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能否请您从中斡旋，向中国人传递我的意愿？”
齐奥塞斯库打量了尼克松一眼。
尼克松觉得好像齐奥塞斯库信不过他，接着说：“美国反对苏联提出的亚洲安全体系，在亚洲建立反对中国的小集团是错误的。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被错误地孤立起来，会变为一种爆炸性的力量。”
其实，尼克松要改变中美关系的意愿早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就含糊地提了出来。他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中。”
尼克松是个喜欢冒险的人。入主白宫以后，他曾经反复思考过：一个有建树的领袖人物应该具备的最重要特征是什么？是美德吗？美德不是使伟大领袖高于其他人的因素。有人品德很佳，但是不那么成功。智力的异彩也不是确定领导人物的特色。伟大领导当然必须聪明过人，具有透彻的分析能力和深刻的思想，但是领导不需像教授一样依照自己的价值观来看待世界，创立学说。尼克松经历过六次危机，遇到过一败涂地的窘境，他终于从失败的深渊攀上了权力的顶峰。他的经历告诉他，伟大的领导最需要深谋远虑，要果断，要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要敢于冒险，铤而走险。
64九给尼克松捎信（3）
尼克松知道，他要改变中美关系，他就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的展。于是，他决定冒险，采取实际步骤。
1969年12月，美国政府提议恢复中美华沙会谈。
1969年12月底开始，美国第七舰队减少了在台湾海峡的活动。
1970年6月，美国众议院从援外拨款法案中取消了表明国会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决定。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国再版也是美国变化的标志之一。斯诺认为，“这本书已经沉默多年，现在再版销售良好，因为青年们在政治探索上正寻找炸弹为谁而扔的答案。”《红星照耀中国》再版后，新闻界将它作为一本新书了不少书评。虽然一些书评家称《红星照耀中国》为经典著作，但一些有心改变现实的评论家以此作为美国“从泥沼脱身”的跳板。加州一名书评家写道：“消灭贫穷、无知和不公正需要花钱，但肯定比战争省钱和有效。”
斯诺抓住这一有利时机。1969年7月，他写信给询问可否访华：“我不想现在利用旧日友取得访华的同意……也许我访华可以结识新朋友，并亲眼看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结果。”
1970年6月，中国大使馆突然接通斯诺的电话，希望立即见他。中国同意斯诺访华，他的妻子洛伊斯也获准同去。中国方面还提出可以担负洛伊斯的旅费，斯诺婉拒绝了。
按计划，斯诺夫妇将于8月访华。但斯诺由于身体疲惫而旧病复，先是疟疾，后又有膀胱炎，夏季又动了一次手术。手术后恢复不好，了高烧，身体很虚弱。许多朋友和医生劝斯诺先休养，等体力恢复后再启程。但斯诺渴望重访中国的强烈感，使他不顾病后虚弱的身体，急于要实现这次中国之行。有一次，他在屋子里大声说：“我已经好多了，我要再到中国去，去中国的日子不能改变。”洛伊斯看到他激动的心，大为吃惊。她看到斯诺刚说完话，就疲劳地把头靠在沙上，陷入沉思，许久没有说一句话。
这次，中国方面仍称斯诺为历史学家，但尼克松行政当局已改变过去的规定，允许新闻记者和特殊职业者的成员持已有的护照访华。洛伊斯渴望访华多年，但这次仍得经过正规的申请手续，她不等美国国务院正式批下来，就在7月31日和斯诺从瑞士乘飞机到达了香港。
斯诺在香港又犯病了。当时香港旅行社的一位朋友替斯诺办了手续，让他到医院治疗。斯诺起初不同意去医院，他说不需要任何照料，唯一的愿望是尽快回到中国。后来，病加重了，斯诺只好住进医院。一个星期后，他又焦急地要求出院。
8月份，斯诺夫妇到达北京。中国朋友非常关心斯诺的健康，让他到北戴河疗养。洛伊斯也想去北戴河，让斯诺能够安静地休息几天。她对斯诺说：“埃德，让我们去吧。”可是，斯诺脸上却流露出不悦的神，他回答说：“我知道自己来中国需要做些什么，你最好不要多管我的事。”他要求一切按原定的访问日程进行，不要拖延。这样，他开始了在中国长达五个月的最后一次旅行访问。
1970年10月1日，和往年一样，在那的岁月里，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要在这一天同数百万热欢呼的群众欢聚在广场；所不同的是，在共和国21岁生日这一天，城楼上来了两位大洋彼岸的客人。他们就是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
