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理指出：“中国和美国对台湾问题的争论若不达成协议，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是难以想象的。”“目前，美国对华政策的活动目标是旨在制造‘两个中国’，……这样的一条道路将不可能导致任何成果，而只会将解决中美关系的事打成一个个死结。”不过，“我们相信，中美关系的解决办法最终会找到的；它只是时间的问题。”
时间无，又到“解决一件具体事”——吃饭的时候了。但斯诺不失时机，强烈的责任感使他在餐桌旁继续向总理起进攻。斯诺问：就军事基地方面而.中国可否允许在美国撤兵后的一个预定时期内，不派遣军队或力量去台湾，以保持台湾暂时的中立。在这段时期内，我将苦心为中、美、日、苏寻求达成一个太平洋互不侵犯协定——所有这些都是为同时安排在朝鲜、越南两地解散军事同盟而必要的前提（实际上这也是解脱的程序），并且促使中国加入联合国，以及美、中互相承认。
真是难为他一片苦心。
寂静，一阵难以语的寂静过后，总理带着幽默的口吻道：这属于外交范围，“你并非美国国务卿。而我亦非中国的外交部长。”
“我不是国务卿这一点将无人争辩，但你这句话的下半截的事，我却不信服。”斯诺不甘示弱。
“谁敢肯定呢，你将来可能成为国务卿的。”
“不，我一生中也不会。”
“你是一个悲观论者。”
“非也，先生，一个乐观派者，是真的。”
确实，斯诺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抱有信心。正如20多年前他相信中国会夺取最后胜利一样。
1960年10月1日，斯诺在城楼上见到。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建国11周年庆典，有近50万人游行从城楼前经过。
“很久不见了”，紧紧握住斯诺的手说，然后又若有所思地问：“究竟多久了呢？”
“21年了，1939年在延安我曾同您进行长谈。”笑着对斯诺说。
斯诺与的友谊和相互信任是超乎寻常的。这次斯诺在新中国的访问依然得到的帮助和支持。参观军队便是一例。
56七报春的燕子（3）
斯诺到中国后，曾提出要求要到军队里参观和摄影，但没有得到同意。20世纪60年代初，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要求访问军队看来不尽合理。但斯诺和争辩说：“在你们每两个人或三个人才有一支步枪，人人脚上只是穿着草鞋的年代里，我曾与老红军队伍共同生活了四个月。……现在，你们有更多的东西给我看了，为什么又不让我去看看你们的军队呢？”
沉思了一会儿，微笑着说：“好吧，你谈得对，为什么不可以呢？通常，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是不会让外国人到军队驻地去的。但对你来说—一就破例吧。”
10月下旬，斯诺被安排访问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他成为一段时期以来第一个获准在中事机构中拍摄照片和电影的西方人。
10月22日晚，斯诺被领着绕过一丛丛剑花和菊花，到一座优美的旧式单层黄瓦面的住宅之前。这是在中南海的住所。正在客厅等他。
“欢迎！欢迎！”慈祥地笑着，边说边朝门口迎去。
斯诺快步上前和握手，毫无拘束地上下打量着主席，环视他们的住所。“您现在住的窑洞比我1939年看到时大多了。”斯诺风趣幽默地说。
“事确实好转了一点儿。”微微笑了笑说，“不过，你没有变，我也没有变。”
斯诺与的谈话继续进行着，抽出一支烟，边点烟边问斯诺：“你来中国已经四个月了，你的印象如何？”
“中国的确大变样了，在物质和文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斯诺停了停继续说，“虽然我所看到的只是各种事物表面的鸟瞰而已，我希望能有机会深入一些去观察。然而有一件事是十分明显的：即中国已经不是一个落后的国家。”
“你错了，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如果说中国现在的况比蒋介石统治时期好，那倒是真实的。但这也算不得什么。旧中国实在是坏透了，一些改进是必然的。最大的转变是在于人民。我相信他们已基本上获得了进步。但若指经济进步而，我们只能说中国已经为一个根本的变化打下了基础。在我们能够成为‘先进’国家之前，我们还有巨大的困难要去克服。”操着浓厚的湖南口音大声说。
正说着的时候，服务员送来饭菜。建国以后，仍然保持简单的饮食习惯。不过，今天晚上，为了庆祝老朋友会面，他请斯诺喝少量的茅台酒。
在饭桌上，斯诺告诉，外边时常有报道说他“猝然去世”。
听了这话，哈哈大笑，显然对这种传说不屑一顾。他对斯诺说，多年来，他一直没有患过严重疾病，“经常保持现状”。不过，他已不能再骑马或作长途步行了，以游泳进行身体锻炼。
说到游泳，斯诺已经知道在长江中游泳的事。他对说：
