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地主被处死刑还得按手续办,不能随便打死,我们妇女的性命还不如恶霸地主!”
一些司法部门工作人员对《婚姻法》的内容、精神掌握理解不够,缺乏办案经验;有的甚至偏听偏信,导致判案不公,给了旧势力可乘之机,是妇女受迫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有些法院在处理婚姻案件中,,缺乏认真负责的态度。陕西省礼泉县十六岁的女孩张云阁,由父母包办以三石米的彩礼与冯武订婚,但张与邻居青年宁起祥已经有了感,因此,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请与冯武解除婚约。法院不做认真调查,只片面认为冯家穷,县委也建议尽可能不批准解除婚约。于是这案子一直在法院拖延着。张几次去法院催案,仍拖延不决,而冯家一天比一天逼得紧,张走投无路,便在法院后院投井自杀。云南一司法干部把要求离婚的妇女扣押在监狱里,并公然怂恿其丈夫去强jian她。对干涉婚姻、迫害妇女的事件,有些法院重视不够,有判刑过轻的现象。如江西余江县妇女彭金英,因不堪忍受丈夫周冬海虐待提出离婚,周冬海勾结村妇联主任姜同生,组织村民开会斗争彭金英,会后又拉她游街示众,致使彭金英投水自杀。县法院对周等限制妇女婚姻自由的严重罪行,只轻判周、姜各一个月劳役。部分司法干部存在错误的所谓“照顾穷人”的思想。广西一司法干部对一位要求离婚的地主的妾说:“你不能趁人家现在倒霉就提出离婚,落井下石,这样太没有良心了。”有的法院在离婚判决书上竟荒唐地写着:“女方再嫁时所得聘礼,应作偿还前夫的身价。”
4第二章艰难的改造(4)
封建婚姻家庭制度,是我国漫长的封建宗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封建社会的派生物。随着《婚姻法》的公布实施,这个派生物即将被铲除,它势必要引起旧势力、旧传统的恐慌,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显然是无法避免的。
河北“刘巧儿”的故事
我在当时一本宣传婚姻法的小册子上,读到被称为是河北的“刘巧儿”李志茹的一段材料时,萌生前往河北采访李志茹的念头。
满城县人民法院和妇联积极支持妇女婚姻自由
李志茹是河北满城县二区贾家庄的青年妇女。土地改革后,她家翻了身,她参加了识字班,思想很进步。婚姻法公布以后,她高兴地说:“旧社会婚姻不自由,现在对自己的婚姻可以自己做主,这多好啊!”
1951年正月里,李志茹开始与同村青年农民贾进才恋爱,双方都很满意,学习、生产也更上劲了。可是,李志茹的父亲李老辛思想很封建,一听说女儿要自由结婚,气得不得了,便跑去找村长说:“无论如何不能批准他们结婚,天下哪有这样不要脸的闺女,自己找婆家,真的他们结了婚,我还能见人吗?”他不听村长的劝告,又把儿子李完子从保定叫了回来,以便共同阻挠李志茹的婚姻自由。李完予一进门,就骂李志茹,还磨刀吓唬她,说:“你要与贾进才结婚,我非割了你的,肉把你活埋了不可!”李老辛还把李志茹的姑姑接回来监视她,不许她与贾进才见面。同时,还忙着让媒人给李志茹找了个婆家,说定在10月19日结婚。
