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等单位的负责人协商，决定成立修改婚姻法小组。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任组长，李金德（民政部副部长）、何兰楷（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宝光（全国妇联副主席）、王汝琪（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副主任）任副组长。修改婚姻法小组下设办公室。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著名的婚姻法专家杨大文告诉我：“一九七八年，我获得了新生；我真正与婚姻法结缘，也是始于一九七八年。”
采访杨大文教授也是费了一番周折。一是他太忙，要想“逮”住京城法学界这位“大腕儿”级人物，并不是那么容易；二是他对于我这么个军人要写什么有关婚姻法的报告文学，似乎总有些不太相信。也是好事多磨，从春天到秋天，几经联系，杨大文终于接受了我的采访。
杨大文个头不高，穿着一身合体的西装，型经精心梳理过，显得十分审慎而又有气质。握着杨大文的手，我说：“您是婚姻法学界的‘大腕儿’，采访不到您，我这本书也就写不下去了。”杨大文笑了：“为了你的这本书，再忙，我也得接受你的采访。”
杨大文一九三三年出生于江苏常州，少年时期，正逢抗战，全家随当会计师的父亲，奔波于上海、兰州、重庆等地。他的中学学业是在贵阳花溪的清华中学完成的，在学校里，他还参加了一些进步学生的活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野军政大学五分校到学校招生，杨大文报名从军。由于他年龄小，入伍后又被分到十七军文工团，演过小戏，但更多的是做群众工作，在安顺地区参加了清匪、反霸、减租、土改运动。一九五二年九月，杨大文被选调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当时人大教学基本上用的是前苏联的教材，杨习刻苦在系里是出了名的，几厚本的苏联民法典那时他基本都能背下来。毕业后，杨大文留校当助教，讲授苏联民法典（包括婚姻家庭法）。“文革”中，杨大文被配到“五七”干校，管过果园、茶山，当过炊事员。一九七八年八月人民大学恢复，他才重新回到人律系，担任民法教研室党支部书记。
十年浩劫，拨乱反正，婚姻家庭问题也成为当时的一个热点社会问题。为了从法律的角度解答这些问题，杨大文与系里另外两位老师合写了《婚姻法与婚姻家庭问题》，出版后成为当时的一本畅销书。
杨大文说：“也是在这个时候，全国妇联的领导找到了我，他们可能是看了我写的有关婚姻法的文章，希望我能参与婚姻法的修改工作。我说：好呀，好事嘛！痛快地答应了。”
从此以后，杨大文与共和国的第二部（一九八o年）、第三部（二oo一年）《婚姻法》结下了不解之缘！
杨大文对我说：“我是第一个到修改婚姻法小组报到的，紧接着，马元、苏庆、王德义也来了。开始是李宝光带着我们四个人干。以一九五o年《婚姻法》为基础，哪些应该删除，哪些可以保留，哪些需要修改，大家讨论，我执笔起草条文。后来，李宝光调到河南工作后，妇联指定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副书记罗琼大姐牵头这件事。这中间，苏庆出国学习，社科院法学所又派来了陈明侠。一九八o年初，政法大学的巫昌祯教授也参与了进来。
“那时候，不讲条件，不讲报酬，大家一心想的是怎么把婚姻法修改好。妇联给我们找了个小屋，作为办公室。中午就在妇联机关食堂就餐，有时罗琼大姐自己掏腰包，买来一些酱牛肉、酱猪肝，算是为大家加莱。过春节时，康克清大姐特批，给我们每个专家补助了五十元，让我们非常感动。”
3第四章嬗变（3）
杨大文告诉我，他记得很清楚，从一九七八年底到一九七九年六月，经他的手就起草了六稿草案，当时起名都叫《婚姻家庭法》。后来，他们又带着这些草案到机关、基层征求意见。
三十年毕竟是一个不短的历史跨度。
从一九五o年到一九七九年，信手拈来就可以举出这期间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土改、抗美援朝、肃反、三反五反、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面对社会生活生的重大变化，面对婚姻家庭领域里生的新况、新问题，六十年代初就应该对一九五o年《婚姻法》进行修订了。但由于诸多的历史原因、这一项工作却年复一年地拖延了下来。
“文革”爆，十年浩劫。法制建设遭到毁灭性打击，《婚姻法》自然也在劫难逃。封建婚姻回潮，道德水平下降，在城乡，特别是在农村，一些陈规陋习，比如包办婚姻、买卖婚姻、早婚、卖滛嫖娟等，又死灰复燃……
家不宁，谈何治国？，走出“文革”噩梦的共和国，先想到的是修订《婚姻法》。
这次修订《婚姻法》，争论最大的两个问题：一是结婚的年龄，二是离婚的条件。
