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谨向你表示沉痛的哀悼和亲切的慰问。
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1972年2月16日
斯诺夫人：
惊悉我们尊敬的朋友埃德加·斯诺先生不幸逝世。在这个悲痛的时刻，邓颖超同志和我向你表示沉痛的哀悼，并致以亲切的慰问。
斯诺先生的一生，是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一个见证。早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他就同中国的革命力量建立了友谊。他冲破当时的重重障碍，热地把主席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斗争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介绍给美国和各国人民。在我国解放后，他又多次来访，报道了领导下新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进程。他的著作受到中外广泛的重视。甚至在他重病期间，他仍念念不忘为增进中美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而工作。对这样一位老朋友，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斯诺先生去世了，但我们相信，他一生为之努力的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一定会日益展。
希望你和你的子女，化悲痛为力量，继续为实现斯诺先生的遗志而努力。
周恩来
1972年2月16日
埃德加·斯诺夫人：
适才接到来电，痛悉我们最诚挚的朋友不幸逝世，他在我们抗战期间坚定地支持了我们反对国内法西斯反动派和日本军事侵略的斗争。我们的坚强友谊也象征着中美两国人民在正义事业中的互相支持。我确信，你和你的子女将继续完成他的遗志，促进我们两国伟大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可以感到宽慰的是，埃德加·斯诺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将永葆长青。
宋庆龄
1972年2月16日
斯诺去了，但他致力从事的事业终于开出了花朵。如前所述，斯诺死后三天，美国总统尼克松进行了有意义的北京之行。在尼克松访华之前，美国国务院把斯诺的《西行漫记》列为了解中国背景的20本最佳著作之一。在为尼克松准备的有关中国况的简介材料中，有斯诺的文章摘要，基辛格曾仔细地阅读了这些材料。在此之前，尼克松总统还致信斯诺：
亲爱的斯诺先生：
我需要您了解，我的思想和您在一起，我也为您的早日康复祈祷。我知道像您这样精力充沛、热洋溢的人被困在医院里的苦恼。我只希望您能了解到你的卓越事业已广泛受到尊重和珍惜，相信这将使您坚强。
永远祝您安康。
忠诚的
理查德·尼克松
在尼克松访华前，斯诺曾答应《生活》周刊，在尼克松访华时作为记者前往中国采访，但不幸的事最后生了。约翰·谢伟思说：“埃德不能亲身前去是多么令人遗憾啊！”
斯诺去了，但斯诺有生之年，终于“看到了这么一天，美国的政策似乎要从20年无视中国——以及像越南那样的国家——这种不现实的、无知觉的状态中掉过头来”，“看到了他自己对‘相互的友谊和了解’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终于得到存在这么久的鸿沟两边的双方的承认。”
这也许是斯诺最感宽慰的。
斯诺去世后，中国人民和斯诺的生前好友共举行四次追悼仪式纪念他。
第一次是在尼克松总统和他的随行人员抵达北京前，中国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追悼会由周恩来总理主持。这是中国次在人民大会堂为外国人举行追悼会。
第二次是在日内瓦郊外的约翰·诺克斯会堂举行。世界各地朋友聚集在这里向斯诺沉痛致哀。
73十光荣归去（4）
3月27日，美国纽约市的联合国教堂也举行了一个追悼会。黄华代表中国政府在会上。斯诺心爱的山茱萸花布置在厅内，朋友们演奏了简朴肃穆的音乐。
第四次是在斯诺家乡，一些亲朋好友聚在一起，话叙斯诺生前的足迹。
与此同时，世界各大报刊对斯诺的不幸逝世纷纷表消息和评语。
一向冷落斯诺的美国报刊也一反常态。《堪萨斯城明星报》编辑部为斯诺逝世的按语写道：“埃德加·斯诺最终成为他自己国家的伟大光荣的预家。”《纽约时报》称斯诺有先见之明，能预测日本的侵略导致世界战争，预测到以后的非殖民主义化和中国的革命。《芝加哥论坛报》写道：“真不幸，斯诺不能活得更长久些，不能让美国人得到他对尼克松总统和毛、周历史性会见的直接印象。”《新闻周刊》认为：“斯诺以他的艰辛经历和勤奋的新闻报道超越其他记者。”
斯诺逝世后，洛伊斯为如何安置丈夫的骨灰感到左右为难。因为这件家事事实上有国际影响，它将最后说明斯诺的一生追求和经历。斯诺一生访问过许多国家，见证过许多历史事件，得到过崇高的荣誉，也忍受过不理解。对此，洛伊斯希望斯诺有一个正确的归属。
事实上，中国领导人在斯诺死后即表示，为了纪念和尊敬他，愿意让斯诺最后安息在中国。但洛伊斯迟疑再三。因为她在斯诺的遗著中了解到：斯诺热爱中国，他的一部分将永远留在中国。斯诺也在他的书中写道：“但是，我不是他们中间的人，我也永远不能成为他们中间的人。一个人如果让自己成为异国所属……他过的就是非人非兽的生活……我是一个美国人。”
斯诺爱中国，也爱美国，究竟他的骨灰安葬在哪里，洛伊斯举棋不定。她迟迟没有给中国政府答复。她和孩子们及亲朋好友商量，也没有结果。
最终做出决定的还是斯诺本人。1973年夏，洛伊斯在整理斯诺的遗稿中现一页纸，斯诺生前在上面写道：“我热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我有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生前一贯的那样。美国抚育培养了我。我希望我有一部分安葬在哈德逊河畔，河水将流入大西洋拍击欧洲沿岸，那里的几乎每一块土地上都有我熟悉的人。”