但是,李志茹明白政府的法令,决心要和封建家长斗争到底。贾进才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即找村长和民兵中队长商量,向县人民法院和妇联会控诉。
县法院院长赵景波和妇联主任高杰接到控诉书后,马上冒着大雨,赶到贾家庄。先了解了况,鼓励了李志茹的斗争精神,李志茹感动得流下眼泪。她拉着妇联主任的手说:“你们可来了!有、给我做主,有人民政府订的婚姻法,不论家庭怎么威胁我,我也不怕!”赵院长、高主任及村干部又对李老辛进行了一番婚姻法教育,老人的思想终于转变过来了。
拨通了河北满城县人民法院和妇联的电话,我向他们打听赵景波和高杰的况,反馈回采的消息是,两位老领导均已经去世。
我决意直接去一趟满城再说。迎着初冬的寒风,出北京,上京石高速公路,经保定,向西,两个多小时便到满城。
贾家庄,一式的砖房小院,家家户户院里堆着玉米棒子。路旁的墙上,到处写着宣传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的标语,如:“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早婚的害处”、“安放宫内节育器须知”、“新婚期间最好别怀孕”等等。记得十几年前,我到云南、广西一些贫困地区采访,农村里也到处是宣传计划生育的标语,不过,那些标语都充满了强制性的口气:“一胎上环,二胎结扎,三胎又引(产)又扎,四胎又引又扎又罚。”“思想通了,主动来;半通不通,动员来;思想不通,强制来;逃跑了承包土地收回来。”(这里的“来”是指来做结扎手术。)相比起来,现在的计划生育口号,强制性的东西相对少了,科普知识增加了。
在村口,见到一位正在院门口晒太阳的老人,我问:“大爷,咱们村有没有一位叫李志茹的老人?”“李志茹,有啊,有李志茹。”你说多凑巧,老人正好是李志茹的堂妹夫齐俊英。齐大爷告诉我,贾进才五八年大跃进那阵子,闹肚子病去世了。李志茹这些年都住在满城二女儿家。
我们便又调转车头,重新开回县城,七弯八拐,找到李志茹二女儿王丽英的家。
王丽英把我让进屋里,为我倒了杯热茶,说:“我妈妈串门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听说我要采访她的母亲,王丽英觉得有些纳闷。我拿出那份《满城县人民法院和妇联积极支持妇女婚姻自由》材料的复印件,对她说:“我带来了一份材料,你先看看。”片刻,王丽英看完了材料,既有几分突然,又有几分感慨,说:“真没想到我妈妈年轻时还有这么一段历史!”
5第二章艰难的改造(5)
我说:“当年,你妈妈还被人们称为是河北的‘刘巧儿’呢!”
我们正在说着,一位老人掀开门帘进屋,王丽英忙说:“妈,北京来客人了,要采访您。”李志茹老人约摸七十开外,身材瘦小,但却显得挺有精神。老人不解地问:“你从北京大老远来?采访我?我一个老婆子,有什么好采访的?”
我把老人年轻时争取婚姻自由的那段往事说了,老人眼睛一亮,反问我:“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我说:“大妈,当时宣传《婚姻法》的书上,介绍了您的况。”
李志茹接过那份材料,戴上老花镜看了起来,看着看着,老人自自语地叨念道:“这一晃,都过去了五十年了……”
老人打开了话匣子,慢慢为我们讲述了当年的那段经历。
