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在教育上的一种新变，但是第一步还是在识字等教育基础上，而教育的手段仍然是读文章，内容仍以道德（对国事的关怀）为依归，在手法、步骤和目的上是一样的，只是教的具体内容不同了，而受教的人还包括曾虚白的小姑母。
茅盾家有家塾，由祖父执教，教材是《三字经》、《百家姓》这类老书。家塾徒具形式，教学不认真，祖父经常自顾出门听说书或打小麻将，丢下学生不管。因此茅盾的父亲不愿儿子到家塾读书，自选了一些新教材如《字课图说》、《天文歌略》、《地理歌略》等，让母亲来教茅盾。后来送到一个亲戚办的私塾中念书，又叮嘱旧式的塾师教新学，但是老塾师不懂得教新学。终于半年多后，当乌镇办起了第一所初级小学，茅盾就成为这个小学的第一班学生。茅盾《我走过的道路》页55。
冯友兰的新教育影响就更多姿彩了，除了书本有变，连形式也模仿新式学校：“我们虽然主要是在家里念书，但是也不是与当时武昌教育界完全隔绝。因为父亲也在当时教育界之内。遇见一般学校都要作的事，他也要我们作。当时武昌的学校，无论大小都要穿制服。制服上身是一件浅蓝色短褂，镶上云字头的青色宽边，很有点像当时军队穿的号衣。下身长裤，也是浅蓝色。父亲也叫母亲给我们兄弟俩都作了一套。还教我们唱学堂歌。学堂歌是张之洞作的，当时大、中、小学堂都唱。歌词开头说：
天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赞学堂。
圣天子，图自强，除却兴学别无方。
下边分说当时所谓各种新学的要点和意义* ，有些现在看着是很平凡甚至是错误的。…… 我们这些小孩也学唱这个歌，其实也无所谓唱，因为本来没有谱子，只要大声念，再把腔拉长一点，就算是唱了。”冯友兰《三松堂自序》页7—8。
清末最后一次科举的探花商衍鎏，本身虽然是科举制度的得益者，但是对于新变的局面很了解，早就计划为儿子做好迎接新社会的准备：他认为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不应再闭关自守。既然要向人家学，首先要学好外文，这样即使不出国，也可以读人家的科技书。于是在中文教师外，又聘请一位英文教师，教四个儿子和侄儿；又说“日本人身体强健，重视体育之故，体质是人的本钱，这点不可忽视”。又请了位谷师傅隔晚教子侄打短拳，舞白蜡杆，打沙袋，还买了一匹小马，锻炼胆识。儿子商承祚说“其深谋远虑，无微不至的安排，不外为我们迎接新社会的来临做好准备”。《群星璀璨——广东文化名人实录》页170—171。商承祚是著名古文字学家，任教于中山大学。本站网址：，请多多支持本站！
(紫琅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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