根据斯诺的遗嘱，洛伊斯答复了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希望她指定一个安葬斯诺一部分骨灰的适合地点。洛伊斯提出三个地方供选择：斯诺初次见到的保安；斯诺和马海德在1936年开始向西北探险的西安，他们的女儿也起了这个名字；还有北京，“因为埃德在北京生活的时候，看到人民争取从外国侵略和内部贪婪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使得他对人类有了新的认识。”
中国政府有意把斯诺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和史沫特莱、斯特朗在一起。但洛伊斯认为斯诺“既不是英雄，也不是烈士”。他从确切意义上来说甚至不是一个革命者，虽然他一生“献身于反对世界各地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他是作家。因此也成了“导师和教育家……那些读了他的著作以行动作了响应的青年寄来的含意深长的信，曾多少次使他在暗淡的日子里感到了光明”。他应该同青年在一起。因此，洛伊斯要求把斯诺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也就是30年代斯诺教过书的原燕京大学校园内。中国政府同意了。
1973年5月16日，斯诺骨灰安葬仪式在北京大学风景秀丽的未名湖畔举行。周恩来总理扶病参加。、周恩来、朱德、宋庆龄以及有关单位和斯诺的亲属、生前好友敬献了花圈。汉白玉墓碑上镌刻着周恩来题写的小记：“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安葬仪式由邓颖超主持，廖承志代表中国政府讲了话，他说：
“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无论是在中国革命艰苦的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几十年如一日，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一生是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一个见证。自从斯诺先生逝世的一年多以来，中美关系有所改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日益增进。我们相信，斯诺先生生前所致力的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一定会继续不断地展。我们亲爱的朋友，埃德加·斯诺，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74十光荣归去（5）
斯诺夫人洛伊斯在讲话中说：“我根据斯诺的遗，把他这一部分遗体安放在新中国的古老的土地下，安放在中国的新人中间，在这里，对人类的尊重达到了新的高度，在这里，世界的希望射着新的光芒。”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次真正的‘复始之旅’。我们在这里纪念一个美国人，如他自己说，他认识了许多国家的好人。而现在，他又回到他曾从头就亲眼看到一场革命的这个国家，这一革命不但解放了中国人民，而且继续成为全世界世世代代的希望灯塔。过去，他曾在北京大学教过青年，现在他安息在北京大学，而这里另外一些年轻人正在享受着前辈学生的牺牲与斗争的成果，愿现在和将来到这里来的青年本着给他所热爱的这个国家带来解放的同样的精神来利用这块园地——在这里休息、游戏、学习和工作，这将是他所希望的。”
1974年暮春，一些家人、朋友将斯诺的另一部分骨灰埋葬在哈德逊河畔斯奈登渡，山姆·齐姆鲍尔斯特旁靠一险峻陡坡的空地上，基地一小方花岗石上刻有斯诺姓名的两个缩写字母e·s，还种了一株山茱萸，这是斯诺喜欢的密苏里州州树。
斯诺永远安息在太平洋两岸，也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1979年，中国三联书店出版了新的《西行漫记》中文版，到1982年销售165万册。
1982年，当里根当局计划向台湾出售喷气式飞机和其他军用物资时，中国人民在北京隆重纪念埃德加·斯诺逝世10周年。
1984年，一些中外人士起成立“三s研究会”。“三s”取自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三人相同的姓氏第一个字母“s”。邓颖超任名誉会长，黄华任会长，王炳南任总顾问。
同年，新华出版社搜集了各个时期斯诺的代表作，编辑出版了《斯诺文集》四卷。第一卷《复始之旅》，第二卷《红星照耀中国》，第三卷《为亚洲而战》，第四卷《大河彼岸》。文集的《出版前》说，“这些书是极好的纪念品。”
1985年，中国“三s研究会”、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和中国“三s研究会”内蒙古分会在呼和浩特联合召开“纪念斯诺诞辰80周年学术讨论会”。
1988年，中外文化界好友共聚北京大学，举行“纪念《西行漫记》表50周年学术讨论会”。
199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的新译本，第一次印刷6万册顷刻销售一空。中国人民永远记着自己的老朋友。
重温斯诺在中国的经历，研究斯诺，学习斯诺，正像《斯诺文集》的《出版前》所说：
“对于中国的年轻一代来说，从斯诺身上可以学习那朴实无华，诚挚勤奋，信任人民，前进不息的品德。他笔下对旧中国和新中国的朴素而生动的描绘，很好地说明了中国人民几十年取得的进步以及社会主义事业伟大的光明前景，鼓舞我们为四个现代化的壮丽事业作出踏实和坚韧的努力。”
“对于新闻文化界的同仁来说，斯诺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财富，而且他的工作方法，实事求是地认真研究问题的态度，及其为了探索真理，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美国逐渐出现中国热。1976年，《时代》杂志表了斯诺生前写的评论的文章。文章认为“思想上能同时兼容各种矛盾的概念，包括时间与空间方面、战略方面、正确和错误等方面。”20世纪80年代中期，斯诺在50年前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再次出英文版，美国国务院将此书列为继续了解中国的“有用的参考读物”，世界银行总裁克劳塞初次访华时认真阅读此书。斯诺的著作、思想被人们广泛地研究着。