周恩来总理早已到了，按名单能够上城楼的国家领导人陆续到来。随着城楼上那个专供领导人使用的电梯一次一次地升降，叶剑英来了，、叶群、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手里晃着“红宝书”也来了。此时，广场上早已人山人海，喧声如潮。人们在等待着他们崇敬的领袖的到来。
当埃德加·斯诺夫妇走出电梯时，周恩来快步迎了上去。
“斯诺先生，欢迎您。”周恩来跟斯诺握手。
65九给尼克松捎信（4）
“我真是第一个应邀上城楼的美国人？”斯诺问着，棕色的眼睛透露出兴奋的光，内心的激动溢于表。
从未来过中国的洛伊斯充满好奇心，喜悦地四处打量。装饰有一个仙人和九只走兽：龙、凤、狮子、麒麟、天马、海马、狎鱼、獬、狲的屋顶，在金秋温暖的阳光照耀下璀璨夺目。看着这些充满神奇色彩、极富魅力的东方古典艺术，洛伊斯目不暇接，心旷神怡。
“让我请您来的。您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周恩来热地说，“在中美两国互相隔绝的况下，您三次访问新中国，今天还上参加我们国庆盛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
“我又有独家新闻了！”斯诺激动地说。
电梯又一次升上城楼。电梯门开了。一个身材魁梧、脊背微驼的人在秘书的陪同下走了出来。衬着金光璀璨、庄严雄伟的城楼，身上焕着番茄的气质。刹那间，斯诺进一步感觉到身上那无与伦比的威严。
周恩来领着斯诺夫妇快步迎向他。“主席，您看，谁来了？”周恩来这样向介绍道。
“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一看见斯诺，十分高兴。
斯诺夫妇跟立即握手。
周恩来还向斯诺介绍了。
这时，广场上的高音喇叭响起了“文革”中唱得最多的《东方红》乐曲。广场上，穿着绿色军装、挥着红色旗帜和标语牌的群众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呼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
伸出手，拉住斯诺的一只手，领着斯诺夫妇来到城楼正当中的栏杆边。斯诺有意地注意的手，因为外国有报纸说的一只手已经瘫痪，因此藏在他的衣袖里。斯诺紧紧地握着的手，感到同以前一样坚定有力。
站在一旁的洛伊斯侧目望去，看到了那颗著名的黑痣。广场上的群众也吸引着她的注意力。同林荫大道一般宽的游行队伍不断地通过护城河前高大的城楼，从巍然挺立的眼前涌过。他们中有列着整齐队伍的学生，翻着筋斗的京剧演员，跳着民间舞蹈的农民，在巨型彩车旁边阔步前进的工人，高举红旗身着草绿军装的士兵，身着朝鲜绸衣和西藏绣袍的少数民族。
随着人流缓缓走过，一幅巨大的标语映入站在城楼上人们的眼帘：“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
举起右臂慢慢地向群众挥动着，群众欣喜若狂。
不久，中国最大的报纸，中国机关报《人民日报》把与斯诺夫妇在城楼参加国庆典礼的照片刊登在头版的显著位置。这与游行队伍中高举的反美标语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是一个信号，一个意味深长的特殊信号。这是中国的政治家们制造的历史性的一瞬间。斯诺自己说：“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都是有目的的。事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
是的，中国领导人在审时度势，在国际大棋盘上作谨慎的抉择。斯诺夫妇被邀请登上城楼正是这种抉择的表达。
如前所述，中苏关系在新中国建国之初得到较好的展，中国人民亲切地称苏联为“老大哥”。但是，随着苏联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地位的变化，尤其是军事核武器方面的重大突破：1949年8月，苏联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53年8月，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使苏联在军事上取得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均势。斯大林的后继者们抛弃了列宁主义的某些原则。沙文主义、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大大抬头。
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抛出非“斯大林化”的“秘密报告”，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借口下，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国际运动中造成思想混乱和恶劣影响，最终导致中苏两党间由隐晦到公开，由局部到包括政治、组织和思想意识的全面论战。苏联又把两党的争论扩展到两国之间，撤出帮助中国建设的全部专家并带走图纸。苏联还在12000多华里的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剑拔弩张。