“记得那时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游泳运动，在上海，由于参加渡江游泳的人很多，以至于外界又传起了中国准备攻打台湾。”
“那个报道也太夸大了嘛，我们也没落后到用游泳的力量去解放台湾。外国的舆论也真是不可信。”
斯诺见机补充道：“你在保安的时候，你曾告诉我说渴望到美国一游，看看大峡谷和黄石公园。现在还有这个兴趣么？”
“我希望在不太老之前，到密西西比河和波达麦河中畅游一番。但这是一厢愿。我想你不反对，华盛顿可能会反对。”边说边做了个表示拒绝的手势。
“如果他们同意呢？”
“如果那样的话，我可以在几天之后就走，完全像一个游泳者。我们不谈任何政治，只在密西西比河游泳，并且在河口游而已。”显得较兴奋。话题自然转到中美关系。
说：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我们不要战争，我们认为，不应当以战争作为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的手段。但是，不仅中国而且美国也有责任去维护世界和平。“台湾是中国的事。我们坚持这一点。”
57七报春的燕子（4）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斯诺觉得有点儿倦意了。他看了看手表，暗暗吃了一惊，因为自晚上到来，九个小时快要过去了，主席也该休息一会儿了，斯诺起身告辞。
斯诺这次来中国，和谈了九个小时。但他被告知，不得表谈话的全文，只可引用一些，所以他们谈话的全部内容不得而知，但从谈话时间上来看，谈得一定很多，很丰富。机敏的斯诺，却从滔滔不绝的谈中抓住了想到密西西比河游泳这一火花，这不是一个缓和中美关系的强有力的信号吗？
在大洋的另一岸，正当斯诺在中国访问期间，美国选举年轻而开朗的约翰·肯尼迪为总统，而专门诱捕“赤色分子”的尼克松在选举中失败。华盛顿白宫的新人被称作是一些“有才能和头脑”的人。
斯诺想这是促进中美关系缓和的大好时机，他在结束对新中国访问回到瑞士家中后，只与亲人作短暂的团聚，便不辞辛劳，匆匆赶到纽约。朋友安排他与腊斯克见面。腊斯克当时已被肯尼迪提名为国务卿。会见前一天晚上雪下得很大，第二天早上，斯诺叫不到出租车，就从旅馆步行到腊斯克的纽约办公室。过了8点，腊斯克才姗姗来迟。当斯诺谈意见和看法时，腊斯克一面狼吞虎咽地吃早餐，一面打电话，过了几分钟，腊斯克突然结束会见，而且也不说以后什么时候再谈。这位外交政策的设计者只表示歉意，说时间太紧，就此为止，把斯诺冷落在一边。对此，斯诺非常生气，也很悲凉，满腔的热忱化为乌有。他后来写道：“对于华盛顿抵制向他们传送有用信息这一点，我原以为中国人过于夸大其词了。但是，我一回到美国，就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观点，官方的围墙比我想象的要严实得多。我同肯尼迪政府新任国务卿腊斯克进行一次简短的会谈之后，觉得中国人的话是对的……需要由‘机敏和有见识的公民群众’经过漫长的时间进行十分艰苦的工作，才能冲破罗网。事愈来愈明显，这种状况会改变，而且还在逐步改变着。人们为求得客观的了解，进行着煞费苦心的试探，但政府对此会斥之为姑息绥靖，会采用各种强有力的反措施。前途是艰险的，但桥梁能够架起，而且最后必将架起。”
1960年6月28日到11月15日，斯诺在中国呆了近五个月。他忙忙碌碌、马不停蹄，起早贪黑地在中国各地采访。
到11月中，斯诺乘飞机回去的时候，他的行李包括了近50万字的采访笔记，4000尺电影胶片和近50卷已拍摄的柯达胶卷。他把这次新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及感想感受，写成一本书——《今日红色中国》。后在出版前易名为《大河彼岸》。
《大河彼岸》除引用性地报道了作者与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人会谈外，斯诺还用大量笔墨报道了新中国的巨大变化。
1962年初，斯诺完成全书草稿，又根据新材料重新改写了部分章节，交美国兰顿出版社出版。
1962年11月13日，斯诺收到《大河彼岸》第一本样书。《大河彼岸》第一版印行的13500册“出版前一个星期就已经订完”。
《大河彼岸》的出版，在美国引起不小的轰动。
《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刊》称该书为斯诺第二本杰作，“毫无疑问，不管是专家或一般读者，只要希望了解中国大陆，这书是必读之物”。
纽约的专栏作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埃德·苏里曼认为这本书“给世界提供了辉煌的服务”。苏里曼亲自将书推荐给世界银行总裁乔治·伍德。
58八山南海北（1）
1962年，《大河彼岸》一书出版后，斯诺开始再次试探访华的可能性。
新中国的确是一个巨大的磁场，斯诺被牢牢地吸引住了。