但是，正如《埃德加·斯诺传》的作者汉密尔顿所说，这并不表示美国已“渡过一个严峻的考验”。美国人能否开始理解其他国家的希望？美国人是否仍将通过希望和恐惧的棱镜观察世界，并且笨拙地试图单方面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假如美国人不能重温斯诺的漫长而番茄的经历，他们能否像斯诺所做的那样——开始多学一些，多看一些在”呢？
75十一斯诺笔下的毛泽东（1）
独具慧眼的斯诺始终坚信：
“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主要指南。
“要了解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就必须认识在他们日常生活中所享有的地位。
因此，作为一个卓越的记者、历史学家乃至政治家的斯诺，他将毕生的主要精力倾注于对的了解、理解和记述上，他力图从这一富有特征的典型人物身上概括出一种实际具有的、既深且广的普遍意义来，用以反映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风风雨雨，用以启迪曾经富丽堂皇国度在现在历史上留给人们的一个谜。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在苏区之行前，斯诺亦同样茫然：“，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蒋介石赏25万元银洋不论死活要缉拿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那么高的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什么名堂呢？”他“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是一个盲目的，机械的教条主义者吗”？他是不是“顽固、急躁、利己和残暴”？他的“虚荣心较斯大林更重吗？”……
当斯诺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见到，尤其在通过同的数次直接交谈后，斯诺心中的问号渐渐消失了，一个真切而生动，平实而不凡的领袖人物的形象渐渐形成，并在斯诺的笔下定格。
一个脚立大地的普通人
原来同脚立在大地上的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有着普通人的音容笑貌、呼吸起伏、谈举止、起居饮食、喜怒哀乐。斯诺记述了他第一次见到时的印象：“是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子很高，颧骨凸出。我在一霎间所得到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
他性格开朗，喜欢笑，有着质朴纯真的性格。斯诺曾生动地写道，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他笑起来会令你感染，而且对别人的俏皮话也衷心的表示赞赏。”斯诺曾称的笑为“孩子气的笑”。
他热爱生活。当他和夫人贺子珍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边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得叫了起来，接着他把飞蛾的一片彩色的羽翼夹进打开的书页里。他还喜欢打牌，并且是一个有趣的牌手。斯诺曾写道：“他也学会了打桥牌，……是一个用扑克牌赌博的大赌徒，一个不高明的、爱吓唬人的人，但他也是一个有趣的牌手。他对打牌太不经心，以致会使任何严肃的对手不愉快，而他却很快乐。赌注非常大，但全是假的。”他还喜欢观看演出，同大家一起参加各种活动。
他生活随便、简朴。他“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他习惯随便，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相一致，即使当着人谈话也会心不在焉地松下裤带，搜录着身上的寄生物。生活异常简朴，以住房来说，“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连日常生活用品也极其匮乏，“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他的生活和红军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在长征途中，除了几个星期生病以外，他都和普通战士一样步行。当时的境况确实十分艰难，但也不能说连少数领导同志特殊一点儿的条件也没有，关键在于他们不愿特殊。斯诺为革命领袖这一可贵品格所感动，赞美之溢于表：“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做领袖时间之长，没收财物之多，同生活上的简朴形成强烈的对照。在革命取得胜利前的艰苦环境中，是这样，那么，在革命取得胜利后是不是改变了呢？是不是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建国后变得奢侈起来了呢？斯诺的回答是否定的。斯诺认为仍然“过着较为简单的生活”，“穿的是一套高领的黑灰色便装。……脚上穿了一双已经需要擦油的棕色皮鞋，一双棉布袜子松松地垂在足踝上”。“他奉客和自用的饭餐，属于湖南式烹饪的家常便饭”。
76十一斯诺笔下的毛泽东（2）
他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的人。当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的大米暴动中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湿润的”。
他也脾气。在他脾气的时候，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而且有几次得使人害怕。