“当时村里刚刚搞完土改不久,我与贾进才的妹子贾淑云、我的堂妹子李凤茹,成天在一起干活、一起玩儿,还一起上夜校。不过,那时候,解放是解放了,大伙的思想还挺封建,青年男女之间根本没什么交往。我吧因为经常去淑云家,也常见到进才。有一天,淑云和风茹对我说:‘姐,你岁数也不小了,该考虑嫁人了。进才人不错,我们觉得你俩成一对挺般配的。’我说;‘哪有自己找对象的,羞不羞?’淑云说:‘怕什么?都解放了,现在又有了婚姻法,婚姻法说了,青年人可以自由对象。’当时我记得婚姻法公布了,但在农村青年人的婚姻,还都是由父母包办的。我一是对进才印象比较好,二是怕我爸不知会给我包办个什么对象,所以,也就同意了。风茹挺泼辣的,跑去告诉我爸,说我已经和进才自由对象了。我爸一听急了,把我大骂了一顿。我就一个劲儿地哭,觉得特别委屈。小时候,我特别苦,五岁那年,我妈就去世了,我爸给人家扛长工,我七岁就跟街坊学推磨,从小都是自己照顾自己。
“我爸见说不动我,就把我哥从保定喊回来,当时我哥在保定火车站当装卸工。我哥拿出一把刀吓唬我:‘你要敢跟贾进才结婚,我就用刀杀了你。’我爸还把我姑叫回来,让她张罗着给我找了个婆家,日子定好十月十九。
“没想到事闹大了,我和淑云、凤茹商量,她们都让我别怕。凤茹毕竟读过几年私塾,有见识。她说;‘既然事已经闹大,我们索性报告县里,让政府支持你。’我说:‘因为找对象,弄得满城风雨,羞不羞?’她们说,现在管不了那么些了。凤茹写了封信,交给一位土改时在我们村呆过的姓荣的工作队员,让他转交给县领导。
“眼看着十月十九快到了,我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那天中午,我记得下着大雨,县法院的赵院长、妇联的高主任和几位村干部,找到我家。赵院长安慰我说:‘你做得很对!现在是新社会,又刚刚颁布了婚姻法,男女青年完全有选择对象的自由,谁也不许包办,更不允许强迫。李志茹,你和贾进才是我们县农村第一对自由恋爱的青年,我们不仅要支持你们,而且还要宣传你们的事迹,让全县的青年男女向你们学习!’县里的领导又做我爸、我姑、我哥的工作,高主任对我爸说:‘贾进才那小伙子挺不错的,你为什么硬要拆散人家?’我爸说:‘不是我嫌弃人家,女孩找婆家,哪有自己做主的,这不让四邻八舍笑掉大牙?’高主任笑着说:‘你这些封建思想应该扔进白洋淀了,现在是新社会了,以后男女青年恋爱婚姻,都应该自己做主。’说着,她拿出一本小册子,对凤茹说:‘这是新颁布的《婚姻法》,你们青年人先学习,然后再带动家长们学习。’
“我爸的思想也转变了,让我姑把订下的婚退了。我记得结婚是在冬天,来了好些人,赵院长、高主任也专门赶来,送来了贺礼。进才家里还办了喜酒,热闹得不得了。从我们开始后,村里的许多年轻人都跟我们学……”
李志茹老人的讲述,把她女儿王丽英也深深地感动了。
我们正说着,一位老大妈提着一大兜大馒头,走进屋,一开口就笑着说:
6第二章艰难的改造(6)
“她大婶,虎子的事成了!多亏你介绍了那么个好闺女,模样好,心眼儿也好,两人谈了些日子就定了,准备腊月十六办喜事。这不,我先给您这介绍人报喜来了厂
李志茹满脸笑成一朵秋菊花,说:“成了语一声就行了,何必还带什么礼来?”
她说的“礼”显然是指那兜大馒头。老大婶拿出一个又白又暄足有二三斤重的大馒头,说:“多喜兴的事啊,你就留着吃吧!”