——九五o年《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婚龄为男二十岁、女十八岁，但随着七十年代计划生育的全面展开，全国各地都自行规定了晚婚年龄。据一九七九年初统计，在城市，对男方，有六个省（区）、市规定二十八岁，有十——个省（区）、市规定二十七岁，有五个省（区）、市规定二十六岁，有七个省（区）、市规定二十五岁。对女方，有十八个省（区）、市规定二十五岁，有八个省（区）、市规定二十四岁，有三个省（区）、市规定二十三岁。农村比上列规定大体低二三岁。提倡晚婚，无疑对计划生育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问题在于，当时各地已经不是仅仅因为计划生育在提倡晚婚，实际上是用晚婚年龄替代了法定的婚龄。这种做法特别是在农村中遭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有些农村男青年到了二十岁，女青年到了十八岁，准备结婚，找到乡里登记，却因为不符合晚婚条件，不准登记结婚，他们反过来责问干部：“你们当干部的为什么不学学《婚姻法》？《婚姻法》里明明规定男二十、女十八可以结婚嘛，我们到了法定年龄，为什么不许我们结婚？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
据河南省属三个医院、郑州市属二个医院的统计，七十年代末人工流产手术中，未登记结婚的占百分之十七点七到百分之四十三点二，中期妊娠作引产手术中，未婚的占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八十九。流产的青年妇女，一般在二十到二十三岁。一九七九年第一季度，仅成都市七个医院流产、引产手术的四千多人中，自报未婚的占半数。有些党、团员因未到晚婚年龄结婚而被开除党、团籍。河北省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八年开除团籍的二千多名团员中，百分之八十五是因为未婚怀孕的。陕西省那几年受处分的团员中，因为未婚同居、未婚先孕的占百分之六十五。河南省受处分的青年团员中，由于未婚同居的占百分之五十。当时，因为未到晚婚年龄而结婚，有些干部、职工被开除公职，有些社员被克扣口粮，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稳定。
当时我国的晚婚年龄，同世界各国规定的婚龄来看，显然是大大超出了。欧、亚、美洲三十多个国家，男子婚龄大多规定在十八岁（十九个国家）；最高的二十一岁（三个国家）；最低的十四岁（四个国家）o女子婚龄最高的十八岁（十二个国家）；最低的十二岁（六个国家）。美国各州不统一，对男子有些州规定二十一岁，有些州规定十四岁；对女子，有些州规定十八岁，有些州甚至规定十二岁。
关于婚龄，在全国妇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时，有十六个省、市妇联同意男女各满二十二周岁，始得结婚。有一个市嫌这样规定太低。有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妇联不同意，认为这样规定偏高了，在广大农村行不通。法律制订了，却又执行不了，失去了法律的尊严。而且男女婚龄相等，因男女生理育不适应，同我国民众的习惯不符合。
4第四章嬗变（4）
有位学者甚至严厉地责问：为什么允许六十岁的老头娶二十岁的姑娘，却不许二十岁的小伙娶十八岁的姑娘？
修改法定婚龄，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必须统筹兼顾，全面考虑。既要从国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出，也要照顾到青年生理育的状况；既要切合社会需要，也要有科学的根据；既要考虑现在，也要顾及将来。
那时候，彭真刚刚恢复工作不久，出任全国人制工作委员会主任。他得悉全国妇联正牵头在修改《婚姻法》，有一天，特地到妇联听取意见。罗琼代表妇联向他作了汇报。
谈到婚龄问题时，罗琼汇报说：“这次修改，我们许多妇联干部倾向于提高结婚年龄，建议改为男二十五岁，女二十三岁。还有的主张男女双方加起来满五十岁。”
彭真：“为什么要提高婚龄呢？”
罗琼：“这样做可以降低出生率，有利于计划生育。”
彭真同志问：“你们到基层征求过广大妇女群众的意见吗？她们都赞成吗？”
有人答：“赞成！”
彭真同志又问：“咱们妇联机关干部的平均年龄大约是多少？”
罗琼说：“大约四十左右吧。”
彭真同志想了想，说：“全国妇联包括省、市妇联机关干部，生活在大城市，又都是知识分子，所以赞成结婚的年龄定得高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婚姻法是为每一个公民服务的，我们特别应该考虑提高婚龄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国，工厂里的青年工人会怎么想？农村青年能不能接受？”
