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所提的，都是家塾，虽然有些僻处安徽、四川，但受到家庭经济条件的影响，在接触新学上，仍可占得先机。
能够早在变革之初甚至变革之前，透过读家塾而接触新知识的，在全中国的学塾中，恐怕只是少数。
相对来说，以教师为中心的私塾，变化似乎比较少。只有丰子恺说过他的私塾教师因为学校初兴，而忽然要把私塾大加改良，先买了一架风琴，自己练几天，就教学生唱歌；又请朋友来教体操。
丰子恺《丰子恺自述》页66。丰子恺是名画家及散文家。其实当时已是1910年或以后了，比之1901年的学校初兴，已差了很多年。
所以，贫穷人家的孩子在追求新学的时间上，无疑较为吃亏，像容闳中国近代最早的留美毕业生。
这样，能够较早期接触新学的，主要是受教会学校教育。马叙伦这样的例子是后来才有。
他的求学过程几经波折，直到十多岁还没有得到好教导，但因为占有地利，生长于得风气之先的江浙地区，因此能够早在1898年前后就进入由新式人物办的学塾，最后成为一代名学者。
这大概是穷孩子最走运的例子了。马叙伦这*一种渠道，已不能算是学塾而传授新学的例证，因为虽然名为养正书塾，但形式是外国学堂式的，只是与同在杭州的求是书院比起来，又不算正式的新式教育机构。
马叙伦说，其实这种书院学塾都是不中不外不今不古，不过不得不叫他们做新式教育机关。
程度可以说是现在的初小三四年到高中的混合体。进去的时候，里面有二班三班四班三个班头，二班学生不过六七个人，都会做满篇的文章，年纪也都在二十左右了。
科目只有历史地理英文，历史地理还没有教科书，所以历史读整部的《御批通鉴辑览》、地理是《水道提纲》。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页9—12。或者因为求变心切，当时家塾、学堂、半新不旧的学塾所构成的追求新学图像，大抵是相当有朝气的。
奇怪的是，据萧乾所写，到了
“五四”前，身在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北京，却反而不易接受到新式教育。
他六岁进的是
“设在新太仓一座庙里的私塾。……私塾在大殿右侧一个黑黝黝的角落里。五十来个学生挤在一座座砖砌的小台子周围。墙壁中央上端挂了一张残旧不堪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像，上课前下课后我们都得朝它作上三揖。每个学生面前都摊着一本四书，好像解闷似的，从早到晚我们就扯着喉咙唱着经文。……老师动不动就用烟袋锅子敲我的脑袋，板子也越打越重。说是‘《大学》、《中庸》，打得屁股哼哼’，可我念了半本《论语》，身上就给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了。”设学堂已经十多年了，可是这所私塾跟传统的学塾教育简直就是一个样。
新式学堂也好不了多少，
“大约是五四运动前夕，新学就像一股清风，吹进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母亲）决定送我进九道湾一家私立的‘新式学堂’。那是一个路西高台阶的宅子。妈妈替我买了新式的教科书。第一课是‘人手足刀尺’，还有图画。……这个学堂的课室设在东西厢房，老师一家住在北屋。……我小心坎里只想知道这个新式学堂到底怎么个新法。倒是不再念‘子曰’，改念‘马牛羊，鸡犬豕’了。课本是新式装帧，还可以嗅出印刷的油墨气味。可是照旧上一段死背一段，照旧扯了喉咙唱”。
《风云录》页129—130。萧乾是名记者，二次大战时曾任《大公报》驻欧洲战地记者。
生于1910年，入学当时6岁。所指
“五四”前，应为1916年前后。北京贵为首都，保守的气氛却十分浓厚，所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把官气的京师大学堂一变而为活泼思潮的中心，功劳十分大。
在统计上，新旧学校的比率只能反映出一方面的真实。实际上，民国以后萧乾所读的学校，比十多年前努力求变的家塾，还大有不如哩！
(紫琅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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