两位老人在拉着呱,王丽英在一旁悄悄告诉我:“也许因为有过自己的那段经历,这些年来我妈特别热心于帮人介绍对象。刚开始主要帮街坊介绍,后来慢慢名气大了,找她介绍对象的越来越多,有时一天要说好几对。这些年经我妈介绍成功的有二三百对。”
我对李志茹说:“大妈,您完全可以办个婚姻介绍所嘛。”
老人说:“县里也有个婚姻介绍所,准备让我去,我听说他们那里介绍对象还得收钱,没答应。我介绍对象从来不收钱,都是尽义务。”
我说:“大妈,想想你们当年,再看看现在年轻人,恋爱自主,婚姻自由,不说别的,光这方面,他们也够幸福的。”
“是啊,是啊,”李志茹说,“现在有些年轻人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有个姑娘我一共给她介绍了五个小伙子,她都没看上,还让我接着给她介绍。有个小伙子,我给她介绍了一个姑娘,见面后,两人都觉得挺满意。嘿,谁想没过几天,两人就住在了一起。我说,那不成,要不你们去登记,要不就分开住,违背婚姻法的事咱们不能做。那小伙子说:大妈,我们这叫同居试婚,您老人家跟不上形势展了……把我气得……”
告别时,老人家非得要送我两个大馒头,说是让我也沾沾“喜”。
离开李志茹家,经过大街时,我见路旁一个小院的门口,高高挂着一块“满城县婚姻登记处”的红牌子,便让驾驶员直接把车开了进去。
登记处就设在小院两间平房里,在这里值班的是县民政局的两位女同志,一位姓张,一位姓刘。张同志胖一些,刘同志瘦一些。看面相两人都属于那种古道热肠型的。张同志介绍,满城全县共有三十七万人口,每年来这里登记结婚的大约有两千二三百对。
我问:“登记结婚都需要办一些什么手续,”张同志说:“手续不复杂,只要有本人的身份证、单位或乡镇的证明书,还有医院的体检表,就行了。”我又问:“来登记的都是自由恋爱的吗?”刘同志说:“城里的百分之百,农村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吧,个别的由父母包办的也有,不过现在包办与过去包办也不一样,一般来登记前男女双方还是见过面的。”“离婚你们管吗?”“我们就管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协议离婚。—‘方不同意或有财产、子女抚养等纠纷的,归法院判决。”我问:“协议离婚的每年有多少?”张同志说:“这几年协议离婚的慢慢多了,每年有五六十件。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
我们正说着,一个小伙子在门口探了下头又缩了回去,过了片刻,他又探了下头。张同志招呼道:“进来,进来,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小伙子红着脸,走了进来,轻轻问了声:“结婚在这里登记吗?”张同志问;“来登记结婚,怎就么你一人?”小伙子连忙朝门外喊了声:“彩萍,进来,”一个矮胖的姑娘有些扭捏地从门外走了进来。
看过他们的身份证、结婚证明信和体检表,张同志问小伙子:“你就是马第才?”又问姑娘:“你是宋彩萍?”
或许因为我在场,张同志和刘同志显得十分严肃。张同志问:“马第才做什么工作?”小伙子答:“我在家种地,每年到保定、北京打几个月工。”张同志又问:“宋彩萍呢?”姑娘答:“我在乡里办的砖瓦厂干活。”
张同志:“你们是自由恋爱的吗?”
小伙子的脸又红了:“我们吧先是由街坊介绍的,见面后就开始自由淡恋爱了。”
“婚前的计划生育教育参加了吗?”刘同志补了一句。
7第二章艰难的改造(7)
小伙子支支吾吾:“……乡里干部都交代了。”
张同志和刘同志动作麻利地为他们在《结婚证书》上,填写好内容,贴好照片。这时,只见刘同志站了起来,神庄重地说:“马第才、宋彩萍,现在我宣布,你们二人已经登记,正式成为合法夫妻。希望你们互敬互爱,互帮互学,赡养父母,关爱儿童,白头到老!”