后来，在另外一次民法座谈会上，谈到《婚姻法》修改时，彭真同志说：“一切法律都要适应人民的需要。我们制订婚姻法，不能不考虑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大家都是年轻时候过来的，你想想，非要农村青年二十好几岁结婚，能不能行得通？计划生育应该提倡，但是，婚龄问题和育龄问题要分开。生育年龄可以号召推迟，至于婚龄，也应该提倡晚婚，但是作为法律规定，就要适度。城市知识分子主张高一些，农民主张低一些，我们国家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就要照顾到最广大的农民。法制委员会建议的男二十二岁、女二十岁，调查了三十一个国家，已经是最高的。有人说二十五岁才能达到性成熟，我问了林巧稚教授，哪里有那个事！还有离婚问题，只要一方不同意，两三年也离不了，男女关系破裂到一个把另一个害死。”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秘书长樊爱国，当时是婚姻法修改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她说，康克清大姐那些日子特别关心婚姻法修改工作。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座谈会，康大姐也来了。会上关于婚龄问题争论得很激烈。康大姐听得很仔细，还不时在本子上记着。休息时，康大姐问她：你觉得婚龄多少比较合适？她说：我们一直在提倡晚婚晚育嘛，我觉得年龄大一些比小一些有好处。康大姐马上说：“我们光考虑城市青年不行啊！农村青年怎么办？非要那么大才能结婚，他们等不及了，只好不登记，非法同居。”
这次婚姻法的另外一个重要修改内容是有关离婚的条件问题。
一九五o年《婚姻法》规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这实际已经体现了当时在世界上比较先进的“破裂主义”的离婚原则（“破裂主义”是指以夫妻双方婚姻关系破裂、无法维持共同生活为理由，夫妻一方或双方均可要求离婚）。
正是有了这一条规定，使当时众多的深受封建婚姻迫害的妇女，摆脱了痛苦婚姻的枷锁。但是，随着五十年代初离婚率的急剧攀高，社会对于离婚的承受能力变得脆弱起来。到了“文革”期间，离婚竟被极“左”思潮看成为“资产阶级思想”、“道德败坏”、“当代陈世美”的代名词。那时候谁要是提出离婚，不让他（或她）剥层“皮”，也得把他（或她）闹得满城风雨、身败名裂不可。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一直都坚持宁严毋宽的原则。当时，如果是国家干部或党员提出离婚，法官十有要拿出的“杀手锏”是：“你是要公职、党籍，还是要婚姻自由？”有的地方甚至把要求离婚的人员集中起来，办“斗私批修”学习班，改造思想，直到把离婚申请撤回为止。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连国家主席的性命都得不到保护，《婚姻法》自然也成了一纸空文。
5第四章嬗变（5）
关于离婚的条件问题，实际上从一九五o年《婚姻法》公布不久，就产生了“理由论”和“感论”之争，二十多年来一直是争论不休。“理由论”坚持离婚必须有正当理由为原则，即理由正当准予离婚，理由不正当不准离婚。如被包办的人提出离婚，应该给予批准；有喜新厌旧的人提出离婚，则不予支持。“感论”则看夫妻感是否破裂，如果夫妻感已经破裂，不论什么理由，都应准予离婚。这是从婚姻的本质出，婚姻既然已经死亡，存在还有什么意义？解除这种已经死亡的婚姻，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婚姻道德的，它对于社会和个人也是有利的。
一九五o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法制委员会在《有关婚姻法实施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阐明：“有正当原因不能继续夫妻关系的，应作准予离婚判决；否则也可作不准离婚判决。”一九五三年法制委员会再次对有关婚姻问题解答时，把“有正当原因”，改为：“如经调解无效，而又确实不能继续维持夫妻关系的，应准予离婚，如经调解虽然无效，但事实证明，他们双方并非到确实不能继续同居的程度，也可以不批准离婚。”在这里，不能继续维持夫妻关系，则成为准予离婚的条件。一九六三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意见》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感是否完全破裂”的离婚标准。对于那些感尚未完全破裂，经过调解、教育有重新和好可能的，不要轻率判决离婚；而那些夫妻感确已破裂，确无和好可能，法院应积极做好坚持不离一方的工作，判决离婚。一九七九年全国第二次民事工作会议，把“要以夫妻关系事实上是否确已破裂，能否恢复和好”定为离婚条件。这里，用“夫妻关系”替代了“夫妻感”。而事实上，感是维系夫妻关系最重要的因素，夫妻关系破裂肯定感也已经破裂。
