玫瑰。
我们就像流淌的血，像一把从虚无飞向永恒，再从永恒飞回虚无的梭子。我们是永恒的扩张—收缩的主体。我们在完美的冲动中飞翔，并且获得安宁，我们抵抗，我们又尝到了先前就已知道的无价值的痛苦。
谁能够预先选择世界呢？所有的法则，所有的知识都适用于那些业已存在的世界中的事物。但是对未知的世界却没有一条法则、一丁点知识。我们不能预先知道，不能预先宣布。只有当我们安睡在未知的生命之流中，当我们获得了创造的方向，像一只梭子一样在织机上来回穿梭时，我们才能达到理解和默认的完美状态。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被编织成今天这个模式，但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同现实达到完美的默契。
从未知的冲动中分离出来的是什么？通过这个孤立的自我意志我们又能获得什么？谁能够通过意志找到通?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