66九给尼克松捎信（5）
1969年3月，苏军突然袭击在珍宝岛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人员。此后又多次在中苏边界进行挑衅性的进攻。边界上小规模、局部的战争接连不断。中国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外电还报道说，苏联军队在漫长的中苏边界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的国际会议上谴责了，并鼓吹要建立针对中国的“亚洲安全体系”；还有消息说，苏联人在某种外交场合试图与台湾接触；苏联某外交官暗示，苏联避免恶化同美国的关系，便于孤立中国……
中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但恰在这时，尼克松总统试图打破中美之间相持20多年的僵持关系，并悄悄地进行着实际的努力。
尼克松的举动被、周恩来注意到了。他们认为现在和美国和解看来有可能了。主席不失时机地决定，请斯诺参加国庆盛典，给尼克松一个信号。
但是，这一微妙的表征没有起到它应起的作用。因为经过周恩来精心设计的这张照片向美国出的含蓄而饶有意义的信息，竟被尼克松和其精于分析的顾问基辛格忽略了。基辛格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和周恩来“不幸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10月1日，中国国庆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领到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队伍，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事做得过分微妙反而达不到通信联络的目的”。
看来，信号还需要加强。
尽管美国对中国方面出的信号稍显迟钝，但尼克松政府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努力，仍在继续。
自从接受尼克松总统“探索同中国人和解的可能性”之命后，聪明博学、足智多谋的基辛格很着急。20多年没有和中国交往了，他“根本不知道怎样才能接近中国领导人”，以致他三次要求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杜尔设法接触中国使节。
尼克松的步子更大。10月25日，他在椭圆办公室里和即将访问北京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会晤。他告诉叶海亚，美国已经决定设法使对华关系正常化。他要求叶海亚作为中间人提供帮助。这在当时被称为“巴基斯坦渠道”。
10月26日晚，尼克松在为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举行的白宫晚宴上，在祝酒词中给中国出了公开的信号。他破天荒头一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据说，在前一天，尼克松和齐奥塞斯库秘密深入地讨论了中国问题的许多方面，其中，包括派高级使节秘密访问北京。尼克松还告诉齐，就他个人来说，台湾问题不是一个国际问题，而是一个国内问题，要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最好是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尼克松也请齐奥塞斯库把他的意见转达给中国政府。这在当时称为“罗马尼亚渠道”。
11月、12月，叶海亚总统和罗马尼亚副总理勒杜列斯库分别访问中国，把尼克松的信息传给和周恩来。
中国政府快速做出反应，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传信给尼克松、基辛格。其中一封信写道：“为了讨论撤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出的许多其他信息都已收到。一个国家脑通过另一个国家脑向一个国家脑提出建议还是第一次。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真实可靠的朋友，因此，我们十分重视这个信息。”