修改小组在拟定的草案中，将原第十七条规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改为：“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先进行调解，如调解无效，应根据夫妻关系是否已经破裂，能否恢复和好，作出准予离婚或不准予离婚的判决。”
为什么作这样的修改呢？
杨大文教授解释说：“第一，考虑到当时我国的婚姻状况已经完全不同于建国初期，那时要求离婚的主要是旧社会普遍形成的封建包办婚姻，提出离婚诉讼的绝大多数是受压迫的劳动妇女。建国三十年来，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妇女大量参加社会劳动，男女政治、经济地位平等，妇女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纯属强迫包办的婚姻，即便‘文革’期间有所回潮，但毕竟比起解放初期来要大大地减少。第二，从多年的审判实践中体会，离婚案件一般比较复杂。有些——方坚决要求离婚而判离的，对夫妻双方，特别对女方及子女确实有利；但也有判不离的，反而比较好。也有不少要求离婚的夫妇，经过一定的工作，又和好了。所以草案作了这样的修改，可判离也可判不离。”
在征求意见中，对这一改动，有的基本表示赞成，但认为离婚因素复杂，不能仅以夫妻关系破裂，能否和好为标准。建议将这一条修改得原则一些。也有的提议，断绝了夫妻关系三年以上的，应准予离婚。也有对这一改动表示不赞成的，认为现在有相当大量的夫妇凶杀案，是因为夫妇关系已经破裂，但法院却拖而不判或判不准离婚造成的。有人说这种做法是“从过去的父母包办，改成了国家包办”。
草案还对其他十个问题作了修改。
一九八o年九月十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婚姻法》，并于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起正式实施。
如果把一九五o年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看成是照亮了共和国法制天空第一道曙光的话；那么，一九八o年共和国第二部《婚姻法》，则是共和国恢复法制建设的新举措之一。
6第四章嬗变（6）
一九八o年《婚姻法》共五章三十七条。它是一九五o年《婚姻法》的继续与展。说它继续，因为它继承了一九五o年《婚姻法》行之有效的部分；说它展，是指它在一九五o年《婚姻法》的基础上，根据三十年的实践经验和当时的国作了补充和修改。
关于名称问题，修改小组曾将草案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家庭法》，理由是婚姻和家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行婚姻法实际也包括家庭内容。且现实生活中家庭问题不少，需要有法可循，加以调整。全国人大在讨论时，认为草案中有关家庭部分虽然比现行婚姻法有所增加（如对子女教育、计划生育、赡养老人等），但仍显得不够。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个名称已经深入人心，所以，仍保留原名称。
建国三十年来，中国的婚姻家庭状况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纳妾、童养媳陋习已基本绝迹，男尊女卑、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等现象在六七十年代也已不是主要倾向。新《婚姻法》在总则中删去了废除“男尊女卑”以及禁止“纳妾”、“童养媳”和“干涉寡妇婚姻自由”，而在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一款中增加了“老人”，同时增加了“实行计划生育”。这意味着中国的家庭关系将注入更多美好的伦理、道德和责任。
对于一九五o年《婚姻法》中关于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原则，在讨论中，各方意见一致。不一致的是对“婚姻自由”的提法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将“婚姻自由”改为“婚姻自主”，持这种意见的认为新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男女婚姻自主”，这种提法比较好，可以避免有些人用婚姻自由的名义，乱搞男女关系。另一种意见主张保留“婚姻自由”的提法，持这种意见的认为，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两方面的含义。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根据地的婚姻条例和现行的婚姻法都采用“婚姻自由”的提法，这种提法，并不是资产阶级的轻率的结婚、离婚，而是指摆脱父母之命、媒妁之的包办婚姻的封建束缚，是指摆脱追求物质金钱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含义深刻。新《婚姻法》依然保持“婚姻自由”的提法。