1960年，斯诺在中国的时候，中国正处于困难时期。他亲眼目睹到，虽然新中国十年取得了巨大的变化，但总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他虽然写成了《大河彼岸》一书，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弄清楚。如1960年，还在包头访问的时候，他就想，包头由一个解放时只剩下9万人口的边防市镇，摇身一变为拥有132万人口的大都会，而内蒙古地区的农业基础很薄弱，政府怎样解决新添的100万新居民的粮食问题呢？当时，包头市市长告诉他，本地区农产品只能满足60的粮食要求，那么每天起码要从外地运来500吨粮食。而新建的兰新铁路线上又兴起了很多城市，每天有1500万至2000万人民的粮食需要从外地运来，这条铁路还主要承担着运输工业物资及产品，它能承受得了吗？
1960年，中国遇到的最主要问题——粮食供应问题解决得怎么样了呢？
由于农业的歉收造成的经济衰退恢复得怎么样了呢？
几年来，斯诺一直想弄到有关农业况、钢铁生产和一般工业展的全国性数字。
在反“右”斗争中遭到打击的知识分子们境况如何呢？
中国对印度支那战争又有何反应呢？肯尼迪被刺以后，中美关系将会怎样呢？
国外报刊仍然在刊登有关中国“饥饿、绝望”这类消息，破坏中国形象。必须到中国去，把问题弄清楚，以进行必要的反击。
斯诺争取再次访华，但他遇到三个问题：一是怎样向美国国务院申请护照才能得到许可；二是必须筹集足够的旅费；三是要求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入境准许。
斯诺写信给中国政府，但一段时间内没有答复。他通过朋友打听中国方面的消息。1963年夏，路易·艾黎写信给他说，也许要等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再次访华；龚澎也不能提供具体明确的时间。斯诺写信给龚澎说，如果再等15年，那我就等不到了。斯诺想可能是自己批评了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引起他们的不快。恰巧，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出访非洲十国，斯诺由巴黎《新时代》周刊资助去非洲采访，在圭亚那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对斯诺说，他在1960年访华后所写的报道并没有使他变成中国不欢迎的人。这就消除了斯诺的疑虑。同时也表明，只要解决一些策略性问题，中国方面就会批准。
1964年上半年，斯诺因为膀胱有病动了手术，后又因感染，一直休息到6月。7月，斯诺回到美国。他必须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批准。因为斯诺虽然举家居住瑞士，但他一直保留美国国籍。在华盛顿，斯诺找到国务院的哈里斯请求批准他访华。由于美国仍然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美之间的新闻记者互访受到阻挠。这次，斯诺以“国际人士”的身份出现。经过一段周折，斯诺得到访华的批准。但遗憾的是，美国国务院没有批准他的妻子洛伊斯·惠勒申请去中国的护照，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国家利益”，所以斯诺只能单独访华。
旅费也是一个问题。多年来，斯诺一家过着清贫的生活，却拒绝接受中国的经济援助。1960年，斯诺访华时，中国历史博物馆坚持购买他捐赠的一些照片，其实是想给他一些经济上的帮助。但当斯诺离开昆明机场前，他将一包东西托陪同官员转交路易·艾黎，这是他退给中国历史博物馆付给他的8000元钱。作为访华人士，他更不能接受中国的资助。因为那样，他就可能被说成是“拿了的钱当然替说话”，从而也将损害人们对他的报道的信任程度。
斯诺访华得到中美双方的批准后，美国麦克米伦公司和他签订了合同，要他访华后写本书，同时，法国两家杂志给了他旅行资助，这样，斯诺在1964年10月18日从香港进入中国。
59八山南海北（2）
斯诺来中国两个多月后，1965年1月9日，邀他去吃晚饭。这是中国人传统的待客方式，借吃饭谈心，边吃边谈。
谈话从下午6点钟开始，吃晚饭也未停止，饭后又谈了两个小时，这次，和斯诺共谈了四个小时左右。在座的还有龚澎和她的丈夫乔冠华。斯诺老早就认识他们。30年代斯诺在燕京大学任教的时候，龚澎在那里读书。
在开始谈话前，摄影记者来拍了一个电影短片。斯诺曾要求把访问的全过程拍成电视纪录片，不同意。于是斯诺说：“好多年前，我曾请求你把你的生平事迹告诉我。开始你反对，我争论说，让中国人民以及外国人民知道你是怎样的人，是什么力量推动你工作，这将是有好处的。我想你会同意，把你们的事迹表出来是件好事，而不是坏事。如今，又有谣传说你病得很重。把我们的会见放映在银幕上公之于世，来驳斥那种无稽谣，这样不是很好吗？”