现在，缓解中美关系已到关键时刻。华盛顿已经有可能在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转变立场，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性问题。
15年来，中美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特使们能否谈得好呢？
1970年冬，中南海昔日碧波粼粼的水面已经结了冰。晶莹洁白的冰面将岸边居所那堵蜿蜒的红墙衬得更红。墙内那棵古柏的枝头依然苍绿。
67九给尼克松捎信（6）
12月10日，万籁俱静的深夜，抑或是11日凌晨了，书房的灯还亮着。77岁高龄的在台灯前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他已经进入心理学说的脑细胞兴奋状态。这是战争年代戎马生涯中养成的习惯。那时候，他长年在深夜守着电台，听各部队、各地区的汇报，根据况的展变化，又深思熟虑、运筹帷幄，做出新的部署。胜利后进了京城，他仍然经常在深夜思考重大问题或开会决策国家大事。
这几天从美国方面传来的信息太重要了。他感觉到必须做出不亚于以前进行战略决战的决策。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军事、国防力量比我们强，科学技术比我们先进，教育普及，经济管理经验也值得我们去学习。何况，现在人家要求和好，还提到台湾问题了呢？
对！必须让尼克松亲自来跟我谈谈，做出了大胆果断的决定。但是，人家会不会答应呢？试试看吧。
美国作家斯诺为我们做出过贡献，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成功地多次对中国的报道，使他在新闻界声誉很高，为何不利用他这个快速的新闻媒介呢？
不能等到天明了，应该立即把斯诺找来，跟他谈谈，让他给尼克松捎个信。
已经是深夜了，斯诺已经入睡，有人传呼他。斯诺敏感地知道，这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很快，他就被带到中南海一座大小适中的中国式平房里。在书房等候他。
斯诺对要等候表示歉意，并迅速打量着的书房。
书房的四边都摆满高大的书架，架上摆满了书，有中文书，也有少量外文书。许多书籍中插有写着注释的纸条。大写字桌上高高地堆着报刊和手稿。斯诺的印象是这儿更像一位大作家的工作室。
和斯诺就在这里畅谈。谈锋极盛。斯诺也问一些问题。
斯诺对说，他上次中国之行后，写了一篇报道，报道了承认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为此，他受到一些人的批评。
说，就是写了在中国有“个人崇拜”，又怎么样呢？有这样一回事嘛。为什么不能写呢？要人们去克服三千年崇拜皇帝的传统习惯，是困难的。其实，总是有人希望受人崇拜，也总是有人愿意崇拜别人。难道美国人就没有自己的个人崇拜吗？各州州长，各届总统和每个内阁成员，没有一些人去崇拜他，他怎么能干下去呢？再比如你（指斯诺）吧，如果没有人读你的书和文章，你会高兴吗？
接着说，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况不同了，没有这种必要了。个人崇拜也搞得过火了，应当降温了。所谓“四个伟大”多么讨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
斯诺说：“我常常想，不知道那些喊拥护毛的口号最响，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说的，在打着红旗反红旗。”
点点头。他说，这些人分三种。第一种是真心实意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的——因为别人喊“万岁”，他们也跟着喊。第三种人是伪君子。你一定不要受这一套的骗。
吃饭的时候，斯诺忽略了给在座的女工作人员祝酒。笑笑说，要男女完全平等，现在还不可能。在中国乡下，妇女仍然想要男孩。如果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都是女孩，她还想再生。……这种态度必须改变，但需要时间。在美国的况也许一样呢？
的思维很活跃，他打量了斯诺一眼，接着说，在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不需要偏见，可以互相尊重和平等。
如果苏联不行，用手指了一下，那将寄希望于美国人民。苏联人瞧不起中国人，也瞧不起许多国家的人民。他们以为，只要他们一句话，大家都会听从。美国有两亿多人口，工业生产已经高于其他任何国家，教育普及。中国应该学习美国把责任和财富分散到50个州的那种展办法。中央政府不能什么事都干。中国必须依靠地区和地方的积极性。
谈到美国，机敏的斯诺会意地把话题往中美关系上引。当然，也在想着怎样把他的意思向斯诺表达。
68九给尼克松捎信（7）
“我记得1965年1月我曾问您有没有话带给约翰逊总统，您说‘无需’。现在况变了，您有话要让我带给尼克松总统吗？”