新《婚姻法》实事求是地确定了婚龄。将一九五o年《婚姻法》规定的婚龄提高二岁，改成男二十二岁、女二十岁。用当年一位立法者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能制订一个使很多老百姓都违法的法律。”同时，还禁止三代以内旁系血亲间的通婚。
新《婚姻法》规定了离婚的法定条件，完善了离婚制度。尽管一九五o年《婚姻法》已经采用当时世界上较先进的“破裂主义”的离婚原则，然而，随着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离婚率急剧攀高，社会对离婚行为的担忧也与日俱增。到了六七十年代，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离婚统统被当成“资本主义腐朽性和家庭崩溃”的表现。多年来，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时，掌握偏严。用法律来强行维护已经破裂的婚姻关系，使当事人长期处于痛苦之中，甚至使矛盾激化，造成|人命案件。离婚难成为中国“一绝”。新《婚姻法》既规定“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又规定“一方要求离婚的，如感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则准予离婚”。这就明确地规定了准离或不准离的标准。这个标准一直沿用至今。
一个明亮的法制天空又重新回来了；
一部新的《婚姻法》将伴随共和国的公民同行！
1第五章民主立法的春天（1）
法律的尴尬
婚姻法是社会转型的晴雨表。
透过这个晴雨表，可以看到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变革以及民众思想观念的嬗变。
今天，当回眸一九五o年第一部《婚姻法》和——九八o年第二部《婚姻法》时，我们依然不难感受到当时的社会风云、时代风貌以及民众的精神状态。
或许，因为婚姻法与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和千家万户的生存质量有关，每当社会生重大变革时，每当婚姻家庭领域出现新的演变时，修订婚姻法——往往成为民众最先出的呼声。
从一九八o年到一九九o年，改革开放，春风荡漾，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在这十年间，社会、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同样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切必然地反映到婚姻家庭领域中来。
这时候，人们现已经实行了十年的第二部《婚姻法》，尽管它所确立的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以及一些基本原则是可行的。但面对改革开放后在婚姻家庭领域中出现的新况、新问题，一九八o年《婚姻法》显露出它的局限性和滞后性：许多重要制度没有确定，不少规定过于原则，导致执法实践难以操作……个案之一——冷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愁肠百结的高大风眼里含着泪水，前往乡法院办理离婚手续，她不敢去想即将到来的结局……
十年前，高大风与同村青年刘树林结成夫妻，一年后，生下一对双胞胎。尽管靠几亩薄地，只能勉强维持个温饱，但小夫妻恩恩爱爱，日子倒也过得有滋有味。后来，政策变得活了，刘树林贷了点款，承包了村里的一个养鱼塘，靠着他的聪明和勤快，两年后还清了贷款，开始盈利。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九八八年春天，刘树林在喂鱼食时，摔了一跤，腰椎骨折造成下身瘫痪。鱼塘荒废了，家里还欠了一万多元的债。望着妻子憔悴的面容，刘树林说：“大风，你赶紧找个好人，另谋生路吧，要不，一家人会被我拖垮的。”高大风说：“不，我就是累死了，也不会丢下你的。”
九月，开学时，高大风却拿不出两个儿子的学杂费。这些年来，为了替刘树林治病，她已经借遍了亲朋好友的钱，她再也张不开口了。夜里，刘树林再一次劝高大风改嫁。高大风考虑再三，最后决定，先与刘树林办理离婚手续，再寻找个好男人。她想好了，谁要同她结婚，要条件，必须答应婚后要与她一起抚养照顾前夫和婆母。