1936年，在斯诺的再三请求下，在保安的窑洞里对斯诺讲述个人的生平及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现在，又答应了斯诺的要求，在谈话前拍了个短片。
不喜欢答记者问式的一问一答，乐于随便、自由地议论各种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山南海北”、“海阔天空”。
斯诺说：“自从上次我见到你以来，中国经历了困难时期，但现在已出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高水平。”
会意地笑了笑。
是的，斯诺上次到中国的时候，正值中国处于困难时期。苏联撤走了全部的12000多名专家，撕毁了所有的合同，中苏关系令人头痛。同时，中国国内遇到严重的洪水和干旱，粮食歉收，人民已经不能吃饱。而“大跃进”又使日常的生产陷于混乱。但是，现在况大大不同了，经过调整工作走上了正轨。到1965年1月，已连续三年获得丰收，人民不仅吃饱了肚子，还有一些积累。中国已还清了欠苏联的全部外债。特别是1964年10月，在完全是“自力更生”的况下，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在谈到“自力更生”政策时很自豪。他相信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勇敢的人民，他相信中国人也能制造原子弹，他对中国的原子弹事业投注极大热，他亲自鼓励钱学森、邓稼先等科学家。他告诉外国来宾，哪怕勒紧裤腰带，中国人也一定要造出原子弹来。中国以很快的速度造出原子弹，使大为高兴。
斯诺早就知道关于“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问主席是否认为原子弹也是纸老虎。
说，那只是一种说话方式，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当然，原子弹能够杀人。但最后人将消灭原子弹。相信的战争是人民战争。他想要有原子弹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军事上的考虑。他的目的是“打破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他把原子弹看成是民族不受侵略的保证。告诉斯诺，中国只进行过一次原子弹爆炸，中国不希望有一大堆原子弹，既然未必有哪个国家敢于使用原子弹，所以它们实在是毫无用处的。为了科学实验，有少数几个也就够了。中国手里连一颗原子弹也不愿意有。因此，人们把一切归咎于“中国原子弹先生”并掀起运动，是不公平的。吴庭艳、肯尼迪都不是被中国人杀死的，赫鲁晓夫在俄国被撤职也与中国无关。
说起赫鲁晓夫，斯诺问，说：“西方评论家，特别是意大利的人，严厉批评苏联的领导人用阴谋和不民主的方法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去。你对这事的看法如何？”
没有直接答复这个问题。他说，甚至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前，他在中国就不是很得人心的。他作为反面教员，中国是惦记他的。
斯诺接着问：“在苏联，中国被批评为在助长‘个人崇拜’，有没有根据？”
说，是有一点儿，赫鲁晓夫的倒台，正因为完全没有个人崇拜。认为，让中国人民摆脱数千年来对于皇帝的那种崇拜，确实困难。甚至对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统治者来说，要消除这种崇拜大概也是困难的。
60八山南海北（3）
当斯诺对说，不久前他出席过一个会议，教授们在争论着对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没有创性贡献时，毛笑了起来，意味深长地说，两千多年前，庄周写了一篇关于老庄哲学的不朽著作（《庄子》），于是出现了一百家学派，争论《庄子》的意义。
斯诺明白，指的是自己的哲学论文《矛盾论》、《实践论》引起的争论。于是，他们用很长时间谈论哲学问题。
对哲学有浓厚兴趣，尤其对辩证法造诣更深。他相信一切事物都是变化展的，而变化和展来自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他反对教条主义，他竭力避免将整个中华民族置于教条主义的祭坛上。他深信，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是没有的。马克思主义是指路明灯，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至于如何走，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提供具体的步骤。他对斯诺说，“从现在起过一千年，我们每个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大概会显得有点可笑。”