类似的感受，还可以列出许多。通过斯诺的笔，形象地告诉世人是人而不是神，他是一个普通的领袖而不是“救世主”。仅靠一个人也确实难以拯救多灾多难的中国，要使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解放出来只能依靠中国人民的合力。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先驱者的作用，作为清醒的中国人，他先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并积极行动起来，唤醒了沉睡的民众。
确实是一位脚踏在中国大地上的普通人，正如他自己对斯诺说的，他“并不是一个复杂的人，而且真的很简单。”但他又是一位不普通的人，他具有并非所有的普通人都有的经历、学识，尤其是他的意志、热和献身精神，这些构成了他作为伟人的基本素质。
一个勤奋而卓有成就的学者
撇开政治家的身份，是一个著名的学者，他学识渊博，对古今中外的哲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科无所不涉，在哲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成就卓然。他自幼勤奋好学，对知识充满着深厚的兴趣，直至晚年，他仍然暇不释卷、笔耕不止。
斯诺根据的叙述，以极大的篇幅将的幼年和青年时代的勤奋好学、热心锻炼、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形作了生动的描绘，对他怎样成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一个领袖以及怎样转变成一个者的历史作了逼真的记述。在这些描述中，斯诺非常翔实地记录了为了找到一个理想的学校是怎样以极大的兴趣注意报纸上的广告，先后各缴纳一元的报名费报考了一系列的学校；他每天按照自修计划到省立图书馆读书，直到关门时才出来；记述了从1911年到1927年上井冈山为止，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以密切注视当时的局势；他为了节省时间，“拒绝谈论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喜欢谈论大事——国家大事、世界大事和整个宇宙”！这样的气魄，这样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学习，使有着超乎寻常的渊博深邃的学识。无怪乎，斯诺写道，是个“学者”，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对哲学、中外历史、中外政治、欧洲社会，或作了“深入的研究”，或是“惊人地熟悉”，或有“实际的了解”。他对英国工党、麦克唐纳、罗斯福、墨索里尼、希特勒、甘地、尼赫鲁、查多巴蒂亚以及美国的黑人问题等等都有研究，并且态度鲜明，或表示极大的兴趣，或表示极端的蔑视。斯诺特地记述了认真而专注地研究哲学的形。他说：
“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门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读书时博采众长，他在读哲学书时，“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同刻苦研读相应的是的不倦的工作精神，斯诺曾写道：“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斯诺特地记录了这样一件事：1936年7月16日晚上9点，熄灯号已经吹过，几乎所有的灯火已经熄灭，但所住的窑洞里仍亮着灯，正同他谈论着有关问题。直到过了早晨两点，斯诺已经精疲力尽，但在苍白得有点黄的脸上，却找不到一丝疲倦的迹象，而且当斯诺和翻译记录的时候，他一忽儿来回踱步，一忽儿坐下来，一忽儿躺下来，一忽儿又倚着桌子读一叠报告。这种不知疲倦的忘我的工作精神令人想起本人用以高度评价鲁迅的名：“一切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实，自己就是为人民大众“耕耘”不息的“牛”。
77十一斯诺笔下的毛泽东（3）
“读书使人聪明”，一个人如有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能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战略眼光宽广些。正如1939年1月28日在延安的一次演说中说的：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就是这样一位博学多识的站得高看得远的人，也基于的这一特色，斯诺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早就断：“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他的“能力在于能分析与他同时期的人的普遍经验——而不只是他本人的经验——加上对自己总结这些经验的正确性具有信心，这是他和那些后来成为他的追随者的爱国分子的分界”。
一个深爱着自己同胞的人
作为一个杰出的革命家，坚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通晓中国古代关于君民关系的古训，他深深地了解要使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必须依靠生活在中国这一大地上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中的人们的合力，尤其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因此，他与人民朝夕相见，平等相处，同甘苦，共命运，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他将自己和人民紧紧维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他深深地热爱着人民。
斯诺曾为这种品格所感动。他这样写道：
“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赤着脚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25万元要他的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边的行人一起在走。”