高大风走进了乡法院。法院的工作人员看了她的起诉书后，吃惊地问：“怎么，你要扔下刘树林不管啦？”高大风流着泪水直摇头。工作人员又问她：“你同刘树林还有感吗？”高大风点着头，嚎啕大哭。工作人员告诉她：“《婚姻法》规定得很明白，离婚必须是夫妻双方感破裂。你们之间感还那么深，怎能判决你们离婚？”
半年后，高大风又一次向法院提出起诉。工作人员尽管十分同她，但依然判决不准离婚。他们说：我们明知道判决你们离婚对你们双方、对你们一家都有好处。但判决离婚是要有法律依据的。
刘树林、高大风婚没有离成，他们一家依然生活在万般艰难之中。
个案之二——
石彩云和张松强都是广东某县一个镇酿酒厂的工人，两人结婚后曾经过了一段恩爱而又平静的日子。
后来，厂里效益不好，夫妻双双下岗。他们摆过小摊，卖过菜，什么苦都吃过。石彩云在市区有一位表姐，有一回进城进货时，表姐对她说：“现在城里人喜欢吃农村的土鸡，你们为什么不去养土鸡卖？”石彩云和张松强便在山边承包了一片荒山，办了个养鸡场。头一茬养了五百只鸡，四个月后，鸡大了，几天就卖光了，净赚三千多元。他们立即将养鸡场规模扩大，还雇了两个工人。石彩云的表姐说：“你们应该在市区设立一个销售店，专门卖你们的土鸡。”于是，他们便在火车站旁开了一个销售店，生意果然很红火。从此，石彩云带着十几个雇工在家里养鸡，张松强在市区专门负责销售。几年下来，他们在镇上盖了新楼，还买了汽车。
2第五章民主立法的春天（2）
“五一”节，表姐到镇上来看望石彩云。饭后，表姐犹豫着说：“上个礼拜天，我去百货商场买东西，远远地看见松强与一个陌生的姑娘手拉着手在逛商场。我怕自己看花了眼，便跟了过去，没错，是松强，两人亲热得不得了。”石彩云有些愣了，自自语道：“不会吧……松强不会做这种事……”
那天，张松强来电话，说得请两个客户吃饭，双休日就不回家了。晚上，石彩云赶到市里，张松强不在销售店，几个小伙计谁也不敢吭声。凌晨一点了，张松强还没有回来。石彩云火了，一个小伙计不得不战战兢兢地说：“石大姐，张经理自打去年和那个四川姑娘好上以后，就不在店里住了，他们在外面租了房子。”石彩云硬是控制住自己，她问清了张松强的住处，自己——个人找了去，将张松强和那个四川女孩在床上抓了个正着。
回到镇上，石彩云便以重婚罪将张松强告上法庭。尽管法庭十分同石彩云，但却无法将张松强以重婚定罪。因为《婚姻法》并未对重婚进行具体、明确的认定。
石彩云在法庭上痛哭流涕，她不明白法律为什么不能保护自己？法律为什么不能惩恶扬善？
个案之三——
吕青青与陆军某部副连长许一好的离婚案，整整折腾了五年还没有个结果。
吕青青和许一好是一个村的，高中时还是同班同学。由于村里就他们两个在校高中生，自然免不了你来我往。那年高考，他们双双落榜。秋天征兵时，许一好极想到部队锻炼一番，开开眼界；然而家里的状况又使他十分犹豫：父亲早故，母亲靠养猪拉扯着他和妹妹。本来高中毕业了，自己应该接过家庭的重担，可是，这一走……他找到了吕青青，倾诉了自己的苦衷。吕青青说：“青年人就应该到外面闯荡，家里由我来帮你照顾。”一番海誓山盟，两个年轻人的心贴在了一起。
许一好从军后好一番苦干，而吕青青一直在帮他操持那个贫困的家。
三年后，许一好考上了军校。入学前，他回家与吕青青完婚。一个花好月圆的夜晚，他们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军校毕业，许一好分到了广州。吕青青第一次到部队探亲，才现外面的世界原来是这样的丰富。她头一回吃到冰淇淋，知道什么是双层公共汽车，怎么上电梯……同时，细心的她也觉许一好好像变了，变得爱打扮、爱夸夸其谈。让吕青青特别接受不了的是，许一好经常指责她“土”，指责她为什么不穿高跟鞋，为什么不抹口红。离队那天，吕青青是流着泪水走的。
没有信件，没有电话。每年许一好回来探一次家，吕青青到部队探一回亲。但是，心都已经冷了。吕青青是属于那种“人穷志不短”的青年，既然你瞧不起我，我又何必巴结着你？许一好没有想到吕青青会主动提出“离婚”。当晚，吕青青便找到团政治处主任，递交了离婚申请书，并讲述了她和许一好的感经历。第二天，许一好被政治处主任一顿好“刮”：“你是要这身军装，还是要回家种地？告诉你，只要我在这个团里，你休想当‘陈世美’！”
为了保住这身军装，为了自己的前途，许一好虽然暂时不再提离婚了，但他对吕青青从冷淡变为歧视。吕青青忍受不了这种心灵的折磨，她没有必要当“秦香莲”，没有必要依附别人而生活。于是，她几次向法院提出离婚申请，却几次都被驳回了，因为《婚姻法》规定：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
吕青青非常不解：《婚姻法》为什么要保护已经死亡的婚姻？
……
作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婚姻法，却不能调整婚姻家庭关系出现的新况、新问题，这不能不说是法律的尴尬！
不能让法律在现实面前，经常扮演尴尬的角色。在民意的强烈推动下，修改、完善一九八o年《婚姻法》浩大的工程，拉开了帷幕。
大争论