根据展规律，现在是我们在工作，但未来是属于青年的。
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点钟的太阳。对青年寄予极高的希望。他说，就这一代青年人来说，“谁也不能肯定地晓得他们将来会怎么样。”他对斯诺讲，在他看来，这一代青年人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继续革命，朝展，另一种可能是取消革命，干坏事。……自然，他不希望反革命，但将来的事会由后代人解决，并且按照我们没法预见的方案去解决。从长远的观点看，后代人应该比我们更有知识，正像资产阶级民主时代的人比封建时代的人更有知识一样。他们的判断将占优势，而不是我们。今天的青年和未来的青年将按照他们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评价革命工作。
谈话自然少不了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
关于越南问题，斯诺问：“越共部队现在能够单独靠他们自己的力量获胜吗？”
说，是的，他们是能够的。他们的处境比中国第一次内战时期的要好一些。那时没有外国的直接干预，但现在越共已经有美国的干预来帮助武装和教育一般士兵和军官。
说，这种帮助的作用是很大的。中国抗战时期，由于日本的“教育”，日本人占领和焚烧中国广大土地上的村庄，使人民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掀起了伟大的抗日运动。解放战争时期，美国政府站到蒋介石一边，这也帮助了我们。美国把武器给蒋介石，蒋介石又“转交”给。现在在越南，解放力量也是由美国来武装的。
还说，他研读过美国当局给他们部队的有关如何对待越南游击队的文章。这些文章谈到游击队的缺陷和军事上的弱点，认为美国必能获得胜利。但是，他们忽略了那个起决定作用和政治方面的事实，即不管是吴庭艳还是其他傀儡，一个脱离群众的政府是决不能取得反解放战争的胜利的。去帮助这样的政府决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预，美军现在还不会离开越南。战争还要继续一两年，直到美国的战争代价变得十分巨大的时候，美国在越南战场上越陷越深，约翰逊变得声名狼藉的时候，美国现再在越南呆下去没有味道，“于是就可能回家去或者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过去15年，历史的各种力量把美中两国人民间实际上的一切交往都隔断了，我个人自然感到遗憾。今天，这个鸿沟似乎比过去更扩大了。但是，我本人决不相信会最终展到战争，造成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斯诺有意把话题引向中美关系。
历史的各种力量最后也必然会把两国人民再拉到一起来的，的辩证思维很快。他挥动着大手，表示肯定地说，这个日子一定会到来。
中美之间会不会生战争呢？说，只有美队入侵中国，才会生战争。他们可能来，他们也可能不来。如果来，他们也确实不会得到便宜。美国领导人大概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不会侵略中国。这样就不会有战争了，因为如果他们不派军队到中国来，中国当然也决不会派军队去进攻美国。
61八山南海北（4）
会不会因越南而引起战争呢？告诉斯诺，中队是不会越出国境去打仗的。中国自己国内的事务已经够忙的了。越出国境去打仗是犯罪的。越南人民是能够应付他们的局势的。
“现在越南有中队吗？”斯诺问。
肯定，在北越或东南亚的任何地区都没有中队。中国在国境外没有一兵一卒。
斯诺又问：“如果美国采取和平政策，提出把它的军队从南朝鲜、台湾、整个东南亚和国外所有地区撤退，只要中国和其他国家同意，不但全面销毁核武器，而且在全世界实行全面裁军，那么中国将如何做出反应呢？”
风趣地回答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念头。
的确，这是一个无需思考的问题。他认为美国不会放弃它的侵略政策，不会把它已经伸到全世界的手缩回来，除非革命人民把那只伸得太长的手斩断。
斯诺对说：“我从未见过约翰逊总统，但是我想，如果你有什么特别信息要给他，我也许能够带去转交给他们。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讲吗？”
主席停了一下，想了想说：“没有。”在看来，在目前的况下，中美关系不会有改善，因此，不需采取积极姿态。