沉思了一会儿，吸了几口烟，打开了话匣：“中美会谈，15年谈了136次。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松也不感兴趣了。”
“外交部正在研究让左、中、右各派的美国人都来访问中国。”以他特有的方式说道：“我们应当让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尼克松这样的右派来。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各种问题需要跟尼克松商量解决。”
“您愿意和尼克松晤谈吗？”斯诺高兴地问。
“我愿意跟他谈。比起社会民主党和修正主义者来，我更喜欢尼克松这样的人。当然，尼克松可能有欺骗性，但比起其他一些人来，也许要稍微少一些。尼克松常来硬的一手，但有时也来软的一手。”
“尼克松来是否目标太大呢？”斯诺问。
“他可以作为一个旅行者，当然，作为总统也行。“只要他坐一架飞机就可以来了。”
“您对和尼克松的谈话很有把握。”斯诺说。
“谈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爽快地说。
“我看吵架难免，但也不要紧。”斯诺认真地说。
“我相信我不会同尼克松吵架。但是，我要向尼克松提出批评。我们自己也将作自我批评。”
“如果尼克松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悄悄来，不要公开。”做了一个表示神秘的手势。
身为外国人，也是中国人民和的好朋友，斯诺大胆地问对“文革”的感觉如何。
说“文化革命”中有两件事他很不赞成。一是讲假话。有人一面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而实际上却在桌子下面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当被踢的那个人问他：“你为什么踢我？”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这是讲假话。后来，“文化革命”中的冲突展成了两派之间的武斗，开始用长矛，后来用步枪，又用迫击炮。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话，是真的武斗。
另一件事是虐待“俘虏”——即被罢了官和接受再教育的党员干部。
最后说，如果一个人不讲真话，他怎么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呢？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这时，他的声音很微弱，完全不同于刚才谈中美关系那样大声说话。
斯诺起身告辞的时候，亲切地把他送到门口。
和斯诺从凌晨一直谈到下午1点多钟。谈话结束后，斯诺迅速根据回忆，把对话“记录”下来，写成《同的一次交谈》。
但是，由于当时中美关系依然很微妙，斯诺出于谨慎，没有很快表谈话内容。这样，的“信”没有及时捎出去。
1971年4月30日，正当中美双方为缓解双边关系紧锣密鼓地工作的时候，斯诺适时地在美国《生活》杂志上表了谈话内容。
“信”总算捎了出去。美国的通讯社抢先几天预了斯诺这篇文章的摘要。这一新闻立即轰动了美国。尼克松政府迅速做出了积极的反应。4月26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在新闻布会上表示：尼克松总统“希望有一天能够”来华访问。同一天，美国国务院新闻布官布雷在答记者问时指出：“本政府若干时间以来一直是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的。”
对斯诺的谈话，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许多报纸、通讯社的头条新闻。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报纸、电台都以显著的位置表了会见斯诺的消息，罗电视台还播了会见斯诺的照片。亚非国家的报纸，日本东京各大报纸，法国各报，德国报纸都相继表了《和尼克松希望会谈》的消息。
国际新闻界以它特有的敏感，意识到这次谈话的深远意义和它对历史转折的伟大影响。日本《朝日新闻》说：“的谈话，是中国周密地分析了国际形势和美国态度的结果。”《读卖新闻》认为这是“中国又向世界投出了一颗新‘炸弹’”，是“为了抢先抓住正在变化的世界形势，从极长的观点下了行动的决心”。还说：“斯诺先生和主席的会见”所显示出的中国新外交信息的“影响之大不仅在美中关系方面，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也将是超乎想象的”。法国《战斗报》认为的谈话是“一项最重要的声明”。南斯拉夫报纸说：“这是一项重要的声明，因为它证明北京决心使它同华盛顿的关系在较短时期内正常化。”与此同时，一些外国舆论也清醒地意识到，谈话始终坚持了不准干涉中国内政的坚定原则。日本《读卖新闻》评论说：的谈话“表示了灵活的姿态”，但“没有人认为中国会放弃‘一个中国’的大原则，甚至会在台湾问题上妥协而同美国解冻”。