二oo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踏着北京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我前往学院路采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巫昌祯。
3第五章民主立法的春天（3）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长、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妇女儿童专门小组成员……光看看这些头衔，足以证明巫昌祯是婚姻法学领域里一个重量级人物。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巫昌祯出生在江苏句容县一个旧官吏家庭。她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枪炮声中度过的。抗战胜利后，她到南京汇文女中上中学。一九四八年九月，随长兄到北平，考入朝阳大学，当时朝大是有名的法律大学。北平解放后，巫昌祯转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一九五五年，大学毕业，刚工作一年的巫昌祯便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典的起草。两年中，她随起草小组深入到工厂、农村搞调查研究，从那时候逐渐养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遗憾的是这部民法典的草稿制定出来以后，却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被束之高阁。“文革”期间，法制遭践踏，法律院校成了重灾区，巫昌祯被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年已半百的巫昌祯出任中国政法大学婚姻法教研室主任，重新走上讲台，主讲婚姻法、继承法、家庭社会学等课程。她在教书的同时，还参加了大量的法律界和妇女界的工作。
巫昌祯是共和国第二、第三两部《婚姻法》制订、修改的专家组成员。
在采访巫昌祯之前，我查阅了有关第三部《婚姻法》修改的大量材料。有些社会学者认为巫昌祯是这次修改的保守派，理由是巫认为“这些年来离婚率太高，所以这次修改《婚姻法》，应该增加离婚难度。”
我的采访开诚布公、直奔“主题”：“巫教授，有人认为您是这次婚姻法修改的保守派，为了减少这些年居高不下的离婚率，您的观点是应该增加离婚难度，是这样的吗？”
巫昌祯笑了，“如果不是误会的话，起码是强加于人。这个问题说起来比较复杂，咱们先说说这次修改的一些背景况吧。”
“实事求是讲，最早呼吁修改《婚姻法》的是一批法学专家。”巫昌祯说，“一九九o年初，为了纪念一九五o年《婚姻法》颁布三十周年、一九八o年《婚姻法》颁布十周年，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召开了一次年会，出版了一部专著《当代中国婚姻家庭问题》，第一次提出了修改婚姻法的立法建议。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的会员，都是法学界中与婚姻法接触最多的专家、教授、律师。改革开放十年来，中国的婚姻家庭领域里出现了许多的新变化、新问题，一九八o年《婚姻法》已经不适应时代展的需求了，应该进行修改了。”
我问：“一九八o年那部《婚姻法》主要有哪些缺陷？”
巫昌祯：“婚姻法是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法，一九八o年《婚姻法》中关于结婚制度不够完善，只有婚姻成立的法定条件和程序，缺少有关确认婚姻无效的规范。这些年来，夫妻财产关系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九八o年《婚姻法》对夫妻财产仅有一条规定，远远不能满足新形势的需要。关于离婚的法定理由也只作原则性、概括性的规定，没有列举性的规定，在执行中不易掌握，往往是法官说了算，如此等等，还有其他一些问题。”
我又问：“专家们的建议又怎样进入人大的立法程序呢？”
巫昌祯说：“当时我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杨大文教授，都是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妇女儿童专门小组成员，组长是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将军。我们多次向她反映这个问题，聂将军非常支持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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