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
儒家重视诗教，所谓温柔敦厚，诗之教也，孔子很多次提到学诗的作用，并且耳提面命要他的儿子学诗。近代诗人闻一多说：“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那样大的社会功能。……所* 以诗支持了那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转引自金忠明《乐教与中国文化》页266，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
诗教何以这样重要，今日的教育界着眼于它的韵语易上口形式：“《诗》在六经（乃至一切重要典籍）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不仅在于它具有‘温柔敦厚’的诗教内容，更在于它为古代教育提供了最有效、快捷的传播形式。……直到唐后，随着印刷术的发明、推广，才打破了口语（韵语）教育独尊的局面。然而，即使到唐末后，在不识字的群众中实行教化，仍然主要借助诗教的传统（口头韵语的教育方式）。……在中国古代教育史的起始阶段，诗的韵语形式也比诗的内在含义有更重要的作用。”金忠明，同上书，页244—246。看看同是韵语的戏曲在中国农村的影响和教育作用，诗教的作用也可思过半。中国的诗向来偏于抒情和短小，比戏曲更易于儿童记忆。中国传统的学塾教育没有音乐课，然而很多儿童接受诗教——一种兼文艺、音律功能的教育。
汉语的语言特点特别适宜作诗，中国文学体裁中，诗一直是极重要的一类。自从唐代诗歌达到鼎盛之后，诗歌更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开创了一个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都爱诵诗甚至作诗的局面”，“学习欣赏或创作诗歌自然就成为历代启蒙教育中极受重视的方面”。以至于“一般乡村蒙馆中将作近体诗的基本功——对对，作为一项必修的课目”。李宗为《千家诗神童诗续神童诗》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而蒙学书中，诗集和教对对的书自成一大宗，《声律启蒙》是教对对的，学过做诗的人都读过；《神童诗》、《千家诗》也是蒙学书中的名著。《千家诗》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三百千千，流传很广。</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