小伙子和姑娘涨红着脸,目光激奋,像是一对在领受一项重大任务的士兵似的……
热潮
几千年的封建宗法思想,像水一般的渗透;几千年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盘根错节般的桎梏。以至于《婚姻法》刚刚颁布实施时,竟遭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各地出现了种种问题,这种现象曾引起中央及有关部门的警觉与重视。但是,这个时期国内、国际生的两件大事,其分量远远超过了《婚姻法》。
就在《婚姻姻法》颁布后的一个月——一九五o年六月,一届政协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从这一年的冬天开始,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各个新解放区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也是在六月,朝鲜战争爆。美国向朝鲜动的战争,其目的是侵犯中国。十月十九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头部队约二十五万人,分兵三路,秘密跨越鸭绿江。
土地改革和朝鲜战争,使得《婚姻法》的宣传贯彻工作推延了。
进入一九五三年,伴随着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朝鲜战争即将停战,全国政治、经济、社会治安况全面好转,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终于可以腾出精力来抓抓《婚姻法》的宣传贯彻工作了。
一九五三年二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布《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决定:“全国各地,除少数民族地区及尚未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外,无论城市或乡村,均应以一九五三年三月作为宣传贯彻婚姻法的运动月。在这个月内,必须充分动男女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展开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群众运动,务使婚姻法家喻户晓,深人人心生移风易俗的伟大作用。”
河南开封县在运动月中,运用各种力量,组织强大队伍,进行规模浩大的宣传工作,产生了极好的效果:一、对《婚姻法》基本上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群众在思想上划清了新旧界限,消除了各种思想顾虑。拥护舶昏姻法》的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七,顺水推舟的减少到百分之三。二、解决了家庭、婚姻纠纷。有的婆婆主动向媳妇检讨,帮媳妇干活。有的媳妇说:“我受罪半辈子,现在《婚姻法》救了我。”男人和家长明白了什么叫民主,妇女们克服了依赖思想。三、鼓舞了青年男女的勇气,突破了封建包围,出现了自由恋爱的新气象。许多青年在选对象时,都把思想进步、工作生产积极放在第一位。
运动月刚开始时,云南呈贡县县委由于领导不够有力,没有将政策向群众作全面交代,一些群众把这场运动误解为:“要斗争男人、婆婆了!”“过去受气的媳妇都要离婚了!”许多人感到恐慌,有的甚至躲藏、逃跑。县委现问题后,及时总结了教训,召开了各种动员大会,全面交代了政策,解除了群众的顾虑。在群众充分动起来的基础上,他们又利用各种典型事例,启群众进行自我教育。如古城乡的刘大妈,在会上谈了自己的切身体会:“我儿子的婚姻是我包办的,两口子一直过不到一起。去年媳妇提出离婚,我不答应,我只想到娶她时卖了五口猪,怕落得人财两空。没想家庭不和就搞不好生产。年初他们离婚后,儿子又自由结了婚,家庭和睦,生产也搞好了。”
这是一次党政军、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运动!
这是一次全体民众都受教育的运动!
据统计,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地区开展了舶昏姻法》宣传贯彻运动,受到教育的成年人口一亿四千万人,占全国成年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二。城市、厂矿中,《婚姻法》宣传比较深入,并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天津达到百分之五十,重庆达到百分之五十二,太原达到百分之五十六。农村中基础好的一类乡,百分之九十的成年人受到教育,最差的三类乡也达到百分之四十。某报社记者到河南商丘专区孟楼乡采访,问了十七个十岁的孩子,其中有六个知道婚姻要自由,可见当时宣传的深入程度。
8第二章艰难的改造(8)
二oo二年岁末,在北京紫竹院旁的一个四合院里,我访问了当年海淀区民政科的工作人员,已是八十三岁的孟广水老人。
听说我来了解当年宣传贯彻《婚姻法》的况,孟老两眼一亮,他对当时的况依然是记忆犹新:
“当时的规模特别大,可以说是全党全国总动员。广播、报纸每天都在宣传。像后来的大炼钢铁、除‘四害’运动一样,全民参与、声势浩大。那时候,区民政科人手不多,全力以赴。区里先搞集训,主要是组织区、乡、村干部学习《婚姻法》,你干部都弄不清楚,怎么去教育老百姓!然后又培训宣传骨干,也叫宣传员,大约有一千四五百人。区、乡领导带着这些骨干到街道、单位、农村去宣传《婚姻法》,还演些小节目,都是根据区里好人好事改编成的,比如男女青年自由恋爱,争取婚姻自主啊,婆媳互敬互爱啊,反对大男子主义啊,当时还有一歌呢……”
我说:“还记得怎么唱吗?”
孟老想了想,轻轻哼了起来:“一九五三年啊,好呀好春天,老会秧歌闹得欢。打起一阵儿锣呀,敲起一通儿鼓,宣传《婚姻法》好人好事数也没法数,数也没法数!”
我又问:“当时在宣传贯彻中,遇到过什么问题,碰到什么困难吗?”