该谈的都谈了，斯诺站起来告别。要斯诺向美国人民致意，希望他们进步。他一边同斯诺握手，一边嘱咐他要谨慎小心，“天有不测风云”，然后把斯诺送到门口。尽管斯诺一再辞谢，还是看着斯诺上了车，在零度以下的北京的冬夜，没穿外套，一个人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向斯诺挥手告别。
这次谈话之前，斯诺没有书面提出问题，在会见时也没有作记录。他以为这次交谈同1960年那次访问一样，是不供表的。但第二天，斯诺接到通知说，这次会见时的谈话，只要不是直接引用，大部分都可以表。斯诺喜出望外，但又感到惋惜。于是，立即根据记忆，把当时说过的话记下来。幸好，当时在座的龚澎做了一份书面记录，可以相互对照，加以订证。斯诺后来表的和的谈话就是这种工作的产物。
和斯诺谈话当天，《人民日报》刊出他们谈话的大幅照片，斯诺被介绍为《西行漫记》的美国作者。不久，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意大利、荷兰、加拿大、墨西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非洲各国的主要报刊都刊登了这次谈话。谈话的内容先在巴黎《新宣》周刊、东京《朝日新闻》上刊登。其后，汉堡的《明星》杂志、罗马的《欧洲报》、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和华盛顿的《新共和》周刊也分别刊登了。苏联和美国的大报都拒绝登载这篇谈话。但无疑，美国知道了的有关观点。
62九给尼克松捎信（1）
1965年3月，斯诺完成了对中国的第二次访问，回到瑞士。他不顾有病在身，立即整理这次访问中国的材料，除表单篇文章外，还打算写一本《轰炸后的中国》的书。同时，利用30年代和1960年、1965年拍的影片编一部纪录片。由于种种原因，书后来没有写完，74分钟的纪录片《四分之一人类》于1966年下半年完成。
那时，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鼓励红卫兵和群众“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很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吵闹声，遮天盖地遍布全国。打、砸、抢、抓、抄等非法行为席卷全国。成千上万的干部和群众受到、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诬陷和迫害，公开的武斗和凶杀使很多人丧生。中国当时处于严重的混乱之中。
在“文革”的中，极左派扼住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咽喉。红卫兵高喊打倒外交部长陈毅，冲击外交部，给中国驻外使馆电，命令他们采取强硬态度。红卫兵还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和印尼的驻华使馆。他们强迫英国代办处表冷淡的工作人员向的照片鞠躬。
对于局外人来说，这场运动来得如此突然，以致他们不能相信什么。他们只知道国家主席在1966年被排斥，一些城市生武斗。外国有人推测中国将派红卫兵到越南作战。
斯诺与他人不同，不相信中国领导会派红卫兵到越南作战。1965年曾告诉他，中国政府“没有落后到用游泳的力量去解放台湾”，红卫兵到越南作战与游泳解放台湾是同类问题。但他不清楚这场运动的详细况。
斯诺写信给艾黎，询问中国的况。“文化大革命”刚开始，艾黎写信给斯诺说，“我们都支持。”不久，艾黎又在一封信上对斯诺说，“工合”已成为攻击目标，因为“流行的看法说，‘工合’这一合作形式系美帝国主义企图控制中国的工具。”斯诺因此也受到指责，他的罪名是美国“间谍”。对此，斯诺感到很悲凉，他写信给爱泼斯坦说：“我认识一些有权威的人，他们不算是我的朋友，但我应该相信他们说的我已不再是中国的朋友，这是那些裁决事的人的看法。对此我很伤心，如果这是真的，那说明道听途说和谣传闻竟然能裁决我和谴责我，那我将重新估价这种友谊。无论如何谁都可以看到我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众所周知的，即使我的写作细节上有许多错误，但这决非一个谄媚者的作品，这是为追求真理而写的诚实、独立的新闻报道。我不是那种为适应政治气候而随风倒的作家。”
为了搞清事的真相，斯诺决定再次访华。1966年，他写信给龚澎，询问访华的可能性，对方没有答复。第二年，斯诺写信给艾黎：“我应该在这时刻访华，因为我知道如何将过去与今日相联系，这样可避免当今流行的歪曲事实。”斯诺还写信给周恩来，希望访华以补充《四分之一人类》，或者请中国寄一些材料给他，但也没有答复。1967年斯诺举办旅行演讲，香港是终点，他在那里向中国提出不作正式访问，可否在回国途中经莫斯科前，在北京作短暂停留。这一请求也遭到拒绝。