斯诺曾经几次和一起去参加村民和红军学员的群众大会，去红色剧院，他现总是“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群众可以点名要他表演。斯诺在写到红军剧社的演出时说：“以及其他干部和他们的妻子都分散在观众中间，像旁人一样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演出一开始就再也没有人去怎么注意他们了。”
之所以能引导中国革命这一历史潮流，显现出他那扭转乾坤的不尽力量，是因为他背靠着大地，在身上有“天命的力量”，“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这种“力量”和“活力”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的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出身农民，“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尽管他没怎么受过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但他对农民有一种特殊的感。他曾对人说，他是一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觉得不像样子。那时，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农民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农民在一起了，我逐渐地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学校教给我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感。这时，我觉得，尽管农民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但其实他们很干净。”这样，感就起了变化，对广大受苦的农民产生了深深的感：
正是这种特殊的感，深入地处僻壤的山村，考察中国农民的状况和特性，从而使青年时代的就了解了的那些后来夺取政权后又被遗忘的事实。
（一）在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贫困的文盲，他们受的压迫最重，受的剥削最深；
（二）中国最大的创造力的源泉埋藏于这群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们之中；
（三）成功地赢得它的支持并且能有效地将它组织起来的人，将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地位；
（四）在这股强大的劳动力量中，蕴藏着使中国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所必需的“资本”。
78十一斯诺笔下的毛泽东（4）
据此，相信中国农民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建设力量，“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不仅局限于思想上的认识，还具体地找到了解决农民、赢得农民的具体途径。
认为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关键，他在保安告诉斯诺：“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农民。”国民党由于和地主阶级一鼻孔出气，也就失去了农民的支持，结果南京政府土崩瓦解了。人由于坚持把土地改革看做是争取农民战斗同盟的方法，因而赢得了农民的支持。结果，取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当然，人认为土地的重新分配不是事的终结。说服农民坚持斗争，取得耕者有其田的成果，把农民从苛捐杂税、高利贷、饥饿和家破人亡的苦海中拯救出来，这仅是第一步，更艰巨的任务是如何进一步使农民转化为积极参加主宰他们命运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斯诺认为，这是认为“最不可轻视的工作，其结果现在仍受到考验”。
要夺取革命的胜利，非有农民的支持不可，但同以往的领袖人物（孙中山可以说是唯一的例外）不同，并不是为了取得权力，去利用农民阶级的，他是出于对农民阶级这一中国的主力的苦难处境的深深同，将它同解放中华民族这样一种沉重的责任感维系在一起，更是出于他对农民的深深的爱。
基于这种深沉的爱，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他并没有把他们撇在一旁，建国后，他一直关心着中国农民的命运，他亲自规划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文化教育以及精神风貌的改变，努力帮助农民克服愚昧、保守以及小生产者的习性，号召党的干部们密切同农民保持联系，同他们共甘苦，以便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和要求。
不仅对农民阶级有深厚的感，深信“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一古代圣君的古训。信奉“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俗语，坚信民众大联合的力量。在革命时期是这样，在建设时期也是这样，他始终强调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力量，早年就重视工人运动，同工人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建国后，他经常下工厂视察、访问，同工人阶级产生了深厚的感，他力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中来，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他像任何一个杰出的领袖一样，要求自己去热爱、去关心、去了解自己的人民。