孟老说:“学习当中,大家提出许多问题,比如:定婚算不算合法婚姻?解放前养的童养媳怎么处理?表兄妹之间能否结婚?那时候,这些现象在城里都存在,具体问题很多。还有,刚开始,对一些政策也把握不准。比如,寡妇改嫁问题,当时号召寡妇改嫁,鼓励寡妇改嫁。有的地方还搞数字统计,比谁动员寡妇改嫁多。有的寡妇多年守寡,自己年岁大了,觉得再改嫁没有脸面;或者儿女已经长大,生活有了依靠了,她不想结婚再嫁,你三天两头上门做工作,人家就很反感。硬逼人家改嫁,还会出问题。后来,基本上是尊重本人的意愿,不作统一要求。”
“那时候,城里一些资本家和小业主,还有纳妾现象,这个问题是不是处理起来很麻烦?”
“纳妾是个比较复杂的事,有的有钱人的妾,当丫鬟使唤,没吃没穿的;有的有钱人的妾,地位比大老婆还高,掌管着家里的钥匙。所以,处理这个问题政策性很强,不能‘一刀切’。当时,‘回春堂’药房有个掌柜,解放前纳了个妾,那时也就二十一二岁吧。宣传员上门做工作,让她提出离婚,另寻男人。人家不离婚,说:‘掌柜的对我不薄,我想跟他做一辈子夫妻。’宣传员做了几次工作,人家还是不愿意,说不是号召婚姻自由吗,你们为什么强迫我离婚。宣传员说这个女子太糊涂了,受封建思想毒害太深了,准备开会斗争她。区里现后,给及时制止了。”
孟老说,这次活动,力度大,范围广,通过宣传,《婚姻法》基本上是家喻户晓。……
研读史料是一种享受。研读史料可以答疑,可以解惑,可以去伪存真。我在研读半个世纪前的这段婚姻家庭史时,曾经被一个数字所震惊:一九五o年《婚姻法》颁布后,特别是一九五三年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后,我国出现了第一次离婚,一九五三年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高达一百一十七万件。
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陈绍禹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中,曾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离婚率作过批判:“如美国一九四五年的婚姻统计证明,当年结婚男女与离婚男女之数为三与一之比,这是资本主义整个社会制度日趋崩溃、社会道德日趋堕落的况在家庭关系中的反映。”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在新的《婚姻法》颁布贯彻之初,却会出现如此之高的离婚率?
其实,离婚率的高低,并不能说明社会制度的进步还是落后,也不能证明婚姻质量的好坏。
一九五三年出现的第一次离婚,有着它的特殊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条件。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期,正处于新旧社会交替时期,《婚姻法》是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诞生的?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破除旧的封建主义家庭制度,真正实行离婚自由的婚姻法典。随着土地改革的深入展,以及就业途径的拓宽,许多长期遭受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摧残、奴役的妇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获得解放以后,必将要求砸碎强迫套在脖子上的枷锁——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实现男女平等与婚姻自由。据一九五o年下半年的统计,华北地区婚姻案件占民事案件的百分之四十六,其中因不堪丈夫或公婆虐待,或因不满包办买卖婚姻而要求解除婚姻关系的占三分之二以上。另据当时对京、津、沪三大城市八百八十件离婚案件的调查,女方提出离婚的占百分之六十八;山西的文水、宁武、代县三县七百六十三件离婚案件中,原告为女方的有七百零五件。
9第二章艰难的改造(9)
《婚姻法》砸碎了千年的枷锁,那些长期遭受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压迫、凌辱,处于极端痛苦之中而不能解脱的妇女,终于找到了政府这个大靠山和法律这个有力的武器。有了政府作靠山,她们的腰杆硬了;有了法律作武器,她们变得理直气壮。