69九给尼克松捎信（8）
在斯诺这条轰动国际的谈话报道公开表之后，紧接着就生了众所周知的基辛格两次访问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恢复和1972年2月18日尼克松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北京，同举行历史性的会晤，最终导致了举世闻名的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和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
中美友谊的桥梁架通了，但造桥者之一斯诺却在尼克松访华的前几天，即1972年2月15日，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中国人民不堪悲痛。周恩来总理充满感的谈话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心声：“斯诺先生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所做出的功绩，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70十光荣归去（1）
1971年2月底，斯诺完成了对新中国的第三次访问，带了一大堆资料，回到多年寄寓的瑞士家中。
按原计划，他需到加利福尼亚同洛伊斯会合后再一道回瑞士。洛伊斯1970年12月先行离开中国，回到家乡美国。斯诺想尽快表这次中国之行的重大收获，所以就直接去了瑞士，然后通过长途电话同洛伊斯联系，要她尽快回家。
洛伊斯这次中国之行也收集了很多材料，也想写一本书。于是，他俩就一起工作，一天接着一天。洛伊斯说：“在那段时间里，中国成了我们的天地。它渗透了我们的谈话，它就在贴上了整齐的标签、高高地堆在餐厅椅子上和埃德加10年前从北京带回来的红木长桌上的幻灯片和影片里。我们把它写满在日记里，抄录在笔记本里，剪裁成原稿和杂志文章，以丰富的材料写成我们正在写的书籍的大纲、段落和章节。我们感到既充实又孤独，分享着知识，埋头于工作。”
但斯诺身体却越来越感觉不支，腰酸背痛。在家庭健康监护人的劝说下，进行了一次检查。检查结果证明没有什么严重或紧急的毛病。斯诺以为是一天好多个小时坐在打字机前写作，太累了，腰酸背痛是意料中的事。
1971年10月，瑞典一出版家携带即将行的瑞典文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到斯诺家祝贺。他们在一起拍了一些照片。很快，复印的照片从斯德哥尔摩寄来。洛伊斯看到那些照片，“心中好像被割了一切”，因为她从照片上斯诺的眼神里看到不祥的征兆。但她责骂自己“大惊小怪”。
与此同时，洛伊斯病倒了。11月，去医院检查，诊断是：传染性肝炎。他们推测，斯诺也染上了肝炎，应到医院去接受检查。检查结果使人心寒胆颤：斯诺患了胰腺癌。12月15日，在洛桑医院，外科医生为他切除了被癌症侵犯的胰腺体部和尾部，同时切除了一小段有系膜转移的回肠。手术时医生还现在他的肝脏有一个像网球那么大的转移癌，无法切除。这表明斯诺患了不治之症。
手术后的斯诺以为他的健康很快就可以恢复。他一心想写完第三次新中国之行的书——《漫长的革命》。手术后两个星期，他就回到日内瓦郊区的家中。
其实，病魔并没有离开斯诺，他的疼痛日益加重。回到家里后，开始他还坚持由洛伊斯陪同到附近村子里散步，并在床上阅读每日的新闻和信件，了解全世界生的大事。但不久他就感到体力和精神的不支，散步取消了，报纸和信件也只好让夫人或女儿西安在病榻前念给他听。他的疼痛常常在晚间更加厉害，使得他除了服医院带回来的止痛片外，还不得不在半夜到澡盆里做热水浴，这样才能感到暂时好受一些。
根据医生的建议，他出院后要在当地医院进行化疗。为此，斯诺每隔一日就要由洛伊斯或儿子克里斯托弗驾车送到附近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每一次他都必须穿衣、下楼、乘车。到了医院后，又要上楼、更衣，然后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地接受三四个小时的氟脲密啶静脉点滴。治疗完毕后，他要重复来时的一套对他来讲是非常费劲的规程，才能回到自己的卧室上床休息。每次治疗都使他疲惫不堪。再加上这种化学治疗反应的结果，他的食欲不振，吃喝很少。他手术后身体不但没有得到恢复，相反却很快地消瘦下去，经常处于神志不清状态。
同时，洛伊斯也生病、身体不好，还要昼夜陪伴，照顾斯诺，困乏难熬，孤立无援。有一次，洛伊斯有一会儿不在，斯诺一半身子就离开床，他身上挂着各种管子在找拖鞋。“在神智近乎昏迷的状态下，他就什么必要的克制都不顾了。”