斯诺看到了这一优秀的品德，因此，在他的笔下是一个深爱着自己的人民的领袖。
一个最了解自己国家的领袖
“教条主义连牛粪都不如”，总是这样说。
斯诺深信不是“一个盲目的，机械的教条主义者”。斯诺曾写道：“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践结合起来，制定了适合中国况的政策策略和路线。”他强调“从特别和具体的况中进行具体分析的重要性”。
曾多次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权”，“不要在同志背后说闲话”，要“互通报”，“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等名。
斯诺指出，在保安时，他在的毗邻住了几个星期，在每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前，他总见到委员们都先到的窑洞里，起先是一个接着一个，后来是或两个或三个一起与毛作长达数小时的讨论。因此，当毛召开会议时，他就可以掌握各方面的观点作综合性分析。全体会议的时间往往比个别会议的时间还要短。斯诺认为，决不是那种只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轻视具体经验；只依靠才智，而不去接触实际；只重视理论，而轻视实践的教条主义者。他早已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用以指导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创造性地运用着马克思主义。同这样一种非教条主义的指导思想相应，斯诺现，同志很喜欢采访活动。他写道：“同志往往喜欢自己做采访记者，要亲眼看到事物的展过程。”斯诺在《大河彼岸》-书中指出，每年平均只有四个月的时间在北京，其余是随意在中国境内旅游。他按时到大城市去视察，与各省党的领导人甚至底层人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79十一斯诺笔下的毛泽东（5）
他有时突然到各新工程区、公社、工厂、托儿所和幼儿园里去，并视察过一些劳改农场。他往往出其不意地置身于本地农场或工厂，和农民们促膝谈心，并同他们一起吃。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显示了对每个成年人和孩子摄取的卡路里（热量）也了如指掌；在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那段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他清楚地知道人的食物和正常时期差了多少。
不仅身体力行，调查研究，而且多次号召反对本本主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甚至在同斯诺谈话时也忘不了向斯诺提出这样的要求和祝愿。他说：
“我希望你作点社会调查，对于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资本家、各阶层作调查，看他们的生活，看他们的绪。”
“调查一次也不一定能够真正认识。第一，别人不一定讲真话。第二，自己对别人的况不一定能够理解得很好。
注重分析具体的况，不死搬教条，重视实际行动，确是的不凡之处。美国著名作家杰克·贝尔登曾这样写道：“如果中国依赖一般原则，不顾具体况，那么他们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坏的者，铸成历史大错。但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讲究实际的人。他们有很强的保全自己的本能，无意使自己成为任何教条祭坛上的牺牲品。如果他们要想这样做的话，大概就得把目前的领导者搞掉。”
确实，一直避免将自己放在教条主义的祭坛上，也竭力避免将整个中华民族置于教条主义的祭坛上。他深信，包治百病的圣丹妙药是虚幻的，对症才能下药，否则就会加重病，甚至病入膏肓而无可救药。
在看来，马克思主义是指路明灯，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至于如何走，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标，马克思不可能也不会提供具体的步骤。诚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具有惊人的洞察力，但是，一个世纪后中国的况也是难以想象得到的。曾意味深长地对斯诺说过：
一切都在展变化，“从现在起一千年，我们每个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大概会显得有点可笑”。
不仅不迷信马克思主义，也不迷信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成功的道路，认为，苏联给全世界要求革命、要求实现的国家提供了榜样，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但是，它的具体道路不可能是适合每一个国家的，每个国家有自己的独特的况，因而也有同这种特殊况相应的各自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与苏联以城市武装起义争取政权的道路相反，在认真地和详细了解中国社会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农村红色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理论，认为只有按照这一理论做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br/>shuba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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