多年的苦水吐出来了,多年的梦想成真。积压在一起的离婚案件,终于像地底下的岩浆似的从火山口喷涌而出……
一位婚姻法专家指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形成的第一次离婚,标志着我国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崩溃,是我国妇女解放的重要步骤之一,符合当时历史要解放生产力的要求,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展。”
1第三章三十年婚姻故事(1)
到干休所听老故事
年龄,有时是会让人惊奇的——一对夫妻双双活到九十一岁,你难道不为他们的高寿而惊奇吗?而婚姻,有时还会令人崇敬——这对夫妻从一九三o年携手步人婚姻的“殿堂”,至今已历经银婚、金婚、翡翠婚和钻石婚,他们之间这种漫长而珍贵的婚姻,难道不令人崇敬万分吗?还是这对夫妻,丈夫是我军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妻子却是一位普普通通酌家庭妇女,他们互敬互爱、相濡以沫,用自己平常而又带几分传奇的经历,在向人们诠释婚姻的真谛……
三月,春风轻拂。在北京万寿路海军干休所,我拜访了这对夫妻——王晓、樊旭夫妇。
都是九十一岁老人,王晓身材魁梧,腰板挺直,浓黑的眉毛,炯炯有神的双眼,除了耳朵有点背,健康况依然良好。樊旭慈祥地坐在沙上,脸色红润,精神饱满,这两年就是腿脚有些不得劲儿。
我说:“王老,你们结婚已经七十四年了,还记得当年的结婚景吗?”
“怎么记不得,那年的五月十三,天气已经比较热了,他用一顶红轿子,把我接到他们家。当天还办了两桌酒席,那时候在农村就算不错的了。”樊旭在一旁轻轻插了一句。
“是的,是一九三o年农历的五月十三,当时我还在县城的协德源商行当学徒。一晃七十几年了!”王晓十分感慨。
九十年的经历厚重得像一本书,只能挑最重要的说……
一九一三年农历十月,王晓出生于山西定襄县东作村一位前清秀才的家中。一九三三年受外围组织互济会影响,正式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三六年春,红军东渡,王晓毅然从军。一九四九年九月,晋升为十六军四十八师师长。一九五一年,王晓奉命前往刘伯承挂帅的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后任海军学院副院长兼合同战役教研室主任。一九六一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一九八三年,他从海军后勤部部长的位置上离职休养……
我们正聊在兴头上,坐在一旁一直闭着双眼的樊旭,突然冒了一句:“太细了,太细了,人家要听听我们两人的事……”王晓望了老伴一眼,止不住笑了,连忙说:“好,好,我再说说我们俩的事。”
我问:“王老,您和樊大姐是自由恋爱,还是父母包办的?”
“那时候农村哪有自由恋爱的?‘父母之命,媒妁之’,不可抗拒。她家离我们村就隔着条路,三里地。是媒人介绍的,而且媒人也不跟我们说,只要父母同意就行了。结婚前我们从没见过面,双方都不知道对方高矮胖瘦,那时候都是这种风俗。二十岁结婚,第二年有了第一个孩子。当时,我在小学当老师。”
樊旭插话说:“那时候我还帮他闹革命呢!”
“是的,”王晓说,“当时,一些进步青年经常在我们家开会,她在村口为我们放哨。我们夜里进城贴标语,她也跟着去,帮助刷糨糊,帮助放哨。三六年离开家后,我一年给家里寄一封信,也不敢讲真实况,就报个平安,说自己在外面做买卖。”
王晓接着说:“我离家第七年,也就是四三年三月,当时经过了反扫荡,形势平稳了一些,部队驻扎在山东鲁西一个叫清水河地方休整。我给她去了封信,过了些日子,她带着十三岁的女儿居然找来了。当时真把我吓了一跳。从山西到山东,还得经过鬼子的封锁线,真不知道她们娘儿俩是怎么来的?当时也有一些团级干部带家属的,她们也就留了下来。四五年,部队又要打仗了,一家人又分开。一直到了五二年,我留在南京军事学院当教员,一家人才重新团聚。”
樊旭告诉我,她从小没读过书,不识字。到了南京以后,开始学文化,达到高小水平,能看看报纸。
五十年代,我国曾出现第一次离婚,有些材料说,这其中高级干部占了相当一部分。这些高级干部参加革命前,在家乡已经有了妻室,但解放后进了大城市,再也看不起老家的“糟糠之妻”,便纷纷提起离婚。
2第三章三十年婚姻故事(2)
我问王晓:“当时,一些高级干部进城以后,看不起老家的原配,提出离婚,您身边这种况多吗?”