洛伊斯在软弱无力、难于应付的况下，向外求援，写信给斯诺在波士顿和堪萨斯城的家人，写信给自己在加利福尼亚的家人，写信给在纽约、巴黎、伦敦做医生的朋友，问有没有东西，有没有人能救她丈夫的性命。
洛伊斯也写了一封信给中国的马海德医生。很快她收到马海德的回信。回信要求他们考虑到北京来。中国虽然不能保证有治愈斯诺病的把握，但在中国，斯诺“可以得到一切关怀，一切照顾，可以用上一切科学知识”。
71十光荣归去（2）
很快，中国驻瑞士大使陈志方和夫人王静去探望、慰问斯诺。他们带去了周总理给斯诺的一封信，其中并附有和邓颖超的亲笔问候。看到周总理的信，斯诺激动万分，顾不得全身的疲乏和疼痛，下床和陈大使热烈拥抱，表达了他对周总理的深切感激。在旁的洛伊斯和王静，都感动得热泪盈眶。洛伊斯在《我热爱中国》-书中写道：“这封深厚谊的信对躺在病床上的埃德加来说，好像那个阴暗的早晨顿时出了太阳一样。”
斯诺立即口授给周总理一封回信，表示对周总理的慰问“极为感激”、“极为动心”。
宋庆龄也给斯诺去了信，对他的患病深为关切，并愿意提供“个人帮助”。
1972年1月，中国政府采取了行动。1月22日，和周恩来派遣由马海德医生带队的医护小组从北京动身前往瑞士，想把斯诺接到中国采用中西医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治疗，希望这样能减少他的痛苦，延长他的生命。医护小组途中经过卡拉奇和罗马时，和当地的中国使馆安排好回程中为斯诺提供紧急住院的准备，以防危险。瑞士的中国使馆和法国航空公司商定，要他们在民航飞机上安装一张病床，并在约定的航班专程经日内瓦接病人上机（因为这一航班是不经日内瓦的）。
在北京，日坛医院已经准备好一套病房和一个医护班子，等待斯诺的到来。但是，当中国医护人员到瑞士看到斯诺时，他已经经不起远途颠簸了。遵照周恩来的意见，中国医护人员把斯诺家变成了一所家庭医院，从阿尔及利亚又调来几位中国医护人员，对斯诺进行最后的医护。
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为了减轻洛伊斯及家人的负担，中国医护人员分昼夜两班，24小时守护着斯诺。他们一起研究、分析问题，交换意见，提出可能更好、更加有效的治疗方法。他们强压着痛苦面带微笑，态度从容沉着，辛勤劳作。他们主动和洛伊斯讨论病，解释病变化的意义，以便使她对日近一日的不可避免的不幸有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些都使斯诺一家深为感动。洛伊斯在她的《庄严的死——当中国人到来的时候》（中译本名《我热爱中国》）一书中以感人的笔法描述了中国医疗小组到达后，他们家里生的动人事，记录了中国医疗小组辛勤工作的形。她写道：“不在于中国人在治疗癌症的技术方面掌握得更多，或者更好……而是在于对待疾病、对待病人、对待所有参与这场个人同无的疾病进行斗争的人的态度。这些男男女女从远方来到这里，运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凡是同我们家庭有来往的人，无不受到他们的感染。这是一种极为深刻的共患难的经历。”1982年，在北京纪念斯诺逝世10周年大会上，她还说：中国医护小组“带来了我们从别处难以得到的安慰和照料，使埃德减轻了临终前的痛苦，也为我和两个孩子及其他亲友分担了痛苦。……这种帮助是一份极不寻常的厚礼。”
中国医护小组把斯诺的病每两三天向国内报告一次。中国驻瑞士大使陈志方经常去看望斯诺，带去和周恩来的问候，这些在精神上给了斯诺莫大的安慰。但是，他的病仍继续恶化。
2月8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专程到日内瓦探望斯诺。马海德带黄华到斯诺的床前，等了一会儿，斯诺醒来，意外地看到黄华，非常高兴。他握着黄华和马海德的手，思维又回到36年前的保安，语重心长而又幽默地说：“咱们三个‘赤匪’又见面了。”说完，他们都笑了。
这几乎是斯诺一生中最后的谈话了。此后一周他一直昏迷不醒。2月15日凌晨2时，斯诺在睡眠中逝去，享年67岁。
洛伊斯吻别了躺在病床上的斯诺后，和全体医护小组成员一一拥抱，每个人的脸上都挂满泪痕。
半个小时后，洛伊斯对中国医护人员说，斯诺生前有遗嘱，要献出他的角膜，好为双目失明的人进行角膜移植。中国医护人员为斯诺的高尚品德深深感动。但由于病种和慢性中毒的原因，斯诺的角膜不适于移植。
72十光荣归去（3）
中国医护人员给斯诺抽了腹水，刮了脸，洗了澡，整了容，并给他穿上了黑色高领毛衣和一条褐色的西装长裤，外面套了一件淡蓝色晚礼服，重新换了床单和枕头。他们还将别墅里所有的鲜花都集中在斯诺周围。斯诺安详地仰卧在花丛中。
当天晚上，陈志方和王静带来了中国来的几封唁电：
斯诺夫人：
获悉埃德加·斯诺先生不幸病逝，我?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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