但斯诺仍然热爱着中国，在所有的场合诚挚地为中国工作。路透社的安东尼·格莱写信给斯诺，说中国人没收了他的《今日红色中国》，说这本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不友好，有一名官员还建议为此写篇报道。斯诺写信给格莱，请他不要传播这件事，而且对那位官员的建议表示惊讶，因为周恩来对斯诺谈过，这本书的内容是诚实的，值得重视。
1967年和1968年，斯诺认真进行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欧洲版的修订工作，并补写了几段话。在欧洲新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增订页上，斯诺对和王光美、陈毅及吴晗表示关心。他还用星号标出和邓小平等人的名字。经过修订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于1970年再版。
斯诺特别关注越南战争。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记得20年代的好时光，那时我们满意地顾及自己的事，不会想到用炸弹或其他什么东西去宣传自己的主张。不知我们怎样能如此地成了救世主的上帝。”斯诺和许多美国人一样看到越南和中国间的联系，但他们对这种联系的看法不同。普通的美国人认为北京和河内的联系，是国际的影响而与民族主义无关；斯诺看到的是美国政策如何对待这两个国家，美国在越南的错误是重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待中国的覆辙，不承认民族主义的力量，或者以敌视民族主义的面孔对待。
63九给尼克松捎信（2）
斯诺认为美国不可能赢得越南战争的胜利。美国将愈陷愈深而难以自拔。“也许这是美国极其错误的心理状况使它看不到外国越是掠夺压迫越南，越会促使越南各方联合全体人民，在共同的爱国主义事业中反击看得见的外国侵略者。”
斯诺指出最可悲的是美国人试图压制一个他们并不理解的行动。“我们不应该设想在我们的国家中看来是正确的、合理的和行得通的事，在其他国家也会一样。”
斯诺在许多场合宣传他关于越南战争的观点。在一张圣诞节贺卡上，斯诺写道：“祝愿人们幸福和快乐，但人们会自惭，因为今年圣诞节约翰逊正以美国人名义轰炸可怜的越南人。”他严厉批判了约翰逊所说的战争是有节制的，斯诺认为所谓的有选择目标的轰炸不可避免会展到饱和轰炸。不管美国领导人怎样解释，他们的目标将是人，因为“战争由人进行，不是由武器。组织越南的是人。孩子变大人，妇女生育孩子。”
约翰逊对越南的轰炸加速了他在大选中的失败。1968年11月，美国选举尼克松为总统。尼克松上台后，中美关系出现松动。
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美国一直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在国际事务中，美国推行霸权主义。但是，随着侵略越南、柬埔寨、老挝战争的失败，美国霸权地位迅速衰落。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不得不接受严酷的现实，公开承认美国不再是“世界头号国家”，世界上形成所谓“五大力量中心”：美国、苏联、西欧共同市场、日本和中国，标榜要推行“均势外交”。
尼克松需要重新考虑美国的对外关系，中美关系是其中之一。上台伊始，尼克松就指示基辛格博士“探索同中国人和解的可能性”。因为他的确觉得戴高乐总统说的话非常有理。戴高乐对他说：“你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后被迫这样做来得好。”
7月，观看完“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壮观的降落之后，尼克松开始了他的环球旅行访问。在巴基斯坦，他和总统叶海亚·汗举行了秘密的会谈。他说：“我还是认为，要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前进，我想结束这种状况。”
叶海亚·汗被尼克松的话弄得大吃一惊。中美关系的确太敏感了。但他沉重地想了想说：“中美两国积怨太深了！依我看，不是一两次会谈就能解决的。当然，我是中美两国共同的好友，当尽力而为。”
听着叶海亚·汗的话，尼克松似乎有点儿激动。他坚决地向叶海亚表示：“美国决不会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你可以把我的想法在最高一级转达给中国人。”
告别了叶海亚·汗，尼克松来到布加勒斯特，他受到有生以来最隆重的欢迎。
在罗马尼亚，尼克松与齐奥塞斯库进行了三个小时的秘密会谈。他真诚地告诉齐奥塞斯库：“我想在我的任期中，?br/>免费小说下载shuba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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