王晓想了想,说:“有这种况,不过,好像并不是特别严重。”
樊旭说:“怎么没有?我记得有个系主任,不要老家的老婆,人家都找上门来了!”
“系主任?”王晓沉吟了片刻,“……哦,你说的是那个王主任。他的况还有些特别,他出来参加革命以后,家里给他找了一个,后来一直没举行什么结婚仪式,王主任一直不承认有这桩婚事。解放了,女方就找来了,组织上也很难办……”
樊旭又说:“好像还有个教员,因为这个事受了处分……”
“对了,我们这个单元一楼住的史子才同志,解放初期当过海军航空兵的干部部长,或许他掌握这方面的况,你可以同他聊聊。”王晓说。
我向两位老人“此致敬礼”,并祝他们健康长寿!
我再二次走进干休所。我的心中充满了一种崇敬感——这里的每一位老人,每人都有一段光辉的经历,每人都是一部历史参考书!
今年已高龄八十四岁的史子才也是如此。
史子才是河北威县人,家乡的口音一点也没变。老人除了耳朵有点背,记忆力还相当好。一九四o年十月,史子才参军入伍。参加过反扫荡,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一九四九年夏,已是十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的史子才随部队进川剿匪。一九五二年,十军并入刚刚组建不久的海军青岛基地。从陆军突然转到海军,许多人是第一次见到大海,见到大海了,还不相信海水真是咸的。过去哪上过军舰,许多人一上舰就晕。史子才说自己当时脑子一时也转不过弯来,转不过弯来也得转弯,那时的口号是:“不懂就学!”一九五三年,海军航空兵成立,史子才又被任命为海航政治部干部部长。
一九五o年、一九五一年,部队驻扎在四川内江地区。史子才告诉我,他们那一拨干部基本上都是那个时期结婚的。刚投身革命时,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枪林弹雨,谁还顾得上去计算年龄。一解放,小伙子都成了“老”伙子了。当时,十军军、师、团三级干部中,没有结婚的占大多数。革命胜利了,也该有个家了。
那天中午,史子才刚刚从师里开会回来,军宣传部长郭竞仁说:“老史,今天晚上我准备办事了,到时欢迎你参加!”
“办事?”史子才疑惑地问,“办什么事?
郭竞仁答:“婚姻大事啊!”
当晚,婚礼就在郭竞仁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举行。郭竞仁代表新娘讲话,他说:“今天请大家来,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招待大家,我准备了十个西红柿,一瓶酒,不成敬意!”
有人问史子才:“史部长,你和小吕的大事准备什么时候办?”
史子才说:“我们刚刚进入‘况’,不着急,不着急!”
军长杜义德在一旁说:“军人嘛就得有点军人作风,还磨蹭什么?马上打报告,这两天就办了。”
史子才的对象“小吕”吕哲仁,安徽阜阳人,高中毕业那年,正遇上十军到学校招收女兵,便报名参了军,被分到史子才手下当干事。
这时,史老的夫人吕哲仁从里屋出来,笑着说:“还提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干吗?”
史子才接着说:“既然军长开口了,那就打报告吧,当晚写了报告,第二天就批了。”
吕哲仁说:“我们是一九五o年七月十五日结婚的。老史是师级干部,当时每月的津贴费是三块五,我是排级,每个月是一块五。我们两人把积蓄凑了凑,一共是二十几块钱。我记得很清楚,用这些钱,我们办了三件事:一是到城里拍了张结婚照,那时候照相是很时髦的事;二是花七块钱买了一只金钱牌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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